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机化学与有机化学区别范文第1篇

关键词：苏锡常　外资　民营　制造业　结构

根据结构主义理论，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即产业结构的升级会推动经济的增长，反过来，经济的增长也会促进产业机构的升级。在苏锡常这个以制造业为主的区域内，要深化对外资与民营经济的认识，就有必要对其进行结构上的比较。而一般情况下，衡量或比较产业结构主要是从合理化和高级化两个维度进行的。

一、结构合理化水平的比较

1.集中度比较

集中度是最常用、最简单易行的表征产业结构的指标。制造业集中度的其含义是制造业中处于前若干位行业的产出占整个制造业产出的比重。本文中选取前6位行业的产出占整个制造业产出的比重来表示苏锡常外资与民营制造业的集中度。表1显示了2007年苏锡常外资与民营制造业产出前6位行业的份额以及6行业集中度。

由表1知，苏州外资制造业排名为前6位的行业分别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纺织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和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尤其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和纺织业在苏州外商投资行业中占有绝对优势，两个行业的产出占整个外资制造业产出的60.16％，苏州外资制造业6行业集中度为76.86％。苏州民营制造业排名为前6位的行业分别是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纺织业这两个原材料型产业在苏州民营投资行业种占有绝对优势。苏州民营制造业6行业集中度为73.69％。

由表1还可以看出，无锡外资制造业排名为前6位的行业分别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纺织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与苏州类似，无锡外资制造业中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占有绝对优势。经计算，无锡外资制造业6行业集中度为70 71％，低于苏州约6个百分点。无锡民营制造业排名为前6位的行业分别是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纺织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经计算无锡民营制造业六行业集中度为66.03％。不仅低于苏州民营制造业的6行业集中度，而且还低于本地外资制造业6行业集中度。

由表1同时可以看出，常州外资制造业排名为前6位的行业分别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经计算、常州外资制造业六行业集中度为62.42％，低于苏州14个百分点，低于无锡约8个百分点。常州民营制造业排名为前6位的行业分别是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纺织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金属制品业。经计算常州民营制造业6行业集中度为69.76％。仅低于苏州，但要高于无锡，同时还要高于本地外资制造业6行业集中度，这个特点是苏州和无锡所不具备的。

2.分工度比较

分工体现的是制造业的专业化程度，这在产业结构评价中也是一个很重的指标。依据克鲁格曼提出的分工指数，我们可以计算得到苏锡常外资与民营制造业的分工指数，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我们关心三类分工。第一类是地区内部外资与民营制造业的分工程度，第二类是地区间外资制造业的分工程度，第三类是地区间民营制造业的分工程度。由表2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对于第一类分工，苏州外资与民营制造业的分工程度最大，为0 904，无锡外资与民营制造业的分工程度次之，为0.824，二常州外资与民营制造业的分工程度最小，只有0.536。这说明，苏州外资与民营制造业产业间的分工协作比较明显，而常州外资与民营制造业可能是产业内的分工比明显。对于第二类分工，苏州外资与无锡外资制造业的分工程度最小，苏州外资与常州外资制造业的分工程度最大。这也说明，在苏州和无锡，外资进入的行业领域是非常相似的，对于第三类分工，苏州民营与无锡民营制造业的分工程度要低于苏州民营与常州民营制造业的分工程度，但都不是很高。这说明，在苏锡常地区，民营制造业的同构程度是很高的。

二、结构高级化水平的比较

制造业结构向高级化方向演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重工业化，二是高加工度化，三是技术密集化，以下就从这三个方面来对比苏锡常外资与民营制造业的结构。在比较分析之前首先需要对28个制造业行业按不同标准进行产业分类，结果如表3所示。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以上是从大类层面进行的划分，因此存在着一定的近似性。对轻工业、重工业的划分主要参考了张军著作中的分类，而且这样的划分与一般统计年鉴中所列出的轻、重工业包含的行业种类有所不同，但差别不是很大。在按原材料工业和加工组装工业进行分类时，并没有把制造业的所有大类产业包括在内，只是挑选了其中具有典型性的几种。纺织业对于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对于家具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对于金属制品业、普通机械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来说，前者都是原材料产业。后者是加工组装工业。对劳动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划分主要参考了万晓光、李耀新等人的分类方法。

