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介的定义范文第1篇

社会化媒体改变传播工业

在论述社会化媒介为其发展注入新的要素之前，先对媒介、受众、广告主三者关系所反映的资本主义传播工业的运作机制进一步说明。这样一份图示，基本反映了斯麦兹论述的媒介、受众、广告者三者的关系，同时也清晰的说明了在传播工业的资本主义经济机构中，受众沦为商品的从属、被压迫地位。此处展开解释几点：图示所列“雇佣关系”之所以成立，具备2个条件：1.媒介向受众提供“合理”的报酬——内容等；2.受众有过一定的“工作经验”，掌握“工作技巧”，即懂得使用媒介的技术。这实际是一种“准雇佣关系”，区别于传统工业生产中以合同制为主的雇佣关系。同时，也应注意在这一受众商品化过程中，受众接受了来自广告主、媒介的双重剥削，广告主通过向媒介给付费用，获得了媒介交付的对于受众的使用权（受众的所有权为受众自己），这就是斯麦兹所指出的受众沦为商品的真实过程。在这一价值（资本）交换关系中，受众获得了传播媒介生产的内容及基本的媒介技术，算是受众工作并产生剩余价值的报酬，且还是极其低廉的报酬，实质是一种剥削。社会化媒体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商品化模型，织了一幅新的图景。目前学界对社会化媒体并没有明确统一的界定，有从其产生发展角度来阐释的，试图找到社会化媒体产生的时间节点，如中国社会化媒体诞生可以追溯到1994年中国第一个论坛曙光BBS站的建立，时间节点好断定但未能揭示社会化媒体的内涵；有通过对某些特性的提炼如互动性、社区化等特点，指出只要满足这些特点就是社会化媒体，属于描述性定义。为方便理解，笔者选择以列举不同类型社交媒体的方法，管窥其全貌，包括博客、微博、社交网络（SNS）、百科、点评类社区和内容社区等。社会化媒体与网络2.0时代的提法一脉相承，都意在区别一种有别于传统大众媒体的新的媒介环境，笔者称之为“新媒体意识”觉醒的状态，这种媒介环境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社交性”，满足受众在网络环境中的社交需要。由它引起的传播工业运行机制变化的因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1.媒介内容向着个性化、碎片化、趣味化方向发展，迎合受众的心理需求是其主要特征；2.灵活的媒介使用时间，无论是对“时间块”还是对“附加物”都是一种打破，受众商品论中所强调的工作时间变得更分散，但绝不意味着工作时间的缩短，而是延长到任何一个可能的休息时段中；3.媒介使用技术的难度降低，手机、电脑终端的普及和智能化趋势只会简便媒介使用技术，降低进入门槛。第一、二点的改变，相当于增加了受众工作并产生剩余价值所获得的报酬。第三点，传媒技术革新尤其社会化媒体的运用降低了受众成为商品的加工难度，即降低了在剥削的“准雇佣关系”中成为受众（工人）的标准。总得来说，社会化媒介的出现使的媒介和受众的“准雇佣关系”更加牢固，客观上说，除了技术进步带来的人性化变革外，这一变化也契合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路径：严酷的剥削和一定条件的福利制度的配合。在受众花在媒介上的时间更加灵活、所接受的内容更加个性化、媒介使用技术难度降低的带来的所谓“福利”背后，实际仍是一种不平等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因为受众将更多地不计成本地为媒介工作。

“全天候商品人”

从旧媒体时代走向新媒体时代，虽然媒介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受众商品的模式也不断发生变化，但受众仍在媒介经济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扮演角色。这使得早期认为受众为广告商、媒介工作的理论路径和受众信息的商品交换价值的研究路径建立桥接，这才决定了受众商品论还有其理论价值，对其在新的媒介环境下进行研究并注入新的内涵才有必要。应对其有益的方面进行保留，不适应新环境的方面进行修正与完善。（一）对人主体性、能动性的补足不少学者指责受众商品论在“主-客”关系中把受众当作被动的无生命的商品，是一种简单粗暴的“经济决定论”取向。笔者认为，斯麦兹一派毫不讳言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批判立场，是在承认受众被物化为商品这个事实的基础上，反对这个事实并促进其改变。任何对人的主体性的过度强调，都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及关系批判力度的削弱，亦是对他们自己“人的主体性”追求的削弱。在社会化媒介环境下，不少国内学者彻底放弃了“主—客”模式，认为这是与社会化媒介本质属性完全相背的，开始建构一套中国本地化的“主体-主体”模式，如国内学者单波就呼吁“把多级主体及其互动当作人类传播活动的价值之源”[6]。要旨均指向，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受众。但也应注意，尽管媒介平台化趋势明显，越来越成为内容展示的公共领域而不是生产者，忽视媒介有别于内容消费者的传播主动者角色仍然是不现实的。实际上，这些做法不过是对媒介技术发展，传播新现象产生的机械化迎合，停留于对所观察到现象的描述性研究层次。“受众中心论”、“注意力经济”等概念的引入并运用到中国社会化媒体大发展的现实，都是对传播权力平等化的过分想象，忽视了受众与媒介及媒介背后的资本所有者力量的极度不平衡。如果说“主—客”模式的受众认知是过度悲观的，那“主体—主体”模式就是过度乐观了。真实的受众-媒介关系，应该是一种混合模式，通过实践观察，笔者列出其基本模式图：在这样一幅基本模式图中，可以发现，“主体-主体”关系只发生在受众与受众之间，此处主体指各方面力量基本均等的双方，实际上就连受众之间也不完全是平等的传播者地位。而所有的受众在与媒介的关系中，又都成为了“主-客”的客体。所谓的“互为主体”实质是客体（受众）对媒介传播信息的反馈，而这种反馈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来说都与媒介传播的信息不完全对等，客体逆向成为主体是可能的，但需要付出代价，如反馈信息的散逸等。笔者将这样的过程称为“主体代价”。基于此，我们才能完成对“受众商品论”乃至传播政治经济学基本内涵的全面理解。（二）对受众商品属性的补足社会化媒体环境中，主要产品（内容）与附加物（广告）的界限变得模糊，时间的碎片化，使得受众与媒介的联系不存在一个可以打包的“时间块”。且受众只是借助媒介与其他受众交流，媒介的沟通中介属性彻底显露，而媒介本身不再是受众与之交流的对象。对“附加物”、“时间块”等的否定，其实就是对社会化媒体中受众商品化属性减弱的印证，“观看作为工作”（Viewingasworking）的理论意义正在逐渐消失。实际上，米汉的“分级”就说明了观看行为不是一种价值创造的劳动。只不过米汉没有提及受众观看行为的主客关系，只着重强调“分级”即商品本身。而新的媒介环境催生了消费者作为生产者的商业模式，消费者身份主体性的体现，无疑更进一步的否定了“观看作为工作”。真实的受众具备商品属性，但是真正被交换的不是受众本身，而是对广告主有用的细分市场中关于受众的调查信息。笔者在新旧媒介环境对比中，借助受众商品论的研究视野，在对其主要内涵的修正和补充基础上不失时机地提出“全天候商品人”概念：1.欢迎“全天候商品人”在传播运行机制中的能动性参与，如社会化媒体中基于内容个性化定制的分群现象，受众更容易产生粘性，投入更多精力在媒介中；2.部分接受人在媒介使用过程中所获得的精神娱乐满足，“全天候商品人”借助媒介让人得以延伸真实社交网络，扩展生活空间，满足了精神、交流等情感需要；3.社会化媒体平台化趋势明显，在全能的媒介面前，人始终处于被统治被剥削的地位，这一点不仅不会变而且会愈发明显。总之，在新的消费关系中，作为“商品”的受众还是人，只不过附带了商品的某些交换价值属性。与受众商品论强调受众在与媒介的较量中，处于对立的阶级地位不同，“全天候商品人”在于说明受众被社会化媒介带入一个时时刻刻都被赋予价值、“使用价值”从而被“商品化”的社会化关系中的事实，着重批判其将人的时间、精力当作廉价品过度挥霍。这是对受众商品论原有的政治经济学中阶级批判立场的刻意弱化，增强了该研究于当下社会发展的适用性。笔者认为“全天候商品人”是一个文化的政治经济学概念，合流于当代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主流，将“商品人”概念引入文化工业领域的探讨，其有三个维度：1.“全天候”体现在时间维度上，社会化媒体与移动终端、智能手机的集合，使得受众无时无刻都与互联网络相连，需指出不仅传播内容出现碎片化，媒介使用时间的碎片化也变得尤为明显，能够将受众的碎片化时间连接起来，就能在社会化媒体环境的激烈竞争中取胜。2.“全天候”体现在空间维度上，通过社交网络，与真实关系网中的朋友亲人的交流将会不受空间的限制，即使远隔万里，也能同步你发出的每一条信息。而3G、4G网络的建设，更是加快了空间转换的进程，视频聊天成本变得低廉。3.“全天候”体现在参与程度上，实际上社会化媒体平台化趋势不仅体现在其自身对功能开发的开放，还在于其提供了一个用户内容生产平台。内容和广告的生产和制造不再是媒介“全权代表”，表现为：1.受众和媒介共同分担了内容的生产工作；2.广告（宣传性产品）的制作不再为传播公司垄断，出现了许多草根甚至个人广告行为。媒介经济学者P.Napoli将受众理解为市场的流通货币，认为web2.0时代，受众的活动被金钱化[9]。随着这种流通，受众以超出传统的消费者的角色，延伸到生产和流通领域的各个层面的参与。这反映了全天候商品人的第三个维度。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理性对于中国传播学界开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媒介经济研究具有启示意义，尤其在中国与世界同步进入社会化媒体的新时代中，面对新挑战，需要新的勇气和研究路径。所以笔者才梳理受众商品论的发展脉络，以期在前人对其修正、完善的的基础上，借助将其纳入社会化媒体新环境有所继承和发展的研究，更透彻地反映现实的传播运行机制，解释受众与媒介的新关系。我们对社会化媒体带来的受众主体地位上升，在表示欣喜的同时，也应时刻保持警醒。所以笔者不失时机地提出“全天候商品人”概念，大致揭示了受众在与媒介关系中主动性增强、商品性减弱，但是“被统治”程度更深的吊诡现象，笔者称这一更稳固的“被统治”地位为“准雇佣关系”，体现在受众与媒介接触时间、空间和参与程度三个维度上，这是充分商业化的网络媒介对受众形象的重新塑造。

