公司金融的发展历程范文第1篇

关键词：金融综合经营 发展历程 现状 风险 金融监管

金融综合经营是指在金融监管机构的许可下，金融机构同时经营银行、证券、保险等两项以上的金融业务。随着国内金融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以及国际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国内金融机构的不断创新和事实上的综合经营，使得银行业、信托业、保险业、证券业之间的业务界限更加模糊。“十二五”规划纲要也明确提出，积极稳妥地推进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顺应全球金融业发展趋势，是提高我国金融业总体经营实力的重要举措。

金融综合经营的发展历程

（一）主要发达国家金融综合经营发展历程

一战后美国经济迅速崛起，证券市场的发展使得企业实现了大量的直接融资， 其良好的回报诱使商业银行开始参与证券投资活动。1929年美国股市发生暴跌，引发了大经济危机。至于股市大崩盘的原因，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是商业银行业务与投资银行业务的综合经营导致了股市的崩溃。而由于商业银行在证券上的投资又进一步引发了银行体系的崩溃，股市和银行体系的崩溃最终导致了经济的大萧条。为抑制股市投机，1933年美国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这标志着美国金融业开始全面实行分业经营。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金融自由化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迅速发展，加之美国金融业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的日益下降， 为了提高美国金融业竞争力，美国金融监管当局进行了一系列意在推动金融业发展的金融自由化改革。1999年11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别高票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该法案的核心内容就是废除之前通过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允许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进行综合经营， 从而使美国金融业在立法上告别了分业经营的历史， 迈向了综合经营的新时代。

20世纪70年代以后，金融自由化和一体化发展趋势明显，金融创新的意识不断增强，金融分业经营成了金融创新做大的障碍，同时也对金融业分业经营提出挑战。1986年10月，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为了保住伦敦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开始进行较大程度的金融改革。英国金融改革的核心内容是金融服务业自由化，包括废除各项金融投资管制，银行可以经营包括证券业务在内的综合性金融服务等。这场变革对英国传统的金融制度产生较大冲击， 而且也对世界金融业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日本随后效仿英国进行了金融大变革，走上金融业综合经营的道路。

（二）我国金融综合经营发展历程

我国金融业的发展也同样经历了从混业经营到分业经营的过程，现在处于分业经营到综合经营的过渡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的金融业处于无序的混业经营状态。商业银行基本上都有参股信托公司、证券公司，国有四大商业银行也都不同程度的开展了信托业务。银行业和证券业逐渐开展了模糊的综合经营。此时的金融机构也开始纷纷涉足各行各业，开始了初步的混业经营。但由于我国当时金融综合经营的法律法规和风险控制机制并不健全，金融业混业经营造成了金融业发展混乱，严重地扰乱了我国的金融秩序，并对经济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针对国内金融业混乱的局面，1993年国务院了《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规定：“对保险业、证券业、信托业和银行业实行分业经营”。1995年，我国又颁布了《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和《保险法》。这三部法案的出台，基本确定了我国金融业分业经营体制的基本格局。1998年底，我国颁布了《证券法》，由此我国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局面全部形成。

随着金融市场一体化和金融业自由化的发展，金融创新和金融业综合经营是大势所趋，特别是WTO保护期的结束，有着综合经营背景的外资金融机构纷纷进入我国市场，对我国现行的分业经营格局已经产生了冲击。“十一五”规划就明确提出了在金融体制改革方面，2006年开始将稳步推进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建设工作，推动金融控股公司规范发展。监管当局也密切关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金融控股公司和交叉性金融工具发展状况。

我国金融机构综合经营现状

（一）我国现行的综合经营模式

近年来，我国逐步放宽对金融综合经营的限制，逐步形成了四种较为典型的金融综合经营模式：

一是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的综合经营模式，主要借助银行的客户资源、渠道资源和管理资源上的优势，以银行的业务单元或非银行子公司的形式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服务，如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等；二是以非银行金融机构为主体的综合经营模式，以中石油、银河金融控股公司和新希望公司为代表；三是纯粹的金融控股集团模式，主要有光大集团、中信集团、招商局集团，在保险机构中有平安保险，通过不同类别的子公司提供多元金融服务和其他非金融业务，母公司通常不从事具体的业务，主要是对旗下的机构进行统一的管理；四是区域性的金融控股公司，如上海国际集团、山东省鲁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

（二）我国金融综合经营存在的问题

1.金融综合经营的风险问题。金融综合经营面临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等，同时由于其特殊性又面临一些特殊的风险：

公司金融的发展历程范文第2篇

论文关键词：海峡西岸，基础设施，信托年报分析，信托融资

 

信托与银行、保险、证券并称金融行业的四大支柱，随着2002年《信托法》、《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和《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相继颁布和实施，信托行为的法律关系被确定，信托业明确了“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主业。信托公司的资本实力得到加强，资产质量得到了较大改善。信托公司成为目前唯一一类业务领域横跨资金市场、资本市场、产业投资市场的可跨领域经营的金融机构，可操作的业务空间已经明确得益于信托制度的规范性和灵活性，近三年来，信托行业的盈利和资产规模迅猛增长。截至2010年4月30日，51家信托公司按照规定时间披露了年度报告，其中50家实现盈利，信托业管理的信托资产规模一举突破2万亿元，行业净利润达120亿元，信托业愈来愈呈现出在当前金融宏观形势复杂多变情况下灵活的适应能力。

通过对信托公司公开披露的年度报告分析，研究信托行业主流业务模式及业务结构，分析各家信托投资公司的收入来源结构及资产结构信托年报分析，进而从财务分析视角为海峡西岸经济区基础设施融资提供可行的信托融资路径。

一、信托业及信托融资模式简介

（一）发展历程

信托与银行、保险、证券并称金融行业的四大支柱，从1979年10月中国第一家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至今，信托行业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历程。随着《信托法》、《信托公司管理办法》、《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新办法）出台，揭开了信托业变革的序幕。新办法对信托公司自有资金的投资范围、信托业务的发展方向、信托资金的管理模式等涉及信托业发展、定位的核心问题做出了新的规定，目前正常经营的51家信托公司已大部分完成的新牌照的换证工作。