1.重工业化程度比较

无机化学与有机化学区别范文第2篇

关键词：连片特困地区；文化生态；补偿机制

中图分类号：G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8-0136-03

目前我国建立生态补偿的重点领域有四个方面：自然保护区的生态补偿、重要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矿产资源开发的生态补偿、流域水环境保护的生态补偿。这四个领域在连片特困地区同样存在，且皆与文化生态密切相关。生态补偿是保护生态环境的一种经济手段。我国生态补偿经过多年实践，在自然生态保护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对于与自然生态补偿密切相关的文化生态补偿，却存在较多的研究空白。

一、文化生态补偿的内涵

尽管学术界已有一些针对生态补偿的研究和实践探索，但尚没有关于生态补偿的较为公认的定义。综合相关研究，可以大致归纳出学术界对于生态补偿具有共识性的看法，即：生态补偿（Eco-compensation）是以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态系统服务为目的，以经济手段为主调节相关者利益关系的制度安排。更详细地说，生态补偿机制是以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目的，根据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运用政府和市场手段，调节生态保护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关系的公共制度。

可以看出，关于生态补偿，目前学术界研究的核心内容是关于自然生态补偿，而基本上未涉及文化生态补偿，即使涉及文化生态，使用的是也“文化生态保护”一说，而“文化生态保护”与“文化生态补偿”的含义有很大的区别。“文化生态保护”是以行为约束和伦理倡导为前提的，缺乏政策意味。

文化生态学最初由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SteweardmJ・H，1902―1972）在《文化进化和过程》（1953年）一书中提出。按斯氏的设想，文化生态学旨在“解释具有地域性差别的一些特别的文化特征及文化模式的来源”[1]。根据图尔德关于文化生态学的定义，结合我国学术界关于生态补偿具有共识性的看法，可以对文化生态补偿作如下定义。

文化生态补偿是以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文化生态系统服务为目的，以经济手段为主维持具有地域性差别的文化特征及文化模式，调节相关者利益关系的制度安排。

由此，我们可以对文化生态补偿作出这样的诠释：其一，文化生态补偿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具有地域性差别的文化特征及文化模式；其二，文化生态客观上存在利益相关者；其三，文化生态补偿涉及文化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文化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其四，文化生态补偿是运用政府和市场手段，调节文化生态保护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关系的公共制度。

二、连片特困地区生态补偿与文化生态补偿的关系

连片特困地区，是指因自然、历史、民族、宗教、政治、社会等原因，一般经济增长不能带动、常规扶贫手段难以奏效、扶贫开发周期性较长的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和特殊困难贫困地区，也即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

2010年3月26日，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提出“开展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开发攻坚的前期研究。”此后，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讲话，普遍使用“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这一概念。2010年10月18日，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加快解决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的贫困问题”[2]。国家扶贫办制定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明确将六盘山区、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片区、滇西边境山区、大兴安岭南麓山区、燕山―太行山区、吕梁山区、大别山区、罗宵山区等连片特困地区和已明确实施特殊政策的、四省（四川、云南、甘肃、青海）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确定为中国未来十年扶贫攻坚的主战场[3]。目前，“连片特困地区”的概念，已形成共识，普遍被扶贫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广泛运用。

近年来党和政府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对生态建设给予高度重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是强调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自然生态的保护相协调。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科学发展观不只是要求我们要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安全，而是要求在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达到社会环境与生态环境的平衡。“生态环境”应该包括与自然生态环境息息相关的文化生态环境。

在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密切关注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并努力使两者达到平衡，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明。然而在实践中，生态保护方面还存在着结构性的政策缺位，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自然生态保护与文化生态保护常常不能协调同步，顾此失彼的现象时有发生，在应用政府和市场手段实施自然生态补偿的同时，未能全面平衡贫困地区，尤其是连片特困地区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的关系。

要解决这类问题，必须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以便调整相关利益各方文化生态及其经济利益的分配关系，促进文化生态和环境保护，促进城乡间、地区间和群体间的公平性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三、连片特困地区文化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的必要性

连片特困地区基本上都是跨省区的，这些地区从政治角度看，多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从自然地理角度看，包括青藏高原、沙漠化区、黄土高原和西南大石山区等自然条件特别恶劣地区；从发展阶段看，集中体现为基础设施薄弱、社会事业滞后、公共服务欠缺、产业发展不足，部分地方社会稳定问题也比较突出。

