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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报告在总结本届政府过去五年积累的宝贵经验时,指出必须坚持搞好宏观调控,并提出了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三个坚持,即坚持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发挥各种政策的组合效应;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不搞“一刀切”,不搞“急刹车”;坚持不断总结经验,及时调整政策,注重实际效果。
由此可以看到,本届政府将坚持搞好宏观调控,放在与坚持解放思想、坚持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改革开放、坚持执政为民、坚持依法行政一样的高度来看待,视为过去五年在丰富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之一,足以体现出搞好宏观调控的重要性,以及本届政府对宏观调控的重视程度。同时,就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具体经验来说,又重点突出了三个方面:其一,强调宏观调控手段的多样性及宏观调控政策的综合运用,从而避免单一手段和单一政策的局限。其二,表明对不同行业、不同部门、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政策,不是整齐划一,而是要区别对待,同时,在政策出台的时间和力度选择上,也要有所考虑,避免出现经济“急刹车”造成的不稳定。其三,主动适应经济形势的变化,从政策的实际效果出发,不断总结经验,适时调整政策。
在报告中,温总理谈到2008年政府工作的基本思路和主要任务时,提出了五个更加重视,其中第一个就是更加重视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谈到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预期目标时,提出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控制在4.8%左右;城镇新增就业10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5%左右;国际收支状况有所改善。
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目标,主要围绕促进经济增长、稳定物价、增加就业、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展开,温总理的报告具体量化了这些方面的内容。在这些指标中,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创出最近5年来调控目标的新高。2008年通货膨胀压力较大,引起当前物价上涨的几个因素今年内还将继续存在,是今年物价调控目标创出新高的根本原因。
就宏观调控来说,温总理在报告中还进一步明确指出,今年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是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可见,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确定的“两个防止”没有改变。同时,报告还特别提到了宏观调控的灵活性与科学性问题,鉴于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势必出现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不仅要密切跟踪和分析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更要及时灵活地采取相应对策,尤其要注意把握宏观调控的节奏、重点和力度,从而使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避免出现大起大落。(摘自2008年3月6日中国网)
笔者主要使用“双手并用”与“双手失灵”来分析本文实例。
(一)“猪”的问题——市场机制下的失衡在市场经济中,市场在调节经济和配置资源中发挥基础作用。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市场主体是“理性经济人”,都为自己的利润或效用最大化而努力。在本文实例中,我们看到在市场机制调节之下的X市的生猪养殖出现诸多问题。一是散而众、饲养不科学且占用大量土地。个体养殖户多数以成本低廉的潲水养殖,带来食品安全隐患。寸土寸金的土地资源投入到相对低产出的养殖业;二是带来严重环境污染,扩大社会成本。X市政府提供的资料表明X市75万头生猪需新建一座日处理132万吨的污水处理厂,才能有效净化处理,一年需4亿多元污水处理费。显然,养殖户能获得的个体收益与社会所付出的巨大成本严重失调。这是市场调节失灵的直观体现。正如加尔布雷斯指出的:“经济体系会自我改进的说法,现在也许已没有人相信。不平衡发展、不均等、无意义和无规律的技术革新、环境的侵蚀、行业间的缺乏协调—这些都是体系中的一部分,也是现实中的一部分。它们在体系中已经根深蒂固。”在“市场之手”调节失灵,无法靠自身改善的情况下,“国家之手”呼之欲出。
(二)禁令不“行”——宏观调控下政府失灵考虑到环境成本、社会成本及产业规划,X市市政府对养殖业进行调整本无可厚非,可政府“禁猪令”一出却引来质疑不断,这又缘何而起?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政府同市场主体一样是“经济理性人”,其理性有限。信息不足、滥用权力、腐败寻租、体制不健等导致政府宏观调控会失灵。反映在本文实例中就是面对养猪者个体利益与社会公益失衡的局面,政府拿出的这一纸简单而粗暴的禁令,不仅收效甚微,还给政府带来颇多微词,以致最后被迫撤销。那么在市场的缺陷“根深蒂固”,国家调控又有造成“人为经济衰退”危险的形势下,“国家之手”如何作为呢?实践证明,必须有法可依并依法进行。这法正是经济法。