随着我国金融机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制度的明确，以及信银分离、信证分离的实施，信托投资公司成为目前唯一一类业务领域横跨资金市场、资本市场、产业投资市场的可跨领域经营的金融机构，可操作的业务空间已经明确得益于信托制度的规范性和灵活性，近三年来，信托行业的盈利和资产规模迅猛增长。

（二）主要信托业务模式简介

以信托公司在业务融资过程中的作用划分，信托业务可分为以下三类[1]：

（1）直接融资类信托――包括直接贷款类及结构性融资类，公司担任受托人和贷款服务商，主要担任融资项目尽职调查、筛选推荐、交易结构设计、债权及担保管理职能。目前信托公司主要开展房地产融资业务及结构化证券融资业务。

（2）资产管理类信托――公司将该类业务作为重点发展方向，着力提高产品创新含量、设计水平和管理能力，将自身定位从融资工具转变为个性化产品及基金的设计者和管理者。公司担任受托人和投资管理人，对信托资金的投资运作效果承担责任。目前信托公司主要开展证券投资类信托（即“阳光私募”）业务。

（3）居间类业务――该类业务包括单纯受托管理和财务顾问等。公司主要担任受托人、账户管理人和财务顾问，按照信托文件约定和委托人指令执行或提出建议，包括财务顾问、信托融资服务、信贷资产证券化信托、企业年金基金信托、债券承销等。目前信托公司主要开展与银行理财产品对接的银信合作业务。

二、2009年度信托公司财务报表分析

2009年我国经济发展经历了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最为困难的一年，在国际经济危机尚在延续以及国内宏观环境复杂多变的同时，2009年银信合作业务、房地产信托业务、证券投资业务相继出台新规，面对种种外部环境压力，信托公司经受住全面的考验，信托业整体大盘仍然基本稳定，增长幅度进入稳定期，核心指标实现平稳增长，就信托公司的整体经营而言，环比业绩仍然骄人。行业管理资产规模在2009年成功突破2万亿大关，净利润120亿元，较上年增长13%。平均信托资产达到历史高点的386亿元，比上年增长57%，平均信托收入20亿元信托年报分析，经上年增长70%，平均信托利润17亿元，比上年增长99%。从信托资产投向看，基础产业资产占比达36%，一直居于信托资产首位。现将信托公司主要财务指标情况及信托资产分布情况分析如下：

（一）主要指标行业平均水平变动情况

 

 

指标

2008

2009

变动率

一、盈利水平

1、净利润

2.2

2.4

9%

2、资本利润率

14.7%

13.5%

-8.2%

 

 

 

 

 

  二、资产规模

3、自有资产

17.2

21．7

26%

4、信托资产

242

386

59.5%

 

 

 

 

  三、收入构成

5、营业收入

3.3

3.8

18%

其中：自有业务收入

1.5

2.2

46.7%

信托业务收入

1.8

1.6

-11%

 

 

 

   

 

 

公司金融的发展历程范文第3篇

一、 美国金融自由化历程

1、大崩盘引起大管制（20世纪30～60年代）

从美国的金融发展史来看，早期美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反对对金融业采取集中化控制，金融体系实行自律原则，因而金融业的稳健性、流动性及服务规范都缺乏严格统一的规定。当时银行、证券、保险可以混业经营,商业银行既可办理信贷业务,又能进行证券投资、从事保险、信托业务。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年代。1929年10月，美国华尔街股市发生大崩盘，引发银行挤兑存款风潮，许多银行倒闭，从而引发了金融危机，进而威胁到大量企业的经营和生存。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导致了美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30年代大萧条。

大萧条期间，全美银行的1/3，即11000家银行倒闭，信用体系遭到毁灭性的破坏。1931年,美国成立专门委员会调查和研究大危机的成因，认为，商业银行、证券、保险（尤其是前两者）在机构、资金操作上的混合是引发大萧条的主要原因，对1929年股灾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而认为，商业银行不应该参与证券交易。

在此背景下,193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1933年银行法》，即《格拉斯-斯蒂格尔银行法案》（Glass Steagall Act），实施分业经营原则。之后，又相继颁布了《1934年证券交易法》、1940年《投资公司法》、《投资顾问法》等一系列法案，逐渐完善和强化了相应的法律和规则，逐步形成了分割金融市场的金融分业经营制度框架。

在40年代～60年代，美国各金融机构主要进行专业化经营，经营范围比较狭窄，经营业务也相对简单、安全。储蓄和贷款协会、信用社、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这些主要的金融机构各司其职，相安无事，也很少出现经营失败，金融业处于平稳祥和的长时期繁荣之中。在此期间，每年破产、被迫关闭的银行平均不到10家。

2、管制引发银行业力拓海外市场（20世纪60～80年代）

60年代未，随着战后各国，特别是德、英、法、日等国经济进入持续快速的发展期，国际贸易相应发展，在国际市场上的金融服务需求大量增加。当美国大多数金融机构还在紧盯着如何切分本国金融市场，又被“Q条款”与禁止商业银行跨州经营等各种限制性法规捆住双脚时，花旗银行开始积极拓展国际市场业务，获得了巨大成功。因为，在海外开设分支机构不会受到国内法律的严格监管，不仅可以翻过分业经营的“防火墙”，绕过禁止跨州经营的“篱笆”，还可突破利率管制的“天花板”。

花旗的成功，让其它银行纷纷效仿，趋之若鹜。到了70年代～80年代，美国银行在国际银行业中已经占据了领先地位，到1990年，有100家以上美国银行在海外设有分支机构，资产总额超过4000亿美元。