从现实情况看，针对连片特困地区的自然生态保护政策与针对该地区的文化生态保护政策之间存在较大的落差。以、四省（青海、甘肃、云南和四川省）藏区为例：2010年6月，国务院扶贫办在京召开和四省藏区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本次会议提出：要稳步实施扶贫易地搬迁。如前所述，文化生态是“具有地域性差别的一些特别的文化特征及文化模式”，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易地搬迁，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具有地域性差别的文化特征及文化模式。对于由此可能导致的文化生态变异，本次会议未提出政策性思考。

又如秦巴山连片特困地区：秦巴山片区集革命老区、大型水库库区、汶川地震灾区、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区于一体，内部差异显著、致贫因素复杂、贫困人口众多。本区域范围包括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甘肃六省市的80个县(市、区)，国土总面积为22.5万平方公里，总人口3 765万人，其中乡村人口3 051.6万人，少数民族人口56.3万人。2012年5月10日，秦巴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启动会在四川省广元市召开，并出台了《秦巴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该规划提出“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维护生物多样性，增强水源涵养能力，防治水土流失，保障水质安全，保障我国战略水资源跨区域统筹利用，进一步发挥国家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作用”的目标。该规划对于该地区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保护十分重视，而基本上未提及文化生态补偿政策。

某种意义上说，生态保护政策实施的目的，都是为了创建一个良性的社会生态系统，而社会生态系统是由自然生态子系统和文化生态子系统构成的。自然生态系统与文化生态系统是平行关系，而不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换句话说，自然生态系统与文化生态系统是社会生态系统的两条腿，这两条脚一旦成为“长短腿”，社会生态系统必须“跛脚”，甚至会轰然倒下。

应该指出的是，生态系统须具备文化功能。生态补偿政策的设计应以平衡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关系为前提，任何削弱或忽视文化功能的生态保护政策，都是值得进一步完善的。而要完善生态保护政策，必须导入生态补偿机制。学术界普遍认为，生态补偿主体应根据利益相关者在特定生态保护、破坏事件中的责任和地位加以确定，并需遵循如下原则：破坏者付费原则、使用者付费原则、受益者付费原则、保护者得到补偿原则。这四个原则，同样适用于文化生态补偿。

四、连片特困地区文化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的依据

（一）连片特困地区文化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的理论依据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于2008年发表了《生态补偿机制课题组报告》，该报告援引了依据的理论主要有：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与资源经济学理论。该报告认为，特别是生态环境价值论、外部性理论和公共物品理论等为生态补偿机制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4]。该报告所援引的理论，也是学术界讨论生态补偿机制所共用的理论。文化生态补偿是生态补偿的一种类型，因此，这些理论，对于连片特困地区文化生态补偿政策设计，同样适用。在这些理论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生态环境价值论，因这个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包含了外部性理论和公共物品理论的基本观点。

生态环境价值论理论认为，生态环境是有价值的，是可以作为商品用于交换的。长期以来，“商品必须是劳动产品”的观念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忽视了生态环境的商品价值。Costanza等人和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A）的研究在生态环境价值和生态补偿方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那么，文化生态环境是否与自然生态环境一样，具有商品价值呢？答案是肯定的。文化生态是“具有地域性差别的文化特征及文化模式”，客观上不存在离开地域性差别（自然生态环境）的文化生态，甚至可以说，一种文化一旦离开原来的自然生态环境，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其原生态性。自然生态环境与文化生态环境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当自然生态环境成为商品，具有商品价值的时候，与之捆绑在一起的文化生态环境也必然具有商品价值。这其中存在着一个悖论，即：文化的原生态环境不能贴近商业市场，犹如任何一种植物一旦经过人工培植，原来的野生特性就会发生改变；然而文化生态环境又需要通过市场机制，维护其存在和发展，一旦将文化生态环境视为无价值的、可无限利用的“公共所有资源”（commonresources），文化生态环境必然面临因“竭泽而渔”而带来的可怕后果[5]。事实上，“文化生态补偿”这样的提法，已经将这种矛盾关系表达出来了。如何处理这种矛盾关系，正是需要学者和政策研究者深入思考的。

（二）连片特困地区文化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的现实依据

文化生态补偿实质上就是通过政府职能手段和市场机制对文化生态环境进行维护和修复。何谓文化生态？文化生态系统是文化与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方式、经济形式、语言环境、社会组织、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构成的相互作用的完整体系，具有动态性、开放性、整体性的特点。目前，对于文化生态，无论是学者研究，还是官方言论，基本上没有用使用“文化生态补偿”一说，而使用的是“文化生态保护”这样的提法。

