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观点范文第1篇

关键词：当代经济思潮；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作者简介：田丽娜（1982―），女，辽宁普兰店人，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专职辅导员，200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朱烁（1979―），男，吉林市人，东北师范大学教师，硕士，研究方向：教育管理。

中图分类号：G4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309（2009）05-0045-04

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社会转型的进一步深化，我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从世界经验看，社会转型时期最容易发生贫富分化、社会失衡、信仰危机和政治腐败等问题。在这样一个特殊期和敏感期，各种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都会通过人们的价值观念与思想意识表现出来。随着当代经济思潮的转变，市场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如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不断蔓延并冲击和影响着当代大学生的现实生活与价值观念。在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期，加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进一步提升社会主义信仰和价值导向作用，这是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否后继有人的重大任务。

一、当代经济思潮变迁的轨迹与特点

一般认为，经济思潮是指经济学家以经济活动的基本原则为标准而划分的基本政策倾向。当代经济思潮（主要是西方经济思潮）无非是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的此消彼长和此起彼伏。无论多少种主义，多少种学派，多少种门类，其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最终复归于这两大思潮。这两大思潮交替成为当代经济思想的主流，并反映和服务于经济现实的需要，推动着经济社会在曲折中向前发展。

所谓经济自由主义，是指主张自由竞争，由市场来协调社会经济活动，国家为其提供必要的法律和制度条件，并承担某些不应由市场来协调的经济活动的调节的一种经济思想和政策。经济自由主义在英国古典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之后逐渐形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并在经济学界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经济自由主义在当代主要演变为新经济自由主义。综观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它所强调的消除经济体系中的各种扭曲，建立完善的、充分有弹性的市场经济体系，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资源配置和调节作用，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过度干预，以及清除国际间产品和要素流动的障碍，实现经济全球化等主张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新经济自由主义过分演绎了“自由放任”，过分热衷于私有化，过分排斥了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由于新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缺陷和实践困境，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新兴国家还是转轨国家，都出现了对新经济自由主义的反思和修正。

所谓国家干预主义，是指反对自由放任，主张扩大政府职能，限制私人经济，由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和控制，并直接从事大量经济活动的一种经济思想和政策。国家干预主义最初表现为欧洲封建社会晚期的重商主义，它在当代主要演变为凯恩斯主义。在世界性经济危机（1929~1933年）和大萧条中应运而生的凯恩斯主义，其主张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积极干预，突出了政府赤字对总需求的扩张作用，认为在总需求不足即经济产出水平远远低于潜在产出水平的情况下，如果政府增加其购买量，总需求就会增加。通过调节总需求，就可以实现充分就业，使供求失衡恢复到供求均衡，从而弥补“看不见的手”――市场经济自动调节的缺陷。以罗斯福“新政”为起点，西方国家从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普遍放弃了自由放任政策，转而实行以凯恩斯主义为指导，对宏观经济进行干预调节和计划指导，国家的经济职能大大强化。各国政府均把维持经济稳定增长，促进充分就业作为重要的施政目标。一些国家普遍建立了国营企业，并推行“大社会”措施，福利开支逐步增加，走上了福利国家的道路。

纵观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两大思潮，两者既相互对立，又相互影响；既相互吸收，又相互融合。21世纪初，当代经济思潮出现了两个引人注目的新动向：一是贯穿于整个20世纪的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思潮有走向整合的趋势；二是世界各国正快速步入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所呈现出的新特征强烈冲击着传统的经济学理论。

究竟是市场多一点，还是干预多一点，其实质是如何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和如何运用国家宏观调控手段的问题。实际上，单纯依赖市场，或是单纯依赖政府，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保证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基本的资源配置方式，始终处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市场机制自动调节经济的巨大潜能是人们所无法估量的。忽视市场经济的作用，对市场机制干预过多，限制过死，无疑会阻碍经济的健康发展。但是，不要国家宏观调控，对市场经济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无疑是十分有害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表明，对经济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会带来一系列十分严重的后果，从而造成经济停滞和社会动荡。因此，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必须与国家宏观调控相结合，通过宏观调控来解决市场机制难以解决的问题，以保证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当然，宏观调控必须是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进行的，离开了市场机制的基础作用，宏观调控也就失去了实际意义，管得过多、过死，就会走上僵化的老路。因此，宏观调控必须以市场为基础，通过宏观调控来保证市场机制的有效发挥。

