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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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范文第1篇
俄罗斯学者叶梅利亚诺夫说：“今天已无须证明，在社会人文科学的所有概念中，对于研究和理解人而言，没有哪一个概念能比‘文化’概念更重要了。”可见文化的重要性，因此文化是任何社会科学门类的重要话题之一；同时，文化的内容之丰富、内涵之深刻、范畴之广泛，为各社会学科提供了宽广的研究空间。人类学、心理学与传播学在人类文化研究上的应用日益发展，各种基于文化的交叉学科理论和方法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世界各地区思想、习俗、制度以及共享的价值观念，对不同学科角度的文化研究理论和方法进行总结对于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和创新有重要意义。
一、文化研究的学科起源
“文化研究”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是兴起于欧美的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思潮与研究模式，这一研究模式实现了文化的跨阶层和各学科交叉研究，它是以工业社会中的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结合了社会学、文学理论、媒体研究、文化人类学等进行交叉研究[1-2]。文化研究的起源、所涉猎的问题和研究方法是多学科视角的交叠，而不是限定于某一学科领域。一方面文化本身受到多个学科的共同关注；另一方面文化研究是探讨文化与其他社会活动领域的相互关系，其目的是要对这一系列关系进行合理的诠释，因此文化研究必须与其他学科研究紧密结合，特别是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
从文化研究所探讨的内容与范围来看，许多方面都与人类学、心理学、传播学有关，接下来本文将从人类学、心理学与传播学这三个角度来分析文化研究的方法。
二、多学科的文化研究的方法
1.文化人类学的基本观点。“文化是我们关于我们自身的故事。”[3]文化人类学研究的目的是解释人类文化的异同，探求人类文化发展的共同规律，特别是与人类生存密切相关的三种关系：（1）人与自然的关系，尤其是涉及生计、工艺和物质文化的关系。（2）人们之间的关系，尤其涉及社会制度、组织、习俗和社会文化的关系。（3）人与自身心理的关系，特别是涉及知识、思想、信仰、态度、行为和精神文化的关系。
2.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文化人类学采用直接来自人际环境的资料，属于“第一手”的资料，因此与其他社会学科相比，拥有明显的方法论优势。文化人类学家通过野外考察，亲身融入人们的日常活动，观察人们在饮食、交流、娱乐等日常行为，真真切切的感受生活并从他们的角度来理解生活。
文化人类学又包括三个学科：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社会文化人类学。考古人类学是通过发掘人类遗留下来的遗物、遗迹对远古人类文化进行研究[4]。考古人类学家以一种更加广阔的视野把文化遗迹进行整合性的思考。在考古人类学家看来，文化的演进过程是关注的重点，而并非简单的对远古社会进行描述或者分类。语言人类学家主要是对语言的结构以及它的各个部分之间连贯的沟通系统进行研究；此外，不同语言是如何演化发展、如何分布；语言受到什么因素影响，年龄、性别、族群本质及社会阶级等因素如何影响语言；人类的思维方式受到语言怎样的影响，人类的信仰与价值观对语言表达方式有什么影响等都受到关注。社会文化人类学是从民族学和民族志两个方面来研究人类社会与文化的传承问题。民族学主要研究现存文化的种类及其演化过程，是社会文化人类学中最大的分支，系统与比较的方法是民族学中最重要的方法；民族志是以收集各民族的文化资料为基础，通过对这些资料的整理达到对各个社会的文化及其过程进行描述和记述的目的。在研究过程中，二者密不可分，必须相互结合。
（二）心理学的文化研究
1.心理学文化研究的基本观点。随着心理学的发展，“文化”逐渐进入心理学家的视野，受到心理学家的广泛关注。文化心理或文化行为是心理学的基本概念，表征人在特定的环境下对特定文化的反应，即特定文化中的人内在固有的对刺激的解释和以此为基础表现出的行为模式或方式。文化进化和发展中不同的文化有不同进化程度或不同等级，这也是文化进化过程的基本特征，这一过程也是客观的，文化是一种自变量，行为是因变量。
2.心理学的文化研究的方法。心理学综合运用多种方法来研究文化。既有实证方法，也有解释学方法；既有量化方法，也有质化方法[5-6]。
（1）主位与客位研究。主位研究方法是指研究者亲自介入研究对象的实际生活来了解其文化行为，客位研究方法是指研究者从一个特定的文化外部去研究其成员的行为[7]。主位研究方法实际上是研究者亲身走入研究对象的生活环境，体会他们的习俗、观念，这强调了调查对象作为信息提供者的作用，研究者使用的描述概念使调查对象更生动、更富有意义，使得研究更为客观。在客位研究方法中，研究者与对象的交谈了解其内心世界，这样的方法强调了研究者的作用，研究者可以使用对自己有利的概念、捕获自己需要的信息，并在此基础上对概念进行整理分类，可以促进研究工作的深入进行。
（2）跨文化研究。跨文化研究有时也被称为全文化研究，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被试，对与文化相关联的心理和行为特征做假设检验，研究两种及两种以上的文化背景因素对心理及行为特征变量的影响[8]。跨文化比较研究通常假设一种文化背景下的某个心理变量的得分显著高于另一种文化背景下的心理变量得分。跨文化验证研究虽不及一般的文化研究应用广泛，但此研究对于考察在一种文化中发展出的心理测量工具在其他文化背景研究下的适用性、等值性、作用及意义有着重要作用。
（3）解包研究。此研究关注不同文化背景下研究变量的差异，测量变量差异产生的原因变量。“文化”在通常意义下被认为是非具体化变量，而在解包研究中，“文化”将以某些更具体化的变量的形式出现，以便于能在统计意义上解释文化差异的程度。这些更具体的变量被称作背景变量，背景变量的统计差异就解释了文化差异，为了使得所有的文化差异都能得到解释，研究将会不断引入新的背景变量。
（4）生态学水平研究。与大多数跨文化研究不同，生态学水平研究将假设检验研究的分析单元从个体被试转向了国家，文化得分则是个体被试的得分总和或均值。在对研究结果进行解释时，生态水平研究反映的是总体水平的关系，而并不反映个体水平的关系。
（5）人种学研究。人种学研究指研究者从客位角度对一个民族的文化习俗、特性进行研究，此方法包括大量观察与实地工作，可获得丰富的研究资料。此方法要求研究者与所研究的群体生活在一起，周密地观察、记录、参与“他文化”的日常生活，获得该文化群体的习俗、传统、观念及生活方式，正确地感受、认识“他文化”。在完成田野工作后，细描、说明所观察和体验到的“他文化”，并将自己获得的第一手资料与另一种文化进行对比。
（三）传播学的文化研究
1.文化传播学的基本观点。文化传播学是研究人类文化传播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是文学、文化性和传播学等学科的交叉学科[9]。
