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医疗现状范文第1篇

关键词：移动医疗；微医；案例分析

当前我国医疗体制面临卫生保障覆盖率低、医疗保险统筹层次低、初级医疗服务滞后、药费居高不下、民众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本质上是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老龄化，人类健康面临的挑战也日益严峻和复杂化。全球性的医疗技术的高速发展极大提升了医疗水平，推动了医学模式由传统集约式单向问诊向数字化定制化转变，也带来了普遍性的医疗成本上升的问题，在医学新形势下，我国迫切需要深化医疗体制的全面改革，以满足群众日益增加的医疗服务需求。而这些问题在当前地理天然间隔、地区信息不及时、医疗成本增高、资源有限的大背景下着实是难以解决的。近年来，由于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以及便携智能电子设备的普及，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患者和医生需要的健康数据可以都保存在电子健康病例和患者的个人健康管理系统中，患者的健康数据依托可穿戴医疗设备随时更新，并提供给医生随时查看。患者看病完全可以足不出户，随时与医生保持联系沟通，这一方面帮助医院提高效率，降低管理成本负担，另一方面也使患者看病能方便及时地享受高质量的医疗问诊服务以及病后联系服务[1]。目前政府大力倡导的“互联网+”与医疗领域紧密结合，带动大量移动医疗服务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迅速成立并向各自方向不断发展。信息技术与医疗健康的有机结合，可以使医生与病人紧密联系在一起，从疾病问诊到康复咨询，构建一整套“互联网+医疗”健康体系，这为解决传统医疗体制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等难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因此，我们立足当前国家相关医疗体制现状与问题，结合国家深化医疗改革政策方案，在医疗保障制度与分级诊疗框架下探索移动医疗的实用价值与可行性，综合互联网思维深入研究移动医疗企业的发展现状，得出移动医疗产业的前瞻性分析与建议。本文采用典型调查、实地访谈的研究方法，选取爱丁医生与微医集团这两个具有代表性的移动医疗服务企业作为移动医疗分析案例，并通过对这些广受欢迎、用户较多的移动医疗企业运作的深入分析，延伸出整个移动医疗产业的现状与问题，为移动医疗企业公司的未来发展以及我国未来的医疗改革提供一些具有参考性的可行性建议。

1移动医疗企业发展现状

1.1企业概述

爱丁医生是一家帮助育龄青年优质怀孕的“O+O”模式整合服务机构，主要产品是爱丁医生APP这一手机备孕工具，可以帮助育龄青年开展个体化全面的孕前准备。该应用着眼于用户备孕需求，运用独特的、模拟临床医生的算法，为用户提供以怀孕为目的的移动医疗服务，服务项目主要包括为备孕期的年轻人做风险评估、疾病因素与状况评估、体检提醒以及生活习惯改进建议，逐步引导育龄用户将身心调整至最佳受孕状态[2]。微医集团是一家主要提供预约挂号、在线问诊复诊、远程会诊、电子处方、药品配送等互联网医疗和会员服务的移动医疗服务机构。微医的主要产品是两款手机APP，一款是针对医生的“微医生”，旨在获得相关患者健康数据，建立一种真实的医患关系；另一款是针对患者的“微医”，帮助患者完成在线查找医生、在线挂号、在线复诊等移动服务。微医的发展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挂号网、微医和互联网医院。2015年12月，全国首家互联网医院—乌镇互联网医院在国家互联网创新发展综合试验区乌镇上线，截至2016年年底，乌镇互联网医院的接诊量已突破5万人次/日，近两年微医互联网医院已在全国18个省市落地[3]。

1.2运营模式

爱丁医生的运营模式主要是“O+O”。对于大多数服务项目用户无需再奔波于各个服务机构，可以直接使用手机APP在日常生活中在线接受备孕的相关指导和管理。而诸如B超、抽血等服务则在线下为用户提供更专业的技术支持。爱丁医生目前提供门诊服务，从诊前评估，到门诊预约，再到专人随访，采用本地远程相结合的方式提供个性化备孕服务，同时还包括个性化备孕方案、二胎咨询、妇科体检等服务。在盈利方面，爱丁医生相关负责人认为主要还是应以提供服务和解决方案为主，爱丁医生目前唯一的收费项目是远程咨询项目，即通过电话和视频为用户提供远程问诊服务微医已经在“医、药、险”全产业链布局，主要覆盖互联网医院、健康消费、健康金融、会员服务和家庭医生等领域。运营模式上，微医目前主推线上线下结合的互联网医院，线上提供在线医疗服务和远程会诊服务的在线诊疗平台，线下为群众提供实体医院，开放民众进入提供与医生面对面问诊咨询服务。微医盈利模式也主要分为医、药、险3个模块。就医方面，一般用户的挂号不收取任何费用，但如果需要挂指定的专家号则需要收取一定费用，该收入由医生与微医共同分配，医生提取70%，微医则提取30%，用于企业日常运营管理；药品方面，微医提供网上购药服务，与多家药品生产和流通企业深度合作，以互联网医院为新的药品终端，用户可以线上支付，微医会将药品送货上门；商业医疗保险方面，微医连接875家医疗机构的信息系统和国内主要大型商业保险公司的理赔系统，微医还建立健康账户支持诊疗一站式结算、基础医疗保险、商业保险理算赔付、理财产品购买等服务。

1.3特征优势

爱丁医生是针对特定用户群体即备孕青年的医疗服务，主打i-MLP的备孕理念，即从Medical（医学）、Life（生活）、Psychological（心理）这3个方面来帮助用户备孕，除了专业的医学指导，还会从用户生活习惯行为以及备孕时的心理因素等多方位对用户进行考量。爱丁医生会从生活习惯上对用户进行干预和指导，通过手机App向用户提出健康备孕的建议，如戒烟戒酒、早睡、补充叶酸等，也会向用户推荐适合的运动调理，特别对于女性群体而言，心理上的辅导更是一种精神上的支持与陪伴，定制化全方位的服务是爱丁医生的最大优势。微医不同于爱丁医生专注于备孕领域，而是着眼于医疗服务的流程优化，前身是挂号网的微医的优势在于挂号医院资源非常广泛。截至2016年10月，微医已经覆盖29个省份，与2400多家重点医院的信息系统实现连接，拥有超过1.5亿实名注册用户和26万名重点医院的专家，累计服务人次超过8.5亿。微医在移动医疗服务与实体医院关系的处理引人注意，二者之间是合作共赢、互利互惠的关系，而不是人们常以为的竞争关系。具体而言，医院对于线上线下会按比例分配挂号数，只将一定比例的挂号数放在网上，这里是考虑到实体医院附近的居民，对于他们而言直接前往医院挂号显然更为便捷。互惠互利更体现在移动医疗可以帮助医院提高运作效率，减少管理成本[5]，同时扩大医疗资源影响力，为实体医院医生带去患者，本身也是向全国宣传地方优秀医疗资源，同时移动医疗服务为医院及医生创造了新的盈利渠道，这也是对传统挂号量减少的补充。