二、经济法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与地位
(一)作用之探讨探讨经济法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可以分别从法的规范作用与法的社会作用来进行。从法的规范作用来看,经济法对国家宏观调控行为进行规范,使其在法律规定的权限内,对法定范围内的社会关系按照法定程序采取合法合理的措施进行调节。一方面,经济法规定了国家调控权限。国家只在市场机制失灵的条件下对国计民生的宏观领域进行调节,具体说来主要是发展规划、财政税收、货币金融、产业政策、国际贸易等方面。这在给国家调控划出界限的同时,也保障了经济自由与安全,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使宏观调控真正解市场失灵之困。结合实例,X市政府对地区产业进行调节,其“手”应在宏观上指引方向,使市场主体顺势而动,而不是直接取走养殖者的腰包。另一方面,经济法规范宏观调控的手段和程序。经济法与其他如刑法、民法等部门法比较,其中最显著的特点是大量的规则属于指导性,是一种“提倡性规范”,以对经济利益的引导为实现调控的主要手段。经济利益为引导的调控手段更为科学,它能使宏观调控得到市场主体更好的遵循。规范政府介入市场的调控行为、规范市场主体的投资、信贷、进出口等行为,以实现国民经济的有序运行。给调控行为设置合理的程序的规范使得宏观调控更具科学性、权威性,从而也促使市场主体自觉地使自身的行为符合国家宏观调控的要求。结合实例,X市政府的调控可以指导养殖户规模化养殖,建立起生态环保的产业链,使养殖户不仅取得短期利益,更能长远发展。从法的社会作用来看,经济法规范国家宏观调控,使其更易实现宏观经济平衡的社会目标。经济法规范了宏观调控行为,从权限、手段和程序上都限制了国家权力的滥用,使得国家宏观调控在经济上具有合理性(符合经济规律),因而会得到市场主体的遵从,取得良好的绩效,使国家的制度改革得到国民的拥护和支持。这对于国家和国民的总体福利的增长是有效的促进。回到本文实例,要使政府“令到禁止”,使失灵的市场“药到病除”则必须借助于经济法。
(二)地位之探讨从上文可见国家之手与经济法是契合的,正是经济法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决定了其在宏观调控中的重要地位。也许应该从这个角度把经济法(而不仅仅是其一的反对限制竞争法)作为“经济宪法”。除从经济法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了解其重要性之外,也可以对宏观调控三种手段进行比较从而认识经济法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一方面,与经济、行政手段相比,只有法律手段才能使宏观调控充分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和富有理性,从而更好地认识客观经济规律,体现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只有依据法律的宏观调控才能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进行,从而杜绝盲目和任意调控;只有法律化的宏观调控才是制度化的调控,从而给市场主体以安全、稳定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经济手段中,有些本身就是法律手段。比如税收,依法运用,就是讲税法。其他一些经济手段在相关的经济法律法规中也有不同程度的规定。行政手段需建立在行政法的基础之上,因此也是法律化的调控手段。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建设要求应该更多地把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之上,即力求经济手段、行政手段规范化、法律化。经济法顺应了这一发展,其“经济宪法”地位当之无愧。
三、小结
关键词:金融危机;宏观经济;威胁;反思
文章编号:1004-7026(2017)18-0078-01中国图书分类号:F091.348;F015文献标志码:A
1宏观经济学对金融危机的阐释
每一次金融危机过后都是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一次拷问,而经济学家试图找到对金融危机的有效解决途径。然而面对不同学派与立场的研究中,对金融危机的形成与发展的观点差异较大,尚未形成一个可以达到高度共识的立场。从西方主流学派的经济学观点中能够明确,沿袭凯恩斯主义的传统经济学派认为,金融市场产生的信贷泡沫是产生经济危机的关键因素,以宏观调控不力,导致经济行为逆向选择,最终形成了经济危机的爆发,并引起经济倒退的现实危机。依据其学术观点能够明确,金融危机并未形成与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实质性冲突,而强调了宏观调控的重要性。但是在宏观政策的调控下,并非所有政府都能承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宏观调控是否有效受到质疑,而宏观经济学理论是否能够预见金融危机的产生,也是需要进一步深思的问题。如果失去对金融危机的预见性,单从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采取的挽救措施来看,经济倒退是可以避免,但从中损失的经济效益却无法挽回。而且宏观调控也并非每次都能到达预期的效果,如果宏观调控失去力度,是否意味着金融市场就此萎靡不振,而无法前行。
