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范文第1篇

 一、“现实的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主体

“现实的人”是马克思人学思想中实践的主体，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主体。“现实的人”被费尔巴哈用来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抽象的人”。但费尔巴哈一直停滞在“抽象的人”上。马克思在对其批判和承续后加以利用了这一概念。第一，“现实的人”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1]，这是“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第二，“现实的人”有其特有的存在方式：从事一定的活动。马克思认为“这种活动的基本形式当然是物质活动，它决定一切其他活动，如脑力活动、政治活动、宗教活动等”[1]。第三，“现实的人”是历史中的人。人的实践是具有历史性的，所以作为实践主体的人也应该是历史性的。人存在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的活动都属于自发或不自发地创造历史。第四，“现实的人”是处在某种社会关系之中的人，他们的活动不是孤立的没有联动的纯个人行为，而应该是一种社会行为，他们相互联系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即具有明显的社会特征。也就是说这样的人既被社会所规定，又可以能动地改造社会，而且具备这项功能的是每一个“现实的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2]。也即是说“现实的人”既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前提，又是其前进的推动力。所以，要想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应该去依靠每一个“现实的人”。如果不依靠“现实的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会成为悬在空中的存在。因为不依赖“现实的人”就意味着不依赖物质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那它将一直处于意识状态，无法转化为物质。这样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自然不具有说服力，那提出它的意义自然变得荡然无存。从“现实的人”出发，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抽象概念到具体实践的方法。所以，为了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的意义，必须将其转化为物质的，那就必须要依靠物质的人即“现实的人”。“现实的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唯一的实践主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使人成为“现实的人”的社会基础。

 二、 “人的类存在”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出发点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的共同体。“人的类存在”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出发点，它是要唤醒有生命的人的自由自觉存在的类意识。

马克思在分析人的时候，首先是将人规定为区别于动物或其他的“类”，然后才去考虑人的特性。他曾指出：“人是类存在物……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2]。也就是说，是将人从具体中抽象出来，作为一个整体。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历史往前追溯的越多，个体就越不独立，个体特性就越模糊，而人体现出来的特性更多地偏向群体的类特征。可见，马克思最开始研究人就是从人的类特征开始的。马克思指出人之为人的共同的特征：第一，类的共同性。人之所以能从动物和其他东西中精准地识别出人自己就是因为人具有这个人独有的类的质。这个质就是人自由而有意识地从事生产劳动，马克思指出：“生命活动的性质包含着一个物种的全部特征、它的类特征，而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的特征”[3]。这个质将世界对象化，它将自在的世界改造成人类世界，而参与这个活动的是拥有这个共同体的质的所有人。第二，自由平等性。人所具有的质既然是共同的，那其内容也必为所有人或每个人共有，而每个人在实现它的时候应该是自由的、平等的，不受其他人制约，也不能去限制其他人实现他们的质。第三，联合性。人类不是数学上的“1+1=2”，而是“1+1>2”，不是个体和群体的直接相加，而是个体和群体的有机融合，相互之间形成了合力和协同作用，形成了一个新整体和统一体，具有联合性。出于这个原因，社会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局面。马克思提出的真正的共同体就是强调人与人的联合，而不是人与人，人与共同体的对立。第四，永恒性。人类是一个永恒的概念，在人类历史上消失的是特定时代的人，但其后人一代代地存在，并且不断地进步，不断地为人类的质添加新的时代内容，在这层意义上，人类是永恒的、至上的。马克思将其总结为：“历史不过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是一个自我不断诞生和创造的过程”[1]。

“人的类存”在有其基本内容。首先，要承认人的关系的共通性，人和人发生关系的必然性，人必然将人自身作为自己关系的对象之一。也就是说，人既把自然当作自身的对象，也将自己本身作为关系的对象。人不单因自然而存在，同时也因自己本身而存在。其次，“人的类存”在内含人的“类意识”，即人将自身看作类存在并将类当作自身对象的关键点，在现实的人与人的关系之中，人通过他人意识到自己，意识到自己和他人共同属于同一个类，都具有人的类特性，意识到自己是人类中的一员，意识到自身是区别于动物和自然的人的存在物，是“为自己本身而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的存在物。正是由于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人才是类的存在物”[1]。人的类存在体现了自由而有意识的生产实践，即人的类本质（劳动）。正因为人是有意识的，人才能够认识自己本身，认识自身的现实生活和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命活动，人才能自由而有意识地支配自己和自己的实践活动，人才能去改造世界。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1]。

“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人的“类存在”作为出发点具有重要意义。第一，是肯定人类价值的根据。人的类特性是区别与动物并高于动物、能促进自身发展的特性，它的实现正是人之为人而优于动物的价值所在。“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表达的就是这层含义。第二，是批判当今国际社会中非人现象的根据。人的类特性是人应该是什么样的理想状态和价值标准，是同人的动物特性和危害人的社会状况相对立的，是驳斥非人性的现象的理论根据。“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1]。第三，是要求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的根据。在处理国际关系中重视人类的共同性，尊重每个国家和人民对合作共赢的要求，满足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第四，是共产主义展望的一个根据。共产主义要求人性的绽放、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人的类存在只有在这样程度的社会中才能变成实际的，探讨人类未来发展的问题，必须从人的类存在出发。