2移动医疗企业面临问题

2.1公信力缺乏

当前群众患病仍是首选公立医院，面对纷杂的移动医疗服务企业以及大量充斥的医药广告，尤其是近年的魏则西事件，人们不免对这些非官方医疗服务机构的医生的权威性和专业性表示怀疑。相比之下，公立医院医生由于有着官方的培养审核机制，其可靠性、权威性与科学性早已深入人心。事实上，人们对医疗专业性的关注远高于及时性和便捷性[6]，能否有专业权威的医生鉴定审查机制，成为移动医疗服务能否被大众接受和习惯的关键。在互联网时代，个人隐私保护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问题，而我国当前很多互联网企业缺乏隐私保护，甚至时常爆出企业之间买卖个人隐私数据的事件，而且一些疾病对于人们来说其实属于难言之隐，人们并不希望自己的疾病、身体数据被买卖传播，这使得很多人对将医疗服务与互联网大数据相结合的移动医疗服务及其可能伴随的隐私泄露问题持质疑态度。

2.2企业盈利不足

对于服务特定领域的爱丁医生，专注于备孕领域，本身也意味着服务范围受限。从长期来看，用户的备孕期往往很短暂，孕后就不会再使用了。而且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只会生育一到两个孩子，这可能会导致缺少长期可持续的用户群体。而且爱丁医生缺少宣传，线下的服务与活动也较少，目前服务项目也基本是免费提供，只有远程咨询这个唯一的收费项目。而对于服务范围广泛的微医集团，一般挂号不收费，本质上是采用免费提供服务吸引患者、医院和医生进入平台，在有了一定的流量基础后，再提供健康管理套餐、异地就诊全程服务等付费的高级增值服务的盈利方式。事实上，在移动医疗机构创业初期，许多企业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利润问题。移动医疗服务数量虽多，但成立时间往往不长，还没有足够时间吸引留住长期用户，而培养用户群是构建生态、保证长期盈利、影响企业生存发展的关键。

2.3地方观念保守

虽然目前国家已经鼓励放开医生多点执业，但很多地方政府及公立医院观念较为保守，并没有完全放开，害怕医生资源流失。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新兴的移动医疗与实体医院并不一定是竞争与抢夺资源的关系，完全可以达成相互的长期的合作，移动医疗可以帮助医院降低拥挤导致的管理负担，同时提升本地医疗资源覆盖范围与影响力，让本地优质医疗资源得到全国范围的广泛的宣传，同时移动医疗的附加服务也给医生提供了新的盈利渠道，二者可以实现互惠互利，本质上是行业的效率提高与制度的改革创新。

3移动医疗企业发展建议

3.1政府建全分级诊疗体系

《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全面建立分级诊疗制度，以提高基层医疗服务能力为重点，形成科学合理就医秩序，基本实现基层首诊、双向转诊、上下联动、急慢分治[7]。”政府可以整合医疗服务资源，将移动医疗与分级诊疗相结合，使移动医疗与实体医院相互合作。具体可以设计为居民首诊在实体医院，复诊在线上移动医疗，先获得患者健康数据，建立电子病历系统，让患者与医生可以随时随地查阅健康数据，另一方面也可以拓展就医渠道，方便选择联系异地专家咨询就诊。而在病人的康复期，可以保证医生对患者的健康数据的随时长期监测，线上沟通指导，术后恢复还可以结合社区医院、家庭医生等进行服务。而这些都不再需要患者往返医院，有效降低医院负担，方便医院降低管理费用，方便患者不必来回奔波，同时还能获得异地更好的医疗资源，不失为解决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有效思路。

3.2政府宣传引导社会观念

政府应加大宣传力度，鼓励放开医生多点执业，这对于公立医院医生也是提供一种阳光变现的平台，可以进一步提升人才知识利用率，充分发挥医疗人才的社会价值，同时也能让医生凭借其专业能力知识合理合法收取与之相应高低的报酬。医生在定价上可以拥有一定的自由度，但注意由于信息不对称也可能存在肆意拉高等问题，因此不能纯市场调节，需要受物价局监管。随着社会观念的改变，医生可以不局限于体制内，拓宽自身的发展平台。同时政府也可以通过招商引资、硬件资源建设、人才优惠政策等途径帮助移动医疗服务的成长。在移动医疗领域，浙江省走在全国前列，如杭州市萧山区的中国智慧健康谷、杭州湾信息港的微医集团，以及桐乡市政府支持下在乌镇建立的全国第一家互联网医院。

3.3企业拓宽服务盈利渠道

低价吸引用户与企业发展盈利是一个相互矛盾的难题，这就需要企业不断拓宽服务渠道。一方面保证突出服务特色的前提下，扩大服务渠道，诸如发展线下服务机构，增加与用户双向互动，吸引增加用户群体规模，保障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增加各类合作方，实现多方共赢。微医集团目前的第3模块就是商业医疗保险，移动医疗企业未来可以为患者提供基本医疗保险外的更有个性化的针对患者疾病的商业健康保险定制方案。在分级诊疗体系的复诊与康复阶段，需要对患者健康状况的持续监测，这就需要提供大量可穿戴医疗器械，对于移动医疗服务企业而言，这也是一个市场赢利点，企业可以为用户提供更多可定制化的价格便宜的便携式医疗设备提供长期健康数据监测[8]。笔者对移动医疗未来发展的建议是，移动医疗服务不应局限于提供挂号服务，更应充分合理地利用医疗大数据，建立针对患者疾病、位置等信息的科学引流、精准匹配系统机制，一方面对患者就诊提供最佳方案，另一方面促进有限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

3.4企业加强信任机制建设

在医生来源方面，在当前医生培养审核体制下，建议移动医疗企业只与公立医院合作，聘请公立医院医生加入移动医疗服务中，以保证医生来源的正规性与医生的专业性，相同人才队伍相同的专业性，再加上方式上更加简易便宜，才能为吸引客流奠定良好的基础。微医目前的做法就是主体是公立医院医生，另一部分也有聘请的全职医生。医生个人也可以选择入驻，但必须要通过严格认证审核，需要各类证件证明，同时所有材料都必须与卫计委核对。公信力的树立也需要时间来培养用户习惯，更需要保证更高的服务质量，形成良好的口碑。移动医疗服务机构可以开设线下医院，帮助指导年纪大的居民使用，不仅完善服务网络，提供用户体验，本身也是一种宣传方式。移动医疗服务机构需要将医生的重要信息公开透明，可以根据用户满意程度建立医生评价监督机制[9]，保证医生服务态度与服务质量。移动医疗企业还应充分重视个人医疗信息保护，保证用户数据的隐私安全。公立医院与移动医疗加强合作，共同推动移动医疗行业良性发展，推进医疗体制改革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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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医疗现状范文第2篇

