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文章中心 > 新高考改革对学生的影响

新高考改革对学生的影响

新高考改革对学生的影响

新高考改革对学生的影响范文第1篇

关键词:社会学;高考;外语考试;改革

一、高考外语考试改革现状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2001年)提出了“探索提供多次机会、双向选择、综合评价的考试、选拔方式”,实际上蕴含了考试社会化和多次考试的建议,需要在今后的课程改革中逐渐推行。《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提出“探索外语等科目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国务院(国发〔2014〕35号)在“深化高考考试内容改革”中提出加强国家教育考试机构、国家题库和外语能力测评体系建设。在“改革考试科目设置”中提出保持统一高考的语文、数学、外语科目不变、分值不变,不分文理科,外语科目提供两次考试机会。从以上关于高考综合改革的国家政策文件可以看出有关高考外语考试改革的方向:考试社会化、国家题库和外语能力测评体系建设、外语一年多考或两考。2014年上海市、浙江省分别出台高考综合改革试点方案,从2014年秋季新入学的高中一年级学生开始实施。其中关于高考外语考试改革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外语考试一年举行两次,试图最大程度地降低传统高考“一考定终生”的风险,减缓考生对考试的焦虑,分担单次高考的压力,切实减轻学生负担。但在新高考实施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走班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师资水平、管理能力等多方面的局限无法得到有效的落实;从学校的具体教学和学生的表现看,高考的压力的确是被分担了,但是学生的负担却反而加重了。

二、语言测试社会性研究理论框架

半个世纪以来,语言测试已经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研究重点从提高测试的信度,改进测试效度,到关注测试的反拨效应。杨惠中(2007)指出一项好的考试还应当对教学有好的反拨作用,对社会有好的影响。近年来语言测试界开始转向语言测试的社会应用,即研究语言测试的社会性(或称为“社会维度”)。从考试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决定考试社会权重的因素常常超出语言测试工作者的控制范围,尤其是当考试成为一种体现政策的工具的时候,此时改进考试后效需要更高层次的决策,包括考试各相关方的正确对待。巴克曼(Bachman)提出了一系列语言测试理论框架,如语言能力模型(Bachman,1990)、语言使用框架(BachmanPalmer,1996)、测试有用性框架(BachmanPalmer,1996)、测试使用论证框架(Bachman,2003,2005)。巴克曼将测试有用性模型发展为检验测评结果解释和测评使用合理性的理论测试使用论证框架(AssessmentUseArgument,AUA),该框架成为指导语言测试开发与使用的重要依据。AUA有两个主要用途:指导测试开发和指导测试使用。AUA框架涵盖了测试有用性模型的主要内容,测试有用性的六个要素(信度、构念效度、真实性、互动性、影响和可行性)构成测评使用论证各种主张(测试表现、测试分数、解释、决策、效果)所依赖的理据,各构成要素以支持各种主张的理据关联成有机整体。AUA框架认为,对一个已有的考试体系来说,一般采用自下而上的顺序来进行测试有用性论证,也就是从考生的测评表现到考试所带来的社会效果的顺序来论证其有用性。而对于开发一个新的考试体系或改革一个新的考试体系,应该采用自上而下的顺序,也就是首先要论证考试所带来的社会效果。对现有的高考进行综合改革,特别是对实行一年多考或两考的外语高考改革来说,首先就要论证改革所带来的社会效果,如对教学的反拨作用以及对社会、学校和家长所带来的影响。杨惠中(2015)从系统论的角度指出,测试、教学和测试结果的使用构成一个系统,要发挥系统的作用,三者必须协调。实际上三者是不同的过程,虽然密切相关,但毕竟不是同一回事,应当区分开来,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只有各方正确处理好各自的关系,做到有效测试、有效教学、有效使用,才有可能找到正确的解决之道,取得整个系统的最佳效果。辜向东等(2015)通过对访谈录的解析《语言评测季刊》(LanguageAssessmentQuarterly,LAQ)十年(2004—2013)名家访谈录,认为可以从三个维度阐释了语言测试的社会属性:1.语言测试标准的社会性;2.语言测试研发的社会性;3.语言测试使用及其影响的社会性,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测试的社会性问题对我国语言测试研究与实践的启示。这三个维度包括了考试的每一个流程:制定语言测试标准、研发语言测试和语言测试的使用及其影响,在每一个流程中都要研究其社会性。本文主要依据以上社会性研究理论框架,从高考外语考试改革的社会属性的三个维度来探讨高考外语考试改革的社会属性:高考外语考试使用及其影响的社会性;高考外语考试研发的社会性;高考外语考试标准的社会性。

三、高考外语考试改革的社会性

高考外语考试是一个大规模的、高风险的语言测试,测试成绩往往影响考生的未来,具有极强的社会性。以一年两考为主要特点的高考外语考试改革必然会带来巨大的社会影响,无论这种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的,都要加以透彻的研究,才能减少改革必然会带来的一些负面效应。

(一)高考外语考试使用及其影响的社会性

1.高考外语考试改革的公平性高考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高风险考试,2017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共940万人左右,背后牵涉到近千万的家庭。考试成绩甚至会改变考生命运,特别是对于偏远落后的农村地区的考生。因此,高考外语改革的公平性问题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在我国的语言测试界,关于测试公平性研究的理论探索很少,而相关的实证研究也主要是围绕考题对于不同考生群体的差异效应,即DIF(DifferentialItemFunctioning,试题差异作用)研究展开(范劲松,2014)。李清华(2016)认为基于技术属性和社会属性,考试的公平性分为“测量公平性”和“社会公平性”。前者是效度的一部分,其检验属于开发者的效度验证;后者是社会问题,其检验应由测试使用者负责。因此关于高考外语考试公平性验证框架应该包括考试的开发者和使用者。从测量公平性的角度来看,在试题设计上,题目或题型不能有利于部分地区或民族的考生,两次考试的题型保持一致,难度要尽量保持相同;在考试施测时,考场环境不会影响考生的作答、听力播放设备要保持良好状态;在分数评定时,评分员的评分要保持内部和外部的一致性;分数解释时,要对两次考试分数进行等值处理;这样才能为高校考试招生管理部门做出正确的决策,取得预期的后效。但从社会公平性的角度来看,高考外语考试改革的预期社会效果和实际社会效果并不一定一致,需要加以深入研究,找出原因。2.高考外语考试改革对教学的反拨效应一项大规模、高风险的考试改革除了首要关注考试的公平性外,还要关注考试对教学的影响,也就是高考外语考试改革要对高中外语教学产生积极的、正面的反拨效应。否则就会对学校的外语教学的开展、教师的外语教学活动和学生的外语学习产生不利的社会影响,改革就难以取得想要的目的和效果。这次高考外语考试改革的初衷就是通过“一年两考”改变传统上“一考定终身”的现状,缓解学生的考试压力;通过改革高考外语考试的题型促进高中外语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变。而在把浙江和上海的考试改革推广到全国前,要对高考外语考试对高中外语教学的反拨效应进行深入的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应包括:(1)“一年两考”对北京高中外语教学的反拨效应有什么特征?(2)“一年两考”政策是否减轻了考生的负担?(3)什么外语测试题型更能促进积极的反拨效应,并适用于“一年两考”的外语考试?根据高考外语考试改革对教学的反拨效应的形成过程模型,高考外语考试改革通过影响教师、学生和家长、学校和管理部门的教学信念、规范信念、控制信念,从而改变教师的教学态度,产生社会压力、影响管理部门的实施能力,最终影响教学决策和教学行为。

(二)高考外语考试研发的社会性

高考外语考试这样的大规模、高风险考试往往实行全国或各省统一命题、统一考试的方式,然而由于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较大,考生的性别、专业、经历、文化及民族背景等差异可能对测试的公平性形成挑战(辜向东,2015)。除了在技术层面要通过多层面Rasch模型、结构方程建模等方法对考试进行偏差检验,对高考外语“一年两考”的分数等值处理,从而保证考试的公平性;还要制定我国的语言测试道德准则及行为准则以规范和指导测试工作者的职责和行为,避免试题本身对于不同社会群体的考生在考试材料选择和题项设置方面有“偏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提出“探索外语等科目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高考外语实行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就是对改革的响应。因此,需要在时机成熟时推动语言测试社会化,使其适应社会发展及人才选拔的需求,将考试的社会价值最大化。

