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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经验
1、以产权制度改革和产权关系调整为核心和主线。
改革者也许并没有意识到最初的,以“放权让利”为内容的改革就是产权改革,当时也没有产权理论作为指导。但是,这场改革实质上就是权利关系的调整。这种选择也许是制度变迁的内在力量的推动和人们的本能选择。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的改革,或者二者相关的改革,都是以责权利关系及其制度的调整为核心和主线。农村的改革主要包括:度的推行,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乡镇企业的建立、发展和改革,在家庭联产承包制基础上的股份合作制改革,农业产业化等。考察这一过程,我们发现每一步改革的实质都是“产权制度改革”或“产权关系的调整”。国有企业改革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是产权制度改革,因为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经营责任制、租赁经营责任制、股份制等改革,本质上都是调整企业和政府的产权关系。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实质也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责权利的界定和调整。
2、 以旧制度最薄弱或新制度需求最强烈的环节——农业制度为突破口。
从总体上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早是从农村的土地产权制度和生产组织制度开始的。为什么制度变迁首先发生在农村?我们认为这是适应客观需要而做出的理性选择。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价格剪刀差以及户籍管理制度,使农民蒙受了巨大的利益损失。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名为集体经济,实为变相的国营经济。与城市的集体和国营经济不同的是,国家对农村的集体经济基本上“管而不包”。这样农村改革的机会成本很低,农村对新制度的需求也就更加强烈。因此,农村相对于城市而言,旧的制度更容易打破,新的制度更容易产生,自发的制度变迁发生之后,更能够得到政府的迅速认可和支持。
3、允许旧体制外生产新体制, 即体制增量调整与体制存量调整并行,而且以前者促进后者。
中国的经济体制,在旧体制的根本性变革难度较大的情况下,确实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增量改革、体制外突破来改革经济体制的结构和促进或倒逼旧体制的变革,这是渐进式改革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和主要经验之一,应该予以充分肯定。但是,不能因此而认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和经济的持续增长靠的就是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无论体制改革还是经济增长,都是“两条腿”走路。公有制经济(包括集体经济和国有经济)的体制,一直都在改革,甚至比非公有制经济的出现要早。对集体农业经济体制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包括对土地制度的改革,都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了。而且,在强调体制外改革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决不应当忽视国有经济在改革和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与非国有经济相比,国有经济市场化的速度较慢,这固然不利于市场化的进程,但是可以使大量经济资源特别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部门处于政府直接控制之下,这不仅有利于维护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有利于控制转轨过程中的各种矛盾,而且能够在市场机制很不完善的情况下,通过政府的调节弥补市场的不足,克服市场的缺陷,充分发挥政府导向的作用,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国有经济实际上也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非公有经济的发展承担着成本。我们假设:国有经济体制一开始就彻底变革,那么,非公有制经济能否发展到现在的水平?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能否顺利?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要改变。
4、包括政府在内的多元主体联合创新体制, 政府扮演重要角色。
中国经济体制变迁过程中的初始主体可能存在比较大的差别,但是在制度的设计和变迁过程中,是多元主体联合创新体制,并不断进行着角色的转换。其中,政府作为多元主体中的一员在体制创新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以农村改革为例。前面已经分析,农村经济体制变迁包括许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股份合作制和与农业产业化相适应的正在进行的制度创新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主体扮演不同角色,起着不同作用,不同阶段的角色及其作用又是有所变化的。政府虽然不是在每一项改革或改革的每一个环节上都充当主角或领域者,但是,它作为重要的制度变迁主体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家庭承包责任制作为制度创新在很短时间里向全国推广,则属于新制度的扩散。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是最重要的主体。它对的认可、支持极大地打消了广大农民和各级地方政府的顾虑,使新制度以尽快的速度扩散。当然,最基本、最重要的事实是:这一变革除了触犯了少数人的既得利益外,于农民、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于城市居民都是有益的,基本上属于帕雷托改进,所在大家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支持改革的。
家庭联产责任制也有局限性。还是农民自己在实践中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自然地创造了一种扬弃、适应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的制度形式——股份合作制。毫无疑问,广大农民自己是主角,他们是制度的设计者和实施者。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基本上是认可、顺应、引导。
