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的区别范文第1篇

【关键词】现象学描述/心理学理解/因果说明

【正文】

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 1883-1969)为德国精神病理学家、心理学家和哲学家。他对20世纪精神病学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除了克拉培林、弗洛伊德和布洛伊勒，人们通常把雅斯贝尔斯视为现代精神病学的“伟大创始人”。

一、精神病治疗与研究

1908年，雅斯贝尔斯以《思乡与犯罪》一文获海德堡大学医学博士学位。适逢毕业，海德堡精神病院院长f.尼塞尔对他的博士论文十分欣赏便收他为助手，这样雅斯贝尔斯就在海德堡精神病院工作了6年(1909-1915)。

当时，海德堡精神病院由于有e.克拉培林、f.尼塞尔而成为德国最重要的精神病研究与治疗中心。由于患有慢性支气管炎，雅斯贝尔斯可以不按医院规定的时间工作，准许参加所有的研究讨论、参加集体查访、听病人病情介绍，参加关于诊断鉴定的研讨。此外，他有一个供实验用的房间，他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进行独立研究。他是大学生精神疾病病房中关于精神疾病和心理障碍的法律鉴定人和医生。因此，他得以察知精神病治疗学的一切方面：心理学、社会学以及教育学诸方面。在医院“严格的科学精神”激励下，雅斯贝尔斯很快成为一名既有理论修养又经验丰富的精神病医生。据信，他当时作出的一系列精神疾病的法律鉴定和诊断至今还收藏在海德堡精神病院中。

1913年，雅斯贝尔斯以《普通精神病理学》一书从w.文德尔班那里获大学心理学授课资格。

1915年，他离一了医院，1916年任心理学副教授，1917年任哲学副教授。这期间，海德堡大学医学系曾聘他作尼塞尔的继任人，由于健康原因，他不得不辞退聘书。但是自转向心理学、哲学以后，他依然关注精神病学的理论和实践。除了修订再版《普通精神病理学》（1920、1921、1946）之外，他在许多著作中探讨了精神病学的重大题材。这些著作有《世界观的心理学》(1919)、《哲学》(1932)、《精神分析批判》(1950)、《技术时代的医生》(1958)等。尤其是，关于诸精神病患者的病理报告又一次为精神病理学的一个特殊领域奠定了基础。这些报告有：《斯特林堡与梵．高》(1922)、《尼采》(1936)、《预言家埃策奇尔》(1947)等。

雅斯贝尔斯精神病理学研究的第一个成果是他的博士论文《思乡与犯罪》（1909年付印）。1910-1913年，他除了发表许多关于近代精神病治疗学文献的短评之外，还发表了一些重要文章：《论发展与过程》(1910)、《智力测验的方法与低能的概念》(1910)、《分析幻觉时的真实性与现实判断》（1911、1912）、《患精神分裂症时命运与精神病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可理解关系》(1913)、《真实的知觉》(1913)等。这些文章（后被汇集成《精神病理学文章》一书出版，1963）成为雅斯贝尔斯《普通精神病理学》一书的基本骨架。

《普通精神病理学》初版于1913年，被认为是科学精神病理学的奠基之作。此书的问世标志着精神病理学第一次形成为一门科学，直到今天此书依然被视为每个精神病理学讨论的基础。自问世以来，《普通精神病理学》一书不仅对德国精神病学，而且对世界各国的精神病学实践产生了广泛影响。1928年、1951年、1964年，此书被分别译成法文、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期间，早期精神病理学作品还被译成日文、西班牙文和英文。迟至1963年，此书才由赫尼克、汉密尔顿译成英文。但是，早在1933年w.麦耶—格罗斯流亡英国时，英国精神病学界就已关注起雅斯贝尔斯现象学的精神病理学了。尽管雅斯贝尔斯著作的英译本同时在美国出版，但其影响似乎有限。究其原因，客观上精神分析在美国长期占统治地位，无形中形成了一道严密屏障；主观上，雅斯贝尔斯的康德式思维方式和写作风格也不易为美国人理解。然而，情况正在改变。近20年来，精神疾病症状学的作用和影响明显加强，因此在美国诊断学研究中出现了一股新的临床精神病理学趋向，开始接受雅斯贝尔斯为代表的古典海德堡学派的经验描述传统。

二、雅斯贝尔斯精神病理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精神病学的研究对象是复杂的精神疾病，某一历史阶段精神病学的发展不但取决于当时医学科学水平，同时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哲学思想关系很大。因此，首先应从20世纪初德国精神病学的历史状况中理解雅斯贝尔斯的精神病理学著作。

19世纪上半叶，精神病学中整体人类学观点占统治地位，与此相应，精神疾病被理解为源于人的生活关系的疾病。但是，自19世纪后半叶起，随着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精神病学也同其他医学学科一样发展为一门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的精神病学倡导因果说明模式，坚持从脑病理基础中推导出心灵事件。与疾病概念相适应，心灵疾病被视为直接的躯体后果或躯体伴发的心灵疾病，从而心灵疾病被认为是病理解剖学障碍、病理生理学障碍的副现象。进言之，科学努力的目标在于确定疾病单元，并尽可能将这一单元的症状学、病源学特征与脑器官紧密联系起来。w.格里辛格、t.麦尼特、c.韦尼克、v.克拉夫特—埃宾斯等人的临床概念，集中体现了这种自然科学的精神病学模式。

从总体上看，e.克拉培林的精神病学也属于自然科学的躯体派传统，但它已标志着躯体病理学取向的精神病学开始转向临床描述和现象学取向的精神病学。克拉培林以严谨的科学态度积累临床资料，第一次将躁狂—抑郁症与早发性痴呆（精神分裂症）区别开来。尽管他也确信心灵障碍的根据在于脑作用的病理改变，但与当时许多自然科学取向的精神病学家们的思辨态度不同，他坚持临床观察和经验描述的基本立场。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由于哲学解释学、现象学、精神分析等理解方法的兴起，自然科学的精神病学模式开始受到冲击，促使心理学理论从实验的生理心理学理论进入到现象学理解的整体心理学理论。在这世纪性“心理学危机”和转向中，雅斯贝尔斯通过精神病理学方法的系统化，通过把现象学—理解概念导入精神病理学，进一步削弱了自然科学的精神病学模式。