2金融危机的现实影响
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受到影响最为严重的莫过于进出口行业。一方面,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会从经济层面拓展到生产经营环节,直接影响到国际贸易。在2007年金融危机中,美国支出的GDP总额超过70%以上,而国内消费高于10万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消费支出也超过1万亿美元。当时国内需求无法弥补金融危机的需求减少,而相关调查显示,美国经济每下降1%,我国出口贸易下降6%。另一方面,次贷危机削弱了美元的金融地位,从出口产品的优势地位下行逆转,产生了贸易逆差。美国联邦储备局不断降低基准利率,并未国有银行注入流动资金,与我国当时采取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形成鲜明对比,在大量美金流入我国之后,人民币升值而美元贬值,导致我国的出口价格优势降低。金融危机过后,虽然对我国实体经济产生的影响并不高,但是贸易出口额下降的事实不容忽视。虽然同比出口金额上升,但这种增长速度也受到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并非健康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东南亚和欧美地区的海外企业频繁毁约,也造成我国企业外部信用环境一度恶化。
3金融危机时期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反思
宏观经济学主流学派,认为自由市场的贸易环境并非宏观调控能够控制,而自由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是客观存在的。当宏观经济学认定金融危机属于意外因素时,“黑天鹅事件”属于偶尔失效,并非金融市场体系存在根本问题。这样的思想认定政府干预的无效性,尤其对宏观调控比喻成为扭曲的资源配置,认为其金融影响力会对金融危机产生负面的消极作用。同时也要部分学者认为,美联储在金融危机中的宏观调控,加剧了金融危机的恶化,以及延长了影响时间。
相对于主流经济观点,近些年来在非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活跃度异常明显,几乎完全倾向于政策观点,并就主流经济学观点的问题深究其责。但是非主流经济学理论也错综复杂,并非单纯诊断政府宏观调控有效性的实质作用。其中,奥地利学派以坚持极端市场化观念为主导,认为政府行为的宏观干预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金融市场混乱,而后形成了经济衰退的现象。而新制學派则认为,金融危机的爆发源于对金融交易市场的治理失误。
而后凯恩斯学派却反对主流派对金融危机的解释,也不同意其他非主流学派对金融危机的现实观点。其经济学观点将金融济危机归纳为政府干预实效的偶然性,并视金融危机为突发事件和单纯意外,这样的非对称信息也未能触及金融危机的深层机理。
参考文献:
[1]张凤林.金融、经济危机引发的宏观理论与政策反思——基于后凯恩斯经济学派的视角[J].经济学家,2013,(03):32-41.
关键词 多种教学媒体;政治教学;课程改革
中图分类号:G63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489X(2012)34-0130-02
新一轮的课程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模式在不断发生变化,但其关键是解决如何提高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有效性的问题。通过近几年来的探索与实践,笔者感觉思想政治课主要是教会学生自主学习,并会运用所学知识和多种课程资源解决学习中遇到的困难,提高自身感知思想政治内涵的能力,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教学要改革,理论指导须先行。因此,思想政治教师必须加强业务学习,除了利用现有的图书资源,还要学会利用网络资源查找相关信息,进行选择性阅读,提取有价值的信息,为课堂教学服务,丰富教学内容,开阔教学思路,解决教学重难点。只要这样,才能有效提升教学质量。本文以“加强宏观调控”的教学为例,说明现代教育技术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的优势作用。
1 发挥网络资源优势作用激情导趣,诱发学生的求知欲望
思想政治学科的内容大都比较抽象,学生学起来感觉乏味,对有的知识点理解较为困难。因此,学习的积极性较差,或者产生厌倦心理。如何才能激发学生产生对思想政治学习的欲望,自觉地参与到政治的学习之中去,是广大一线政治教师长期研究的课题。尤其是多种现代教学手段的出现,提供了新的教学模式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有效解决了政治教学中的难题。
例如,在“加强宏观调控”这一模块的教学时,设置“概念阐释”环节,上课时,教师用多媒体课件展示国家关于“加强宏观调控”政策的法律法规的原文,以及全国上下学习讨论相关文件的视频;从相关网站查阅有关宏观调控政策的变化,使学生深刻理解“宏观调控”的概念、具体措施以及实施方案等。设置“举案说法”环节,学生从网络上下载相关案例展开辩论。设置“我看宏观调控”环节,学生结合时政,列举切身感受到的宏观调控带来的影响。这些环节激发了学生求知的渴望,学生就会主动搜集并阅读相关资料,寻找案例,并充分运用所掌握的知识进行讨论,从而有效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并且在阅读中不断提高理解感知、分析辨析、运用提升等能力,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2 充分发挥电子阅读优势,进行广泛深度阅读,拓展学生视野