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创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又拉开了帷幕。农民现在已经意识到家庭小规模经营对他们的种种不利。因此,农民们自己又在探索,他们仍然是创新的主角。
乡镇企业的发展既是中国农村的产业革命,又导致了整个农村经济体制的重要创新——可以与农业中的家庭承包责任制相提并论的制度创新。这一创新有一个过程,在过程的不同阶段,创新的不同主体及其相互关系是有所变化的。几乎在家庭承包制刚刚全面实施的同时,“社队企业”开始实行承包制,即由公社、大队包给一些“能人”。这些“能人”都是农民,是农民中的“基层干部”或原来就是“社队企业”的经营者。第一步制度创新,是由“基层干部”唱主角,集体代表——公社、大队、生产队及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广大农民共同参与的,几乎没有反对的主体,因为它对任何一个群体或阶层或国家,都是有益无害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显然支持,但不是创新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不是主角。
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有些大胆的农民开始投资办企业了。有些单独办、家庭办,有些是农户合伙办,这就使乡镇企业自身的组织也出现了新形式——家庭企业和合伙企业。非公有的乡镇企业取得了超常发展。农民自己仍然是创新的主角。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起了一个“放”或“允许”的作用,即所谓“给政策”,例如国务院1984年的4 号文件认可、允许个体或联合投资。当然,“放”本身也是一种对创新的“参与”,它与阻挠或观望是不同的,与一般的“支持”也不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也是这一制度创新的重要主体。
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进行了更深层次的体制创新,目标是与现代市场经济接轨。最大的特点就是政府特别是县以上的政府基本上退出了“制度创新主体”行列。因为经过第一、二步政府“放”以后,乡镇企业走上了自我发展、自我创新的道路。在政府跟乡镇企业没有产权关系,乡镇企业也不再需要政府“放”什么权、给什么政策的情况下,政府面对乡镇企业的制度创新,就显得没有什么可为了。进入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从合伙制到股份合作制,甚至有些向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集团化的演变,都是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投资者和广大农民自己的事情,他们顺应市场、产业变化的需要,很自然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产权关系和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创新。这是由他们的产权及由此决定的经济地位和经济利益关系决定的,他们有产权,从而有谈判实力,能够左右制度变迁的方向,而且也必须左右,以维护其产权收益。
国有企业至今为止的制度创新,尽管地方政府、企业及企业员工等主体在不同阶段的角色或作用在变化,但是中央政府除了创新初期很短时期外,一直都是创新的主角,一直都是它主导,它决定创新的方向和方式,并组织试点和推广。
5、从制度变迁的规律和中国实际出发, 选择渐进式改革的方式或道路。
对于体制转轨,理论上存在多种途径或方式。在实践中,也有多种方式,人们把20世纪开始、持续至今还没有完成的许多国家的改革,大体上划分为两种方式: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或“休克式疗法”。从改革的效果来看,比较多的人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式改革更加成功。主要标志是,在市场化改革推进过程中,经济快速发展,连续20年经济平均以近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与此同时,物价上涨率限制在公众可以承受的范围内,从1979年至1999年,社会零售物价上涨率平均为6.6%(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率从1985年至1999年平均为8.9%),没有到两位数,从而没有危及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张卓元,2000)。由于经济快速发展,物价上涨率总的来说处于居民可承受的范围内,全国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普遍有较大提高,得到改革的实惠。
所谓渐进式改革是指在根本经济制度不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下,对经济发展过程中限制或阻碍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进行逐渐地改革。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体现在许多方面:从农村改革开始,然后扩展到城市;先着力发展比较适应市场经济的非国有制经济,而后重点推进国有经济的改革;先发展商品市场,然后着重发展生产要素市场;价格改革先调后放,调放结合,并逐步同国际市场价格相联系;生产、流通、价格等都出现计划内外双轨制,然后向市场单轨制过渡;经济特区、沿海城市改革开放先行一步,逐步向内地推开,实现全方位开放等等。在改革推进的方法上,也是这样。先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然后随着经验的积累,逐步实行相互协调、相互配套的整体推进;还有是先易后难,先改革那些比较容易改的领域,最后搞攻坚战——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中国的国有企业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着密切关系。由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牵涉到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社会成员的就业与福利保障,所以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中最为复杂、最为困难的改革。为了保持社会稳定,避免对企业的迅速改革可能导致的生产下降,失去社会大众对制度变迁的支持,同时又要提高企业经营效率,中国企业制度的变迁实际上是通过体制外变迁和体制内发展相结合的道路来推进的。也就是前面分析的“两条腿”走路。
当然,我们只能说,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比较成功。但是,它同样有其局限性。而且,我们也不能认为或断定激进式改革就不成功或不能成功。一切有待更长时期的时间去检验。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制度变迁所面临的环境和约束条件不同,改革道路的选择也可能不同。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或教训
1、对收入分配制度和收入分配状况重视不够,造成的后果将是深刻而长期的。
