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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知识资本管理 传播学 教育
作为新闻学与传播学最基础与核心的教育课程,传播学教育一直以来是学者研究的重点课题。知识资本管理在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西方,1997年登陆中国,已经被广泛运用在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传播学教育从学科思想到学科内容整体来自西方,是教育他者“如何有效采集信息”?“如何有效传播信息”?“如何寻求传授双方信息共通”的基础理论学科。学科本身的特殊性要求传播学教育者与受传者在本土的话语空间里,吸纳、消化异域知识。这对学科教育提出了知识孵化与转移的特殊要求。同时学科所承担的教授人们传通知识的基本职能,也要求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掌握知识渗透的能力。所以,将知识资本管理引入传播学教育既有现实的必然要求,又有可行性,在某种意义上讲,知识管理是连通传播者(教师)与受传者(学生)之间的“蓄水池”。
传播学兴起于西方,将人类各种传播活动与现象学理化并形成专有的知识体系,传播学自身也经历了从“无序”到“有序”的发展过程。20世纪20年代以后。传播被作为人与人交往的关键要素纳入社会学家的研究视阈,如帕克认为所谓传播就是“个人能以某种意识,到达某种程度,对别人采取态度与观点的一种社会心理过程”。施拉姆在1952年最早提出了传播即“分享”信息的观念,认为传播是一种关系。是一种分享的活动,而不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施加的行为,从而在总体上扬弃了传统的媒介效果理论。在他看来,仅仅用“传者一受众”模式来描述传播是不确切的,也不应当把传播描述成两个同样活跃的双向间的一种关系,双方是由社会环境所联结的,也是由他们个人的知识和价值观的共识部分所联系的,也只有在这种关系中,双方才能分享信号。在这一分析框架下,他开始把目光投向媒介的长期效果,指出潜在的长期效果是大众媒介对于人类社会的主要作用,它表现在知识、新闻的获取及其社会化的过程中,存在于我们生命的所有时日之中。施拉姆的研究显示,媒介效果研究把触角伸向了社会变革的深处――人与人的互动,同时也呈现了传播的互动本质,这种互动就是行为主体之间知识的交换与渗透。
由于传播学学科独特的异域背景,理论知识的枯燥性和不易理解性,学生普遍反映难以接受,所以,笔者意在导人知识资本管理思想理念,将教与学的知识体系置于知识管理的框架中,寻找两者的对接。所谓知识资本管理是指知识本身的管理,包括知识的创造、获取、加工、存储、传播和应用的管理。其核心是强调如何有效开掘各个层面的隐性知识转化为显形知识,形成知识力,在知识平台上寻求知识共享和传承知识。将传播学教学置于知识资本管理内,就是希望从传播者(教师)、受传者(学生)知识力开掘的层面来寻求两者的共通意义空间,提升传播学课程的效果。因此,本教学研究的目的与意义在于:
1.以知识资本管理的体系模型建构教学双方的知识场景,释放知识力。
2.将传播学置于知识资本管理的话语体系,营造知识共享的平台,提升教学传播效果。
3.丰富课堂实践,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以灵活的教学方法消解理论课程的枯燥性。
4.实现隐性知识向显形知识的转换,培养学生的自我思考力。
5.首次提出知识资本管理在传播学教育中的运用,不仅可以丰富学科的理论建设,同时还可以在其他高校初步推广。
将知识资本管理的理念与具体操作引入到传播学的实际教学中,是对传播学教育的一种新尝试,主要研究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教师知识资本的获取途径与转换。二、学生知识资本的获取与知识力。三、基于博客为平台的传授双方信息共享平台的搭建。本研究以中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类学生为试点对象,逐步推广。具体内容包括:
1.在教案设计中,首先导入知识资本管理的教育理念,让参与双方知晓其对于传播学课程教育的意义与价值点。在此基础上,建构传授双方知识资本获取的模型。
2.建构模型研究传播者(教师)的知识转换。教学过程中教师的隐性知识主要表现为他们的教育观念、教学思路、教学方法、教学心得及经验等。传播学教育的学科框架是建立在西方传播学理论基础上的,研究的是西方传播学的兴起、学术大师的观点、传播的构成要素、传播的功能、传播的控制与传播的效果,从教学内容到研究对象的取证全部是西方主导。如何将西方的传播学思想很好地运用中国话语体系诠释,并能为学生接受,对于教师的知识驾驭与知识转换能力要求高,所以我们将借用模型首先对教师有关传播学潜在的知识能量进行孵化,制定相应的达到标准值,实现隐性知识向显形知识的转换。