文化生态保护是指在一个特定区域内，通过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修复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与之相关的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态环境，这个生态环必须实现文化生态环境与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谐相处。为此，国家“十一五”期间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设立部级民族民间文化生态保护区。

迄今为止，经文化部批准建设的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有15个，它们分别是：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福建省）、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安徽省、江西省）、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青海省）、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四川省、陕西省）、客家文化（梅州）生态保护实验区（广东省）、武陵山区（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湖南省）、海洋渔文化（象山）生态保护实验区（浙江省）、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山西省）、潍水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山东省）、迪庆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云南省）、大理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云南省）、陕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陕西省）、客家文化（赣南）生态保护实验区（江西省）、铜鼓文化（河池）生态保护实验区（广西壮族自治区）、黔东南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贵州省）。

在15个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中，地处连片特困地区的只有4个，即：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青海省）、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四川省、陕西省）、武陵山区（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湖南省）、陕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陕西省），而国家目前划定的连片特困地区有14个。这意味着，国家的文化生态保护政策要考量从沿海至内陆地区的文化区域分布，并综合宗教、艺术、民俗、政治等因素，做代表性的选择。不难看出，现行国家文化生态保护政策，并未特别向连片特困地区倾斜，这使得该地区的文化生态保护并不具备政策优势。

连片特困地区无论是自然生态还是文化生态，都是极其脆弱的，其脆弱程度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在这样的地区进行文化生态保护，单纯的行政措施和生态伦理倡导都是收效甚微的。事实上，某些连片特困地区的文化生态已发生变异和萎缩。结合国家现行文化生态保护政策和连片特困地区的文化生态现状，建立连片特困地区文化生态补偿机制，设计切实可行的文化生态补偿政策，显得尤为必要。

五、结语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经说大小凉山彝区的贫困是“原始的贫困”，这句话十分耐人寻味――因为原始，所以贫困；因为贫困，所以保持着文化上的原始性（即我们常说的“原生态”）。我们除了用文化审美的眼光去看待文化原生态，更应该思考这个问题：到底谁为“原始的贫困”买单？“保护文化生态”与“发展区域经济”原本就是一对矛盾，其中的二律背反，使得“保护”与“发展”成为超越行政手段和生态伦理倡导的两难话语。对于连片特困地区文化生态，简单地谈“保护”是没有意义的。将自然生态补偿与文化生态补偿相结合，设计文化生态补偿政策，建立相应机制，方能推动我国连片特困地区经济与文化同步发展。

参考文献:

[1][美]唐纳德・L.哈迪斯蒂.生态人类学[M].郭凡，邹和，译.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2]王思铁.连片特困地区的概念及其特征[EB/OL].

/Item/17098.aspx.

[3]游俊，冷志明，丁建军.连片特困区蓝皮书：中国连片特困区发展报告（2013）[R].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4]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生态补偿机制课题组报告.[EB/OL].cn/tech/zhuati/wyh/2008-02/26/

无机化学与有机化学区别范文第3篇

关键词：矿物质有机肥；西芹；高原夏菜

芹菜是甘肃省高原夏菜的主要种类之一，2011年全省芹菜种植面积1.645万hm2，产量达到40.57万t。许多菜农因盲目追求产量，过量施用化学肥料，造成土壤盐分积累，影响产品品质，增加了成本、降低了效益。尉元明等[1]研究指出，甘肃河西地区化肥施用量超过全国最高施肥量的3.22倍。化学肥料的过量施用导致农产品品质下降，造成土壤有效营养元素比例失衡、土壤板结、水肥保持能力下降等诸多环境问题。矿物质有机肥是有机肥与高效矿物质添加剂组合而成的肥料，能补充土壤中的常量及中微量元素，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改善土壤物理性状；控制土壤中营养元素缓慢释放，提高肥料利用率；有效吸附土壤中有毒有害物质、重金属、放射性元素等，提高农产品安全性 [2，3]，对于提高产品质量，减缓单一施用化肥，改善生态环境，是一种新概念和新技术产品[4]。此试验以西芹为参试作物，通过增施矿物质有机肥，减少化学肥料施用量，从而达到增加产量、提高品质和开辟西芹施肥新途径的目的，为实现循环农业的施肥制度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概况