 三、 “实现人的需要”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追求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性有四点：自然本性、精神本性、劳动本性和社会本性。但若从形式和逻辑的次序来看，最基础的本性是与人的物理身体直接相关的自然本性，而在人的自然本性中，人的需要是最為主要的。其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人们想要建立一个社会的原因是个人的自然性受到限制，孤单的个人不可能通过自己独自的活动得到足够自身肉体延续和发展的物质资料，为了生存和发展，人需要与他人合作，形成一个社会。人必须劳动的原因就是为了满足个人的自然需要。至于人的精神，也就是依附和服务于人的自然需要的。马克思指出：人们的肉体组织和需要制约着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决定着他们的物质生产即劳动，也决定着人们之间的物质联系和社会关系。第二，人是自然的人，自然就是人的“乐园”。人通过肉体、感觉和需要与自然保持不可分割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对于人来说是其本性所固有的，是为人所需要的，它决定人的行为活动，是制约所有人类行为的基质。当人们离开他们的需求时，人们就什么都不是，人的行为也将无道理可言。

如果将人的需要放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来探讨，那可以将其分为两个方面的需要。一个是必须满足的肉体生存的需求，另一个是在满足生存需求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新需求”。一个人的自然身体的需要取决于人的生理组织对用以维持其生命的生活资料（吃、住等）的需要，它是人最感性的直接了当的需求，而“新需要”则是指人成为社会性的人后，在社会性的实践过程中产生的，并且它会不断地增加新内容，它是保障人类进步发展的社会性需要。

人的这两种需要具有不同的意义。人的物理肉体的需要是人类生产的动力或内在基础。马克思指出，“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肉体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物质生活本身也是人们为了生活而必须每天进行的历史活动[3]”。除了作为人类生产劳动的新动力之外，人类的“新需要”也表达和体现着人类的本质（生产劳动）。 原因如下：第一，生产活动是实现人的需要的手段，换句话说，人为了得到自己所需之物，其最直接了当的手段就是自己生产。在这种情况下，人能够生产什么决定着人能够有怎样的需要，也即表明了人的生产水平决定了人的需求水平。由此便导致了一个结果：人的需要能够反射出人的生产，直观映射着人的生产水平。人的需要水平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和印证了人本质的状况。第二，人的需要不仅是人的生产活动的创造力的源泉，而且使他们的活动受到社会的束缚。这就造成人既可以主动地创造和生产，又是被动的社会存在物。在马克思看来，人的需要一方面使人具有力量，使其获得禀赋和能力，使其形成欲望或情欲，而欲望或情欲又是致使人能积极能动地活动和强烈地追求自我的对象的根本力量，因此，人才成为能动的、主体性的存在;另一方面，人满足需要的方式和现状又令人感觉到人是被动的受限制的存在。换句话说，这使他感觉到他的需要实际上受到外部对象的制约，表现为被动的客观的存在。第三，人的需要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外部自然的改造以及在改造活动中发生的联系，即构成的某种社会关系。为了满足人的需要，人必定要进行一定的生产实践活动，而生产实践活动的进行需要依靠一定的社会关系。因此马克思指出：“他们的需要……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彼此联系起来了”[1]。第四，“现实的人”的需要不仅反映其生产劳动的情况，还反映了其社会关系的情况。人的需要最初靠生产活动来实现，生产是一种直接的手段，是人实现自身需求最直接的途径。这样，人的生产劳动如何，人的需要也就如何，即人的生产劳动的状况决定着人的需要的状况。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人类需求的情况可以反映人类生产和劳动的性质和水平。不仅如此，人的需要由于受社会关系情况的限制，社会关系的情况同样可以通过人的需要被体现出来。比如，当人的需要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那它所体现的社会关系也必然具有利己的、粗鄙的狭隘性质;当人的需要是以实现人的本质为目的时，那它所展现的社会关系是全面的属人性质。

人的需要即是人的本性的需要，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追求。为了满足人的需要，世界越走越近，各国人民越来越亲，世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为了解决全球性难题，世界各国只有回归到从人的本性出发，才能在外交上求同存异、聚同化异。

人的需要的层次很多，但首先是物质生存需要，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经济追求。物质生存需要是人类存在和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只有有效满足人的物质需要，人才能持续存在，才可能谈及人类的未来发展。“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的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1]因此，物质生存需要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最核心的追求之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必须站在富裕而充沛的“物质条件的肩膀”上，必须建立在人类整体经济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现阶段，只有促进本国和带动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发展生产力，提高生产率，促进科技创新，创造更多物质财富才能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经济追求。

其次，是人的思想文化需求，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追求。人的本性既有自然的本性，也有精神本性，自然本性决定了人需要物质资料，而精神本性决定了人需要精神。人优于动物的根本就在于人有思想。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区别人与动物的重要标志是人有精神文化需要。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人的精神需求出现了多元化和多样化的发展态势。由此，如何更好的在满足本国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的同时兼顾满足其他国家人民的需求已经成为一项亟待完成的任务。高质量地实现世界各国人民的精神文化需要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之意。物质稀缺不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虚无也不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丰富物质生活，充实精神生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高度关注人的精神需要和利益诉求，必须尽最大努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世界各国人民的精神文化利益。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四、 “人的全面的发展”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终极价值旨归