作者：祝明江 单位：国际关系学院

社交媒介的定义范文第2篇

关键词：社交媒体；传统村落；集体记忆；后现代主义

冯羲才最初引用的一组资料突显了传统村落逐渐消失的现状：“中国2000年有370万个村庄；2010年，这一数据已经下降到了260万,这意味着每天大约有300个村庄在消失。”[1]随着对外开放和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下，人们热衷于追求即时满足感的快餐式文化，大大压缩了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空间。而许多传统村落也在追随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显现出文化淡化的特征，如村落语言、村落仪式、村落艺术等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消退，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着“失忆”危机，因此，借助媒介重构传统村落的集体记忆迫在眉睫。技术变革促进了媒介记忆形态的演进，也使人类的记忆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口语媒介到印刷媒介再到电子媒介，人们对媒介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并使用媒介储存和记忆过去，媒介成为个体记忆的延展，成为集体记忆的承载者——即传统村落集体记忆的构建与重构是迫切需要媒介的。社交媒体是重构传统村落集体记忆最适用的媒介，如今人人都是“媒体人”，社交媒体自带的“去中心化”特征使众多的独立媒体人制作出有关四川传统村落集体记忆影像，所以使用社交媒体讲述村落故事对集体记忆的重构作用在当下是无可取代的。再把视野转向当今我国乡村，一个个“媒介化”的村落悄然而起，基于社交媒体下的四川传统村落的集体记忆影像也逐渐显现出后现代主义的美学特征。因此，本文将基于社交媒体之下，探究四川传统村落集体记忆影像的构建，并分析其“颠覆传统”“去中心化”“戏仿性”“拼贴性”等后现代主义美学特征，以及其后现代主义美学特征显现的原因。

1社交媒体下四川传统村落集体记忆影像的构建

1.1社交媒体的特征决定了四川传统村落集体记忆以影像为主要媒介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动，传统村落到哪里去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时代问题，愈来愈受到人们的关注。近年来，随着智能手机和移动网络的普及，电脑、手机上下载的各种社交媒体软件成为村落个体传媒使用的主体，在人们日常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价值观念，同时也对村庄的社会生活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传统的乡村社会或少数民族聚居地作为一种独特稳定的传播区，具有其独特的文化语境和区域特点，但在媒体的介入下，其固有的传播语境发生了变化，并对当地的社会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段优秀的影像是创作者对历史、人文、生活的独特理解与综合表现，影像记录能够使历史景象鲜活再现，相比于静态图片的呈现，影像侧重记录时间的流动性，交代事件发生的过程，能够更为真实地展现传统村落的历史文化和村民的生活状态，也能够更好地对传统文化进行动态的记录和保存[2]。例如，非遗纪录片《神性的天空》讲述了被尊为能够连接生死与神灵的“通灵者”，为羌族文化的宣传助力不少；《神性的天空》取景地位于四川省阿坝州汶川县，导演通84THEFILM影视过纪实的拍摄手法将风光旖旎的岷江山水、源远流长的释比文化展露无遗，影片中随处可见的羌族特色服饰、仪式歌舞等与羌寨的青山绿水相呼应，全片具有浓郁的地域风情和羌族文化特色。此外，与更加深度、专业的长视频（故事片、纪录片等）构建不同，短视频更适应社交媒体的传播语态及观众碎片化、视频化的阅读体验，互动性、草根性及娱乐性都更强，由此决定了社交媒体构建村落集体记忆以影像为主要媒介。形态各异的影像担负着叙述真实、唤醒集体记忆的历史使命，也是表达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形式，社交媒体的特性更决定了影像是其构建传统村落集体记忆的主要媒介，用影像讲述村落故事不仅是建构民族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其也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价值与文化品格。

1.2社交媒体中四川传统村落集体记忆影像构建的主要内容

抖音所属的字节跳动公司曾一组抖音县域景点数据报告，在前100个热门县域景点中，四川省以11个景点成为县域景点热度最高的省份[3]。位于川西大邑县的新场古镇就通过抖音以短视频和直播的方式对当地村落中独具川西特色的风景建筑、农副产品、传统美食和人物风俗等进行全方位的介绍，每天在其社交媒体平台观看点赞的网友数以万计。再以在微博、抖音等社交媒体平台爆红的四川甘孜20岁藏族小伙丁真为例，因为意外出现在一名摄影师不到十秒的视频镜头里，伴随着甘孜理塘的蓝天草地和原生态纯真的笑脸吸引了万千网友，不仅入选2020年十大旅游事件，各省市文旅部门的官方社交媒体账号也纷纷加入制造话题。丁真在社交媒体上的爆红，促使甘孜当地的旅游经济显著提升，其日常生活的短视频，如赛马、放牛等也在社交媒体中广泛传播，几乎引发了全网记忆的建构。社交媒体中，四川传统村落集体记忆构建的内容主要为村落的自然风光、传统美食、民间工艺、生活碎片等[4]，这部分内容往往轻松直白，娱乐性强，不需要很强的专业背景即可理解，拍摄时也比较容易取材，因此受到社交媒体传播者和受众的偏爱。