雅斯贝尔斯开始他的研究工作时，精神病治疗学还处于一种临床经验的水平，没有统一的科学体系。格里辛格认为“精神病是脑病”；克拉培林把精神病分为早发性痴呆与躁狂—抑郁症；弗洛伊德的分析精神病治疗法，尽管遭到广泛指责，但这时已开始尖入瑞士和德国；e.布洛伊勒试图把分析的理解进一步推广用于精神分裂症；r.高普根据性格、环境、遭遇来解释癫狂症；e.吕丁认为疾病的遗传因子对精神分裂症有重要意义。整个的这一门科学现出一派混乱，解剖学、生理学、生物遗传学、分析学、神经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等各种解释，众说纷纭，毫无定论。此外，理论忽而形成，忽而被忘却，变幻不定；人们使用各种不同的术语；有人试图把上述所有方法都使用起来，但又不知这些方法之间的界限和联系。

雅斯贝尔斯对精神病学的现状极为不满，他深感精神病学的思维“停滞不前”。因此，他的基本要求是，凡研究精神病理学的人必须首先要学会思维。必须找到一种能够清晰地描绘病症而且能够重新认识描绘这种疾病的语言，同时还必须弄清何谓理论、何谓科学、何谓方法、何谓理解。于是，1911年当主治医生a.威尔曼斯请他写本精神病理学教科书时，雅斯贝尔斯便欣然允诺。两年后，《普通精神病理学》一书便问世。此书的宗旨是，根据方法论秩序从概念上澄明精神病理学的认识状况。

三、雅斯贝尔斯精神病理学的基本思想

康德哲学是雅斯贝尔斯精神病理学著作的哲学基础。按照康德哲学，世界是全体，是理念。据此，雅斯贝尔斯认为“人的全体”是哲学的对象。精神病理学关于人的知识总是有限的，并不存在系统的精神病理学知识或包罗万象的精神病理学理论；世界上的一切知识都涉及特定的对象，都要求具有正确观点的正确方法。所以把任何真理绝对化都是错误的，造成这种错误的原因是把特殊事物的客观存在等同于绝对存在，把对象等同于存在自身。因此，精神病理学家必须获取可靠的科学态度，必须用科学概念把握现实，以科学范畴概括现实。只有对特定知识采用特定标准，人们才能获得关于心灵现象的有效知识。这种方法论上的自觉意识防止精神病理学家把特殊的对象知识转普为教条主义的绝对知识，使他们意识到理论自身的意义而从特定理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对于雅斯贝尔斯来说，心理学理论仅仅是人们为了推断心灵基原而构想的可能的“想象”和“图画”，心理学理论的合理性仅仅在于这种设想的可使用性，而不在于它们所设想的东西的可能的实在性。因此，他全面彻底地抛弃了那些把某个有限的实在直接当作基原的那些理论，例如那些“脑神话学”。他认为，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关键是在这些理论的可用性的范围内正确地使用它们。如果把一种本来在有限范围内有意义的理论加以绝对化，这种理论就会变成一种“全体知识”，一种“信仰”。

在雅斯贝尔斯那里，认识心灵生活的科学方法是理解(verstehen)和说明(erkl＠①ren)。理解与说明并重，且仅仅适用于有限的心灵领域。根据狄尔泰、m.韦伯和早期胡塞尔的方法论学说，雅斯贝尔斯把现象学方法引进精神病理学研究，使之与自然科学的说明方法并行不悖，促成了精神病理学中的理解与说明的方法二元论。

“说明”领悟心灵事件的基原，追索客观化的、因果规律性的心理关系。如果在心灵中心理学地、或在大脑中生物学地发现了一个心理状态或心理障碍的原因，那么便可以说，这个心理状态或心理障碍得到了说明。例如，某些心理障碍的原因可以是化学的——大脑中缺乏某种材料，也可以是物理的——大脑受到损伤。因此，在“说明的心理学”中，人们循着因果链去探索外在于意识的原因，往往把某一化学原素或物理事件视为某一心灵事件的原因。雅斯贝尔斯把脑颅、特别是大脑皮层中高度复杂的生物学作用设想为心灵事件的前提，但他强调，心灵进程的直接的躯体基础是不可认识的。

借助说明，可以把握“过程”(prozess)即不可治愈的精神疾病事件。过程意味着迄今为止的心灵发展中，突然出现了逐步改变心灵活动的全新的东西，某些异物“嫁接”到人格上。一个过程是不能理解的，必须去说明。雅斯贝尔斯区分了两种过程：心灵过程与器质性脑疾病过程。前者，如精神分裂症改变心灵生活而不破坏心灵生活；后者，如痴呆过程则破坏心灵生活。总之，过程是一种心灵关系，对此须从脑事件或外在于意识的事件加以因果性说明。

无论何处，凡是认识最终以“外在的因果性”即以原因为根据的地方，认识都是一种说明，反之，只要认识的基础是一种“内在困果性”，是一种动机，那么认识就成了理解。理解是对心灵现象和关系的同感再现。理解即“同感理解”，它建立在一种直接的“明证性”(evidenz)基础上。

现象学理解旨在直观地再现病人意识中的直接所与物，为此它必须对一定的心灵现象进行“挑选、限制和区别”。在此，必须中止所有自然科学和心理学的假设，甚至也不追究心灵关系。在静力学理解中再现心灵的横断面即“心灵的质”，雅斯贝尔斯称之为“现象学”。现象学构成理解心理学的方法论、概念论基础。雅斯贝尔斯把现象学称作“主观心理学”，并把它与“客观心理学”对立起来。与主观心理学不同，客观心理学是从感官可觉察的客观事件出发，接近其他个体的心灵生活。

如果说现象学的静力学理解仅仅致力于零星的心灵的质，那么发生学理解则致力于心灵的关系。发生学理解旨在再现心灵的纵剖面，以期把握“心灵的东西如何以明证性从心灵的东西中产生”。通过“设身处地”、“同感”，发生学理解把心灵关系证明为“可理解关系”、“可同感关系”或“心理学的关系”。在此，可理解关系通常是能够测定个别关系的“理想型”(idealtypus)关系。雅斯贝尔斯区别了两种理解：理性理解与同感理解。如果思维的内容按照逻辑规则产生，理解到动机逻辑上是手段——目的的关系，那么这种理解就是理性的理解；如果只是通过理解者对对象的移情，动机才清楚，那么这种理解就是同感理解。

理解的主要依据在于理解者自身的主观体验。他要理解如何从印象中产生出感受、从感受中形成希望、狂想、恐惧等心理状况。通过认识可理解关系，发生学理解领悟到“人格的发展”(entwiklung einer pers＠②nlichkeit)。人格的发展，其特征是它本身就是可理解地发展的。因此，如果一个人在其一生中没有不可理解的、产生新东西的“大波折”，便可以按照他的秉性来理解他的一生。

