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经济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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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经济的特征范文第1篇
网络经济时代的会计目标及会计信息质量特征浅析
网络经济是服务经济和信息经济的有机结合， 是一种更高阶段的直接经济的生产方式。 新的生产方式必然引起生产力的变革，尤其是智能化信息网络将成为其重要的生产工具。 如果说工业时代的生产力集中表现为机器大工业利用自然资源（主要是不可再生资源）进行标准化 、大规模 、大批全地生产各种商品的能力 ，那么网络经济的生产力则表现为利用信息资源增加无污染可再生资源，减少不可再生资源，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创新能力。
与工业经济相比，网络经济具有如下特点:一是网络经济打破了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是全球一体化的经济。在因特网中，经济活动与空间距离的关系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这里是指与传统经济相比，并不是说空间因素制约完全消灭了，电子商务仍然受到物流不畅的制约。 由于网络经济打破空间限制，大大加快了全球经济一体的进程，各国的经济依存度增强了。全球化只有在网络时代才真正成为现实，在此之前几乎是不可能的。网络经济打破空间的限制还意味着世界各国的经济体制都将走向开放的经济体制，一个封闭的经济体制在网络时代是注定无法生存的。 所以， 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经济是一种完全开放的经济。
二是网络经济是一种虚拟经济。虚拟经济是指在因特网上构筑的虚拟空间进行的经济活动，它具有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虚拟性.而不是指传统经济中的由股票 、证券 、期货 、期权等有价证券的虚拟资本交易活动构成的虚拟经济， 网络经济的虚拟性是由于网络本身的性质造成的。在以金融资本为核心的虚拟经济中，资本是决定性的要素。网络经济的虚拟性表现为有形资产最多的人不一定是最富有的人，而无形资产最多的人肯定是最富有的人。与网络经济虚拟性相关的还有人们的思维方式变化，由有形思维为基础的思维方式，向无形思维方式为基础的虚拟思维方式转变。
三是生产、经营方式和消费方式发生根本的变化。网络经济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生产、经营方式。 例如戴尔公司的“大规模定制”，不仅是一种全新的生产经营模式，而且是一种全新的管理模式一一数字化管理。 在传统经济中，大规模的生产一定是标准化、批量化的产品。 而戴尔利用网络进行订货和销售，根据事先从网上获得的信息，为每一个顾客量身定制个性化的产品，不仅做到大规模生产不同产品，而且做到了零库存。 因为，利用因特网，它无需事先准备库存，真正做到了以需定产。 亚马逊的销售模式则是一种完全摆脱了所有中间层次的“直接见面”，不需要中间环节 ，从而实现了更加便捷、更加低成本的 B2C。
2、网络经济条件下的会计目标及会计信息质量特征。
会计目标比较具有如下不同:
一是产生的条件不同。 会计目标是以资金为主的自然资本要素市场的产物。 在网络经济环境下，知识和信息将逐步取代代表自然资源的资金的主要地位，市场所追逐的将是知识和信息要素，知识流、信息流将成为核心生产要素 ，知识 、网络和信息将成为会计目标的出发点和归宿。
二是会计报告的内容不同。 在网络环境下，企业内部会计信息系统与企业管理管理的其它系统相连通， 及时有效的提供会计信息，通过管理软件设定的程序自动调整各种参数、智能性的进行管理。 在企业外部运用电子商务通过 Extranet/Internet 网络智能化的辅助管理者进行经营决策。 会计报告的表现形态可能是“ 会计频道”或是会计标准组件 ，会计信息的需求者根据不同需要利用组件技术和决策技术产生个性化的会计信息。
三是生产会计信息的规则和方法不同。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通讯技术、计算机存储技术和实时数据管理技术的不断更新，信息集成技术、管理技术的不断创新，帕乔利的会计循环、会计科目必将被新的会计处理规则和方法，诸如事项会计法、事件驱动的REA模式（Resources, Events and Agents accounting alternative model）、多维会计法等会计模式所替代。
四是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不同。在网络环境下，企业信息系统高度集成，会计信息的安全性、相关性显得十分重要，而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变为比较重要。会计信息的生产、存储、保管、传输在网上进行，网络运行中安全的威胁因素较多，所造成的后果比较严重;管理信息系统自动化和智能化程度较高，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相关性对系统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会计信息是以“会计频道”或会计标准组件的形式提供，更能满足适应信息需求者的要求。
信息经济的特征范文第2篇
摘要：企业行政管理与政府行政管理不同，它不是国家政权，而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经济组织，它更多地倾向于一种管理形式。随着当前企业竞争的日益激烈，企业行政管理的重要性越加凸显。但是，由于受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和冲击，我国企业当前的行政管理还不够完善。因此，采取积极措施不断创新企业行政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对企业行政管理的基本特点进行的细致分析，进而从四个方面提出了创新企业行政管理的路径。
关键词：企业行政管理；特点；路径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企业之间的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这对于每一个企业都是严峻的考验。企业行政管理作为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企业为了更好地适应当前经济时代的变革，就必须不断的巩固自身的竞争优势，做好企业行政管理的各项工作。唯有如此，才能够使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立于不败之地。
一、企业行政管理的含义及特点
1.企业行政管理的含义。
