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的价值
人类学的价值范文第1篇
关键词 人类学；纪录片；文化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4）119-0027-02
人们通常将人类学纪录片理解为运用影视手段，来表现人类学的问题。纪录片成为了一种表现的工具和形式。而人类学成为了人类学纪录片这个概念的主要阐述对象，是在表达出人类的各种状态或文化等等。内容是决定人类学纪录片这个概念的关键。但是如果将人类学纪录片的这个词的重点放在纪录片上，我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对人类学纪录片进行一个分类。
单纯对记录片分类，我们可以分为政论片，时事片，历史记录片，传记纪录片，人文地理片等等。那么对于人类学纪录片，我从时间，空间和人三个方面进行了分类。第一，历史传记类纪录片；第二，人文地理类纪录片；第三，民间民俗文化类纪录片。
1历史传记类纪录片
在11年在上海电视节中崭露头角的一部传记型纪录片《发现少校》就是讲述了二战战场的场面以及远征军的伤感故事。揭开了封沉已久的回忆，让世人知道当年的悲壮以及真实的历史岁月。这是一部典型的历史传记型的人类学片。全片中，有当年老兵的真实经历，以及这段历史的再现回忆。再比如《》等这些也是典型的历史传记类型。
2 人文地理类纪录片
这类人类学纪录片的作品非常丰富。名山大川，建筑古迹，名城名镇都是典型的人文地理纪录片的素材。比如《故宫》《江南》《黄山奇观》这类型的纪录片主要记录了它们的形成，发展，改变等以及与之相关的故事，甚至还有消失或衰亡。直击它们的内涵，精神与意境。
3民间民俗文化纪录片
此类纪录片是我认为这三种类型中，最“亲”的一种类型。何为“亲”，就是指最人最贴近，带给了观众很多人文气息和社会影响。在如今的纪录片里，这种类型的片子也受到了很多导演的偏爱。尤其在中国，这个拥有56个民族的国家，每个民族的特色历史都是一段可以挖掘的宝贵资料。这类型的影片比如《客家情》《康巴婚俗大观》以及刘迅的《剪纸》。
从中国历年来的人类学纪录片归纳，基本上都属于上面三种类型。但人文本身就没有一个确定的条框。人们也试图在打破这些束缚，寻找新的突破。所以也有一些人类学纪录片结合了上面的两种类型或三种都有运用。比如田壮壮《茶马古道德拉姆》就是即讲述了民族的原生态的生活也讲述了大自然的神奇。
而谈到其功能价值，我将从以下几点阐述。所有的纪录片都运用了人类学知识，人类学已经不是曾经的体质人类学，更多的是广义上的文化人类学。所以纪录片它带给人们的是思考，是对人类文化的发现与探索。人类学纪录片属于纪录片的范畴，当然也同样具有这些功能，但是为什么纪录片都运用了人类学的知识，但却将人类学纪录片单独的分类出来呢？
曾经大家将纪录片与人类学纪录片进行了明确的区分，认为人类学纪录片不是单纯从内容上人类学，而是由人类学家对一些事物进行解释，是一种完全的科学研究记录。所以把人类学纪录片进行了单独的归类。
但是，我认为完全的作为记录这种方式虽然起到了记录的作用，但是却忽略了对知识的传递这项功能。很多内容由于过于专业化或者没有镜头语言的技巧导致很多人不愿意去看，去理解。如果是这样的话，将它变为影片保留下来也只是一张影碟，徒劳而已。大部分人都没有通过它去了解历史，也就根本失去了它对社会的影响。
我认为人类学纪录片需要掌握的是三个“度”，空间的广度，时间的长度，以及事件的深度。《茶马古道德拉姆》历经十几个地方，耗时四年之久，讲述了当地的民俗，民族文化。这就是一部典型的人类学纪录片。
所以，在我看来现在的人类学纪录片从科研用途已经慢慢的延伸到科研与观众接受相结合的形式了。在价值功能学说中，大家都一般都是从学术价值和审美价值来分析它的功能。这里分析了在功能价值中我认为最重要的两点。
3.1文化的传播功能价值
我认为这是现在人类学纪录片最重要的功能之一。从中国自身来说，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由于汉族文化的普遍性，很多其他相对小的民族性没有得以发扬，甚至是消失。人类学纪录片是用严谨的方式，甚至是田野调查法等各种研究方法去记录了各个民族的特点。这些影片的呈现，完全可以起到一个传播的效果，使得他们的民族文化得以继续发扬，也可以让其他民族去了解他们的生活。
从国际的角度出发，这些纪录片的功能是很显而易见的，中国现在正在迈向世界这个大舞台，五千年沉淀出来的民族有很多国外没有的历史文化。这些影片的留存可以让国际上了解中国的传统民族文化，了解其中的博大精深。所以人类学片的文化传播功能是至关重要的。
3.2保护传承文化的功能价值
对于人类学纪录片来说，这项功能也是重点。岁月流逝，历史变迁，很多事物是没有办法保留，又或是没有被重视去保留。很多重建的古建筑虽然保留了原有的样貌，但是真正值得研究的东西，已经消失，所以研究者们还是需要当年真实的情况。而人类学纪录片的存在，就是对当年完整的记录，这给我们现在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帮助。并且，现在很多被人忽略的文化遗址，因为一些导演的发掘，取材，拍摄出了大量的素材或成片，这些影片又起到的一定的社会影响，让人们开始去了解关注这个东西和甚至是保护。让这些即将消逝的文化遗产得以保留，没有遭到破坏或自然消亡。
在功能价值中，还有教育功能，审美功能等等。其实说功能价值，我认为只要是对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都是他的功能价值。人类学纪录片参与了人类发展的思考，人类的生存环境以及对社会生活的观察，换言之，一部影片它需要的是传达知识，传达文化，传达一种社会认识。
参考文献
[1]陈子丹，魏容.人类学片：记录民族文化的影像档案[J].档案管理，2010，2：40-41.
[2]郝跃骏.人类学电影学说及其流派分析[J].国外社会科学，1997，3：16-21.