LiangXH等人设计的移动医疗服务中的一种紧急呼救模式,用于在紧急状况中提取患者的基本数据,并发送给附近的搜救人员[3]。LiuC等人提出使用苹果公司推出的IOS系统作为医疗数据传输的平台,添加移动医疗的相关软件,供患者和医生接收信息[4]。HalterenAV等人设计出几种有效的监控设备BAN,他们通过患者佩戴的BAN终端传感器收集患者的医疗数据,例如:体温、脉搏频率等信息,并将其传输到患者的移动设备,然后通过无线网络传输到服务提供商的数据处理单元,并将其信息展现给专业人员查看[9]。移动医疗服务技术实践进展在实践中,移动医疗服务技术也处于技术研发的主要阶段,应用解决方案是目前热切关注的问题。欧洲投入了大量的研究经费来开发移动医疗设备,主要使用计算机和无限网络技术,结合嵌入式解决方案,开发可以随身携带甚至直接穿戴的医疗监护系统[10]。很多知名公司已加入了研发的热潮,如诺基亚、飞利浦、爱立信等公司正在对移动医疗服务技术进行研究与开发[10]。爱立信研制的MobiHealth系统,已进入测试阶段,该系统通过在患者身体上佩带传感器,以获取病人的健康数据,然后通过蓝牙技术将数据传输给医生,供医生进行诊断与实时的医疗监护。飞利浦目前正在研究可以对心脏进行实时监护的衣服,由患者直接穿在身上,便可以随时随地得到医生的医疗监护。应用解决方案的研发是目前移动医疗服务技术所处的主要阶段,而嵌入式是众多解决方案中的主要技术之一[10]。例如:嵌入医用传感器的衣服、手表、戒指等,病人穿戴在身上便可以轻松检测到各种生理参数。然而,由于移动应用涉及技术的多样性和实施的复杂性,移动医疗服务技术的解决方案仍然存在很多的障碍,导致产业链暂时还无法实现整体产品价值的创造和交付,技术研发仍处在不断的探索中[10]。移动医疗服务信息传送方式研究在医疗信息传送方式上也有几种不同的技术:1)信息的静态传送方式,将患者的实时医疗信息定期发送到一个固定的远程计算机上,由计算机记录处理数据,并展示给医生查看。该模式中信息的传送方式固定,接收端不变,由统一的主机接收并处理信息,有助于医疗资源的统一调度。2)信息的动态传送方式,将紧急的医疗数据传送到患者附近的局部区域,由患者最近的医护站点处理该医疗请求,信息的传送范围与接收对象都随着患者的移动而发生动态变化。该方式实现了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也减少了医疗救助的交通时间,提高了医疗效率[3]。3)信息的动静结合传送方式,结合了静态和动态两种特征,在产生医疗实时信息时,信息首先被传送到内部网络,在局部范围内寻找回应。若寻不到回应或因信息内容需要,信息会被内部网络传送出去,发送到医疗信息处理中心,由特定单位进行接收处理,并提供医护服务[2]。

移动医疗服务技术发展前景

移动医疗设备可以为人们提供更便捷的医疗护理服务,提升或维护患者的健康状态,并促进医疗行业的发展[11]。移动医疗服务在紧急事故处理[3],慢性疾病的日常护理和远程医疗服务[1]领域都有非常重要的应用价值。在移动医疗服务平台下,无论是非紧急情况(头疼,感冒,咳嗽等),还是紧急情况(交通事故,烧伤,急性胃痛等),用户都可以通过移动医疗设备与移动医疗服务中心取得及时联系,轻松地获取医疗帮助[12]。动通信网络的普及和低成本的手机、PAD等终端设备,为移动医疗服务的发展提供了可行的技术基础。近年来,移动通信技术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大量的应用和服务都可以通过低成本的带宽接入通信网络,同时网络覆盖范围也不断扩展,这些现象都为移动医疗服务应用的发展提供了帮助。紧急状况的处理移动医疗服务设备可以在患者遇到紧急的生命威胁状况时,通过移动医疗服务平台,将患者的实时数据传送给附近的救助者或医疗服务中心。当紧急状况发生时,移动医疗服务设备可以迅速收集当时的有关信息,包括患者的地址、健康记录信息以及生理状况,供医护人员了解并及时施救[3]。目前,在医疗紧急事故中,因未获得及时拯救而丧命的人很多,移动医疗服务设备有助于缓解这一状况。根据医疗卫生统计年鉴[13],2009年,我国有166万的居民死于交通运输事故,若在发生交通运输事故时,患者能及时获得合理的救治,交通运输事故死亡率将大大降低。同样,我国每年急性病患病率很高,由于病情紧急和交通问题而延误就医,导致病情加重甚至丢失生命的病例也非常普遍。移动医疗服务可有效缓解紧急状况给患者带来的就医压力。使用信息传输方式中的动态方式,将紧急状况中患者的医疗信息发送给离患者最近的医疗点,可更高效地展开施救,并且为医院优化了医疗资源的配置。慢性疾病的监控慢性疾病是长期积累形成疾病形态损害的疾病的总称[14],具有病程长、病因复杂、健康损害和社会危害严重等恶劣影响。慢性病长期以来一直给很多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一旦防治不及时,会造成经济、生命等方面的危害。慢性病需要长期的医治,传统的医疗方式是住院治疗。但由于地理位置、经济条件和教育限制等各方面的原因,往往给慢性病的长期治疗带来了很多障碍[1]。2003年,我国慢性病患病人数达到近1.6亿人,而2008年上升至2亿多人,可见慢性病在我国的分布比重非常大。慢性病的治疗导致医疗资源的长期占用,是造成医疗资源短缺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移动医疗服务技术可以大幅度减轻慢性病的治疗压力。慢性病患者在佩戴移动医疗终端设备的情况下,接受远程医疗监控。BAN将患者的生物信号实时 的发送给远程监控系统,医生查看发送过来的数据,当发生异常或病情加重时,再进行入院治疗。移动医疗终端设备可以替代医院的某些医疗设备,无需留院查看,即可获取医疗数据。这一技术不仅给慢性病患者带来了自由,减轻了住院的经济负担,而且为医院节约了医疗资源。特别是,与慢性病性质相似,老年人需要长期的医疗监控。由于老年人的患病率是所有年龄阶层中的最高者,因此,老年人需要更多的医疗关注。最有效的方法是让每一个老年人都佩戴移动医疗设备,进行实时的医疗监控。为偏远地区就医提供帮助目前,解决偏远地区就医难的主要途径是使用流动医院,虽然给偏远地区的人们带来了不少便利,但是流动医院的构建也需要投入大量的医疗资源,就医成本依然较高[15]。移动医疗服务可以为偏远地区就医难的问题提供一些解决途径。远程医疗是最有效的解决方法,移动医疗属于远程医疗的一种方式。偏远地区的居民可以借助移动医疗设备将医疗信息传输给远程的医疗中心,医疗中心也可以借助移动医疗设备为患者开展远程治疗。在很多情况下,偏远地区的居民无需前往医院即可获得医疗服务,移动医疗服务大大降低了偏远地区居民就医的医疗成本。

移动医疗现状范文第3篇

上世纪90年代之后，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前往城镇地区就业并定期返乡，形成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特有的“农民工现象”。对于这一现象形成的原因，传统的经济理论往往从城乡收入差距的角度，用经济因素进行解释(例如Lin et al.，2004;Zhao，1999)。随着近年来中国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建立，一些影响劳动者生活福利水平的非经济因素也开始受到关注。有研究发现，以医疗保险为代表的社会保障往往能够对农村劳动力的城乡迁移决策产生影响(秦雪征、刘国恩，2011)。

200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重点强调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其中所倡导的新型基本医疗保障体系主要是指由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简称“城职保”)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简称“城居保”)所组成的城镇医疗保险体系、由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简称“新农合”)所代表的农村医疗保险体系。《意见》的提出对于离开家乡在城镇务工的农民工群体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福音：政策规定，对于广大参加“城职保”有困难的农民工，可以自愿选择参加居住地的“城居保”或户籍所在地的“新农合”。同时，各地方政府因地制宜，推行了多种形式的农民工医疗保险制度，例如以北京和广州为代表的“扩面”模式、以上海和成都为代表的“综合保险”模式以及以深圳为代表的“农民工合作医疗”模式等①。在新型基本医疗保障体系之下，农民工群体第一次被正式纳入社会医疗保险体系中。