从理解与说明这一方法论分立中产生出心灵现象的原则性区分：发展与过程。把发展与过程区分开，是通过克拉培林为世人所知的。但是，重要的是雅斯贝尔斯通过这一区分，得出了一条对精神病学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的假定：理解的局限性与说明的无限性。由于主观移情能力以及客观可移情性这两个方面的限制，理解到处受到局限。反之，说明没有确定“原则性界限”，它由于对象的缘故而成了包罗万象的东西。这样，无法再理解的时候，却可以说明。

“可理解性”(verst＠①ndlichkeit)与“不可理解性”(unverst＠①ndlichkeit)的标准是“明证性”，即一种主观标准。因为一方面，作为全体，可理解关系也会经历某种因果说明。另一方面，在“心理过程”范围内，也存在可理解关系。因此，在同一心灵关系之内，说明与理解可交错把握。但原则上，理解的界限就在心灵关系在人格发展中得不到整合的地方，即过程刚刚开始的地方，例如，先天性经验性格的现实，器质性疾病、精神病、生存现实等。简言之，心理学理解的界限就在生物学的因果机制起作用的地方。

对雅斯贝尔斯而言，关于可理解性（心灵发展）与不可理解性（心灵过程）的区分，至多是描述性症状学的划分，而不是疾病分类学的划分。但是，根据雅斯贝尔斯关于“可理解性”与“不可理解性”的区分，也可用作一种鉴别诊断的标准：可理解性—发展—神经症（或非精神病的心灵生活）；不可理解性—过程—精神病。因此，根据这一区分，雅斯贝尔斯以后的精神病学、特别是k.施奈德学派进一步区分了“非病态偏离”（同感关系、反应、人格发展等）与精神疾病（不可理解的、只能加以说明的过程）。

雅斯贝尔斯倡导和坚持临床精神病理学即精神疾病的症状学。他的一个基本论点是，精神病学的诊断依据是精神疾病的症状，因此疾病单元及其诊断图式必须建立在单个症状和综合症状基础上。

单个症状(einzelsyptom)是静力学意义上可确定、可观察的基本现象。例如，“木僵”：意识清醒、无反应；“躁狂症”：运动性激动、狂欢；“精神错乱”：语言无连贯性、行为不可理解；“偏执狂”：妄想、幻觉。判定综合症状(symptomkomplex)的主要标准是“共发频繁性”和“异质性内容的蔓延”。雅斯贝尔斯把综合症状归纳为三类：(1)器质性综合症状。例如，“柯萨可夫综合症状”、脑震荡后虚弱症状、各种器质性痴呆等；(2)意识改变综合症状。例如，谵妄、各种精神错乱、朦胧状态等；(3)反常心境综合症状。例如，躁狂症、抑郁症。此外，雅斯贝尔斯还注意到了一系列“过渡症状”和“附加症状”。

根据单个症状和综合症状，雅斯贝尔斯构想了关于精神疾病的“诊断图式”(diagnoseschema)。雅斯贝尔斯把诊断图式的内容概括如下：(1)伴发心灵障碍的躯体疾病，如脑疾病、伴发症状性精神病的躯体疾病、各种中毒性躯体疾病；(2)重精神病，如真性癫痫、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症；(3)精神变态独立的反常反应、神经官能症和神精症症状。

在雅斯贝尔斯之前，人们对诊断图式已有所了解，但首先从科学方法论角度加以反思和系统表述的是雅斯贝尔斯。这一诊断图式经某些修正后为当代诊断学和分类学普遍采用。

四、雅斯贝尔斯对当代精神病学的影响

雅斯贝尔斯所倡导的临床精神病理学即精神疾病的症状学方向对现代欧洲以及世界许多国家的临床精神病学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并开创了欧洲临床精神病学的新纪元。他的主要功绩在于指出精神疾病的临床诊断的基础是精神疾病的症状。精神科医生在临床诊断中，首先要做症状学诊断，然后结合人格特征、病史、病因以及症状动态发展病程，从而进一步确定疾病分类学诊断。所以客观地判断精神症状，对精神科医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由于此，雅斯贝尔斯的临床精神病理学被认为是临床精神病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雅斯贝尔斯把现象学方法应用于精神病理学研究，奠定了精神病理学中的现象学研究方向。他的现象学的精神病理学，强调收集和检查异常精神状态必须根据可观察到的精神病人的行为表现，以及病人有意识的心理体验所表现出来的现象，强调要尽量避免主观猜想。

方法论和分类学是雅斯贝尔斯精神病理学的主要成就。他创造和描述了各种方法并有意识地进行各种各样的探讨。他通过区分可理解关系和因果关系、理解与说明、发展与过程等，指明了通达心灵生活的基本途径。他的方法不仅仅是理解—说明的二元论，而是三步骤：现象学描述—心理学理解—因果说明。这三重方法集中标明了海德堡学派精神病学的方法论特征。

精神病学界长期关注的焦点之一是内源性精神病的“躯体基础”问题。鉴于“基础”问题的复杂性，雅斯贝尔斯在区分“可理解关系”与因果关系时，最终把这个问题搁置一旁不顾。在他那里到处显示出克拉培林躯体学观点的踪迹，但他通过可理解标准中的“主观性转向”淡化了“躯体学派”与“精神学派”之间旷日持久的对比。因此，他的精神病理学标志着精神病学理论从克拉培林原初的疾病分类学概念进入到描述性症状学研究。

雅斯贝尔斯的精神病理学直接启迪了k.施奈德的精神病理学思想。1950年施奈德发表了《临床精神病理学》，此书被认为是雅斯贝尔斯精神病理学思想的具体应用。此书除了重申雅斯贝尔斯业已阐明的基本观点，还澄清了许多临床疑难问题，为科学的临床精神病理学的日常实践提供了可能性。

像雅斯贝尔斯一样，施奈德也认为精神疾病的症状分析是临床诊断的唯一基础。但是，在评估躯体症状与心理症状的作用问题上，他强调躯体症状诊断的优先地位，其结果，在他那里，雅斯贝尔斯的描述性精神病理学便失去了疾病分类学上的中立性，被卷入到一场内源性精神病本质的争论中去。施奈德学派认为心灵疾病本质上是一种躯体事件，进而假定内源性精神病也有其躯体基础。根据雅斯贝尔斯的二分法即理解与说明、可理解心灵关系与不可理解心灵关系、发展与过程的区分，施奈德把心灵障碍区分为病态心灵障碍与非病态心灵障碍。并且，由此进一步把器质性精神病与内源性精神病归结为病态心灵状态，而把反应、发展和人格变异归结为非病态的正常偏离。在他看来，雅斯贝尔斯的可理解关系就是量的心灵病态，而不可理解的因果关系则是质的现象。原则上，两个领域非此即彼，不能互相过渡。