2基于社交媒体下四川传统村落集体记忆影像的后现代主义美学特征体现

步入工业社会后，人们将科学技术视为珍宝，其在逐渐显现出问题的同时也引发人们进行思考，因此，以批判为主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由此诞生。回顾哈桑的理论，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即是颠覆现代社会已有的体系，对抗现代性并建立理性的秩序[5]。简单来说，后现代主义是对一切现有规则的打破和对新的风格的探索。20世纪80年代后期，不断掀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促使无数电影研究者投入其研究过程，后现代主义与电影艺术相融合[6]，因而“颠覆”则成了后现代主义影像的核心思想。这种影像以反传统的立场对传统电影进行深度思考，打破了传统电影的拍摄习惯，拼贴等千奇百怪的艺术技巧与手段，带给观众的是“自我意识强烈”“无序”“浪漫”的一部部反传统影像[7]。哈桑曾把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归纳为不确定的内在性，在后现代主义影像中，个性化、自由化、去中心化、矛盾多元化、颠覆性、拼贴性等美学特征也体现在影像的题材选择、叙事手段和表现形式等方面[8]。

2.1去中心化

去中心化意味着放弃了对中心权威性、同一性和确定性的强调，对“主流”的概念发出了挑战，倡导多元性和差异性。任何事物都具有不确定性，因而也就更看重人的个性化与自由化，特别是在社交媒体平台，人们拥有了话语权，人人都可以将自己的想法以文字、图片、视频等方式，形成了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如今的社交媒体大多应用“中心化的媒体和分散的媒体”模式，除了传统的、中心化的传播媒体外，社交媒介自然具有一种去中心化的特征，每个人都能成为内容的生产者和传播人。过去中心化的主流媒体更多表达主流意识形态下的村落集体记忆影像，如《中国古村落》《了不起的村落》等，主流媒体对于传统题材的选择更有利于观众增强民族认同感，树立国家自信，但在如今社交媒体下，越来越多的传统村落集体记忆影像题材已经突破主流媒体传统题材的限制，它们不仅保留了主流媒体的价值观，更显现出“颠覆传统”的特征，出现了“边缘化”的题材，如“四川矮人村”——全村男女身高只有80厘米。除此之外，“四川长寿村”“神秘的东方古堡”等“边缘化”题材的影像也以猎奇的角度引发关注，其影片内容不再遵循主流文化，而是将镜头瞄准了各村落的奇异事件，选题上颠覆了传统文化价值观，但却有不少外地旅客因此引发好奇心走进四川一座座的“神秘”村落。由此可见，“边缘化”题材的出现不是偶然，是顺应当今社交媒体发展趋势的结果。因社交媒体“去中心化”的特征，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媒体人”，成为内容的生产者和传播人[9]，后现代主义“去中心化”的美学特征也让更多四川传统村落的人民群众勇敢发声，有关传统村落集体记忆影像也逐渐个性化、多元化。媒体人有关村落的一个个影像记录，为人们构建了一个深刻完整的传统村落集体记忆影像。

2.2戏仿性

“戏仿”希腊原文为“摹仿的歌者”，在后现代主义文本中体现为对社会现实、神话历史文本等的一种荒诞滑稽的模仿，从而达到旧意义充分解构的效果。影像中的戏仿，是对文学、过去影像、社会事实等的一种“特殊的再现”，在经过改编后，影像夸张、荒诞、滑稽的风格引发观众思考。在四川省理县杂谷脑河畔桃坪乡的传统村落桃坪羌寨中拍摄的影片《杀生》，改编自陈铁军的中篇小说《儿戏杀人》，影片讲述了一群人如何联手杀死了一个“不合规矩”之人的故事。影片不仅有小说故事片段的别样再现，更将桃坪羌寨的羌族人民的日常生活片段特殊再现，整部影片充斥着荒诞悬疑和黑色喜剧的元素，也折射出各种乌合之众的民族集体心理和潜藏的人性心思及人性的复杂，甚是耐人寻味。除了后现代主义“戏仿性”美学特征的体现，《杀生》的选题也是“去中心化”“颠覆传统”的体现，通过荒诞喜剧的戏仿性改编，传统村落的集体记忆影像以一种别样深刻的方式留在观众心中[10]。影片《杀生》在腾讯、优酷等长视频类社交媒体平台播出后，在讨论区引发了热烈讨论，观众都对桃坪羌寨这个“神秘的东方古堡”充满探索欲望。

2.3拼贴性

传统影像的叙事手法多遵循线性叙事，而现代社交媒体多以碎片化叙事的微小视频为主，以“微小叙事”取代“宏大叙事”。村民将不同场景拍摄的影像以拼贴的形式。“拼贴”原是后现代主义作家的一种创作技巧，指将无序的片段随意拼贴为一个整体的手法。这些零散的片段是大众熟知的，但拼贴出的整体却有一种陌生化的效果，给大众带来一种异化的审美体验[11]。后来，“拼贴”手法也常出现在后现代主义影像中，将毫无联系甚至混乱的影像片段拼贴成一个完整的影像，往往能表达出作者不同的意图感想，引发观众别样的思考。所以以用户自制短视频为核心竞争力的短视频类社交媒体，在近年来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抖音、快手等头部平台的日活跃用户均已超过3亿，其拍摄制作流程简单、成本低廉，每个短视频在15~30秒，符合现代社会快餐化的生活需求，社交属性极强。例如，近日走红的“四川理塘小伙丁真”的视频在微博、抖音等多类社交媒体平台上播放，引发网友关注视频的主要表现形式都是对丁真日常生活零散片段的拼贴。由此可见，后现代主义美学特征“拼贴性”的表现形式已运用到大多数的四川传统村落集体记忆影像的重构中，这些看似无序的碎片影像却能给观众拼贴出一幅完整的传统村落集体记忆图。

3结语

随着新媒体的兴起，一个个独立“媒体人”出现了，现今已与传统的主流媒体形成了并存的局面。在此背景下，互联网带来的流量突破了传统媒体的容量限制，“用户生成内容（UCG）”模式应运而生——用户原创内容。当今社会的媒体内容是主流媒体生产和用户生产相辅相成的，因此后现代主义美学特征的显现顺应了社交媒体发展的趋势，即社交媒体“UCG”模式的发展趋势，而社交媒体也为传统村落集体记忆的建构与传播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着眼于后现代主义的发展历程，后现代主义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是对传统文化和传统世界观的怀疑。自文艺复兴开始，人本位的观念渐渐深入人心，人们开始对以神为本产生怀疑，甚至出现了矫枉过正的现象。由此看来，在传统文化传承历史长河中，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怀疑和保留是并存的，后现代主义美学特征的显现和人们对传统文化主流价值观的保留，以及对我国传统村落集体记忆的构建是相得益彰的。社交媒体自带的“去中心化”特征使众多的独立媒体人制作出有关四川传统村落集体记忆影像，之后通过“戏仿”、拼贴等手法将碎片化的影像展现给观众，观众心中由此拼贴出一幅完整的传统村落集体记忆图。

参考文献：

[1]郑宇彤.乡村题材纪录片的创作手法研究[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17:39.