3、以创新抵御利率、汇率风险（20世纪60～80年代）

60年代中期以后，“布雷顿森林体系”逐渐解体，牙买加体系――浮动汇率制开始形成，金融业的经营面临着经济环境的巨大变化。

时势世事的巨变使得美国国内的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严重加剧，这给国内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带来了很大困难，为了规避风险，求得生存与发展，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开始了大量的金融创新。主要包括：（1）创造可变利率的债权债务工具：如可变利率存款单、可变利率抵押契约、可变利率贷款等；（2）开发金融衍生产品：包括各种金融期货、期权和互换协议。这些金融创新从60年代开始，70年代日益活跃并成为时代特征，许多重大的金融产品创新都产生于这个时代；到80年代逐渐蔓延至全世界，形成全球趋势和浪潮。

4、创新与监管的较量引发开放（20世纪70～80年代）

70年代中后期的金融创新已经不仅仅是出于规避风险的创新，而发展成了有意识的规避监管的创新。由于金融业较其它行业受到更为严格的监管，因此从另一角度看，谁能开发出规避政府监管法规的产品，谁就能拓展新的经营空间，谁就能获得丰厚的利润。因此，规避政府监管，也就成了这个行业创新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平台。金融创新与政府监管的较量，使得金融自由化不断推进。

为了规避利率管制，各个金融机构想尽办法。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推动了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的出现，商业银行创造出“货币市场存款账户（MMDAs）”、“超级可转让支付命令（SNOWs）”等新的法宝。面对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产品的冲击以及银行的积极游说，考虑到金融业主体已经具备比较完善的利率管理水平，放松利率管制能改进大部分利益主体的福利，美国金融当局对银行法进行了修改。

在《储蓄机构取消管制和货币控制法案》和《储蓄机构法规》（即《格恩-圣杰曼法》）相继出台后，1986年4月1日，美国彻底实现了利率自由化，迈出了金融开放最实质性的一步。

5、金融自由化的基本实现（20世纪90年代）

90年代是美国金融开放发展最快的年代，其中银行业的金融开放成为自由化的主要部分：

（1）银行控股公司的发展打破了分业经营的限制。银行控股公司是为了持有一家银行的股票（股本）而成立的公司。通常控股公司只持有一家或多家银行在外流通股票的一小部分，能跨州、跨国扩展业务，并从事联邦法规禁止的业务，如从事包销证券、保险、房地产经纪管理咨询等活动，因此能绕过政府的管制。

（2）银行业务的全面扩展。首先是银行争取到了投行业务。面临日本、加拿大、西欧等国在连锁 “金融大爆炸”之后建立的大型银行的竞争，美国的银行业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加上美国银行业为争取进入投资银行业多年所做的努力，使得美联储在1986年通过了一项允许部分美国银行提供有限投资银行业务的政策。之后又进一步在此领域进行了很大力度的改革。其次，尽管还存在部分限制，但银行在保险业务方面得到了突破。经过商业银行多年的不懈努力斗争，货币监管局终于允许美国联邦政府授权成立的银行申请经营新证券的承销、销售规定的保险产品以及其它以前被禁止或限制的业务，但同时规定：新业务必须由一家独立子公司经营，并对子公司的经营条件进行了约束。再次，银行开始涉足证券中介服务。在1990年代中期，许多银行，特别是大型货币中心机构，已经普遍开始提供证券经纪业务和投资咨询服务。在1997年和1998年，美国国会取消了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相互收购的限制，允许银行涉入非金融业。

（3）跨州经营解禁带动银行并购潮。1994年，国会通过了《里格-尼尔洲际银行与分行效率法》和《里格-尼尔社区发展和管制改革法》，首次赋予了美国银行更大的跨州吸收存款、将跨州收购的附属银行设立为分支机构的权力。到1997年6月，美国金融市场已不再是相互分割的了。随着跨州经营的解禁，银行并购浪潮便风起云涌，金融市场的融合全面推开。

经过60多年的发展，到90年代末，金融自由化理论要求的五个条件【（1）取消利率管制；（2）废除金融机构业务领域的限制；（3）金融市场自由化；（4）资本流动自由化；（5）汇率自由化】美国都已经基本具备。

1999年11月，《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生效，意味着在美国实行了近70年、并由美国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对国际金融界产生重大影响的金融分业经营制度走向终结。它标志着美国金融业甚至世界金融业进入了新纪元，金融管制放松、全能银行（合业经营功能齐全）将成为国际金融业发展的大趋势，金融自由化的进程在世界范围内全面推开。

二、日本金融自由化历程

1、二战后日本的金融制度（二战后～20世纪70年代中）

日本金融体制是在20世纪 50年代初建立起来的。在战后的政治经济历史条件下建立的金融体制具有以下特点：

（1）日本政府在金融业中占居主导地位，大藏省行使着金融行政职能。在当时恶劣的经济条件下，日本建立了政府严密控制下的“护送舰队式”的金融体制，使银行在经营上受到政府高度管制的同时亦受到相当严密的保护。

（2）间接金融占主导地位。日本实现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企业所需的绝大部分巨额资金都是通过借款方式从银行获得的，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以1970年为例，日本的间接金融比重高达87%，而美国只有47%。

（3）主银行体制。所谓主银行体制（Main Bank System），是指某一家或几家银行既是特定企业外部资金的最大提供者，又是该企业的大股东。这种安排排斥、削弱了公司治理结构中股东的正常监督和市场对企业行为的激励与调控，为日后的金融危机埋下了隐患。

日本金融体制的三个基本制度之间在功能上存在着高度的依存性，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日本金融体制的本质特征是一种以限制银行存贷款利率、金融业务严格分工、金融市场封闭、政府对金融的巨大干预性为特征的限制性金融体系。

2、政府主导的“渐进式”自由化（20世纪70年代中～80年代）

70年代中后期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日本国内外的经济形势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推动日本政府放松对金融业管制的国内与国际因素不断涌现，日本金融业逐步踏上了自由化之路，主要表现在：

（1）资金估计由短缺变为过剩，冲击了传统的金融体制。首先，大量“余裕”资金的存在促进了证券回购市场的发展，并由此引发了银行业同证券业的竞争。证券公司所进行的具有资金借贷性质的证券回购业务的迅速发展，“破坏”了战后日本传统金融体制之下证券业与银行业之间的均衡关系；其次，由于日本大企业采取“减量经营”的方针，对外部资金的需求不断减少进而对银行的依赖程度不断减弱，这就加速了银行同质化的进程，并引发了银行业内部的激烈竞争。新的国内经济环境要求打破传统金融体制的束缚。