二、当代经济思潮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塑立的冲击

当代经济思潮的形成与演变可以视作是资本主义发展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尽管形形的经济理论有其内在的演变规律，它们各自保持着学理的相对独立性，但这些理论都是为了解决特定历史时期，诸如通货膨胀、经济萧条、失业加剧等社会矛盾出现的，其背后隐藏着政治学、伦理学、社会学等意识形态色彩十分浓厚的各种分支学科的理论支持。对此，我国学者张保权在《西方经济思潮的意识形态色彩》一文中，着重分析了西方经济学意识形态性的主要特征。实际上，有些西方经济思潮本身就是意识形态，比如国民经济学派、奥地利学派和公共选择学派。新经济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哈耶克的学说就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他认为，计划经济会通向对人的奴役，社会主义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要拯救人类就必须驳倒社会主义。有些西方经济思潮直接服务于意识形态，比如凯恩斯主义，它的基本政策是强调消费、鼓励消费和刺激消费。这一观点改变了亚当・斯密和新教伦理所坚持的勤劳节俭的伦理观，宣扬蒙德维尔“奢侈有利，节俭有弊”的伦理观，主张消费是爱国、仁慈和创造就业机会的善举，想方设法让人消费，进而创造需求，由此带来的问题非常严重，也刺激了消费主义和大众享乐主义的兴起。这一点对当代大学生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都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

归结起来，当代经济思潮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塑立的冲击和影响，主要有两大特点：一是潜藏性与隐蔽性。西方经济学对于增加社会财富总量、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高人们的社会福利水平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其意识形态性掩盖在科学性和价值中立性之下，不易引起大学生的重视。比如，新经济自由主义中的供给学派，其在美国的影响力很大。小布什政府倾向于减税和放松管制，正是采取了供给学派的基本政策。他认为供给会自动产生需求，使储蓄转变成投资；好的政府在于刺激生产，调动生产积极性，发挥企业家的竞争积极性，并认为社会福利制度存在很多弊端，养活了一批懒汉。这些主张表面上看是合理的，似乎不带有意识形态性，但作为国家经济政策的主要目的仍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利益。二是外部性与内部性统一，但外部性总体上大于内部性。外部性是指西方发达国家对外经济政治交往中所坚持和贯彻的意识形态原则；而内部性是指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经济活动中所坚持和贯彻的意识形态原则。每一种西方经济学说的形成都是以本国的经济问题作为基本出发点，但其影响往往是国际性的。这是因为西方发达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相比拥有超强的竞争优势。西方发达国家为了缓解国内矛盾，确保和扩大其国家整体利益，往往不惜采取多种手段，以牺牲发展中国家人民利益为代价，其所显现的国际道德水平并不高，这是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经济活动中所坚持和贯彻的意识形态原则的真切体现。与此同时，他们积极开展经济外交，软硬兼施，以抢夺原材料供应市场和商品销售市场为主要目的。二战后，美国实施的马歇尔计划和“第四点计划”以及广泛推行的新殖民主义政策就是例证。

三、市场经济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塑立的意义与途径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作出的又一项重大战略决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炼了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坚持和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中基本的、核心的内容，它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同时，发展了思想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理论。应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性质和方向，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思想理论基础，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和引领当代大学生成长成才的根本指针，它为当代大学生加强自身修养，锤炼优良品德，成长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指明了努力方向。市场经济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塑立的主要目标，王利华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目标诉求及其实现》一文中归纳为“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为信仰，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指针，以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支柱，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践行标杆。”当代大学生只有自觉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健康地成长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四有”新人。

回应当代经济思潮的变迁特点，正视西方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性，规避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理性塑立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要扎扎实实做好以下工作：

（一）切实摸清新时期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的新特点

切实摸清新时期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的新特点，这是我们理性塑立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前提。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社会转型的进一步深化，尤其是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新时期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一是价值理论偏重务实。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由理想转向现实，呈现出理想淡化和讲求实际的务实倾向。他们认为，首先要以务实的态度对待自身，通过自身努力，创造优越、丰富的生活，追求“成就自己，造福社会”的人生目标。而对祖国赋予的历史重任感受不深，对新时代所要完成的历史使命没有取得感情上和理性上的认同。一部分大学生认为，“能为我所用的，才是有价值的”，实用主义盛行，使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呈现出功利化的倾向。二是价值追求突出个体。当代大学生价值主体性意识强烈，大多强调自我价值，崇尚独立自主。他们更愿意从个人的需要出发，既不完全以社会贡献大小来考虑自我价值追求，也不以绝对的自我实现程度来确定自我价值，而是以自我为出发点，寻求兼顾二者的价值选择，希望达到社会、集体与个人“双赢”的目的。三是价值实现关注自我。当代大学生注重围绕自我，崇尚自由。一部分大学生“重个人的自我价值，轻个人的社会价值”，只重视和强调对自我需要和利益的尊重，不重视个人对社会、对他人应尽的责任、义务和贡献。我们一贯坚持的单一价值引导方式，已经难以应对当代大学生自我价值的强化趋势，探索新的价值引导方式，帮助和引导大学生进行正确的价值选择是当务之急。

（二）夯实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想基础

第一，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作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塑立的理论基础。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先后产生了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成果。这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基础。