人的发展问题始终是马克思聚焦的中心问题，是马克思人学的要旨。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出发，在全面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弄清人在资本主义下的现实情况和发展状况之后，马克思提出人的发展应该是自由的，其内容应该是全面的。马克思认为，私有制下人的发展是受限制的，人的发展范围被停留在充当机器工具的附件和生产手段之中，此外的发展是不被允许的，人的发展是一种不自愿、不自觉、不自主的发展，这完全是用牺牲个人的发展来保证和实现人类的发展。马克思在认识这些不正常的现象后提出，人的发展应该是没有限制的，人的发展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日益充分的过程，随着人的目标的实现，它的内容也会有新的增加和改变，所以人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全面的过程。马克思指出人要全面发展的东西是人的根本的东西，“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2]，即人的本质力量的全面发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人的劳动及其能力的全面发展、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以及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对于如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认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3]，也就是说要想实现人的本质的发展就得推翻私有制，就得将人从压迫下解放出来，就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中，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下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也就是说“真正的共同体”（自由人的联合体）的价值旨归就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范文第2篇

世纪盛会 成果丰硕

高峰论坛根植历史，面向未来，各方畅所欲言，充分体现共商合作大计、共建合作平台、共享合作成果的办会宗旨，亮点纷呈。

首先，中国倡议，适逢其时。“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是今年年初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向全世界发出的时代之问。的确，当今世界处于最好时代和最坏时代之交叉口。一方面，危机后世界正处于大变革、大调整、大发展时代。人类物质财富日益丰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文明发展达到空前水平；另一方面，全球经济增长持续乏力，地区冲突频繁发生，恐怖主义、难民危机等此起彼伏，失业、贫困、债务、收入差距等接踵而至，发展面临高度不确定性。全球面临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等严峻挑战。往何处去、出路何在，困扰着全人类。鉴于此，中国倡议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是中国向世界呈现的中国方案，更使国际社会看到走出泥淖的希望。何况，“一带一路”沿线不少国家尚处欠发达状态，基础设施亟待建设，互联互通需要升级。事实上，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满足沿线国家的发展需要，更能挖掘新的增长点，拓展各国内生动力，促进世界经济增长，使全球化进程更具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这是国际社会普遍认同、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热情高涨、共识增多的主要因素。关键是，与会各方一致看好“一带一路”建设的前景，希望借高峰论坛这一对话机制，找到应对全球挑战的解决方案。正如所指出的，“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领导人《联合公报》指出，“一带一路”作为一项重要的国际倡议，为各国深化合作提供了重要机遇，取得了积极成果，未来将为各方带来更多福祉。

其次，中国智慧，凝聚共识。本次高峰论坛的突出特点是，参与方多，代表性强，影响深远。无疑，“一带一路”论坛源起中国倡议，但结果变成全球盛会，是前所未有的中国搭台、全球唱戏的国际合作大舞台。这与中国开放包容、民主透明、大国风范的办会风格直接关联。在筹办全过程，中国秉持不持私心、不谋私利，把共商的态度、共建的决心、共享的诚意贯穿于会议的方方面面。在会期安排上，中方既借b国际惯例，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和诉求，又自主创新，突出特色，制定了开幕式、圆桌峰会、高级别会议三位一体的会议形式，确保各方都有充分参与的机会，同时注意听取各方意见建议，吸纳智库、媒体、社会各界对高峰论坛的诉求。在议题设计上，中方紧扣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充分反映各方普遍关心的问题，引起与会代表的普遍共鸣。在与会代表上，与沿线国家、国际机构、相关国家等频繁磋商，邀请29国元首、政府首脑与会，130多个国家和70多个国际组织的1500多名中外代表参会，覆盖五大洲各大区域，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国际盛会。在会议成果上，中方邀请出席圆桌峰会的国家共同参与《联合公报》的准备工作，组织多轮磋商，确保最大程度体现各方共识。成果清单则集中体现务实合作中取得的早期收获。会后，各方反应热烈，大家都有获得感，都感到不虚此行，都认同“一带一路”是一项可实现的共赢事业。

第三，中国贡献，成果丰硕。国际社会对论坛盛况和成果清单赞赏有加，认为中国在关键时刻为人类发展做出巨大贡献。通过高峰论坛，中国与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达成一系列合作共识和重要举措，涵盖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五大类、76大项、270多项具体成果。正如所指出的，中国同各国和区域组织进行的发展规划对接协调，将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政府与巴基斯坦等30国签署了经贸合作协议；中国商务部与60多个国家及国际组织共同推进“一带一路”贸易畅通合作倡议；中国财政部联合世界银行等六家多边开发银行将设立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中国政府与联合国和国际刑警组织等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同时，为加大对“一带一路”建设资金支持，宣布向丝路基金新增1000亿元人民币，鼓励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海外基金业务，规模预计约3000亿元人民币，国开行和进出口银行将分别提供2500亿元和1300亿元等值人民币专项贷款，用于“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产能和金融合作。