我国在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也在收入分配领域进行着相应的改革,提出了“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方式并存”、“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但是,实际情况是,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1)从基尼系数来看,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1978 年我国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33,这说明我国当时属于个人收入差距比较小的国家;而到1995年基尼系数已达到0.445,1998年上升到0.456,不仅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中等合理差距水平,而且超过了美国1990年家庭收入0.43的基尼系数。(2)从城乡收入差距来看,根据国家统计部门的调查,1978 年,城乡居民收入比率为2.36∶1,1985年为1.72∶1,1999年为2.65∶1;从这三个比值上可以看出,1978年至1999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先缩小后又扩大的趋势。(3)从地区收入差距来看,1980 年东部地区职工的收入要低于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收入水平最低。大约到1989年前后,东西部地区的职工收入基本持平。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收入差距逐渐拉开,到1997年东西部地区的职工收入比达到1.4∶1;农村收入差距则从1980年的1.46∶1扩大到1997年的2.5∶1。(4)从行业收入差距来看,据统计,1978年收入最高的行业是电力、煤气和水生产供应业,职工平均工资为850元,收入最低的行业为社会服务业,职工平均工资为392元,二者绝对差距是458元,相对差距为2.17∶1;到1998年,收入最高的行业为金融保险业,职工年均收入为10,633元, 收入最低的行业为农林业,职工年均工资为4,528元,二者绝对差距为6,015元,相对差距扩大到2.35∶1。(5)从社会各个阶层的收入差距来看,据温州的一项调查,在一般的私营企业中,企业主的年收入为一般职工的21倍,在具有百万资产以上的私营企业中,业主的年收入为一般职工的79倍。而据湖北省统计局、劳动厅、计委联合调查组对湖北省50家停产半停产企业的1258名职工的调查显示,他们的平均月工资只有66元,仅相当于私营企业主月生活费1827.56元的3.6%(韩留富,2001)。
目前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已经导致了严重而长期的社会经济问题。例如,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虽然有许多种,但是大多数居民收入低、收入分配不合理,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多数居民虽然有强烈的需求冲动,但是没有购买力,无法形成有效需求。收入差距的拉大在短期内难以消除,而且随着我国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政策的实施,这种收入差距还会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
2、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 导致经济体制改革有时难以突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在进行着政治体制改革。但是从现实中可以看出,后者是滞后于前者的。当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才考虑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往往是推而不动或大推小动,甚至越改越令人不满意,例如,机构改革,越改越臃肿。可以说,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阻力。
3、对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互动关系重视不够, 技术创新落后于制度创新。
这里所谓的“技术创新”是指直接生产领域的技术发明、创新、运用,不是科学家的实验室或档案柜里的“科研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不断进行,可以说制度创新是明显的。但是,技术创新相对于制度创新是严重滞后的。技术创新滞后于制度创新的后果就是当制度创新所带来的效率完全发挥出来之后,经济发展的动力就趋于消失。
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来看,从1978年开始的农民自发改革,到1984年的全面推行,农业技术基本上没有创新,甚至有倒退。即使到现在,农业技术也没有太大的、普遍的进展。国有企业主要强调进行经营管理体制和产权改革,技术领域的改革和创新、设备的更新和改造、员工的技术培训等,都没有明显的进步。在调查研究中也发现,同一个地区的不同企业在面临相同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下,在制度变迁发生后,虽然在短期内都促进了企业效益的明显好转,但是过几年后,却出现了企业效益的明显差异。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技术进步的作用。这也说明了技术创新在制度创新后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当然,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是互动的,技术创新的相对滞后,也与制度有关。说明制度安排对技术创新、推广和运用没有足够的激励。因此,我们应该从技术创新的相对不足反思我们的制度创新——它的不足和不配套。
4、 渐进式改革的累积成本或后摊成本成为进一步改革的阻力。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易到难,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目前的国有企业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这实际上是渐进式改革的累计成本所导致的。渐进式改革强调在不改变宪法、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改革。从另一角度来看,制度的适应性总是有限的,任何一种制度只能适应特定的环境,而且这种适应也只能够在短期内适应,可以说适应是相对的,而不完全适应是绝对的。例如,价格双轨制是渐进式改革的最主要表现之一,但是价格双轨制所带来的“腐败”问题,则可以看作是渐进式改革的累计成本;在旧体制外生长出新体制,旧体制的改革则逐步进行,这种渐进性确实既依靠新体制的外力推动旧体制变革,又不至于使因旧体制的突然崩溃而导致巨大的社会震荡。但是,它却产生了新旧体制之间的摩擦和摩擦成本,而且,对旧体制内公有经济形成巨大冲击,境况相对恶化,导致旧体制改革的难度越来越大。目前国有企业的效益不断下降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国有企业大量下岗职工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都反映了渐进式改革的后摊成本越来越大,成为进一步改革的巨大阻力。