(三)高考外语考试标准的社会性

国务院(国发〔2014〕35号)“深化高考考试内容改革”中提出加强外语能力测评体系建设的目标。近年来,随着欧洲语言共同框架(CommonEuropeanFrameworkReferenceforLanguage,CEFR)影响的扩大及我国语言教学和测试的发展,关于建立我国语言能力等级共同量表的问题引起语言测试界的重视。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必须基于中国国情制定,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坚持特殊性、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则,具备较高的信度和效度,适合我国学生、教师、考试机构等各类使用者,有利于我国英语学习、教学和测评发展。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的研制目的是服务于我国英语教育事业,因而描述语需最广泛地覆盖中国英语学习者日常及英语教学需求,只有源于中国学习者日常生活的典型活动和相应能力描述才能真正实现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的目的(刘建达,彭川,2017)。

新高考改革对学生的影响范文第2篇

关键词:创新扩散;制度同形压力;高校教学改革创新;影响因素;信息管理专业

中图分类号: G420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1968/tsyqb.1003-6938.2016084

1 引言

人才培养模式是指在特定的教育理论、教育思想和教育方针的指导下,各高校为学生构建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结构,以及实现这种结构的方式[1]。围绕人才培养模式,课堂中的创造性思维和学生创造力的培养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受到教育领域实践者和研究者的关注[2]。如Winn(1995)[3]曾经对学生参与的学习方法进行了考察,发现基于学生参与的学习方法能够带来较好的学习效果。创新是一种被人们感觉新颖的观念、实践或事物,创新扩散是指创新在一定时间内通过传播渠道在社会系统成员中传播的过程,是创新成功的前提和基础[4]。学生参与授课是大学教学创新活动之一,它作为一个创新观念和实践受到了人们的关注。但是,与其它教学创新一样,学生参与授课在我国教育系统中的发展仍然不均衡,还处于创新扩散的早期[5]。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简称信息管理)专业是1998年教育部在进行普通高校本科专业调整时为适应信息时代的变革和挑战而提出来的,由原来的科技信息、经济信息管理、信息学、管理信息系统和林业信息管理5个专业合并而成。经过17年的发展,目前,该专业已经得到国内各高校和用人单位的广泛认同,形成了较大的招生规模。根据教育部招生阳光工程指定平台“阳光高考”的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共有612所高校招收信息管理专业本科生,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著名高校[6]。可见,该专业逐渐拥有良好的社会基础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但是,信息管理专业的创办历史较短,人才培养模式还有很多地方有待完善,同时,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物联网等新技术和新应用的出现不断地创造出新的信息环境,因而不断地对信息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提出新的动态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信息管理专业会经常面临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创新以及由此带来的挑战。本研究结合创新扩散理论和制度同形理论,以学生参与授课的教学创新为考察对象,探讨信息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的影响因素,通过实证研究寻找其中的规律。

2 文献综述和理论背景

2.1 高校教学的改革创新

创造力和创新的价值在于能够推动有效的技术方案的形成以便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问题[7]。围绕高校的教学改革创新和教学质量,学者们结合不同环境和问题展开了大量研究。Li和Edwards(2013)[8]利用创新扩散理论考察了英式的教学计划对中国西部地区英语教学课程创新的影响,发现原来的创新需要加以改造以便符合本地的需求;Jacob和Hellstrom(2014)[9]考察了高等教育科技创新政策共同议程的构建;Crowe等(2014)[10]考察了在大学课堂的定量方法讲授中教学助理的效果,发现在有教学助理的课堂,学生表现得更好,更容易通过考试并取得高分;Yu和Lee(2015)[11]利用活动理论(activity theory)考察了中国两所大学的大学生在英语写作课堂中参与小组反馈活动的动机,发现社会文化环境推动了动机的形成;Ping(2015)[12]考察了近十年来中国牙科大学生参与科学研究的趋势,发现被调查者中超过半数者曾经参与过研究项目;Watts等(2015)[13]考察了病人积极参与一个工作组以便给医科大学生讲授有关慢性病的动机,发现教学使得病人获得友谊感,让病人更好地了解自己的病情,有些病人多年来多次参与讲授而不期望获得任何报酬;Hatfull(2015)[14]探讨了研究和教育的结合,提出了一种将一年级大学生引导到基于发现的研究经历中的模型;Brown和Kuratko(2015)[2]提出了实验教育实践中的创新:让学生在设计答案前先识别出问题,让学生通过重复来展现实验过程,允许学生制订战略上而不仅仅是战术上的计划,让学生在市场中评价自己的解决方案。

参与授课的学生可以被称呼为学生老师(student teachers)。Rothenberg等(1993)[15]考察了学生老师的教学,发现学生老师在讲课前后都非常自信;De Vries等(2014)[16]考察了学生老师对待学习、讲授和参与学习活动的看法之间的关系,发现不同的学生老师的看法存在很大的差异;Graus和Coppen(2015)[17]考察了学生老师对外语教学中语法难度的感知,提出语法难度由四个相互关联的因素所构成:语法特征、教学安排、教学质量和学习者的特征。学生参与授课是大学教学创新的一项重要内容,被认为是一种能够带来较好学习效果的学习方法[3]。

2.2 创新扩散理论

创新扩散理论(Innovation Diffusion Theory,IDT)由美国传播领域的学者埃弗雷特・罗杰斯(Everett M. Rogers)于1962年在《Diffusion of Innovations》一书中提出。Rogers在书中对创新和创新扩散进行了分析[4]。创新扩散随着创新决策过程五个阶段而发生,Rogers开始将这五个阶段描述为:意识(awareness)、兴趣(interest)、评价(evaluation)、尝试(trial)和采纳(adoption)。1983出版了该书的第三版,将这五个阶段描述为:获知(knowledge)、 说服(persuasion)、决策(decision)、 实施(implementation)和确认(confirmation)。一项创新可能在不同的阶段遭遇失败,创新扩散是创新成功的前提和基础。Rogers建议用五个类别作为创新扩散研究中描述采纳者类别的标准:创新者(innovators)、早期采纳者(early adopters)、早期多数(early majority)、晚期多数(late majority)和迟滞者(laggards)。与这五个类别采纳者相对应,某项创新所占的市场份额(或者所带来的绩效)在开始阶段增长非常缓慢,然后进入快速增长期,之后又增长缓慢并最终达到饱和,在数学上表现出逻辑曲线增长规律。另外,Rogers识别出创新的五个特性:相对优势(relative advantage)、匹配度(compatibility)、复杂度(complexity)、可观察性(observability)和可试用性(trialability)。相对优势指一个创新在多大程度被感知到比已有的观念、实践或事物更好;匹配度指一个创新在多大程度上被感知到与潜在采纳者已有的价值、需求和过去的经验相一致;复杂度指在多大程度上一个创新被感知到难以使用;可观察性指在多大程度上一个创新的结果可以被观察到;可试用性指一个创新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采纳前得以尝试[4]。大量的创新扩散研究表明创新的这五个特性对创新的扩散和采纳产生影响[18]。

在本研究中,相对优势是指该改革创新在多大程度上比传统的教学方式更能改善信息管理专业学生的学习质量和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18]。大量的创新扩散研究表明创新的相对优势对创新的扩散和采纳产生正向影响[18]。如Ramamurthy等(2008)[38]考察了企业采纳数据仓库的影响因素,认为数据仓库是一项重要的决策支持技术,对企业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创新,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相对优势对企业采纳数据仓库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实施该改革创新的态度是指信息管理专业学生感知到的信息管理专业对实施该改革创新所持有的积极的或消极的感受[39]。在本研究环境中,当在信息管理专业实施该改革创新更能改善信息管理专业学生的学习质量和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的时候,信息管理专业会对实施该改革创新持有积极的态度。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1:相对优势对实施该改革创新的态度产生正向影响。

匹配度是指该改革创新与信息管理专业学生已有的学习方式、学习风格等在多大程度上相一致[18]。Lin (2011)[40]构建了用户采纳和使用移动银行的影响因素模型,由结构方程建模验证得出:匹配度对用户使用移动银行的态度产生正向显著影响;Zendehdel和Paim(2012)[41]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匹配度对消费者的网购态度产生正向显著影响;Hsu等(2014)[24]发现匹配度是影响企业采纳云计算的关键因子。在本研究环境中,如果该改革创新与信息管理专业学生已有的学习方式、学习风格等相一致,则信息管理专业对实施该改革创新会持有积极的态度。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2:匹配度对实施该改革创新的态度产生正向影响。

复杂度是指该项改革创新在多大程度上被感知到难以实施。大量的创新扩散研究表明创新的复杂度对创新的扩散和采纳产生负向影响[18]。如Ramamurthy等(2008)[38]在考察企业采纳数据仓库的影响因素时,发现复杂度对企业采纳数据仓库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本研究环境中,如果该改革创新需要付出很多的努力或遭遇很大的阻力,在信息管理专业中难以被理解和实施,那么信息管理专业会对实施该改革创新持有消极的态度。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3:复杂度对实施该改革创新的态度产生负向影响。