企业行政管理体系作为企业运作的命脉，对企业的长远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企业行政管理与政府行政管理不同，它不是国家政权，而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经济组织，它更多地倾向于一种管理形式。我们可以把企业行政管理定义为：企业在运作的过程中，为了能够实现企业既定的目标，依靠企业行政组织机构、按照企业的行政组织机构内部的隶属渠道，运用一定的法律、制度、原则及方法对企业进行职能性管理的总和。
2.企业行政管理的特点。
首先，企业行政管理具有服从性。企业行政管理部门是企业内部一个组织机构，不是独立存在的组织，因此它与政府行政部门是不同的。企业行政管理部门只是在企业管理者授权的范围内对企业内部进行科学有效的、有利于企业良好发展的管理，所以说企业行政管理具有服从性。
其次，企业行政管理具有强制性。企业行政管理的强制性主要体现在：在企业行政管理的过程中，企业行政管理部门要使用大量的命令、指示对企业进行相应的调整，企业其他部门必须无条件的服从，因此行政管理的手段和方式都是具有较强的绝对性。另外，在企业行政管理的过程中，如果违背了企业行政管理指令，就要严格按照处罚条例对其进行处罚，这就体现出了企业行政管理的强制性。
再次，企业行政管理具有及时性。企业行政管理的及时性体现在行政活动的实施过程中，企业行政管理是以直接具体的行政方式来调整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其手段和方式具有较强的针对性，相对于通过思想政治工作进行管理目的，其过程快捷迅速，实效性强。另外，企业行政管理的及时性也体现在行政决策和实施的层面上，体现了行政决策运行的及时有效性。
二、企业在行政管理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1.企业行政管理的意识淡薄。
首先，企业行政管理层的行政管理意识淡薄。由于受到传统体制的影响，有些企业的领导层对企业行政管理的认识不够，认为行政管理工作只是一个形式问题，并不能够关系到企业的长远发展。因此，在制定企业相关政策的时候，企业行政管理层不能够从企业行政管理的实际出发，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企业行政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其次，企业行政管理人员意识淡薄。企业行政管理人员对自己所在企业的业务不熟悉，在工作过程中不能够从行政管理的实际出发，行政管理活动与实际相脱离，行政管理措施不能够得到有效实施，企业各部门之间缺乏沟通与联系，造成企业管理部门之间工作的相脱节，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2.企业行政管理体制机制不完善。
目前，我国企业的行政管理法规尚未健全，仍需进一步完善。行政管理作为一项系统复杂的活动，需要有整套为其量身定做的行政法规来保障。在现今大多数企业的行政管理活动中，行政法规的不健全和不配套所造成的行政效率低下的现象比比皆是，显现出行政制度上缺乏系统性和针对性。当前，我们缺乏的首先是高效的制度，即能够有效地组织配置各种政治、思想、经济要素以实现行政效率增长的制度资源。其中既包括政府机构设置、职能划分、人员编制等政治方面的制度，也包括财税制度、投资制度、企业制度等经济制度，这些制度都需要不断完善，最终提高企业的行政管理水平。
3.企业行政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
由于受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企业行政管理权力过分集中的情况时有发生。在企业的运行过程中，“一言堂”的情况仍然十分常见。尤其是在涉及到管理层利益的时候，他们总是会从自身利益而并非企业利益出发。同时，企业行政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权力过分地高度集中而又缺乏应有的监督制约机制，导致一些企业工作人员严重，家长制、人身依附等封建主义的影响依然存在，严重阻碍了决策民主化、管理科学化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挫伤企业员工的积极性， 最终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三、创新企业行政管理工作的路径
1.创新企业行政管理体制机制。首先，完善企业行政管理机制和保障体系。通过建立行政领导负责制为主的行政管理体制，并由相关的部门进行行政监督，达到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完善保障体系，强调企业行政管理措施的执行力的目的，进而逐步提高企业的行政管理效率；其次，健全企业行政管理的领导体制。企业行政管理的科学管理体制主要包括以行政首长负责制为主，咨询机构为补充，建立有相应的行政监督部门等三个重要的方面，不断实现三者的有效结合，继而健全行政管理领导体制，保证行政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再次，不断优化企业行政管理模式。随着当前企业竞争的激烈，企业的行政管理模式必须不断优化，坚持政企分开的原则，强化企业行政管理职能，确保企业行政管理措施能够充分落实。
2.创新企业行政管理模式。企业行政管理是企业管理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企业不能建立科学合理、行之有效的企业行政管理模式、制定出各项规章制度，将导致企业领导者无法及时了解企业实时的发展状况，不能及时发现企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给企业后续的生产运作埋下严重隐患。所以为了企业更好更快的发展，企业行政管理应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和机构体制，在企业中合理有效的配合其他部门工作，使企业的各个部门在行政管理部门的协调下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在整个企业管理中，每个人员要明确自身的职责，以及在企业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这样才能发挥自身的潜能，为企业带来更好的经济效益，所以建立适合企业发展的管理模式是至关重要的。
3.创新企业行政管理方法。企业要积极引入先进科学的管理方法。当前企业在管理方法上陈旧僵化，一味地关注企业的行政命令和各种企业行政规章制度，行政官员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行政效率低下。企业行政管理要注重管理方法的有效性，采取适合的措施以提高企业行政管理人员的责任感，提高行政效率。定期评价业绩，择优使用行政管理人才。企业人事部门虽一直以业绩评价作为行政管理人员晋升的标准，但长期缺乏科学性和准确性，所以企业应该从人才学角度，综合运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等科学手段，对企业的行政人才做出准确评价，为企业挑选出最优秀的企业行政管理人才。
参考文献：