【参考文献】
中国农村贫困落后既有历史成因,又有现实原因。自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实行了一系列旨在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改革举措和政策措施,但这一系列政策措施,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进入90年代以来,城乡差距扩大的趋势日益严重,究其本质就在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严重滞后,新旧体制出现断层。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一体化,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也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二元经济结构的历史成因
二元经济结构是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结构的理论概括,其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从基本内涵的视角来分析,二元经济结构的逻辑内涵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一般存在着传统落后的农业部门与现达的工业部门两个产业部门。由于两个部门劳动生产率水平与劳动边际收益率的显著差异,引起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产业间流动,最终实现二元经济结构一元化的目标追求。发展中国家一般要经历以农支工、农工协调与工业“反哺”农业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从国际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市场化、现代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普遍经济现象。
按照刘易斯对二元经济结构的界定,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着二元经济结构的历史约束与现实困境。二元经济结构一方面为中国工业化基础的建立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农村贫困落后的加剧。从历史发展的视角来看,二元经济是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赶超型发展战略与城乡分割经济体制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它通过中国特色的资本原始积累克服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初期资本积累短缺与有效需求不足的双重困境,在较低的国民收入水平上实现了较高的工业化水平。但从长远发展的视角出发,这种不断强化的二元经济结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导致了农业生产的长期低速增长,也极大地阻滞了社会经济的全面进步。并且,伴随着许多不可克服的矛盾,如公平与效率的矛盾、积累和消费的矛盾、农业和工业的矛盾、城乡矛盾和工农矛盾等,制约了中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始于1978年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在各个层面对传统二元经济结构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冲击,也起到了一些成效。但是到1985年以后,当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本应再接再厉时,改革的重点却转向了城市,导致农村经济发展远较城市缓慢,以致城乡收入差距越拉越大。这主要表现在:城乡隔离分而治之的制度体系、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严重失调、传统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发展、乡镇企业与城市大工业对立运行。在这一过程中,关键是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新体制没能及时成长起来,造成了城市市场化在农村出现空档,这种结构转换的相对滞后必将给我国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一系列难题。
二、体制断层是中国农村落后的根本性原因
从表现上看,我国农村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问题,即城乡之间经济发展差距过大。而从本质上看,它反映的是我国经济社会的深层次矛盾,其根源在于城乡二元体制,即“城乡分割,一国两策”的社会经济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化的城乡分割,加剧了城乡经济社会的分化,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实践证明,城乡二元体制造成了许多难以解决的困难和深层次矛盾,导致城乡发展严重失衡。
(一)二元经济结构的本质在于二元经济体制
1.城乡有别的管理体制
造成城乡差距拉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现行的城乡“二元体制”是阻碍要素资源投向农村的最主要因素。我国现行的体制基本是城乡有别的管理体制。计划经济时期,为了加快工业化建设,国家一方面运用行政手段,如通过强制性粮食统购统销和工农产品剪刀差,将农业剩余转化工业积累;另一方面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以维持资本密集型城市大工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城乡有别的户籍管理、劳动用工和社会福利制度在相当程度上被沿袭下来,尽管一些地方进行了户籍制度改革,但因为隐藏在背后的社会福利等诸多因素,需要支付的社会成本较高,进展还不大,因而城乡居民在就业机会和社会福利水平方面事实上的不平等还未根本改变。
2.城乡分割的市场体系
从商品市场看,农民由于组织化程度低,一般只能进入城市集贸市场进行零星的、小规模的现货交易,基本上没有进入批发市场,更难以参与大宗远期合约和期货交易。从要素市场看,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因农业平均利润率偏低和受利益驱动,主要面向城市经济,城市相对充裕的资金没有进入农村,农民参与、进入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条件和渠道都十分有限。农村土地转化为工业和城市建设用地还不能直接市场化,必须通过国家征用转化为国有土地后才能进入市场,农民在土地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难以分享农地向非农地转化过程中形成的巨额增值收益。