2.文化传播学研究的方法。传播学主要分为欧洲批判学派和美国经验学派两大流派。这两大流派的主要的差别在于传播学研究方法上的分歧：欧洲的批判学派认为传播学的研究应坚持人文主义，而美国经验学派更倾向于实证主义。人文主义者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应该有着不同于自然学科的独特研究方法。实证主义者则更愿意将自然学科的研究方法应用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因果性的说明。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实证研究主要分两类：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质化研究方法包括民族志研究、田野研究、个体访谈、集体访谈、案例分析等；量化研究方法包括问卷调查法、纵向研究法、实验研究法等，其中的具体方法与社会学、心理学上运用的方法多有重合。
梅琼林认为在传播学史上，人文主义和实证主义两种不同的方法论始终纠缠在一起，在冲突中走向融合，也在融合中持续冲突，并在这两种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建构了现代传播学的理论体系[10-12]。
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范文第2篇
[关键词]美学人类学；学科性质；学科构想
[作者]张佐邦，云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昆明，650091
[中圈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8)01-0039-004
随着文化人类学、文艺心理学、文艺美学等学科研究的纵向深入和横向拓展，以及探索原始人类审美心理生成及其文化表现形态奥秘的需要，我认为，在这三门学科的边缘交叉处建立一门新兴的多边缘交叉学科――美学人类学，既有可能，又有必要。因为，它已经具备独立的学科性质、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独特的研究方法。同时，也是人类学学科发展的时代要求。
一、美学人类学的学科性质
随着人类对世界认识的扩展和深化，各学科领域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巨变：一方面，一些层次更高、综合性更强、视野更广阔的新兴学科应运而生，一系列突破原有疆界而实行新的分化与整合的交叉学科、边缘学科不断涌现，跨学科研究盛行；另一方面，同这种高屋建瓴、覆盖极广的宏观把握相对照，学科分类却越来越细，探索原始人类审美心理生成及其原始文化表现形态的奥秘，越来越成为当今人类学研究的热点。
美学人类学，是文化人类学、文艺心理学和文艺美学的边缘交叉而产生的新兴学科。文化人类学与文艺心理学、文艺美学有不解之缘。一方面，人类进化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人类审美心理(精神)的生成史，人类审美心理的生成是文化人类学研究必须涉足的领域；另一方面，人类审美心理的研究成果，能给文化人类学、文艺美学以巨大的启示。而人类从感知自然环境和打制第一件石器开始，就和文艺心理学、文艺美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因而，文艺心理学、文艺美学与文化人类学的这种相互依存、相互渗透、边缘交叉的必然存在，使“美学人类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多边缘交叉学科，必然产生出它不朽的生命力。
美学人类学作为文化人类学、文艺心理学和文艺美学的一个跨学科研究的领域，其内涵十分丰富，外延相当广阔，涉及多种学科研究的知识。但在文化人类学+文艺心理学+文艺美学这个边缘交叉领域中，它既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又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即美学人类学。
所以，所谓美学人类学，就是研究原始人类审美心理的生成及其文化表现形态的一门新兴的多边缘交叉学科。其目的在于：主要运用文化人类学、文艺心理学、文艺美学的方法和成果来研究原始人类审美心理的生成规律及其原始文化表现形态，揭示出文化艺术最原初因而有可能是最本质的规定性，而这种规定性又恰恰是在进入文明时代以后被遗忘了的，或者是被某些文化现象所遮蔽了的，甚至是被某些似是而非的理论和学说所歪曲了的。从而，最终揭示出原始人类之所以要创造出这些原始文化艺术的原始动机、审美心理状态、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原始文化艺术的本质。从而，初步建构起一个较为科学系统的美学人类学的学科体系。
二、美学人类学的研究对象
一门学科能否独立存在，还取决于其是否具有自己明确的研究对象。美学人类学是多边缘交叉学科，其中最主要的是文化人类学、文艺心理学和文艺美学的边缘交叉。可以说，正是以这三门学科为主线的多边缘交叉处成为美学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从这里入手，运用文化人类学、文艺心理学、文艺美学的研究成果，去探索、推测、揭示原始人类审美心理的生成及其文化表现形态，发现原始人类隐藏在原始文化艺术中的艺术生命的核糖核酸和遗传密码，揭示文化艺术的本质，这是美学人类学应该承担的责任。
在美学人类学研究对象中，原始人类审美心理的生成是一个核心的命题，是贯穿美学人类学的一根“中轴”。从研究原始人类审美心理的生成这一中心命题出发，美学人类学的研究任务主要包括两大内容：
(一)人类审美心理生成论。主要包括人种进化对原始人类审美心理的奠基、自然环境对原始人类审美心理的滋养、图腾崇拜对原始人类审美心理的培育、宗教巫术对原始人类审美心理的模塑、神话传说对原始人类审美心理的浸润、伦理民俗对原始人类审美心理的规范等内容。由此，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原始人类的审美心理潜伏于高等动物(人猿)的种族先天生理遗传之中，发端于原始人类时空观念的形成和对自然美的感知体验，表显于第一件石器工具(也是第一件艺术作品)的制作，生成于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宗教巫术、神话传说、伦理民俗等后天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影响。
(二)人类原始文化形态论。主要包括原始宗教文化的表现形态、原始文学的表现形态、原始表演艺术的表现形态、原始造型艺术的表现形态、民族服饰文化的表现形态、民族节日文化的表现形态等内容。通过这些内容的研究，我们得出第二个结论：原始文化是原始人类审美心理的外化。原始文化表现形态是原始人类审美心理外化的表现形式，原始人类审美心理与其原始文化表现形态之间存在着深层次的对应同构关系，原始文化起源于原始人类审美心理生成的地方。我们不同意国内外学者认为原始人类审美心理与原始文化艺术同步生成的观点，认为原始人类审美心理生成在先，原始文化艺术起源在后。没有先在的审美心理图式，原始人类的第一石器工具(也是第一件艺术作品)是无法打制的。只是原始人在打制过程中(相当于现今的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审美心理结构图式又得到了提升，达到新的审美结构层次。如此循环往复，直达现今。
三、美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学科的研究方法是由学科的性质和研究对象所决定的。美学人类学作为文化人类学、文艺心理学和文艺美学的多边缘交叉学科，它的研究方法必须采用综合研究的方法。其中主要是：