[1]刘昊，中小企业应加强人力资源管理建设[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2，3。
[2]宝丽嘉.如何设计人力政策和制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
[3]周晶.浅析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性[J].黑龙江科技信息,2007年第21 期。
信息经济的特征范文第3篇
[关键词]警觉度，时域特征，持续注意力，脑电信号，脑电生物反馈
中图分类号：TN91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7）08-0173-02
一：引言
警X度是人体对客观事物的警觉程度，包括了对紧急事件的反应能力和注意力的集中程度[1]。自从人们将警觉度作为一个客观指标看待以来，已经广泛应用于安全、医疗等多个领域。Atefeh等运用脑电生物反馈对帕金森综合症病人身体协调性进行研究，提出脑电生物反馈训练对病人的动态平衡具有一定的效果，并能够改善静态平衡。同时病人通过脑电生物反馈也可以减少贝塔波的活动而增加theta波的活动[2]。Miriam Reinera等提出theta波脑电生物反馈训练可以提高运动序列的记忆巩固。一组通过脑电生物反馈训练之后能将记忆保持7天以上，比不进行脑生物反馈训练的另一组时间要长[3]。Frenk Peeter等研究了脑电生物反馈有效显示人的紧张程度[4]。他们的实验表明脑电生物反馈可以测量人体警觉度。因此，快速且准确的辨识警觉度的方法成为生物信号领域的研究热点和亟需解决的重大课题。本文将基于表面脑电信号的时域特征对警觉度状态进行分析，在简化提取表面脑电信号过程的同时保证其警觉度辨识准确度。
二：信号采集与处理
2.1 实验步骤
实验时，仪器应可靠接地，并远离强大的静电场与电磁场。实验使用表面脑电电极，实验前对电极粘贴处的皮肤做以下处理：用酒精擦洗并晾干，并用角质膏去角质。在粘贴电极时将导电胶对准被测皮肤适当施压，保证导电胶与皮肤接触良好。电极的放置位置遵循国际导联标准。随后需要将电极与放大电路连接好，并将放大电路与电脑终端连接到一起。我们在大脑上选取四个点来采集脑电信号，分别是国际导联标准的C3、C4、P7、P8，通过分析每个电极采集到的脑电信号以寻找警觉度状态辨识度最高的点。
我们将警觉度状态分为三种情况，即注意力集中时的警觉度状态、正常情况下的警觉度状态以及注意力严重分散的警觉度状态。在实验中，为减少不确定性误差，每种状态进行十次以上，每进行一次休息几分钟，让受试者恢复状态。
2.2 时域特征提取
在时域中看到的信号通常比较直观的，但时域特征值并不明显，因此需要如滤波一样的处理。时域处理分析的参数有标准差、方差、均方根、中位频率、积分肌电值IEMG、均方根有效值。通过这些参数我们能得到一些有效信息。
三：研究结果
3.1 时域特征分析
我们将各个位置的时域特征值列成图形进行比较。各个特征值比较如图1所示。其中横坐标的1表示注意力分散的状态，2表示正常的状态，3表示注意力集中的状态。表示位置C3，表示位置C4，表示位置P7，表示位置P8。
由图可知，最好的位置应该是P8，且在采用均值的计算方法时，可以使得注意力又集中到正常再到分散是一个单调曲线，因为警觉度与注意力的集中程度是紧密相关的，因此警觉度的状态也是一个单调曲线。
四：总结
在本项目中完成了对警觉度的信号特征分析，实现了对警觉度高低的辨识，通过多次实验找到了最适合警觉度信号分析的大脑信号采集位置，设计了简易的采集方法，简化了采集过程并大致保持了辨识精确度。目前已经可以实时检测警觉度的高低，在多种情况下，尤其是在学习和工作中，由于简化了采集过程，短时间内就可以判断当前的警觉度状态，可以完成基本的测量，已经达到可以在多种场合实用的水平。在未来的研究中，主要有四个方面的改进，一是降低噪音，二是进一步简化信号采集的过程，三是提高辨识精确度，四是采用无线传输。在无线传输时，噪音必定增加，对硬件有更高的要求，因此进一步研究必然要求对硬件进行改进，因此硬件是主要研究对象。
参考文献
[1] 周鹏，张翼龙，李向新等.大脑警觉度检测的研究现状与发展[J].生物医学工程，第29卷，第3期：574-578.
[2] Atefeh Azarpaikan， Hamidreza Taherii Torbati， Mehdi Sohrabi Neurofeedback and physical balance in Parkinson's patients Gait & Posture Volume 40， Issue 1， May 2014， Pages 177-181.
信息经济的特征范文第4篇
关键词：技术创新 行动 环境变量
技术创新作为一种具有工具合理性的科技与经济相结合而一体化发展的结构功能连续统，乃是现代社会系统为满足其经济、科技与社会协调发展之功能需要而作出的一种系统结构功能分化的结果。技术创新不仅在微观上构成了企业为满足其生存发展所必须作出的主导性行动，而且在宏观上也逐渐显示出其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并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结构功能层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技术创新“已经构成了一种至少从工业革命以来的社会转型的基础发动机”（[1]，p.13）。
正因为如此，自从熊彼特首次提出创新概念并建构了其作为一种经济发展理论的创新理论体系以来，技术创新就一直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并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经验研究、理论概括和统计测度，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和显著的社会效益。透过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技术创新主要是在经济与科技相结合的领域中得到生成和发展，故而首先主要是在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由技术经济学、科技管理学和企业管理学等学科作出了较详细的考察和研究。但是，随着对技术创新研究层次的深入及研究范围的拓展，而且也随着技术创新活动逐渐越出单纯的经济系统并在社会整体系统之中功能凸显趋势的增强，其所具备的社会行动性质和社会关系结构等非经济特征就远非纯粹的经济学理论框架所能涵括的了。而这实际上就是为对技术创新的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契机，即对技术创新进行社会学研究的必要性。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对技术创新给出这样的解释性定义：技术创新是由创新主体（企业）所启动和实践的、以成功的市场开拓为目标导向、以新技术设想的引入为起点，经过创新决策、研究与开发、技术转化和技术扩散等环节或阶段，从而在高层次上实现技术和各种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及其社会化和社会整合，并最终达到改变技术创新主体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社会行动或行动系统。从这样一种定义出发，可以看到，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行动或行动系统，技术创新无论其创新资源的获取与社会动力的提供，还是其社会运行机制的展开和社会功能满足方式的呈现，都总是离不开其社会环境的。因此，考察技术创新行动或行动系统的社会环境变量及其特征，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了。