人类学的价值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随着民族品牌一个个被国外企业并钩于旗下，引发了人们对民族品牌价值的思考.从经济人类学的角度，以马充忍劳动价值理论来分析民族品牌的经济价值，从人类学角度给予解释并阐述民族品牌发展片制度的依箱性。
1 劳动价值理论的评述
1.1劳动价值理论观点描述
劳动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劳动价值理论由商品理论、货币理论和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三部分组成。
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两个因素.其中，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但不是商品使用价值的唯一源泉。商品价值量的大小就是由其所凝结的抽象人类劳动量的大小来决定的.商品所包含的抽象人类劳动是劳动者的具体劳动耗费在商品经济关系中转化变成的结果。抽象人类劳动的凝结表现了主观具体活劳动耗费所产生的客观杜会效果—满足杜会需要的有效的劳动的含童。
商品的价值量同样由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来计量，取决于生产商品是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交换要按照价值量相等的原则进行，即等价交换.价值规律对生产和交换活动起着支配作用，通过价格的运动来表现。而价格的运动又离不开竞争机制、供求机制.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市场的调节产生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弱点和缺陷，这需要政府采取措施，把市场经济下价值规律的调节机制的消极影响减小到最低限度。
1. 2从经济人类学的角度对价值理论的评述
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论的时代是人类社会工业化、市场化的初期，其目的是为划清劳动与剥削的界限，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特点和基本矛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价值创造过程中，除资本、土地和劳动力外，先进技术、科学知识、经营管理和信息等已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生产因素.尤其是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它的不断创新与推广对社会财富积累的贡献越来越大.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的“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进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已造福于民”.科学技术对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创造具有重大的作用，通过人这一劳动主体把科学技术融人到其他生产要素当中来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效率.从而产生出多倍的劳动生产率的劳动者创造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也即科学技术的运用使人类的劳动不断地起着自乘的作用.现代企业要在市场经济中立足，更需要通过改进技术，改善经营和管理以提高劳动生产率。
制度作为创造使用价值和价值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它的产生不过是把社会价值共意得到一种稳定性存在的保证，把道德秩序转化为一种权利秩序，它为社会的共同价值标准和交换行为规范、组织原则以及知识技能等等的人类发展的创造物，提供了一个基本的世代承续的社会机制，保存了人们交换行为和关系的模式，并且通过使价值共意合法化和固定化，而扩大了社会交换的范围.这种外部意志的强加力协调着人们的行为动机，并促进或阻碍价值的创造。例如，我国当前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股份制逐渐成为公有制主要形式，在不断完善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对劳动者创造价值有激励作用。
2 民族品牌的价值来源及构成
2.1从商品的二重性粉民族品牌的价值来源
(1)从商品的使用价值分析。
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能够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的劳动产品。马克思在这里就强调了满足人们需要的是物的客观存在.物的这种“有用性”离开了商品实体就不存在了.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商品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层次分为五个层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受人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这既包括物质的，也有梢神的，还有社会的。从另一角度看，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概念从另一角度分析了商品对消费者的满足.“一个人”对一物所付的价格，绝不会超过，而且也很少达到他宁愿支付而不愿得不到此物的价格.因此，他从购买此物所得到的满足，通常超过他因付出此物的代价而放弃的满足;这样，他就从这购买中得到一种满足的剩余。他宁瓜付出而不愿得不到此物的价格，超过他实际付出的价格的部分，是这种剩余满足的经济衡量.这个部分可成为消费者剩余”.这种消费者剩余既可能是商品本身所具备的，也可能是消费者的“发现”，还可能是消费者的心理感受.
民族品牌的“有用性”承载于其产品上满足消费者的物质需求的同时，在买方市场的今天，消费者购买民族品牌更多的集中在精神和社会需求层面.人们在购买民族品牌享受其基本的“有用性”的同时.更能够感受到爱国主义，振兴民族产业.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品牌走上全球化品牌的趋势的欣慰。可以说，消费者在购买民族品牌所得到的精神和社会层面的上满足，远远高子他所为此支付的价格，也远远高于一般商品所提供的“消费剩余”。
(2)从商品的价值分析.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告诉我们，商品的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即“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人的筋肉、神经、脑等的一定生产消耗”.这种劳动耗费的量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算的，即劳动时间的长短决定商品价值的大小。这里说的商品的价值高低对来说，既表现在商品的内在质量和基本功能上，也表现在商品的外在质量和辅助功能、美学功能上;既表现在商品带给人们物质需要满足程度的差异上，也表现在商品带给人们精神、社会需要满足程度的差异上，也表现在商品带给人们的精神、社会需要满足程度的差异上。民族品牌与非民族品牌以及其他非品牌商品的本质差别即在于劳动投入量与数量的差异。由于人们对民族品牌商品投人的劳动从质和最两个方面都高于非民族品牌商品的投人，因此品牌商品就包含更多的价值和交换价值，就能满足人们更多、更高从层次的需要。
2. 2民族品牌的价值内涵与构成
(1)民族品牌的价值内涵。
品牌价值的内涵可以界定为被消费者认可的品牌所赎予产品的物理功能上的情感和体验附加值.由于其能够为企业带来超额利润，所以它作为一种无形资产是企业总资产的著称部分之一在既定的劳动投人条件下，民族品牌价值取决于生产者特殊劳动投人和市场认可的契合程度。本文主要谈及民族品牌的文化内涵.
品牌文化的积累使得产品不仅仅作为实用价值的载体而存在.更使得产品在内涵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品牌文化更是以一种价值符号来传到产品的理念、价值观念和特殊效用.并得到消费者的广泛认同，进而转化为品牌的经济价值.
(2)民族品牌的价值构成.
从传统的角度看，民族品牌价值的构成要素不仅包括资源组成、技术工艺、文化特征、广告与形象等也包括安全性、实用性、特殊性所带来的效用(包括生理和心理).民族品牌价值和其他品牌价值一样，生成过程本质上并无差别.所不同的是，民族品牌价值中更多的包括劳动者的复杂劳动.本文主要讨论民族品牌的经济价值.
王成荣在其著作《品牌价值论》中运用品牌经济价值曲线分析了品牌价值的构成，认为品牌价值大小取决于生产者者特殊劳动投人量与市场与社会认可程度的契合点.当两者值较高时，经济价值也就越大.反之亦然。但是当前者值较大，后者值较小时，民族品牌经济价值较小，甚至为负，当前者值较低，后者值较高时，民族品牌经济价值较大.所以.我借鉴王成荣的品牌经济价值构成理论来说明民族品牌经济价值构成，并认为民族品牌价值在其经济价值构成方面与传统品牌的经济价值并无差异性，只是民族品牌更能使消费者从产品的消费过程中得到更高层次的梢神效用(民族自豪感、荣誉感等).
3 民族品牌发展的制度性依赖
制度作为价值共愈合法化或者说一种社会的游戏规则，必然会对经济过程产生影响.经济主体行为在不同的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制度等约束下将产生不同的结果，因此，制度要素在经济过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核心地位。
3.1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对制度的依翰
产品和服务是民族品牌的载体，也是民族品牌经济价值增值的核心.产品创新是民族品牌提升的第一组成部分，它主要集中在新产品的开发、新包装的设计与运用、新技术的创新和运用、新产品的市场推广等方面。服务价值也是构成民族品牌价值的有一个组成部分。良好的服务质量创造良好的品牌形象，也可以使产品因良好的服务而增值。
民族品牌在产品和服务的创新过程中投人大量的生产资源、技术、资金和信誉保证等以使民族品牌经济价值得以实现。在这一过程中，制度因家无不为民族品牌提升给予支持和保障。制度是以对努力成果的承认和保护，来建立激发努力的激励机制，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来源的。在一个封闭性的制度模式中，最重要的发展基础，或许就取决于经济主体的努力程度;而在一个开放的制度模式中，其他因素的介人，或许在某些情况下，会比努力程度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如政府对先进技术引进的激励、对高级人才的优惠待遇、以及其他的政策性支持和财政倾斜.
这些年来，大家目睹了我国众多民族品牌如健力宝、活力28、乐百氏等等本土品牌一个个被外资收人囊中之后，汇源的举动确实触动了国人敏感的神经。这些民族品牌的消失殆尽无不反应了当前国内民族企业发展的艰难和政府对民族品牌重要性的重视程度不够。因此，政府应基于民族品牌发展更好的环境和关怀，以必要的合理的措施保护民族品牌的发展壮大.(1)政府应主导国家品牌计划，扶植优势产业区域、产业集群重点突破。(2)制定一系列完备的政策性保护和扶植措施.(3)政府从长远利益考虑有必要干涉国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民族品牌与外国品牌的并购。
3. 2民族品牌营销传播创新对制度的依翰
除了民族企业产品本身的创新，对民族品牌进行有效的营销传播活动同样是提升民族品牌经济价值的重要途径。民族品牌营销也需要投人资源，而资源是价值转换的前提。制度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在民族品牌传播过程中也担任重要的角色.制度对信息资源获得的可能性以及获得的效率直接影响了民族品牌传播的速率和传播广度.因此，政府应该建立和完善信息平台，为民族品牌发展提供必要的信息，借鉴很多发达国家在利用首脑外交渠道为自己的企业在海外拓展市场的做法，开放国家外交资源，扶植企业走出去，塑造国家形象.