秉承丝路精神 夯实合作基础

中国举办“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旨在与国际社会共商合作大计，共建合作平台，共享合作成果，以丝路精神共筑面向21世纪的和平、繁荣、开放、创新、文明之路，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秉承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古丝绸之路把中国、印度、埃及等文明古国像珍珠一样连接在一起，不同民族、文化、宗教、传统相互交织，形成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交流和大合作。正如在主旨演讲中所指出的，“我们完全可以从古丝绸之路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本着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推进合作，共同开辟更加光明的前景。”这正是各国聚会于北京共商合作大计，借助“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以丝路精神为基础，建立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的原因。“一带一路”建设不会也不应该重复地缘博弈老路，它承载着人类对和平安宁的期盼、对共同发展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所有参与方都是平等的贡献者、受益者，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开放中合作，合作中共赢。历史上，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通商易货之道，更是一条知识交流之路，是沿线国家和东西方文明互学互鉴之纽带。今天，各国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推进资金、技术、人员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让商品、资源、成果等实现共享。正如《联合公报》所建议的，在“一带一路”倡议等框架下，全球共同致力于建设开放型经济、确保自由包容性贸易、反对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促进以规则为基础，开放、非歧视、公平的多边贸易体制，着力推动南北合作、南南合作和第三方合作。公报同时强调，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需遵循“平等协商、互利共赢、和谐包容、市场运作、平衡和可持续”等合作原则，加强“一带一路”倡议和各种发展战略的国际合作，建立更紧密伙伴关系，推动南北合作、南南合作和第三方合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服务于构建繁荣、和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繁荣、开放、创新、文明之路。自2013年秋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机构积极支持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联合国等将“一带一路”纳入其文件。“一带一路”由倡议变成行动，由愿景变成现实。如何使这一世纪工程行稳致远，不仅服务于沿线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和联合国2030年发展议程，更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在高峰论坛上，明确提出，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让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成为共同努力的目标，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繁荣、开放、创新、文明之路。以“五通”构筑“五路”的战略思想一经提出，立即受到各国代表的积极回应，《联合公报》已将其纳入其中。可见，这一思想充分体现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为“一带一路”建设开启新航程。

人类命运共同体范文第3篇

一、历史真正转向世界历史：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命题

世界历史思想具有悠远而丰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传统。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中，无数圣哲先贤表达了大同世界、世界主义、四海之内皆兄弟等思想，设想人类社会走向一体化，最终实现所有人的自由和平等。世界历史思想最初源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世界主义思想，后来经过维柯、伏尔泰、康德等人的继承和发展，到黑格尔时期形成了完整的世界历史思想。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反复论证和阐释自己的世界历史思想，如果说世界历史哲学要在哲学的视角下去考察历史问题的话，那也就是说理性统治世界，世界历史因此就是一个合乎理性的进程。 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的发展变化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有着自己的内在规律和终极目的，这就是世界精神借助于民族精神来实现自己的自由本质。黑格尔断言，世界历史的走向同太阳的形成是一致的，从东方向西方发展，在亚洲起源，在欧洲终结。由此可见，黑格尔通过精神的辩证运动来把握世界历史的原则和本质，系统论证了世界历史的核心观点和基本走向，但他又把世界历史归结为绝对精神的外化，这就使他最终没有跳出唯心主义史学观的窠臼，给崭新的世界历史思想披上了陈腐的旧装。

马克思终其一生都致力于探索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旨在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认为，只有在生产方式变革的历史发展过程之中，人类才能从动物世界进入真正人的世界，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从现实的此岸进入理想的彼岸。这个过程就其本质和内涵而言，就是从封闭的、地域的、民族的历史走向开放的、全球性的、全人类的世界历史。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和一般规律进行的探究，从时空角度展现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

19 世纪中叶，马克思批判性地继承和改造了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思想遗产。在扬弃黑格尔唯心主义思辨形式后，马克思将世界历史理论大厦建立在其哲学革命后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之上，并注入崭新的时代精神，赋予全新的思想内涵，成为理解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理论指南和哲学范式。在早期的理论实践中，马克思通过研究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等历史事件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探讨世界历史理论存在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现实基础。1845 年之后，在马克思通过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清算从前的哲学信仰，实现自己哲学革命的同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也趋于成熟。1846 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1848 年的《共产党宣言》，标志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诞生。在创作《资本论》的漫长时期，尤其是到了晚年，马克思在《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中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世界历史理论。总之，在新的世界观、历史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马克思从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出发来研究人类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运行机制、内在规律和未来走向等，破解人类社会发展的谜团，揭示未来社会发展的规律，由此形成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将崭新的哲学理念同人类的具体历史实践活动相结合，探究生产方式的发展变革和人类的普遍交往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基础作用，分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中的作用、地位、矛盾和趋势，揭示了世界历史理论的根源、动力、内涵和指向，为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确切而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指人类社会从地域性历史向共同体的世界历史转变，人类社会走向一体化和整体化。简言之，就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

17 至18 世纪的英国、法国、美国等资产阶级革命为世界历史的形成构建了政治制度体系，工业革命则迅速推动人类社会加速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世界历史时代。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的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别是资本的扩张性和增殖性，推动和创造了世界市场，强迫世界各国打开国门，开放发展，互动交流，从而使人类社会呈现出全球一体化的历史走向。在此意义上，资本主义真正开创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时期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1917 年，十月革命真正开创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纪元。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开启了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时代。自此，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相互对峙，在激烈的斗争和角逐中走向世界历史新阶段。在整个20 世纪以及今后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最显著的历史特征就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和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在相互竞争中共同发展。

总之，经过工业化、电气化、信息化的发展，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和人与人的交往都实现了普遍化和全球化，人类社会的隔离状态加速瓦解，整个世界加速缩小，以至于变成了一个地球村，历史真正形成了世界历史。正如有学者所认为的那样，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和发展，引起了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的革命，完全改变了人们的活动的方式和环境，也引起了各个国家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任何产品和发明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成为世界历史性的事实，具有了世界历史的意义。 上述这些时代新质，无疑正在改变着人类的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在这历史变革的关口，拨开历史和现实的层层迷雾，就会发现人类社会进入了深层次、全方位的世界历史新时期，形成了相互依存、相互依赖和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命题。在此背景下，唯有积极倡导和加快构建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有效应对和解决人类面临的各项紧迫而严峻的挑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命题是人类生产方式和思维方式变革的体现，是人类应对全球危机和实现自身解放的要求，更是当今时代变革和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当今，世界历史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历史真正转向世界历史，因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演变成了最重大的时代命题。由此可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世界历史理论的本质要求，也是当今时展的实践要求，不仅反映了历史加速向世界历史转变这一时代特征，而且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