第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作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塑立的目标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用有力的教育形式、科学的教育方法，使大学生们既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又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旺盛生命力，让他们牢固树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最大限度地调动他们投身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建功立业。

第三，以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作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塑立的强大动力。总书记曾经指出：“民族精神是我们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的不竭源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应当成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塑立的强大动力。

第四，以社会主义荣辱观营造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塑立的道德氛围。当代大学生的精神面貌、道德状况等总体上而言是积极向上的，但一部分大学生在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之间，标准迷乱、是非混淆、荣辱颠倒、美丑错位的现象也屡见不鲜，这要求我们以社会主义荣辱观引导帮助他们在思想上筑起坚固的道德防线，提高鉴别力，规范言行。

（三）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塑立提供组织保障

第一，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作用。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主渠道。当代大学生能否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取决于能否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指导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要确保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和价值观念不偏离科学社会主义方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科研工作者就应该本着对大学生高度负责的精神，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建立起立体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宣传网络，引领当代大学生价值观朝着正确方向发展。

第二，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高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水平和质量十分重要和关键。这就必须拥有一支较高水平的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科研骨干队伍。高等学校要不断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通过加强培训、集体备课、开展有针对性的研讨等途径来提高思想政治课教师的水平。要充分发挥骨干教师的带动作用，加强青年教师培养，加强科研集体攻关，从而提高思想政治理论研究水平，真正形成一支政治素质好、业务水平高、有凝聚力、感召力的思想政治理论优秀教学团队。

参考文献：

［1］ 黄希惠.当代西方经济思潮的演变及实践探析[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5，（03）.

［2］ 杭炜.市场多一点，还是干预多一点――当代西方经济理论两大思潮简析[J].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7，（06）.

［3］ 张保权.西方经济思潮的意识形态色彩[J].理论与现代化，2006，（06）.

［4］ 林少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育大学生的价值观[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02）.

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观点范文第2篇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育 主渠道作用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系统地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重要保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主要任务是用科学的理论引导和帮助大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它在培养当代大学生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我们应当毫不动摇地坚持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渠道作用，把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工作来抓。下面我结合我们呼伦贝尔职业学院的政治思想课教学，来谈一谈自己的几点认识。

一、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推进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加强和改进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指明了方向，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高职院校“立德树人”的全过程，是高职院校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必然选择。

第一，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学生头脑。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我们必须系统、全面、深入地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导实践，武装青年学生的头脑，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断探索加强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新方法、新机制；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态度，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真理来学。

第二，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多元化的现实，青年大学生往往表现出较强的实用性和功利化倾向。因此，要教育他们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鼓励他们把个人理想真正融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

第三，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凝聚学生的爱国之心。首先，引导青年学生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和优良传统中汲取营养，深化爱国主义情感；其次，进行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教育，使学生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最后，进行“知行统一”教育，引导学生把爱国意识和爱国行为结合起来，为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做好准备，用实际行动发扬光大中华民族精神。

第四，用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激励学生锐意创新。首先，引导学生勤于学习、善于思考，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创新品格和创新能力；其次，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为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提供动力；最后，尊重个性差异，注重对学生进行个性培养，实现创新成果。

第五，用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夯实学生道德素质的基础。一是要切实发挥德育教学的作用，实现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二是建章立制，逐步形成加强青年学生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长效机制；三是用生活中的典型人物的先进事迹教育学生，提升学生的道德素质，使学生能明荣辱之分。

二、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理论素质和知识水平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理论素养和教学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态度。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切实加强自身的理论素质和知识水平。首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坚定马克思主义理论信仰，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大脑，着力提高自身的理论修养；其次，必须充分认识当前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增强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积极主动地了解和研究学生对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思想动向、活动信息及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并努力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加以正面引导。再次，高职院校教师应当不断提高学历和职称，多参加各方面的研修学习，不断提高科研水平，以科研促教学。当然，高职院校领导要给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提供更多的学习、研讨以及了解社会、了解学生思想实际的条件和机会。