“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在教学过程中,尽可能让学生充分地阅读教材内容,深刻理解教材含义,学生之间要进行广泛交流,讨论阅读体会,实现合作学习,共同增强学习效果。对那些难于理解和分析的观点,可让学生走进电子阅览室,通过上网查阅,也可以通过博客平台,和网上的博友进行教学,取长补短。另外,学生还可以通过UC学习房间进行网上学习,在麦上提出自己的问题,通过网络电子教室进行交流、沟通,实现快速答疑;也可以拿出自己的观点,供同学们相互学习,有效解决学习过程中的难点。通过广泛搜集、阅读感悟和合作探究,拓宽学生的知识面,综合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2.1 发挥课件的展示功能优势,实现广泛阅读,综合提高学生的政治素养
作为教师,要让学生懂得阅读对理解知识的重要性,对自身终身发展的重要性,要让学生在阅读中感悟,这样才能使学生积极、自觉地参与到自主阅读中去,提高学生的阅读感悟能力。要达到这样的教学效果,教师在教学时必须发挥多媒体的展示作用,把静态问题动态化处理,微观现象直观化展示,对那些跨越时代的信息用动画形式进行展播,有效解决学生在阅读中的困惑和疑难。
例如,在“加强宏观调控”的教学时,提前一周把学生分成三个组:第一组研究学习有关“加强宏观调控”的概念和含义;第二组研究学习有关“加强宏观调控”的目标和手段;第三组研究学习有关“加强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和局限性。学生通过进图书馆、上网搜索、搜集报刊等方式查找资料,进行广泛深度阅读,通过小组合作与探究,把阅读成果进行整理并制作PPT课件。上课时把本小组的学习成果展示给大家。从而实现广泛阅读,开阔了学生知识视野,学生学习积极性高涨,课上表现欲很强烈,学习效果极佳。学生通过自主学习建立知识网络,用PPT课件进行直观展示,对知识点的理解到位。根据知识点的展示,其他学生需要补充或质疑一目了然。利用现代教育技术课件进行任务学习效果明显,提升了学生的政治素养和综合能力。
2.2 发挥网络平台功能,培养学生实践应用能力
在“加强宏观调控”的教学时,学生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宏观调控各种手段的具体行为表现等。解决问题是产生学习爱好的动因,教师要采取有效方式诱发动因的形成。如学生通过QQ群或微博等网络平台与同学或老师交流,讨论“加强宏观调控”的具体行为表现,学生在这些平台里畅所欲言,通过现实生活的事例论证“加强宏观调控”的具体行为表现,并提出自己的观点。通过交流,培养了学生的分析能力,锻炼了学生的思维,拓宽了学生的思路,从而有助于学生思维品质和分析能力的提升。
3 巧用多媒体播放漫画,揭示政治的本质,科学突破教学难关
“加强宏观调控”是社会上一个热点的话题,在学生的日常生活中,时常听到这一关键词。如新闻播报中,国家提出房价要进行宏观调控,粮食价格、燃油价格、信贷问题等都要进行宏观调控等。结合学生年龄特点和对知识的理解和接受能力,采用漫画教学法进行授课。在教学时用PPT课件展示漫画图片,通过漫画激发学生灵感,揭示政治本质,突破教学难点。
例如,在“加强宏观调控”模块的教学中,在分析我国经济发展的历程时,学生对固定资产的投资有增无减、信贷的增长率增幅过快、房价居高不下感到很难理解。要解决这些问题,可用PPT课件展示几个漫画,通过漫画展示,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使学生能从中提取有价值的政治信息,进行分析判断,得出准确结论。风趣的图片和简要文字的说明,激发学生形象思维,从而进行科学分析和正确理解,揭示问题本质,有效解决教学难点。
4 巧用电教媒体整合生活课程资源,综合提高学生的政治素养
政治学科的时效性很强,政治信息紧跟时代的步伐。因此在教学时,教师不能脱离生活实际进行教学。相反,要紧密联系生活,捕捉生活中的政治信息,整合到课堂教学中去,实现政治教学生活化。
关键词:货币政策;协调失灵;政策转型
2012年以来,我国告别过去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增速放缓,进入经济新常态阶段。宏观经济面临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及债务积累等结构性问题,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为重要任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新形势下我国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也对货币政策提出更高要求。
一、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的总体情况
过去十五年,我国货币政策的调控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2~2007年。由于我国国际收支长期以来是双顺差,所以基础货币的投放主要靠外汇占款。为对冲外汇占款的影响,加强通胀预期管理,实际上从2002年开始,我国首创央行票据,通过央行票据的投放回收基础外汇占款及基础货币,以减少流动性压力。同时,由于未充分实现利率市场化,央行通过制定存贷款管制利率以调节信贷需求和供给。总体看,在这一阶段,外汇占款和银行信贷构成我国货币投放的主要方式,我国货币政策呈现典型的数量型货币政策特征。[1]第二阶段:2007~2012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外汇占款逐渐出现负增长,基础货币投放也在减少,过去对冲基础货币的央行票据规模也逐渐减少。