二、世界历史理论的双重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规定

世界历史理论通过探究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本质特性，进而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为我们认识历史演变和时展提供历史的视野和哲学的方法。当前，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和全球问题纷至沓来，前者正向推动和后者反向倒逼，双重发力，推动人类社会全面步入世界历史新时期，形成相互依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因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历史理论的理论逻辑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逻辑辩证统一的内在规定，是植根于人类社会的历史实践、适应时展的现实之路，是走出现代性困境、解决全球性危机、建设人类美好家园的必由之路。总之，世界历史理论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和深厚的实践土壤。

1.理论逻辑的规定

从马克思学说的内在逻辑特性来论证，世界历史理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的内在规定性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范畴。世界历史理论的范畴是指马克思在研究人类社会物质生产活动的历史实践中，系统论证的有关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概念、基本问题、理论特性等，具体包括世界历史问题、世界历史时间、世界历史结构、世界历史民族、世界历史事件等。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范畴主要是依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揭示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向共产主义世界历史发展演变的历史趋势，探究人类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地域性历史走向全球性历史的发展趋势，展现出人类走向全球一体化的历史图景。在准确理解和把握这些范畴体系及其本质属性的基础之上，世界历史理论所必然要研究的基本问题才会凸显出来。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专家叶险明教授反复强调，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具有自己特定基本问题的科学理论。因此，世界历史理论一经产生，就必定以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与世界历史各个构成部分及其演变发展之间的关系，为其基本问题。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随着历史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断解决世界历史理论基本问题，将在人类认识和实践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厘清世界历史理论探究的基本问题及其意义之后，才能够更深入理解和更全面把握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范畴及其基本问题的科学性，进而更好地认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规定性。

二是世界历史理论的逻辑机理。在世界历史理论探究的过程中，马克思透过杂乱无序的各种社会历史现象，揭示出世界历史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机理。世界历史理论就是探究和认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根源、动力、过程、本质和趋势。只有理解和把握世界历史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这种逻辑机理，才能认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内在规律和发展趋势。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文本中，马克思综合运用矛盾分析法、历史分析法、系统分析法等方法论原则，坚持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逻辑思维方法，指出了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逻辑机理，即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 换言之，生产力的发展和普遍交往的建立，二者相辅相成，推动着人类历史从封闭的地域性的历史走向开放的全球性的世界历史。在此意义上，世界历史理论的逻辑规定性方能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证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性、整体性、客观性、必然性。总之，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唯物史观以及世界历史理论，在一定意义上表明人类历史发展的逻辑机理就是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运动，揭示人类社会从地域性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历史趋势，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思想武器和理论指南。

三是世界历史理论的根本指向。世界历史理论蕴含着一种新的哲学思维方式与社会发展理念，反映在它的哲学旨趣上，就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与人类的彻底解放和自由，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和世界历史性事业的共产主义。在哲学革命前夜，马克思就对世界历史理论的根本指向人的解放和共产主义进行了精彩的理论阐述：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 面对当今人的异化和拜物教，面对人和自然的冲突，面对全球问题和全球挑战，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所具有的根本指向更能显示出其深邃的思想。在展望共产主义的自由王国时，只有大力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更好应对和解决当前日趋严重的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由此可见，世界历史理论以实现个体的人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与自由，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为其理论的根本指向。在当下人类历史变革的关口，这无疑成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根本的哲学指向。

2.历史逻辑的规定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历史逻辑，不仅阐释了越来越凸显的全球一体化的历史趋势，而且指明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普遍性、独特性和同一性、非同一性。人类历史的发展表现在纵横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从纵的方面来看，人类历史的发展表现为社会结构由低一级阶段向较高一级阶段的演变发展;从横的方面来看，人类历史的发展表现为世界整体化的发展状况和趋势的越来越凸显(即实现的程度越来越高)。 当然，人类社会的这两个联系是相互制约和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16 世纪以来，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人类实践活动蕴含的历史逻辑机理，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科学性，显示出这一理论思想具有的历史穿透力。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强调了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定性，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从世界历史理论关于发展演变的历史逻辑来看，资本主义这种社会形态的终结也就是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终结，从而开启共产主义的世界历史新阶段。这里需要指出，在世界历史理论表征的迄今为止的历史中的经验事实，即个人与社会是统一的，个人的发展和解放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解放也是统一的。马克思说道：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 伴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个人将从狭隘的地域性的孤立的个人向世界历史性个人转变。换言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因而，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被共产主义的世界历史所代替的时代，才能说个体的人和人类实现了真正的解放和自由。