虽然新一轮医改把农民工群体正式纳入了医保范围之内，但具有“城乡二元性”特征的医疗保险制度赋予该群体双重参保资格，这可能会影响到农民工对就业地域的选择。一方面，“新农合”原则上要求农民工在户籍所在地缴费参保、看病报销，这种与户籍绑定在一起的医保政策可能对农民工流动产生“拉回效应”，促使一部分医疗需求较高的农民工返乡或留在农村。另一方面，在城镇正式部门或非正式部门就业的农民工也可以选择参加城镇医疗保险(包括“城职保”和“城居保”)，这又会对农民工流动形成“吸纳效应”，促使更多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这两种相反作用力的影响与包括收入在内的其他因素一起共同决定着农村劳动力对就业地域的选择。迄今为止，城乡二元医疗保险制度对农村劳动力城乡流动的影响尚未得到系统性的研究，本文将在该领域进行初步的研究尝试。首先，本文通过引入医疗保险参保行为对托达罗劳动力城乡迁移模型进行拓展，以揭示医疗保险对劳动力城乡迁移决策的影响机制和制约条件;然后，本文使用“2011年在京进城务工人员就业与健康状况调查”数据，对农村医疗保险的“拉回效应”和城镇医疗保险的“吸纳效应”进行检验。

二、文献综述

关于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基本理论是托达罗等提出的劳动力迁移模型(Todaro，1969;Harris and Todaro，1970;Todaro，1971)，该模型通过预期收入差距来解释农村劳动力的迁移行为。托达罗提出了非正式部门的概念，认为即使城市存在长期失业，但只要城市预期工资水平超过农村工资水平，农村劳动力迁移就将持续下去;暂时在城市找不到工作的农村劳动力会成为劳动力储备，为发展中国家的低劳动力成本行业提供产业后备军。以中国为例，Lin et al.(2004)和Zhao(1999)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之间、沿海与内陆地区之间人均收入差距逐渐扩大，由此导致了大量农村劳动力由乡村和内陆地区流向城市和沿海地区。除经济因素之外，学者们也将注意力投向了影响农村劳动力迁移的非经济因素，形成了劳动力迁移的“推拉理论”(Herberla，1938;Mitchell，1946;Lewis，1982)。“推拉理论”认为，原住地耕地不足、学校医院等基本生活设施缺乏、人际关系疏离与紧张、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等因素会促使人们向其他地区迁移(即推力作用);同时，迁移目的地更好的就业机会、良好的教育和卫生设施以及其他公共服务等优势会吸引人们前往该地工作(即拉力作用)。

很多实证研究对农村劳动力迁移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从个体层面来看，Hare(1999)和Falaris(1979)认为，年轻者比年老者更容易选择迁移;程名望等(2006)则认为，农民工年龄与推力作用及拉力作用具有交互影响。在性别差异方面，Hare(1999)认为，男性劳动力向外迁移的可能性比女性高;钱雪飞(2009)发现，女性农民工迁移的个人风险成本高于男性。关于婚姻状况，已有研究大都发现，结婚对劳动力个体迁移决策存在着负向影响，未婚者更倾向于外出务工(Hare，1999;Zhao，1999;张晓辉，1999)。在人力资本积累方面，Hare(1999)、 Falaris(1979)、Parish et al.(1995)、Du et al.(2004)都认为，教育会促使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但Hare(1999)发现，正规受教育年限对农村劳动力迁移概率影响并不显著，而蔡昉(2000)则认为，受教育程度较高者因为已经占据了较好的本地就业资源而更倾向于留在农村从事非农工作。从家庭层面来看，劳动力多、人均土地数量少以及未成年孩子数量少的家庭，其劳动力更倾向于外出打工(Du et al.，2004;Zhao，1999;Rozelle et al.，1999;张晓辉，1999)。同时，迁移成本以及户籍制度改革也对农村劳动力迁移产生影响(蔡昉等，2001;王格玮，2004)。近年来，社会关系网络对农村劳动力迁移决策的影响方式也受到关注。例如，Bittles and Egerbladh(2005)发现，重新加入亲属关系网是部分迁移者在迁移决策时主要考虑的因素;Massey(1990)认为，影响劳动力国际迁移或国家内部迁移的因素与潜在迁移者的社会关系网及亲属是否已经成功迁移相关;网络关系的扩张和迁移者社会资本积累所形成的回馈机制，使社会资本成为推动劳动力迁移的主要动力(Massey and Espinosa，1997;Massey et al.，1994;Fussell，2003;Cheng，2009)。

近年来，作为非工资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医疗保险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逐渐得到学术界的关注。Madrian(1994)最早证实了医疗保险对劳动力流动产生的制约作用，发现雇主提供医疗保险使职工工作转换率降低了25%。基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就业数据，Stroupe et al.(2001)发现，患有慢性疾病的劳动者由于对医疗保险的依赖，其工作转换率较其他人降低了40%。这种医疗保险使劳动者被“锁”在原有工作上的现象就是著名的“工作枷锁效应”(job lock)。医疗保险对劳动力跨地域流动所产生的限制作用与“工作枷锁”效应相似。医疗保险一般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和不可携带性，对参保人更换雇主及异地就医等行为加以限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能降低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成为劳动力跨地域流动的障碍。此外，根据“推拉理论”理论，如果一个地区社会医疗保障资源较为充足，该地区对自由劳动力的吸引就更为显著，使更多劳动力向该地区流动;反之，如果一个地区社会医疗保障资源相对匮乏，劳动力的医疗需求难以得到满足，该地区的吸引力就有所减弱，甚至形成劳动力流失。目前对中国城乡二元医疗保障制度的研究多限于对其实施效果的评价。例如，Wagstaff et al.(2009)使用入户调查数据对农民参与“新农合”后的医疗负担进行了研究，Wang et al.(2008)随访调查了北京周边农村“新农合”的覆盖情况和运行效果，Lin et al.(2009)研究了“城居保”试点初期的覆盖程度和实施效果等。相比之下，仅有少数文献探讨了新型基本医疗保险体系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例如，秦雪征、郑直(2011)估算了“新农合”的实施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工作枷锁效应”和对城镇农民工返乡的“拉回效应”，发现前者明显减弱了农村劳动力的外出务工倾向，同时使城镇农民工的返乡意愿得以提高。然而，受数据的限制，秦雪征、郑直(2011)尚未能系统地考察城乡两种不同的医疗保险制度对农民工迁移的综合影响，而本文则试图填补这一空白。

三、数据及其描述性统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北京大学经济学院“2011年在京进城务工人员就业与健康状况调查”，调查时间为2011年10月～11月，调查对象为北京市八区⑤20个调查点具有农业户籍的外来务工人员(农民工)，调查问卷涵盖了受访者的基本信息、身体健康状况、医疗服务的使用以及培训、就业、迁移等一系列问题。该调查按地图抽样框分层次随机抽样，在每个调查点随机抽取约90名进城务工人员，全部采用访谈方式，由调查员填写问卷信息。调查完成后，由调查团队统一负责数据录入，每位调查员随机获取其他调查员的问卷，并严格按照实际情况录入。数据经过汇总后由第三方进行审查和数据清理，确保调查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该调查最终获取1486个有效样本。