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央行票据的地位逐渐下降,在此期间我国央行更多地使用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和公开市场操作等传统货币政策工具调节商业银行流动性。同时,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利率调控在这一阶段的货币政策调控中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第三阶段:2012年至今。在这一阶段中,我国进入经济“新常态”,经济增速放缓,面临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也更为复杂。国际方面,美国经济复苏导致美联储加息和美元进入升值周期,这对人民币币值稳定形成较大压力。国内方面,为保持中高速经济增长,一方面货币政策要有所作为,另一方面货币政策应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去杠杆”“去产能”等要求相适应,避免造成资产价格泡沫,加剧宏观经济金融风险。面对如此复杂的国内外环境,货币政策的三大政策工具———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和公开市场操作并不能满足结构性调控的要求。尤其就存款准备金率调控而言,由于其规模庞大、影响范围广,往往被视为全面宽松(紧缩)的货币政策信号。因此,在我国宏观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央行通过改造传统货币政策工具,打造了定向降息降准、常备借款便利(SLF)、中期借款便利(MLF)以及抵押补充贷款(PSL)等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通过不同的期限和利率,满足市场对流动性的需要。不仅如此,随着利率市场化的加速,我国取消了存贷款利率限制,银行间市场的利率品种也逐渐丰富,利率调控的货币政策体系初见雏形。自2013年以来,在货币政策工具创新的基础上,我国初步形成以常备借贷便利利率为上限、超额准备金存款利率为下限、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为核心的市场化利率体系。在确定“利率走廊”的上下限后,央行可通过基准利率影响存贷款等其他利率,从而通过影响金融中介的信贷行为间接调控宏观经济变量。
二、我国货币政策调控中的协调失灵
虽然我国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取得较好成效,但也要注意到,面对纷繁复杂的宏观经济形势,货币政策的协调失灵问题日益突出,不利于政策的有效实施。
(一)货币政策的目标手段冲突
从货币政策目标看,由于处于经济转型时期,我国货币政策目标除稳定物价和经济增长外,还肩负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的年度目标和推动金融业改革发展的动态目标。长期看,我国货币政策的各个目标大体一致,但短期看我国货币政策目标过多。如,在当前国内经济不确定性较强阶段,我国要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就要求适度紧缩的货币政策;但若要保持经济增长目标,就要求中性偏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样,在内部目标中,经济增长和稳定物价目标在短期内也存在一定冲突,实际上我国货币政策往往更侧重实现经济增长和就业目标。根据丁伯根法则(TinbergensRule),政策工具的数量或控制变量数至少要等于目标变量的数量,而且这些政策工具必须相互独立。[2]但需要指出的是,几乎所有货币政策工具都是利率和货币供应量的衍生品,且考虑到利率和货币需求的内在联系,长期看所有货币政策工具几乎不存在异质性。因此,长期内多目标的货币政策必然带来一定冲突。在目前较为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下,传统降息降准的货币政策受到较大约束,在这种情况下,央行不断创新货币政策工具,这在近年来我国的货币政策实践中都有所体现。自2013年起,中国人民银行先后设立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常备借贷便利(SLF)及中期借款便利(MLF)等工具对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货币政策对市场流动性的预调微调及短期利率引导的功能不断加强。这些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虽然没有形成“大水漫灌”的效果,但也造成银行间市场流动性过剩。如,MLF余额从不足1万亿元增加至2017年的接近4万亿元,PSL从6000多亿元上升至当前的2.1万亿元,逆回购余额当前也在6000亿元以上。这样,导致银行对央行的负债近三年也迅速飙升,且央行提供资金利率要低于市场利率,如7天期央行逆回购利率为2.35%,而相同期限的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近期都在2.6%以上,银行间回购利率则更高。而银行间市场流动性过剩,客观上造成金融机构利用其他渠道来增加杠杆及延长信贷链条。[3]
(二)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不协调