如果说世界历史理论的历史逻辑论证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性和规律性，那么，世界历史理论的现实认知和经验分析则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客观性和紧迫性。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确立的生产方式推动人类社会走向全球化和现代化，开创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时代，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由于世界历史本身被包容在资本的形式之中而成为一个难产的婴儿，人们能够看到的只是黑格尔所谓的历史终结，而看不到马克思所指认的作为史前史高点的意义。 当今时代，资本主义文明引发的现代性困境和全球性危机，恰恰是资本理性和科技万能奴役和压迫人类社会的铁证。在看到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和科学技术、发展方式和价值理念在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同时，必须高度关注它带来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全球性恐怖主义、全球性金融危机等。资本主义社会客观存在的抽象统治淹没了人的主体性，让人臣服于物的统治而无所作为，因此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只能作为人的史前史而存在。在此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空前觉醒，旨在扭转资本主义主宰的世界历史进程，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进程，而这恰恰印证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所反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逻辑规定性。

三、世界历史理论的演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动因

马克思主义哲学旨在直面现实、解决问题、引领潮流。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任何阐释和论证，都必须放到其历史发展和时代背景中加以探究。马克思说道：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当前，以信息化、智能化、大数据等为核心的新科技革命，史无前例地推动着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变革，前所未有地改变着人类社会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在此背景下，尤其需要以一种全新的世界历史视野来审视时代的变化，重新认识民族国家和社会制度的发展演变，冲破狭隘的各种中心主义历史观。有了对民族国家和社会制度的未来发展方向的正确判断和观念变革，有了对西方中心主义逻辑的深层解构和理性批判，就会跳出固有的思维定式和认知框架，深入探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动因。

1.民族国家发展的特征与趋势

民族国家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思想传统，是人类社会在漫长的历史发展演变中形成的最基本的政治共同体。在近代早期，格老修斯、马基雅维里、布丹、霍布斯等人的思想理论奠定了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思想基础。17 世纪中叶，随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Westphalia System)的形成，确立了民族国家主权平等的基本原则，标志着民族国家的正式诞生。民族国家最基本的构成要素是人口、领土和人民，其主权原则具有对内的至高无上性和对外的神圣不可侵犯性的双重属性。然而，进入21世纪后，面对人类社会加快走向一体化和日益严重的全球性危机，人们突然发现，民族国家的相关理论和思想已经渐趋式微，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理论困境和现实矛盾之中。从世界历史理论的发展趋势来审视，民族国家所坚守的权力政治、主权原则、利益至上、无政府特性等理论内核所折射出来的对抗和冲突思维，不仅无助于化解当前各种危机和挑战，反而将会贻误时机，加剧冲突，甚至会导致人类生存环境和人类文明的灾难。德国思想家贝克对民族国家进行了尖锐批判，他说道：直到今天为止，大多数人仍然顽固地维护着这种把社会与民族国家等同起来，将社会想象为有限的领土空间的本体论观念。日益扩张的全球化，使国家的职能大大超越了它有限的能力，动摇了它行使这些职能的认识论基础。 由此可见，现实的民族国家在解决全球问题时已经力不从心，必须对民族国家给予学理意义上的批判和重构。当然，这种批判和重构并不是要全盘否定和彻底推翻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而是进行辩证分析、批判扬弃。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阶段，民族国家无疑是它的核心组成部分。但是，当世界历史真正发展到共产主义阶段，民族就只具有情感化的符号，国家将会变成空心化的外壳，民族国家最终必将走向消亡。总之，从民族国家发展演变的历史来观察，人类必将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走出民族国家的思维框架，而这体现在当下，就是要求冲破民族国家的阻力，直面全球性危机，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社会制度发展的特征与趋势

世界历史理论重点阐释人类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发展演变的总趋势，探究地域性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内在规律，旨在破除关于历史的一切神话，破解人类社会发展之谜。正如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一样，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打开了认识人类社会自身历史和未来发展的大门。基于新的哲学变革和唯物史观，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剩余价值等，马克思科学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在推动生产力发展，解除生产关系制约方面显示出巨大的历史进步性，但是由于资本主义自身的矛盾以及对人的剥削和压迫而呈现出历史的阶段性。马克思针对资本主义的资本逻辑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界限，这些界限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 当然，随着资本的消灭，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阶段也将会随之终结，继而开启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阶段。

21 世纪初期，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享受科技革命推动生产力变革带来的高效、便捷、舒适的生产生活的同时，全球生态危机、全球恐怖主义、全球网络安全等各类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将主导历史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面推向历史的风口浪尖。以德里达、詹姆逊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左翼学者，以依附理论、生态社会主义等为代表的思想流派，无不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了全方位、深层次的现实拷问和理论批判。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三权分立、民主法治等进行全面分析后，指出资本主义的悖论就是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强调资本主义已经变成了新帝国主义、反市场的资本主义等，认为资本主义进入了全球化的疯狂逻辑，甚至还发表了反对资本主义宣言，等等。 历史和现实无不说明，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遭遇严重危机。邓小平指出：它(指马克思主义。笔者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 无论从现实观察还是从理论探究，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终将走出历史的舞台，而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发展已经驶入快车道。客观而言，人类社会正处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相互影响、相互竞争的矛盾多发期和秩序混乱期。当前，面对资本主义的各种混乱，面对全球性的各种危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角度看，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解决当前各种全球问题的根本举措，又是符合人类未来发展的必然抉择。