在社会学理论中，环境是与行动相关联的。从社会学中行动或行动系统的概念来看，任何社会行动总是行动者与其环境之间的某种关系，而社会行动之所以具有区别于行为或“观念的流溢”的规定并从而具有客观的自主性正是从这一关系中得出的。一般来讲，社会行动具有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与行动的主观方面即行动者相对应的有两个因素：①目的——行动过程所要达到的未来状态；②规范——与行动目的相一致的价值标准和行动规范。与行动的客观方面即环境相对应的也有两个因素：①条件——环境中不能为行动者所控制的因素；②手段——环境中能够为行动者所控制的因素。这四种因素的组合即构成了所谓的社会行动的“行动参照构架”。正是这种行动参照构架（又可简化为手段——目的构架或条件——规范构架）的形成，不仅从整体上规定了社会行动的基本特征，即社会行动本身是包含其环境因素的行动参照构架整体，或者说是一种行动系统，而且也规定了社会环境的性质，即环境是作为行动的客观方面而参与了行动参照构架的形成，环境是不能脱离行动而自在成立的。这也就是说，社会行动不仅是有目的的，而且它总是在一定的客观环境中进行的，这种客观环境一方面作为条件限制了行动的取向和范围，另一方面又为行动提供了手段或工具；行动者在其行动过程中不能超越于环境之外，但却能从环境中获取行动的手段或工具。同时，环境也不是自在和孤立的，而是在和行动的关联中存在着和发展着的；其对行动的条件限制和手段提供只有在和行动的目的相连接时才能成立，才有意义。更进一步地讲，环境只有在和行动的互动关系格局中才能获得自身的存在意义和价值，才能获得其与行动者相对应的独立性和外在性。行动者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以文化为中介的，文化的作用是为行动者提供了行动规范。
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行动或行动系统，技术创新也必然具备上述的行动参照构架的特征。也就是说，在技术创新行动中，它必然要以其主观方面即技术创新的目的与规范同其客观方面即技术创新的手段和条件之间的关系来建构自己的行动构架。这一方面表明，技术创新行动不仅有着自己特定的目标指向，而且也必然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并与之发生关系，它或者受到环境的限制而调整自己的行动路线和范围，或是从环境中获取技术创新的手段和资源以达成自己的行动目标，并在此过程中同时也参与了对环境的重建。另一方面则表明，要考察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环境，就必然离不开技术创新行动本身，因为环境已经成为了技术创新行动构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对技术创新之社会环境的考察应以环境和行动之间的互动关系为出发点。但是，遗憾的是，在以往的对技术创新的研究文献中，不仅对环境因素的作用强调不够，而且即或有所提及，也只是把技术创新行动和其环境当作两个无内在关联性的分离系统来处理的。而从社会学的角度以社会行动参照构架为理论出发点来考察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环境变量及其特征、技术创新行动与其环境的互动作用关系以及由此引发的环境变迁的社会过程和机制等就更是殊见。因此，在本文中笔者将主要以技术创新行动之行动参照构架为理论基点，去考察技术创新行动其特有的社会环境变量及特征，而技术创新与环境的互动作用关系和环境变迁的社会过程及特征则留待它文中再作阐述。
从一般的意义上讲，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环境就是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大系统。社会系统是由多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因素集合而成，其中经济的、政治的、科技的、文化的乃至自然环境的等等因素，构成了社会这一复杂的有机体。因此，广义地讲，这些因素及其关系均可作为技术创新的社会环境因素而存在。但是，由于我们在这里考察技术创新之社会环境因素的理论出发点是技术创新的行动参照构架，这种行动参照构架中的环境因素或者作为创新手段为创新主体所把握，或者作为条件因素制约着创新目标的达成。这就表明，要确定技术创新的社会环境因素就必须从其与技术创新行动的关联性特征出发，才能从广泛的社会环境因素中获得技术创新之独特的社会环境因素的恰当的定位。从环境因素与技术创新行动的关联性或技术创新之行动参照构架出发，我们可以确定出作为技术创新行动之特定社会环境因素的几个变量，即社会物质资源、社会制度模式和社会文化背景等三个环境变量。
1.社会物质资源
社会物质资源是影响和制约技术创新行动的最基本环境变量，是社会环境系统中对技术创新行动的“硬性”约束要素。如果社会物质资源出现短缺，或者其与技术创新行动系统的互动交换关系发生障碍，则势必导致技术创新之行动参照构架中手段要素的比例减少而条件要素的比例增加，其结果，是在限制了创新主体对创新资源的有效获取的基础上也阻碍了技术创新行动的正常展开和顺利实现。
如果以文化的主层次结构的标准来看待技术创新行动之社会环境系统的话，则社会物质资源这一环境变量是居于该系统结构的器物层次，其和技术创新行动的互动作用和交换关系是最直接的也是最领先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居于技术创新行动之社会环境系统结构的器物层的社会物质资源环境变量并非纯然是一种具自然物质性的要素的集合，而是一种包含了生产要素资源、人力资源、资金投入、市场需求和信息资源等在内的广义性社会物质资源系统。
生产要素资源包含了技术创新所必须的原材料和机器设备等，它是影响技术创新的社会物质资源环境变量中的最基本的成份。如果缺乏这种最基本的环境要素的供给，技术创新行动将无从谈起。在熊彼特的创新概念中就曾指出，所谓创新就是把一种从未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现有生产体系之中，而其中的一种新组合形式即获得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新的供应来源的实现就是一种创新。由此可见，虽然生产要素资源不能涵括技术创新之社会环境要素的全部特征，但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物质资源性环境要素却是技术创新行动所不可缺少且必须与之发生互动关系的。