3.应用模型研究受传者学生的知识资本获取途径与效果评估。众所周知,我们已经全面步入信息社会,“地球村”已经是世界的真实写照,人们为了更好的生活,必须有效获取与利用各种信息资源。而传播学教学培养的目的就是教育学生如何“说什么信息”、“如何说”。学生的隐性知识就是接受新知识、表达知识、交流与知识共享的能力。如何将他们的潜能与传播学的教育实现成功对接,既需要教师的教育引导,又需要一套合理的知识平台。所以,我们将提出学生隐性知识转换的模型,并提出评价传播效果实现的评估指标。
4.传授双方知识共享的平台搭建。课程设置以博客等自媒体作为教学平台,实现知识的分享、传播、交流。在博客平台上传者与受者双方可以基于知识的不同要求而进行角色互换,将有关传播学的相应理论直接在博客平台上实际操作。如学习传播学的经典理论“议程设置”时,传播者(教师)首先预设议题,请学生作为议题的执行者,跟踪调查学生的议题与预设的议题之间的关联度,从而解释理论的要点与实际操作。
本教学设计拟达到的目标:
传播学是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基石,其对整个学科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如何将教师的学科背景、知识的蕴涵量与传播学的西方异域性进行知识对接是我们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同时,对学生知识潜能的挖掘与教师的传播思想、传播方法、传播展开的实践也是重心。所以,我们研究目标主要在于:
1.从传播学教学的课程设置上,通过建立模型,将教师的学术能力与传播能力进行量化分析。实现教师知识资本的获取,最大限度将传播学独有的西方特点中国化。
2.在传播学教学课程的实现上,将学生作为学科的一种知识资本,通过模型建构说明学习传播学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储备,完成对传播学知识的获取如何拟定特定的教学场景,最
大限度释放学生的知识力。
3.在传播学效果的评估上,我们将通过传授双方的角色互换来设定评估指数,实现传播学教学的真正互动性。
目前中国很多高校开设了新闻传播类专业,而传播学理论是本科生、研究生乃至博士生的必修课程,独立的传播学专业在中国已经出现了博士后工作站。一直以来传播学课程设置存在着争议,是作为大文科学生的基础通识课还是仅为新闻传播学学生的必修课?是开设在学生全面吸收新闻学知识之前作为学科预热还是在专业课的平台上进行专业化的讲授?开设在基础学科平台上的传播学教育设置,学生普遍反映难理解、听不懂。而将其开设在专业课平台上对于已经接纳一定新闻学知识的学生而言,又显示支持力度不够。因此,本教学设计可以解决两大问题:
1.建构从事传播学教学的传播者(教师)与知识的接受者(学生)隐性知识转换为显形知识的模型,这是传播学教育知识能量释放的最大价值点。
2.传播学教育参与双方教师与学生知识传通的意义的寻求。众所周知,传播学要谋取传播效果取决于传播者与受传者知识重叠与交叉,所以,我们计划以博客为知识共享的平台,力图将知识管理思想与运作体系运用于传播学教育,构建一个知识力不断获取、不断分享、融通、转换的新型的教学模式。
如图所示:传播学知识资本管理教学平台
本教学设计首先以新闻传播类的学生作为试点对象,从分析知识管理对于传播学教育的意义价值人手,将传、受双方作为研究的客体,以科学模型的方式进行知识力的获取,并以特定的指标系数说明实施教学模型后,双方知识能力的改变。最后,在启动传播学教学博客站点,作为双方知识共享、知识传播、知识转换的平台。其实施的范围首先由中南民族大学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生开始,逐步向国内推广,其受益范围将是从事传播学的教师与接受传播学教育的所有学生。
传播学作为新闻传播类的基础平台课,其重要意义要求学界不断拓深其理论与教学研究,这是本项目能够在全国高校逐步推广的现实基础。推广的价值意义在于:
1.将知识资本管理思想引入传播学的教育改革是一个创举,既是由于学科自身特殊性要求,又是对如何有效开掘教育工作者知识能力的有效探索,同时还提出了具体的知识资本获取方法,既有理论阐述,又有实际操作指导,不仅可以丰富传播学课堂教学风格,更重要的是提升了传播学教育双方知识能力拓展的路径。
2.将传播者与受传者知识潜能作为知识资本来研究,构建了教学、实践、互动的新型的教学模式。
3.将知识资本管理的教学理念首次运用在传播学学科的教学设计中,丰富了传播学的教学理论。
关键词:新闻专业;教学体系;实践;构建
中图分类号:G43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7-0207-02