3.2 实施态度对实施意愿的影响

实施该改革创新的意愿是指信息管理专业学生感知到的信息管理专业是否愿意或计划付出努力去实施该改革创新实践。Ajzen和Fishbein(1980)提出了理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认为实施或从事某项行为的意愿受到对实施或从事该行为的态度的正向影响[42-43]。基于TRA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Huang等(2008)[44]考察了个人因素和文化因素对知识共享的影响,发现知识共享态度对知识共享意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基于TRA理论和动机理论,Zha等(2013)[45]考察了科技论文在线环境下的预印本共享,发现共享态度显著正向影响共享意愿 。在本研究环境中,如果信息管理专业对实施该改革创新持有积极的态度,则该专业会更愿意付出努力去实施该改革创新。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4:实施该改革创新的态度对实施该改革创新的意愿产生正向影响。

3.3 制度同形压力对实施意愿的影响

制度同形压力包括强制压力、模仿压力和规范压力[30]。Teo等(2003)[46]考察了制度同形压力对金融电子数据交换系统采纳意愿的影响,认为强制压力是来自客户、供应商和母公司的压力,模仿压力是来自竞争对手的压力,规范压力是来自行业的压力,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强制压力、模仿压力和规范压力同时对采纳意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Khalifa和Davison(2006)[47]考察了制度同形压力和可行性对电子贸易系统采纳意愿的影响,认为强制压力是来自客户的压力,模仿压力是来自竞争对手的压力,规范压力是来自员工的压力,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强制压力、模仿压力和规范压力同时对采纳意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Liu 等(2010)[48]考察了制度同形压力和组织文化对因特网驱动的供应链管理系统采纳意愿的影响,认为强制压力是来自客户和供应商的压力,模仿压力是来自竞争对手的压力,规范压力是来自行业的压力,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强制压力和规范压力对采纳意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模仿压力对采纳意愿的影响不显著。

类似地,在本研究中,强制压力是指来自信息管理专业学生、学院和学校的压力,体现出信息管理专业的学生(客户)和所依赖的组织所施加的压力;模仿压力是指来自其他专业的压力,体现出竞争对手所施加的压力;规范压力是来自其他学校信息管理专业的压力,体现出信息管理专业(行业)所施加的压力。Tuttle和Dillard(2007)[49]利用制度同形理论考察了美国会计学研究情况,发现该学科研究主题的形成受到制度同形而非竞争同形的推动。在本研究中,面对学生参与授课的教学改革创新,如果信息管理专业感知到较大的强制压力、模仿压力和规范压力,该专业会更愿意付出努力去实施该改革创新。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5:强制压力对实施该改革创新的意愿产生正向影响。

H6:模仿压力对实施该改革创新的意愿产生正向影响。

H7:规范压力对实施该改革创新的意愿产生正向影响。

4 问卷设计和数据搜集

4.1 问卷设计

本研究面向信息管理专业,研究模型包括8个潜在变量,每个潜在变量包括2-4个测量变量。所有潜在变量和测量变量均改编自已有的文献,以保证内容上的有效性[50]。其中,相对优势和匹配度改编自Moore 和Benbasat(1991)[18];复杂度改编自Ramamurthy, Sen和Sinha (2008)[38];强制压力改编自Liang等(2007)[51];模仿压力和规范压力改编自Liu等(2010)[48];实施该改革创新的态度改编Venkatesh等(2003)[39];实施该改革创新的意愿改编自Khalifa和Davison(2006)[47]。所有测量变量(测量题项)采用7点李克特量表进行测量(1表示强烈不同意,7表示强烈同意)。完整的量表见附录1。

在初步完成问卷设计之后,首先邀请了10位信息管理专业在读的大三和大四学生以及4位本科曾经是信息管理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进行预调查,根据受访者的反馈意见,慎重地修改了一些测量题项的模糊表述,以便在正式的数据搜集过程中被调查者能够更好地理解测量题项的含义并进行填写。在问卷中,通过说明语提示被调查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对量表中的每个陈述句问题进行判断,并在问题后面的相应数字(1、2、3、4、5、6、7)上进行选择,每个选择应反映自己的判断,不存在正确或错误。另外,在问卷“基本情况调查”部分,设置了有效问卷筛选题项:您本科所在专业是信息管理吗?以保证后期的数据分析中能够确保所有的样本数据都是来自信息管理专业在读的大学生。

4.2 数据搜集

在问卷设计完成后,通过在线方式进行。本次数据搜集面向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安徽大学、郑州大学、武汉科技大学、重庆医科大学、湖北经济学院等高校的信息管理专业在读本科生,主要通过这些学校信息管理专业的任课老师向学生发出邀请。考虑到智能手机访问在线问卷的方便,问卷填写全部采用在线方式。数据搜集以学生自愿为前提,即被邀请的学生可以选择填写或不填写。数据搜集经历了约35天,总共搜集到问卷637份,删除其中不是来自信息管理专业的22个样本,最终得到有效问卷615份(见表1)。

5 数据分析和结果

本研究利用偏最小二乘(Partial Least Squares,PLS)结构方程建模(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方法

对数据进行分析,所使用的软件工具是SmartPLS 2.0[52]。

5.1 测量模型检验

测量模型的有效性通常表现在内容效度、收敛效度和区分效度等方面[50]。对于内容效度,由于所有测量变量都改编自已有的文献,并通过预调查对措辞进行了完善,因此认为这些变量在表意上是清晰和准确的。在模型运行中,发现复杂度的第2个测量变量影响了复杂度的收敛效度,因此被删除掉。收敛效度通过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和Cronbach’s Alpha 系数来衡量。所有潜在变量的CR值都在0.930以上,Cronbach’s Alpha系数值都在0.891以上(见表2)。一般认为,CR值与Cronbach’s Alpha系数达到0.7即表明测量模型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50]。另外,表2中的AVE(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是抽取的平均方差,一般认为AVE大于0.5表明测量模型具有理想的收敛效度[50]。从表2看出,所有的AVE值均大于0.767,进一步表明测量模型具有理想的收敛效度。

表3是潜在变量间相关系数和AVE的平方根值。由表3可知该测量模型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判断标准是:每一个潜在变量的AVE平方根(加粗的值)都大于该变量与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50]。

表4是测量模型的因子载荷(加粗的值)和交叉因子载荷,每个测量变量与其潜在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因子载荷)都大于与其他潜在变量间的相关系数(交叉因子载荷),进一步表明测量模型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和区分效度[50]。

5.2 研究模型结果

图2是研究模型的结果,显著性检验中的t值计算利用的是重复抽样数为1000的bootstrapping重复抽样方法。从图2看出两个内生变量都得到很好的预测:实施态度的R平方(被解释方差)是0.577,实施意愿的R平方是0.680,表明该模型具有良好的预测效果[50]。

本研究提出的H1,H2,H4,H5和H6得到验证:相对优势对实施该改革创新的态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353,p

6 讨论和启示

从图2的创新扩散理论视角看,匹配度是第一关键影响因子。匹配度大,表明该改革创新与信息管理专业学生的学习方式、学习风格相匹配,在这种情况下,信息管理专业对实施该改革创新会持有积极的态度。反之,匹配度小,表明该改革创新与信息管理专业学生的学习方式、学习风格不相匹配,在这种情况下,信息管理专业对实施该改革创新会持有消极的态度。因此,在设计和实施信息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内容时,匹配度应该给予最优先的考虑。通过对信息管理专业学生学习风格的调查,了解该专业学生所特有的认知方式、思维方式和学习习惯,然后在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过程中,有目的、有计划、有针对性地设计和实施适合该专业学生学习风格的教学方式,广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另外,相对优势是影响实施态度的第二关键因子。相对优势大,表明在信息管理专业实施该改革创新有助于提高本专业学生的学习效率和改善学生的学习质量,在这种情况下,信息管理专业对实施该改革创新会持有积极的态度。反之,相对优势小,表明在信息管理专业实施该改革创新无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和改善学生的学习质量,在这种情况下,信息管理专业对实施该改革创新会持有消极的态度。因此,在设计和实施信息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内容时,应积极地与本专业的学生进行交流和沟通,充分把握学生对实施某项教学改革创新的相对优势的感知。