像雅斯贝尔斯一样，施奈德也划清了可理解关系领域与因果关系领域。但是，他受m.舍勒“同感学说”的影响，用“意义关系”、“意义连续性”、“意义合法性”等概念代替了雅斯贝尔斯的“可理解关系”概念。施奈德认为，在过程和精神病病例中，生活史的意义关系是中断着的。因此，并非所有心灵关系都需要经历“发生学的重新体验”，而对于过程诊断来说，发生学的不可重新体验性也未必总是先决条件。施奈德区分了精神病的此在与如此之在(sosein)、精神病的内容与形式，这一区分最终限制了雅斯贝尔斯关于发展与过程的区分。

施奈德的学生g.胡贝尔首次把雅斯贝尔斯－施奈德的“方法论诊断学”应用于精神分裂症研究。在《妄想》(1977)等著作中，胡贝尔进一步放宽了妄想问题上的理解界限。他反对把妄想(wahn)与理解绝对对立起来，但他像施奈德一样，坚持认为只有从不可理解性中才给推论出某一心灵状态、妄想及一般精神病的本质。

在精神分裂症研究中，胡贝尔运用雅斯贝尔斯的描述性现象学方法揭示了许多可理解关系，特别是揭示了类妄想精神病中生活史与人格的联系。他以大量临床资料证明了即便是那些“一级症状”(symptom 1.ranges)也具有部分可推导的传记特征。例如，就“妄想知觉”这一级一特征的体验方式而言，反常的固有关系即知觉事件的自我关系是不可理解的，但是作为类基质现象，与疾病过程相应的基础障碍却是可理解的。这表明，精神病和妄想并不意味着根本上是不可理解的，而仅仅意味着这里存在着心理学理解的界限。运用雅斯贝尔斯的发生学理解方法，可以证明精神病与生活史之间一大段可移情的关系。

海德堡学派及其后继者们继承和发展了雅斯贝尔斯所开创的现象学的“理解精神病学”。海德堡学派坚持理解与说明的二元论方法，努力把理解界限说用以鉴别不同类型的精神障碍：非病态精神障碍与病态精神状态。

雅斯贝尔斯的一系列方法原则（如可理解关系与因果关系的二元论、发展与过程、不可理解性定理等）成为描述性现象学精神病学与精神分析之间方法论争论和疾病分类学争论的焦点。雅斯贝尔斯拒斥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的说明”，指责他的理解心理学是一种“自我误解”、一种“似乎理解”(als-ob-verstehen)，因为在他看来，弗氏实际上是在自然科学的思辨形态中从事所谓理解心理学。他认为，精神分析从事思辨理解，要求“漫无界限的可理解性”，只会导致“任意理解”，沦为一种新的“巫术形式”。反之，精神分析方面，则把雅斯贝尔斯严格的理解界限判定为一种方法论的“偏见”。公平而论，雅斯贝尔斯精神病学的基本依据是心灵现象、症状和综合症以及疾病单元，而精神分析的基本依据是无意识理论和心灵创伤史。由于研究取向不同，海德堡学派与精神分析学派之间长期处于一种特殊的紧张状态中，它们彼此怀有敌意，很少能互相谅解。

除了精神分析，e.布洛伊勒的苏黎世学派，r.高普、e.克雷奇默尔的图宾根学派也与雅斯贝尔斯－海德堡学派方向处于尖锐对峙状态。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布氏和克氏先后拒绝了雅斯贝尔斯关于理解与说明的二元论，转而接受了动力心理学的疾病单元。1911年布洛伊勒发表了《精神分裂症》一书，开始强调精神分裂症中发生心理学的作用和心理反应性因素。1918年克雷奇默尔则以《敏感性关系妄想》一书，另行提示了理解心灵现象的途径。两人的精神病学概念均不包含“理解界限”的意思。

在某种意义上，精神病学中的此在分析学方向、现象学－人类学方向也与雅斯贝尔斯的精神病理学方向处于对峙状态。但是，这两派之间彼此还能相互谅解，其争论不具有论战性质。此在分析学和现象学－人类学精神病学不是致力于孤立的个别的病理学体验，而是致力于人的此在及其病变事件的包罗万象的结构和秩序。雅斯贝尔斯承认此在分析学和现象学－人类学精神病学均是一种描述方法，但他指责说，哲学向研究对象之中的渗透，“意味着研究本身的毁灭”。他认为，这两个方向无视任何理解界限，直接诉诸于人的本质，不啻“越俎代疱”，侵犯了“人的全体”这一哲学的领地。反之，此在分析学和现象学－人类学精神病学则断定，雅斯贝尔斯的理解概念业已“半途而废”，并因其二元论妨碍了对精神疾病的理解力。然而，在临床观察中，现象学－人类学却全盘接受了雅斯贝尔斯的描述－体验术语。

至于自然科学的精神病学方向，则进一步偏离了雅斯贝尔斯的精神病理学方向。自然科学的精神病学渊源于克拉培林的躯体病理学概念及前克拉培林神经精神病学概念，其首要方法是说明的方法和定量法。以克莱斯特、列温哈特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学派全面继承了麦尼特、韦尼克的脑器官疾病分类学，其基本观点与施奈德的现象学派观点迥异其趣。生物学研究的另一翼，则侧重于神经生理学、药理化学和发生学方面，其方法论基础是统计学的精神病理计量法以及文献系统和等级量表。然而，精神病学的生物学研究要求对研究对象进行临床评价，需要对临床症状做对比描述和观察。生物学研究中，标准化检查方法和评定量表的应用，也需要以描述性症状做为依据。在标准化的诊断学量表上，精神病学的生物学研究恰恰打上了雅斯贝尔斯现象学术语的深刻烙印。这表明，即使是那些偏离了雅斯贝尔斯方法论的精神病学学派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现象学描述性术语的影响。

纵观雅斯贝尔斯对同时代精神病学家的影响，尽管发现有许多重要的研究者曾受到他的影响，但只有少数几个人坚持他的事业。在他们中间，是否有一个坚持了他思想的丰富性并能够将这种丰富性与视野的广度和具体观察的深度相结合，这个问题只能由有关专家们来评判。