本文主要考察参加农村和城镇医疗保险对农民工返乡意愿的影响，因此，本文重点关注的三个变量是农民工返乡迁移意愿、参加“新农合”情况和参加城镇医疗保险情况。其中，对农民工返乡意愿的衡量直接来自问卷中的问题“您未来关于返乡的打算是什么?”。该问题的回答选项，按照返乡意愿由弱到强排序依次是：“绝不回乡，要在城里定居”;“等干到老了再回家乡养老”;“再干几年就回家乡生活”;“准备一两年内返乡”;“目前已经在做返乡准备”。关于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的情况，可以通过问卷中“您目前拥有的医疗保险有几种(可多选)?”这一问题进行识别。该问题区分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农合”)、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职保”)、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城居保”)、其他保险(例如商业保险等)和没有任何保险5种情况。基于此，本文可建立是否参加“新农合”虚拟变量，同时将“城职保”和“城居保”的参保情况综合考虑，建立农民工是否参加城镇医疗保险虚拟变量。

除以上变量外，本文在模型中还引入了其他影响劳动力迁移的因素。其中，人口学变量包括受访者性别、民族、年龄、婚姻状况、在农村的家庭成员人数等，社会经济变量包括受访者受教育程度(用受教育年限衡量)、工作性质(是否为正式就业)、工资收入等。另外，为了衡量健康对农民工迁移决策的影响，本文还引入了农民工个人自评健康状况。基于此，剔除变量缺失的样本后，本文最终使用的农民工样本为1183个，其中，参加“新农合”的农民工样本862个，参加城镇医疗保险的农民工样本222个(部分农民工同时参加了“新农合”与城镇医疗保险)，没有参加任何城乡基本医疗保险的农民工样本202个。

(二)描述性统计

表1列出了变量的定义及均值。根据表1，农民工群体在总体上更倾向于在城镇工作几年后返乡，而参加了“新农合”的农民工群体，其返乡意愿明显更强。此外，农民工群体参加“新农合”的比例较高，达到了72.9%。与此相比，农民工参加城镇医疗保险的比例较低，只有18.8%。其原因是，一方面，大部分农民工难以进入城镇正式部门就业，从而无法参加“城职保”;另一方面，“城居保”的自付费用比例较高，很多农民工对该政策缺乏了解，因此限制了其参保意愿。从表 1可知，有17.1%的农民工没有参加任何形式的城乡基本医疗保险。

从表1还可以看出，全部农民工样本中，男性比例约为53.0%，样本平均年龄为32.5岁，有96%以上的人为汉族，样本自评健康状况均值超过了80分(分数范围为0～100)。在三个农民工子样本中，也存在类似的结构特征。在婚姻状况方面，有配偶者比例在全样本中达到63%。在受教育程度上，全样本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9.49年，参加城镇医疗保险的子样本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则达到了10.73年，这是因为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农村劳动力更容易在城镇正式部门找到工作，从而能够参加“城职保”。在从业状况上，全样本中仅有22.7%的农民工是正式员工，而这一比例在参加城镇医疗保险的子样本中达到49.1%，明显高于参加“新农合”的子样本(18.2%)。在家庭成员分布上，全部农民工样本平均有2名家庭成员在农村生活，相比之下，参加“新农合”的样本有更多的家庭成员居住在农村。全部农民工样本的月平均工资为2950.3元，但工资情况在不同子样本之间差别较大，参加“新农合”或城镇医疗保险的农民工，其工资水平明显低于没有参加这两种医疗保险的农民工，这或许反映了作为非工资福利的医保待遇与工资之间的替代效应。两个工具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显示，样本农民工所在调查点的“新农合”平均参保率为70.7%，这一比例低于参加“新农合”的子样本(72.1%)，但高于参加城镇医疗保险的子样本(69.0%)，说明社区参保率与个人参保概率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同样，城镇医疗保险的社区参保率在参加城镇医疗保险的样本农民工所在调查点达到24.6%，显著高于参加“新农合”的样本农民工所在调查点的参保率(18.4%)。

四、估计结果及解释

表2列出了本文经济计量模型的估计结果，其中，(1)列为(5)式的估计结果，(2)～(4)列分别为递归联立方程模型(6)～(8)式的估计结果;最后，本文又分别利用自评健康状况较差和健康状况较好的两个农民工子样本对递归联立方程模型进行估计，并列出了递归联立方程模型中(6)式的估计结果，分别如(5)列和(6)列所示。

(1)列的估计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可观测变量的条件下，参加“新农合”对农民工返乡迁移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与未参加医疗保险的农民工相比，参加“新农合”将使农民工的返乡意愿提高0.154，相当于在现有平均水平上提高6.13%⑥，体现了农村医疗保险对农民工返乡流动的“拉回效应”。另一方面，参加城镇医疗保险虽然对农民工返乡意愿产生了负向影响(系数估计值为-0.113)，但该影响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表明城镇医疗保险并没有对农民工继续留在城市产生“吸纳效应”。

除城乡医疗保险以外，农民工的返乡意愿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身体健康状况良好的农民工更倾向于留在城市，这与其他文献的研究结果一致(例如Du et al.，2004;Zhao，1999;Rozelle et al.，1999;张晓辉，1999)。年龄对农民工返乡意愿的影响表现为“正U型”曲线：在大约44岁之前，随着年龄的增长，农工民更倾向于留在城市;而在44岁之后，由于体力衰减等原因，年龄的增长将使农民工更倾向于返回农村。这与秦雪征、郑直(2011)的研究发现类似。受教育年限对农民工返乡意愿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民工在城镇地区可以找到更好、更稳定的工作，因此更有信心留在城市继续发展。在收入方面，农民工城镇工资水平的提高将导致其返乡意愿显著降低，从而验证了托达罗模型所提出的经济因素对劳动力迁移决策的影响，这也与已有经验研究的结果一致(例如Lin et al.，2004;Zhao，1999)。模型估计结果还显示，汉族农民工更倾向于留在城市，这可能与城镇地区的民族适应性等因素有关。此外，家庭留守农村人员数增多会增强农民工的返乡意愿。

表2中(2)～(4)列是递归联立方程模型(6)～(8)式的估计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在考虑参保行为的内生性后，“新农合”对农民工返乡迁移的拉动作用依然在5%的水平上显著，参加“新农合”将使农民工的返乡意愿在现有平均水平上提高6.09%左右。同时，模型估计结果也显示，参加城镇医疗保险对农民工返乡迁移的阻碍作用依然不显著。这表明，当排除了个体参保行为的内生性后，参加城镇医疗保险对农民工的迁移决策依然没有形成明显的“吸纳效应”。其原因可能在于目前的城镇医疗保险尚未对参保农民工提供有效的保障，从而制约了医疗保险作用的发挥，使其在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没有体现应有的效果。与(1)列相比，除正式就业这一变量外，(2)列中其他解释变量对农民工返乡医院的影响在系数大小和显著性上均无明显变化。而在使用工具变量后，正式就业对农民工返乡迁移意愿的影响由不显著变为在10%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在解决了内生性问题后，在正规部门就业将显著增强农民工留在城市的意愿。