（2）最大的资金需求不足部门由企业部门转变为公共部门，筹资方式由间接金融转为直接金融，迫使政府推进了利率调整政策。以1975财政年度发行2.3万亿日元的赤字国债为开端，日本走上了大量发行赤字国债之路。国债的大量发行使日本传统的国债定价、发行和消化方式无法维持，日本大藏省开始实施国债的“流动化”和利率“弹性化”政策。允许银行将持有的已发行1年以上的国债在市场上出售，并且自1978年开始采用公募拍卖方式来发行国债。这样，国债作为一种重要的自由利率金融商品活跃于日本金融市场，进而引发了银行业与证券业的相互渗透以及银行业与证券业在开发以国债为基础的金融产品创新等方面的激烈竞争。

（3）强大的国际压力使日本金融管制大大放松。首先，严峻的国际竞争压力要求日本放松对企业债券发行管制。 1980年日本修改外汇法，确定了外汇交易“原则自由”的政策原则，放松了对国际间资本流动的管制。海外资本市场发展壮大，对日本国内资本市场构成了极大的竞争压力。这进一步迫使日本放松了对企业债券市场的管制措施：一方面逐步调整了长期实施的企业债券发行“有担保原则”这一行业惯例，降低了债券发行企业的资格标准；另一方面降低了银行所收取的担保物品管理手续费。

其次，美国政府对日本政府施压与日本的金融管制放松。70年代末80年代，美国的高利率政策造成美元大幅度升值，对其出口产业及就业的打击不断深化，美国政府进而要求有关国家采取措施抑制美元升值。美国政府出台的“索罗门报告”认为，造成日元贬值的最重要原因是日本实行“人为低利率”的金融管制政策，致使投资家不愿投资日元以及日元金融商品。所以，要求日本加速实行金融自由化。1984年5月末，《美国―日美元日元委员会报告》，与《金融自由化及日元国际化的现状与展望》发表，成为日本的“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宣言”。在“宣言”发表以后，日本存款利率自由化的步伐开始加快，在都市银行、长期信用银行、信托银行、地方银行、相互银行、信用金库等6类银行型金融机构的存款总额中，自由利率存款比率由1986年3月的11.8％上升到1988年3月的26.8％。

3、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自由化的继续推进（20世纪90年代）

90年代前半期，尽管日本金融业已经陷入到不良贷款严重、金融交易大幅度萎缩的困境之中，但日本政府并没有打算从根本上改革传统的金融管制体制，来调整和重建金融秩序，而仅仅是按照80年代中期所规划的金融自由化目标实施了如下两项措施：实现存款利率的完全自由化，以及推进金融机构业务兼营化的初步发展。

90年代中后期，受不良债权等问题严重困扰的日本金融业发生了空前的危机，许多巨型金融机构陷于经营危机状态，金融机构的破产倒闭事件频繁发生。金融危机及由此引发的经济危机使日本政府面临着严峻的民众信任危机。在这种大背景下日本政府于1996年发表了题为《金融体系改革――面向2001年东京市场的新生》的报告，确定了日本金融体制改革的构想。此后，日本政府陆续出台了多部金融改革法令，对战后传统的金融体制进行了多方面的重大改革。其中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的改革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金融控股公司合法化。第二、金融机构业务兼营化进一步发展。第三，对金融机构开业及价格与非价格竞争管制的进一步放松。首先，证券公司与信托投资公司的开业管制由以前的许可制改为注册制。其次，股票交易实行自由手续费率。第四，国际间金融交易的彻底自由化。于1998年4月起正式实施的日本新《外汇法》规定：实行内外资本交易自由化，放开资本项目下外汇业务的许可证制或事先申报制；外汇业务完全自由化，废除外汇银行制、指定证券公司制和兑换商制；放开个人和企业在国外金融机构开户存款；放开企业间外汇债权与债务的轧差清算以及境内居民外币计价结算。

另外，日本政府为使企业更容易地通过发行债券融资，还进一步放松了对企业债券发行的管制。1996年1月，日本大藏省废除了此前长期实行的企业“适合发债基准”，规定无论何种企业，只要获得一家以上的信用等级评定公司的信用等级评定，就可以发行企业债券。

通过上述改革措施的实行日本的金融自由化进程进一步被推向深入。

三、 美、日金融开放模式的比较

1、金融自由化进程在时间上差异很大。美国的金融自由化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历时60多年，从金融自由化的萌芽到成熟发展是在一个长期的过程中经过不断的实践才完成的。而日本的金融自由化进程也虽然也被称之为是“渐进的”（与拉美国家的金融自由化模式相比），但和美国走过得历程相比显然就有些急于求成，显得更加有些激进了。不过二者的历程至少都昭示了一点，金融自由化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渐进的开展是必然的选择。

2、金融自由化进程的主导者不同，这也是二者金融开放最大的不同点。美国的自由化是金融创新与监管放松互动来推动金融自由化的历程。无论是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银行法案》的寿终正寝，还是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的喷薄而出，都不是因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是美国金融制度近70年变革的总结果;是一国金融机构间金融服务手段、方式、理念的竞争、发展、创新和整合。正是这一场金融管制与放松管制之间的反复博弈，在美国金融史上形成了“放松管制再放松再管制”的全过程。在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企业以及由众多企业组成的市场力量是自由化的主导者，政府当然也在施行改革、监督管理方面发挥了作用，但是政府行为在更大程度上是应时而变的，政府在各方面的放开都是建立在企业争取，以及企业和市场创造了成熟的经济条件的基础上，而没有表现出太强的主动性。

而在日本，金融自由化的道路是设计出来的。经济环境的演变和的政府的经济行为是金融自由化的最强大动力，金融开放的整个进程是配合着政府的金融改革政策推进的。这个自由化并非自身经济发展的自然历程，而是在跟随大潮流的情况下由政府主导规划的，带有更强的主观色彩。