目前,各高校新闻传播专业的实践教学形式大致有实验课教学、专业实习、毕业实习和社会实践活动等。看似周密的实践教学体系实际上存在一定的弊端,实验课教学基本上属于印证性实践,其目的只是为了帮助学生掌握理论难点,这种远离社会完全在封闭的设定环境中完成的工作对于特别需要创新能力的传媒专业的学生而言其作用是有限的。而专业实习、毕业实习及社会实践等一般为分散实习,不利于学校对毕业生教学指导和管理,无法根据专业和教学的具体要求去进行实践。
为解决上述问题,就必须围绕新时期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建立起一套与现代新闻传播理论教学体系相辅相成的、结构和功能最优化的教学内容体系。
一、新闻传播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教学目标
(一)新闻传播基本业务能力的培养目标
新闻传播的基本业务能力是实践能力构成要素中的主要内容。主要包括:
1.采编能力。要求学生能掌握采访的一般规律和技巧,学会撰写各类新闻稿件并进行编辑处理。
2.写作能力的目标要求。要求学生能写一手规范的汉字,能够规范地写出各种体裁文章,尤其是各类新闻作品。
3.策划能力。要求学生熟悉策划运作规律、掌握策划的基本方法,形成综合的各项策划技能,能做出采访的具体策划方案。
4.评论能力。要求学生能够掌握新闻评论的特性和写作要求,可以撰写出有深度的评论作品。
5.社会调查能力。要求学生能结合实际工作中的某一课题来开展社会调查研究,写出有一定质量的专题调查报告。
(二)综合实践能力的培养目标
提高学生综合实践能力,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新闻学、传播学的理论知识及基本业务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主要包括:
1.分析判断能力。要求学生在观察和采访人和事物、事件的时候能够分析有关的新闻素材,能够辨别真假、好坏、善恶,所做作品立场倾向正确且具有深度和广度。
2.人际交往能力。要求学生能够与形形的人打交道,能跟不熟悉的人做深入交谈,能处理好各种人际关系。
3.团队协作能力。这种协作能力主要包括团队协作能力和与被采访者的协作能力。新闻采访或写作往往需要多名记者集体作战,在采访中遇到要打交道的人时,要能充分与人交流协调,在讨论中发现问题,在协商中取得共识,善于接纳和尊重他人,在工作中相互合作,在和谐的人际关系中求得自身发展。
4.语言表达能力。普通话能力测试成绩应达到二级甲等以上,并且能够准确地把握日常人际交往中的交谈技巧,掌握各类采访表达的技巧。
5.计算机应用能力。能够掌握计算机及其网络的基本操作和方法,熟练运用办公自动化软件,掌握网页制作和网站开发技术,能熟练运用网络获取和处理相关信息。
6.外语应用能力。能阅读一般性的英文新闻,可以在对外交流、采访中使用外语进行表达。
(三)发展学生创新实践能力
创新是新闻工作者必备的能力之一,只有创新才能创作出好的新闻作品。培养创新能力需要一个过程,要具有敏锐的观察力,要具有敏捷的思维。在进行新闻实践的过程中要多动脑筋,力求有所创新。
二、新闻传播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设计
(一)专业基本能力训练平台
1.学科设置和课程设置方面应以厚基础、宽口径、应变性强的培养模式来提高传媒人才对飞速变化的社会的适应性。新闻传播学科要根据媒介形势发展的新态势来设置新的专业方向。另一方面,在专业课程设置方面,也相应增加新的课程,如媒介经济、媒介管理、网络传播、新闻伦理、新闻法规、媒介素养教育等,供学生自由选择。
2.在教学方法上应更多地采用案例教学、新闻实景采写、版面编辑创新评价等新方法,这也是高校新闻教学方式创新的重要内容。
3.开设综合性实训课程。构建“模拟媒介环境”,通过对采、写、编、评以及摄、录、播等各单个实验项目进行整合和调整,设置既满足新闻业务理论教学要求又训练学生综合能力的“采写编评一体化”课程。
4.给学生提供多元的、分阶段的专业实践机会。新闻院系应该创造条件、广搭桥梁, 与媒介建立合作关系,为学生提供多渠道、多层面的实践机会。新闻实践所解决的不仅仅是新闻操作方式和方法的熟练问题, 更是对新闻意识的挖掘与培养。学生参与新闻实践的目的在于及早地熟悉媒介环境, 以期将来更快更好地适应传媒职业生活。
(二)综合实践能力训练平台
1.打破专业界限,加强对学生通识教育和综合素质的培养,着眼于培养传播通才,以适应复杂环境中不同媒介的需求及学生更广阔的从业趋向。在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安排上,要把反映社会科学基本原理的相关课程列入其中,以扩展学生宽厚的理论基础。要培养学生的新闻敏感性和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