人力资源主要包括企业家群体和技术创新各环节所需的专门人才，它构成了技术创新行动的人才性资源环境。技术创新作为一种包含诸多运行环节或阶段的社会行动，其全过程的顺利展开和成功实现必须通过人的活动或行动才能完成；其各个环节、各个阶段的运行质量和速度都取决于从事该环节工作的专门人才的科技水平、创造能力和管理能力等的高低。企业家群体是技术创新的启动者、协调管理者和风险承担者，而技术创新各环节所需的专门人才则是创新能否正常运行和顺利实现的技术性保证。因此，如果技术创新行动系统不能同其人力资源环境要素发生通畅的社会交换和互动，则势必导致创新所需的企业家和各类专门技术人才的匮乏和枯竭，从而也必将导致技术创新行动的瓦解。在这一点上，美国著名经济学家T·舒尔茨也曾指出， 在通过科技进步提高生产力的问题上，“资本的传统概念必须加以扩大，以便容纳人力资本”（[2]，p.1），“从分析的角度来说，如果有可能将所有不同形态的人力资本集中在一起，其作用会大大超过全部非人力资本”（[2 ]，p. 2）。这种看法实际上是以一种经济学投入产出分析框架中的资本概念阐明了人力资源的贮备以及对其进行的投资对于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的重要性。
资金投入是技术创新的社会物质资源环境变量中又一重要的约束性因子。由于技术创新行动的高风险、高投入和高效益性质，从而决定了资金投入作为一种技术创新之社会物质资源环境要素的独立性和重要性。西方的一些发展经济学家曾经指出，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因为根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在一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 社会资本总拥有量与总产出之间存在着由资本产出系数所表示的关系；若资本产出系数不变，增量产出则完全要依赖增量资本投资。据此，他们认为，大规模的投资和由此造成的资本累积是使一国经济实现起飞的前提条件。不管这种纯粹的经济学增长模型的假设是否恰当，单从技术创新行动本身来看，如何选择合理的资金投入方向以及降低资金投入的风险- 效益比，则的确是制约技术创新成功实现的前提条件。
市场需求既是促进技术创新的外部社会动力，也是技术创新之社会物质资源环境变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世界范围内的技术创新实践来看，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压力。市场发育不健全，市场体系不完善，则以市场需求信号为主要表征的市场机制就不能有效地起到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并引导其创新发展方向的作用。因此，在技术创新行动中，如何准确地把握市场需求的类型及其发展趋势，如何建构良好的市场体系和市场运行机制，从而把市场需求从技术创新行动参照构架中的条件取向转化到有利于技术创新的手段取向上，并形成技术创新行动系统和市场需求之间灵敏通畅的社会互动关系，乃是技术创新能否顺利启动和成功实现的重要保证。
信息资源是技术创新之社会物质资源环境变量中的又一重要成分。从信息论的角度看，技术创新行动实际上就是技术创新行动系统内部以及该行动系统与外部社会环境之间信息的输入和输出关系的总和。就技术创新行动系统和环境之间的信息交换来看，在创新的启动和决策、R&D、生产、销售和创新扩散等诸环节或阶段上， 都存在着大量的信息的流动和交换活动。如果缺乏这种从外部社会环境中获得或输入的足够的信息资源，如科技发展信息、市场需求信息、地区和行业技术改造信息、技术引进信息等，则势必导致技术创新行动由于得不到适度质量和数量的信息保证或是无法作出决策而启动，或是创新诸环节之间联系纽带中断，或是创新产出过程受阻，或是创新扩散过程失效等。因此，在阐述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物质资源这一环境变量时，就不能只定位在人力、资金、市场或生产技术要素等物质性的成分上，还必须充分认识到信息资源的重要性和制约能力，从而充分发挥信息资源在技术创新行动中的触发作用、纽带作用以及创新资源集聚作用等。这实际上就是要求在技术创新行动中，必须谋求有效的技术创新行动系统与其社会环境之间的信息沟通，并建构出有效的沟通渠道。这种信息沟通的渠道大致有以下几种：①大众新闻媒介；②学术刊物和学术会议；③政府部门的信息；④技术市场；⑤行业之间的信息网络；⑥同学、同乡、熟人等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络等。
2.社会制度模式
在社会学看来，社会制度是“被历史地加以传递的外部社会安排以及在社会化过程中加以传递的内化了的社会价值”（[3]，p.316）。帕森斯则更明确地指出，“制度是规范的一般模式，这些模式为人们与他们的社会及各种各样的子系统和群体的其他成员互动规定了指定的、允许的和禁止的社会关系行为的范畴。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总是有限制的模式”（[4]，pp.144—145）。这就表明，社会制度作为人们社会行动和社会关系的制度化规范价值体系，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出现而出现、发展而发展的。它在规范人们社会行动、实现社会进步以及必要的社会秩序的维系等方面都发挥着核心的作用。
从上述界定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制度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特征：第一，社会制度具有相对于社会行动的外在性和独立性。社会制度是在人们为满足某种社会需要并维持社会秩序的整合过程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建构出来的；但社会制度一经建构出来，由于其组织人类社会生活的形式化程序和合法化价值，从而导致了它逐渐地同具体的人类社会行动相脱离而具有了外在性和独立性的特征。正如P.布劳所指出的：“社会制度构成一种历史现实，它至少部分地存在于人类之外并独立于构成社会的人类”（[3]，p.316）。第二，社会制度对人们的社会行动具有限制性和规定性。由于社会制度的外在性和独立性，导致其表现为一系列形式化的规则和程序，从而为人们的社会行动提供了一种限制性和规定性。作为制度的外在安排，这种形式化的规则和程序往往是由制度建构者或提供者通过强制性的方式建立起来的，从而也使得社会制度本身具备了一种强制性的力量。