3.历史文化价值观发展的特征与趋势

在世界历史理论的范畴中，各种中心主义思想或中心论，就是以民族、国家、地域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历史文化价值观作为认识和评价人类历史活动的唯一标准和尺度。比如，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哲学就体现了典型的欧洲中心论和日耳曼中心论的历史文化价值观。马克思通过批判和改造黑格尔的历史文化价值观，经过唯物史观的哲学变革实现了对黑格尔思想的彻底超越和理论重构。这体现在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 由此可见，对于世界历史思想的认知和审视，黑格尔基于狭隘的日耳曼中心主义，而马克思则基于全人类。唯有基于全人类的认知和思维，马克思才深刻地阐发了世界历史理论必然超越传统历史文化价值观，为破除中心主义思想的羁绊，为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理论参照和思想启发。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来审视，当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思想流派，其蕴含的中心主义历史文化观，无不建立于自身现实利益，深深嵌入资本主义的思想牢笼之中，因而，它们根本无法科学认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时代命题。

当前，人类面对的各种全球性危机，无不预示着西方中心主义所奉行的这种价值观正在走向穷途末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必须扫清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障碍，就必须扬弃中心主义历史文化价值观，同时发起一场破除中心主义的思想运动，力争破除个体中心主义、民族国家中心主义、地区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等历史文化价值观。一旦当人们打破了这种习以为常的中心主义思维模式，无论是欧洲中心主义还是华夏中心主义，无论是西方中心主义还是东方中心主义，都将失去立足之地。在此基础上，强调全人类的整体性，强调全人类利益的一致性，强调全人类利益的优先性，才能更好地培育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范文第4篇

张其仔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产业蓝皮书：中国产业竞争力报告（2016）No.6》主编

共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解决新时期挑战的中国方案。随着2012年党的十报告正式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这一概念，国家主席在国内外多个场合对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意义和行动方案进行了深刻的阐释，向全世界传递了全球治理体系重塑的中国方案。2017年1月，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了“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他提出，为了适应新时代的变化，处理全球挑战的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并从五位一体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五个坚持，即：坚持对话协商，建设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共建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

“一带一路”倡议本身，在我们看来，它恰恰是一个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塑造全球治理体系的重大方案。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战略，本质上都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2月10日协商一致通过了“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合国决议中。在这个决议书中，同时也敦促和欢迎各个国家进一步促进非洲区域经济合作进程，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等便利区域互联互通的举措。所以我们在拓展中国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和贸易合作的关系时，应该说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理念来进行指导。

在具体操作上，体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要做到以下五点，即：一个中心，四个统筹。

坚持一个中心，就是要坚持把“蛋糕”做大这个中心。

目前来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成长和前景看好，但是彼此之间的贸易结合度总体来说还不是特别强，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联系，不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分蛋糕，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市场份额中，增大中国的市场份额，而主要是通过做加法的办法，把蛋糕做大。

贸易结合度指数有两种方法计算，一种是通过出口侧，即中国出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一种是通过进口侧，即中国进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根据我们的测算，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60多个国家的贸易结合度，从出口侧讲基本上保持稳定，而且整体上和世界其他国家贸易结合度相差不是很大；从进口侧讲，应该说比出口侧稍微弱一些。基于这种情况，我们认为，中国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和产业合作，首先是要把蛋糕做大。

做大蛋糕的同时，也要考虑把蛋糕分好。四个统筹并举便是回答如何分好蛋糕的问题。

统筹“硬实力”与“软实力”建设，坚持“硬实力”与“软实力”并举。

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和产业有一定的基础。但是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过程中，“一带一路”战略的成功实施不但需要“硬实力”，而且还需要“软实力”，我们一定要讲好中国故事，只有讲好中国故事，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才会事半功倍。国际社会，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一带一路”的倡议，在最初提出来的时候有种种误解，通过中国政府大量的宣讲，目前有所缓解，但是我们认为，“软实力”的提升，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仍然非常重要，居于至关重要的地位。

统筹长板和短板建设，坚持发挥传统优势和培育新的优势并举。

通过分析测算，我们发现，中国在中低端产业上具有优势，可以考虑通过借助这个优势，通过做优的方式，来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拉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产业升级方面的建设，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互联互通、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提供重要的支撑。应该说，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在城市化方面，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传统产业方面拥有大量的合作空间。

当然，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不能仅限于中低端产业。我们在研究中国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和贸易互补的时候，对不同类型的产业也做了分析。我们发现，中国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现在在中低端产业上的互补性相对比较强，但是在高端产业上的互补性相对比较弱，这就给中国跟“一带一路”国家开展合作提出了一个新的任务，即加强中国跟“一带一路”沿线60多个国家高端产业互补性，提升在高端产业的合作和发展水平。

统筹产业间分工和产业链分工的关系，坚持产业间贸易与产业内贸易并举。

通^计算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60多个国家的产业间分工和产业内贸易分工的地位，我们发现，中国与它们中的绝大多数国家的贸易是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相对来说比较弱。众所周知，全球化一个最重要的大趋势就是由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贸易分工发展变化，所以，我们建议，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中国应积极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链分工，通过产业链分工，深化双方贸易合作。

统筹国内和国际两种优势，发挥“自身优势”和“第三方优势”并举。

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中国在推进和实施“一带一路”过程当中，要加强与第三方合作。在我们的概念当中，加强跟第三方的合作，一方面取决于理念，另一方面也取决于第三方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贸易和互补关系。

通过分析，我们得出了两点结论：第一，美国、欧盟和日本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结合度来讲，日本相对比较高，中国近几年有改善的趋势，美国、欧盟相对日本比较低；第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美国、欧盟以及日本的产业互补性主要体现在中高端上，而与中国的产业互补性目前在中端上有了上升的势头。