3.城乡分离的工业化模式
计划经济时期集中农村资源推进城市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阻隔了我国城乡经济一体化进程。改革开放后,实行城乡分离的工业化模式,农产品生产、流通和加工没有形成有机联系,农民难以分享农产品的加工增值收益;乡镇企业在管理体制上独立于行业管理之外,既无所不包,又自成体系;农村“离土不离乡”的工业化和城市工业化并行发展和过度竞争,使得农村工业在市场供求格局发生变化和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对接后,发展空间受到明显制约,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减弱,直接和间接地影响到农民分享工业化的成果。
4.实行有别的投入机制
计划经济时期,为了维持资本密集型城市大工业的发展,国家将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集中投向城市,同时依靠农业积累支持城市工业发展。改革开放后,一方面,农村的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在经济效益驱动下,向城市转移和集聚;另一方面,国家在基础设施和科教文卫等公共服务设施投入上,继续向城市倾斜,农村却在一定程度上依靠自我积累,由此带来城乡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等各方面的差距不断扩大。
综上所述,体制性因素事实上形成了农业和农村发展与工业化和城市发展的相互隔离,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关键所在。
(二)市场经济体制没有向农村延伸
中国的改革是分阶段渐进式的,经济改革先于政治改革,而且在经济领域中又确立了从农村到城市的合理改革顺序。纵观
世界各国经济改革的历史,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激进的方式,如俄罗斯和东欧一些国家采取的“休克疗法”,在短时期内直接从计划体制强行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一种是渐进的过渡方式,即在计划体制基本保持不动的情况下,通过引入市场因素来发展新体制,逐步对旧体制进行渗透、替代,最终过渡到市场经济新体制。中国经济改革由于市场化起点太低,加上转轨的双重性特点,市场化改革是十分复杂的,因而走上了渐进式的市场化道路。事实证明,这种选择是十分正确的,但现行的城乡“二元体制”是阻碍要素资源投向农村的最主要因素。
如今,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已经跨入进一步完善的阶段。虽然经济创新从农村起步,但自农村经济改革向城市经济改革转移之后,经过20多年的市场经济培育和10多年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农村经济这一块已远远地被抛在了后面,市场化程度相当低。农村经济处于严重弱势地位,弱就弱在市场化程度不高,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严重滞后。因此,“城乡一体化”这个核心层次的“一体”,就是“体”在市场经济体制上,提升农村经济的市场化水平,建立和完善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市场经济体制,使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一样共享市场经济体制优势。
三、农村现代化战略对策
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再次提出:要加快推进现代化,必须妥善处理工农城乡关系。如何尽快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城乡二元经济向一体化经济的跨越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一)尽快完善政策支持体系,从“二元体制”入手加速城乡一体化进程
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城乡一体化的体制和机制,就是要以体制和政策创新为突破口,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不利于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各项制度,从根本上消除阻碍城乡一体化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新体制,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促使城乡经济体制向不断适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内在要求的方向转变。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一元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变,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仅包括用城市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改造农村生产和生活方式、生产要素重组和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和迁移、城乡产业有机整合和组织方式的变化等,还包括整个社会结构、组织、文化等的变迁。这是一个伴随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很长的历史过程,不能一蹴而就,必须加快制度建设与体制创新。
(二)统筹城乡、区域发展,加快推动小城镇建设,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进入21世纪后,国家在强调GDP增长的同时,也提出了绿色GDP发展的概念,就是经济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对资源进行掠夺式开发为代价。国内大型、特大型城市已经因为人口过度密集,资源环境过度污染,给城市的和谐可持续发展带来了阻碍。以大城市为龙头,加快周边小城镇建设,形成梯次发展的经济带,不仅有利于转移农业富余劳动力,解决农村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而且有利于启动民间投资,带动最终消费,实现和谐发展,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和持续的增长动力。同时,小城镇的建设要合理布局,科学规划,规模适度,注重实效。要注意运用市场机制,更多地发挥民间投资的作用,走出一条在政府引导下,主要通过市场机制建设小城镇的路子。二元结构一元化的重要特征是工业部门(现代部门)不断吸收农业部门(传统部门)的大量剩余劳动力。
论文摘要:二十年来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使中国农村乃至全国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的伟大实践和成果,无论其深度、广度、规模都是史无前例的。