对于技术创新行动而言，社会制度的这种外在性和独立性特征必然导致其作为技术创新行动系统的外部环境变量而出现；而社会制度的强制性和规定性力量则决定了它必然成为技术创新行动系统所必须面临的最为重要的环境变量的性质。作为技术创新行动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环境变量，社会制度或制度模式不仅为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企业提供了一种共享的行动规范，从而使企业之间或企业与其环境之间的互动和交换能够按照某种稳定的或可预期的方式进行，而且在这种互动或交换活动的制度化过程之中，它也历史地塑造出了一种企业之间、企业和社会之间的利益分配格局。企业在共享这一制度安排后果的历史过程中，随着其合法化和形式化程度的提高。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对这种制度化安排付出不断的、大量的利益投入尤其是机会成本投入，并对其抱有长期的利益收益预期。由于这种在历史过程中所付出的成本投入- 利益收益行为选择模式是很难更改的，因为更改意味着企业以往的成本投入可能全部或大部分作废，因此，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利益分配格局往往具有很强的刚性，从而对企业从事具“更改”性质的技术创新行动构成了强大的障碍和挑战。这就正如帕森斯所说的，社会制度模式以及其所塑造出来的利益分配格局“它们在满足处于某种典型条件下的系统功能必要条件的意义上，维持一种稳定状态的条件。它们规定的限制使经济和其他方面的约束得以生效。这种限制一旦被打破，不仅会涉及利益的得失，还会涉及权力和义务的破坏和侵犯。”（[5]，p.90）对于企业的技 术创新行动而言，其具体表现为技术创新行动的功能目标要求与企业既定利益分配格局之间的摩擦和冲突，表现为那些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利益得失不同的企业或企业成员对由技术创新行动所建构出来的新的制度安排或原有制度安排的调整其社会认同方面的严重差异和分歧，等等。而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企业从事技术创新行动并由此建构新的行动规范和组织形式以及实现其制度化过程的严重障碍。
根据社会需要类型的分类标准，即根据社会制度满足人类社会需要和规范协调人们社会行动与社会关系的不同维度，我们可以把社会制度模式划分成如下类型：经济制度、科技制度、教育制度、政治法律制度、文化制度、宗教制度、军事制度、婚姻家庭制度及福利保障制度等等。其中能够纳入技术创新之行动参照构架中成为技术创新之社会环境变量的主要制度类型有经济制度、科技制度、教育制度、政治法律制度和文化制度等，而其他社会制度类型虽也可作为环境因素影响技术创新行动系统的结构、过程与实现，但较之于前述几种的影响而言则仅具有一种间接性和边际性，因而在一般情况下可以对它们存而不论。
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社会制度这个词在社会科学或社会学中的使用其涵义是十分广泛且有较大差别的。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它不仅指“由周密制定、易于确认和相对稳定的规范、价值观和法律控制的社会行为的各个方面”（[6]，p.298），不仅“指日常意义上在社会中出现的各种社会组织模式”（[6]，p.299），而且也指控制着社会生活的某些重要方面的制度领域或社会系统中各种独立完整的结构功能层面。上述社会制度的不同层面或维度均构成了技术创新行动必须面临且不得不产生和运行于其中的一种制度环境，而不论这种环境是表现在制度建构的发生学维度上还是表现在制度转轨的结构过渡维度上。新制度学派经济学家戴维斯和诺思曾对所谓的“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作了区分，在他们看来，“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和分配基础的基本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7]，p.270），而“制度安排”则是“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与竞争的方式的一种安排”（[7]，p.271），它可能是正规的、长期的，也可能是非正规的、暂时的。其实，这种区分从社会制度之作为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环境变量来看，并不是一种制度之作为技术创新行动的环境变量和内生变量的区分，而只是表明了社会制度作为技术创新行动的环境变量其作用方式的正式性与非正式性之分，表明了在社会制度模式中正规的制度安排或制度化的行为规则同非正规的制度安排或非制度化的行为规则即所谓社会潜网的区分。但是，从这种经济学家对制度所作的区分中却可以启发我们看到，在技术创新行动中，由于技术创新行动本身也体现为一种新的制度规范或创新潜网的建构过程，而这种创新潜网作为更广泛的社会潜网之一部分往往对技术创新行动发挥着更直接更具体的影响。因此，同上述新制度经济学家不同，我们在阐述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制度模式环境变量时，应当更为关注这种社会潜网及其作用，因为不仅在现实生活中大量起作用的就是这一类行为规则，而且对于具创造性、新颖性和超前性的技术创新行动来说更是如此。
3.社会文化背景
社会文化背景是影响和制约技术创新行动的又一重要环境变量。前面已经指出，社会制度模式由于其外在性、独立性、强制性和规定性的特征而对技术创新行动发挥着重要的决定性的环境影响，它构成了技术创新行动赖以发生、运行并实现其社会化和社会整合的制度性依附。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技术创新行动中所依循的社会规范和社会价值并不完全是由社会制度来体现和承载的，也就是说，在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环境系统中还存在着一种无所不在且强有力的社会力量来补充社会制度模式在规范现实的技术创新行动时之所不及。这种力量不是一种与社会制度模式相对立的，也不能仅仅被理解成是社会制度模式的补充力量，而是一种包含社会制度模式在内的、更广泛、更深层的影响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价值规范体系，它甚至还成为了社会制度赖以创生、演变和发展的基本依据。这就是以文化价值规范为核心内容的社会文化背景。
在对技术创新行动的规范和制约中，社会文化背景作为一种技术创新行动之特殊环境变量具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作用方式的非正式性。社会文化背景对技术创新行动的制约作用或者说社会文化价值规范的功能发挥并不完全以正式形式为条件，不一定具有相应的正式组织或设备作为其实体性物质基础；但正因为其不具备完整的、正式的实体形式，才显示出其对技术创新行动的无所不在的制约力量来。可以说，它不仅广泛地影响着技术创新行动的各个环节和层面，不仅涉及了技术创新行动的具体行动方向、范围和路线，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从事技术创新行动的企业家及相关人员的心理定势、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第二，作用层次的内在性与外在性相统一。社会文化背景对技术创新行动的制约力量具有超越于单个技术创新行动主体之上的外在性，同时又具有影响每一个技术创新行动主体的内在性。前者指的是任何技术创新行动主体在进行技术创新行动的选择或决策时，不得不依从既有的文化价值规范，从而力求为技术创新行动的开启、展开和实现谋求一种普遍的社会认同；后者则指社会文化背景具有深远而广泛的历史经验和文化累积的性质并积淀在每一个技术创新行动者的意识之中，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其在技术创新行动中的具体表现。社会文化背景的这种内在性与外在性相统一的特征，体现了其对技术创新行动制约作用的张力范围，塑造了其对技术创新行动的既促动又限制的作用性质。