当前,金融去杠杆是我国货币政策面临的重要任务,而金融业高杠杆的原因,就在于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步调不一致及监管权限不同造成的监管漏洞。具体看,自2012年以来,我国货币政策逐渐转为中性,但金融监管较为滞后,一方面造成对信贷投向施加严格管控;另一方面,在利率市场化和直接融资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表外影子银行业务发展迅速。在金融监管滞后的情况下,商业银行信贷受到约束,贷款不能直接投放到实体经济,迫使金融体系通过迂回的方式投放流动性。如,银行可通过向符合贷款投向规定的“过桥企业”放出一笔贷款,这家“过桥企业”再通过委托和信托贷款的方式把这笔款项转贷给真正需要资金的企业。这样,虽然最终结果等同于银行给该企业放贷,但在计算社会融资总量时会产生两笔记录,即银行向“过桥企业”投放的贷款及“过桥企业”的委托和信托贷款。因此,同等社会融资总量的增加自然只能对应更低的实体经济增长。除监管滞后外,金融监管职权真空也会产生监管套利机会。由于金融监管的职能由“一行三会”分别行使,分业监管使金融业往往通过同业合作等方式规避监管。以债券市场同业存单和同业理财为例,在整个信用投放链条过程中,既涉及大中型商业银行,又涉及券商、基金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同时涉及银行间市场,在对其进行监管时就需要中国人民银行与银监会和证监会协调,而金融市场的不断创新将在短期内造成监管真空,从而形成监管套利机会。此外,央行在执行货币调控和金融监管任务时也存在角色冲突。一方面,央行作为金融监管者,有责任化解金融系统风险。因此,在观察到流动性投放过快、资金空转嫌疑,且有部分银行通过银行间市场融资快速提升杠杆率后,央行应针对金融风险加以控制。而另一方面,央行不仅是金融监管者还是“最后贷款人”,是维护货币市场稳定的最后一道防线,央行应向市场上投放充足的流动性。可见,央行的最后贷款人和金融监管者的双重身份存在一定冲突,货币政策总量型工具和金融监管结构性工具的界限往往并不明确。
(三)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不协调
从理论层面看,价格水平的财政决定理论(即FTPL模型)指出,在宏观调控政策执行过程中,财政政策往往被赋予主动角色,政府可自由设定预算盈余(赤字),并不在每一时期都实现预算平衡;相比之下,货币政策则属于被动型,要根据财政预算来控制铸币税,从而实现财政平衡。该理论预言,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的组合可避免流动性陷阱阶段货币政策的失灵,从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有助于更好地实现宏观经济目标,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从我国货币政策执行环境看,经过之前多次降息降准,不仅基准利率下降空间有限,同时受宏观环境不确定性增加的影响,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也大打折扣。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我国货币政策已接近流动性陷阱,进一步使用扩张性货币政策收效有限。同时,考虑到我国当前所面临的问题更多的是结构性问题,而货币政策本质上是总量型而非结构性政策,在此情况下,如若频繁使用传统的货币政策调控,不仅不会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的目标,还会带来更大的风险和隐患。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实施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的宏观调控措施:一方面,通过财政政策来支持经济增长,实现增长目标,同时通过结构性的政策措施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目标;另一方面,货币政策则保持相对稳健,同时注意防范金融风险的爆发。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不协调还体现在货币政策执行的实践中。如,全口径政府收入的波动、财政支出集中于年末等现象,对我国货币政策稳定性和金融机构的流动性造成较大影响,使央行的货币政策执行陷入被动。再如,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及货币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建设,都需要国债政策等的配合,而国债在期限结构和品种上的缺乏则限制了货币政策的传导和执行。
(四)国内政策与国际政策不协调
从国际经济环境看,2012年以来美国经济形势不断好转,向好和对通胀的担忧使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并加息,尤其近期美联储“缩表”已提上日程,未来美联储不断削减其持有的庞大资产,必将导致资金回流美国和全球范围内流动性紧缩。[4]与美国相比,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复苏则表现得更为缓慢和波折,但经过多年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后,欧洲和日本央行也将逐渐退出宽松政策,实现货币政策正常化。相比美日欧主要经济体,我国货币政策面临的宏观环境更为不确定,这需要国内货币政策保持中性甚至偏宽松,否则将对国内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但由于国际货币环境偏紧缩,造成美元、欧元和日元等主要国际货币的升值趋势。从双边汇率看,人民币自2015年开始进入贬值通道,从2014年底的1美元兑6.11元人民币最低跌至6.95元人民币,跌幅达13.7%;2017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虽然止跌,但兑欧元和日元等其他货币的汇率不断下降,受此影响,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亦不断下跌。汇率的不稳定体现当前阶段货币政策的内外不协调。一方面,国内保增长目标要求货币政策中性偏松;另一方面,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和稳定汇率又要求货币政策紧缩。可见,当前阶段的货币政策越来越多地面临“三元悖论”的挑战。