自《普通精神病理学》问世以来，雅斯贝尔斯的方法论态度一直是国际精神病学界长期争论的热点。迄今，讨论的焦点集中在“雅斯贝尔斯定理”即“不可理解性定理”(unverst＠①ndlichkeit-theorem)。众所周知，精神分裂症是最常见的精神病，妄想则是精神分裂症最常见的症状之一。鉴于精神分裂症的病因尚未阐明，如果教条主义地运用“不可理解性定理”，那么理解者势必过早地放弃对精神变态世界的深入理解。显然，在精神病实践中，若把理解与说明形而上学地对立起来，将不利于深入分析与妄想息息相关的生活事件。

毋庸讳言，现象学－人类学精神病学、精神分析取向的精神病学等为更好地理解内在精神疾病，为最大限度地逼近病人主体性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同样不可否认，雅斯贝尔斯的理解界限说，有助于理解者尊重精神病人个体的秘密和特殊性，使病人免受全面理解欲的操纵。他的多元方法论立场有助于精神病学家防止任何个别方法（无论是解释学的理解方法，还是自然科学的说明方法）的绝对化和迷信化。当代精神病学的基本趋向是多元化，即不同概念、方法之间的相互对立、相互趋向、相互渗透。这也说明，雅斯贝尔斯的多元方法论立场是正确的，是能够经得起实践检验的。

克拉培林精神病学的基础是临床疾病分类学原则即自然的疾病单元，而雅斯贝尔斯精神病学的基础是主体体验即病人的内在世界。雅斯贝尔斯的精神病理学为现象学的理解精神病学打下基础，并使精神病学的理论从疾病分类学的基础上进入描述性症状学研究。通过这一转变，精神病治疗学克服了病人与医生之间的情感距离，获得了一种新的个人维度。雅斯贝尔斯用“生存与生存的关系”标明了医生与病人之间的个人关系，从而把一切精神治疗法的意义都归结到“生存交往”(existentiellen kommunikation)的视域。质言之，他的“生存交往”概念为当代精神科医生的“参与观察”提供了理论根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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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的区别范文第2篇

1．1研究对象

以厦门市6家区级精防机构和38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为研究对象，共44家，其中6家区级精神卫生防治机构为各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社区重性精神疾病管理由25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13家乡镇卫生院负责。各社区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主要从事的精神卫生工作包括对辖区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建档管理与随访、病情分类干预、健康体检;患者家庭健康教育及护理指导、居民心理卫生知识健康教育、精神疾病患者双向转诊、应急医疗处置等。

1．2研究方法

采用自编《社区精神卫生工作人员人力资源现状调查表》，收集区级精防机构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主要从事社区精神卫生人员的基本情况，包括年龄、性别、专业、学历、职称、从事精神卫生工作年限、接受精神卫生知识培训等。

1．3统计分析方法

采用SPSS15．0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形式描述，计数资料采用频数资料进行描述。以P＜0．05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社区精神卫生工作人员一般情况

截止2013年12月31日，厦门市登记在册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约8328人，在管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约为5763人。35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均有1名兼职人员，3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2名兼职人员。平均每个社区精神卫生工作人员约要服务7．51万人口，服务约122名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厦门市社区精神卫生工作人员基本情况。

2．2社区精神卫生工作人员兼职数情况

在47名精神卫生工作人员中，专职数为2人(4．26%)，兼职数为2项的有37人(78．72%)，3项的6人(12．76%)，4项的2人(4．26%)。

2．3社区精神卫生人员接受精神卫生知识培训情况

厦门市精神卫生中心每年对从事社区精神卫生工作人员进行2～4次精神卫生专业知识培训。主要内容包括各种精神疾病相关知识，如病因、症状、治疗、愈后;重性精神疾病管理规范、随访和沟通技巧培训;社区精神卫生健康教育和健康指导;提供心理支持与危机干预;以及向精神卫生机构转介患者等知识。社区精神卫生工作人员培训的参与率为97．9%(46/47)。

3讨论与建议

本研究结果显示，厦门市社区精神卫生工作人员中兼职比例达到95．7%，同时负责其他工作;此外，社区精神卫生工作人员学历总体较高，但专业以临床医学为主，进一步提示需要给予精神卫生工作人员在精神卫生防治工作更多的时间，以及优化专业机构。这与李丽红等对深圳市的研究结果相似。其他地区经验表明，社区精神卫生工作人员的工作应该由社区全科医生承担较好，但本研究结果中47名社区精神卫生工作人员中临床医学专业仅占68．07%。此外，精神科医师、精神科护理人员、心理治疗师、社会工作者等专业人员在大部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都普遍缺乏。社区精神卫生工作者以中青年为主，平均年龄(35．09±9．3)岁，队伍虽然年青化能更快理解和把握工作思路，但年龄大的工作人员则有较为丰富的社区工作经验，在多部门协调及工作组织开展方面更有经验，进一步建议各社区或乡镇卫生院在精神卫生工作中新老工作人员合理搭配，优势互补，将更有利于社区精神卫生工作的开展。本研究中从业精神卫生工作平均年限仅为2．77年，人员队伍流动性较大，无法保证精神卫生工作的顺利交接，许多工作被迫停滞不前。由于精神卫生工作涉及到患者的个人信息，需保护个人秘密，患者及家属与社区精神卫生工作人员之间建立长期稳定关系，保持工作人员的稳定将有利于社区精防工作顺利推进。由于基层人员的技术力量薄弱，精神科专业知识缺乏又无法接受系统培训，虽然每年他们都会接受相关的培训，但是由于人员流行性太大，导致无法顺利完成精神卫生工作，进一步提示稳定专业人才队伍，减少人才损失是重中之重。社区精神卫生工作人员流动性大，将在医患关系和业务能力方面给社区精神卫生工作的持续发展带来负面影响。除此之外，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存在人员参差不齐，学历水平低、专业培养不尽规则等问题，精神疾病的康复现状等不容乐观。因此，我们建议卫生行政部门应制定相关政策，保障社区精神卫生工作者的配备及稳定性，促使高素质人才愿意到基层从事精神卫生工作。对社区人员积极加强健康教育，提高知晓率，消除社会对精神疾病的偏见和歧视，使社区居民能正确识别精神疾病的早期表现，认识到精神疾病是一种可以预防、可以治疗及康复的疾病，这将有利于社区精神卫生工作的开展。大力加强精神卫生工作人力资源的培养和开发，有计划，有针对性地采取多种方式对精神卫生从业人员进行培训以及开发，积极开展培训，提高他们对精神疾病的预防、诊断、治疗及护理，提升他们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