[2]郑荣.关于乡土中国视域下我国纪录片创作的嬗变[J].新闻研究导刊,2016(8):228.

[3]何顺民,曹文泉.媒介场景视角下政务短视频的传播[J].青年记者,2020(2):35-36.

[4]宫承波,田园.短视频火爆背后的大众视觉消费转向[J].新闻论坛,2018(1):12-14.

[5]郭瑶.浅谈电影中的后现代主义特征[D].保定:河北大学,2016:20.

[6]蓝凡.后现代电影的“后式”风格[J].艺术百家,2014(4):108-120.

[7]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50-56.

[8]程青松.国外后现代电影[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0:101-110.

[9]刘雅菲.融媒体时代时政新闻报道的创新策略[J].新闻研究导刊,2020(23):163-164.

[10]李展.黑《杀生》脸谱化人物形象的塑造[J].电影文学,2016(15):52-54.

社交媒介的定义范文第3篇

【关键词】社交媒体;乡村青少年;媒介与信息素养

新技术日日新的当下，5G时代来临，互联网愈发显示出强大的力量，媒介化社会成为新语境。以微信、微博、今日头条、抖音等为代表的社交应用勃兴，信息工具、媒介使用渗透入公众的日常生活。在这些新背景下，用户对信息与媒介的关注、使用、管理等都超过以往，人人都已是“数字公民”。同时间，我国数字乡村建设工作也在日益完善中，未成年网民规模持续增长。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6月，我国农村网民规模为2.97亿，19岁以下的青少年网民占比为15.6%[1]。另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2020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我国农村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94.7%，98.35%的中小学已拥有多媒体教室，初中、高中学生互联网普及率分别为98.1%、98.3%，小学生互联网普及率也达92.1%[2]。在数字乡村振兴与社交媒体浪潮的共同主导下，农村青少年的媒介接触与使用呈高频化、高密化趋势，与此同时，未成年人的网络素养教育不够完善，网络操作技能、网络防沉迷知识、网上自护意识和能力等都需要加强。基于此，乡村青少年的媒介与信息素养培育变得不可忽视，并尤为突出。

一、社交媒体时代媒介与信息素养的整合内涵

媒介与信息素养是取媒介素养、信息素养并列、并包的整合概念。媒介素养（MediaLteracyi）概念，最早于1933年由英国学者F.R.利维斯（FrankRymondLvisae）和丹尼斯·桑普森（DenysTompsonh）在《文化环境：培养批判意识》（CultureandEvironment:TheTainingofCiti-nrrcalAwareness）中提出，随后，美国、俄国、加拿大等国家以及联合国也都关注到媒介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进而提出媒介素养概念[3]。综合看，媒介素养意指公众的媒介接触、分析、评估、制作及利用媒介信息的能力，包括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作和生产能力[4]。媒介素养根本上是一种能力，也同时具有教育意涵。信息素养（InformationLteracyi）概念，于1974年由美国人保罗·泽考斯基（PaulZrkowskiu）在《信息服务环境：关系与优势》（InformationSrvicesEvironment:Rela-entionshipsandAdvantages）中提出，指涉人们捕捉、筛选、评估、交流和应用信息的能力素质[5]。互联网时代，新媒介覆盖社会方方面面，传统媒体也从新闻转向信息传递与社会交往并重，这也即是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介即讯息”。媒介素养与信息素养的并合实践呼之欲出。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成为媒介与信息素养整合概念的提出者、推广者，媒介与信息素养（MediaandI-nformationLteracyi，MIL），即公众接近、获取、理解、评估、利用、创造和分享各种信息与各种媒介内容的能力，这能够使之参与、从事个人的、职业的、专业的、社会的活动[6]。此定义也特别说明，媒介与信息素养是一组相互交叉的概念群，包括计算机素养、数字素养、信息素养、媒介素养、新闻素养、图书馆素养、网络素养、影视素养等。媒介素养偏重于媒介使用维度，信息素养偏重于图书馆工具维度，媒介与信息素养的整合概念，更契合媒介社会化情境中的用户行为特征。

二、社交媒体时代乡村青少年媒介与信息素养培育的凸显

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媒介教育浪潮以及我国对媒介素养的重视，是促发乡村青少年媒介与素养教育问题凸显的大背景。在大众媒介影响力不断扩大、扩散的实践中，媒介素养教育与信息素养教育向来受到世界上诸多国家的关注，我国也从20世纪后期开始发现、倡导并积极践行。世界范围内的媒介与信息素养的教育实践，历经90年的发展，横向上可以分为欧美国家模式、发展中国家模式等，纵向上可分为防御免疫模式、分析理解模式、破译建构模式。英国于1930年代将之纳入学校教育范畴。1990年代末，美国也将媒介教育纳入基础教育课程中。我国媒介与信息素养教育也有自己独特的模式——防御、进取、建设相结合，最早始于1980年代，多由高校图书馆开展相关文献检索课程。2000年，我国正式将信息化纳入基础课程目标中。2013年，教育部启动全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近两年，我国开始把影视教育作为媒介素养教育的基础步骤试推行并逐步实施。2018年，教育部《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强调了信息素养的重要性。2020年的新冠疫情中，线上教学、公众互联网使用与参与等大大凸显，五部委联合文件，再度强调全面提升教育中的师生信息素养。在技术不断迭代中，媒介日益渗透入公众的现实生活与交往实践，相较于其他人群，乡村青少年群体囿于地理因素的羁绊与未成年人交往不完善的双重情境，其媒介与信息素养培育显得尤为重要。伴随媒介化社会的到来，移动互联网成为包裹每个人存在的“气候”环境。万物互联、万物为媒，我们都处于媒介化、信息化的社会中。其中，受新媒体影响最大的是青年学生群体，伴随网络的逐步大覆盖，农村网民尤其是农村青少年网民日益增多。就农村青少年媒介使用来看，在互联网带来学习、生活等诸多便利与积极作用的同时，因媒介与信息素养缺失所促发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如：宏观上，乡村与城市间的媒介信息接触、使用与管理存在一定的“数字鸿沟”；中微观上，大量留守儿童的媒介依赖显著，网络安全与自我防护知识较为欠缺等。面对这些问题，针对农村青少年学生特点的网络素养教育成为应时之课。上网技能之外，信息甄别管理、防止网络沉迷、互联网自我保护等媒介素养知识应成为必修内容。基于此，农村青少年的媒介与信息素养培育变得迫切。

三、社交媒体时代乡村青少年媒介与信息素养培育的效用

乡村教育优先发展、乡村现代化教育振兴和数字乡村建设是时代声音。与此同时，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媒介与信息素养培育扮演了环境围绕、基础底座的角色。因而，对于乡村青少年进行媒介与信息素养培育，既具有应时意义，又具有应用意义。

（一）宏观维度：助力数字乡村与乡村教育现代化建设

农村青少年媒介与信息素养培育贴合乡村教育优先发展、乡村信息化深入推进等政策思想。近年来，我国数字乡村建设加快推进，《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同时，新时代以来，我国教育部门不断强调并加大农村学校信息化建设。青少年是觉醒力量、破解力量，更是振兴力量，作为新农人的主要培育对象，乡村青少年是建设新型农村的关键力量。因此，乡村青少年媒介与信息素养的培育，不仅有利于乡村数字化建设，更是实现乡村教育信息化、数字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