三、我国应加强货币政策调控的政策协调
面对上述问题,我国未来的货币政策调控应注重政策协调,不仅要实现货币政策目标手段间的协调,更要注重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政策、财政政策的协调,并实现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
(一)注重货币政策目标手段协调
首先,不应将保增长作为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目标经历了由多目标向突出物价稳定目标转变的过程,相比之下,我国由于处于经济转型阶段,目前尚不具备强调单一物价稳定目标的条件。但为了协调货币政策目标间的冲突,要简化货币政策目标,下调经济增速目标的重要性,保增长不应成为我国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具体看,由于在经济新常态下潜在增长率下滑,宏观调控的政策权衡空间缩小,高速经济增长不宜再成为货币政策追求的主要目标;货币政策调控应强调稳定和均衡目标,尤其应致力于稳定通货膨胀和实现内外部均衡。其次,弱化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重要性。货币供应量是我国货币政策的重要中介目标,但由于作为操作目标的基础货币和存款准备金与货币供应量息息相关,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和操作目标的界限较为模糊。从货币政策调控的国际经验看,货币供应量目标已逐步淡化,[5]且在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已基本完成、金融市场日益完善、社会融资结构多元化的背景下,货币供应量目标与最终目标的相关程度会有所减弱。因此,建议降低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重要性,同时将汇率、利率、国际收支状况及资本市场变化等指标纳入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范畴。最后,转变货币调控方式,在操作目标方面突出利率机制的作用。未来,我国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可由价格型指标和数量型指标兼顾转为更多向价格型指标过渡。
(二)促进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协调
我国金融监管宽松助推金融业高增长,同时其背后杠杆投资和期限错配的痕迹明显。为促进金融业稳步发展,并控制金融风险与实现金融业“去杠杆”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应协调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政策,构建完善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从当前“一行三会”的监管格局看,央行具有货币发行、利率和汇率等宏观调控工具,但还需要加强对银行、证券和保险等金融机构内部风险的识别和监控;而从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的角度看,这些机构拥有微观监管和一系列强有力的控制风险的手段和监控工具,但在宏观政策工具和手段方面还有所欠缺。因此,应进一步联合现有的金融监管机构,在涉及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上,既要有银监会对单个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还要针对跨市场、跨机构、跨行业风险,考虑不同金融机构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确定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市场和工具的范围,对具有系统性影响的金融机构制定严格的规则,同样也要有逆周期效应的央行利率政策和资本管制政策。
(三)推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协调
首先,应在较长时期内坚持“积极稳健配”。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对经济增长形成支撑,而在货币政策方面,应更加谨慎稳健,以避免总需求波动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并为推进全面改革培育相对较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尤其是我国经济在经历了近十年的“高增长、低通胀”发展后,面临增长动力不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从经济增速转型的国际经验看,20世纪70年代美国在经历了二战后长达20年的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期后,逐步陷入低增长阶段。为刺激经济增长和降低失业率,美国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结果不但没有起到预期效果,反而使美国经济在“滞胀”中越陷越深。