从图2的制度同形理论视角看,强制压力正向显著影响信息管理专业实施该改革创新的意愿,表明信息管理专业的学生以及学院和学校施加多大的强制压力将影响信息管理专业在多大程度上愿意付出努力去实施该改革创新。信息管理专业的学生以及学院和学校是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直接要求信息管理专业实施某项教学创新,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用人单位和人才市场对信息管理专业人才需求变化的影响。模仿压力对信息管理专业实施该改革创新的意愿的影响显著,表明如果其他专业在实施学生参与授课的创新活动之后取得了好的效果,则这会对信息管理专业实施该改革创新的意愿产生影响,体现出来自竞争对手的压力。虽然高校针对不同的专业会为学生构建不同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结构,但是,课堂中的创造性思维和学生创造力的培养会体现在各个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之中。另外,创新扩散随着包括五个阶段的创新决策过程而发生,与其它教学创新一样,学生参与授课在我国教育系统中的发展仍然不均衡[5]。因此,从国家层面,教育部应该充分发挥其高等教育管理职能,为推动某项教学创新的扩散,可先在某几个专业进行试点,当这几个专业实施该项教学创新并取得好的效果后,其他专业会模仿这些专业,以有效规避教学创新中的风险,减少不确定性。同样,从高校层面,各高校可结合本校的实际情况,选择某几个专业进行试点,逐渐对其他专业产生模仿压力,从而推动教学创新的扩散。

另外,规范压力对实施该改革创新的意愿的影响不显著。但由表3可知,规范压力和实施意愿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493,表明规范压力对实施意愿的独立影响是存在的。下面通过四个回归模型进一步探讨并揭示规范压力对实施意愿的作用机制。模型1中,只将规范压力作为自变量;模型2是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上强制压力作为自变量;模型3是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上模仿压力作为自变量;模型4是在模型1的基础上同时加上强制压力和模仿压力作为自变量(见表5)。

注:*p

在表5中,模型1表明,规范压力对实施该改革创新的意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β=0.494,p

7 结语

在信息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中,强调以信息、信息技术、信息系统为重点关注对象,探讨信息的构成、分布和特征,以及信息系统分析、设计和使用中的理论、原则与方法,考察信息的获取、组织、检索、分析、评价和利用以及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的高效使用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为科研和管理决策提供高质量的信息服务。日新月异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不断地创造出新的信息环境,从而动态地对高校信息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提出新的要求。在这种形势下,信息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需要不断地进行创新。本研究以学生参与授课的教学创新为考察对象,结合创新扩散理论和制度同形理论考察了信息管理专业教学改革创新的影响因素,为推动信息管理专业的教学创新以及人才培养模式的各种创新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参考。高校信息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除了会受到创新特性和制度同形压力的影响外,还会受到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未来的研究可结合更多的理论和视角进行探索。

参考文献:

[1] 教育部.关于深化教学改革,培养适应21世纪需要的高质量人才的意见(教高[1998]2号)[EB/OL].[2016-05-06].http://.cn/article.asp?id=3879.

[2] Brown T J,Kuratko D F.The impact of design and innovation on the future of education[J].Psychology of Aesthetics Creativity and the Arts,2015,9(2):147-151.

[3] Winn S.Learning by doing - teaching-research methods through student participation in a commissioned research-project[J].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1995,20(2):203-214.

[4] 埃弗雷特・M・罗杰斯.辛欣译.创新的扩散[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10-30.

[5] Sargent T C.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ies and the diffusion of pedag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Chinese education system [J].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2015,59(1):102-132.

[6] 阳光高考.教育部高校招生阳光工程指定平台[EB/OL].[2016-05-02].http://.cn/.

[7] Cropley D H.Promoting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in engineering education[J].Psychology of Aesthetics Creativity and the Arts,2015,9(2):161-171.

[8] Li D G,Edwards V.The impact of overseas training on curriculum innovation and change in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in Western China[J].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2013,17(4):390-408.

[9] Jacob M,Hellstrom T.Opportunity from crisis:a common agenda for higher education and science,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policy research[J].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2014,39(8):1321-1331.

[10] Crowe J,Ceresola R,Silva T.Enhancing student learning of research methods through the use of undergraduate teaching assistants[J].Assessment & Evalu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2014,39(6):759-775.

[11] Yu S L,Lee I.Understanding EFL students'participation in group peer feedback of L2 writing: A case study from an activity theory perspective[J].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2015,19(5):572-593.

[12] Ping W.Dental undergraduate students'participation in research in China:current state and directions[J].European Journal of Dental Education,2015,19(3):177-184.

[13] Watts L,Mcpherson T,Robson J,et al.Patient experiences of participation in a medical student teaching workshop[J].Medical Teacher,2015,37(1):94-96.

[14] Hatfull G F.Innovations in undergraduate science education: Going viral[J].Journal of Virology,2015,89(16):8111-8113.

[15] Rothenberg,J J,Mcdermott,P C,Gormley,K A.A Comparison of student teacher and supervisor perceptions of student teaching[J].Journal of education for Teaching,1993,19(3):273-277.

[16] De Vries S,Jansen E P W A,Helms-Lorenz M,et al. Student teachers'beliefs about learning and teaching and their participation in career-long learning activities[J].Journal of Education for Teaching,2014,40(4):344-358.

[17] Graus J,Coppen P A.Defining grammatical difficulty:a student teacher perspective[J].Language Awareness,2015,24(2): 101-122.

[18] Moore G C,Benbasat I.Development of an instrument to measure the perceptions of adopting a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novation[J].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1991,2(3):192-222.

[19] Bohlmann J D,Calantone R J,Zhao M.The effects of market network heterogeneity on innovation diffusion:An agent-based modeling approach[J].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2010,27(5):741-760.

[20] Boushey G.Punctuated equilibrium theory and 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J].Policy Studies Journal,2012,40(1):127-146.

[21] Gouws T,van Rheede van Oudtshoorn G P.Correlation between brand longevity and 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theory[J]. Journal of Public Affairs,2011,11(4):236-242.

[22] Loogma K,Kruusvall J,Umarik M.E-learning as innovation:Exploring innovativeness of the VET teachers' community in Estonia[J].Computers & Education,2012,58(2):808-817.

[23] Bhatiasevi V,Krairit D.Acceptance of open source software amongst Thai users: an integrated model approach[J]. Information Development,2013,29(4):349-366.

[24] Hsu P F,Ray S,Li-Hsieh Y Y.Examining cloud computing adoption intention, pricing mechanism, and deployment model [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2014,34(4):474-488.

[25] Pinfield S,Salter J,Bath P A,et al.Open-Access Repositories Worldwide, 2005-2012:Past Growth,Current Characteristics,and Future Possibilities[J].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14,65(12):2404-2421.

[26] Ma L.,Lee C S,Goh D H L.Understanding news sharing in social media: An explanation from 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theory[J].Online Information Review,2014,38(5):598-615.

[27] Carlet F.Understanding attitudes toward adoption of green infrastructure:A case study of US municipal officials[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Policy,2015(51):65-76.

[28] Stummer C,Kiesling E,Gunther M,et al.Innovation diffusion of repeat purchase products in a competitive market: An agent-based simulation approach[J].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2015,245(1):157-167.

[29] Fennell M L.The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characteristics on the structure of hospital clusters[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80,25(3):485-510.

[30] DiMaggio P J,Powell W W.The iron cage revisited: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83,48(2):147-160.

[31] Haveman H A.Follow the leader:Mimetic isomorphism and entry into new markets[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3,38(4):593-627.

[32] Mizruchi M S,Fein L C.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A study of the uses of coercive,mimetic,and normative isomorphism[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9,44(4):653-683.

[33] Ashworth R,Boyne G,Delbridge R.Escape from the iron cage?Organizational change and isomorphic pressures in the public sector[J].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2009,19(1):165-187.

[34] Khan S A,Lacity M anizational responsiveness to anti-offshoring institutional pressures[J].Journal of Strategic Information Systems,2014,23(3):190-209.

[35] Yaraghi N,Du A Y,Sharman R,et al.Health information exchange as a multisided platform: Adoption,usage,and practice involvement in service co-production[J].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2015,26(1):1-18.

[36] Cavusoglu H,Cavusoglu H,Son J Y,et al.Institutional pressures in security management:Direct and indirect influences on organizational investment in information security control resources[J].Information & management,2015,52(4): 385-400.

[37] Taylor B J,Cantwell B.Global competition,US research universities,and international doctoral education:Growth and consolidation of an organizational field[J].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2015,56(5):411-441.

[38] Ramamurthy K,Sen A,Sinha A P.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key determinants of data warehouse adoption[J].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2008,44(4):817-841.

[39] Venkatesh V,Morris M G,Davis G B,et al.User acceptanc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Toward a unified view[J]. MIS Quarterly,2003,27(3):425-478.

[40] Lin H F.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mobile banking adoption:The effect of innovation attributes and knowledge-based trust[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2011,31(3):252-260.

[41] Zendehdel M,Paim L H.Determinants of behavioural attitude to accept e-shopping among the students in Malaysia Life[J].Life Science Journal,2012,9(3):2441-2445.

[42] Ajzen I,Fishbein M.Understanding attitudes and predicting social behavior[M].Prentice Hall,1980.