(一)文化人类学方法。即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和成果探讨原始人类审美心理发生发展的轨迹及其文化表现形态。文化人类学考古发现的文化遗存，是原始人实践活动的产物，是历史的见证，可以作为我们探索原始人类审美心理的生成及其文化表现形态的直接依据。因为每一件石器、每一幅原始壁画岩画、每一件原始工艺品，以及刻绘在这些工艺品上面的花纹、图案，不管它是粗陋的还是精细的，都是原始人类实践的产物，都是他们的审美心理外化或物态化的表现形态。只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些原始文化遗存留给我们的，还只是原始人类审美心理的物化形式和产品，而不是他们的审美心理结构和活动过程本身。只有对这些物化的审美心理成果进行科学的分析，才能透视原始人类在制做这些物品时的审美心理的活动特征和美学水平。此外，世界近代特别是中国西南一些较好地保留着原始文化的特殊的少数民族，它们如同“活的社会化石”，从一个个横断面上生动地再现了原始文化的发展史，从而为我们研究原始人类的审美心理及其文化表现形态提供了可以直接观察的经验材料，弥补了史前资料的不足。这就主要牵扯到两种田野作业方法：一是社会田野作业。即亲身参与到研究场城里，观察体验、调查搜集各种素材；二是文本田野作业。即在文本
里搜集自己所需要的研究素材。被称为“坐在安乐椅子上的人类学家”的弗雷泽的《金枝》，就是其范例。
(二)文艺心理学方法。其中包括两项内涵：(1)将“审美心理”和“审美意识”明确区分。“审美意识”是审美心理的自觉部分，它与理性思维密切相关，是审美心理的表层部分，与原始人类审美心理的切合点极少。“审美心理”则充满审美思维内在空间结构的全部，特别是占审美心理绝大部分空间的个体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种族无意识)，对研究原始人类审美心理的生成及其原始文化形态极为重要。因为，在发生学研究中，我们面对的是原始人类非自觉、非理性的和深层的心理整体以及各种心理机能的综合形式结构，因而采用“审美心理”才能准确、贴切地指称原始人类的精神整体。(2)采用文艺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主要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心理学、荣格的分析心理学、阿恩海姆的格式塔心理学、马斯洛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和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心理学的理论及相关心理学方法，如观察推测的方法、内省体悟的方法、问卷的方法、心理测试的方法等。使我们的研究进入到目前文化人类学尚未深入到的深层领域，逐步接近原始人类的精神特征和生命本质。
(三)文艺美学方法。文艺美学是对文化艺术现象和形态作形而上的宏观阐释的美学的分支学科。它着重研究文化艺术活动这一特殊审美活动的特殊规律以及审美活动规律在文化艺术领域中的特殊表现。文艺美学把审美主客体的关系、文化艺术的本质、文化艺术的审美构成、文化艺术形态、文化艺术阐释接受、文化艺术审美教育等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文艺美学方法最大的优点在于：将美学与诗学统一到人类的诗思根基和人的感性审美生成上，透过文化艺术的创造、文本、接受这一活动系统去看人自身审美体验的深拓和心灵境界的超越。文艺美学方法的发展趋势是：(1)对创作主体的研究，主要采用精神分析和直觉主义等方法；(2)对作品文本的研究，主要采用格式塔心理学、结构主义、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等方法；(3)对接受主体的研究，主要采用接受美学、读者反映批评等方法。从而，达到对文化艺术多层次审美规律的把握和文化艺术生命底蕴的深拓，探寻人类文化艺术的生命意义和人类感性审美生成的奥秘。
(四)跨文化比较研究方法。其中包含四个内涵：(1)跨民族比较。这就需要我们真正借助文化人类学的宏观视野，走出民族自大或民族虚无主义的怪圈，采用比较方法阐释原始人类审美心理生成的共同特征及族群间审美心理的个性差异。(2)跨文化比较。原始人类的各族群由于人种遗传、自然环境、宗教伦理等不同，必然形成不同的审美心理特征和文化形态，美学人类学研究必须进行跨文化比较，才能祛除单一文化视野的盲视，增加和扩展理论推演的准确性和涵盖率，使美学人类学的研究取得理想的效果。(3)跨学科比较。除对文化人类学、文艺心理学、文艺美学进行比较研究，较好地实现它们的边缘交叉外，还要吸收与研究对象密切相关的体质人类学、考古学、人种学、思维学、脑科学、生理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近邻学科”的洞见。(4)跨时期比较。即将原始人类与文明人类的审美心理和文化形态进行纵向比较，以说明两类审美心理与文化形态的传承和区别。其中必须鲜明地确立起三个参照系统：一是高等动物灵长类特别是人猿的审美心理特征。这是人类原始思维和审美心理由此发生的自然前提。二是文明人的审美心理特征。这是原始思维的历史终点和审美心理的崭新层次。以此为参照，我们将容易判断原始人类的原始思维、审美心理和文化艺术在其各个阶段的特征和所达到的美学水平。三是儿童心理的发生过程。这属于人类个体心理的早期阶段，它和原始人类的思维和审美心理是一种个体与种系的关系。以此为参照，也将有助于我们具体把握人类审美心理各个阶段的特征。由此，建构起一种文化人类学式的整体观和整合观。
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文化；人类学；危机；生命文化学
众所周知，人类学家宣称，人类学是关于人类历史的科学。美国的人类学研究传统分为四支（特别是在Boasians的研究推动之后）：生物人类学、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1]。Robert Borofski（2002）的研究揭示出来，在文化人类学的子分支之间的联系已经非常薄弱[2]。人类学的分支越来越专一化。过度的专业化是人类学面临的一个问题。
人类学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文化”这个词本身。20世纪初，人类学家把人类学界定为关于文化的科学，而现在人类学家逐渐变为文化研究方面的专家[3]。人类学家把文化界定为他们用来研究世界上不同人类群体的生活方式的理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工具。大量关于文化的概念起源于20世纪的上半个世纪[4]。尽管文化的概念众多并且没有确立一个统一的标准，但是人类学家普遍承认这样的假设：文化是后天习得的，基于符号的历史产物。换句话说，文化与自然相对，拥有自己存在和进化的方式。
而到了20世纪下半叶，文化达到了一种滥用的程度，尤其是被“种族中心论”的人误用。Adam Kuper陈述了它的成功：“现在每个人都进入到文化中来。”[5]换句话说，我们正在见证这个世界的文化膨胀。
Keesing在1974年预测了未来的研究热点：“‘雅诺马米文化’、‘日语文化’、‘文化的发展’、‘自然与文化’：我们的人类学家仍然使用这个词，我们仍然认为这意味着什么。但是从灵长类动物存在的学习传统，使用工具和操纵符号，我们再也不那么肯定文化符号的习得性遗传是人类所独有的了。”
仅仅一年后，Edward Wilson出版了《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他定义社会生物学为“所有社会行为生物学基础的系统研究。[6]”同时，他宣称社会生物学的目的是“利用当代综合进化论的成果重新规划社会科学。[7]”