另外，美国金融自由化的自然进程还表现在整个自由化过程基本上没有受到外国的干扰和压力，但是日本的自由化却是压力巨大。这也决定了二者的自由化的结果大相径庭。

3、在全球金融开放进程中扮演的角色有巨大的差异。美国是全球金融自由化浪潮的制造者，而日本只是相对被动的跟从者。虽然不能说日本的自由化就是完全沿袭美国的现有历程，但是我们要看到，从利率的市场化到金融机构业务兼营的自由化发展再到国际金融交易的彻底放开都是在走美国走过的路。我们可以说美国的自由化历程确实给我们揭示了某些规律性的东西，但是不同国家面临的经济环境，历史条件差异很大，能否认清角色，走真正适合自己的路来推进金融开放是十分关键的。

四、对中国的启示

通过上面的比较分析，我们发现，我国和日本在国际金融自由化历程中所处的位置是很相似的。我们应该认识到，在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的条件下，我们就只有选择接受挑战，积极推进金融开放，但是中国现今发展的情况使得我们不可能像美国一样经历一个完全的金融开放的自然进程，而只能走日本一样的道路，主动融入到整个国际金融自由化的进程中去。这也应该是除美国以外的其他众多国家的选择。

日本金融自由化的发展经验对我们来说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我们从中可以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启示：

第一，经济运行环境的演变是推动金融制度改革及金融自由化的最强大动力。政府主导金融自由化不见得就一定带来经济的高速发展，必须建立在对经济大环境和经济条件正确把握的基础上。但是，在强调经济环境的重要性的同时也要认识到金融自由化在当前阶段已经不完全是市场主导的情况下，政府的作用是必须的，政府决策的好坏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金融开放的好坏，进而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应该充分重视政府在金融自由化中的决策作用。

第二，渐进地推进自由化是必要的，但渐进式的金融自由化并不能完全有效地规避金融风险。美国和日本的经验都表明渐进推进金融开放的重要性，所以我国的金融开放也必然要走渐进的道路。但是，从日本的实例中我们也要看到，9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的金融自由化一直是渐进地展开的。正是在这种渐进的金融自由化过程中，日本的金融风险也在不断加剧。这就提醒我们在推进金融自由化的同时金融风险的控制要始终摆在重要的地位。

第三，利率市场化和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的改革是金融自由化中相当关键的部分。美国和日本的发展经验都同时证明了在金融开放过程中二者的基础性作用。所以，加大我国金融自由化的力度，必须继续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和银行业改革，这是下一阶段金融开放的保证。

公司金融的发展历程范文第4篇

关键词：金融学教育；投资学；公司财务学；CFO；课程设置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09)02-0078-03

一、我国金融学专业课程与西方大学的区别

(一)我国金融学专业课程的特点

目前我国金融学科内涵的理解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

1　传统金融学科的内容。从我国目前的教学与研究实践(包括综合性大学和财经类大学，不包括理工类大学)来看，传统金融学专业的主要对象是货币经济学(包含货币起源、职能，货币供求理论，货币政策理论与操作)、金融机构及其管理(其中最主要的是银行的运作和管理，包括银行的计划、财务、人事等方面)以及金融市场的运作(多强调金融市场的功能性因素，忽视其对微观主体如公司和个人投资者的作用)，基本可以划分为两大部分：金融理论的宏观分析层面和金融理论的微观分析层面。

2　“海归”人士对于金融学内容的概括。“海归”人士对于金融学科内容的概括实际上代表欧美大学商学院(其中以美国大学商学院为主)的看法。他们把传统金融学的宏观层面内容归纳为Money Econourics，认为它属于宏观经济学的一部分，应该把它抽离出来，放在经济学院讲授。真正的金融学应是Finance或Financial Economics，这一部分内容应该放到商学院、工商管理学院或管理学院。目前我国理工类大学的金融学科课程体系就是这样设置的。

(二)西方国家金融学专业的内涵

1　西方国家金融学专业的内涵。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c·默顿教授在其《金融学》一书中指出，金融学是研究人们在不确定的环境中如何进行资源跨期配置的学科。因此，国外金融学的研究主要包括四个层面：一是公司财务和公司治理，二是投资者行为；三是金融资产的价格行为和金融市场的微观结构设计；四是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及投资基金等金融中介机构的运作。可见，国际通行的金融学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精神，其核心是从微观角度研究不确定条件下。能够实现资本最优配置的金融资产均衡价格。事实上，Finance在美国已演变为一门以微观经济主体金融决策为核心的学问。就其主要内容来看，翻译成中文，多以“金融市场学”、“资本市场学”、“投资学”、“证券学”等名目成书。至于分别就其中的某一方面，如风险管理、资产评估、衍生工具定价等单独讨论的著述和译著，种类繁多，很难一一列举。特别地，自从1958年莫迪利亚尼与默顿·米勒通过《资本成本、公司财务与投资理论》一文提出了著名的MM定理后，原本不相关的投资学与公司财务学就成为密不可分的一个金融学整体——Finance。从美国历届金融学诺贝尔奖得主以及罗斯、伯瑞汉姆和费玛等著名金融学家对于金融学的研究方法和成就看，都是把资本市场理论(如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效率市场理论等)和公司财务理论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因而他们也被称为财务学家。