[43] Ajzen I.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J].Organizational Behavior &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1991,50(2):179-211.

[44] Huang Q,Davison R M,Gu J B.Impact of personal and cultural factors on knowledge sharing in China[J].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2008,25(3):451-471.

[45] Zha X J,Li J.,Yan Y L.Understanding preprint sharing on Sciencepaper Onlin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motivation and trust[J].Information Development,2013,29(1):81-95.

[46] Teo H H,Wei K K,Benbasat I.Predicting intention to adopt interorganizational linkages:An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J].MIS Quarterly,2003,27(1):19-49.

[47] Khalifa M,Davison R M.,SME adoption of IT:The case of electronic trading systems[J].IEEE Transactions 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2006,53(2):275-284.

[48] Liu H F,Ke W L,Wei K K,et al.The role of institutional pressures and organizational culture in the firm's intention to adopt internet-enable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systems[J].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2010,28(5):372-384.

[49] Tuttle B,Dillard J.Beyond competition: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in U.S.accounting research[J].Accounting Horizons, 2007,21(4):387-409.

[50] Straub D,Boudreau M C,Gefen D.Validation guidelines for IS positivist research[J].Communications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ystems,2004,13(1):380-427.

[51] Liang H G,Saraf N,Hu Q.,et al.Assimilation of enterprise systems:The effect of institutional pressures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top management[J].MIS Quarterly,2007,31(1):59-87.

[52] Ringle C M,Wende S,Will A. SmartPLS 2. 0(M3)[EB/OL].[2016-05-20].http://smartpls.de.

新高考改革对学生的影响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广东普通高中师生 新高考 态度 评价

在当今教育领域中,能牵动社会各界和民众广泛关注的非高考莫属。社会大众对高考的关注有着经久不息的热情,高考中的任何一项变革措施都将牵涉数百万考生及其家庭的利益,即使是一个省的改革不当,也会影响到十几万乃至几十万考生的前途和命运。随着2004年新课程改革的全面铺开,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要求多样化的教育评价理念。2007年高考作为新课程改革以来的首次高考,必定牵动着全社会的关注。目前,各省都在积极尝试高考改革,但是都处于实验论证时期,短期内高考的各种弊端仍将存在,改革的效果及对中学生及高三教师产生的影响,都有待及时调查,收集考试参与者的反馈信息,从而论证改革措施的成效,为今后的改革调整提供客观依据。

1.研究的背景

2004年,我国高中进入了新一轮课程改革时期,这一改革不但是教育系统的一场深刻革命,而且是建国以来最广泛的一次基础教育改革。它标志着我国基础教育从规模发展到质量内涵的进一步提升。2007年6月7日,高考如期举行,与往年不同的是,这一年全国考生人数首次突破千万,而且恰逢恢复高考30周年,同时也是自山东、宁夏、广东、海南四省区实行高中新课程改革以来的首次高考。新高考方案的实施,标志我国高考改革进入了又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不仅关系到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的生源质量,而且制约着基础教育的办学方向和教学改革,其中高考科目与内容的改革是大家尤为关注的焦点。因此,调查论证新高考改革的成效,对于促进高校合理选拔新生、深化素质教育、推动高考改革的顺利进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2.1研究的理论意义

从理论意义来看,我国对于大规模考试的研究已经形成相对稳定的体系,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但高考作为一门兼具教育功能与社会功能的大规模考试,具有其特定的“时效性”,这也决定了针对高考的研究必须及时而且长期延续。

本文针对首次新课程高考方案,一是通过师生对新课程高考的评价分析研究,收集师生对这次高考大动作的评价声音,以及收集师生的建议;二是通过对调查结果的深入分析,从中学教育、高三师生的角度评价2007年新课程高考的各方面改革成效及尚未解决的问题;三是针对调查所反映的问题,对今后高考改革提供可行性建议,以丰富新课程高考对中学教育、对减轻学生负担及实施素质教育的影响这一研究论题。从大方向来说,本课题的研究可以丰富教育社会学、考试社会学、教育测量学的理论,完善和充实考试学的相关理论。

2.2研究的实践意义

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社会反响最大、考生抱怨最多的是它对基础教育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对学生带来的沉重负担问题,社会舆论对高考也是颇有微辞。针对师生对高考改革的评价或者高考对师生影响的著作、期刊等文献资料并不多见,只是散见于提到高考教育功能的影响和考试评价时有所提及。通过调查,收集师生对考试科目设置、内容、招生形式等各要素的态度评价,了解师生对于高考改革的整体态度,理顺高考内部诸因素之间的关系,这有利于加深我们对现实考试问题的认识,进而更好地为当今高考改革服务。从这一层面来说,本课题的研究对于当前的考试改革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以及更进一步地深化高考改革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3.文献综述

本文旨在通过研究考试内部诸因素的关系,并结合外部因素,即通过调查高考与考试参与者的互动关系,了解考试参与者对首次新课程高考的评价,分析该次高考的成效及影响,以便为今后的改革提供借鉴。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发现,对高考进行评价主要是从历史角度、教育角度以及社会角度进行研究,具体针对考试参与者对高考评价的研究不多,主要散见于高考弊端问题、高考社会功能问题,以及对中学教育诸方面的影响等相关研究成果中。

3.1关于考试学的研究

从科学的角度对考试学进行系统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第一本《考试学》专著(廖平胜、何智雄、梁其健著)诞生于1988年,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而关于“高考改革”的研究,总体而言,新闻报道多、理论研究相对较少,一般议论多、深入探讨相对较少(刘海峰,2003)。多数关于高考的著作都停留于大众议论层次,鲜见有深度的理论分析。杨学为的《中国考试改革研究》则从较高层面宏观把握高考制度的发展与改革。

3.2关于“高考功能”的研究

国内最早倡建考试社会学的是曾任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的杨学为。杨学为①(2002)认为,研究考试,既要研究考试内部诸因素的关系,如命题、考试实施、评卷、分数制度、统计分析等,这属于认识论的范畴;又要研究考试与其外部诸因素的关系,如考试与教育、教学的关系,与人事、劳动制度的关系,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等,这属于考试社会学的范畴,高考的社会功能是高考的重要功能。他曾在书中写道:“在中国长期的考试历史中,考试认识论的水平,决定了考试质量的高低,而考试社会学的是非,却决定着考试的存废。”

廖平胜的《考试学原理》对“考试的社会功能”作了较深入的分析。他将考试的社会功能归结为以下五种:文化功能、行政功能、经济功能、调节功能、督导功能。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刘海峰(2003)认为,只有从教育和社会两个视角来阐述高考的功能,才能兼顾高考改革中的几对利益矛盾。高考教育功能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为高校选拔合格新生,保障生源质量;二是促进中小学生努力向学,提高民族文化水平;三是引导规范中学的办学方向和教学方向,即指挥棒作用。高考的社会功能主要包括社会安定功能和社会分流功能。冯用军(2003)认为,高考除了甄别选拔功能和社会控制功能外,还具有文化传承和交流功能、国际竞争功能。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系副教授张远增②认为,讨论高考改革,关键是认清高考本身的功能和意义,这不仅是高校招生选拔机制中的一个环节,而且是全部内容。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系副研究员王钢认为,在现阶段,高考的主要功能还应是为高校选拔人才,“为高校招生服务”才是高考的基本立足点,不应对高考赋予中学学业评价、减轻学生负担等太多的功能。他认为现在教育考试立法滞后,考试改革与建设缺乏法律基础,也是比较突出的问题。

3.3关于“高考制度弊端及其评价”研究

教育部考试中心前主任杨学为(2002)认为,全国高等学校实行统一考试近五十年来,遇到的重要矛盾有政治与业务的矛盾、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共性与个性的矛盾、大学招生与中学教育教学的矛盾。怎样评价当前的高考改革,社会上百家争鸣。但其中有两点共识是被各方面普遍接受的,即一是反对取消高考制度,坚持进行统一考试;二是现在学生的负担过重,希望对高考制度进行改革。

3.3.1高考改革的主要问题

高考改革实施过程中的问题与对策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研究范畴(葛大汇,2001)。一是扩招问题,适应考生生源市场和社会的教育需求;二是高考改革与市场经济规律的匹配度问题;三是高考的社会化问题,即考试是考生的事,招生是大学的事,把压力还给社会,借助双向选择,公开招生的办法,最终使教育―考试―考生三者的关系不再相互制约,而是互相促进;四是放权于地方省份、各高校,即国家掌舵而不划桨;五是考试机构的改革问题;六是应试教育的问题,还有“学分制、资格证书制度,多元评价、多次考试”的说法,但多次、多元又会引起加重负担的困境――这是一个怪圈(胡启迪,1997)。