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具有世界性意义。可喜的是,二十年来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使中国农村乃至全国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的伟大实践和成果,无论其深度、广度、规模都是史无前例的。可以预见,从中国农村改革实践中产生并被实践不断修正的发展理论,必将为世界发展经济学说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践做出重要贡献。
1.概括地讲,本课题研究的基本结论是:市场化改革是我国农村经济与金融发展的必由之路;随着我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农村金融的地位愈加重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不单是一个金融问题,必须把金融同国家发展战略、制度创新、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结合起来。否则,金融的作用将十分有限;农村金融改革要采取渐近方式,不断地融入和推动整个农村经济转轨和转型:农村金融改革必须注意制度创新和结构调整,重新构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商业金融、合作金融和政策性金融体系。
2.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虽然有中国特殊的国情,但这种发展毕竟寓于世界经济发展之中。应该说,我国与其它国家的发展还是有一些共性的东西,这点不能否认。西方若干发展理论对我国农村经济与金融的市场化改革缺乏指导意义,但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其中,二元经济理论、农业制度及农业资本理论,特别是舒尔茨的农业发展理论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3.传统体制下我国农村经济的非市场化运行,在很大程度上受马克思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思想影响。改革前,我国农村经济的非市场化成因,主要源于集权式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宏观经济制度与微观经济制度。其中,超越国力的发展战略和强制性的制度是突出表现;传统体制下我国农村金融压制的性质是制度性压制,金融活动完全是被动和消极的。农村资金运行非市场化的结果是大量农村资金无偿流向工业,尤其是无偿流向重工业,导致国民经济偏斜运行,使农村经济更加落后;传统体制下我国农村经济的非市场化运行是有特定历史背景的,当时的这种选择,一方面使国家迅速奠定了工业化基础,另一方面使国家为长远发展付出了沉重代价。
4.农村金融改革不能脱离农村经济和国家金融整体改革而单独进行,其市场化改革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是:我国经济改革需要的指导理论在改革前后的实践对比中得到了确认和创新,即我国任何经济部门的改革都有赖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支撑;我国农村经济和农村金融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制度安排的市场化选择,在此基础上才可能考虑管理、技术等方面的变革;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改革必须高度重视农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否则,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仅在总体上难以深入下去,即使一时取得了某些成绩,其代价也必然是丧失国家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后劲。
5.货币化是农村经济与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切入点。应该从农村货币化的广度和深度出发,研究农村产业结构、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民收入等基本问题;市场化条件下的农业资本投入与融通要以经济效益为核心。物质资本投入要注意数量界限和劳动、技术对资本的吸纳能力,同时,要特别重视对人力资本的开发和投入;市场化改革将会引起资金供求的迅速变化,农村资金运行格局将改变传统体制下“国家、集体”的框架,而演变为“国家、集体、农户、外资”的新框架,在这种变革中,金融将逐渐成为新框架的核心。
6.农业银行商业化改革在农村金融改革中具有先导性作用。因为国有农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轨,将从根本上动摇传统经济体制对农村金融的影响,并对其它金融渠道产生示范效应;农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轨同其它国有银行改革具有联动效应,但我们更要强调农行自身的特点和弱点,以寻求改革的突破口;农业银行商业化改革要关注社会效益,现阶段主要是处理好这种改革与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互动关系,使农村商业金融改革同农村经济改革协调配套。
关键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公司化;经营模式引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作为一种军、政、企合一的社会组织,成立于计划经济时代。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必然要改变原有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农业公司化经营模式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本人结合多年的实际工作经验,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农业公司化经营模式实施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改革措施,不断推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农业公司化经营模式的完善。
1.农业公司化经营模式简介
对于农业公司化经营模式,有很多专家都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综其所述,当前普遍认为农业公司化经营模式是市场经济体制下促进农业发展的一种新模式,能够通过股份制,整合土地资源,提高农业生产的规模[1]。农业公司化经营模式就是在农业生产中引进现代企业的经营模式,通过机械化、集约化和规模化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来提高土地的边际收益。农业公司化经营模式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农业生产的成本,打破农业家庭经营模式的局限,提高农民的收益水平。
2.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推行农业公司化经营模式的现状和问题