最后我们可以说，作为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环境变量之一，社会文化背景对技术创新行动的影响或作用虽不如社会物质资源环境变量那样直接，也不如社会制度模式环境变量那样具有决定性，但它却通过自己作用方式的非正式性和作用层次的内外统一性的作用特征为基础，以一种文化规范潜网的方式发挥对技术创新行动的功能影响，并填补了此二种环境变量对技术创新行动影响不及的作用真空地带。
4.技术创新行动之社会环境的特征
上面我们从技术创新作为一种社会行动其行动参照构架出发，阐述了作为技术创新行动之社会环境因素的社会物质资源、社会制度模式和社会文化背景等三个环境变量。当然，这并不是说它们就已经包含了影响技术创新行动的所有社会环境因素，而只是表明在和技术创新之行动参照构架的关联中它们被确立为技术创新行动之特有的社会环境因素的恰当性和重要性。但尽管如此，通过上面对三种环境变量的阐述，我们已基本上可以把握住技术创新行动其社会环境因素的主要内容和面貌，并且进而也可归纳出以上述三种环境变量及其关系为主体的技术创新行动之社会环境系统的基本特征。
第一，关联性。这是指构成技术创新行动之社会环境的各种要素或变量之间都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着的。社会物质资源的交换与获取离不开社会制度模式的规范限制和社会文化背景的价值影响；社会制度模式的规范性限制离不开社会物质资源的支持和社会文化背景的认同；而社会文化背景的力量也只有通过社会制度模式和社会物质资源为载体才能具体表现出来。应当强调指出的是，正是这种社会环境诸要素或变量之间的关联性，表征了我们前面把技术创新视为一种行动系统并以其整体性的行动参照构架作为考察其社会环境的理论出发点的正当性。因为，由于环境变量之间关联性的存在，使得技术创新行动主体在和任一环境变量发生互动交换关系的时候，都必然牵连着其他环境变量乃至整个环境系统的影响，如果不从系统的角度来把握技术创新行动的特征，不以技术创新行动的整体行动参照构架为理论基点来把握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环境的内容，就势必导致技术创新行动与其环境之间互动交换关系网络的离散，并最终导致技术创新行动其社会环境系统之结构和秩序的紊乱。
第二，层级性。从社会系统论的观点看，我们可以把技术创新行动其社会环境系统的结构划分成分别以上述三种环境变量为表征的三个层次，即器物层、制度层和价值观念层。其中，器物层是以社会物质资源表现出来的社会环境，制度层是以社会制度模式表现出来的社会环境，价值观念层是以社会文化背景表现出来的社会环境。同时，如果我们从技术创新行动与其社会环境系统之互动作用的顺序考察，也可以看到环境结构的很明显的层级性，即首先是技术创新行动和社会物质资源之间发生互动交换关系，其次涉及到社会制度模式，最后是社会文化背景。而反过来，则是形成一种作用调节的信息控制等级次序结构，即在信息方面社会文化背景制约着社会制度模式与技术创新行动的互动作用并限制着其互动关系的变化范围，而社会制度模式作为对扮演技术创新主体角色的企业的期望，又限制着其在和社会物质资源之间发生互动交换关系的动机、目的和决策过程。
第三，差异性。在技术创新行动中，由于存在着不同的创新行动主体，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目标取向、收益预期、行动方式和功能要求，从而决定了技术创新行动和环境之间的互动交换关系在形式和内容上会有差异，而这实际上也就表明了社会环境的差异性特征。对于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企业来讲，其可能采取不同的创新方式，或产品创新，或工艺创新，或组织创新。而对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而言，其所面对的社会环境因素可能主要是社会物质资源和社会制度模式，而对组织创新或制度创新而言，其所面对的社会环境因素可能主要是社会制度模式和社会文化背景，等等。社会环境的差异性一方面可以为技术创新行动提供适宜的行动契机和行动方向，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创新主体获取创新资源和手段的机会和位置的差异，从而导致创新主体之间在技术创新行动中的不平等竞争。
第四，动态性。这是指技术创新行动之社会环境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技术创新行动的展开会处在变动不定的状态之中。首先，社会环境的各种要素或变量具有较大的可变性。一方面每一环境变量都处在其他环境变量所构成的环境中，为了自身的存在和发展，每一环境变量都将在获取资源的过程中不断改变自身的形式和内容从而表现出一种动态的适应过程；另一方面，由于技术创新行动本身也参与了其周转环境的构造与重建，因此由技术创新行动所体现出来的更新取向也必然导致环境变量的动态性发展。其次，各种环境要素或变量之间的结合方式或互动作用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经常地具有新的内容和新的结构。
最后，利用上述的技术创新行动的环境变量及特征的分析框架来对照中国现实的技术创新状况，可以看到在中国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环境结构的三个变量层次上，明显地存在着短缺效应、转型效应和迟发效应等三种环境变量的影响和制约，并形成了中国企业技术创新行动其社会环境结构的刚性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它们阻碍了中国企业技术创新行动的顺利启动、运行和实现。因此，从理论上讲，要消除这种环境影响的障碍和限制，就必须在对技术创新行动的目标选择和具体操作上要有一种系统的观念，即不单是把技术创新行动同其社会环境看作是两个互无内在关联的系统，而必须是把环境因素纳入到对技术创新之行动参照构架的建构过程之中，从而通过行动建构系统的过程不断地把环境因素中的条件成分转化到手段成分中去，形成一种技术创新行动与其环境的共同创新和重建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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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T.帕森斯：《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 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
[5]T·帕森斯：《经济与社会》，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信息经济的特征范文第5篇