自从70年代以来，所谓的进化派社会科学一直在学术界中发展和传播。我用“进化的社会科学”这一标签来称谓用进化论的方法来研究人类文化的那一派研究。这个标签反映了在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前沿的交叉，现在有很多学者使用这个词。在进化的社会科学领域最先进的无疑是社会生物学、进化心理学、人类行为生态学，人类行为学，模因论、以及“基因――文化”共同进化的的方法。上述学科的代表发展了他们自己关于文化的概念，我们称之为文化进化论。
那么，早期文化人类学家把文化定义为一种后天习得的基于符号的历史产物，而社会生物学家的定义则是完全对立的，他们认为文化是一种生物学上的适应性，或者说文化是符合“自私的基因”的利益的。进化心理学和人类行为学中也有关于文化的类似表达。
人类行为生态学和“基因――文化”共同进化理论，都在文化人类学对立的角度使用文化的概念，但是在研究方法上两者有所不同。他们认为文化不是生物适应的产物，基因并不能操纵文化。
在行为生态学中文化是在某种特定的生态环境下生物最大化自己繁殖度的适应性策略。他们在人类行为的水平上研究文化；他们认为文化是一种对于当地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的适应型策略（SmithWinterhalder1992）.那么，文化是一种行为的适应性。
共同进化方法包括基因和文化之间的相互动力系统。例如，William Durham已经列出了基因与文化作用的五种关系（1991）：cultural mediation（文化调节），genetic mediation（基因调节），enhancement（增强），neutrality（中立）and opposition（反对）.前三种是互动的，后两种是比较的（Durham 1991，205207）。总之，他认为两者在互动中可能会影响到对方。基因与文化的关系将参照：（1）相同的目标（增强）；（2）矛盾的目标（反对）；（3）不同，但目标并不矛盾（中立）。文化不能解释为基因进化的产物。在协同进化理论中，文化是基因与社会文化环境协同进化的产物。
在前面的论述中，我概述了目前的被看作是整体科学的人类学中的危机。首先是，人类学的过度强调分支化和跨人类学的薄弱的合作性。其次，危机的根源是，文化概念在人类学中的滑坡，它被指责将西方的工具加在非西方的社会中的一种中心主义的建构。第三个根源是，“文化”这个概念的膨胀，人类学成功地给出“模因”，并认为它承载了一个更为宽泛的意义，它最终将涵括任何东西。并且如果是在这种意义上，文化实际上是一个空洞的词汇。危机的最后一个根源是，在进化社会科学中对文化这个概念的宽泛的讨论。它的表征是从人类学意义上来使用这个概念，但是一般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合适的背景。
基于文化学理论框架的生命文化学，方便了人们对进化社会科学和人类学的理解，生命文化学是一个文化学的分支。生命文化学这个概念是由美国人类学家伊诺・若斯在1980年提出的，它是一个物理人类的分支的标签，主要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来关注文化和生物现象。生命文化进化从文化属于非生物学的适应性这个前提出发，将人类与其它生物区分开来，但是它并不意味着，人类独立于他过去的进化。
相反，文化有它进化的根源，人类是被他的特征所决定的，并且建立在人类基因的生物进化过程中。另外，生命文化学处理一种更为宽泛的主题包括动物和人类的不同。生命文化学进一步研究的是生物和文化适应性及进化之间的关系，分析社会生活的主要因素，并关注后天PK先天讨论的结论。生命文化学可以从文化人类学的传统这一方面和从进化社会学另一方面，为了支持人类作为生命文化个体的整合性研究。简单来讲，生命文化学采用了从科学和社会科学中认识的相关的发现并从文化角度来进行解释。
生命文化学对于目前的人类学在三个方面的难题起作用。首先，生命文化学支持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性学科的合作性研究。其次，它将文化看作是在科学对人的研究中理论上、认识论上和方法论上的工具。最后，它方便了对人类学和进化论方法在文化的研究上，对人类本质的二分的难题的克服。
[参考文献]
[1]Kuper，Adam（2000）：Culture：Anthropologists’Account.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Kuper，Adam（2000）：Culture：Anthropologists’Account.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Borofski，Robert（2002）：The Four Subfields：Anthropologists as Mythmakers.American Anthropologist，104（2），s.463480.
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范文第4篇
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学内部逐渐出现了一股“历史化”(historicization)的思潮，即：人类学日渐注重历史研究的视角，开始关注“他者”的历史，由此产生了新的理论洞见和新的研究方法。一方面，揭示了“他者”是有历史的，并在历史建构中具有重要的能动作用，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文化界定历史”的创新性理论架构，冲击了传统的“客观历史”说，根本性地突破了人类学中长期存在的“文化”与“历史”、“结构”与“历史”、“结构”与“事件”等基本矛盾的对立。另一方面，传统民族志也得到了更新改造，人类学研究方法从单一的田野调查中解脱出来，走进了历史的“田野”之中，融文献史料、田野调查于一体，人类学文化撰写方式日渐呈现综合性、多元化的发展态势；同时，这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发展与更新还相应带来了认识论上的深刻变革，凸显了“他者”与世界共享着同一时间和空间的历史，对隐藏于人类学知识生产过程中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论思想进行了解构。总之，人类学的“历史化”，正如弗宾(James D.Fauhion)所言，“已经成为一种多变的社会和文化现象，它并不仅仅代表一种纯知识体系上的更新变革，也标志着伦理、道德和政治上的转型”。除了上述社会环境的影响之外，笔者认为，有利的学术环境是促动西方人类学“历史化”的不容忽视的深层次因素。本文将对西方人类学“历史化”的学术环境进行系统梳理，以期能对全面、深入理解西方人类学的“历史化”有所裨益。
一、西方新史学对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关注