试验于2010年4～10月在金昌市永昌县焦家庄乡红庙墩村进行。试验地海拔1 996 m，年均气温4.8℃，年均降水量188 mm，无霜期130 d，年日照时数2 933 h。试验地土壤为灌漠土，0～25 cm土层pH 值7.5、有机质27 g/kg、碱解氮100 mg/kg、速效磷60 mg/kg、速效钾80 mg/kg、容重1.57 g/cm3。

1.2 试验材料

供试西芹品种为文图拉。矿物质有机肥为攀宝牌有机肥，由河北攀宝沸石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矿物质含量≥10.0%，有机质含量≥30.0%，总养分N+P2O5+K2O≥4.0%。

1.3 试验设计

试验设5个处理，T1，当地当前最佳施肥水平

（CK），667 m2施尿素40 kg+过磷酸钙80 kg+硫酸钾30 kg；T2，氮磷钾肥施用量同T1，配施矿物质有机肥150 kg/667 m2；T3，氮磷钾肥施用量较T1减少10%，

配施矿物质有机肥150 kg/667 m2；T4，氮磷钾肥施用

量较T1减少20%，配施矿物质有机肥150 kg/667 m2；T5，氮磷钾肥施用量较T1减少30%，配施矿物质有机肥150 kg/667 m2。其中磷肥和有机肥全部作为基肥施入，尿素、硫酸钾60%作为基肥，40%作为追肥。3次重复，随机区组排列，小区面积33.6 m2。采用垄植沟灌，沟深20 cm，沟宽30 cm，垄宽40 cm，每垄种2行，株距为25 cm。其他管理同常规。

2 结果与分析

2.1 配施矿物质有机肥及化肥减量对西芹产量与品质的影响

由表1可知，各处理对西芹株高无显著影响。T2、T3处理可显著增加西芹单株质量和产量，产量分别比对照增加14.9%和7.1%；T4处理单株质量和产量分别较对照增加3.8%和3.5%，但与对照无显著差异；T5处理显著降低了西芹的单株质量和产量，单株质量和产量分别较对照降低9.5%和9.6%。随化学肥料施用量的减少，西芹硝酸盐和粗纤维含量逐渐降低，T2处理西芹硝酸盐和粗纤维含量分别比对照降低2.9%和4.4%，T3处理西芹硝酸盐和粗纤维含量分别比对照降低13.5%和7.0%。

2.2 配施矿物质有机肥及化肥减量对西芹产值和利润的影响

T2、T3、T4处理西芹产值和利润均明显大于对照，产值分别比对照增加832.8，395.6，192.7元/667 m2；利润分别比对照增加12.8%、5.0%、1.6%。在化学肥料减少30%的基础上配施有机肥（T5），产值和利润明显小于对照，分别比对照减少539.6元/667 m2，623.1元/667 m2（表2）。

3 小结

当地最佳施肥水平配施矿物质有机肥和当地最佳施肥水平化学肥料减少10%的基础上配施矿物质有机肥，可显著增加西芹单株质量和产量，提高品质，增加效益。当地最佳施肥水平化学肥料减少20%的基础上配施矿物质有机肥，西芹单株质量和产量略高于当前的施肥水平，但无显著差异。

从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出发，在河西走廊高海拔冷凉区当前的化肥高投入水平下减量20%左右，并配施150 kg/667 m2矿物质有机肥，西芹产量可达9 610.5 kg/667 m2，略高于当前高施肥水平的，说明配施矿物质有机肥、化肥减量20%的施肥方案对于保证西芹的持续高产是可行的。

参考文献

[1] 尉元明，王静，乔艳君.化肥、农药和地膜对甘肃省农业生态环境的影响[J].中国沙漠，2005，25（6）：957-963.

[2] 李本银，黄绍敏，张玉亭，等.长期施用有机肥对土壤和糙米铜、锌、铁、锰和镉积累的影响[J].植物营养与肥料学报，2010，16（1）：129-135.