（二）中观层面：延展乡村青少年的社会交往

社交媒体的勃兴，让人类社会进入媒介化时代。媒介与信息素养培育，既包括媒介与信息获取、媒介与信息使用、媒介与信息管理等外在层面，还包括媒介化社会交往维度。这缘于，媒介作为人类交往的前台，已是人们社会交往的展示窗口和重要工具。因此，媒介与信息素养培育，不仅仅是获取、使用、评价、管理等外层知识的传授，更重要的是隐藏在背后的媒介与社会交往、媒介与社会互动、媒介与社会公共生活等连接知识的传递。媒介与信息素养培育作为整合概念，自一开始使用，都将媒介作为人与人、人与社会的连接点，在媒介与信息专业技术知识之外，重视媒介社会学视角，以此指导乡村青少年的社会交往与社会互动，这将对他们未来工作、生活的长远发展具有指导和关键意义。

（三）微观视角：优化乡村青少年的数字能力

社交媒体时代，人人日常使用媒介与信息，形塑自身对世界、社会的认知，并构建与他人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介与信息素养是每个人学习、工作、生活的基本知识与能力。媒介与信息素养包括媒介知识、媒介使用、媒介评价、信息意识、信息道德、数字化学习创新、信息社会责任等。对于农村学子来说，家庭引导管理相对不如城市，学校和老师成为他们可依赖的中坚平台与力量。某种意义上，乡村学校、乡村教师扮演了核心角色，具有关键作用。乡村学校的媒介与信息素养培育，将直接在课堂内外引导、启发、影响乡村青少年。学校在媒介与信息素养教育开展中，会将新技术环境、新媒介知识、新媒介交往等输入到学生知识体系中，这不仅会向学生传送全面的互联网接触与使用知识，同时还帮助学生进行信息管理与延展。如此而来，丰富媒介教育内容、拓宽信息教育视野，不仅将有利于提高学生自主获取、评估、创建并利用媒介与信息技术参与学习的能力，同时，还能促进青少年其他核心素养的塑形。

四、社交媒体时代乡村青少年媒介与信息素养培育的提升路径

乡村政府管理机构、乡村中小学校、乡村教师是青少年媒介与信息培育的中坚力量，地区、学校、老师，作为媒介与信息素养培育的三维，分别扮演着顶层设计、中层管理、微层执行的不同角色。

（一）做好顶层设计，夯实“超越数字鸿沟、兼具未来关照”的教育目标

宏观政策引领下的顶层设计，是贯通乡村青少年媒介与信息素养培育全局的关键因子。在进行政策设计时，在地管理者应考虑到乡村青少年媒介与信息素养培育的独特面向：一方面，首先乡村青少年也是未成年人中的一员，相较于成年人而言，未成年人的网络屏障能力与防御抵抗能力弱势明显，因此，培育他们需要更多补充新技术催发的数字素养与融合媒介素养等知识。另一方面，乡村青少年具有地缘特色，与城市相异，他们的培育更需要考虑农村特点：既重视网络与外面世界连接、打开交往新纬度等开放性意义，也要传递网络失范行为、违法犯罪行为等风险知识。为此，追寻新技术发展，跨越城乡媒体鸿沟、蕴涵农村青少年未来的教育观，是媒介与信息素养培育的重中之重。面对于此，从关键处、高处发力，事半功倍。媒介与信息素养培育要贯穿到当地乡村信息化行动的目标定位、具体执行等方案设计中。在地方乡村教育振兴和数字发展中，管理者要重视乡村青少年媒介信息与素养培育，关照高等学校、农村中小学校等各个教育环节，为他们铺设政策性、理念性路途，并通过互动沟通、试点示范、城乡对接帮扶活动等可实践形式开拓乡村媒介教育的新土壤。

（二）转变中层管理，开拓全学科融入模式

目前，我国农村中小学校的媒介与信息素养培育较为滞后，形式单一，主要存在的问题包括：现有媒介素养课程缺失，媒介素养多被等同于多媒体上课技术使用能力；信息知识和实践运用脱节；照搬城市模式，同质化突出，缺乏贴合农村现状与乡土特点的针对性教育；教学偏重资源的获取，信息使用与管理，人文性、道德性、素质性欠缺；学生的参与式与主动性不足。对于学校而言，要适时转变教学观念，突出媒介与信息素养的全学科融合特征。现有中小学媒介与信息课程主要是两种形式：一是在信息技术课中侧重计算机知识；二是在日常课程中利用新媒体形式。这都是侧重信息检索技术的传统设置，虽也有学校尝试媒介素养教育，但他们更多是将媒介、信息知识作为拓展元素，加入到日常课程的教学内容和环节中，独立性不突出。移动互联的社交媒体时代，南方地区的部分中小学已经开始尝试将媒介相关课程纳入基础教育体系。如：浙江省中学开展了传媒艺术特色课程教育，开展传媒艺术特色班，培养学生的媒介素养、艺术审美情趣和鉴赏创造能力。由此而言，一方面，乡村学校需要转变媒介与信息素养只等同于技术训练的单向度观念，意识到媒介与信息素养教育的独立性、与其他学科的可融入性及交叉性。另一方面，学校要有条件、有能力保证媒介与信息素养教育活动的多形式开展，逐步践行从融合课程到独立课程的发展目标。

（三）创新微层教学，延展乡村教师自身素养与课程建设能力

乡村教师既是信息时代巨潮的感受者、体验者，也是农村学生信息化发展的关键引领者。教师作为中坚力量，应以立体、融合视野，不仅善用新媒体，会用新媒体，还能将媒介与信息素养视为重要能力，让学生既会利用新媒体，又能在生活中抵抗新媒体所带来的风险与危机。相较于城市，乡村教师的媒介与信息素养教育活动更显短缺。媒介与信息素养知识融入日常课程体系严重不足。为此，一方面，“打铁还需自身硬”，乡村教师需要凝练、提高自身的媒介与信息素养能力，通过职后培训，在信息技术应用的基础上，从意识、认识上发现媒介与信息素养对深度学习、未来发展的效用价值，加强数字素养知识，获得媒介专业知识、系统知识。另一方面，乡村教师要紧跟社交媒体最新特征，“进阶”信息课程设计观念，课程设置既加大、加深媒介与信息素养的重量、质量，又明确、结合学生需求，同时还有效整合教育资源，最终促进培育实践的完成。

结语

社交媒介的定义范文第4篇

关键词：新闻传播者 媒介 社会实践 互动

社会实践的深化不断地丰富着人们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与媒介交互作用、共同发展。媒介是社会实践的载体和工具，社会实践是媒介的源泉，社会实践中的实践主体是媒介的灵魂和主导。不同时代的媒介象征着不同时代社会实践主体存在方式的特点和发展的进程。

社会实践与新闻传播

社会实践与新闻传播密不可分，杜威在其《民主与教育》一书中这样写道：“社会不仅通过传播而存在，而且我们可以正当地说社会存在于传播之中。”①在新闻传播的过程中，媒介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媒介是人与人之间进行社会交往、形成社会关系的基础要素，是社会一体化和社会整合的重要力量”②。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来讲，媒介就如“传播学之父”施拉姆给媒介下定义为：“媒介就是插入传播过程中，用以扩大并延伸信息传送的工具。”③从社会学上来讲，媒介是人类社会实践交流的纽带与载体，媒介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发展起来，人类社会的变迁，也是媒介样式变换的原因和根据。