德国兰克史学作为西方传统史学(政治史阶段)的代表，在进入20世纪尤其是在二战后，遭到了法国年鉴学派、英国史学和美国社会科学史学的批判。这些后起学派主张跨学科，提倡总体史，注重底层的历史(history from below)，关注经济社会史，由此引发了战后以经济社会史为主要标志的西方新史学(社会史阶段)的到来。在稍后的70－80年代，以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历史叙述主义和文化人类学为理论源泉，新文化史应运而生，即西方史学又出现了由经济社会史向文化史过渡的新趋势。在实现这两次转型的过程中，西方史学对人类学理论与方法表现出极大关注，或者说人类学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第一次转型过程中(社会史阶段)，西方史学开始对人类学传统主题和方法产生兴趣。法国年鉴学派主要开创者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的《创造奇迹的国王》(1923年)，从那时的宗教礼仪、风俗习惯、医疗状况等为传统史学家所忽视的史料人手，研究了法国民众的风俗与信仰，揭示了当时的普遍社会心态；另一位开创者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的《拉伯雷的宗教》(1942年)，没有像传统史学那样以拉伯雷的书为史料去探讨拉伯雷的思想，而是着力考察拉伯雷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和风俗，剖析该时代的各种社会文化因素和社会心态结构。法国年鉴学派的第二代领军人物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地中海和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1949年)中，强调了长时段中的结构，认为传统史学所关注的事件并不是重要的。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的《蒙塔尤》(1975年)，利用宗教法庭的审讯记录，吸收了民族志撰写中的一些表现手法，生动地描绘了蒙塔尤这个14世纪法国小村庄普通村民的家庭生活状况。英国史学家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年)中，把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的态度和意识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其文化的构成，认为工人阶级身份的真正形成不仅仅是社会经济意义上的，还包括工人阶级对自身地位的文化认同。
在第二次转型过程中(文化史阶段)，人类学中的一些重要思想和新方法被借鉴到史学领域中来，对史学的影响更为直接和强烈。被视为“宏观意义上”的历史学家的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Clifford Geertz)，将文化比喻为寻找解释意义的文本(text)，倡导深描(thick description)的写作方法。这些见解和方法受到了许多新文化史家的青睐。戴维斯(Natalie Z.Davis)的《马丁・盖赫返乡记》(1984年)，以16世纪法国农村中的一个冒充农妇丈夫的陌生人如何被接受和被拒绝为题材，指出通过深入研究该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和两性关系的史料，史学家可以重构该农妇的思想历程，即历史学家可以通过一个朝着史料定向但又超越于它以外的想象力来填补史料中的漏缺。在戴维斯看来，事实与虚构之间并元明显的界线，但首先要承认来源于解释学的、存在一个诸如农民文化之类的更大的整体性联系，这样的重构才能成为可能。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屠猫记》(1999年)，从解释18世纪的一群印刷工人集体屠猫这样一个事件出发，用人类学家研究异文化的方式来处理自身的文明，用民族志观察入微的方式来洞察历史，揭示了当时法国人心态中对猫的种种象征意义以及屠猫行为所具有的仪式性和文化解释，深入探讨了18世纪法国人的思考方式。
自结构功能学派产生到20世纪60年代，西方人类学在整体上多是拒斥历史的，这使得人类学“主动疏远”了历史学，它们之间的界限也变得泾渭分明。而西方史学在二战后的两次转型，对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关注和借重，使两个学科之间的关系重新密切起来，达到了更高层次上的“合流”(convergence)和“复交”(reapprochement)，从而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学的“历史化”倾向营造了良好的学科外部环境。
二、在西方人类学中的兴起和影响
20世纪70年代的人类学是人类学的时代，孕育了法国结构和英、美政治经济学等新的人类学理论流派。这些新流派试图对的某些方面加以应用、修正和新的诠释，从不同角度体现人类学对“历史”的“关怀”，为70年代以来西方人类学“历史化”潮流的发生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学科内部氛围。
西方人类学发端于法国，英、美等国的人类学界也受到影响。二战后，法国人类学界出现了列维一斯特劳斯(Levi－Strauss)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列维－斯特劳斯相信支 配历史进程的是一种无意识的潜在因素，这种潜在因素只有通过理论上的分析才能揭示出来，而的“唯物史观”(historical materialism)相信历史是由寓于生产方式运动之中的内在矛盾决定的，矛盾又是人们经过精心的研究之后才发现的。因此，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他的“结构”概念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内在一致的。在上述思想的影响下，以葛德利尔(Maurice Godelier)为代表、试图对马克思的生产模式(mode of production)理论进行修正的法国结构学派应运而生。1966年，葛德利尔出版了代表作《经济上的理性与非理性》。该书强调文化中非经济性制度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组织中所发挥的经济，并以功能性的阶序观来取代生产模式观。葛德利尔主张把生产模式看成一个系统，而内部各个结构分别为小的系统，小系统在整体中发挥不同功能，若超越了相互之间的约束力即功能相容性的范围时，则发生社会组成和历史的变迁。这与把系统内部的矛盾尤其是阶级斗争视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已经有了本质上的区别。葛德利尔对历史发生兴趣的目的在于修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使之在的基本构架下适用于前资本主义社会演变的研究，所以他所研究的历史其实是在“静态”的结构理论的架构上建立起的社会进化史，尽管其材料来自人类学家的实地研究，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摆脱了早期进化论者的臆测。“历史在葛德利尔那里，既不是年代学的重拟，也不是人类学合作主体借以建构他们的世界的过程，正确地说，历史是把社会现象的起源看作从社会制度的逻辑中推演出来的派生物。”因此，虽然葛德利尔声称人类学是人类学与历史学差别消失的地方，但真正的历史研究却被他忽略了。尽管法国结构学派受到了种种批评，但它以其特有的方式关注了历史分析，为发展出一种具有“批判性”的解释理论做出了贡献。
二战后，美国人类学界出现了怀特(Leslie Alvin White)的新进化论和斯图尔德(Juliar Haynes Steward)的多线进化论。与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的早期进化论相比，怀特的进化论体现的是一种更为系统化的技术决定论，强调进化过程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性；斯图尔德则更注重进化路线的复合性和多样性。他们都企图对的历史发展阶段理论进行修正。哈里斯(Marvin Harris)把斯图尔德和怀特的理论统合起来，提出了文化生态学和文化唯物论的观点，寻求环境需求与社会制度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寻求支配历史发展的新法则。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在抨击哈里斯的基础上，提出社会文化决定生产过程的新观点――因为文化既决定人们要生产什么，又决定人们怎样去生产。此外，萨林斯还对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认识性质的观点做了新的诠释。在萨林斯看来，人类创造了自身的历史，但人类只能根据自身的意识来创造历史，因为认识总要受制于文化。斯图尔德的学生沃尔夫(Eric R.Wolf)和敏兹(Sidney W.Mintz)则着重应用世界体系理论以及中资本主义制度下有关农民社会的有关理论，研究了农民社区内外的阶级关系，研究了地方性、小规模农民社区与其所处的广阔政治经济过程之间的关系，将地方史置于世界史的范畴和视野之中。