无机化学与有机化学区别范文第4篇

关键词：土壤；生态化学计量学；中亚热带原生性森林系统；武夷山

0引言

生态化学计量学是近年来新兴的生态学研究领域，对揭示土壤化学元素的可获得性、循环和平衡机制及生态系统植被养分的限制性等具有重要意义，为研究土壤-植物相互作用与C、N和P循环提供了新的思路[1，2]。土壤养分是土壤肥力最重要的物质基础，其中，N和P是生物生长的限制性养分，C是物质结构，三者密切相关，所以，关于C、N和P的生态化学计量学的研究最多[3]。生态化学计量学提出20多年来，国内外学者已在许多领域进行了应用。例如，张向茹等人在研究黄土高原不同纬度下刺槐林土壤生态化学计量学特征中发现土壤C/P和N/P随纬度的升高显著减小[4]，刘兴诏等人发现南亚热带森林不同演替过程中植物与土壤各土层的N/P随演替的进行有不断增加的趋势[5]。然而，相较于国外生态化学计量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国内研究则相对不足[6]。

我国森林生态系统退化程度严重，恢复已退化的森林生态系统成为当代人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武夷山是福建省著名旅游景点，因其保存着大量完整无损、多种多样的林带，是中国亚热带森林和南中国雨林最大、最具代表性的例证。作为中亚热带原生性森林生态系统，研究其土壤中多种元素含量变化，循环平衡和有效性对恢复我国森林生态系统具有借鉴作用。因此，本文主要对武夷山土壤C、N和P含量及生态化学计量学特征进行探讨，以期为恢复我国森林生态系统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1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源

1.1研究区概况

武夷山自然保护区位于27°33′-27°54′N，117°27′-117°51′E，处福建省武夷山市，区内多为北北东向和北西向的断谷所分割，形成高山深谷地貌。武夷山地处中亚热带，四季温度均匀，年平均气温约8.5～18℃，年降水量约1846～2150mm[7]，是福建省降水量最多的地区。武夷山主要分布前震旦系和震旦系的变质岩系，中生代的火山岩、花岗岩和碎屑岩，由于坡度较大，成土母质多为坡积物或残积-坡积物，土壤类型主要有红壤、黄红壤、黄壤、草甸土[8，9]。武夷山保存了世界同纬度带最完整、最典型、面积最大的中亚热带原生性森林生态系统，发育有明显的植被垂直带谱，几乎囊括了中国亚热带所有的亚热带原生性常绿阔叶林和岩生性植被群落[10，7]。

1.2数据源

本文土壤样品为2014年11月在武夷山自然保护区所采集的土壤。土壤野外采样过程中，利用手持GPS准确定位。野外采样共采集土壤样品41个。将采集的土壤样品带回室内实验室进行土壤理化性质的测定，测定项目包括有机质、全氮和全磷，有机质的测定采用高温外热重铬酸钾氧化-容量法，全氮采用开氏消煮法，全磷采用氢氧化钠熔融-钼锑抗比色法。在此基础上再计算出C/N、C/P和N/P（质量比）的值，如表1；采用SPSS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P

2结果分析

2.1研究区土壤C、N和P含量特征

研究区土壤C、N和P含量平均值分别为25.35g・kg-1、2.95g・kg-1和0.29g・kg-1，中值为27.12 g・kg-1、2.53 g・kg-1和0.29 g・kg-1，说明土壤中C、N和P含量多集中于平均值附近。土壤C、N和P变异系数分别为50%、72%和39%，C和N属中等变异，P属低变异。

2.2研究区土壤C、N和P化学计量学特征

武夷山土壤C/N、C/P和N/P平均值分别为9.50、102.27和12.67，变异系数分别为30%、64%和110%，C/N属低变异，C/P属中等变异，N/P属强变异。

3讨论

3.1土壤C、N和P含量分析

根据第二次全国土壤普查分级标准，研究区土壤有机质含量属一级水平（>40 g・kg-1），全氮属一级水平（>2 g・kg-1），土壤全磷属六级极贫乏水平（

武夷山发育有明显的植被垂直带谱，海拔的不同发育不同的森林植被，不同的植被类型土壤的可溶性有机碳和氮存在差异[12]，所以研究区的土壤C和N都属中等变异，变异系数分别为50%和72%。由于我国南方土壤普遍属于P限制，加之武夷山保护区受人为影响较少，因而不同类型植被P含量差异不大，P的变异性弱。

3.2土壤C/N、C/P和N/P分析

C/N可作为估算土壤N储量的一个数值[13]。研究区土壤C/N平均值为9.5，低于我国土壤C/N平均值（10-12）[14]。微生物在分解有机物过程中，在一定范围内，有机物C/N值越大，分解速率越小。研究区土壤C/N较低，土壤有机质分解速率较快，形成的腐殖质量多，土壤肥力较好，N储量丰富。C/N属低等变异，主要是因为C和N元素之间具有极显著的相关关系，而且对环境变化的响应几乎同步[15]。