3. 3民族品牌文化创新对制度的依赖
人类学的价值范文第3篇
音乐人类学概念及其在中国音乐学术界引发的反应与30年前南京会议引进并倡导的民族音乐学非常相似。正如近期有关学者所描述的那样，“自Ethnomusicology进入中国以来，对其译名、学科称谓、研究对象、范畴、学科属性以及与固有的中国民族音乐理论的关系进行了一系列探讨乃至争议，三十年来方兴未艾”。②时至今日，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是，这些断断续续至今仍纠缠难解之题究竟是必要的概念之争或是无谓的折腾？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认识“音乐人类学”的性质？
“音乐人类学”倡导者多将其作为一个新兴的引领潮流的学科来推行③。在早期阶段有一些学者曾提倡以它替代中国同类学科——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由此还引发出了不同意见的争鸣④。而困惑怀疑的学者们也更多是从观念、方法和内容方面去思考，诸如对其“非本土化”、“非音乐化”等症结的批评等。各方学者的讨论中都还没有深入思考或翔实论证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即“音乐人类学”究竟是不是一门学科？似乎这是一个不言自明、不需深究的问题。然而，很多事实已在逐渐表明，“音乐人类学”究竟是学科或只是方法论，实在是一个值得大家重新思考论证的关键点，只有弄清楚这点，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有关纷争和迷惑，才能合理地定位其归属并恰当地认清其“本质”。
一、音乐人类学是学科吗？
我们要弄清音乐人类学是不是一门学科，先要弄清什么是基本的学科概念，再考察音乐人类学的当前状况是否具备了通常学科的条件和要求。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有关学科的定义表述诚然是多种多样，但也有大家一致公认的内容，归纳起来不外乎有两个含义。其一指学术的分类，即一定的科学领域及其不同层次的分支，以及相应的特定知识系统及其知识子系统。
另一个含义是高校教学科研的功能单位，是对高校人才培养、教师教学、科研业务隶属范围的相对界定。
具体地看，构成一门独立学科的基本要素主要有三点：
其一，研究对象，即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
其二，理论体系，即具备由独特的概念、原理、命题、规律等所构成的严密的逻辑化的独特的知识体系。
其三，方法论，即学科知识体系的生产方式。
简而言之，构成学科的最基本条件是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作为知识体系的分类，不同的学科就是不同的知识体系及其子体系。学科具有层次性。如艺术学，是最宏观的学科概念，其下又可逐层分类：舞蹈学、音乐学、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与此并列的有“音乐史学”、“音乐教育理论”、“音乐美学”、“作曲理论”等等)。到了音乐学及其以下层次的学科概念，通常也与人才培养单位重叠，而可称之为专业，如此等等。
学科与专业概念紧密联系，二者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专业指专门研究、专长、特殊的职业或技能。
专业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专业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和专业人员。培养目标即专业活动的意义表达。课程体系是社会职业需要与学科知识体系相结合的产物，是专业活动的内容和结构。课程体系的合理设置与否、质量高低、实施效果好坏又直接影响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状况。专业人员主要包括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专业以学科为依托，有明确的定位和目标，有完整的知识体系。
简而言之，专业的基本定义是专门人才培养的运作体系，核心是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
学科与专业所追求的目标是不同的。学科发展的目标是知识的发现和创新。学科以知识形态的成果服务于社会，一般称之为科研成果，科研成果又可分为科学型和技术型两种。专业的目标是为社会培养各级各类专门人才。学科与专业目标的区别表明两者之间具有不可替代性。学科与专业并存是高校的一种特有现象，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专业是学科承担人才培养职能的基地；学科是专业发展的基础。一所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如何，取决于其学科、专业水平。
总而言之，学科偏重知识体系，专业偏重社会职业领域⑤。
知识构成一个学科要满足最基本的三个条件，一是具有知识体系及其分支科目，二是要成为高校人才培养的功能单位，三是要与专业紧密结合，相辅相成。
对照以上学科构成的基本条件，我们不难发现，音乐人类学要成为名副其实的学科面临着以下几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1.研究对象过宏而不具独特性
音乐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一开始就有包罗万象之意。早期的“比较音乐学”、“民族音乐学”以“非欧体系诸民族音乐”为主要研究对象，具体内容从实践性的英美民歌、黑人灵歌、美国爵士乐、乐器比较、原住民音乐到理论性的音分说、音乐起源说、反欧洲中心论等。后来的“城市民族音乐学”和“音乐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更有扩张，广泛涉及到城市移民社区音乐、城市专业音乐与歌厅流行音乐等，甚至涉及音乐史学研究。可以说，民族音乐学或音乐人类学几乎涉及到通常音乐学学科概念的所有内容。以至早期阶段的很多民族音乐学家都觉得此学科已与音乐学相等，最终会消失而变成音乐学⑥。确实，其研究对象宏大到包含了多个国家多个学科的内容，其结果是难以构成独一无二的研究对象，不具有不可替代性。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不难设想，如果一个“学科”的研究对象涵盖了其它学学科的领域(事实也大致如此)，那么它自身能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就值得考量了。
2.研究目标过杂而难成体系
对象过于宏大必然导致研究目标的杂散而缺乏体系性。从实际运作的情况来看，音乐人类学的具体研究目标往往铺散于两个大的方面。
一是仿佛与人类音乐相匹配的“世界音乐”。虽然世界音乐看似是一个研究实体目标。然而这个目标仍然过于庞大，在实际操作上仍难以达到学科的要求，也只有两种可能的选择。
其一，择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进行较深入的研究。如果以学科水准来要求，即使一个高水平的音乐家或学术团体毕其一生精力，要穷尽一个国家的音乐已非易事。但这类研究又并不是真正“世界 音乐”范围的学术研究，这类单一民族、国家音乐的学术研究，与国别研究相重合，又造成学科概念的混乱。
其二，真正囊括世界范围的各族各国音乐，但目前的实践经验证明其很难称得上是学术研究，基本上都是二手三手资料的集成编辑，国内一些推行音乐人类学课程的高校中将日本电视台的采录编制的节目(JVC)直接搬过来作教材使用者也不鲜见。因此，这类实践更多只具有音乐欣赏的意义而远不能达到“研究”的水准。