同时，在(3)列和(4)列中，针对工具变量显著性所做的F检验的统计值分别为45.99和52.72，远远大于相关文献推荐的F=10的标准(参见 Stock et al.，2002)，显示了工具变量与农民工参保行为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参照Wooldridge(2002)提供的方法，本文对工具变量的外生有效性进行了间接检验(用(2)列的残差项对工具变量进行回归)，结果显示，两个工具变量在10%的水平上均不显著(p值分别为0.56和0.55)，表明工具变量与回归残差项之间的相关性较弱，从而增强了本文对工具变量有效性的信心。

在利用全样本进行分析后，本文还分别对自评健康状况较差(自评健康得分低于全样本平均数80)及较好(自评健康得分高于80)的农民工子样本进行了分析，所得模型估计结果为表2中(5)列和(6)列。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参加“新农合”对健康状况较差的农民工的返乡迁移有很明显的“拉回效应”，其影响在5% 的水平上显著，且其系数估计值(0.217)远高于对全样本的系数估计值(0.153)。相比之下，参加“新农合”对健康状况较好的农民工的返乡迁移并没有产生显著影响，这是因为该群体医疗需求较低，其就业地域选择不易受到医疗保险政策的影响。另一方面，无论健康状况如何，参加城镇医疗保险对农民工的返乡意愿都没有显著影响，这再次反映了城镇医疗保险对农民工群体“吸纳效应”较弱的现实。

五、结论及政策启示

中国在2009年以后逐步建立了以政府为主导、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新型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由于农村医疗保险和城镇医疗保险在保障力度和管理体制方面具有相对独立性，中国的基本医疗保险体系呈现出“城乡二元性”特征。农民工在该体系中的双重参保资格虽然为其参加社会保险提供了更多选择，但也给农村劳动力的城乡流动带来了新的问题。本文考察了城乡二元医疗保险结构对农民工返乡意愿的影响。首先，本文在托达罗模型中引入劳动者对医疗保险的参保行为，建立了城乡二元医疗保险制度下的劳动力迁移模型。通过模型分析得出结论：参加城乡医疗保险可以改变农民工对在城镇还是在农村工作的预期收益，由此对其留在城镇或返回农村就业的决策产生影响。其次，本文利用2011年在京进城务工人员就业与健康状况调查数据，估计了参加农村医疗保险(“新农合”)和城镇医疗保险(“城职保”或“城居保”)对农民工流动就业分别产生的“拉回效应”和“吸纳效应”。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农村医疗保险的“拉回效应”比较显著，相对于非参保农民工而言，参加“新农合”将使农民工返乡意愿在平均水平上提高6.09%;相比之下，城镇医疗保险对农民工的“吸纳效应”并不显著。

移动医疗现状范文第4篇

伴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移动互联网的前行，移动医疗逐渐在医疗行业中获得越来越多的重视，HIMSS将移动医疗（mobile health，mHealth）定义为：通过使用移动通信技术，例如PDA、移动电话和卫星通信等，来提供医疗健康服务和信息，将无线技术纳入各种医疗解决方案，把移动医疗的特殊功能和服务捆绑于各种终端上，来实现患者体验感的加强和节约医疗成本。移动医疗技术在医疗健康解决方案中的快速发展，使改善医疗护理质量并降低成本成为可能。同时，鉴于患者对医疗服务的要求日益增高，移动医疗的出现使患者传递医疗信息的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患者与医疗服务提供者沟通的渠道日益增多，这也是移动医疗发展的契机所在。

在我国，由于医疗资源短缺、不平衡造成的“看病难、看病贵”已经成为遏制我国医学发展的极大困扰。虽然自2009年新医改实施以来，医疗卫生信息化建设获得了很大发展，改善了医疗行业较其他行业信息化发展明显滞后的现状，而医护人员也如愿以偿地感受到了信息化带来的诸多改善，如医疗环境、医护质量和工作效率的大幅提升。但作为信息化建设的延伸和扩展，旨在提升患者满意度，提高医疗效率的移动医疗，直到近年才得到广泛发展。现在，移动医疗为医院业务所带来的效益和提升已无需考证，它所改善的不仅仅是院内医疗质量及效率，还有助于改善我国医疗领域所存在的卫生资源分布不均衡、基层地区医疗设施薄弱、老年人健康管理水平差等一系列问题。

1. 显著提升工作效率

医院通过移动医疗的部署，医生可以利用移动终端直接调阅患者的化验报告和相关资料，从而掌握最新病情，并在病人床边记录患者动态信息 ，减少了在病房和工作站之间来回行走的时间，增加了诊断、治疗病人的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

2. 提升医院管理水平

移动医疗投入运行有助于医院精细化管理的进一步实施，从而有效控制成本、合理配置资源；移动医疗使医院信息系统向病房、床旁的扩展和延伸成为可能，实现了医院信息化的科学管理，优化了临床医疗、护理任务的过程控制,使医疗资源得到合理运用，帮助解决高素质医护人员短缺的状况，提升了医疗管理的水平。

3. 平衡卫生资源分布

目前，世界各国都面临着医疗资源严重不足、公众对于医疗质量和安全需求的提高、人口老龄化等问题，而移动医疗技术中远程医疗的应用可以有效缓解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的现状。远程医疗将信息技术、无线设备与移动医疗技术相结合，最终提高诊断与医疗水平、满足基层广大人民群众就医需求，使优质医疗资源不再独有化。

移动终端未来将走向结合

有了移动医疗，采用何种终端产品自然就成了热门话题。一直以来，众医院在移动终端的选择上破费脑筋，移动电脑推车、PDA、平板电脑在现阶段似乎各有一份“领地”，但在护士发药、床边治疗、护理操作等方面，移动电脑推车还是有其他两个终端所无法比拟的优势。基于大型医院的无线网络覆盖，无论是护士所用的护理车还是医生所用的查房车，甚至是远程巡诊车，均可以冠以“手推医护信息移动平台”的头衔，可谓真正实现了将信息系统从医生工作站、护士工作站延伸至患者床边的作用，是医院信息化建设的一个新方向和有益补充。

著名的医疗IT专栏作家朱杰曾形容移动电脑推车、手持PDA和平板电脑三种终端之间的战争像是“关公与秦琼之战”，看似平常却透露出些许荒诞。可以说，三者中只有移动电脑推车是“根儿正苗红”的医疗设备出身，且由于近年电池技术的进步，移动电脑推车的稳定性进一步提高，使得其在医院更受医生护士的青睐。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信息中心副主任计虹说：“移动电脑推车相对手持PDA和平板电脑，最大的优势在于一切用品均可置放于车上，护士可以腾出双手进行治疗护理操作。在医院中，医生开医嘱，而护士有更多的治疗、护理操作要执行，需要解放双手为患者服务。为了减少护士取物的多次往返，移动电脑推车上可以配备大药盒装发药品；可以装上治疗盘、输液架、锐气盒及手消等物品进行治疗。可以说移动电脑推车集发药车、治疗车和护理车多功能于一身，具备PDA和平板电脑所不能及的特殊用途。”

而且，目前的移动电脑推车上都装载小型电脑主机，医院各种信息系统都可加载到移动电脑推车中，包括HIS、EMR、LIS、PACS等多个系统，解决了手持PDA设备对信息系统安装的局限性，具有更大的适用空间。北大人民医院信息中心教授王秀民说：“未来，移动医疗终端的发展将走向‘结合’的趋势。将PDA与移动电脑推车结合使用，或将平板电脑与推车结合使用，以拓展其各自的业务短板。”