研究区土壤C/P平均值为102.27，研究区土壤为P限制。Makino和Cotner认为在P限制的情况下（C/P大于93：1），C/P越小，植物生长率越高。反之，C/P比较高，微生物在有机质分解过程中存在P受限，从而与植物竞争土壤中的无机磷，不利于植物生长[16]。研究区土壤C/P比较低，有利于微生物在分解有机质过程中促进土壤有效磷的增加。土壤C/P与C呈极显著正相关，与N和P不呈显著相关关系，所以C/P与C一样也属中等变异。

研究区土壤N/P平均值为12.67，远大于我国有机土（8）及我国陆地土壤（3.9）[17]。陆地生态系统中，土壤N/P越大，生物固氮量越小[18]，研究区土壤生物固氮量明显小于我国有机土壤和陆地土壤。N/P的强变异性说明研究区N和P时空分布不一致。

4结论

（1）研究区土壤C和N含量相对丰富，P含量贫乏，属P限制。

无机化学与有机化学区别范文第5篇

[关键词]社会分层 高等教育 机会均等

不同社会阶层所占有的经济、文化、社会资本不同，影响着其子女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地区、层次、专业等选择上的差异，进而影响着接受高等教育过程乃至结果的均等。本文将以高等教育机会均等中所包含的高等教育起点机会均等、参与高等教育过程机会均等及学业成功机会均等三个方面为切入点，分别探讨社会分层对其所产生的影响。

1　社会分层对高等教育起点机会均等的影响。教育起点的机会均等即受教育者进入教育系统的机会均等。就是社会为公众提供一个教育机会，使人们的教育程度达到入职的要求，为所有的人、特别是儿童，不问民族、性别、地区、语言等背景，提供一个共同的课程，并让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们特别是儿童在同一学校至少是同等类型和质量的学校中共同学习。通俗地讲，高等教育起点机会均等即入学机会均等。在入学机会方面，我国高考采取各省按照分数从高到低的录取原则，并没有因为家庭出身等阶层因素而区别对待，但这看似教育面前人人平等的表面背后又是什么呢?实际上现存的社会分层已经不可避免、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了高等教育起点机会均等，这可从不同阶层在升学报考率、录取率等方面得到佐证，来自较好家庭条件的考生在学习条件、素质形成和特长训练方面拥有先天的优势，他们与其他人的竞争在最开始就不是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经济、知识、信息方面的差异，反映在高考分数估计和志愿填报上，表现为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的家庭子女和农村家庭子女趋于保守、盲目，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学费、生活费、车旅费等，首先要斟酌一下这些费用自己是否承受得起，是否会给家庭的日常生活带来压力和负担，所以在选择学校类型时，费用便宜、对学生有优惠政策(如师范、农林、地质、军事院校)、离家比较近的高校往往是首选。与贫困阶层子女因经济原因而无法享有教育机会的状况截然相反，富有阶层的兴趣已不在其子女所享有的教育机会本身，他们追求的是教育机会的“品位”，及其学校的社会声望、师资力量、环境设施，更多地选择经济较发达地区的高校、综合类高校、教育部直属高校。

据统计，“进入高校的可能性之比，农民阶层与非农阶层的整体差距是5.6倍，在全国重点高校中是9.2倍，其中与党政干部子女的差距则分别达到17.9倍和31.7倍。作为体力劳动者的工人和农民，与作为脑力劳动的党政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子女的机会差距很大：在高校总体中为9.6倍，在重点院校中接近15倍，工农子女的合计份额不到45％。”

从录取情况看，2005年1月，“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研究课题组研究结果：“低阶层家庭子女的平均录取分数普遍高于高阶层的子女。平均分从高到低依次为：农民、下岗人员、个体经营者、工人、职员、中高层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与他们的社会地位刚好大致相反。平均分最低的是高级管理技术人员阶层子女，为571.3分，比农民阶层子女的平均分610.1低38.8分，比下岗失业人员阶层低35分，比工人阶层低26.2分。”此外，我国现在分省定额、划线录取的办法则更产生了“地区性分数壁垒”的不公平现象。而我国的名牌大学一般都集中在北京、上海、南京等较发达地区，这些学校的“地方保护主义”，使得社会不同阶层的矛盾进一步凸显，因为他们把大部分的录取名额留给了本省的考生，而只在其余省份招一小部分，它这种录取办法就导致同样的学校同样的专业，考生的分数却大相径庭，不发达地区的考生往往要比发达地区高上几十分，甚至一百分。因此这些地区的考生到发达地区去就读名牌大学的机会无形之中又少了许多。