因此,在当前形势下,我国货币政策执行过程中需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协调,以在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同时,降低宏观经济金融风险。其次,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应分别针对总量和结构目标。就本质而言,货币政策是总量型调控,而财政政策则兼具总量和结构调控。因此,针对当前经济增长放缓和结构问题严峻的局面,宏观调控则应进一步区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角色。一方面,货币政策承担总量调控的任务,主要作用于总需求。另一方面,财政政策在总体宽松的同时,更要针对结构性调控目标,通过结构性减税等措施更有效地影响总需求和总供给。如,就当前经济环境而言,保增长的积极财政政策不仅要立足于财政支出的大范围规模扩张,还要在保持适度财政收入增长的情况下,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社会公共产品的支出,保障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稳定当前宏观经济环境;并通过结构性减税引导社会资金流向,更多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再次,构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制定部门的日常协调沟通机制。具体看,除每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总体方向外,还应增强两大政策的制定程序和具体措施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加强与公众沟通。更为重要的是,应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的体制机制建设。如,财政部应进一步完善国库收付制度,避免财政存款的季节性波动对货币政策效果的不利影响;同时,进一步完善国债市场,不断丰富国债的品种和期限,为货币政策的执行提供更有力的工具。最后,防范财政风险向金融领域蔓延。在扩张性财政政策作用下,预计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财政赤字和政府负债率都将高位运行。因此,应重视防范财政风险向金融领域蔓延,从而引发系统性风险。在财政风险中,应高度重视地方财政风险。近年来,地方政府形成了“土地财政+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建设融资机制,在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起到较大促进作用的同时,负面效应也不断凸显。为此,应建立财政风险监控与预警机制,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包括债务当年偿还情况、债务余额、偿债能力和债务风险指标等指标,以及时监控地方政府债务,防止地方政策债务风险向金融领域蔓延。
(四)加强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
首先,发挥国际组织的协调作用,增加我国在国际金融治理中的话语权。美日欧经济形势和政策的分化更加凸显了宏观调控国际协调的重要性。尤其在我国宏观经济进入新常态时期,为确保宏观调控保增长和调结构的总体目标,应充分利用G20、IMF等国际治理平台,在宏观调控方向和手段上与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做好充分有效沟通,适时调整宏观调控政策以抵消外部冲击对我国宏观经济环境的负面影响。此外,我国还应通过宏观调控国际协调沟通渠道,借鉴欧美国家的政策工具,以便在新的经济形势下更加有效地实现宏观调控目标。其次,增强汇率弹性,稳定汇率预期。当前,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剧,对货币政策而言,宏观调控措施的独立性日益受到国际经济环境和他国政策的影响。
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市场体系还不完善,金融体系更表现出脆弱性,货币政策往往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火墙”。因此,我国更应重视宏观调控尤其是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尤为需要注意的是,全球金融一体化趋势客观上削弱了各国对资本账户的限制,从“三元悖论”的角度分析,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要求放弃固定汇率制度或资本账户限制,在此情况下,为确保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就必然需要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行改革。目前,我国已将每日人民币兑美元的浮动范围增至2%,这标志着我国汇率形成机制向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更具弹性和市场驱动的汇率制度近一步靠拢,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也随之增强。未来,我国货币政策转型需要更加灵活的汇率形成机制,应促进人民币汇率向均衡水平进一步调整,以保证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1].中国货币政策工具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