三、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方法和手段

大学生接受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程度主要取决于教学的形式和方式。因此，必须不断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方法和手段，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首先，应当采用启发式教学方式，积极引导学生联系实际开展讨论。其次，充分利用网络技术。笔者大量收集与教学内容有关的图片、视频资料，在多媒体教学过程中，达到声情并茂的效果。再次，笔者在上课过程中，提问贯穿始终，让学生总是处于思考的兴奋状态。最后，切实加强社会实践活动，带领学生参加“三下乡”等社会实践活动，或引导学生自主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并撰写社会调查报告。总之，采用“灌输”与“渗透”相结合的方法、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主导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的方法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四、突破学生评价方式的单一性，探索开放型试题，培养创新能力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成绩考核中，应从认识和实践两个层面对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进行综合考核，既要考核学生对基本概念、基本观点、基本方法的理解和掌握程度，又要考核他们运用理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既要考核学生的理性认识能力，又要考核他们的实践表现。对此，应实施多元考核方式和成绩综合评定标准，对学生的成绩评价力求科学、客观、全面。应普遍采用开卷考试的形式，试题设计广泛采用开放型试题，卷面成绩占总成绩的70%，撰写小论文或调查报告占总成绩的30%。理论和实践两部分的成绩按一定比例综合评定，其中，理论考查要鼓励学生敢于发表自己的独到见解，只要有一点创新就应给予肯定，给出较高分数；实践考查要广泛听取学生所在院(系)班主任、辅导员、教师以及学生干部的意见，努力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和学校各部门的思想政治工作结合起来，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整体效应。除考试成绩之外，还要积极引进各种测评技术和测评软件，对学生的德、智、体、心理素质等方面进行全面的测试、评价。总之，成绩考核的评价标准应体现综合性，注重实践性，突出创造性，以鼓励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彻底改变过去以考试成绩评价学生的单一性评价方式。 科学发展观在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核心和基石。充分体现了人在经济伦理中的价值核心和社会本体地位：校正了传统的以物为本的发展模式对GDP的盲目追求和对人的利益的漠视。要求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追求每个社会成员的平等发展、完整发展、和谐发展和自由发展，把人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科学发展观以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作为最高价值取向和衡量标准，蕴涵着必须处理好人民群众的各种利益关系的伦理诉求。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所以我们坚持先富与共富相结合，积极引导和鼓励先富带后富，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两极分化，通过税收和分配。扶持社会弱势群体，从而把不同阶层群众的特殊利益兼顾好，增强人民的团结，实现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要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和人的发展的根本目标。把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归于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 经济方面的公平在社会生活中起基础性和主导性作用．社会主义的经济公平主要包括机会的平等和利益分配的平等。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颇公平”的政策．这一政策在当时中国的特殊时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在中国改革发展已进入现代制度建设时期．逐渐显现出明显的局限性。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容易使人片面强调利益即按财富多少的规则而不是按照维护每个社会阶层和群体的合理利益的社会公正规则，使利益和资源向利益已经具有优势的一方积聚，造成富人越富，穷人越穷的局面，产生了收入差距拉大和社会分配不公的现象。有的人用不正当手段致富。而诚实劳动却贫困的现象诱发了人们的不满情绪，造成社会各阶层各群体问的恶性互动，不利于社会的团结与合作。弗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与社会的稳定。严重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和实践中，应当积极倡导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平观。

科学发展观从社会主义的本质人手。从中国现在的具体情况出发。对效率至上原则进行了反思和矫正。在毫不放松效率价值追求的同时，更加关注公平问题。科学发展观提出。以人为本”，就是要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人，赋予他们同等的，最基本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给广大劳动者以各种平等的权利和均等的机会，实现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的最佳配置，为社会提供更多的财富，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同时科学发展观寻求效率与公平的动态平衡，提出要统筹城乡发展。要求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统筹区域发展，大力支持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努力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格局：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加注意社会发展。建立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调整分配政策，把更多的力量放在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人民生活问题上。科学发展观彰显了共同发展、共同分享、共同富裕的基本原则。可见。科学发展观坚持了效率与公平有机统一的基本原则。在注重效益的同时，比以前更加注重和维护社会公平，是对我们长期贯彻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超越。

参考文献：

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观点范文第3篇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教学的融入。在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过程时，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教育融入其中，让学生以崇高的思想道德素质来讲商品，讲市场，讲经济。例如，在学习商品时，让学生深刻领悟到要讲货真价实，要讲社会利益，要讲诚实守信；在学习劳动时，让学生懂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讲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要讲资源环保；在学习货币时，让学生树立正确的金钱观，让学生明白“取之有道，用之有度”，要讲艰苦奋斗，要讲勤俭节约；在学习市场规律时，让学生感受到企业的责任，要讲社会责任，要讲为人民服务。通过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学贯穿到马克思经济学的教学中的教学方式，才能达到“学为所用”的教学目的，培养学生崇高的思想道德素质和高尚的经济素养。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教学的融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灵魂，它从思想、道德等方面影响着高中生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教学的内容，让学生讲实践，讲发展。例如，在学习价值观时，要让学生把价值观实践到日常生活中，为他人送温暖、为社会做贡献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中来；在学习实践观时，要让学生把思想意识转变到为构建和谐社会从一点一滴做起的实践中来；在讲意识形态时，要让学生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统一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中来，从弘扬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中来。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一）提高高中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质量。思想政治教育一方面为了是培养学生基本的政治素质，合格的思想素质，另一方面为了是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素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中来，有利于更好的培养学生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提高他们的思想道德意识，让他们在实践中认识理论，运用理论，提高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提高高中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质量。