3.3.2高考改革对中学教育的消极影响评价

在教育实践中,对高考试卷的分析和评价,探讨不少。但往往局限在经验层面,一般都缺乏数据支撑和理论指导。张警鹏、郑启跃③认为,教育考试,作为一种教育评价活动,是一定教育组织中的考试主体根据考试目的的需要,选择运用有关资源,对考试客体某方面或诸方面的素质水平进行测度、甄别和评价的一种社会活动。特别是大规模考试,它既有评定学生学业成绩的功能,又有检验教育效果的功能,还有强化教学目标、导引教学改革方向、诊断教学问题、维护教育水准的功能,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不同程度的甄别和选拔功能。

3.3.2.1科目设置、内容欠科学性带来的偏科、缺乏个性问题。事实上,凡是论及高考改革的文章,都免不了要谈到学校教育,都免不了要谈高考给学生带来沉重负担等弊端,至于谈到“应试教育”的文章,更是车载斗量。

胡中锋等(1997)在《我国高考的回顾与反思-兼论构想“新高考度”的出发点》一文中,从历史的视角,对新中国建立以来的高考制度进行了回顾与反思,除了论及高考过程的欠科学性问题,即科目设置及所考科目的权重问题,高考的效度、信度题至今没有解决好以外,更探讨了高考导向的片面性。其一,现行高考重智轻德、体、美、劳;其二,重知识轻能力。这导致学生整体素质发展的片面性。韩广才、符永宏、兰登明(2000)在《我国高考招生制度的问题透视》一文中,专门对现行招生制度的利弊作了较为全面的阐述,主要观点如下:①选拔人才的科学性和完整性不足;②高考指挥棒巨大的牵动效应破坏了对中学教育正确的导向作用,严重阻碍了素质教育的推进。杨学为认为,现在高考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大学和中学对高考的要求不同,基础教育要求高考对中学教育有好的引导作用,而高等教育则要求高考要根据大学的要求选拔人才。旅美教育专家黄全愈④在其《“高考”在美国》一书中,对中、美两国的考试作了对比,中小学生、教师、家长在升学中的沉重负担已越来越超出他们身心承受的限度。马长青认为,我国高考制度的最大弊端就是造成了严重的偏科现象,致使不少学生片面发展。

3.3.2.2录取环节缺乏多样化评价机制,不利于高校录取。谢小庆认为,在现行的高考中,充分了解学生状况的教师对学生的选拔没有发言权是不合理的。郑若玲、罗钫⑤(2006)等人在其相关文献中均提到,现行高考政策对高等教育有几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强调统一性,忽略高等教育的多样性需求。二是录取标准单一,高考分数成为录取的唯一指标,重智育,忽视学生的平时成绩、身心素质、品行修养、各种能力及对学校或社会的贡献等其他因素。三是教育公平问题,地区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导致高考移民一度盛行;招生过程缺乏透明度;高校缺少自,招生的自不落实,对人才培养工作具有潜在的制约性。

3.4广东省高考改革进程的简要回顾

自1978年恢复高考以来,高考作为我国最重要的一项考试制度,在维护社会稳定、为高校选拔合格人才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恢复高考至今,高考一直都处于不断变革之中。无论是从恢复高考时的“大文大理”到“3+2”,还是重视学生选择性学习诉求的“3+X”高考模式;从全国“统一命题”到个别省份“单独命题”;从“人工阅卷”到“网上评卷、网上录取”,广东省一直是高考改革的先锋,从1985年高考改革进入深化期以来广东省高考改革的重要措施便可见端倪。

1985年,全国高考标准化考试率先在广东实验,并最终于1989年在全国推广实施。

1999年,广东省在全国率先实行了“3+X”科目设置方案并延续至今。考生则根据自己报考高等学校的志愿,参加高校所需科目的国家统一考试。由于在试点的过程中“3+x”模式未能取得预期效果,因此2000年广东省进一步完善了“3+X”方案,新方案扩大了“X”的内涵和外延,在原有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6门选考科目的基础上,增加了综合科目考试、外语复试、音乐术科、美术术科、体育术科等选考科目,并且要求各本科高校在“X”中选考两门或两门以上,并且综合科目作为必须选考的科目。2001年的高考是改革全面深化的一年,高考“3+X”扩展到18个省,其中,广东省试行了“3+综合+1”,到2002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试行了“3+X”方案,但是“3+X”是不完善的,还在继续修改。

2003年,广东省全面试行计算机辅助考试系统,包括网上报名、网上巡考、英语口语人机对话、计算机辅助评卷、网上录取等。

2004年,广东语文、数学、英语、英语(2)自主命题,成为全国分省命题“第一梯队”榜样之一。新课程试验四省(区)现行的“3+X”高考方案实施几年来,尽管整体情况良好,但随着新课改的开展和高考制度改革的深入,已经不能适应新课改,需要调整和完善。

2006年4月底,教育部批准了广东省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并通过的《广东省实施普通高中新课程实验的普通高考改革方案》(下简称《高考新方案》),并在2007年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中实施。

通过回顾广东省近年来高考改革的历程,我们发现高考改革呈现出以下的趋势。科目设置呈现出考试科目的确定与中学所开的科目和内容完全一致,分文、理两种科类;考试科目的数量逐渐减少,科目中出现X科,科目设置体现出开放性、多样性和选择性等特点。高考内容改革呈现出从知识立意到能力立意、素质立意的演进。高考招生形式逐步灵活多样,由“一考定终身”的全国统考单一形式到坚持统考基础上的一年两次高考、本专科分开考试、高校的自主招生、各省的分省命题等形式的相结合。高考录取技术逐步科学化、信息化;录取标准由“志愿+总分”的择优录取逐步过渡到自主招生、“面试”招生的适才录取。

4.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2007年广东方案在科目设置上实行“3+文科基础/理科基础+X”模式,分文理科进行考试,旨在解决学生偏科问题,以及按各层次考生特点设置考试科目;在考试内容的改革方面,各科目在试卷形式和考试内容上有所变动,个别科目设置“选做题”,且均采用“二选一”的形式,考生根据自己在中学所学的不同模块来选择解答其中一道,这能够在考察基础知识的前提下,区分学生在某方面的特殊能力;在录取标准方面,广东高考新方案将以写实性文字表述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项目记入考生电子档案,作为高校录取参考的依据之一,这将更为全面地评价学生,颠覆以往评价标准单一的弊端;在录取方式上,采取分类投档、分类录取,以利于杜绝文科考生报考理科专业等不利于录取公平的现象;在计分方式方面,采用原始分计算高考成绩,则更为科学,更符合科目设置的特点。总的来说,2007年高考科目设置、计分方式、考试内容、考试形式和评价机制的改变,其目的在于减轻考生的负担。当然,这是从政策角度出发的。通过政策制定的目的,对实施效果进行初步预测,还要依赖实证调查研究,才能够客观地评价新高考的成效及不足之处。

高考作为一个影响重大,甚为复杂的大规模选拔性考试,对其改革,社会各界人士、任何家长和学生都可以发表看法,站在某种特定的立场或从某一特定的角度去评说,可能所见都是事实,所言也都有其道理,但应当从全局把握,避免出现自说自话的现象。因此,在评价高考时,重要的是应全面和客观,对其功能和影响应实事求是地分析。高考改革受政治体制、经济、文化、教育乃至考试自身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同时,高考改革也对这些方面产生反作用,不管是怎样的相互作用,其影响程度都应控制在社会公众可接受的范围内,这在当前政治、经济体制都处于激烈变革的形势下显得尤为重要。只有把握全局,选择一种能够尽量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且弊端相对较少,具有可操作性和规范性的选才方式,才能完成教育的目标。

注释:

①杨学为.中国需要“考试学”.中国考试改革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25.

②龚放.对江苏2008年高考新方案的质疑和思考[J].湖北招生考试,2007,(04).

③张警鹏,郑启跃.考试研究的新课题:对考试的评价[J].教育科学研究,2005,(12).

④刘庆根.新时期高考改革研究[D].扬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14.

⑤罗钫.试析我国高考改革及走向[J].集美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6,(3).

参考文献:

[1]杨学为.中国考试改革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张宝昆.大规模教育考试的社会控制功能研究[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

[3]贾非.考试制度研究[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

[4]马长青.建构与优化:我国当前普通高考体制面临的问题与反思[D].山东师范大学,2005.

[5]金松.我国普通高校现行招生制度改革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05.

[6]欧颖.我国当前高考改革的价值取向研究[D].云南师范大学,2006.

[7]罗淳之.中美高校入学考试的比较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06.

[8]史佾.高考新政策出台后的社会反响[J].教育情报参考,2001.