2.有计划的引导学生参加各种类型的社会实践活动。积极引导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参与专业实习之外的综合社会实践活动,帮助他们亲身体验生活,在了解国情、了解社会的基础上制作出有深度、有实际意义的新闻产品;同时,学生可以在各种综合社会实践中直接和社会各阶层、各部门的人员打交道,有利于增强学生适应社会、服务社会的能力;综合性社会实践活动一般是在一个比较开放的环境下,面对着不断变化的对象,学生自行组织活动,要独立面对和解决各种问题。这样有利于发展学生的组织协调能力和创新意识。
(三)创新能力训练平台
1.开设研究型实践教学。在新闻传播专业的本科教学过程中,研究型实践教学相对薄弱。各新闻院系可以尝试搞“项目制实习”,让学生们参与到专业教师的某个研究项目中去,在某个子课题上独挡一面,将探索和发现新闻传播学中的理论热点及提高独立思考能力作为新闻传播专业研究型实践教学的教学目标之一。
2.有针对性的组织学科竞赛活动,引导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和自主性创造,以真正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以竞赛的方法,激发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和独立工作的能力,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增强学生学习的自信心。这无疑是一条培养高素质和创新能力新闻传播人才的重要途径。
3.发挥毕业论文对学生创新能力综合训练的作用。毕业论文是大学生在校接受教育的最后一个阶段,也是对大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当前,新闻传播专业的毕业论文选题非常丰富,可以涵盖新闻学、传播学、媒介经营管理学等专业的学科前沿问题、学科经典问题、学科交叉问题以及新闻传播专业的应用热点问题等。要通过毕业论文写作的过程,培养学生对新闻传播学科知识的敏锐性和新闻传播实践的创新能力。
三、新闻传播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实施保障
(一)制订科学合理的新闻传播专业实践教学培养计划
教学计划是学校人才培养思想的具体体现。注重实践教学,加强能力培养,也是新形势下制定新闻传播学科教学计划的一个指导思想。在新闻传播专业理论课程教学课时压缩的情况下,应认真规划专业课程的实验环节,以收精讲多练,讲练结合之效。同时,对专业实习、毕业论文的学时学分也要有所增加,以提高实习和论文的要求。
(二)加强实践教学环境建设
1.加大资金投入,完善新闻传播实验室建设。完善摄影实验室、报刊编辑实验室,电视编辑实验室、演播实验室等各类实验室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在组织设备配套更新的同时,组织教师编制相应的实验教学大纲和实验教学指导教材,以保证学生尽早受益。
2、加强实习基地建设。首先要重视校内实习基地的建设,将校内报纸、刊物、电视台、广播台、校园网等媒体资源整合起来,做大做强校内实习基地,为更多学生提供短期见习机会。其次要建立一系列稳定的校外实习基地。逐步形成和完善学校和媒体双向推动、双向管理运行机制,为创新实践教育的实施提供良好支撑。
3.加快实践教学队伍建设。一方面要保证新闻专业课教师有一定时间参与新闻实践;另一方面, 可引进媒体资深从业人员直接参与课堂教学,造就一支“双师型”的新闻教育师资队伍。媒体从业人员参与高校新闻教育,能使封闭的新闻教育出现开放和活泼的局面,使单纯的从书本到书本,变成从书本到走向实践,从沉闷的课堂走向丰富多彩的社会和事件现场,由理论到实际进行采访和写作。
关键词: 新闻学 理论体系 公共性
新闻学的学科地位时常被人质疑,这一问题值得每一位新闻学学者深思。郑保卫教授扛起保卫新闻学和发展新闻学的大旗,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的目标。应该说这个目标比较明确,回答了中国新闻学的特性问题,有助于明确中国新闻学的个性价值和努力方向。新闻学只有充实了自身的内涵,凸显了自身特色,才能进一步巩固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价值和意义。本文就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谈一些粗浅看法。
一、理论溯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的提出