（二）提高高中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想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是仅仅单纯的一门理论，也不是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割裂开的，它与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我们每个人生活在社会主义的大环境中，要具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观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学生正确世界观形成的灵魂。让学生认识到，作为一名将来会步入社会的高中生而言，要具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用这种观念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积极遵循，为成为一名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体会和收获

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观点范文第4篇

一、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应对经济全球化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遭遇冲击的现实选择，也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与根本所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高度的统领性，是对我国现实存在的不同层次的价值观念进行整合的结果，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和适用性。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发挥其整合、引领作用，有利于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信仰，统一社会各利益群体、各阶层思想，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亲和力。作为企业，必定受到商品规律和市场法则的制约，力求以最少的投入获取最多的产出，尽可能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这也是企业的经营目标。同时，企业也是社会健康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因此它有其神圣的社会责任。当然，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良虽然不能直接带来经济效益，但是它会使企业树立良好的形象、获得社会各界的支持，从而为企业获取长期的利润而准备了条件。因此，必须加强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具体思路是：一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充分体现时代要求、反映社会主流价值观。思想政治工作要结合经营实际，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理想信念主题教育活动，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引导广大职工把共同理想与企业发展目标、个人愿望追求统一起来，不断增强企业广大职工对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事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信念和信心；要确立科学发展观，发展循环经济，健康经营，做到义利兼顾、德行并重，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中，实现两者的最佳结合；大力弘扬爱国、敬业、诚信、守法、奉献的企业精神，营造和谐、积极、健康的企业文化，引导广大职工模范遵守公民道德行为准则。

二、要把经常性工作贯穿思想政治工作的全部历程

高度重视并坚持不懈地做好经常性工作，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一条基本经验。思想政治工作只有紧紧抓住经常性这个根本，才能全面推动企业和广大职工立足本职，为企业创造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其一，要牢固树立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生命线的观念，把思想政治工作融入企业的中心工作之中，找准工作的结合点和切入点，使其真正内化为广大职工的自觉信念、外化为广大职工的自觉行动，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实践；要坚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手抓，绝不能一手硬、一手软，更不能做表面文章，不能有任何形式的假、大、空现象；要加强对企业各类宣传思想文化阵地的管理，完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投入机制，不断加强企业报刊、网站以及图书室、活动室等宣传思想文化阵地建设，为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搭建更多载体；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应注意科学性，要渗透在企业经营中、职工的学习生活中，将教育方法的原则性与特殊性、灵活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把集中性宣传教育与经常性宣传教育结合起来；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应该注意多样性、生动性，紧扣广大职工思想活动和精神需求的客观实际，求真务实，善于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运用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的方法，切实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辐射力和吸引力。

其二，积极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长效机制。探索建立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长效机制，是一项政策性、原则性、科学性很强的工作，既要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与国家的法律法规相衔接、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要便于操作，切实可行。这就要求我们在探索建立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长效机制的过程中，既要敢于探索、勇于实践、善于创新，又要立足企业现实，使思想政治工作的计划、目标具有可操作性；要紧密结合企业的实际和广大职工正当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求，使构建的长效机制能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内稳定地发挥作用；建立健全科学的有利于推动思想政治工作的考评体系，完善考评标准，把思想政治工作纳入企业管理目标考核体系，把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融入岗位职责和工作标准，把解决好职工的思想、工作、生活等方面问题放在与生产经营同等重要的位置来抓；要强化考评结果的运用，把考评结果作为基层党组织和车间、班组年终目标考核和人才选拔任用、培养教育、管理监督、激励约束的重要依据。通过科学的考评体系，从制度上引导和激发各级党组织、业务部门、广大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创造性；加强职工教育培训力度，提高职工队伍科技文化素质。要结合企业实际，大力开展“创建学习型组织、争做知识型职工”活动，倡导终身学习理念，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舆论环境，形成良好的学习和工作氛围与机制。

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观点范文第5篇

中国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检视:制度匹配框架

制度经济学有一句至理名言:制度是至关重要的。好的制度会促进经济增长，坏的制度会阻碍经济增长。制度具有重要的预期作用，因为“制度决定什么是可以观察的，什么是可以认识的，以及能从经验中学习什么。此外，制度还在两个意义上塑造人们的预期，即对未来的预测，以及相信可以使他人根据这些预期而接受的要求”。〔6〕一项好的制度需要相应的匹配制度形成一个制度支撑系统，才能实现制度的理想绩效，反之则产生理论与实践的悖论。实施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过程中，制度是否匹配关系到均等化目标能否实现。由此，本文引入政治合法性概念分析中国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的历史转变进程，跳出财政学分析框架，厘清公共服务非均等化背后的政治经济机理，解释财政分权与公共服务非均等化之间的宏观制度是如何不匹配的。