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的英国人类学界，功能论、平衡论占据统治地位，因此往往忽略了强调阶级冲突和矛盾的，对研究中的殖民情境(colonial situation)几乎视而不见。英国曼城学派的代表人物格拉克曼(Glackman)强调社会冲突，但从整体上讲他从没有采纳过的理论。他的弟子沃斯利(Peter Worsley)在题为《号角即将吹响》(1957年)的一项研究中，强调被研究的那些部族正在受到广大地域中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剥削和利用，才日渐显示了观点的影响。1973年，由阿萨德(Talal Asad)编辑的论文集《人类学与殖民遭遇》已经明显受到了的影响，开始对以往英国人类学静态的、和谐的、无历史的功能论展开严厉批判，揭示了人类学与殖民主义之间的深层次关联：功能论者用“原始人”来代替“被殖民化的人”，缺乏一个对殖民情境的整体性概念，没有把殖民形式整合到他们的分析中去；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应用人类学更是与“间接统”、“殖民地管理”密切联系在一起，将作为政治和历史问题的殖民制度与人类学之间的联系掩盖起来，他们既是非历史的(a－history，以拉德克利夫一布朗为代表)，也是反历史的(anti－history，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自此，以功能论、平衡论为特色的英国人类学逐渐改观，开始注意“他者”的历史，关注隐藏在研究者与“他者”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三、西方人类学的反思
西方社会科学的整体反思(reflexivity)或解构(deconstmction)，建立在西方20世纪60年代以来蓬勃开展的各种社会反省运动的基础之上。这种反思，来自对“殖民情境”的检讨，源自对西方政治权威、学术霸权的解构。当知识创新的批评精神在现象学哲学、解释学、后现代主义思潮渗入实地调查的经验研究以后，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催生了人类学的反思意识。以往的“无历史”的田园诗般的“现实主义”民族志描述方式成为反思和批判的对象，历史人文主义成为新的实验民族志的主要追寻目标之一。
由后现代主义等新思潮武装起来的新一代人类学家，试图使人类学带有敏锐的政治和历史感，力求使人们对文化多样性的方式有新的洞察。他们在对传统的文化撰写方式进行反思、对写作的文本本身进行解构的同时，开始尝试和实验新的表述方式：一是涉及对描述困境的新感受性，即在文化全球均质化观念下表述文化差异所存在困难的感受；二是涉及对历史和政治经济现实的再认识。在后一种实验策略中，又有两个不同的走向：其一，受到政治经济学、世界体系理论的强烈影响，试图克服以往人类学将自己局限于地方社会、相对缺少历史观点的局面，将大规模政治经济体系与地方文化状况联系起来。这种走向还对民族志美学化、诗学化提出了批评，认为要把民族志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去理解，结合社会、政治和物质去理解。其二，受到解释学的影响，探讨民族志叙述中历史时间与场合的恰当的表述方式，对传统民族志或者将叙述置于历时背景之下或者将历史一并放弃的种种做法提出批评。这种新的实验策略就是要使民族志富有历史感，在民族志叙述框架中展示时间和历史的视野。
美国人类学家哈里斯认为，后现代主义在人类学中最有代表性的体现之一就是后过程主义(postproeessualism)，即：不存在客观的过去，我们对过去的呈现只是源自个人社会文化视角所制造的文本，是我们自己的一种“创造”。他指出，考古学等研究进化的科学忽视了社会行动的意义建构以及人类文化的历史特殊性，科学思想根深蒂固的早期人类学家试图客观地描 述现在，但实际上与写小说无异。后现代主义等思潮对科学、技术负面影响的批判，对被科学扭曲的人性的关注和推崇，使20世纪70年代的人类学逐渐从“科学”人类学的影子中走出来，“人文历史主义”成为新一代人类学家深切关注和反思的时代主题。有学者认为，这会从整体上对人类学造成危机；但也有学者认为，这是人类学激动人心的新时代的开始。
人类学自身的反思，既是时代整体反思的产物，也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学在自身反思与实验过程中所体现的对人文历史主义的推崇、对民族志描述历史化的诉求，加速了人类学研究方法的转换、更新，促进了人类学“历史化”思潮的酝酿与形成。
四、美国民族历史学的特殊贡献
民族历史学(ethnohistory)的概念，最初可能是由博厄斯(Franz Boas)的学生威斯勒(Clark Wissler)于1909年率先提出来的。在他看来，民族历史学就是依靠结合民族史和考古学的数据来重建史前文化，就是纪实档案(documentary)的同义语。当然，这种档案并不是由当地土著来提供的。1915年，博厄斯的另一个弟子罗维(R.H.Lowie)对民族史研究中口述史的真实性做出了负面评价，进一步扩大了民族史研究的影响。当时的民族史方法论，无论对人类学家还是对史学家而言，都是一样的，即主要利用档案资源来讨论“他者”的过去。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民族历史学基本上以北美、非洲、大洋洲等地的小规模族群社会为研究对象。这一时期，无论是人类学家还是历史学家，对此都不太关注，因为小规模族群社会并不是当时史学研究所关注的重点，而人类学的研究目光也主要聚焦于尚与历史有严重隔阂的现在时民族志上。因此，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民族历史学作品数量不多、影响有限，其主要作用在于最初填补了人类学与历史学之间的空白领域。
20世纪30－40年代，以博厄斯的学生克鲁伯(A.L.Kroeber)、米德(Margaret Mead)、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等形成的所谓心理结构学派(文化与人格学派)，几乎背离了博厄斯所开创的历史主义传统。随着心理结构学派的兴起，美国民族历史学在二战前的作用和影响更为微弱。二战后尤其是50年代，历史主义重新在美国民族学、人类学界抬头，1954年创刊的Ethnohistory则突出体现了这种情绪。这一时期，美国民族历史学主要有两大方面的特征：利用文字档案材料探讨印第安各部落的传统边疆问题，以帮助他们维护自己的土地所有权；出现了所谓的“经济人类学”，即从历史主义的观点、用现代的经济概念去研究原始社会。其方法论依然如故，以有文化的非土著所提供的档案等为主，而不是本土的口述资源。自此，美国民族历史学作为一种独特的学术思潮和新的研究范式，才登上了西方学术舞台，并日渐繁盛。