由于新闻在中国总是与政治联系在一起,新闻学又与文学、历史学、社会学、传播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少人发出“新闻无学论”[1]的质疑,甚至一度有人认为新闻学已“走入黄昏”[2]中国人民大学郑保卫教授认为,新闻学并未走入黄昏,而是在不断迈向辉煌,新闻学学科的基础扎实,其学科独立性具有现实和理论依据。郑保卫教授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进步的大背景下,我国的新闻学的学科发展具备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和条件,丰富多样的改革实践、不断改善的政治环境、逐步开放的学术氛围,都为新闻学的发展创造了现实基础。[3]新闻学的学科创新是宏观创新理念的要求,是新闻事业内在发展的需要,是新闻工作不断创新的需要,我们应该在创新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新闻学。[4]郑保卫教授认为,我们应该坚持在找准问题、继承传统和学习借鉴的基础上发展,坚持在理论创新中发展,坚持在科学与人文精神的关照下和在马克思新闻观的指导下发展新闻学学科。[5]他提出,我国新闻学研究创新与发展的最终目标,应该当是构建一个能够体现当代最高水平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以适应新世纪新闻事业和新闻学科发展的需要。[6]郑保卫教授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要坚持用马克思新闻观作指导,并体现两个特点:一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反映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本质;二是要具有中国特色,适应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需要。[7]
郑保卫教授的观念为我们探索新闻学的未来指明了方向。但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应该说是一项艰巨而长远的任务,如何明确这一理论体系的内涵和功能,解决这一体系的贡献和普世性、阐释力等问题,规避理论构建中的伦理风险,都值得我们深思。
二、理论的时代背景:“去西方化”理论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
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内在上与目前学界认同的推进“去西方化”理论研究有一定程度的契合。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新闻学开始大量引介、吸收西方学术理论,以信息、传播等概念取代原有宣传的学术话语,希望借西方话语达到学术研究“去政治化”的目的,推动了学术研究的极大解放。经过了20多年的引入,西方理论与中国国情的不相匹配、“水土不服”现象开始引起学界的讨论,新闻学开始反思西方理论的局限,并希望在未来研究中能体现中国的传播实践与学术理论的平衡点。这种“去西方化”理论研究,虽然任重道远,但目前学界取得了越来越多的共识,就是应该找一个基于全球化中国的“去西方化”范式。如同李彬、黄卫星所言,当务之急需要在更加深厚的思想层面和更加广阔的社会层面重申政治及其意味,新闻传播学研究不仅在于摆脱技术化、“贫血化”的庸俗路线,而且更在于科学解释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并为其提供一套安身立命的价值依托。[8]在这样的背景下,新闻学研究的视野被进一步扩大,学术研究的诸多禁忌开始被打破,新闻与政治的关系再次被重新审视,在“再政治化”的过程中学界越来越强调学术研究的公共参与精神。
中国传播学研究正在经历着一个学科走上历史前台的重大转折时期,政府或国家的需要发挥着一种引领和重组中国传播学研究群体的作用。目前,新闻学研究面临的是一个黄金时期,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并面临转型,信息化持续加速新闻需求高涨,媒介技术变革推动公众公共意识不断增强。姜飞[9]认为,目前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面临的社会形势和公共需求,同战后美国对新闻传播学的需求十分相似。在这个冠之以“转型”、“信息”、“风险”、“新媒体”等名称的社会中,传播媒介和新闻媒体的作用空前重要,而党和政府、企业组织、公众个人等,对新闻传播的需求也空前高涨。这个时代是难得的理论创新机遇期,新闻学有必要加强“去西方化”研究,而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或许可以成为“去西方化”理论的一个恰当选择。
三、理论合法性: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和文化书写