[9]张宝昆.教育考试社会学研究――中国学校应试教育色彩浓厚的原因分析[J].沈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2).

[10]广东省教育厅.2007年广东省普通高考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J].粤教考[2005]13.

新高考改革对学生的影响范文第4篇

中国社会正处在改革的关键时期,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特别是党的十之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全面发展,培养符合时展的新型人才是现代教育的主要任务。自从本世纪初启动新一轮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之后,基础教育阶段的培养目标、课程内容、教学方法以及评价方式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得到了认可,教学内容与现实生活的联系也更加紧密,学生的潜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开发。但由于多种原因的影响,改革的目标并没有得到完全的实现,离我们希望的还有很大的距离。特别是在2010年国家出台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认为教育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时代的发展对教育改革有非常大的影响。《纲要》还要求把改革的范围由基础教育推向整个教育体系,各级各类学校必须要以课程改革为根本,根据社会的发展状况及要求来把握课程改革的方向。

二、影响课程改革的因素分析

从本世纪初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到现在已经十余年之久,改革既有成绩也存在着不足,这也说明了课程改革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而改革的目标没有得到完全的实现,受到了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一)行政决策的有效性

我国的教育改革主要依靠政府的筹划和安排,行政力量对教育改革提供了一定的保证。但从实际的效果来看,政府统一开展的教育改革纲性太强,虽然为教育改革提供了行政保证,但也缺乏灵活性,一些有创意的方法很难被采用到教学当中去,只能按着国家所规定的标准去执行。政府机构的决策一般都是统一的,没有充分考虑到各地差异与学生的差异,这对教育改革的效果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在学校当中,主要领导对新课程的理解和认同也是非常关键的,如果校长对课程改革认识得比较深刻,他就会对改革给予足够的支持,鼓励老师在改革当中放开手脚、大胆实践,并会通过多种形式的教研活动来促进教师观念的改变,推动课程改革的实践。相反,学校主要领导对课程改革的认识有所偏差,就会影响到学校教师的积极性,新课程的理念也就无法得到落实。

(二)教师的局限性

课程改革的全面铺开也意味着对广大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老师的自身素质、执教理念以及教学实践能力等都直接影响到课程改革的实施效果。

1.从我国教师的整体状况来看,教师的素质还有待进一步的提高。我国教师队伍庞大且素质参差不齐,对国家课程改革政策、精神的理解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执行中也难免会出现各种“失真”“失当”的行为。而多数教师都是以模仿为主,没有真正融入到课程改革当中,所取得效果自然也就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2.执教理念对课程改革的影响非常大,因为教师是教改的实施者,没有教师的积极配合,再好的改革方案也不会起到应有的作用。受到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教师还是以被动地接受为主,缺乏创新意识和能力。他们虽然知道课程改革的一些基本理念,但并没有真正把这些理念落实到课堂教学当中去,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地位没得到真正地尊重,其它方面也是貌合神离,没有抓住改革的实质。教师执教理念是课程改革取得实效的基本,必须引起教育管理者的注意。

3.在教学方法方面,新课程改革提倡教学方法的创新,在教学当中教师必须能够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教学对象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教学方法的灵活性是课程改革的重要标志之一。现在教师并没有完全转变过来,许多地区的教师还采取传统的教学方法,以提高学生的成绩为根本,老师一言堂的现象还普遍存在。为了提高学生的成绩,老师多是采取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学生不能够真正理解知识,更无法运用到实践当中去。这样一来,学生的成绩也许能够暂时得到提高,但这些死的知识其实对学生的发展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因此,素质教育实践多年,而大多数学生的素质并没有真正得到提高。

(三)社会与家庭

目前,社会对教育理解还存在着很大的误区。经常在媒体上看到或听到某某重点中学升学率达到百分之多少的报道,学生家长也是依据学校的升学率来选择学校,这种“唯分数论”的思想一直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也对课程改革造成了很大的阻碍。在高考这一指挥棒的影响下,基础教育还是以提高学生的成绩为主要任务,如果学校过于重视学生的社会实践,就会遭到社会与家长的反对,这也就迫使学校不得不把更多的时间放在提高学生的成绩上,而教育改革中的一些建议成了一纸空谈。家庭教育是一个学生的启蒙教育,在学生的一生中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家长对学生的希望就是提高成绩,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学生分数高,家长就会给予一定的奖励,而成绩下降肯定就会遭到家长的批评。这就让学生从小就形成唯成绩论的观点。这对教育改革所形成的阻力也是不可忽视的。

(四)学生的参与

教育改革实施多年,但有许多老师反应学生的参与度并不高,特别是本次教育改革中最具有特色的实践环节,学生的动手能力、参与能力、合作能力都没有达到课程标准的要求。究其原因主要是各地的学生的差异性没有被充分地考虑,东南沿海发达的省份学生接受教育比较早、教学条件优越、学生的实践机会比较多,这些优势都是西部贫困地区不能相比的。如果在教学中都采用同一标准,西部地区基础较差的学生就很难达到课程标准的要求,自然也就影响了学生的参与度,这也是与教育改革的精神是相悖的。

三、新形势下课程改革的方向

(一)新形势的特点

时代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与本世纪之初相比,我们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与生态建设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党的十以后,我们国家又呈现出新的特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了新的目标,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生态文明等已经成为新时期最为重要的任务。教育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同时社会的发展也影响着教育的发展。因此国家的教育也需要相应地调整以适应当前的新形势,同时还要考虑到影响课程改革的各个因素,制定出切合实际的改革方案。

(二)课程改革的方向

课程改革要根据时代的特点不断做出调整,明确课程改革的方向,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更大的动力。

1.进一步明确课程改革的目标与任务。我国素质教育的目标是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为未来社会培养合格的公民。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了进一步明确教育目标,并且对目标进行细化,提高课程改革的可操作性。而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生态意识的培养应该得到进一步的强化。课程改革的任务就是使达到既定的目标的一系列的具体工作,基于原来的课程标准可操作性不强、内容模糊等缺点,需要进一步明确课程改革的任务,让教师能够很好地把握改革发起者的意图,从而更为高效地完成课程改革的任务。在明确新课程改革目标与任务的同时,还要给教师一定的自,加强他们对课程的开发能力,能够根据本学校的具体情况选择更符合本校学生特点的课程资源,弥补统一要求的不足。

2.不断提高教师的业务素质。教师的素质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在新的形势下,老师素质的内涵不断得到丰富,不但包括以前提到的敬业爱生、知识渊博、专业知识、创新能力、学生榜样等,还要具有终身学习的理念、较高的课堂掌控能力、与学生的沟通的能力以及科研能力。首先,教师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课程改革,能够把课程改革与社会大背景联系起来,不断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执教理念和执教能力;其次,在教学方法的选择上要更加灵活,构建起活跃、民主、师生积极参与的课堂,使学生在课程上充分展示自己的潜力,不但学习知识、增长能力,更要锻炼思维、提高综合素质;第三,努力把自己打造成专家型教师。打造专家型的教师队伍一直以来都是教育改革的目标,但想真正做到这一点却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在新的社会形势下,教育主管部门需要改变以前统得过死的缺点,给教师一定的自,并为他们创造机会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帮助他们在教学与研究当中不断成长,不断提高他们的业务素质。

3.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课堂是实施课程改革的主阵地,充分利用好课堂教学是课程改革的根本。首先,要进一步明确师生关系。要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也不能忽视老师的主导作用。无论在知识方面还是综合素质方面,教师都是一个先行者,都有值得学生学习的地方,因此正确处理师生关系显得尤为必要。其次,进一步改革学习方式。要让学生的学习行为既体现出合作,同时还不能忽视自主探究。自主探究主要培养的是学生的思考能力,而合作体现了交流能力,二者相互补充,缺一不可;第三,要构建发展性的课堂。所谓发展性课堂就是指课堂的任务以及所要达到目标都不是固定,学生通过课堂学习不但学习到了知识,还锻炼了思维,提高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发展性课堂把有效课堂教学引向了优质课堂教学,课堂教学中更强调师生的主动参与,重点在于学生自身的探索体验和感悟等,把学生的全面发展作为教学的最终目标。发展性课堂是培养未来社会建设者的需要,是新教育环境的必然选择。在未来的课堂上,学生的主体地位将进一步得到巩固,师生之间的关系也必将越来越和谐。

4.构建学校、社会与家庭紧密配合的教育体系。社会中的各个因素都是教育体系的一部分,会不同程度地对教育产生影响,而尽力发挥积极影响、消除消极影响是课程改革的一项任务。其中,社会意识与家长的观念对课程改革的影响也非常大,社会意识是社会大多数人形成的一种共识,而这种共识有时候并一定符合社会的发展方向。想改变社会意识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但在新的形势下必须要做好社会引导工作。家长作为教育系统中一个重要因素,他们最为直接的想法就希望自己孩子能够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但他们对教育并没有深刻的认识,容易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