20世纪上半叶，人类学与历史学之间的划分是明确的，但从70年代以来，这两个学科明显汇合了。人类学家使用历史材料和历史学方法，史学家也使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由此，原初作为在人类学与历史学问起联系和沟通作用的民族历史学，随着时代的变迁，其内涵的界定也就变得越来越困难。有学者犹豫地仍称之为民族历史学；有学者简单地将之视为历史学；有学者认为，民族历史学不再是一门学科，而是一种方法；有学者认为民族历史学是重建无文字民族的历史；有学者则将之界定为历史意识(historical consciousness)的研究；还有学者则戏称民族历史学为“历史学与人类学的杂种儿子”。
在凯奇(Shepard Krech Ⅲ)看来，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们已经对民族历史学本身的界定持有怀疑态度，很难对“ethnohistory”、“historical anthropology”抑或“anthropological history”进行明确区分。有些学者拒绝使用“ethnohistory”这个名称，而代之以“anthrohistory”或者其他术语。民族历史学已经逐渐失去了“民族”(ethnos，ethnicity，ethnic)的味道，不再像原来那样带有某些歧视色彩地用来专指部落少数民族的民族史(ethnohistory)，而变为历史人类学(historical anthropology)或者人类学史学(anthropological history)，成为人类学理论方法与史学理论方法互换、混合的产物，成为人类学“历史化”的产物。“Ethnohistory”这个名称，也逐渐为“historical anthropology”或者“anthropological history”所取代。无论哪种取代，都合乎逻辑，都不会辱其名，因为人类学学者应该关注“anthropological history”，正如历史学者应该关注“historical anthropology”一样。凯奇认为，使用“anthropological history”更为合适，“anthropologieal history”能表征时下“ethnohistory”所代表的真正内涵，能大致消除用语上的混乱局面。
席费林(Edward Schiefflin)和耶韦特(Deborah Gewertz)的讨论主要在于揭示民族历史学的本质特征。在他们看来，“在过去，民族历史学指的是利用文献或考古材料建构民族史。对历史学家(及许多人类学家)来说，传统上民族历史学指的是替没有文字历史的民族重建历史，……对我们来说，这种民族史的观念即使不能说不对，也是不适当的……民族历史学……最根本的是要考虑到当地人自己对事件是怎么构成的看法，以及他们从文化角度建构过去的方式”。这种见解，与之后以萨林斯为代表的西方人类学“历史化”思想的主旨是一脉相承的。
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范文第5篇
“范式”这一概念最初是由托马斯・库恩(Thamas Kuhn)提出来的，指的是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科学家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科研范式决定了某一科学共同体在某一专业中所具有的共同信念、基本观点，为他们提供了共同的理论模式和解决问题的框架，形成了该科学共同的传统，并为该科学的发展规定了方向。
教育人类学在“田野工作”(field work)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研究范式。这种研究范式主张从书斋的思辨式研究转移到注重实际的调查研究。书斋思辨研究重视理论推理，重视逻辑的严密性、理论的普适性，但由于过分关注理论本身的逻辑结构，使得学术研究容易脱离生活实际。在田野调查基础上的研究则完全与之相反，其关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教育教学行为，重视对教育现象的搜集和整理。因此，从书斋到田野研究范式的改变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研究者的信念和科研模式。
教育人类学研究范式主要体现为以下四点：一是“跨文化研究”。教育人类学以不同文化背景的教育为研究对象，从而发现和解释不同民族与文化背景下教育的差异。因此，研究者必须深入他者文化中，从该文化背景的教育实际出发，在具体的文化中进行研究、分析。二是田野工作的研究方法。田野工作的具体技术为实地观察法，要求避免单纯理论想象和假设推断，主张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要求研究者长期生活在被调查的对象之中，融入其生活并与其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从而搜集、记录和整理当地人的行为或每日发生的事情，“其目标是在基于直接观察和准确理解当地人的真实观点的基础上，对教育的事件、情形作充分的描述，其目的是为对某一民族或语言等特殊问题作进一步深入了解提供信息”。三是重视个案研究。教育人类学反对那些宏大叙事的抽象论述，主张深入实际、在详细调查基础上的个案分析。四是理论建构。教育人类学的研究不仅仅体现在对不同文化背景下教育现象、问题的调查，同时强调在这种实地调查基础上的理论总结与概括。也就是说，教育人类学研究者不仅是一位实践的探索者，而且还是理论的建构者，在田野工作中通过实地观察、访谈、问卷分析等形式，发现新问题，验证假设，形成正确判断，构建新理论以及为社会实践作出贡献。
二、田野工作：教育人类学研究范式的基本方法
田野工作最先由动物学家哈登介绍到人类学中，随着博厄斯、摩尔根、马林诺夫斯基等对该方法的成功运用，使其成为人类学研究区别于诸如历史学、社会学、政治科学、文学、宗教研究的重要标志。田野工作也是教育人类学最基本的一种研究方法，它要求教育人类学研究者于某一地点或区域住上一段时间(人类学研究一般在1年以上)，把握当地年度周期中教育教学的基本过程，与教师、学生形成密切的关系，参与他们的生活和学习活动，从中了解他们的教育教学、人际活动、风俗文化等。
我国教育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大致分为三种：一种是对少数民族教育的研究，注重研究少数民族和原始部落人群的教育问题；二是对弱势群体教育问题进行的田野工作，这类研究除了研究少数民族儿童的学习问题外，还注重对一些处境不利或弱势人群的教育进行调查研究，如出生在城里的少数民族子女、进城农民子女或贫困家庭子女的教育问题等；三是应用人类学方法，从文化的角度对主流文化教育进行研究。因此，不同研究取向在田野点的选择上就有较大区别。有一点值得肯定的是，无论哪一种田野工作，研究者必须把他感兴趣的事件放在自然发生的情境中，资料的搜集来自于自然式的研究场域――田野，如教室、餐厅、学生宿舍、教师休息室、学生家庭等，通过持续地与研究对象进行接触，获得第一手资料。
教育人类学田野工作的具体技术为参与观察法和深度访谈，另外可以配合一些问卷调查等其他研究方法。参与观察法要求研究者在调查点长期居住下来，参与被调查者的生活与学习，观察他们的教育活动和个人言行举止。因此，参与观察法亦称为“局内观察法”或“居住体验法”。马林诺夫斯基在其名著《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对特罗布里安德群岛土著文化进行的就是参与观察式的田野工作。在教育人类学田野调查中，仅靠研究者个人的观察是不够的，大部分的资料须依靠一些研究对象提供，这就必须采用深度访谈的方法。访谈的对象可以是教师、学生、学生家长。访谈的内容既可以是针对访谈对象自身的教育问题，也可以是他所知晓的其他情况。一般而言，对访谈对象须精心选择，对重点访谈对象更是如此。他(她)的年龄、性别、社会阅历、职业、文化程度、社会地位、工作态度、语言表达能力、社会关系等都是必须予以认真考虑的。