学界中的很多人对但凡牵涉以“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的理论常常嗤之以鼻,或敬而远之。他们认为,理论应该是具有普世性的,能够接受特殊性或普遍实践的检验,或者理论应该是意识形态中立的,不应有政治倾向。这些人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和科学性,学术不是政治,应该保持相对的独立性,理论也应该具有强大的阐释力和适应性。但理论研究作为人的一种思想活动,仍然无法解释实践中遇到的全部问题,而且理论也无法回避自身的意识形态。
后现代思潮中,真理已遭到质疑,人文学科遭遇表述危机。人文学科中处于支配地位的观念正在被重新评估,那些曾经想当然地被当做事实,或者被当作范式的有效性基础的“确定性因素”,成为有问题的东西。[10]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在《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一书中指出,所有建构的真理都是通过排斥和修辞的强有力的“谎言”而变得可能的,没有一个“完整的”第一时间知识大全。[11]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不仅仅限于文学界和人类学界,但人类学民族志所作出的反思已经深刻地影响了诸多人文和社会学科。后现代思潮带来的质疑权威、消解中心、打破权力,给传统的理论带来诸多挑战,这种质疑给所谓的普世理论和客观真理以巨大打击,普世理论和绝对中立都是被后现代给解构了的“神话”,他们并不存在。在后现代思潮的挑战和实验民族志的启发下,或许我们应该重新反思理论构建中的基本问题,我们应该放弃那种构建普世理论的追求和完全中立的态度。
但是,如果放弃理论的普世性和中立性,理论的合法性依据又从何而来呢?公共人类学的实践或许对我们有一定启示意义。公共人类学的主要声望来自它对世界范围的某些问题及事件所作出的直接的和实质性的贡献,它从过去的研究所积累的传统中吸取智慧并应用于当代。[12]学术研究应该是作者(学者)利用文本(理论)与读者(公众)的一种对话,这种对话面对的是具体的公众,要解决的是理论的普世性与本土性之间的矛盾。在这一解决过程中,普世性成为解决“本土问题”的前提和语境,而“本土理论”成为特殊人群面对的特殊问题,并证实或证伪普世理论。我们要发展的新闻学理论就是这样一种理论,新闻学学者借助这一理论体系建立同中国公众的公共关系。以公共精神为基本原则,这符合学术研究的价值关怀和人文精神。
知识的产生与发展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知识总在一个原点开始旅行,后人会按照沿着前人走过的路继续走下去。但是当知识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必然会走入歧途,误入困境。这时知识会推崇复古或是返回原点,重新考问,摆脱困境,以便开始新的旅程。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如此,民族志也是如此,当原有的学术传统难以解决困境中的问题时,我们需要返回原点。在这个原点,永远高昂着人性,永远驻扎着对人的生命的追问,对真理的追问。后现代主义返回了这样的原点,打破了原来树立的传统和权威,但在打破这一切的同时,它仍然在建构。后现代民族志同样打破了民族志积累起来的权威,但同时它也致力于一种新的秩序。
现在,新闻学的理论构建也急需做这么一项工作:返回原点。返回原点,不是完全“返祖”,而是要回到我们传统理论无法支撑社会发展、西方理论大量涌入中国的时刻,返回那一时代,梳理最近30多年来学习借鉴西方理论的经验和不足,以公众联系的时代变迁为底色,在总结的基础上创新,描绘新的理论图景。这种总结的源泉就是30年来的中国模式和生动的社会主义实践。
四、理论阐释力:中国模式和生动的社会主义实践
目前,中国研究成为西方学界的热门,西方新闻传播学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也成为热点。很多西方理论无法在中国得到验证,因此中国研究成为理论验证的天然“试验场”。很多西方学者将中国的特性表述为“中国模式”,这一模式一方面表达中国特色,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色彩。在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同时,中国学者更喜欢生搬硬套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问题,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怪圈”。我们所要构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就是要解决这种怪现象。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是要在吸收消化西方理论的基础上,研究中国的特殊问题。