2　西方大学金融学课程的组成。1997年，美国学者RonaldW.Melicher等在他们的著作《Finance》(金融学)第九版中将金融学分为如下三个部分：金融系统(The Financial System)、投资学(Investments)与公司理财(Business Finance)。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著名金融学家钱颖一教授则认为，美国的Fi-nance包括以下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Corporate Finance，即公司金融，包括两方面：一是公司融资，包括股权，债权结构、收购合并等；二是公司治理问题，如组织结构和激励机制等问题。第二部分是资产定价(Asset Pricing)，它是对证券市场不同金融工具和其衍生物价格的研究。这两部分合起来就是国外所指的Finance，即金融。香港科技大学教授、著名金融学家郎成平更进一步认为：“金融学领域基本上包括了两大主流：第一是投资(Investment)；第二是公司财务(corporateFinance)。投资学主要是探讨金融市场和金融资产(包括股票，债券，期权和期货)定价模式。关于课程方面，投资学领域可以开设如下课程——投资学(探讨金融市场的组织和特性，股票，债券和期权与期货的基本特性和基本定价)，固定收益债券(专门探讨政府债券和公司债的特性和定价)，国际金融市场(介绍国际金融市场的组织、运作和金融工具的运用，利率，汇率的定价和特性等等)，期权与期货(专门探讨期权与期货的特性和定价)。公司财务主要是探讨公司实物投资与财务运作的决策过程。公司财务学领域可以开设如下课程——公司财务，公司兼并与收购，公司治理。公司财务课程讨论如何评估(实物)投资项目的收益与风险，投资项目的融资，股利政策和破产与重组等等课题。公司兼并与收购课程探讨如何利用公司财务课程所学到的评估与融资手段进行企业或项目的收购。公司治理探讨公司财务政策对股价的影响，也就是如何透过公司财务的运作以追求公司价值极大化。”

可见，中西方大学在金融学课程设置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二、我国企业界迫切需要精通金融学与财务学的CFO人才

(一)现代公司制度中CFO的作用与职能

CFO(Chief Finance Officer)意指公司首席财务官或财务总监，是现代公司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顶尖管理职位之一。20世纪80年代初，只有美国的少数跨国公司设立CFO的职位。到了20世纪末，随着公司经营环境的变化和信息技术的进步，在资本市场充分发达的国家，CFO已经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职位。在一个大型公司运作中，CFO是一个活跃在金融市场操作和公司内部财务管理之间、不可缺少的角色。其第一个任务是进行投资决策，第二个任务是融资。当公司的发展需要融资时，CFO就要到金融市场上去，分析哪些融资手段所获得的资金成本最低，最适合公司的资金操作模式并在时间上也匹配，并进行相应的融资安排。此外，CFO作为CEO的真正伙伴还参与公司决策，对公司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在现代商业社会中CFO是职业经理人最向往的职业之一，但做一名成功的cFO并不容易。CFO必须具备丰富的金融市场和公司财务的理论知识和实务经验。

在美国，CFO要负责财务、会计、投资、融资、投资关系和法律等诸多事务。公司的财务部门、会计部门、信息服务部门都归CFO管理。除了负责公司与投资人的公共关系，CFO还要保证公司在发展过程中拥有足够的现金，要保证有足够的办公和生产经营空间。此外，公司自身的投资事务和复杂的法律事务，也都由CFO来统筹管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与国内对这一职位的字面理解不同，在美国担当CFO的人才并非财务人员，而通常是具有丰富金融市场运作经验的人。在公司并购活动频繁发生的今天，资本运营已成为公司财务管理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一个合格的CFO必须不断地盯着金融市场，寻找那些适宜的并购目标，或是发现哪些公司正在试图并购自己的公司，并进行相应防范。事实上，美国优秀的CFO通常在华尔街做过成功的基金经理人。

(二)目前我国企业CFO的知识结构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和提高

随着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国内企业面临着空前激烈的市场竞争。残酷的市场现实对国内企业在规模扩张、资本规划、融资筹资、资金管理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企业要想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在资本管理水平上跨上一个新的台阶。据调查，目前我国只有极少数外向型的大企业设置有CFO职位，远远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目前我国企业的CFO主要有两类不同的工作经历背景：一类来自于传统的财会管理人员，另一类具有投资分析的工作履历。因而我国CFO的工作重点都有些偏颇：前者只注重于成本节约控制和风险管理，后者则只注重在投资领域利用财务杠杆和创新机制创造更多的财富。通过对比我们看到，现代经济社会对cFO的职能要求不仅包括以会计、审计、财务管理等知识为重的会计核算、融资与资金调度、成本与风险管理等传统职能，还更多地体现在以投资学知识为主的企业并购和价值管理等战略职能要求上。显然，目前我国CFO这种单一的知识背景远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时代企业转型对其角色的要求。因此，国内企业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CFO财务体系已迫在眉睫。

三、CFO的职能为我国金融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一)CFO的职能为我国金融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CFO的职能实际上是与美国Finance学科的发展息息相关的。1985年、1990年莫迪利亚尼和默顿·米勒分别获诺贝尔奖，他们的成名作，即把投资学与公司财务学结合在一起的MM定理也作为Finance的奠基理论而成为显学。马科维茨、威廉·夏普、罗伯特·默顿、迈伦·斯科尔斯等著名Finance学者在1990年和1997年纷纷获得诺贝尔奖终于使金融学，财务学在美国取得了不可动摇的地位，而这一时期正是CFO在美国公司治理结构中脱颖而出和大放异彩的时代。

与之相对应，我国CFO的知识结构缺陷可以追溯到我国金融学的方向设置。

在我国，由于历史的原因，金融学专业侧重于投资学方向，并不重视财务管理方面，也极少安排公司财务学方面的课程。正是这种课程设置安排的缺陷，导致我国无法培养出合格的CFO人才。CFO人才的缺乏又进一步影响我国企业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不过，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的需要比一百所大学更能促进科学的发展。企业界对于精通投资学与财务学的CFO人才的迫切需要，对我国金融学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

(二)借鉴西方大学经验，金融学专业应该担负起培养CFO人才的重任

目前西方优秀商学院金融学专业，是以公司财务和资本市场(在课程上称为投资学)为基本组成部分，以货币理论与金融经济学(专门探讨金融市场特殊的均衡定价机制和公司财务的经济学机理)为理论基础，以金融工程作为技术手段和金融机构管理作为管理技能训练，以金融市场作为金融的入门基础，金融学与财务学合二为一(而不像国内有的地方将财务学与会计学混为一谈)的完整独立学科体系。这样的学科体系，是与现代金融实践的发展相适应的，在实践中也被证明是成功的。为区别于我国目前的金融学体系，可以将这样的学科体系归纳为财务金融学。