1．财政分权的宏观政治制度匹配:政治合法性类型解读

根据政治合法性基础的三种基本类型，中国目前处于绩效合法型向现代民主型阶段转型过程中。从图2可以明显看到，处于不同的政治合法性基础阶段，公共服务提供的结果是不同的。传统权威型追求平等，而绩效合法型追求效率，这可以理解计划经济时代的公平观念和改革开放后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观念的区别，在追求效率的导向下，重视经济增长的激励机制:财政分权与政治晋升激励，成为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秘诀”。甚至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奇迹在于“做对激励”而不是“做对价格”。〔7〕这种激励是绩效合法型的要求，也是“发展是硬道理”理念的彰显。这就是说，中国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决定了中国需要采取这种有效的激励机制以推动经济增长，实现向现代国家的转型。刘鹏(2006)指出当前中国政治合法性建设有两种发展路径:福利政治与权利政治。他以农村合作医疗为例，指出党和政府倾向于通过建立福利政治、重建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方式达到扩大政治合法性来源的目的。〔8〕这充分说明，现代国家建构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为人民提供满意的公共服务，能否提供有效率的、让群众满意的公共服务关系到执政党政权的稳固，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础。既然公共服务提供关系到政治合法性基础，那么政府的职能就是其体现。当前中国建设服务型政府，正是应对政治合法性挑战的要求，宏观上是建构现代国家的需要，中观上是政府职能转型的要求，微观上则是公民权利的获得。公民权利和现代国家建设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实践中体现为对政府职能的要求。所以构建服务型政府和提供公共服务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都是合法性基础深刻转换的必然要求。这三个方面都在注解同一个问题:一个国家如何才能获得其统治的合法性?是赋予公民权利还是提供公民满意的社会福利或其他?弄清楚这个问题是国家政治合法性基础建设的需要。政治合法性落实到实践上是应该如何考核政府官员，即政绩考核机制。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方向的确定，使“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84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意味着“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步成为地方各级官员的工作方向，政绩考核的内容随之发生变化。有学者如刘云龙(2001)认为，在不同的环境背景下，政府的目标函数也不一样，他提出了政绩考核的三类目标函数，即传统经济条件下的F(政治忠诚)模式，经济改革条件下的F(政治忠诚、经济发展)模式，实行基层民主条件下的F(政治忠诚、经济发展、提供公共物品)模式。〔9〕刘云龙的政绩考核三类目标充分表明地方政府官员在不同的经济社会条件下的“指南针”是不同的。同样叶贵仁(2010)考察自1949－2009年我国领导干部考核的历史过程，发现呈现三个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即1949－1976年为第一阶段，强调领导干部的政治忠诚;1978－2001年为第二阶段，强调领导干部发展经济的能力;2002－2009年为第三阶段，强调领导干部具备全面的素质，并能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各项任务。从外在的行政生态环境来看，不同阶段的领导干部考核标准乃是对统治合法性的反映，引导着地方政府行为的价值取向，并主导其工作重点。领导干部考核三个阶段的演变绝非偶然，它孕育了一个后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的历程。〔10〕运用“现代国家建构”理论框架分析建国以来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变迁，得出的结论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转型是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逻辑使然。也就是说，中国由民族国家建构过渡到民主国家建构的现代国家建构过程，正是中国公共产品由城乡二元供给体制转变为城乡一体化供给体制的过程。〔11〕因此，建国后的政治合法性在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匹配下，为了汲取资源形成了城乡之间公共服务的非均等化供给格局。显然在赶超战略背景和政治晋升与财政分权背景下，城乡之间的非均等化供给是必然结果，要实现均等化供给，必须向现代民主型政治转变。进入20世纪以后，传统国家纷纷向现代国家转型。现代国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民，政府向全体国民负责，并为全民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以提升全体国民的福祉。〔12〕公共服务非均等化问题，特别是教育、医疗与住房是中国社会的重大民生问题。虽然民生问题体现在经济社会中，但实质上是政治层面的问题。只有政治层面真正决意将工作重心、资源配置转向民生目的，并调控社会资本投向民生，民生问题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在此意义上讲，民生问题实质就是政治问题。〔13〕这里学者指出了中国的民生问题是政治问题，也是新的政治形态———民生政治。进一步，从图2可以理解，中国式非均衡发展走向均衡发展的模式应基于中国政治合法性基础来源的变化，当绩效合法型出现“绩效困境”时，经济增长但政权不稳定，需要逐步转向民生，从单一经济绩效观转向经济社会政治绩效的综合绩效观，再向现代民主转型;而民生政治要求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和公共财政体制支撑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宏观政治合法型基础转变的政治经济学在于政治合法型基础不同的政府其执政理念也不同，有什么样的政府执政理念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行为偏向。政府执政理念是指政府处理公共事务的思想观念和基本原则，关系到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政府这一根本性问题。政府管理行为本质上是一定理念指导下的产物，有什么样的理念，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行为。〔14〕政治合法性基础、政府执政理念、政府行为三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有什么样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就需要有相应的政府执政理念和政绩考核机制相配合，因而政府不同的执政理念决定了政绩考核机制的内容也不同，进而引致地方政府的行为取向不同。也就是说，国家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从传统国家走向现代国家需要经历各个阶段，尤其是从发展型政府〔15〕逐步走向公共服务型政府更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2．财政分权的微观民主制度匹配:基层治理模式解读