2.1取得的成绩
在进入市场经济体制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逐渐引进的农业公司化经营模式,改变了以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农业生产模式,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公司市场化运作,团场投资以及承包管理等方式,成立了专业化的农业公司,极大的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2]。从产业规划,到种植、加工和包装、销售等都由公司进行市场化运作,对农作物各阶段的生长情况进行管理和考核,控制了农作物的生产成本,特别是降低了市场变动对职工收入的影响。此外,通过农业公司的运作,也提高了农作物的技术水平,提高了效益。
2.2存在的问题
虽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农业公司化经营模式中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在推行农业公司化经营模式的过程中,还是暴露出了很多问题。
2.2.1责任意识不足,生产观念落后
受到计划经济时代的残留影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干部职工对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仍然难以理解和接受,对农业公司化经营模式带有抵触情绪。很多干部职工的思想观念还停留在吃“大锅饭”的阶段,市场意识非常淡薄。很多干部职工缺乏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不愿意推广新的技术和品种,由于自身文化素质的限制,也不愿意应用新的科技产品来提高生产效率。
2.2.2“政”与“企”之间的矛盾
“政”与“企”之间的矛盾是很多国有企业在改制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问题,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要建立农业公司化经营模式,就必须建立市场化的公司体制,这就与原有的体制产生了冲突。
①在管理者的任用方面,原有的行政任命制度与市场化的人才竞争机制就出现了矛盾,公司管理者仍然由上级进行任命,不利于真正有管理才能的人才发挥其作用。由行政任命的公司管理者也不一定适合公司经营管理的工作[3]。
②公司领导与团场领导的利益冲突,公司领导主要是为了追求最大的经济效益,而团场领导往往由上级直接委任,必须追求包括稳定在内的政治效益。当团场领导与公司领导所追求的利益目标出现冲突时,就会严重阻碍农业公司化的发展。
③与一般的公有制企业不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同时还具备一定的政治职责,那就是屯垦戍边,这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政治使命。因此,在经营的过程中,公司追求的经济利益与团场追求的社会稳定、屯垦戍边等政治目的也可能发生冲突。
3.继续推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公司化经营模式的措施
3.1解放思想,突破旧观念
要继续推进和完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农业公司化经营模式,就必须从转变思想开始,从领导到职工都要不断突破旧有的思想观念,大胆进行改革,对双层经营体制进行重新定义。领导与职工要打破“大锅饭”意识,不断扩大农业公司化经营的范围。
3.2引进专业化人才,改革用人制度
要进行农业公司化经营就离不开新型的农业企业人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要积极培养具有现代企业经营能力和管理能力的人才,可以与大中专院校进行合作,进行定点培养。改变原有的行政任命制度,引进市场化的人才竞争制度,促进人力资源的整合和优化。对公司内部的优秀经营管理人才,要尽量提高其待遇,给予其较大的经营权限,创建良好的市场氛围。设立常规化的人才培养、引进机制和考核机制,对人才进行现代化的管理[4]。
3.3.理顺“政”“企”关系,明确二者职能
对于公司的管理者的选拔,应该改变原有的行政任命制度,而是引进市场化的人才选拔制度,实行政企分开。团场管理者的职能要进行转变,将行政权与经营权分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要对自身的职能进行重新定位,团场原有的经济职能要交予公司来执行,团场作为公司经营的监督者,对公司的管理和经营进行监督。
3.4加大对农业公司化经营的扶持力度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要加大对农业公司化经营的扶持力度,在运输、销售、管理等方面给与资金支持和政策支持,对于公司购买机械设备、开发新技术等给予必要的资金补贴和奖励,不断鼓励公司扩大规模,开发新技术,提高农业生产率。
4.结语
农业公司化经营模式是市场经济体制下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农业生产模式,对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而言,农业公司化经营模式可以有效的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现代化经营水平。因此,要不断采取措施发展和完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农业公司化经营模式。
参考文献
[1]曹健,李万明.兵团土地经营制度创新与农业现代化[J].新疆社会科学.2011(02)
[2]刘俊浩.新疆兵团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回顾与展望[J].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6)
关键词:农村公路;管理;体制;改革
Abstract: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most of our rural areas are the highway construction, realize the basic every, rural highway for China's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a very important effect, more relates to the whol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But the existing rural highway maintenance system has some serious flaws, make rural highway cannot normal, effective operation, more exist certain security problems, so must reform the existing rural highway system. This article will briefly analyzes our country rural the existing rural highway maintenance system's ills, and then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reform measures, we want to improve rural highway maintenance beneficial.