4总结

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的区别范文第3篇

1 精神疾病的流行现状

随着社会进步和经济的发展，社会竞争压力加大，精神疾病的发病率呈逐渐上升的趋势。1982年中国12个地区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2]：15岁及以上人口中精神障碍（不包括神经症）时点患病率10.54‰，终生患病率12.69‰。1993年采用相同的方法和标准在其中的7个地区进行第二次全国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3]：时点患病率11.18‰，终生患病率13.47‰。2005年甘肃省第二次残疾病人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我省精神病人达12.5万人，占全省残疾病人总数的6.68%，较1987年第一次残疾人抽样调查时增加了9.2万人，增幅278.8%。如果按照全国精神心理疾病发病率13.47‰推算，我省有30万精神心理疾病患者。

2 疾病负担

WHO、世界银行以及哈佛大学联合进行的全球疾病负担（globaldisease burden, GDB）研究表明，以伤残调整生命年（disability adjustedlifeyears, DALYs）为指标，1990年重性抑郁障碍的疾病负担占中国疾病总负担的6.2%，位居第2位，仅次于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预计到2020年，精神障碍与自杀负担将占疾病总负担的20.2%，位居第1位。Phillips[4]等研究发现，中国自杀者中40%患有抑郁障碍，抑郁是自杀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还有研究表明，中国抑郁症患者自杀发生率为31.8%―51.1%，其中10%―15% 患者最终死于自杀，而未及时有效治疗是造成自杀的主要原因。据WHO估计，中国因为抑郁障碍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每年至少超过640亿元人民币。但我省目前现缺乏这方面的资料。

3 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3.1 精神卫生技术人员数量不足

由于精神科的专业地位不高，精神科医生的收入低,因此缺乏足够的精神卫生专业人员。目前我省共有精神科医生192人，其中执业医师166人，助理医师26人，每10万精神病患者拥有0.41名精神科医生，精神科护士203人，每10万人拥有0.78名精神科护士，远远达不到精神病患者的需求，并且主要集中在兰州和天水2市，张掖、酒泉、临夏、甘南、嘉峪关5地市没有精神专科医生。

3.2 精神病患者的就诊率低、误诊率高、服药依从性差

据WHO估计，我国有95%的抑郁症患者从未得到过诊治。及时就诊于精神科/医学心理科的患者很少，综合医院遇到的抑郁障碍患者比精神专科医院更为普遍，造成患者经常被误诊或漏诊而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抗抑郁治疗。有些研究显示[5]，首诊选择非精神专科的患者高达80.9%―92.9%，上海综合医院门诊患者抑郁障碍的患病率为4.6%，北京综合医院门诊患病率为3.09%识别率很低。有资料显示，上海内科医师对抑郁症的识别率是21.0%，且无1例患者接受抗抑郁治疗。陆林报告，内科医师对抑郁症的识别率仅10.5%,治疗率为16%，且使用的抗抑郁药大多未达到治疗剂量。抑郁症患者的服药依从性较差。研究表明只有三分之二患者服药次数超过医生处方的80%，三分之一的患者服药次数只占医生处方的40%―80%，少数患者只服很少的药物或不服。首次服抗抑郁药第1个月时停药率35%，第6个月时停药65%。

3.3 社区精神卫生服务体系不健全、服务能力差

WHO早就提出：“医院所为基础的康复不可能满足绝大多数病残者的需要，而以社区为基础的康复能给至今尚未得到帮助的病残者提供基本的康复服务”。英国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提倡精神科的“非住院化运动”，使众多的精神病病人从隔离性精神病院转到社区中去，并且效果非常好。目前我省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本不开展精神卫生服务，没有建立精神卫生服务体系，缺乏精神卫生服务意识，对社区精神卫生服务的认识不足。

4 几点建议

4.1 加大精神卫生投入

由于精神科的专业地位不高，精神科医生的收入低，因此缺乏足够的精神卫生生专业人员，而针对这种状况，需要加大对精神卫生工作的投入，提高精神科从业人员的待遇,培养更多合格的精神科专业人员，在各级综合医院和社区医院设立精神科门诊，在综合医院开展精神科继续教育课程，以提高全体医生对精神障碍的识别率和治疗率，探索适合我省省情的精神卫生服务模式，踏踏实实的为患者提供良好的服务。

4.2 加强精神卫生知识的普及和宣传

精神科工作者要充分利用报刊杂志、电视广播、网络等多种途径普及和宣传包括抑郁知识在内的精神卫生知识，开展以社区为基础的知识宣教，加强对精神障碍知识的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从而消除社会偏见，从根本上降低精神障碍的未治率。

4.3 加强社区精神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提高服务能力

我省目前有精神病专科医院（包括综合医院的精神科）共15家，设病床1000余张，不能满足我省精神病患者的需要。建立社区精神卫生机构在解决精神卫生资金不足的同时可以提高治疗效果。社区精神服务门诊负责本社区居民的精神疾病的治疗与预防，指导病人康复和就业，提供精神卫生咨询和为社区精神病患者家属培训精神卫生知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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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的区别范文第4篇

关键词：精神障碍；流行病学；概况

精神障碍（mental disorders）主要针对的是在各种生物学、心理学等的影响，大脑功能受到干扰，出现认知、情感、意识及行为等异常障碍的现象[1]。随着精神卫生事业的发展，精神障碍已经成为现代流行病学的研究焦点。 上世纪90年代初便有一系列关于精神障碍的流行病学调研究[2]。全球疾病负担（GBD）研究指出，目前我国精神卫生工作困难重重，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超过了心血管、癌症等高发病。且精神障碍占所有由疾病和伤害导致的伤残及生产力丧失的比例将上升至25%[3]。Gelder认为，单一的住院管理已经不能适应患者增长的需求，而且长期住院对慢性精神障碍患者及病情已经好转的患者来说，会影响其整体机体协调及恢复状况[4]。为此，本研究通过对近年来关于精神障碍流行病学的整体研究概况进行分析总结，为精神障碍疾病的预防及管理提供参考，同时也给政府及卫生部门提供理论依据。