即便是得以录取也仅仅是个开端，若是在随后的几年因学费、生活费而中途辍学则同样表明未能享有教育机会。在分数的一只脚跨进大学大门的同时，学费的另一只脚却迈不起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所以可以说在大学的门槛前已对来自不同阶层的考生进行了一次尸无形的筛选”。这些因素都使得来自社会底层的考生要么被拒于大学大门之外，要么从一开始就被分流到了二流高校，学流专业，从而影响到他们未来的职业选择及社会分层。

2　社会分层对参与高等教育过程机会均等的影响。科尔曼认为，参与教育过程的机会均等是指不同社会出身的组别，有相同比例的人数，得到同样的教育机会，他们无论是数量上和选题上都得到相等的教育参与。然而，个体先赋的家庭阶层地位在个体竞争高等教育过程均等的时候仍然起着很大的作用。社会分层的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校园学习、生活中。值得注意的是，来自前一阶段的影响，还会直接延及下一阶段。“对学校选择上的倾向差别，使来自经济地位低的家庭的子女，在进入高校后享受公共高等教育财政资助的分配中处于更不平等的地位。”这主要是指他们报考了录取机率大的二流院校、专业，而这些院校及学院在资源配备等方面根本不可能与重点院校或重点学科相比，

高额的学费之后，是比过去的农村生活费用更高的生活开支，如果到发达地区就读，负担更高，贫困家庭学生就不得不勤工俭学、利用课余时间打工来赚取生活费、学费。由于把大量的时间花在这个方面，过度的疲劳，上课时就容易瞌睡，注意力不集中，课后也没有时间来复习功课，期末的成绩也就可想而知了。而富裕家庭的子女则有足够的时间、精力来丰富自己的学习和生活。

阶层文化差异在前一阶段的影响主要是子女能否接受高等教育、对高校类型或层次的选择、对专业的选择。在这一阶段，文化阶层差异中的中介因素(价值观念、语言类型、教育方式等)对高等教育过程机会均等的影响则是以一种隐蔽的方式展现，美国社会学家伯恩斯坦在研究不同阶层家庭的语言如何影响学生成绩后认为，低文化阶层适应的语言是一种“大众式语言”或“封闭式语言”，而高文化阶层(中产以上阶层)使用的是“规范式语言”。大学所使用的正是后者的语言，并强调和肯定社会上层阶层的文化，漠视和否定不利阶层的文化。这样，貌似平等的教育机制实际上偏向了社会上层的后代，高文化阶层子女在学校教育中占据了优势地位。

校园生活方面，农村的贫困大学生在中学阶段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了打工和学习上，忽视了综合素质及能力的培养，进校后还要为生活费、甚至是学费而奔波忙碌，因此也就没有过多的时间参与到学校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中，即使有了时间也由于他们从小未经过各种艺术的熏陶和培养，也就自然黯然失色，没有优势而言。而来自城市的学生更多地占据了这片舞台，因为他们很小的时候，家长就为他们的将来考虑，让他们接受各种训练，文化艺术修养自然占尽优势，成为各种文化活动的主角。通过各

种活动的参与，接触各种不同的同学，他们在待人接物、人际关系方面的技能也自然高于那些疲于赚钱，尚未完全适应校园生活的同学。此外他们更愿意担任学生干部，为同学服务，在入党、拓展人际关系网、自身能力锻炼等方面也就获得了更多的机会。受教育过程中的机会均等不仅仅是在获得知识方面的机会均等，更主要的是使受教，育者在获得能力、本领方面的机会均等。但先赋的家庭阶层地位和城乡差距却使他们失去了锻炼的机会，再一次扩大了由入学机会时既有的不均等状况。

3　社会分层对学业成功机会均等的影响。学业成功机会均等即教育后个人发展前景的机会均等，它足教育机会均等中层次最高的一级，是指通过教育后能平等地获得应有的就业机会，并能克服人先天的出身、性别等天然的差异，克服后天的经济、社会差异，具有取得同样的社会成就的机会。即这种教育制度和社会制度能补偿家庭的财富、收入、政治社会地位、社会关系和文化方面的差异，使这些因素不会成为接受相同教育后的人们在未来发展的各种机会上的有形或无形的障碍。然而这只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社会分层作为一种既定的社会存在，势必会对就业产生不可忽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