综观人类的发展历史，新闻媒介经历了几次大的更迭。

从原始社会简陋的结绳、打孔和绘画，到封建社会时期的烽火、鸿雁传书，以及到近代的图书、报纸、杂志和现代的广播、电视、电影等，媒介的更替都在演绎着人类社会实践进化的轨迹。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深化，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交往方式也不断地更新着，在跨越了传统媒体的边界后，我们进入了以手机、互联网为媒介的新媒介时代。到20世纪90年代初，网络成为人们社会实践的常用媒介，由此我们进入了所谓的“网络社会”④。

在网络时代里，互联网的特性决定了人们的社会实践方式和新闻传播的途径。与传统的媒介相比较来说，互联网具有传播速度快、参与的媒体多、使用方式的个性化、交往主体的互动性、沟通的无中介性、传播费用低等优点，为此，网络传播成为当代时下新闻传播的重要方式之一。网络知识的普及化，以及使用便捷、花费低等优势使其迅速进入了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人的社会性本质，决定了人们社会交往的先天性和必要性，人正是以社会性的存在来进行对象化社会实践活动的，“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⑤。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个人都是天生的新闻制造者与传播者。

在网络世界里，人们沟通交流、新闻传播的本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张扬，尽管这些新闻传播者身份各异，阶层有别，但是他们基本上代表着社会各个方面的人群，所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社会上有一定的覆盖面。他们通过新媒介参与社会建设，表达着自己的思想观念，传播着新闻，交流着信息，他们的作用正在不断提高，社会影响力不断增强。

新闻传播者的素养

广义上的新闻传播者应该包括专业的新闻传播者和非专业的新闻传播者两个部分。专业的新闻传播者是指新闻传播组织，新闻传播组织的成员，如记者、编辑、评论员、播音员、节目主持人、摄影师、资料员、核对员、电讯员、工程师、发行人、自由撰稿人、通讯员等；而非专业的新闻传播者是指一切社会活动主体，所有的社会成员，互联网的出现使个人信息完全突破了空间和时间对信息传播的限制，各种信息跨国传播和全球共享成为现实，手机的出现更使人类信息传播进入一个新阶段，与互联网相比，由于超越了电脑终端设备的制约，其使用更为便捷：每一个手机持有者都可以成为“记者”和“编辑”，可随时随地拍下照片、编辑文字进行信息，这有效打破了新闻采集在获得地点、制作周期等方面的限制，使信息传播与新闻事件同步，例如2005年7月伦敦系列爆炸案不是由专业记者，而是手持照相手机的普通民众最早加以报道的。可见，在资讯和网络媒介技术如此发达的社会里，专业的新闻传播者和非专业的新闻传播者的社会实践都能起到新闻、新闻传播的作用。

科技发展为人们的社会交往与新闻传播提供了便利和支撑，然而，新闻实践的质量与效果却主要由新闻传播者主宰，其采写编工作是大众传媒的主体活动，隐藏于新闻产品之中的价值观念潜移默化地影响受众，进而作用于他们的认知态度和行为模式，因此，新闻传播者自身的素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闻传播事实。

对于新闻传播事业来说，无论是专业的新闻传播者还是非专业的新闻传播者，都需要具备一定的综合素养。在具备新闻传播技能的基础上，新闻传播者还需要具备必要的职业精神、基本的新闻伦理和良好的社会公德，以便发挥舆论导向功能：让党的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观深入人心，以建设性的正面报道鼓舞人民投入到改革开放事业中来，用客观及时的报道促进社会正义，努力营造和谐氛围。

同时，为了确保新闻传播活动的顺利进行，我们认为还需要优化新闻传播的场域环境，营造一个良性运行的新闻传播规范机制，以便使新闻传播者自我约束与外部约束、自律与他律相结合。

新闻传播者与媒介的互动

自从媒介进入人类社会实践之后，人类就与媒介彼此作用、相互建构，共同促进着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在社会实践中，人们不仅改造着、发展着媒介的样式，同时，人们也在适应着媒介的特性，遵守着媒介自身发展的规律。

对于新闻传播者的社会活动主体来说，这样的双向建构、彼此适应是始终如一的过程。从发生学上来说，媒介的出现就是人类交流、传播新闻的需要，媒介作为人类实践的工具，其实就是人的无机的身体，是人类生命意志的组成部分，在传统媒介时代里，媒介曾发挥着重要的交流、沟通、管理等职能，进入新媒介时代后，由于新媒介在传递信息、增加互动等方面的特点与优势，因而新媒介被广泛地应用到社会实践的各个领域中。新媒介的这种人格意志的特点更充分地得到了发挥。人们普遍意识到了新媒介具有政治社会化、生活方式潮流化等功能，通过新媒介，新闻传播者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表达自己的意志，潜移默化中引导社会政治发展的潮流，参与现实的政治生活，同时，新闻传播活动也可以引领社会时尚、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针对媒介如此大的社会影响力与作用力，政界要人均意识到，媒介的作用比纯粹的政治宣传要大得多。

媒介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工具，作为新闻传播的载体也时时刻刻地影响、制约着人类社会实践的行为习惯和思维方式。特别是为了适应“人——机”的良性互动，新闻传播者更要掌握媒介运行的特点，尊重媒介自身发展的规律。

同时，我们认为新闻传播作为一种社会实践，不仅是一个事实陈述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价值判断的事件，由于新闻传播者自身的社会属性不同，立场、观点各异，因而，他们在进行新闻传播时，明显地带有自己的价值观。

鉴于媒介的中介性、工具性的特点，人们普遍认为媒介是一把双刃剑，既有积极的价值，也有消极的功能，为此，我们认为要采用自然科学精神与人文社会科学精神相统一的方法来使用媒介，使其扬长避短，最大限度地为我们服务。

首先，我们要尊重自然科学精神，享用科技发展的成果，充分利用媒介，特别是新媒介的优势，来为我们的新闻传播服务。新媒介具有参与、互动、监督、交流领域宽、实效大、反应快、成本低、隐匿性强等特点，为此，我们要鼓励广大民众参与到社会的建设中来，人们群策群力、献计献策共同为社会的发展进步作贡献。同时，我们也要充分认识媒介的消极作用，最大限度地避免它的缺陷。特别是在新媒介时代，在互联网新闻传播的空间里，媒介效用的变量更是深不可测、难以估量。互联网虽然为新闻传播提供了便利，创造了条件，但同时也带来了陷阱与欺骗。互联网是个虚拟世界，人们的真实面目和身份被形式多样的符号所代替，这种网络的隐匿性为假新闻的产生提供了“温床”。互联网媒介不仅会产生假新闻，而且可能制造舆论暴力，以致为不法分子恶意攻击某一对象提供了便利条件。由于网络媒介运行规范的缺失与漏洞，以及监管措施不到位，违规者成本低等原因，导致一部分新闻传播者随意性和情绪化的言行泛滥，助长了他们不端行为的发生。

其次，我们更要在新闻传播实践中注入人文精神，关怀每个社会个体，我国媒介资源分布不均，即使是互联网媒介，新闻传播者也只占我国人口中的一小部分，新媒介的新闻传播者的社会实践并不能代表我国全部公民的意愿和心声。为此，我们新闻传播者要负有责任心和使命感，深入到广大的民众中间，聆听他们的心声，传达他们的意愿，使他们充分享受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成果，改善他们的生活状态，使他们有尊严地、幸福地生活。