另一方面的研究实践更象是各自为战的游击战，学者们依其擅长领域而自行确定研究目标，因而缺乏整体上知识体系的相对统一性。
如以笔者在美国考察所知，各高校的音乐人类学或民族音乐学学者们所涉及的研究目标显得相当杂散，诸如江南丝竹、移民音乐、潮州音乐、印尼音乐甚至明代音乐史，都在其研究之列。有些仅在中国音乐院校进修了几年中国传统音乐的美裔学者，回到美国就俨然成为民族音乐学的大家⑦。而在中国国内来看，音乐人类学者的研究目标更多涉及中国各地民族民间音乐，但这类研究显然又与中国传统音乐学科研究目标相重合，不同之处只是更强调文化描述内容而已。杂散的研究目标与研究对象的过分庞大相关，很难凝聚成学科水平的专门研究。
3.缺乏特定的知识体系
对象的庞大，目标的杂散，必然导致另一个涉及学科的关键问题：缺乏自身的知识体系，最明显的标志是至今尚未构建起基础课、专业课等课程体系，更无一部得到公认的基础及专业教材。如此现象的根本原因，即是音乐人类学缺乏独此一家的知识体系。
能够体现音乐人类学专业知识的内容主要是散见的各种论著形态，其表述的基本内容是各种理论、观念和方法，而且这些内容更多偏重的是人类学、民族学等非音乐学科的知识。诸如局内人、局外人、田野考察、思想、行为等观念性和方法论的内容。
如音乐人类学论著时下流行的一种研究命题是“音乐人类学视野下的XX研究”，这类研究显然并不是音乐人类学本身的内容，而只是将音乐人类学作为一种视野或角度。这一研究模式与其说不像研究音乐人类学本体，还不如说它本来就缺乏本体的知识体系，它自身没有什么可值得研究的。
若与中国传统音乐学科比较就可明显看出问题所在。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学科(早期称为民族音乐)真正建立的时间并不长，以20世纪60年代中国音乐研究所组织全国高校专家编著《民族音乐概论》算起，也仅有半个世纪。但目前已建立起了完整的从学士到博士的课程体系，出版了大量的基础与专业教材，论著成果更是汗牛充栋。已拥有自己的知识体系，从音乐体裁、歌种乐种曲种分类、音乐分析技术、音乐色彩等具体形式研究到音乐审美风格的抽象分析，都包含了非常丰富的专业知识，足以构成特殊的专业学习科目，需要经过多年的学习才能掌握。
缺乏知识体系，就失去了构成学科的具体内容。实施教研时就不得不另寻它途，或大量使用非音乐学科知识来支撑装潢，却又引发了学科归属的问题；或多谈国外的理论方法观念，却既难满足培养专才的教学内容和时间，又会失之空泛虚浮而至枯燥乏味；或研究具体的民族音乐，又与中国传统音乐学科教研内容相重合。
若稍稍考察一下学科建设的多年实践经验，持时已愈30年的音乐人类学所作的努力也不令人乐观。早在30年前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倡导者已在音乐学院尝试建立专业系科，却无疾而终。近年“音乐人类学”倡导者也在进行同样尝试，目前仍无实绩呈现。非不为，实不可为也。
二、作为学科的音乐人类学
现在我们不妨从理论与实践的层面来观察，将音乐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来推行又会面临一些什么难题。
1.学科梯队问题
任一学科通常都有从本科到硕士到博士的培养人才的完整梯队系列⑧，并有一以贯通的从低到高的知识技能的系统传授和学术成果来支撑。然而，目前音乐人类学人才培养机制只有博士生或博士后这个最高层次，而基础性的本科和培养专才的硕士阶梯基本上是空白。这意味着此学科的专门人才是直接从博士阶段开始培养，而进入这个阶段的人才来源可能是非本专业甚至是非音乐专业的学生⑨。换言之，这些人才在进入博士阶段前尚未经过音乐人类学专业的系统训练。这样的培养序列是否合理？学生们能否胜任博士阶段的研究任务？另一相关的致命问题是，是否存在只有塔尖而无塔身塔基的学科专业？都值得深思。
2.研究重心问题
音乐人类学的研究重心多强调文化。谈文化为高，轻视音乐或淡化音乐。不少相关论著多以“XX音乐与XX文化”、“音声背后的XX文化”等等为标题，看来音乐是关键词，但是行文中关于音乐的描述分析多一晃而过，更多谈的却是文化或其它学科的内容。这类论著中很少看到音乐本体的专业研究，也很少看到文化与音乐的有机联系。这类研究现象引起不少学者的忧虑，有学者批评之为“音乐形态，本体消解”，认为其夸大了考察对象的“文化”构成而简单化、片面化理解音乐中“文化”构成的现象，轻视音乐本体分析技能和“音乐事象”特征甚至还持藐视态度，从而逐渐形成一种重“文化”轻“音乐”的貌似高深的奇怪思维方式和表面化的研究操作模式，这就有意无意地误导了本学科的部分学习者，以为“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主体仅仅是“文化”而非“音乐”。在迄今所见的大部分民族音乐学研究论文和成果中，已经有数量不小以“文化分析”代替音乐分析或脱离音乐事象分析的“非音乐化”论文出现⑩。
研究重心偏移到文化后，直接牵涉到专业教学内容的布局。作为音乐学的专业，实际教学内容却更多是非音乐知识，最终可能丧失音乐专业性。如此引导学生往往不愿意在音乐专业上狠下工夫，醉心于涉猎其它大文化学科的知识，然而其“文化学”的底子最终又难为其它学科所认可。长此以往，音乐学术研究的可持续性和学生的就业也会成为问题。
实际上音乐人类学也好，民族音乐学也罢，其教研内容到底都还没跳出人类学、民族学的范畴，但人类学、民族学提供给的只能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而不是重新组合成一门新学科。
从实践经验来看，音乐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至今并未取得有效的学科验证范例。中国民族音乐学的一位资深专家曾耗费 漫长的时间用人类学方法研究云南基诺族音乐，试图以此证明学科方法的先进性，然而最后出版的成果在音乐界却几乎无人知晓。这个结果已很能说明问题了。
3.研究学风问题
不具备学科基本条件而又将其作为领潮的学科来推行，就容易促成一些不良的学风产生。
如尚空谈之风。一些学者乐于译介国外的“时尚理念”而甚少将其与中国音乐实践结合，甚至这些“时尚理念”在国外究竟有无成功实践亦不作深究、无可奉告。坐而论道，玄奥高深却无处落实。理论成了无矢之箭或装潢门面之物。这种空谈玄谈理论而不联系实际的学风已招致一些批评，有学者认为这种学风“着实在一般青年学习者中造成了学风方面的不良影响”。该学者并援引作曲家鲍元恺先生的感叹：“‘某民族音乐学教师从不接触实际的音乐现象，他告诉我说，他是研究民族音乐学方法论的，没有必要和研究对象打交道。’这种没有具体音乐对象的音乐学理论与方法学来何用？也不知它是否已经忽悠了相当数量的民族音乐学学习者和懵懂青年。”(11)
其实，忽悠的岂止是懵懂青年，一些资深学者也为之困惑不已(12)。就因为其后缀了一个“学”，又产生自欧美，不少音乐学者以为它是一个高档的世界性的学科，乐于将与之有颇大差异的、自成一体的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归入其旗下。由此在理论界造成不小的认识混乱和误区。不少学者试图理清这些学科名称的含义而始终不得要领。说民族音乐学与音乐人类学是两个东西吧，其相同的地方又太多。说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与音乐人类学是一个东西吧，其相异之处又太多(13)。特别一些年青学子往往为之绞尽脑汁地无尽折腾，浪费了不少的脑力和宝贵时间。那些以玩概念游戏为乐者恐怕也是导因之一。福兮祸兮？似应引起反省了。
由此，玄谈之风盛行。一些学者喜欢在概念上做文章，或生造概念，将简单事相说得玄虚“深邃”、捉摸不定。如近年有学者提出“音声”的概念，其定义“指的是一切仪式行为中听得到或听不到的音声，其中包括一般意义上的‘音乐’。由于理论方法上的局限所至，民族音乐学对信仰体系中“音声”的研究范围，暂时只能主要顾及听得到的器声和人声两大类音声。”(14)这个概念的“新意”是在通常已知的音乐和吟诵调哭诵调概念基础上增加了“听不到的音声”。然而旋即又说明这种“听不到的音声”并不纳入研究范围。那么，一个新学术概念中唯一新的内容却并不准备去研究它，这样的“新概念”创造拿来何用呢？值得深思的是，正是这类玄虚的无法研究的新概念，却为一些学者不加思考地引用，偏离了独立思考的学术原则。似乎说得越玄，越让人看不懂就越高，这样的学风岂不贻害。