中国农村公共服务提供不仅不足，还同时出现了提供过度和结构不均等现象。农村田野调查证明结构非均等化现象的存在。赵和楠2007年、2009年对武汉市黄陂区武湖农场高车畈村和下畈村居民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农村居民所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在结构上严重失衡。村民对于社会保障型公共品的享有度较高(如农村基本社会保障为87.83%、医疗卫生为95.83%)，而对于经济发展型公共品的享有度(如农业技术指导为14.58%、农业市场信息为16.67%、农民就业培训为10.42%)、生态保护型公共品的享有度(如村庄绿化为64.58%、村级生态环境建设为51.25%)，公共管理型公共品的享有度(如参与公共事务决策仅为6.23%)处于较低水平。〔16〕显然这一现象背后不是基层政府财力不足所能解释的，原因在于基层政府在财力不足的情况下为何还会提供过度的或辖区居民不需要的公共服务?答案在于微观民主制度———中国基层的治理模式。基层治理模式属于一种微观民主制度。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发现了美国政治的秘密:新英格兰的乡镇自治。自由主义理论家密尔同样注意到单纯代议制政府的不足，并提出了“宏观民主/微观民主”的整合性框架，认为应该在宏观政治层面上实行代议制民主，在微观治理层面上实行参与民主。〔17〕即宏观政治层面上的代议制民主是相对于微观治理层面上的多元民主而言的。因而，我们把基础治理模式作为一种微观民主制度。而中国传统的治理模式属于一种管理主义模式(王锡锌，2010)，也被认为是一种“单中心”治理模式。管理主义模式无法有效地反映辖区居民的真实需求，因而公共服务供给与需求脱节，导致公共服务结构非均等化供给。中国基层的管理主义治理模式与公共服务非均等化供给的逻辑关联从图3可以清晰地显示。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基本构架是，基层政府处于压力型政治体制下，面对的是上级政府的政绩考核，上级政府评价基层政府并由上级决定基层政府官员的升降，而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于不是农民选举的，即使村民委员会也受到政府干预，特别是基层政府官员一般都是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成员，所以，人民代表大会往往对基层政府监督不力，加之人大代表对农村公共服务的真实信息并不清楚，而基层政府才是信息拥有者，因此中国的基础政府能够只对上级负责，无需对选民(农民)负责。结果是农村公共服务的需求者不能对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者———基层政府构成压力或者西方所称的政府支持率。这样一来农村公共服务需求也不取决于农民而是上级政府的偏好。所供给的必然是符合上级政府偏好的。这种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的由政府主导的而非政府主导多元化主体参与合作协商的管理主义或“单中心”基层治理模式的结果自然是非均等化供给。管理主义的治理模式被简化为决策者对人和事的单向管理，决策者对公众的政策偏好甚至需求进行塑造，公众独立的需求和政策偏好则缺乏有效的政策输入途径。〔18〕显然基层管理主义模式不能适应日益多元化的利益主体时代和日益多元的需求，难以克服基层政府包揽一切、成为公共服务唯一提供主体的缺陷———政府失灵，并催生农村公共服务提供不足与失衡。要扭转这一格局需要转变治理模式，从管理主义治理模式转向参与式治理。“参与式治理”作为一种治理体制和技术，源于“参与式民主”理论。它提供了一种关于公共生活问题的解决方案，主张在代议制民主的框架内，让公民能够积极有序地参与公共事务，从而补充和弥补代议制民主的不足。〔19〕“参与式治理”与农村公共服务提供之间的密切关联在于“参与式治理”强调“参与”的价值和意义，主张多元化主体参与提供，让政府与多元主体间进行协商和合作，克服政府失灵、市场失灵、第三方失灵，以适应主体多元化的公共服务需求。更重要的在于作为农村公共服务需求方，能够通过有效渠道进行利益表达，公众能够参与公共服务所提供的公共决策，提升公共服务决策效率，完善公共服务提供的公共选择过程，突破“单中心”自上而下的决策过程，更加符合农村居民的公共服务提供需求。“参与式治理”作为一种微观民主制度不仅在宏观政治上匹配宏观政治合法性转型要求，体现出大国治理模式的转型，让农村居民参与到同他们切身利益相关的由公共服务提供的事务管理之中，真正落实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内涵;而且在微观政治上，让大众参与公共服务这一公共事务决策，提升了公共政策的效率。更关键的在于，解答了为何中央在基层政府财力困境情况下不断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而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状态依然没有根本转变的内在微观政治经济逻辑，培养了农民的民主参与权利意识。而农村居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监督权等权利缺失，即使有中央财力补充，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动力将依然不足。因而，中国式财权分权一方面因为宏观政治上的制度不匹配导致公共服务提供不足，农村公共服务提供更加困难;另一方面微观民主制度不完善，治理模式缺陷，也导致农村公共服务提供效率低下，难以满足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的要求。完善中国式财政分权制度需要突破传统的财政经济视野，构建经济与政治制度匹配的和谐制度环境，实现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