Keywords: rural highway; Management; System; reform
中图分类号:U4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农村公路对于农村的经济发展和农民的出行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有效的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虽然我国各级政府都认识到了农村公路的重要性,不断建设农村公路,增加里程,提高公路的技术等级,改善公路的路面状况等,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及体制问题,农村公路在养护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一、我国现有的农村公路养护体系的弊端
(一)我国农村公路的分类和特点
我国农村的公路一般包括县级公路、乡级公路和村级公路。通常情况先,县级公路、乡级公路及部分村级公路会纳入到专业化管理体系,而大部分农村公路会纳入到乡、镇、村、组管理体系。同干线公路不通,农村公路一般线形比较差、轴载比较轻、车速缓慢、路面等级低,而且农用车辆和机具很多。农村公路的使用不太规范,肩路上行车、停车的几率比较高,而且没有相应的管理,经常处于一种无序使用的状态当中。而且农村公路的相关配套设施很不完善,例如一些公路沿线没有排水设施,甚至连路段边沟都没有,所以雨水很容易进入路面甚至路基,损坏农村公路,降低其使用寿命。
(二)我国现行的农村公路管理体制的弊端
我国当前的农村公路养护体制在总体上看政企不分、效率不高、缺乏活力和相应的机制是主要弊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农村公路养护体制的深层管理矛盾也日益显示出来,例如,我国农村公路养护体制是一种政、事、体三者合一的体制,不仅担负着政府管理公路的职能,也承担着对公路的养护、施工和设计等任务,在这种体制下,生产要按照计划进行安排,经费要按照人头划拨,所以就产生了大锅饭、铁饭碗、高收入和低产出的现象,干部和职工的竞争、忧患意识都很淡薄。靠养路费吃饭,从而影响了农村公路的管理和生产单位的积极性。具体来看,主要弊端有以下几个方面:
1、工作效率比较低。由于农村公路养护系统的工资福利低,农村公路养护系统的人员少。在公路养护过程中多有不出工或者出工不出力的现象特别普遍,生产效率十分低下。农村的公路项目又比较分散,不太受重视,所以通常都会出现无养护情况,服务的质量更是十分低下。
2、公路养护部门职能落实不到位。有些农村公路由于地处偏僻长期处于无人养护状态,而且使用极其不规范,三无车辆很多,农村公路的破坏速度极其惊人,严重的影响了农村公路的正常使用和当地农民修路的积极性,更给当地农民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3、缺少专业化的公路养护队伍和设施。在基层公路养护部门中,一般很少有高素质的专业的公路养护人员,那些道班工人的文化水平比较低,对公路的养护知识、技能也只是比较基础的和浅层的,不能治理沥青、水泥类的路面,养护材料比较低级或严重缺乏,这些与我国近年来农村公路的发展及其不适应。
二、农村公路养护体制如何进行改革
由于我国现有的农村公路养护体制具有很多弊端,造成农村公路无法进行有效的养护,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所以必须进行相应的改革,具体措施如下:
(一)促进农村公路养护的市场化
在计划经济的要求下,我国建立了“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农村公路养护体制,该体制有效地发挥了我国中央和地方投资并建设公路的积极性,无论是对公路的规划、建设、还是养护和管理方面,都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也不断深化着,这种农村公路管理体制已经不再适应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严重的阻碍了农村公路养护的发展。
所以我国必须改革现有的农村公路养护体制,加速农村公路养护体制进行市场化改革,建立并培育相应的国内市场,而且要建立与市场规律相符合的运行机制,取缔现有的道班,允许并鼓励公司和个人组建专业的农村公路养护队或者公司,在市场上积极竞争公路工程养护的项目。这样就会形成一条以农村公路养护为主的市场经济产业链,实现产业的规模化、专业化、和机械化,不断提高对农村公路的养护质量和经济效益,不仅能够有效的养护农村的公路,更能够促进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二)建立相应的农村公路养护部门
在县里建立农村公路养护管理部门,这个部门必须要做到办事效率高,人员素质高、能力强,而且要充分面向社会。该部门的主要工作是调查那些列养的农村公路,负责相应的监督和调控对全县的农村公路的养护工作。遵循相应的“宏观管住,微观放开”的工作原则,统筹规划农村公路的养护项目,并向市场进行广泛的招标。制定相应的政策,提供有力的服务,严格检查监督农村公路的养护工作。这样才能有效改变我国当前公路养护体制内机构重叠、职能交叉的不良现状,保障对农村公路的及时和有效养护,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
(三)加强对农村公路的管理
我国大部分的农村公路线形都比较差,而且路基范护措施和交通服务都有待提高,没有齐全的公路标志线,这些问题不仅使交通的使用者受到困扰,更严重影响了农村公路的使用状态和使用寿命。所以,在陡坡、急弯、和铁路交汇、学校门口等危险路段必须设置交通警示标志。另外,还要重点查处“三无车辆”的行驶情况,不断加强对交通安全及公路养护的宣传力度,从而培养村民保护农村公路的素质和交通安全意识。
(四)不断提高农村公路养护人员的整体素质和机械化水平
我国现有的农村公路养护人员文化水平比较低,技术水平也有待于提高,所以相关的管理部门必须对这些养护人员进行定期的培训,并采取相应的考核制度,淘汰那些技术不达标的工人。而一线的农村公路养护人员更要提高认识,积极主动的学习相关的道路养护知识,不断提高自身的职业技能。主客观不断努力,农村公路养护队伍的整体素质才能不断提高。在现代化过程中,工业机械化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对于农村的公路养护,也要尽最大能力实现机械化作业。不断引进更新公路养护机器,将最新的养护材料运用到农村公路的养护中去,这样能够有效提高公路养护的效果和公路养护人员的工作效率。
结 论:
农村公路的建设、使用及养护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各级政府和部门必须高度重视对农村公路的养护工作。我国现有的农村公路养护体制具有诸多问题,包括工作效率比较低、公路养护部门职能落实不到位、缺少专业化的公路养护队伍和设施等,所以必须对现有体制进行改革。通过走市场化道路、建立相应的管理部门和加强对农村公路的管理等措施,能够有效改革落后的农村公路养护体制,促进农村公路的有效养护和使用,进而促进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和新农村的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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