再如求大求洋之文风也渐涌起。一些论著多热衷宏大主题叙事，诸如人类音乐、地球村、前现代、后现代、后殖民等话语，要么是欧美各种最新哲学观念概念，或是人类学、文化学、民族学的最新理论概念。似乎涉及的学科越多、语气越大、名词越新、水平就越高。这些抽象理论不是不可以学习借鉴，但问题是从中却很少见到对具体音乐事象的描述研究，也少见具体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更不见这些宏大叙事与音乐实践的关联性。这种求大意识，与胡适早年提出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务实研究取向相去甚远。
一些论著几乎以译介国外新理论占据了主要篇幅，从音乐人类学到哲学到人类学到民族学到文化学，但却很少见到批判的话语和独立的见解，似乎只要是洋的就必然是好的，只要是别的学科就必然是先进的。借鉴国外其它学科理论本无可厚非，也是应该做的。但问题是我们往往很难见到这些理论与中国音乐实践的结合点。似乎只要把洋理论搬过来加以注释就马到功成了。我颇怀疑，如果这类论著老实将别人的理论或描述一一注明出来，还能剩下多少自己的原创内容？难怪近年来有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为“新理论搬运工”。“近些年来，美国音乐学界的种种成果和不同思潮被源源不断地介绍到我国来，这是一件好事。我们应很好地向美国同行学习，对这些成果进行分析之后，再加以借鉴、运用、采纳，而不能盲目地追随几个侨居海外的、以学术规范的执行人自居的‘新理论’‘搬运工’，不加分析地模仿和附和。”(15)
以上学风的形成原因复杂多样，在我看来，将音乐人类学视为学科推行是一根本原因。
三、音乐人类学是一种方法
其实，从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主张和相关论著来看，其内容更多是人类学或民族学的方法论范畴。
我们只需稍稍观察一下Ethnomusicology倡导者的表述，就不难发现有两个特点。其一，认识不统一，或因中文翻译的不同而将其理解为两个不同学科，造成不必要的纠葛；或认为其是学科，但属人类学或属音乐学又各执其词；或认为不是学科，如此等等。其二，倡导者虽然在理论上主张其是学科，但其论著的研究内容和定性上大多是将Ethnomusicology定义为方法。下面我们不妨浏览一下相关的定义性表述。
“民族音乐学……是以一种特殊的角度，或者叫立足点、着重点为其主要标志。它将音乐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从音乐的文化背景和生成环境入手进一步观察其特征、探索其规律。”(16)
“将音乐当成一种文化，把它放在整个社会文化背景中去进行研究的方法……”(17)
“笔者更倾向认为Ethnomusicology是一种观念和思想，而不是学科……为集中讨论译名和称谓问题，以免衍生不必要的其他论题纠缠，在此姑且称Ethnomusicology为学科。”(18)
从以上表述中不难看出，Ethnomusicology代表学者也是将其作为一种研究的方法、观念和思想来看待，甚至已明确表示它不是学科。
有学者从研究重心和知识体系的角度对音乐人类学的学科性质进行辨析。指出：“‘音乐人类学’研究的主要方面不是音乐，音乐学院一般也没有条件为学生提供人类学训练，音乐学院的教师也不是人类学家。”(19)主张“音乐人类学专业应当放在人类学、民族学或民俗学的系科中，由这些学科的学生学习，由人类学家进行研究”(20)。这个观点正确表明音乐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重心在人类 学领域。但它究竟能否成为一门人类学的学科则有待验证。如果音乐学家不宜作音乐人类学的研究，那么人类学家的可能仍然很小。因为音乐的专业性很强，人类学家实际上很难真正深入研究音乐，也很难培养这方面的专才。
以上问题可证明，音乐人类学引入中国30年来引起争议和迷茫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其学科性质的误认，它实际上并不是学科而只是一种方法论。固然，学科与方法是交织的，任何学科都要运用多种方法，而方法的运用也离不开学科这个实体。但是，方法并不等于学科。正如音乐人类学的早期阶段称为比较音乐学，但那也只是说明当时运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我们不能就此认为比较音乐是一门学科了。关于民族音乐学或音乐人类学的研究现象，也应作如是观。
认清这个关键问题，不仅可以化解许多无谓的讨论和争议，更因为符合了其本身的特点，才可能正确地认识它、借鉴它、运用它。
对于音乐研究而言，可将音乐人类学视为一种新的方法、思想、观念，而不是将它作为学科来认识和推行，否则，就会把音乐淹没在浩瀚的文化事象、材料和概念里，把音乐演绎成许多文化的故事，从而导致文化成为主体而去音乐化。
将音乐人类学作为一种方法，自然就应该坚持以音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目标和基本内容，用人类学的材料和观点来拓展研究的视野和途径。
只有在这样的认识论前提下，音乐人类学适得其所地明其位置，才会为音乐研究带来有益的东西。
首先，它将提供一种博大的音乐学研究范围，什么音乐都可以纳入研究；由此跳出狭隘的专业限制，使民族音乐研究的范围更加广阔。
其次，它可提供博大的音乐学研究的文化视野，把音乐与民俗、宗教、神话、哲学、历史等文化要素看成是彼此联系相互制约共同发展的有机整体，音乐生长在这样的文化土壤里，从而也产生相应的文化功能。在这个研究视野中，特别强调的是要研究音乐与其它文化背景的关联性。这样的研究思路，可以将“音乐如此”的形态学研究发展到“为什么如此”的研究阶段，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深入认识音乐风格形成的机制和原因，从而理解音乐与大文化的相关性和特殊功能。
再次，它强调融汇贯通多学科知识来研究音乐的方法，这就跳出了学科的褊狭。这种跨学科联系的学术原则，为传统音乐研究提供了借鉴更多观点和资料的可能，从而扩展研究的手段和思路。
最后，音乐人类学强调田野考察的经验也为音乐学研究提供了一些精细的观念方法，展示了更辩证的思维，不光关注个别性的音乐现象和思维，更多关注普遍性的现象和思维，以获得同时具有音乐和文化意义的资料。
正是由于人类学在相当程度上拓展了传统音乐研究的领域、视野、方法和观念。最终使得音乐研究在借鉴其它学科观点资料的同时，还可能以音乐深入研究的成果而为其它学科提供新的内容和观点，从而提升音乐研究在大文化研究中的地位和功能。
但必须指出，方法不是万能的，任何方法都有其局限性，用得过分，用得不合时宜，都会违背初衷，走向反面。音乐人类学的方法也不例外。如过度地强调文化研究，过度地强调跨学科研究，就会主次颠倒，使音乐主业淹没在文化的汪洋大海而异化。人类学讲求贯通，但贯通的学术原则必须以专科的知识体系为基础，没有专科知识而又强作解人，势必变成一堆杂乱材料的无主题堆积。联系的原则变成了相似性的附会，成为一些学者偷懒取巧的途径，促生“音乐与文化两张皮”的简单拼贴现象。
强调人类学方法容易出现的另一偏差是对音乐审美性艺术性的忽略。音乐是“有意味的形式”，说破意味是必要的。但首先应该将形式研究清楚，再说其意味。近些年来一些音乐学者乐于往形式里放置意味——文化学的、人类学的、民族学的，却不先认真地研究好音乐的形式特点。特别是一些青年学子，还未打好音乐描述分析的基本功，还未掌握好比较系统的音乐知识，就急于进入文化分析的阶段。殊不知中国传统音乐尚有许多奥秘等待探索，尚有许多基础理论和知识等待研究总结。文化的研究有其特定的功能和目的，应该与音乐研究结合起来。
人们之所以忽略形式，是因为真正的音乐形式研究是艰难的。然而越是如此，我们越应呼唤音乐学研究应提倡返归音乐返归形式。因为形式研究不仅是有难度的，更是我们份内之事，其它学科并不能真正完成这个任务。
四、结语