新闻传播实践的国家意志

随着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加深，互联网的触角也延伸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在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下，互联网的价值又多了一个变量，由于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国家利益、民族差异等因素的存在，敌对势力甚至利用互联网来进行破坏、扰乱和颠覆活动，因此，由新闻传播者和媒介组成的新闻传播实践不但具有微观层面的价值，还具有宏观层面上的作用。

从宏观层面来讲，新闻传播实践和新闻传播体制是国家的整体行为，代表着国家意志，是国家整体利益的维护者，是国家的一种软实力，它的作用与价值体现在国内与国际两个层面。作为国家行为之一的媒介传播事业在我国内部一直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传统的观点就是媒介是国家的“喉舌”，是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之一，是国家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工具，是整合国家力量、凝聚民心的强有力的方式。随着网络技术的应用，我国的新闻传播事业更是获得了长足的进展，网络已成为我国民众表达利益诉求的通道、参政议政的平台，如此便捷的媒介传播工具，大大增加了民众参与的广度和强度，促进了我国民主建设的进程，助推了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然而，我国对外新闻传播的力度和效用还远远落后于我国实际发展的进程，不太符合我国的世界大国地位。胡鞍钢认为：“从国际比较上看，中国媒介的渗透能力十分低下，对外宣传能力无法抗拒西方媒介，也远不适应国际媒介市场的需求，这是中国传媒在国际传媒领域往往处于被动处境的根本原因。”⑥

为此，我们要整合我国的媒介传播资源，大力发展我国的新媒体事业，打造我国新闻传播的实力，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我国的国际影响力服务，对外宣传我国的国家形象，争取我国发展的国际空间，占领有利的国际位置。

同时，我们也反对任何形式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观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世界霸权主义，我们要借助我国新闻传播事业这个载体，打破西方大国的话语垄断，维护世界的公平，伸张世界正义，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注 释：

①John Dewey：Democracy and Education ，New York：Macmillan，1916，P5.

②孟盈：《论媒介与社会关系在发展中的交互促进》，《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

③施拉姆·波特[美]著，陈亮等译：《传播学概论》，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44页。

④曼纽尔·卡斯特[美]：《网络社会的崛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24页。

社交媒介的定义范文第5篇

“认识你自己”这句古希腊神谕向我们揭示了人认知世界的原始性媒介(自我)，也为人们指明了通往真理之路。媒介是自我的延伸。认知媒介也就成为亲历真理的阶梯。人们在理解媒介时形成各自的意见。真理与意见之间的辩证关系主导着媒介所传递信息背后的价值理念。巴门尼德强调人们应该在充分体验意见的基础上对假象作出判断，应用理智来解决纷争，从而确保真理道路的无误。意见统统被判别为“不真”，真理则是圆满地“真”。巴门尼德关于意见与真理的区分代表了传统形而上学面对是非善恶的做法。这种善恶观构成了旧媒介的形而上学基础。在这种价值体系下，意见作为个体延伸自身的意义网络方式丧失了存在的合法性基础。由于个体与总体始终处于对立面，因而个体因无法掌握真理的牢固核心(总体)而处于被动地位。个体与真理的距离成为决定其地位的标准。控制真理话语权成为个体获取主体地位的重要方式。现实中，谁取得代表总体的话语权也就意味着掌握了真理，控制媒介与推行真理之间出现了共谋。个体在真理的绝对性面前丧失独立性。在此情境下，媒介传递信息的方式因“控制”的基调而使得传递者与接受者之间出于不平等的地位。不平等似乎也就成为个性的标签。由于代表个体的意见缺乏真理性，个性的获得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据有真理者。究竟属于个性还是私欲取决于真理拥有者的判定。代表着个体的意见与代表总体的真理始终无法全面和解，真理的代表者往往是以一种形式主义来结束这种对抗，兴起一种新的形式主义。旧意见上升为真理的代表者，新意见遭到否弃。新一轮的对话中，个体或意见始终没有获得正面价值。旧媒介与之如影随形，常常会这种局面摇旗呐喊。直至黑格尔，意见或个体才从理论上获得正名。他将具体存在或认识视为实现真理的积极环节，“如果中介或反映不被理解为绝对的积极环节而被排除于绝对真理之外，那就是对理性的一种误解。正是这个反映，使真理成为发展出来的结果。”③真理的绝对源于环节的积极发展，只有通过发展真理才能完全实现，人的主体及认知通过体系或过程而实现，与真理的获得是同一过程。真理并非外在于人类的异己存在物，本身代表了人类追求真善美、实现主体自身的运动。在这里中介既指媒介，也包括个体。只有经历黑格尔意义上的哲学反思，个体所遭遇的真理困境才会脱困。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辨高度也就成为人们理解黑格尔解决思路的理论起点。马克思继承了其师的解决思路并从现实层面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但落实到操作层面还旧病重返。从哲学高度来审视意见与真理的关系，个体或意见的价值才能得到正面肯定。借助于“总体”不再是个体据有真理的唯一方式，个体自身在获得独立意义的同时改变了意见与真理之间的生成关系。新媒介的出现实质性地为个体在遭遇真理困境时可能作出的改变提供了现实条件。因而以“控制”为主导的据有真理方式在自媒体时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取消自媒体或与自媒体承载的价值理念达成共谋也就成为强化真理话语权的两条路。显然，后者涌现着人们对于个性、平等和自由精神的价值诉求。任何偏悖于时代价值理念的据有真理方式，其话语权在遭受普遍性挑战的同时，促使人们拷问其所宣示真理的意义与目的。追求真理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当真理与意见之间不再是截然对立时，真理话语权的表诠唯有作出相应的改变才能保持其固有的活力。这种转折源于新媒介出现颠覆了传递者与接受者之间的不对等。意见不再是真理的对立面，而是客观信息，是人们现实世界的延伸。真理对于人们而言也不再单指充满崇高理想的理念世界，而充斥于普通、真实生活的细节中。“微观细节”取代“宏大叙事”“崇尚差异”代替“强调同一”成为真理呈现于生活的方式。个体在生活中宣示主体自我方式往往以享受表达真实意见的权利而呈现出来。这种表达、这份权利，一旦与价值理念没有出现偏差获得了真理的地位。而所谓权利、表达是基于平等而言的。平等背后蕴含着人的尊严的不可剥夺性。这既是个体得享自由的表现，也是时代价值理念的基石。个体所持价值理念能否获得平等对待取决于其健康与否，生命与灵魂皆属健康范畴。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多元价值理念受资本获利至上逻辑的驱使愈益严重，生命与灵魂的健康遭受严重侵蚀。崇尚获利的资本逻辑在扼杀多元价值理念生存空间的同时也在营造着弱肉强食的“控制”世界。新媒介的出现及广泛使用使得差异在同一主导世界中获得生存空间。新媒介为接受差异信息提供了更多的现实选择和契机。其接受途径大体有二:强行灌输和自觉认可。前者得以实施的现实基础是强权;后者则取决于理智反省后的认同或对文化传统的默认。文化传统获得默认，需要以理智反省为基础，这才有可能实现一种普遍价值的认可方式。诉诸理性来为自身的价值理念的合法性，这种辩护方式自启蒙运动以来已为世所公认。个体不再是永恒事业的附属品，自身具有独立的意义。新媒介的普遍使用使个体的这种独立性获得现实力量。如何接纳异质信息和有效应用平等原则也就成为新媒介话语体系中能否获得认同的临界点。因此，以数字媒体技术为基础的新媒介不简单地是新介质的更新换代。关键在于其传播方式孕育着新的力量。旧媒介中，传递者掌握着绝对主动性，无法满足接受者个性化要求;接受者则是完全被动的，无选择性，因而其个性与自由无法得到伸张。“控制”与“反抗”成为旧媒介中信息交流双方谋求重返自身主体地位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平等成为旧媒介主导的价值理念。新媒介交流信息方式的实质性改变酝酿着颠覆社会的变革性力量。每个人的生命意义因为信息生产方式的改变而发生重大变化。所有人既是信息的传递者也是信息的接受者。传递者的权力系统因为失去对信息的绝对控制而大大削弱其有效性。接受者则因新的媒介系统而拥有了对等的信息自主性，获得权力以抵挡现实世界对于自身权利的侵犯。“大V(意见领袖)”正是这种变化应运而生的产物。