这种研究很像民族志研究,民族志学者在走入一个村寨做研究时,他首先要了解村寨所处的乡情、县情、省情,乃至国情和整个世界。我们所要构建的新闻学理论体系,并不是要把自我封闭起来,排斥西方和全球化,而是要在西方理论和全球化的基础上来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特殊问题。这一理论体系可以对西方理论进行发展或修正,它的创立目的是强化普世理论的有效性,并不是要在西方学术界以外再建立一个理论界,学术理论是不分国界的。这一理论是一个完全的开放系统,它最早借鉴了西方理论,并同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结合在一起,同当前的现实中国保持了密切关系;它大量吸收了西方传播学的研究成果,也欢迎西方理论和西方学者的检验。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施行,中国的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国际影响逐步提升,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备了越来越多的理论和现实可能性。这一理论建立在从殖民时代开始从未有过的全新世界经济格局基础上,建立在社会主义的全新尝试和探索实践基础之上,建立在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大国影响逐步扩大的基础之上,这些现代历史上的崭新经历和发展历史将给我们所要构建的新闻学以更强的阐释力。
我们的态度并不是为了通过中国模式和社会主义实践的研究建立一种真正的“普世理论”。克利福德在《写文化》一书中用了“部分的真理”一词,用来说明民族志的真理,也正是这种“有承诺的、不完全的”真理带来的“一种有力的不完全感”,才能“成为机智表达的源泉”。[13]或许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理论体系就是要探索这样一种“部分的真理”,这种部分真理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理论或真理不同,但这种真理面对世界背景中的中国公众时,可以解释中国的问题,并与世界交流。
我们所要建构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是与中国国情、社会主义政治密切相关,同时又坚持理论建构的一般原则(普世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坚持服务于公众和公共事业的一种理论体系。我们应该放下对“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的政治成见,深刻地去思考目前我们理论创新的依据和可能。我们应该捕捉历史难得的机遇,将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纳入世界范畴之中,发扬公共精神,服务于中国的公共事业,扩展学术的公共空间,发挥学者的公共作用。
注释:
[1]参见唐远清:《对新闻无学论的辨析及反思》,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
[2]参见郜书锴:《走入黄昏的中国新闻学——30年中国新闻学的回望与反思》,2009年第3期。
[3]郑保卫:《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4]郑保卫:《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5]郑保卫:《从“保卫新闻学”到“发展新闻学”——当前我国新闻学学科建设之我见》,《现代传播》,2007年第1期。
[6]郑保卫:《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7]郑保卫:《从“保卫新闻学”到“发展新闻学”——当前我国新闻学学科建设之我见》,《现代传播》,2007年第1期。
[8]李彬、黄卫星:《从去政治化到再政治化——读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新闻大学》,2012年第1期。
[9]姜飞:《中国传播的三次浪潮——纪念施拉姆访华30周年暨后施拉姆时代中国的传播学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4期。
[10]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M·J·费切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三联书店,1998年,第23、25页。