音乐人类学本身并不是乏善可陈，但或许将其视为一种研究方法来运用，它才能适得其所，发挥积极作用。
“音乐人类学”创建推行欧美，有其历史和国情的特殊需要。中国音乐的理论实践具有自身的传统和成效，不必完全照搬欧美学者的作法。讨论音乐人类学的学科性质并不仅是理论概念之争，而关系到一些重要的现实问题。
首先，澄清了他的性质，可以避免理论认识上的迷茫和混乱，不必将宝贵的精力时间浪费在诸如与中国传统音乐学科有何异同，是涵盖或代替等无谓争论上。
其次，也更重要的是，使音乐人类学名实相符，就不会动摇中国音乐学者坚持自身研究传统的信念，而将其正确地放在方法论借鉴的位置上，由此扩展我们的研究思路和观念，发展和完善“中国的、传统的、音乐的”研究方法和道路。
音乐人类学传入中国的发展空间和效应将决定于中国学者的正确认识和正确运用。
*本论文为2011年11月17日至20日在西南大学召开的西南大学音乐学院、西南大学宗教音乐研究所主办的“首届传统音乐与当代中国(重庆)”学术研讨会上的大会主题发言。
注释：
①音乐人类学，ethnomusicology的英译，实即30年前引入中国音乐界的民族音乐学，虽然近年有学者力辩两者是不同的学科，有关论述详参杜亚雄《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载《中国音乐》2009年2期；洛秦《称音乐人类学还是民族音乐学——论学科认识中的译名问题及其“解决”与选择》，载《音乐研究》2010年3期。但笔者认为两者在研究的对象、观念、方法和重心等方面并无实质区别。当代国外音乐人类学的领军人物也认为两者并无区别，故实无必要另立门户，将简单问题复杂化。本文凡论述音乐人类学这个概念时，一般将其与民族音乐学等同看待。
②洛秦《称音乐人类学还是民族音乐学——论学科认识中的译名问题及其“解决”与选择》，《音乐研究》，20 10年3期，第49页。
③洛秦《音乐人类学专栏》，“近年来，随着音乐学大学科在中国的蓬勃发展，音乐人类学在众多学者的参与和关注下，学科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对国外新兴学术观念的解读、本土理论和实践的积累和丰富、研究视角和领域的多元化和不断更新、优秀论著不断涌现，以及人才队伍的壮大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令人关注的是，频繁及高质量的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极大地推动了学科发展。”《音乐艺术》，2009年4期。
④杜亚雄《“民族音乐理论”不是“民族音乐学”在我国的发展阶段》对争论双方的意见有详细的描述和分析，《中国音乐》，2006年2期，第8页。
⑤以上综合参考baike.baidu.com/view/145919.htm“学科”、“专业”词条。
⑥详参中国音乐学网，emus.cn/?uid-41144-action-viewspace-itemid-44426。
⑦目前美国音乐学界仍以民族音乐学的名称为主流，也有院校或学者标示音乐人类学旗号，但其理论和方法的基本主张实无二致。据笔者近期与杜亚雄先生交谈所知，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有音乐人类学系，亦是仅有之例，且其师生并不真正研究音乐，也不具有音乐知识和技能，只是以音乐事项为切入点，研究民俗问题。
⑧从国内其它学科建设的实践经验来看，也有极少数学科先行建设硕士或博士生学位课程，但这究竟是特例，而且其学科建设目标仍然是要完善到本科生学位。
⑨这种情况在目前的教学实践中是比较普遍的。
⑩伍国栋《得失有三思，皆可以为鉴：民族音乐学理论及方法传承反思录》，《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第16页。
(11)同前注，第15页。
(12)董维松教授是最早倡导“民族音乐学”的学者，后来逐渐发现其研究的重心、方法与他原来从事的中国传统音乐差异甚大，遂在困惑中表示不愿再列入其旗下。董维松《重提“民族音乐”及其学科名称问题》，《中国音乐》，2008年第2期，第13-15页。
(13)笔者在《民族音乐学在当代中国之命运》一文中对此作了必要的澄清和辨证，基本观点是，民族音乐学与音乐人类学是一物，而不必要强分为二，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与音乐人类学有很大差异，不能混为一谈，否则会造成无意义的理论混乱。见《艺术百家》，2011年6期。
(14)曹本冶《思想—行为：仪式中的音声研究》，《音乐艺术》，2006年3期.第91页。
(15)杜亚雄《为建立民族音乐学的中国学派而奋斗——纪念“南京会议召开”30周年》，《艺术百家》，2010年3期，第105页。
(16)同前注，第103页。
人类学的价值范文第4篇
关键词：劳动价值 生态价值 生态经济价值
一、生态价值论:与劳动价值论共同构成经济价值理论体系
将经济与价值联系起来进行哲学思考，马克思做出了杰出贡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揭示了经济与价值的关系真理。从历史的角度来说，马克思的价值论贡献是伟大的，主要在于劳动价值论。当考察当下人类遇到的环境与经济关系问题时，我们发现仅仅以劳动价值论来说明现时代的自然资源、劳动、经济、价值之间的关系是远远不够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就当时的研究条件和应用条件，重点揭示了微观领域的劳动价值关系，对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作出了近似于忽略不计的处理。随着经济学的深人发展和人类经济生活的拓展，经济价值已经远远超出了劳动范畴。
马克思在其《资本论》(第一卷)中引用威廉·配弟的话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马克思在这里承认了经济财富的全面价值来源在于人类劳动和土地等自然资源。遗憾的是马克思赋予了劳动以价值，却没有赋予土地等自然资源以价值，而仅仅是承认自然资源的使用价值。“一个物可以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在这个物并不是由于劳动而对人有用的情况下就是这样。例如，空气、处女地、天然草地、野生林等等”。使用价值与价值是不相容的关系。
由于自然物的使用价值是无法计量和难以比较的，而经济学基本上沿着数学化的方向发展。长期以来经济学的发展没有重视自然资源，不仅仅是因为其与人类劳动的区别，还因为其不容易量化和比较的特征。自然资源作为一个既没有价值当然也不能以数量进行比较的财富来源，在经济学发展的第一阶段被忽略了。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作为后来者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前人的理论创造，也不能无视现实的要求。立足于现实，从逻辑上说，生态价值论是劳动价值论的补充，二者共同构成经济价值理论体系。我们仅仅从劳动创造价值的角度来谈自然资源的价值是不合适的，因为劳动价值论的学术前提与生态价值论是不同的。比如说，以前人们说自然资源是没有价值的，该结论显然是从劳动价值论出发的。自然资源没有价值，是违背常识的。中国的《现代汉语词典》等辞书都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当作价值的第一含义，现在看来，这些解释都将价值的含义作了狭隘的理解。相反《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把价值的常识理解当作价值的第一含义。"value :quality of bing useful。:desir- able:有用性，重要性，价值”。从常识的角度来说，价值既包括可以数学计量的劳动价值，也应该包括不能数学计量的，如使用价值。在使用价值概念中，汉语构词是偏正结构，暗示了“使用价值也是价值”的理解。由于马克思明确划分了价值与使用价值，所以就造成了学术界对自然物价值的误解。实际上马克思谈到的价值不是“价值”，而是劳动价值，用劳动价值代替价值，有以偏概全之嫌，并且很多事情就说不通了。因为就概念来说，价值的宽泛含义显然不是劳动价值所能涵盖的。但是把马克思理解的价值表述为“劳动价值”，那么自然物的价值就容易理解了:自然物不是人类的劳动创造，没有劳动价值，但是能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所以显然是具有价值的。既然自然物有价值，那么保护环境和节省利用自然资源就合情合理了。要不，说自然资源没有价值，那么就可以浪费自然资源了，这根本说不通。