四、结语

新高考改革对学生的影响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环境影响评价是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一门骨干课程,针对环境影响评价课程综合性强、实践性强、运用专业知识广等特点,提出改革教学内容、教学实践等环节,改变教学方式,提倡主动学习,改革传统考试方式,突出考题的应用性等教学改革方法,以培养具有应用实践能力的学生。

环境影响评价是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一门重要的综合性专业课,涵盖了环境科学与工程体系的主要内容;它不仅是环境管理过程中的一项具体制度,还是环境保护与公众参与的有效途径。[1]与其他专业课程联系紧密,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2-7]

随着200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2004年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职业资格制度的实施,社会对环境影响评价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同时要求从事环境影响评价的人员要具有环境影响评价上岗证和工程师资格证。[8]各种环境影响评价职业资格证考试大纲的要求主要是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灵活应用,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因此,对高校该门课程的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培养出符合社会需要的应用型环境影响评价人才也成了高校开设该课程的主要目的。针对如何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各高校也进行了相应的教学改革。应该顺应时代要求,构建能力培养模块,改革培养方法和手段,培养适应市场需求的环境影响评价从业人员,从而使学校教学与社会对人才的要求得到更好的衔接。

一、教学内容更新,突出时效性和先进性

环境影响评价教材中得到较广泛使用的有:陆书玉主编《环境影响评价》(2001年)、张丛主编《环境评价教程》(2005年)、曾向东主编《环境影响评价》(2008年)和陆雍森主编《环境评价》(第二版)(1999年)等。每一本教材都有其特点,作为教师要针对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己学生的教材。如有必要还要补充教材中谈得不多或不深的内容,从“教教材”转变为“用教材教”,达到因材施教的目的。[9]

这些教材相对于我国快速发展的环评制度而言存在严重的滞后性,很多新的条例、标准、技术导则未能及时在教材中得以体现,比如《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致大气环境(hj2.2-2008)》、《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致声环境(hj2.4-2009)》等内容尚未及时更新进入所编教材。如果仍按照教材上所述内容进行授课,学生学习到的是一些在环评岗位上已经废止的知识,与实际脱节,无法适应时展和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需要。为此,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学习,密切关注环评动态,及时了解环保标准、法律法规、技术导则等知识的变更和修改,根据国家环境影响评价的最新政策、技术导则等资料对课程教学内容及时更新,保持课程内容的时效性和先进性。[10]

此外,结合笔者多年从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经验,讲授内容切实结合环评技术导则,将环境评价的方法和技术导则结合起来,在各单项环境评价内容中增加专题报告的内容,结合广东省环评的特点及地方特色对教学内容进行优化,如:结合广东省饮用水源保护区的划分重点分析讲解项目选址的合理性、合法性问题;结合国家、地方及行业污水排放标准及相关法律条例分析污水排放方案及排污口选址。在讲解工程分析的方法内容时,结合参与的医疗废物焚烧项目从类比法、物料衡算法和资料复用法多个角度,并结合视频照片介绍医疗废物焚烧的生产工艺流程、污染物排放等内容;清洁生产分析时,除讲解概念、一般的评价程序外,从已有清洁生产标准和未出台清洁生产标准两个方面出发,从化工、农药、化肥、种养殖业、交通运输等行业的清洁生产评价分析;大大丰富了教学内容,紧扣环评的发展需要。由此,教学内容突破了课本内容,并与国家的导则标准相结合,体现了这门应用性课程的新颖性。[11-12]

二、改变教学方式,提倡主动学习

传统的教学方式以教师讲授为主,这种教学方式的弊端就是学生被动接受,学生的创造能力和实践能力差。[4,13-14]现代教学改革的重点就是要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多采用启发式、讨论式和案例式的教学方法。针对环境影响评价这门课程的特点,教师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把课件提前发给学生,要求学生进行预习;学生与老师之间可以通过qq交流,进行讨论式教学,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学习,让学生主动地从“学”扩展到对“教”的参与,构建师生间、学生间多向互动的课堂氛围。同时,还应注意发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作用,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处理信息的能力。由于学生在课外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课堂教学的效果会大大提高。每讲述完一个章节的理论内容后,配套一个与该章节内容切合的、真实的典型案例进行讲解分析,拉近理论知识与实际应用的距离,学生容易理解和接受。例如,在讲地表水环境影响评价时,结合一医疗废物焚烧项目的水环境影响评价案例,分析了物料衡算法在该项目水资源利用平衡中的应用、水环境现状调查方法在该项目中的应用、如何确定该项目的水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如何根据项目背景资料中隐含的信息确定用水及排水标准以及如何选择该项目水环境影响预测模式等内容。此外,还以学生比较熟悉的房地产开发(教学楼、宿舍楼建设)、污水处理厂、餐饮业等项目,从不同行业,以案例的形式分析工程分析等重点和难点问题。在实践教学环节与大气污染控制工程、水污染控制工程等课程实习环节相结合,在学生参与这些课程实习的同时,重点现场分析污水处理厂、自来水厂的运营情况、污染源、污染物、环保措施的经济技术可行性、补充工程验收情况。课堂与课外相结合的案例教学加深了学生对所学理论知识的理解,使学生能够结合实际应用快速消化理解课堂所学知识,有效提高课堂学习效率,提高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改变考核方式,考试形式新颖,紧密结合实际

以往考查学生学习成绩的方法主要是采用闭卷的形式对学生进行考试,其中考试成绩70%,平时成绩30%,但是由于该门课程实践性强,学生采取死记硬背的方法得到的分数不能真正反映每个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情况。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在学生学习成绩的评判方法上采用平时成绩+课程实践+期终考试成绩相结合的考评法。三部分比例调整为2∶3∶5,突出了平时学习所占的比例,弱化考试成绩。课程实践环节中,同学分组完成不同类别的环节影响报告书,再进行专家技术评审会,进行角色模拟。[15]

期末考试采取开卷形式进行考试,学生不必死记硬背条条框框,不必背下很多公式,但学生必须学会如何应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题目参考注册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考试历年考题。在出题过程中,主要选取了注册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考试考题中的案例分析题和应用型单项选择题。其中,案例分析题占50%,这些案例分析题目都不能直接从书上、作业上找到答案,它所考查的是学生的理解能力和对知识的运用能力;另外50%是应用型单项选择题,所考查的是学生分析问题和全面理解问题的能力。

四、结语

通过对环境影响评价课程教学实践改革的研究与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学生对课程的学习兴趣和成绩都有很大的提高,可以让学生在掌握专业理论知识的同时提高实际应用知识的能力,培养创新意识和创造思维,提高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激发实战精神,同时也缩短了学生进入环境影响评价实际工作岗位的适应期,使学生毕业后能尽快进入工作状态,胜任新工作,增强了就业的竞争能力。环境影响评价课程教学改革也因其专业的特殊性和知识的实用性而存在相当的难度,是一个不断改进、不断完善的开放式过程,随着其实践教学改革的进一步深入,相信其教学内容、方法和手段会更加完善。

参考文献:

[1]陆书玉.环境影响评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2]彭辉辉,田子贵,湛灵芝.环境影响评价课程教学模式的探讨[j].职业教育研究,2007,(7):76-77.

[3]郭廷忠.环境科学专业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初探——以环境影响评价课程教学改革为例[j].中国教育教学杂志,2006,12(3x):17-18.

[4]喻泽斌,莫创荣.改革环境影响评价课程教学方法的探讨[j].大众科技,2007,(8):181-182.

[5]方战强.环境影响评价实践教学研究[j].广东化工,2009,36(10):208-209.

[6]林君锋,崔喜勤.环境影响评价课程教学实践改革探索[j].高等建筑教育,2010,19(6):78-80.

[7]赵锦慧,李海燕,黄浦江.探索“环境影响评价”课程实践教学环境[j].中国电力教育,2010,(12):111-112.

[8]邓喜红.高职高专院校环境影响评价课程的教学改革与实践[j].消费导刊,2007,(2):88.

[9]陈华莉,姜安丽.我国高校教材选用的研究现状及思考[j].西北医学教育,2006,14(5):495-496.

[10]张波,吴春笃,储金宇.环境影响评价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研究[j].高等建筑教育,2008,(3):94 -96.

[11]王兵.环境影响评价课改的教学探讨[j].科技信息,2009,(4):358.

[12]郑兰香,李功.环境影响评价.精品课程建设的实践与思考[j].黑龙江科技信息,2008,(30):194.

[13]单文坡,郑辉.“环境影响评价”课程教学探索[j].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20(6):77-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