教育人类学的迅速兴起在于倡导了这种独特的研究方法，改变了以往哲学思辨及诠释的方法，注重田野工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建构。教育人类学研究不是从概念出发或沿用以往的解释套路，而是依据田野工作中与调查对象共同生活所进行的参与观察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并使之与文化背景联系来加以分析和阐释。“教育的田野”赋予研究鲜活的生命和时代意义，记录了社会文化下真实而丰富的教育发展，它会因时间的流逝而愈益散发出特有的时代价值。
三、践行・做小・求真：教育人类学研究范式的科研精神
从书斋走向田野为教育人类学提供了一个从历史发展高度全方位考察教育发展的新方法和新维度，其科研精神体现为如下几点：
(一)躬行实践，深入田野
20世纪初，部分人类学家意识到要想创造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就必须像其他科学家研究他们的对象那样来研究自己的对象。为了更准确地对文化进行描述，他们便开始同所研究的民族生活在一起，观察并参与他们的某些重要事务，并向土著详细询问他们的风俗习惯，就这样人类学开始了它的田野调查。作为人类学的分支学科，教育人类学强调田野工作的研究方法，主张深入田野，进行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深入“田野”，才会不断创新，不断发展；不进行调查，只顾埋头于故纸堆里，就会因失去科研的源泉，致使创新干涸、枯竭。教育人类学研究者要进入校园、课堂、社区与家庭，与研究者长时间地交往、接触，如有机会还要多参加一些地方的民俗活动，以更好地了解当地的文化背景。在调查过程中，研究者要以一个人类学家独特的视角，以一定的身份，如一名老师的身份或辅导员的身份，融入教学过程中，参与到学生的活动中。“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是一个教育人类学研究者的终身理念和不懈追求。
(二)知微见著，精益求精
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提出：“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必作于细”。教育人类学研究侧重于建立在个人经验基础上的个案研究，反对那些毫无个人经验的宏大叙事。教育人类学主张作于“小”，“小”就是你从任何角度去放大或缩小，都不会变成模糊的视点；从任何局部去抚摩，都是丰润饱满的点触；从任何时间去审视，都能成就经久不衰的优秀作品和完美演绎。“小”是一种厚积薄发的经验积累，是一种独辟蹊径的敏锐角度。也就是说，研究者的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必须是
他能够亲眼观察到的、亲身体验到的和亲自了解到的。在这种经验基础上，对个案进行深入调查、分析，最终目的是要由小见大。滕星先生所著《文化变迁与双语教育――凉山彝族社区教育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与文本撰述》一书可以说是国内教育人类学研究的经典之作。其以四川凉山彝族社区教育为研究对象，对20世纪后50年来语言与教育的社会变迁过程进行了描述，揭示了少数民族在力图融入现代主流社会、分享现代化社会的权利与成果的同时，试图保存自己的传统语言与文化的两难困境，并从教育人类学者的立场上给予意义上的解释。之后，国内又有多部教育人类学方面的著作问世，其共同的特征就是重视个案的研究，充分体现知微见著、精益求精的科研精神。
(三)追求本真，崇尚实学
早期的人类学者根据“野蛮人”或“原始人”的社会文化资料、殖民当局的档案、旅行家以及传教士的记述，在“安乐椅”上进行理论建构。人类学集大成者马林诺夫斯基，一战期间在新几内亚进行了为期两年半的三次田野调查，之后出版了一系列与调查相关的著作。其集田野调查、民族志撰写、文化功能学说的提出于一身，奠定了科学人类学的规范，同时为崇真尚实的学科精神奠定了基础。他要求田野工作者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去观察当地发生的人和事。要求融入当地社会，尽量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描述和记录。教育人类学秉承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教育问题，通过实地调查有效地搜集研究对象的行为和背景资料，在参与研究对象的各种活动中感知其文化背景，在深入调查中践行追求本真、崇尚实学的学科精神。教育人类学在中国的迅速发展，与其重视调查的研究范式及学科精神有着必然的联系，它如一缕清风在国内的教育学研究中掀起一丝的波澜；又如一块陨石，厚重而深远，涤荡着学术氛围中的浮躁，代表着学术研究的航标。
四、田野工作的局限：教育人类学研究范式反思
(一)他者的声音：能否反映真实情况
从书斋到田野，其本意就是尽可能多地接触并了解研究对象，在这个过程中，强调主位研究(从研究对象的角度进行的研究)和客位研究(从研究者的角度进行的研究)的结合。基于田野工作，深入研究对象，与研究对象共同生活、学习，在相互接触和了解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主位研究的科研价值，最大程度地反映研究对象的真实情况。
但是，田野工作毕竟有其局限性――他者的声音能否反映真实?我们在做田野调查的时候，有人会说：“你怎么相信他们向你陈述的东西?他们向你讲述的都是编出来的谎言，除了他们自己这些谎言可以蒙骗所有人。”在调查的过程中，我们也经常地思考，研究者对教育现象或教育问题能够较好地把握，但是能否真正理解教育现象背后的文化因素就不得而知了。另外，在有些田野工作中，还存在语言不通的情况，这就要求研究者想办法解决语言障碍。解决这个问题有两种途径，一是掌握这门语言，二是通过翻译。在短时间内学习一门新的语言显然是比较困难的，在笔者周围的一些文化人类学研究者，他们在这种情况下经常采取雇用当地人为翻译的做法。这种方法，对调查固然有立竿见影的效果，然而经过翻译这中间环节之后，收集的信息可能已经带有很多翻译者主观的因素，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研究本身的真实性。教育人类学研究者深入教育第一线与研究对象长时间交往，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了解对方的文化，争取更加扎实的田野工作。但是无论你如何与研究对象和谐共处，你永远无法摆脱“他者”的身份。
(二)部分与整体：个案的选择如何具有普遍意义
教育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多是个案研究而非整体研究，这可能与因注重田野而限定了人类学的旨趣有关。由于方法论的特点，即要求参与观察法，这就注定了研究者只能在某一个地区进行研究，因为对于一个稍大的区域进行研究是比较困难的。在回答“解剖麻雀”的微型调查在科学方法上有什么价值的问题时说：“如果只调查了一个中国农村把所调查的结果就说是中国农民生活的全貌，那是以偏概全，在方法上是错误的。如果说明这只叙述一个中国农村里的农民生活，那是实事求是的，但问题是只叙述一个中国农村的农民生活，有什么意义呢?”实际上，只是把江村调查看作是他进入这个“了解中国社会”领域的开始，他后面的调查和研究成果，如《禄村农田》、《乡土中国》、《行行重行行》等，都是把微型研究和宏观研究相结合，用比较的方法从局部走向整体的结果，以此来反映中国社会的全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