手推医护信息移动平台的认知状况

当前移动医疗主要采用的是无线局域网技术，即通过无线局域网模式实现各种医疗应用，目前多应用于大型三甲医院，大多数二级医院对移动医疗的重要作用也已经相当认可，并逐步在筹备之中。记者随机调查了20所医院，分别包括6所二级医院和14所三级医院。调查数据显示，这些医院中有7所医院目前还没有开展移动医疗，以二级医院居多，占调查比例的35%（图1），这些医院主要存在资金投入方面的困难，或者是自身信息化建设尚不完善。参与调查的三级医院基本全部开展了移动医疗，从应用PDA实现移动查房，到移动电脑推车实现信息系统向床边的延伸，均体现出大型医院对移动医疗的重视。

在已经开展移动医疗的医院中，采用PDA实现护士移动工作站的比例很高，达到了84.6%（图2），说明PDA的便携性和无线传输的特性已经深入医护人员内心，可以说PDA的开发是目前移动医疗应用的一个热点。而移动电脑推车和平板电脑两个终端在医院的应用则稍显逊色，分别达46.2%和30.8%。多数医院采用PDA和移动电脑推车结合使用的方式，以推车的优势来弥补PDA在执行医嘱和治疗患者方面的局限性。

虽然移动电脑推车目前的应用还比较少，但随着2011年移动护理信息化热潮的出现，移动电脑推车将得到更多的重视和应用。参与调查的医院中，仅有两所医院认为移动电脑推车前景堪忧，其他90%的医院均认为移动电脑推车是最适合医疗业务的移动终端工具，并表示了浓厚的采购意向（图3）。据调查采访，目前应用移动电脑推车的医院中，很多都是先尝试性采用3~6台，得到医护人员的认可后便逐渐扩展推车的应用范围，有的大型综合医院第二次采购高达上百台。可见，移动电脑推车将来必然是实力医院重点青睐的终端产品，未来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而传统终端PDA、平板电脑也会越来越多地和移动电脑推车结合使用。

手推医护信息移动平台更具优势

从此番的访问调查中不难看出，在移动医疗时代，虽然移动电脑推车目前的应用范围还不是很广泛，但其仍是最受医院认可的终端产品。且不说护士对推车本身发自本心的熟悉和接受，只要想一想医院十多年来使用各种PC端软件都可以在推车上运行并马上移动起来，就足以征服所有的直接使用者。说到底，无论是信息化还是移动医疗，其最终的目的就是服务医患，患者在床头能就接受诊治，护士推着车就能完成查房、治疗、宣教等一系列工作，似乎只有将各种终端产品结合移动电脑推车来使用，才可以发挥最好的效果，才能实现几乎所有医护人员的要求。

目前手推医护信息移动平台大体可分为三类，分别是无线医生工作站、无线移动护理工作站和无线远程巡诊工作站，现在，这三类移动平台均实现了无线wifi接收功能，在医院的用途也各自不同。其中，无线医生工作站通过无线网络和无线推车设备保持信息系统网络实时连接，可以将医生办公室带到患者床旁，帮助医生在患者床旁查阅病人病历、影像、检验检查报告单，下达医嘱，真正实现移动查房。医生扫描患者腕带完成患者身份的确认后便可以实时下达医嘱，医嘱信息通过无线网络传送到HIS系统，护士通过移动护士工作站可以查看医嘱信息，及时执行医嘱。

一般来说，无线医生工作站的设计通常比较简洁，推车占用空间小，附带1~2个抽屉，仅供医生放置一些文书即可。车体装有极其灵活的万向轮，无论是地毯还是硬地板，都可以做到静音前行，不会打扰患者休息。

与无线医生工作站比起来，无线移动护理工作站则稍显“笨拙”。据计虹介绍，无线移动护理工作站一般由铝、塑、钢结构组成，安装大药盒、杂物盒、洗手液网篮，同时配有输液架、污物桶和电子系统。车上装载的微型计算机，可以为护士提供随时处理医嘱信息、录入患者症状、体征信息的功能。一般来说，无线移动护理工作站兼有药车、治疗车、护理车、移动电脑等功能，功能决定形态，所以必然“身形”会稍大一些。

手推医护信息移动平台还有一种特殊功能的应用，就是远程医疗的应用，在一些开展远程医疗业务的医院能发现无线远程巡诊工作站的身影。由于多用在远程查房环境中，车体一般配置有无线网络数据传输终端设备、车载医疗设备和便携式医疗设备，并可以与无线网络数据传输终端设备连接进行数据传输。由于无线远程巡诊工作站多用在远程会诊中，远端医生需要对患者进行细致观察，所以一般车体都会配备高清摄像头、专业医用显示器。所以，远程无线远程巡诊工作站目前一般多用于完成大型综合医院对城市社区医疗和农村合作医疗的扶持，开展巡诊和转运危重病患、疑难病例远程会诊、技术指导与示范、基层医院专业技术培训、远程科研教学和家庭病床医疗服务等。

目前国内外已经有多个企业开始了移动电脑推车的研发与生产，扩大了医院的选择范围，丰富了选择品种，本专题也总结了部分有代表性的品牌产品进行展示（见右表）。

综上所述，手推医护信息移动平台在医疗业务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提高工作效率、降低工作强度：医护可以在患者床旁完成数据的查询、医嘱的下达，不仅减轻了查房医生的负担，提高了查房效率，而且借助先进的信息化手段，可以使查房过程执行得更为准确，患者医疗过程更加安全。

优化诊疗流程、提高诊疗安全：实时患者信息查询、医嘱项目的开出，为患者诊疗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有效提高了患者满意度和临床诊疗安全性。

降低用药事故发生率：通过用药提示和药品禁忌提示，有效提高了临床用药的安全性，避免一些临床用药错误的事件发生。

提高护理管理水平、形成闭环医嘱：由于护理工作可以与医嘱执行同步进行，护士对患者腕带、药物二维条码以及医嘱条码的扫描，可以完成一个完整的医嘱执行流程，构建了医嘱的闭环管理体系。

手推医护信息移动平台在医院的应用

移动医疗现状范文第5篇

记 者：请康主任介绍下医保转移接续的相关政策背景。

康主任：根据人社部《流动就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人社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关于印发流动就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业务经办规程（试行）的通知》等文件精神，福建省自2011年1月1日起开始按照人社部和部社保中心制定的试行经办流程开展医保关系转移接续业务。经过近两年的实践，医保关系转移接续业务经办逐步规范，同时，相关经办流程在执行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经办周期较长、效率不够高、手工操作方式难以适应工作要求、转移人员享受医保待遇受到较大影响等。

针对经办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福建省医保中心在人社部、部社保中心相关办法和规程的基础上，结合福建省的实际情况，对医保关系转移接续流程进行梳理和完善，制定了《福建省流动人员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信息系统操作规程》，并于2012年7月开始全省统一执行。

为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2012年10月起，福建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业务经办全部使用信息系统办理，并通过全省转移接续信息平台传递接收数据。