[关键词] 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脑损伤；血清脑型同工酶；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
[中图分类号] R722.1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3）12（a）-0095-03
胆红素脑病是新生儿常见病症，也是临床新生儿致死、致残的重要因素。目前随着临床医疗技术的进步，新生高危病症的救治成功率越来越高，因此要求临床早期对脑损伤进行监测并及时干预。但是研究显示在患儿出现明显的胆红素脑病临床表现前，部分患儿已经出现了神经毒性损伤[1]，并且对黄疸患儿长期随访资料显示，在传统意义上安全胆红素水平内，患儿也会出现神经功能障碍及低智力，因此胆红素脑病的疾病谱较广[2]。本文笔者检测高胆红血症新生儿血清脑型同工酶（CK-BB）、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水平，并进行行为神经能力测评（NBNA），分析NSE与CK-BB水平与脑损伤的关系及其早期诊断意义，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第二人民医院2010年1月～2012年12月收治的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80例为研究组，同期健康足月新生儿80例为对照组，排除先天畸形、感染、窒息及分娩机械伤引起的脑损伤患儿。其中研究组患儿根据总胆红素（TSB）水平分为重度高胆红素血症组（重度组）（TSB≥342 μmol/L，即20 mg/dL）34例、轻度高胆红素血症组（轻度组）（171 μmol/L≤TSB
1.2 方法
全部患儿均采用真空采血管采集股静脉血2 mL，行3000 r/min离心后低温静置10 min分离血清，然后将血清分为3份，其中TSB检测采用重氮法，使用仪器为日产OLYMPUS 540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血清NSE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采用瑞士CanAg公司NSE酶联免疫试剂盒及美国BIO-rad 550酶标仪；CK-BB测定采用比色法测定CK-BB活性的免疫抑制酶动力学方法；所有检测步骤均按照说明书进行操作。
新生儿神经行为测定（NBNA）评分法：包括27项行为能力和20项神经反射[3]，在光线半暗、安静的环境中进行，应先将欲测试的新生儿放在上述环境中30 min后测试，在2次喂奶中间，睡眠状态开始，室温要求24～28℃，全部检查在10 min内完成。总分37分及以上为正常，37分以下为异常。
1.3 统计学方法
本组数据采用SPSS 17.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两独立样本t检验，相关性研究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研究组与对照组NSE、CK-BB、TSB、NBNA的比较
研究组NSE、CK-BB、TSB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NBNA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1。
2.2 研究组中不同胆红素水平患儿NSE、CK-BB、TSB、NBNA的比较
研究组患儿中，重度组NSE、CK-BB、TSB水平明显高于轻度组，NBNA评分明显低于轻度组，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2。
2.3 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显示，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NSE、CK-BB水平与NBNA评分均呈负相关（r = -0.579、-0.437，P < 0.05），NSE、CK-BB水平与TSB水平呈正相关（r = 0.412、0.596，P < 0.05）。
3 讨论
新生儿胆红素脑病的发生主要受脑内胆红素水平的影响，胆红素主要通过血脑屏障进入脑内，而血脑屏障极易受内环境及个体因素的，因此即使患儿血胆红素在生理范围内，仍有可能发生神经毒性损伤危险性[4]，因此预防胆红素神经毒性损伤要注意个体化差异，有学者指出应根据患儿不同胎龄、日龄、出生体重及其他高危因素制定个体化干预指征[5]。这也同时导致临床对该类患儿进行预防干预时很难统一确切的标准，因此寻找与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脑损伤相关的敏感指标对诊断、预防及治疗高胆红素脑损伤有重要意义。
NSE是参与糖酵解途径的烯醇化酶中的一种，特异性地存在于神经组织和神经内分泌组织中，其在脑组织细胞的活性最高，周围神经中的水平远低于脑内，因此NSE可作为中枢神经损伤的敏感性指标[6]。正常情况下NSE存在于成熟的神经元和神经内分泌细胞中，当神经细胞损伤时，细胞膜崩解，NSE通过血脑屏障进入脑脊液和外周血，由于其稳定性较高，故通过血清检测较为容易。研究显示但患儿血胆红素水平高于10 mg/dL时，血清NSE即可出现明显升高，并且随着血清总胆红素水平的升高，血清NSE水平继续增加，两者呈正相关关系[7]，由此可见患儿在轻度高胆红素血症时已经出现神经损伤，本文结果显示研究组患儿NSE水平高于对照组，重度组水平高于轻度组，NSE与TSB呈正相关与文献报道相符。
CK-BB是肌酸激酶的一种，主要存在于脑内神经元和星形胶质细胞中，对反映脑神经元和胶质细胞损伤具有较好的特异性[8]。脑神经受损时CK-BB从脑细胞释放直接进入脑脊液，或通过受损的血脑屏障进入外周血。研究显示高胆红素血症脑病患儿、缺血缺氧性脑病患儿血清CK-BB水平均出现异常增高[9]。本文中研究组患儿血清CK-BB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与文献报道一致。NBNA测评是一种全面评价新生儿神经行为发育水平的评估方法，文献报道显示NBNA可早期反映新生儿神经功能异常，敏感性和特异性均较高，有学者报道新生儿总胆红素水平高于10 mg/dL时，NBNA评分出现下降[10]。可见传统临床认为TSB的合理范围内（
综上所述，对于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单纯通过TSB判定脑损伤可靠性较低，而本研究高胆红素患儿中，NSE、CK-BB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NBNA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且NSE、CK-BB水平与NBNA评分呈负相关，提示随着胆红素水平的升高，患儿脑损伤加重，临床可以将NSE、CK-BB作为脑损伤的敏感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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