中国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匹配:“三维”联动机制

中国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财政分权反思检视表明，财政分权体制需要一系列的宏观微观制度相互匹配，宏观上的政治制度与财政分权体制相结合形成的中国式财政分权———强激励与弱约束导致了提供公共服务的动力不足;而微观基层民主的管理主义模式则加重了农村公共服务非均等化。因而，财政分权体制与中国的宏观微观政治制度匹配共同构成一个“三观”的制度体系:宏观政治制度、中观财政制度、微观基层民主制度。中国农村公共服务非均等化需要扭转宏观中观微观制度的不匹配状态，实现由“三观”向“三维”联动机制突破，其逻辑如图4所示。

1．宏观政治合法性转型:科学发展观指导的综合绩效观

决定地方政府官员晋升的是政绩考核中的GDP和财政收入而非公共服务提供，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绩效合法型政治的体现。要改变这种经济与社会不平衡发展的绩效观，转向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综合绩效观，即以经济绩效考核为主转向以经济社会绩效并重的综合绩效考核，需要更加注重由重经济绩效考核向重民生优先考核的科学发展观转变。坚持科学发展观的关键是坚持以人为本，落实以人为本就是要政府的眼睛盯住公共服务而不是经济绩效。未来迈向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必然逐步从绩效政治迈向权利政治，公共服务享有将成为公民必须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因此改变财政逻辑的宏观制度匹配就是改变中国的政治合法性来源基础，即政治合法性类型。第一应坚持由绩效合法型向权利政治型转变。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治意义在于其内涵权利政治或民生政治的重要内容，由此，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宏观政治价值在于为实现绩效合法型向权利政治型转变提供了重要路径，因而构建权利政治来源就是要把公共服务均等化享有权利作为一项重要权利和民生政治的基本要求，而绝不仅仅为了适应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要求，进而突破“绩效合法性困境”，构建综合绩效观，实现从单一经济绩效观转向经济社会综合绩效观。第二应坚持完善政绩考核指标，将单一绩效考核转变为综合绩效考核。这就需要大大增加民生方面的公共服务考核指标，减少经济绩效考核指标，改变政府的办事方向，从重经济增长转向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综合发展。即将经济考核转变为经济与民生并重的综合绩效考核观。第三应坚持完善考核内容的执行机制即问责机制。即使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作为基层政府的考核内容，如果执行不力或得不到有效的问责处罚，其有效权威性必受极大的弱化。因而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成为考核内容需要完善政绩考核问责机制，对政府的公共服务不作为或作为不力给予处罚。更重要的是，不是由政府自己评估自己，而是由辖区民众评价。因此，有了考核的指标还需要考核的问责反馈机制，否则会产生“执法不严”的政府不作为。这里的关键是把考核权力交给谁?是所服务的人民还是政府自己这个“裁判员”?

2．中观政府财政体制转型:公共财政体制的完善

中国式财政分权之所以导致基层公共服务非均等化供给，在于基层政府面临政治晋升考核压力和财政分权体制约束下形成的财权上移事权下移双重压力，以及由此导致的越是基层财力越困难，农村公共服务非均等化供给困境越突出。宏观政治合法性基础类型转变，需要政府职能与财政分权体制进一步改革完善使之匹配。第一，将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财政体制的转型需要政府职能转变。中国目前的发展型政府特征明显，基层政府为完成上级政府的各种考核压力无心也无力推进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转变基层政府职能需要明确基层政府特别是乡镇政府的中心工作是提供公共服务，而不是招商引资。第二，重新设计政府间公共服务责任分工制度。中国目前的政治制度架构使得上下级政府分工缺乏明确的法律规章制度，上级政府把责任推给下级，下级必须服从上级的安排，导致责任下移，但财力却上移了。这种责任分工的不明确，导致公共服务中政府的责任模糊，因此有必要让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的责任上移:如将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责任上移，减少下级政府因财力不足产生的公共服务难以满足民众基本公共需求的矛盾。第三，重构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转移支付制度。农村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财力不足需要加大转移支付解决，这就需要重构转移支付制度。构建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度的关键在于落实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与监管，避免中央加大转移支付，地方挪用甚至截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