二、可能生活、欲望与自由

求知欲促使人们对未知世界充满探索的渴望与动力。任何事实一旦成为人们欲知、应知或未知的对象就有成为新闻的潜质。新媒介的出现使得这种可能性由抽象变为现实。崇尚个性、畅享自由、尊崇平等的价值理念在新的信息交互平台上有了充分展现的空间。个体不再囿于信息源的功能，新媒体的出现更促成了其作为信息交互微平台的形成。博客、微博、微信等微观平台的崛起与传统宏大交互平台的式微折射出话语权力模式的改变。新媒介的交互形式实质性地拓展了人类生存空间的同时也为人们带来新的生活能力。这种改变在昭示新生活方式出现的同时也意味着人们拥有了更多种可能生活。新媒介所营造的话语权力模式促使现实世界以别于传统的方式呈现。新方式的独特之处在于人们可以畅享“创造”的乐趣与自娱自乐式的满足。个体自由地选择未知的可能生活，只要他自愿地选择了这种可能，即便照常理来看是愚蠢的，这种选择也能够获得积极意义。意义诠释权掌握在个体手里，个体的意义感成为衡量生活是否幸福的标准，个体对未知世界的选择皆成为新闻的契机。人的每一种生活能力都意味着一种可能生活。“如果一种生活是人类行动所能够实现的，那么就是一种可能生活。显然，实现更多的可能生活意味着更加丰富的生活。”④个体选择的自主性和交互媒介的大众化促成人们有更多种现实性的可能生活。虽然人们往往会因追求良好的生存状态而放弃各种可能生活，但生活的丰富也往往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呈现。维系良好生存状态的法则也成为个体选择的操守底线，但个体自由选择的权利似乎一旦获得其意义认同，即赋予了权利保证，权利不是既定的，需要努力争取方可实现。“可能生活既然不是给定的生活，它就需要创造性。如果否认这一点就等于说人只有和动物一样的生存功能。生存功能(如吃喝)只能保证良好的生存状态而不能保证幸福生活。幸福生活只能是一个由人所创造的具有永恒意义的生活。所有幸福都来自创造性生活，重复性活动只是生存，而生存只是一个自然过程，无所谓幸福还是不幸。……从最简单的意义上说，幸福生活等于创造性的生活。”⑤创造意味着对于可能性的尝试，新闻也会随之不断涌现。然而一旦推陈出新成为“常态”，所谓的“新闻”也因陈词滥调而无法引起关注。自娱自乐的翻新表达认知世界的信息成为个体享受幸福的常态，支配创造的“求知欲”演变为对未知领域的“猎奇”。人们在猎奇心的驱动下有意或无意地传播信息，制造着各种新闻。填充猎奇欲也就成为新闻泛滥的始作俑者。未知世界的开放性吸引着人们的关注，大至浩瀚太空，微至细胞世界，任何一起事件在成为轰动新闻的同时也是人类拓展自身生存空间的见证。动容落泪的美好还是伤痛欲绝的惨案，记录着人世间的善恶美丑的同时会随着亲历者的离去而由新闻变作往事。新闻的意义将因其记录的内容及其方式而呈现。世界的未知性促成了新闻的永恒性;事件的可知性注定了新闻的历史性，否则新闻会因真实性的缺乏而化作传说，流为谣言。欲望激起人们对可能世界的探索与可能生活的塑造。任何对象都可以成为欲望目标，所有信息都具有可传递性。在新媒介的信息交互平台上，个体的自由有了充分展现自身的现实介质，自由与欲望也就成为理解新闻的基本范畴。“自我意识就是欲望。”⑥“自我意识的行动才是一种欲望行动。”⑦自我意识无从仅凭观念获得真理，它必须经验到欲望对象的独立性。欲望对象本质上不同于自我意识，欲望的满足首先需要以对象的存在为条件。新媒介话语权力系统的微观化倾向促成观念领域的纯粹意念在现实中容易获得表征，欲望的满足在现实中更易对象化，从而形成客观化地肯定。然而随意念表征的普遍化，新闻客观性的证实难度加大。意念的主观任意性决定了完成新闻客观化这一任务近乎不可完成，欲望受到限制或节制，自我满足被延迟或取消，现实介质与实现自我之间的对立尚未完全和解。马克思将“劳动成为生活第一需要”视为人类劳动的最终阶段，新媒介为欲望满足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实现空间。在劳动最高阶段尚未达到之前，主体的自由往往会充斥着主观任意性，将个体视作全部，从而导致新闻主体碎片化的困境。走出主体碎片化困境也就成为人们通往自由之路、迈往幸福生活的必须解决的现实难题。就新闻而言，欲望的满足必须妥善协调确证事实真相的义务与得享新闻自由的权利二者的关系。好奇、疑惑、求知、向往美好既是促使人类探索世界的动力也是人们应享有的权利。欲望在新媒介中易于走出私人观念领域而获得现实力量，从而影响他者世界。欲望所散发出的信息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生活中成为新闻本身。除了媒介发展程度外，人们的素质会影响着权利的实施，个体或公共权力得享新媒介拓展的权利与自由也有赖处理好个体性与普遍性的关系。新媒介利用了自由与欲望之间的缝隙制造出所谓的“幸福”。对幸福的诠释经常偏执两端，执著或忽视于个别的东西。执著个别的东西意味着主观的刚愎任性，将个别的欲望凌驾于普遍性事物之上视为天赋之权利。这种自我意识(欲望)名为畅享自由，实则“仍然停留在奴隶意识之内”⑧，缺乏真正自我。主人与奴隶的关系才是其崇尚自由、满足欲望的核心。“自由的概念具有普遍性，而它的普遍性自身以内也绝对包含着发展了的个别性。”⑨普遍性维度对主观任意性构成制约，并对其形成引导。但真正的自由是以个别性的充分发展为基础的。普遍性一旦以牺牲个别性为代价来成全自身，会走向自由的反面。“自由的普遍性就是个体的行动……所谓行动，意思就是要把它的本质变为自由的现实，也就是说，要承认现实就是它的本质。”⑩“承认现实就是本质”并不意味着“存在即是合理”。合乎理性的才是现实的，自由的现实是以合乎理性为前提的，背离理性都是对自由的背叛，新媒体平台上的畅所欲为与新闻自由皆是如此。无论是对于未知事物的探究还是对已知世界的确证，都有赖理性原则来成全。新闻传播中出现问题往往会将原因归结为个体素质不高，提高民众媒介素养固然是解决问题的重要途径，但未能审视媒介背后的信息交互逻辑及其蕴含的理念，问题根本无法解决，如何安顿、解决新闻传播中所表现的欲望问题才是解决的根本途径。

三、媒介素养、生存权利与秩序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