不过，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之下，虽然说中国通过跟美国、欧盟、日本的合作，来共同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升级和高端产业的发展有很大潜力，但是现在在这个合作中间，面临着一些挑战，其中最大的挑战应该是来自日本。

日本在全球产业分工和布局中盛行一种“雁行理论”。“雁行理论”的实质是指日本是雁首，其他国家都是雁尾。这种理念是建立在等级式的产业分工基础之上的，与我们现在讲究共同发展、共赢，把蛋糕做好的同时把蛋糕分好的理念有所冲突。在第三方合作中，空间和潜力是巨大的，但是中国和日本在实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过程中，最关键的问题还需要日本在理念上有个充分的变化，日本目前所持态度，总体而言，与发展大势并不相适应，日本方面理念的变化对于中日的合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注：本文由本刊记者刘彦华在对作者采访基础上整理而成，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抽文

人类命运共同体范文第5篇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外国文学”；文化自信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日益复杂的全球化指明了发展方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构建需要各文明之间的充分交流互鉴，“人是文明交流互鉴最好的载体”[1]，只有每个个体都有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和对其他文化的理解，才能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外国文学”课程能够培养个体的国际理解能力、培育全球价值观，有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养成。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对现有文明观的超越

西方社会大多承认多种文明并存，但是对于其他文明常秉持“欧洲中心论”和“文明冲突论”的立场。“欧洲中心论”是将欧洲之外的文明视为“低等文明”，甚至认为有的民族根本发展不到文明的水准，还处在“野蛮”的状态。“文明冲突论”承认其他文明的价值，但认为各文明，特别是各主要文明之间不能够和平共处，因而将不同文明视为现实的或是潜在的竞争对手。非西方国家反对“欧洲中心论”的文明观，认为每种文明都有其价值，特别强调本民族文明的独特性、推崇本民族文明的价值。这是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有力对抗，捍卫了民族尊严，但这种文明观容易滑向对本民族文明的浪漫化理解，对其他文明的一概排斥，形成文化保守主义。这一理论由于过分强调文化价值的相对性，否认不同文化形态的可比较性，从而否定了文化的整体性和时代性，对非西方民族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和改革开放具有一种阻抑作用[2]。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这几类文明观的超越。人类命运共同体承认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现实状态，并且认为各文明之间应当相互依存、相互尊重、相互借鉴，共同发展。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不可避免地日益深入。这种相互作用如果朝着相互对抗发展，那么将会给人类造成难以估量、无法挽回的可怕后果。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强调，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进步的动力[3]。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基础：文化自信和文化互信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并非易事。人类各文明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有交流借鉴，但也充满了各种误解、冲突，如两次世界大战几乎导致人类文明的毁灭。要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迈进，首先是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文化自信应当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一个民族必须对本民族文化的源流有自觉的意识，才能延续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才能了解本民族文化的历史局限，也才能与其他文化进行互鉴和对话。文化自信不是盲目自大、不是封闭固守。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认为，文明不是静止封闭的，不应以一种复古的立场看待本民族的文明。传统文化产生于特定的环境，带有历史局限性，不加批判地继承就成为一种历史倒退，这在客观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在理论上是有害的。其次是文化之间的互信。不同文化之间只有互相信任才能共同发展、共克时艰。互信的基础是正视本民族文化的优缺点、尊重和理解其他民族文化的价值，要能把其他文化视为共同体中平等的一份子。“各种人类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也不存在一无是处的文明”[7]。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导向下“外国文学”课程的意义

尊重其他文化可以是一种立场，但理解其他文化是一种能力。无论是文化自信，还是文明互鉴，都离不开对其他文化的理解。文化交流互鉴离不开对其他文化的了解。不熟悉其他文化的历史和源流、特质和影响，就难以进行有效的文明互鉴。只有充分了解其他文化，才能选择其中适合中国国情、利于中国发展的文化要素进行学习。文化自信同样离不开国际理解能力。文化自信的基础是熟知本民族的文化，但其确立却不仅仅是熟知本民族的文化，还需要有对其他文化的体认。对自己文化的理解应当是在人类各个文化构成的参照系中完成的，在与其他文化的比照中，才能深入把握本民族文化的特质和优缺点。教育在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当中，应当发挥理解其他文化的作用。有限和确定的空间使得这个区域内的人群有着相同或相似的风俗习惯、价值观念，也就有着文化上的一致性，能够相互认同。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超越传统“共同体”的内涵，突破了地域、国别和民族等限制。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传统“共同体”概念的突破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创建，同时也是一个理论难点。这个“共同体”没有地理上的界限，也没有文化上的限定，同时文明与文明之间又充满了语言、习俗等的隔阂，相互之间的理解和认同就不易实现。对于个体来说，是无法通过实践来接触和体认那么多种文明，所以，对于多数文明的理解只能是通过知识传递来实现。历史、哲学、文学等都是这种知识传递的载体，它们各有其特点。历史是对一个民族过去的记录。哲学是对一个民族形而上的追求。文学是对世界的形象化、典型化的描述，充满感性地凝结着一个民族的风土人情、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因此，通过文学可以增进人们对于他种文明一种充满感性的理解，可以使人感受到各种文明中的人之间的共性，也可以使人觉察出不同文明的人之间的差异。对于异同的明晰，是文明互鉴的基础，正因为人同此心，文明和文明之间的交流才有可能；又因为不同文明各有其美，文明和文明之间的互鉴才有必要。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导向下“外国文学”课程的建设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