公司金融的发展历程范文第5篇

积极构建银行与金融市场平衡发展的金融体系结构，形成开放大国金融体系的现代框架

对于现阶段的中国而言，基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实际情况，深入考察金融体系改革的立足点、阶段和路径，对于以最切合实际的方式稳步推进金融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中国的现实情况，笔者认为，未来的中国需要一个银行与资本市场平衡发展的金融体系结构。在这里，“平衡发展”并不是指银行和资本市场在数量上的绝对平均，而是指二者在功能上的动态均衡。

从金融体系的现有构成来看，中国的金融体系具有典型的“银行主导型”特征。以1990～2009年的平均值计算，存款银行资产与股票市场市值之比达到了2.9，这一比例不仅显著高于美国、英国等典型的“市场主导型”国家，而且在“金砖四国”中也是最高的，仅次于德国。从社会融资的角度来看，1997～2010年，银行长期贷款占到全社会融资的80%左右。可以预期，基于中国特殊的制度和文化背景，这种“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特征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这意味着，从当前中国金融体系的现状出发，构建稳定而高效的金融体系，需要以银行体系为核心和出发点。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中国“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的形成具有制度性根源和必然性，但社会融资渠道过度集中于银行体系也在客观上导致了单一的融资结构，增加了银行体系的风险承载量，削弱了金融体系的弹性。同时，考虑到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日益扩大和深化，一个面向全球投资者的开放大国金融体系也需要建立起具备一定规模和深度的资本市场，来为日益扩大的跨国资本流动提供栖息场所。因此，在银行体系的基础上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并使其成为银行体系的重要补充，将成为中国未来平衡金融体系结构蓝图的一部分。

总体而言，在特定国家的特定发展阶段，一个与国情相适应的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的合理结构，二者之间的主次和配比关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动态变化，其评判标准是能否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实现“效率”和“稳定性”的平衡。除了银行与资本市场的互动发展外，如果在更广阔的视野中去考察金融体系基本功能的动态实现机制以及制约条件，那么，一幅现代金融体系的整体图景还应包含以下有机联系的基本方面：在效率机制的安排上，诸如信息披露、公司治理、透明度要求等方面必须要有完善的传导机制和实现机制；在稳定性机制的安排上，诸如存款保险、风险管理、破产机制等在金融体系内部不同单元之间应该有相应的实现方式，使金融体系作为一个整体形成多层次、多维度的抗冲击能力；良好的社会信用文化和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也是现代金融体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稳步推进金融业混业经营，全面提升金融产业的综合竞争力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加速的技术进步和金融创新使得金融机构原有的竞争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混业经营渐成潮流。在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背景下，中国金融业“过时的分业”和“不成熟的混业”经营格局，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对于中国而言，积极推进混业经营改革，不仅是按照国际标准改革金融产业的需要，同时也是应对日益严峻的国际金融业竞争的需要。此外，在金融业全面开放以后，过去那种主要依靠管制手段保护国内金融产业的内外部环境已不复存在，金融业的稳定和发展必须转移到自身竞争力的提高上来。因此，实行混业经营，让金融机构本身成为金融创新的主体，使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内在创新冲动得到有效释放，对于改革中的中国金融业而言，既是稳定的需要，也是发展的需要。

虽然中国金融业混业经营是大势所趋，但在现阶段金融体系发展深度不够以及金融机构内外约束机制尚不健全的条件下，混业经营具体模式的选择必须体现稳定和效率的综合权衡。同时，为确保转型过程中的改革平稳过渡和更有效的金融风险控制，混业经营具体模式的选择还要有利于金融开放进程中的适度国家控制和渐进发展。因此，从提高效率和控制风险并重的角度出发，金融控股公司应该成为现阶段中国金融业混业经营的现实选择。在金融控股公司形式下，经营不同金融业务的子公司之间具有相对独立性，这就在金融控股公司经营内部形成了一道制度性的“防火墙”，个别子公司的经营失败不至于使整个集团遭受毁灭性打击。

从具体的发展路径来看，中国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应该遵循渐进式发展和多样化选择相结合的道路。所谓渐进式发展，是指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要与相关金融法规、外部监管体系、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尤其是内控制度和风险管理的发展程度)等现实条件相结合，使短期目标与长期战略协调一致，有重点、有步骤地稳步推进，避免“一步到位”的跳跃式转变。所谓多样化发展，是指金融控股公司在遵循渐进发展整体思路的过程中，可以根据市场化需要，充分发挥金融机构个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产权主体、控股结构、发展层次等方面表现出多样化特征，以满足不同层次的市场需要。

按照“渐进式发展”和“多样化选择”相结合的道路，可以预期，未来中国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将逐步形成一个多层次的体系：静态来看，在这个体系中，既包括大型金融控股集团，也包括行业性的金融控股公司和区域性的金融控股公司；动态来看，某些行业性的金融控股公司或者区域性的金融控股公司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逐步发展成为大型金融控股集团。当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发展多层次的金融控股公司并不是要排斥专业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实际上，专业性金融机构也将是未来中国多层次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与金融控股公司应该形成共同发展、互为补充的关系。

有序推进资本账户开放，积极审慎地融入金融全球化进程

中国作为一个开放发展的大国，积极参与经济和金融的全球化进程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在这一过程中，资本账户的开放将成为金融开放的核心内容之一。对于中国而言，如何通过选择合适的开放时机和开放模式，在充分发挥资本账户开放优势的同时，尽量避免这一过程中的潜在风险，成为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核心命题。

与很多国家采取的“名松实紧”的开放策略不同，中国目前的资本账户处于一种“名紧实松”的开放状态，即尽管在名义上对资本账户的许多子项目仍然保持着较为严格的管制，但实际中的资本账户管制却比较宽松。参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在资本项目7大类40项中，目前中国的资本项目完全可兑换的有5项，基本可兑换的8项，部分可兑换的17项，完全不可兑换的10项。换言之，中国75%以上的资本项目处于全部或部分可兑换的状态。根据国际经验测算，中国的资本账户将在2016～2020年实现完全开放。