1 精神障碍流行病学的近期研究

精神障碍流行病学的发展根据美国Dohrenwend被分为3阶段[5]。第一阶段是20世纪初到二战前，主要任务及目标位整理分析临床档案资料及数据，但由于临床病例的特殊及有限性，使得所得人群数据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第二阶段是二战后直到80年代初，主要是通过对社区所调查的样本进行等级评定，但样本是调查对象自我评定的心理测量量表，这种方法只是对调查对象精神心理的一个维度进行登记评定，并不是针对某种特定的精神障碍。上述方法从一开始就存在一定的争论，如灵敏度、条目偏倚、症状覆盖范围的限制等方面。第3阶段是80年代初至今，随着方法及技术的不断进步及发展。一系列有针对性的诊断工具及分类方法出现，例如80年代出现了可供非精神专业的调查员使用的专业诊断访谈方法，如美国精神卫生研究所设计的《诊断用会谈提纲》（Diagnostic Interview Schedule， DIS）[5]最先用于美国流行病学责任区（Epidemiologic Catchment Area， ECA）研究项目中。在DIS基础上，陆续编制出其他诊断访谈工具，目前使用最广泛的是世界卫生组织复合性国际诊断交谈检查（CIDI）[6]以及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4版（DSM-Ⅳ）轴Ⅰ障碍定式临床检查（SCID）。

我国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虽起步较晚，但通过不断的交流合作，现在也位列世界潮流。我国流行病学的发展史也可划分为3个阶段 。第1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此期间的流行病学调查采用的是线索调查方法，即筛查出对象后，直接由精神科医生对其进行诊断，或者挨门逐户的普查。第2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此时的流行病学调查已经有了标准化的筛查和诊断工具，并采用了抽样技术进行调查。第3阶段是本世纪初至今，采用ICD-10、DSM-Ⅳ为诊断标准，使用DSM-Ⅳ轴Ⅰ障碍用临床定式检查（SCID）、复合性国际诊断交谈检查表（CIDI）等国际通用得访谈工具作为诊断工具，运用复杂多层的抽样技术如初级单位含量比例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进行两阶段的连续调查，找出精神障碍不同级别的危险组，然后第2阶段分别从上述分组中抽取一定的比例，由精神科医生进行定式或半定式检查。

2 精神障碍流行病学研究工具

2.1精神障碍分类系统和诊断工具 疾病分类学的目的是把种类繁多的疾病按照各自的特点和从属关系划分归类 。但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精神障碍并无国际公认的分类。这可能由于很多精神障碍病因和发病机制不明，缺乏特异性的检测指标，导致诊断主要依靠临床医生通过与患者的言语交流、行为观察、精神心理测验和知情者的描述。诊断一致性较低是制约精神障碍研究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中，对精神障碍采用统一的分类和诊断标准是基本的要求，具体标准有。

2.1.1疾病及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分类 《疾病及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分类》（ICD）由WHO制定， 该分类可从不同种类的精神障碍的临床特征，以及其它重要的但特异性较差的有关特征均进行了描述，为大多数精神障碍提供了诊断要点，现已被很多国家采用进行临床诊断和流行病学研究[7]。

2.1.2 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 美国精神病学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APA）于1952年出版了《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DSM-Ⅰ），1968年版的DSM-Ⅱ与ICD-8保持一致。1980年版的DSM-Ⅲ中，提出了以临床轴为主的多轴诊断的初步的概念。1994年出了第4版（DSM-Ⅳ），该版本广泛应用于临床，被众多发达国家所广泛使用。DSM-Ⅴ于2013年5月正式推出，DSM-Ⅳ列出了5个诊断轴 ，最佳状态及功能为100分[8-9]。

2.1.3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 我国于1981年正式公布了《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CCMD），1989年进行改版（CCMD-2）。1995年对其进行了修订。并在此基础上对17种成人及7种儿少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进行分析[9]，出版并发行了CCMD-3，该版将在后缀的括号中列出ICD-10编码、名称，以便对照。CCMD-3是从我国文化背景出发，符合我国人民的心理症状表达方式[10-11]。

2.2 精神障碍诊断与筛查工具 精神障碍流行病学研究进展的另一方面表现在国际性精神障碍筛查及工具的不断更新及进步发展上。

2.2.1复合性国际诊断交谈检查表 复合性国际诊断交谈检查表（CIDI）是美国诊断工具表（DIS）和精神现状检查（PSE）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可以得到ICD-10及DSM-Ⅳ调查工具。CIDI是一种完全定式的访谈调查表，我国现在使用的CIDI已经有中文第3版。经过国内许多地区的流行病学调查及测试，证明CIDI中文版的信效度都比较高，可供各类调查员诊断使用。

2.2.2 DSM-Ⅳ轴Ⅰ障碍用临床定式检查 1969年出版的DSM-Ⅳ轴Ⅰ障碍用临床定式检查（SCID），主要被用于对DSM-Ⅳ轴Ⅰ主要诊断的半定式检查。SCID既可以用精神障碍患者的诊断，也可用于社区精神障碍的流行病学调查。SCID具有一些以前诊断工具所没有的特征，而这些特征有利于在精神障碍的研究，例如，设计了整体回顾部分，让研究者清楚患者疾病的进展情况，并通过适当的设计使研究者能够排除与研究目的不相关的个体[12-19]。

SCID的信度、效度及其良好的适用性在国际上已经得到肯定。1994年华西医科大学将其按原文翻译并校订成中文版SCID。

3 精神障碍患病率的研究

3.1国外患病率及疾病谱 1980年NIMH开展的ECA项目[20]中，首次采用DIS作为调查工具对20291位18岁 人群进行数据分析。该研究发现各类精神障碍时点患病率为20 %， 终生患病率为32 %，随后一项加拿大报道显示[21]，各类精神障碍的终生患病率约为33.8%，两者基本一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美国在1990～1992年首次对精神障碍进行了全国大规模的随机抽样，共计 8098人参与[22]，结果显示各类精神障碍总的终生患病率为48 %，特定精神障碍排在前三位的依次为重性抑郁障碍（占17.0%）、酒精使用障碍（占14.1%）和社交恐怖障碍（占13.3%）。重性抑郁障碍是最常见的精神障碍。

3.2 国内患病率及疾病谱 有学者[23]采用分层整群随机三阶段的多级抽样方法，共调查51982人，以精神病筛选表、神经症筛选表、儿童智力筛选表、PSE等为调查工具，诊断采用ICD-9及DSM 。结果表明，各类精神障碍的总终生患病率为1.1%，神经症除外。另有调查研究显示 [24]， 除神经症外，各类精神障碍的终生患病率为1.4%，高于第一次全国流调的数据。