记 者：福建省内不同统筹区之间医保关系转移接续如何办理？

康主任：1.转移人员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在原参保地申请打印本人《参保凭证》；委托办理的，须同时出示委托人和受委托人有效身份证件。2.转移人员向新参保地申请参保，同时出示原参保地的《参保凭证》申请办理医保关系转移接续。

记 者：跨省不同统筹区之间医保关系转移接续如何办理？

康主任：1.有接收单位的转移人员，直接向新参保地申请办理医保关系转移接续。2.无接收单位的转移人员，在原参保申请打印本人《参保凭证》，向新参保地申请参保，同时出示原参保地的《参保凭证》申请办理医保关系转移接续。

记 者：福建省医保关系转移时，个人账户资金余额能否申请提取现金？

康主任：依照现行的政策规定，这部分资金余额不能提现：1.《关于加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管理的通知》：个人账户原则上不得提出现金，禁止用于医疗保障以外的其他消费支出。2.《流动就业人员医保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跨统筹地区流动就业并参加新就业地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的，由新就业地社会（医疗）保险经办机构通知原就业地社会（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办理转移手续，不再享受原就业地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建立个人账户的，个人账户原则上随其医疗保险关系转移划转，个人账户余额（包括个人缴费部分和单位缴费划入部分）通过社会（医疗）保险经办机构转移。3.《关于印发流动就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业务经办规程（试行）的通知》：（流动就业有新就业单位）有个人账户的，办理个人账户余额划转手续，划转时需标明转移人员姓名和医疗保障编号。（流动就业无接收单位）有个人账户的，个人账户余额按当地规定处置。4.《贯彻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的通知》：参保职工个人账户只能用于支付本人的医疗费用，不得提取现金和挪作他用。职工变动工作单位，其个人账户随之转移。

记 者：如果医保关系转移接续出现中断缴费是否需要补缴，如何补缴？

康主任：根据《关于福建省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衔接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参保缴费时间应保持连续，不得随意中断。参保人员转移前后，中断期间的医疗保险费应在转入地续保时补足。

中断补缴是防止选择性参保、保证参保缴费公平性的必要手段，强制补缴目的是形成全民参加医保的政策导向，培养成公民参加医保的意识。

医保关系转移接续不成功原因较多，归纳起来，目前比较常见的有：1.在原参保地欠费。转移人员需回原参保地先清偿所欠医疗保险费的；2.转移人员提供了错误的原参保地，申请转移不成功的。这种情况，需由转移人员提供准确的原参保地，重新向新参保地重新申请办理转移；3.转移人员在原参保地与转入参保地提供的身份证、姓名等关键参保信息不一致。需转移人员持有效身份证件将两地参保关键信息修改一致；4.转移人员在原参保地参加城镇居民医保（含大学生医保）、新农合等，目前政策未明确规定与职工医保衔接制度的。需等待有关政策出台后，申请办理转移。

记 者：为什么医保关系转移接续人员必须在转入统筹区实际缴费年限满十年方可享受当地退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康主任：福建省医疗保险实行市级统筹，参保人员在职时缴费，退休不缴费。同时，医保关系转移接续只能转移个人账户资金余额，无法转移统筹基金。年龄大的医保险关系转移人员实际将对转入地医疗保险基金造成支出压力。因此，在转入统筹区实行实际缴费年限限制政策，是保障统筹区参保人员整体利益的客观要求。综上考虑，福建省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要求转移人员在最后转入地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年限应满25年，实际缴费年限应满10年，方可享受退休人员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记 者：下面请康主任就大家所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

郑碧文：我是宁德地区的职工医保，是个国有企业的下岗女职工，周岁45岁。1987年参加工作，现在已定居在福州。想要把宁德的医保转移福州要怎么办理？到我正式退休还要补交多少钱？能帮我解答下吗？

康主任：未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已转移到福州市接续、且具有福州市城镇户籍的非就业人员，出示宁德市当地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出具的《参保凭证》后，可以向福州市医保中心申请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具体参保缴费政策请咨询福州市医疗保险管理中心968906。

林女士：我原在南平邵武参加过城镇职工医保，现辞职回福州参加福州巿城镇居民医保，因南平制出过社保卡，造成福州居民医保无法制卡。经与南平邵武沟通已将原社保卡停用，现福州什么时候可以制出卡？需要去医保中心办手续吗？

康主任：按照福建省政府的部署，社会保障卡由各设区市政府与经选择确定的合作银行共同制发。福州市的社会保障卡由福州市医保中心具体负责制发，请网友直接向福州医保中心查询相关社保卡的制况，联系电话968906。

李先生：我原是泉州市安溪县户籍，2012年2月迁往厦门思明区。请问：怎样转移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关系？要不要在安溪先注销社会保障卡？

康主任：城镇居民医保实行一年一缴费，一年一保障。可在厦门直接缴费参加当地的城镇居民医保。但参保前需行先行注销原参保地的社会保障卡，方可办理新参保地社会保障卡。

周 丹：我是一位下岗女职工，2007年随丈夫调动，户口从宁德寿宁转到福州。请问：我是否可以将社保和医保转到福州？

康主任：如果您尚未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已转移到福州市，且具有福州市城镇户籍的，出示宁德市寿宁县当地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出具的《参保凭证》后，可以向福州市医保中心申请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办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郑晓清：在福州缴交了两年的医保社保（缴交到2008年底），2009年7月开始在厦门缴交医保社保，我想问下在福州缴交的两年能不能转到厦门来呢？如果可以的话要怎么办理呢？

康主任：可以。您可以持个人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到福州市医保中心打印《参保凭证》，凭《参保凭证》向厦门社保中心申请办理医保关系转移接续。

贾 明：我父母均是宁德地区离休干部，户口转入福州并居住三十多年，只是工资和医疗关系还在宁德，每次看病都要先垫付大笔医疗费后寄回宁德报销。这样一方面等待报销时间很久，另一方面两位高龄老人（90岁和80岁）就需要准备一大笔备用金以防不测负担很重。请问，他们这种情况能否将医疗关系转到福州享受便利的福州离休干部的医疗待遇，以解先垫付再报销的不便？需要办理哪些手续？

康主任：离休干部待遇属财政支付范围，由财政部门管理，您父母亲的医疗关系转移您需向财政部门咨询。

彭 宏：外统筹区转入的医保在查询明细时无法体现，那么是否会合并计算医保缴交年限？参保人如何了解详情？

康主任：外统筹区缴费年限合并计算医保累计缴费年限。转移人员可向原参保地申请打印本人《参保凭证》，了解有关参保缴费信息。

蔡 辉：我是2005年从公务员岗位辞职，累计工龄23年，没有办医保，前几年交了居民保，现在又招聘了一份工作，请问医保如何办理？

康主任：福建省内公务员已全部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辞职后重新就业的，随单位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跨统筹参保的，可申请办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

兰先生：由于工作关系跨地区调动，医保已办理，原单位已办理过社会保障卡，但社会保障卡还未转接成功，时间已有两年左右，请问该怎么办？

康主任：根据福建省人社厅的规定，福建省正常参保职工只能制发一张“有效”状态的社会保障卡，若更换参保地市或参保类型，需重新制发社保卡。您可向您原参保的地市医保中心查询原社保卡状态，若为“有效”状态，则新参保地市医保中心无法制卡，需改为“停用”状态方可由新参保地市医保中心制发新的社保卡，您已经从原地市医保中心退保，可以申请将原卡改为“停用”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