国际经验表明，一国能否在不影响经济与金融稳定的情况下顺利实现资本账户开放，与该国所具备的国内外条件密切相关。资本账户的开放客观上要求该国必须具备以下前提：稳定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有效的宏观调控与金融监管能力、完善的市场微观主体、足够深度和广度的金融市场、健全的法制基础、透明的信息披露机制等。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尚不具备“一步到位”式的资本账户开放的前提条件。因此，渐进式的开放模式依然是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基本取向。

在有序推进资本账户开放的过程中，为确保开放过程中的宏观金融稳定，适度的“开放保护”和合理的国家控制将是必不可少的战略工具。所谓“开放保护”，是指一国政府根据本国经济利益的需要，以公益性、社会性、程序性等诉求为依据，以专项法规的定向约束和管理体系的特别设计为手段，对国外竞争者设置制度化的市场障碍，以在开放市场的同时实现对金融领域的局部性保护。所谓国家控制，是指在金融业加速开放的过程中，应始终保持一定程度的国家金融控制权和控制力，实现对改革方向和进程的有效驾驭，防止国家力量大规模退出所导致的宏观风险。

当然，对于“开放保护”和国家控制的运用，依然要在市场原则的大前提下发挥作用，要在对旧有“行政性控制模式”进行深入检讨的基础上，形成符合市场化要求的控制手段和调节方式，既不能回到旧有行政计划体制的老路，也不能极端化发展为“国家干预主义”。总的说来，国家控制在金融改革中的运用，强调的不是控制本身，而是控制的能力和目标，以及这些能力获得和目标实现的合理方式。

全面完善泡沫经济治理框架，有效防范金融危机

1825年以后的金融危机史表明，泡沫经济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金融监管和宏观调控的最大公敌。近年来，围绕房地产价格的持续高涨，中国的经济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泡沫化倾向。从历史经验来看，虽然任何针对泡沫破裂的事前预测都很难准确，但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如果继续放任房地产市场泡沫而不加以有效抑制，发生资产价格高位崩溃和金融危机的概率将越来越大。

对于中国的战略决策者而言，隐藏在泡沫经济背后的根本性问题在于：是要短期的繁荣，还是要长期的稳定增长？应该说，有日本泡沫经济崩溃的前车之鉴，在这个事关中国未来发展大计的关键问题上，及早控制房地产泡沫的意义已经不言自明。从更长期的政策视野和宏观制度设计来看，全面治理和防范中国的泡沫经济问题，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第一，全面推进中国宏观金融调控体系的改革，构建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双稳定”框架。在现代经济金融体系下，金融稳定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已经密不可分，脱离任何一方面分离设置调控目标都将损伤政策的前瞻性和有效性，导致两方面的调控目标都无法实现。因此，为确保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共同稳定，应将金融目标和经济目标同时纳入政策视野，从战略上平衡金融发展和实体经济发展的协调问题，避免过度金融扩张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

第二，采取“中间偏右”的汇率范式，有效管理人民币升值预期。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可能诱发资产价格的新一轮大幅上涨，进而导致泡沫经济。应吸取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日本的经验教训，通过更加灵活有效的政策工具组合，合理引导市场预期，防范和打击各种具有不良企图的国际炒家和投机势力，确保在币值稳定的基础上推进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

第三，全面建立和完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进一步健全金融体系的制度设计。此次金融危机表明，传统的微观审慎监管很难确保金融体系的宏观稳定，下一步的改革取向是将基于单个金融机构的监管与针对整个金融体系的总体信用水平的监管并重，全面建立和完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在新的监管框架下，监管当局需要从经济活动、金融市场以及金融机构行为之间相互关联的角度，从整体上评估金融体系的风险，并作出相应的政策反应。

第四，统筹兼顾各种宏观调控政策，通过协调配合构建有效政策组合。根据“丁伯根法则”，要实现多个独立的政策目标，就对应需要多个相互独立的政策工具。由于中国的宏观调控一直都是多目标的，因此，各种宏观调控政策的统筹兼顾和协调配合至关重要。这意味着，在宏观调控的实施过程中，必须重视货币政策、监管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形成优化组合，避免政策叠加所带来的潜在冲突。

主动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全面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历史经验表明，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应当与货币大国的经济实力相对应，才能实现持续稳定的平衡。此轮全球金融危机后，随着主要大国之间经济实力的重新配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面临重构。在国际货币体系走向“多元制衡”的过程中，随着中国经济和贸易大国地位的确立和日益巩固，人民币无疑将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和更加积极的作用。根据目前的全球经济格局和发展趋势，经过30年左右的时间，极有可能形成美元、欧元和人民币三足鼎立的“第五代国际货币体系”。

一般而言，一国货币要想成为国际储备货币，需要具备雄厚的经济基础、规模巨大的国际贸易、统一而稳定的政治环境、极具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场等条件。从英镑、美元、欧元、德国马克以及日元等国货币的国际化历程来看，货币的国际化大致需要经历三个阶段：一是从国内支付手段或交易货币上升为区域贸易和国际贸易结算货币，二是从贸易结算货币上升为金融交易货币和国际大宗商品计价货币，三是从金融交易货币上升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从时间上看，英镑和美元成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分别用了55年和50年。

综合历史经验和国际货币体系现状，人民币的国际化将是一个渐进而长远的过程。从长期来看，中国应当在未来30年通过两个“三步走”战略来逐步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首先，在人民币崛起的使用范围上，第一个十年是“周边化”，即完成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使用；第二个十年是“区域化”，即完成人民币在整个亚洲地区使用；第三个十年是“国际化”，使人民币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关键货币。其次，从人民币充当世界货币的功能来看，第一步是“贸易结算化”，即人民币在贸易结算中充当国际结算货币；第二步是“金融投资化”，即人民币在国际投资领域中作为投资货币；第三步是“国际储备化”，即人民币成为国际最重要的储备货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