石其昌等[24]利用扩展的GHQ-12对14 639人进行筛选并按精神障碍的危险程度分组，然后在各组中抽取一定比例的调查对象再由精神科医生按照DSM-Ⅳ诊断标准，采用SCID进行检查，结果显示，精神障碍总时点患病率为17.3%（95%CI=15.97%～18.67%），最常见的精神障碍是心境障碍（8.65%，95%CI=7.87%～9.50%）、焦虑障碍（4.26%，95%CI=3.56%～5.08%）和物质使用障碍（2.99%，95%CI=2.37%～3.77%）。

一项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25]终生患病率居前三位的分别是抑郁障碍、精神分裂症、酒精使用障碍，比例分别为1.15%、0.78%、0.69%；另有流调[26]结果显示，上述三项终生患病率分别为6.32%、3.94%、2.95%居前三位。其中，男性的抑郁障碍、精神分裂症分别为2.44%、4.46%，明显低于女性的4.43%、9.90%），而酒精使用障碍患病率（8.18%）则显著高于女性（0.37%）。

纵观国内外大规模的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各地间调查结果的波动范围逐渐缩小，各类的精神障碍患病率有增长的趋势，这可能是由于各地进行流调时采用的诊断标准和诊断工具日趋统一，还有调查方法的改善以及调查员专业水平不断提升。上述调查数据显示，尽管各个地区、各个时期的疾病谱不尽相同，但仍能发现在进入21世纪以来，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心境障碍和焦虑障碍在精神障碍中所占比例增大，这可能与经济水平提高、生活压力增加有关。 但从上述国内外的流调数据能发现女性在患心境及焦虑障碍上比例高于男性，而男性则更容易患物质使用障碍。

3.3国内精神障碍的地区差异 1993年中国7地区精神障碍调查[25]指出：终生患病率城市为1.3%，农村为1.4%，两者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城市各精神障碍总时点患病率乡 为1.1%，农村为1.2%，两者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 城市特定精神障碍的患病率为0.0%，明显低于农村特定精神障碍的患病率（0.1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005年辽宁省城乡18岁以上人群精神障碍的调查[26]结果为：心境障碍患病率城市为4.1%，农村为3.0 %，两者比较，差异显著（P

根据以上调查数据显示，国内城乡间各种精神障碍的患病水平是否有差异还倍具争议。可能与各地的调查方法、选取样本、使用不同的诊断工具及诊断标准有关，也可能与当地城乡间的经济收入水平、文化教育程度的差异不同有关[27-29]。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村地区的经济、生活水平提高，当地居民文化程度的提升，可能使各种患病水平渐趋一致。

4 发展方向与趋势

目前，国内外进行的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较多，随着统计学的发展，抽样方法逐渐科学，样本越来越具有代表性，更能反映出当地社区人群精神障碍的发病率及分布特点。同时，各国间也越来越注重交流合作，调查员的培训越发专业规范，流行病学调查的工具和诊断标准日趋统一，上述各种发展进步使各地的调查数据更具有可比性。

综上所述，我国精神障碍的流行病学调查应给予统一化的诊断标准，依据国际化的调查工具，结合本国实际国情，从病因进行分析，注意长期的预后研究及干预措施。由精神科专科医院作为业务指导，在社区康复机构的配合下，构建医院――社区一体化防治康复管理模式，使罹患精神障碍的患者早日康复，减轻社会及家庭负担，提高个体机体的恢复质量，提升患者生存质量，但此道路仍有一定的困难，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及大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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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的区别范文第5篇

关键词：社区重性精神疾病防治康复工作调查

Doi：10.3969/j.issn.1671-8801.2014.01.539

【中图分类号】R-1【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1-8801（2014）01-0365-01

精神障碍患者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一些患者客观上存在对自身和他人的危险性，因多数精神障碍患者得不到有效治疗，且在治疗上有一定的难度，导致社会功能残疾比例较高，使他们给社会和家庭及本人带来极其严重的危害和负担。康复是综合协调地应用各种措施，最大限度地恢复精神疾患的身体，心理，重返社会。为此我们开展社区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工作，在调查的基础上，采取防治，康复措施。

1流行病学调查资料与方法

1.1调查对象。塘栖街道所有常住户籍居民。

1.2调查方法。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的医生和塘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精防生组成，采用CCMD-3诊断标准，对在册的重性神疾病患者进行调查。

1.3资料处理。所得资料由精防医生填入全国精神疾病防治康复工作统一表，进行统计分析。

2结果与分析

2.1患病率：按全国残联规定的重性精神疾病患病率6.0‰，略高于全国流调的平均患病率。

2.2性别、年龄患病率：男、女性别在患病率上无显著差异，按年龄分组，≥60岁的老年人患病率均在10%以上，而

2.3各类精神疾病的构成比（表2）。精神分裂症患病率最高，占各类精神疾病总数69%，又是精神疾病中最为严重，其患病率和复发率最高，这部分患者又大部分时间在社区，所以社区防治至关重要。

大多数精神疾病，都需要长期服药，从调查发现，患者的服药率仅29%，其原因估计与患者的家庭经济相关，家庭月收入

3社区防治康复措施

社会化的工作体系，建立三级网络管理，按照全国精神疾病防治康复工作的任务要求，内容和方法组织实施，有效管理精神疾病患者，保障患者的治疗效果及康复。

3.1建立健全的三级网络管理。我区已经建立了社区精防工作的三级网络机构，并对精神疾病患者进行分级管理。对所有的患者进行危险性评估，按照病情的严重及危险性评估，分四级管理。

一级管理：医疗计划为主，每半月随访一次。

二级管理：从医疗计划开始，逐步增加生活职业能力康复，每月随访一次。

三级管理：执行医疗计划，制定针对性的生活职业能力康复计划，每两个月随访一次。

四级管理，半年随访一次。

3.2积极谋求各级政府部门对精神疾患的重视与防治工作的支持，做好社区患者的定期随访工作，使患者能够接受及时而又针对性的医疗指导和服务。

3.3动员家庭成员支持与参与精神障碍患者的康复活动。定期对家属们进行精神疾病本质、如何正确对待病人、减少疾病复发等基础理论教育，建立各种康复场所，对患者进行康复训练，同时进行健康教育和疾病咨询，使患者早日恢复家庭生活和社会功能。三年来，实践证明，实施精神疾病的社区随访和康复，能使社区精神疾病患者得到有效、经济、方便、综合、连续服务，也是精神疾病防治的方向。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