由于概念使用和理解上的问题，我们误解了马克思，马克思的价值是指劳动价值，不是一般所指的“价值”。从逻辑上说，一般意义上的价值应该包括所有的价值形态，如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经济价值、科学价值、审美价值、伦理价值、宗教价值，等等。这样的话，我们在劳动价值之外，就能够承认生态价值的存在了。生态价值的存在证明自然资源和环境对人类来说是有价值的。从哲学角度来说，自然资源作为客体满足人类作为主体的各种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就是自然资源的价值。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具有价值是我们保护环境的价值前提。没有对自然资源和环境价值的肯定，循环经济的保护环境初衷是不可思议的。
人类学的价值范文第5篇
研究环境价值问题首先要认识环境这一客观事物的特殊性。人类的环境是以人为主体的外部世界。可以把环境分为自然环境（包括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环境价值理论对这些环境都应该研究，但是应该更注重研究自然环境。①“自然环境是指可以直接影响和间接地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如大气、水、日光辐射和生物等一切自然形成的物质和能量的总体”，以及空间等环境因素。
环境系统与一般商品相比有不同特点。环境具有自然不可替代性，是宇宙长期发展、天人和谐共生的结果，多数环境要素是不可再生、不能由人类劳动仿制的最稀缺因素。环境系统有为人类生活和精神享受服务的直接性，环境可以不经过生产劳动过程，而直接在生活消费中为人类服务。环境物品有公共性，作为人类生存的外部条件，环境系统自古以来是不可分割的公共产品，尤其是世界的大气、海洋等环境，在当代还成为国际公共品。当然，某些小环境如私家园林属于私人产品，但是总体而言环境不是也不可能是私人产品。环境消费有非市场性，多数情况下人们不是从市场上购买环境，环境价值也不是在普通市场上形成的。环境系统的这四个特点使环境价值、价格与一般商品有显著的区别。
一、环境价值实体
（一）历史文献的分析
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关于环境价值实体的理论表述主要有：
1.环境无价值有价格的观念
在劳动价值论看来，自然环境没有价值。因此也就不存在环境价值实体的问题。马克思曾经指出，在生产过程中，论文“一切未经人类协助就天然存在的生产资料，如土地、风、水、矿脉中的铁、原始森林中的树木等等”，“本身不是人类劳动的产品，那末，它就不会把任何价值传给产品”。“土地不是劳动产品，从而没有任何价值”。但是这一理论认为有些环境因素有价格。例如认为“一切地租都是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的产物”。“是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土地价格是地租的资本化，因此也是凭据土地私有权对剩余劳动的分配。这些理论影响了我们国家的环境价格理论：没有所有权的自然环境如空气既没有价值也没有价格；有所有权的自然环境如土地没有价值但可以有价格；环境价格是资本化的地租，是对剩余劳动的分配。
2.环境产权价值论
1960年，科斯将产权理论用于污染问题研究，认为污染权也是产权，通过对污染权（或者不被污染权）的分配及合法交易就可以用市场机制形成环境物品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和均衡价格。产权学派的代表人物登姆塞茨说“当一种交易在市场交易中拟定时，就发生了两束权利的交换。权利束常常附着在一种有形的物品或服务上，但是，正是权利的价值决定了所交换的物品的价值”。产权理论被当代一些经济学家作为环境价值的理论依据。可是产权价值理论没有彻底说明，究竟是产权有价值还是产权的载体环境有价值？
3.环境价值二分论
环境与资源经济学奠基人美国未来资源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克鲁梯拉(JohnKrutilla)在1967年发表的《自然保护的再认识》论文和《自然资源保护的再思考》专著中提出了“舒适性资源的经济价值理论”。在他与费舍尔(AnthonyC.Fisher)合著的《自然环境经济学：商品性和舒适性资源价值研究》中，将环境资源划分为商品性资源和舒适性资源，着重论述了舒适性环境资源的价值及其评估问题。这种环境价值二分法理论开创了舒适性环境资源的价值不需要在商品市场实现而直接通过为人提供服务来实现的理论思路。
4.环境总经济价值论
国外环境经济学家通过发展环境二分法价值理论，把环境价值分为两个部分。如“戴维·皮尔斯等人将生态服务的价值区分为使用价值和内在价值”。有人把环境价值称为环境总经济价值，环境总经济价值又分为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两个部分。其中使用价值是指环境被使用或消费的时候，满足人们某种需要或偏好的能力。非使用价值是指人们从不打算使用某些环境时，这些人们没有打算使用的环境仍然具有的价值。
总经济价值论是一种新颖的价值理论，它合理地扩大了传统经济学价值范畴的外延和价值理论研究的眼界。传统经济理论认为劳动或者效用决定价值，总经济价值理论却认为没有通过人类劳动的甚至从来没有被人使用的环境要素也有价值。这个理论也有一定的缺陷，例如对于非使用价值的范围在实践中难以把握。在实际经济生活中，法律只是谨慎承认非使用价值的存在①。
5.环境效用价值论
效用价值论是以效用作为价值本质和价值尺度的一种理论。是传统经济学重要理论学说之一。但是当时在研究效用价值时，环境问题并不严重，所谓商品的效用仅涉及同代人直接使用的商品的效用。中国环境规划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经济学专委会主任王金南研究员及其合著者，把环境总经济价值理论与效用价值理论结合起来，提出“利用效用价值理论来衡量资源的价值”。“环境资源不论是经过人类劳动加工，还是未凝结人类的劳动，资源本身就具有存在价值”。这些理论概括，一方面克服了总经济价值理论外延过于宽泛的缺陷，另一方面较全面地发展了劳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把环境本身具有的间接使用价值；不能进行市场交易的价值都纳入效用价值范畴。其不足之处是没有完全解决效用价值理论存在的用心理感觉度量价值的问题。
6.生态劳动价值论
我国生态经济学会副理事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刘思华教授在1997年提出生态劳动价值理论。他认为“生态价值是物化在生态系统的某种生态产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的表现”。“这种恢复、更新、保持生态环境具有人类生产和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使用价值的劳动是一种创造生态价值的新型的劳动形式”。刘思华教授论证被恢复、更新、保持的生态环境物化了人类劳动，因此有价值，给生态环境赋予了劳动价值的属性。刘思华教授的学生，我国生态经济学者魏彦杰博士对生态劳动价值理论进行了完善，提出生态经济价值的概念，“生态经济价值=体现了正环境效应的经济成果+扣除了负环境效应影响的经济成果”。正环境效应是人类劳动利用好的环境和改善环境生产出的商品的效应，负环境效应是如果人类劳动破坏了环境，就需要在劳动成果中扣除的污染环境的损失。他说明了污染环境的劳动与环境价值的关系。然而生态经济价值论的这种说明也有一个问题，既说某些劳动（污染环境的劳动）减少了环境的价值，又说劳动创造了环境的价值，在理论上存在一定的矛盾。
7.生态服务价值论
我国生态经济学会生态经济教育委员会副会长、浙江大学沈洪满教授，在他主编的《生态经济学》一书中用生态服务来界定生态价值的含义。他说“价值的本质可以是指事物的用途或积极作用”。“一般而言，生态价值是通过生态服务功能体现出来的对人类直接或间接的作用”。认为“凡是能够增进人类利益的物品或活动都具有价值。如果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人类的社会生产具有这种性质，因而是价值的源泉之一；大自然也有这种功能，因而也是价值的源泉之一”。
8.环境能值价值论
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副院长赵桂慎借鉴生态经济学能值理论的研究成果，把“能值”理论用于环境价值分析。他明确提出“人类与自然界创造的所有财富均包含着能值，都具有价值”，“自然资源、商品、劳务和科技信息均可以能值衡量其固有的真实价值”，能值是“定量分析资源环境与经济活动的真实价值”的共同量纲。“能值”（emergy）是美国著名系统生态学和生态经济学家H.T.Odum创造的新单词和新概念，这个词是由embodied和energy两个词的部分成分搭配构成。能值是各种商品、劳务和自然环境因素含有的太阳能量。H.T.Odum认为自然环境各种因素和生产商品的劳动都含有能量，所有能量又都是来于太阳，如果把这些不同质的能量用一种相同的能量单位“太阳能焦耳”做标尺折算为太阳能值，这些不同质的能就可以变为能够互相比较和交换的相同质量的能，这就是太阳“能值”。能值的度量单位是太阳能焦耳（1sej），它等于1焦耳太阳能的能量。其他类型能量与太阳能的比率叫“太阳能值转化率”（例如1焦耳的风能等于623sej）。赵桂慎教授借助能值分析，找到了环境价值和商品价值的共同实体。
能值价值理论突破了环境价值本质研究的瓶颈，提出了新的价值实体和尺度，对于人类重新认识商品价值，正确认识环境价值都有重要意义。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是，是否因为一切自然财富和社会财富都有能值，就可以反过来说一切能值都是价值。回答可能是否定的。因为许多远离人类的某些星球，虽然具有能值，但是这部分能值不能叫价值。
（二）环境价值的实体
上述环境价值理论，分别把环境价值的实体归于人类的劳动、环境效用或环境能量。然而根据能值理论，自然环境的效用和人类劳动都是太阳能运动的产物，都凝结了太阳能值。因此能值可以作为可比的同质因素充当劳动价值和环境价值的共同实体。但是不是所有的能值都可以作为价值实体，只有那些对人类有效的能值即有效能值才是环境价值的实体。另外，环境的价值不仅来于能量，也来于空间，因此有效空间也是环境价值的实体。
提出有效能值和有效空间是环境价值的实体，可以克服自然主义价值论的缺陷。当代某些生态学家和环境保护团体认为，大千世界任何环境都有其“内在价值”，这与人类是否存在和是否承认其“有效性”没有关系。但是从价值范畴的经济和社会本质分析，环境价值只能是对于环境主体人类而言的价值。无论商品价值还是环境价值，都要以人类为评价主体。如果这些环境没有被人们认可，不被人们（包括人类子孙）所需要，那就不可能有价值。提出有效能值和有效空间是环境价值的实体，能够厘清环境价值实体和环境价值本质的区别。有人认为，环境价值的实体是环境产权，是环境的产权决定环境有价值。这种看法是混淆了价值“实体”和价值“本质”两者的关系。价值实体是价值存在的物质载体，是价值的肉体；价值本质是价值实体反映的社会关系，是价值的灵魂。因此，环境价值的实体应该是价值载体--有效能值和有效空间，环境价值的本质才是包括环境产权关系在内的环境社会关系。
提出有效能值和有效空间是环境价值的实体，可以解决环境有价格无价值的问题。这就为环境价格的合理化找到了价值基础。环境价格改革的实质就是实现环境的价值，使环境价格如实反映环境的使用者或者环境的破坏者消耗和占用的能量和空间。当然像商品价格不是用劳动时间直接计量一样，环境价格也不需要直接用能值和空间来计量。目前生态经济学家已经对不少环境因素的能值进行了货币价值的换算。同时也已经研究出一系列环境价值的评估、计算方法。
二、环境价值本质
环境价值的实体是有效能值和有效空间，这种有效性的存在和有效性的大小是由人来确定的，反映了人与人之间围绕环境形成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就是环境价值的本质。与商品价值反映的是不同商品所有者之间的社会关系有所不同，在环境价值中，反映的不是不同环境价值的所有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而是环境的共享者与环境的使用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因为公共环境在物理上的不可分割性和经济上的不能平均使用，人们对于公共环境不可能独立平均占有，公共环境只能由社会共享。由于环境的稀缺性，对于共享的公共环境又不能无偿使用，人们需要计算使用环境的得失损益，环境的共享者、环境的具体使用者、环境的污染者、环境的受污染者、环境的改善者之间产生斤斤计较的社会关系。这种环境社会关系，就是环境价值的本质。
环境价值有三个基本类型。这三个基本类型代表了三种环境社会关系。
1.环境服务价值
环境服务价值是一定时点或时期生态环境对人类或具体国家提供环境服务的价值总额。有专家计算1997年全球环境服务价值平均为33万亿美元。环境服务价值是从积极的方面考虑生态环境对人类的影响，如输入物质和能量，转化废弃物质，直接提供环境服务。“是指人类直接或间接从生态系统得到的利益”，“包括大气调节、气候调节、扰动调节、水调节、水供应、侵蚀控制、土壤形成、营养物循环、废物处理、花粉传授、生物控制、栖息地、食物生产、原材料、遗传资源、娱乐、文化服务等”。由于自然环境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不同历史时期的环境服务总值是不同的。环境服务价值可以分割为环境对每一个经济单位（包含个人）的服务价值。例如一个人在海边休闲旅游享受的环境服务价值。
环境服务价值主要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纵向的社会关系，如当前与长远、当代与后代、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等方面的社会关系；和环境的共享者与环境的使用者之间的横向关系。如何保护或者利用这些价值，在什么时候利用这些价值，让谁利用这些价值都是反映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2.环境退化价值
环境退化价值，即一定地区、一定时期环境受到破坏和污染导致环境价值的损失。“环境退化价值反映当期为经济活动所消耗的……环境投入的货币价值”。“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约占GDP的10%左右”。环境退化的原因既有环境污染，也有其他环境破坏，如砍伐森林、消灭生物物种、增加温室气体等，不能认为环境退化的原因只是环境污染。环境退化价值体现了人与人之间横向的社会关系。破坏环境的经济单位与受到损害的经济单位，以及与没有受到直接损害，但受到间接损害的经济单位之间，与环境共享者之间都要围绕环境退化价值的大小进行计量和补偿。
3.环境改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