[11]詹姆斯·克利福德:《导言:部分的真理》,见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编:《写文化》,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5、36页。
[12]乔治·E·马库斯:《中文版序:〈写文化〉之后20年的美国人类学》,见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编:《写文化》,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4页。
敲下这个标题,不是因为它是马克思的名言,而是因为它转而出自孟建之口。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因为它能够贴切、形象地表达孟建的的心理与追求。笔者曾与孟建几次谋面,温文儒雅,待人热情,是对其第一印象,因此断定他应该属于一如既往之人。可经过这次沟通,才发现他也有一颗“不安分”的心和灵动的精神。或许,正是这种灵动,才造就了一次一次的改变与突破,才有了今日之业绩。
勇摘别人未尝之果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导孟建,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他生于50年代,他曾感受过时代之殇,也曾成为时代的幸运儿。“下放”期间,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但他如是说:“尽管10年的日子曲折艰辛,但是在农村、工厂的10年也对我不无益处,帮助我充分地了解、认识了社会,而这样的经历、经验对于文科学习是有帮助的。”后,他成为百里挑一的骄子,步入大学校门,成为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一分子。
“不安分”的孟建在学校期间被别人嘲笑为“旁类”。因为他开始对文艺理论、电影、电视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在《电影艺术》和《人民日报》等媒体发表文章若干,引起不小轰动。究其原因,如他自己所说,在于“不甘寂寞,不甘守陈”,总想在学术上走出一条崭新的路。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新的领域,能够获得突破的机会却是很多,这无疑是他的先见之处。
毕业后,得偿所愿,孟建留校任教并开始讲授电影方面的课程,后来被调往江苏省文化厅,之后又去了江苏电视家协会、江苏电视台,同样做得风生水起。可正在事业发展得顺风顺水时,他又作出一个决定――重回高校做一名老师。他自己的理由是“对当时影视界的浮躁风气很厌烦”,但更重要的应该还是他对学术研究的执着追求与内心的不甘使然。
1988年,孟建去了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但这个时候的他又开始“不安分”了,他开始涉足国内刚刚兴起的公共关系。“新闻传播要想跟上国际前沿的步伐,必须涉及公共关系专业”,这是他的感悟,也是他的前瞻理念。至今看来,的确很有前瞻眼光。
开“大公关”研究之先河
自接触公共关系学科开始,孟建便意识到,自己有责任用科学的态度去对待它,而不是浮躁和偏激。他说,这是由于他“作为学者的情怀”。
在公共关系研究的路上,一路走来,已是二十余载,成果丰硕,著作颇多。孟建认为,中国与国际差距仍然很大,想真正实现与国际水准接轨,还需要不断提升自己。是否是谦虚,无需探究,但在其学术研究道路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却不得不提,那就是他所创立的大公关理论。早在4年前,孟建开始将“软实力”的概念纳入到公共关系研究的关联范围之中,提出要用软实力构筑新型的公共关系。这一理论一经提出,便在公共关系理论和实务界产生很大反响,海外亦是开始关注。近来更是已经成为业界追捧和研究的重要方向和课题。
将其它学科“嫁接”到公共关系研究中,确有独到之处。但孟建认为,能够与公共关系结合的不只有政治学、国际关系、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他一直倡导的“要以浓郁的支援意识去学习和研究公共关系”。确实,狭隘地阅读公共关系方面的书籍不一定能真正领悟它的内涵,更不一定能够应用自如,反而多涉猎与之相关的学科,却能够更加明了其中真谛。这大概就是孟建时时所强调的自己所特有的“学术性格”。
关于如何运用其他学科来支援公共关系,孟建也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他认为,重视学科支援,并不是说要去罗列各种学科,搞成恩格斯所批判的“五光十色的拼盘”,而是应该去感悟、去研究究竟有哪些学科应当成为支撑自己所研究领域的最主要学科,然后在这些学科上尽情邀游,并努力去获得这些支援学科的精髓,最后聚焦到公共关系研究上。
孟建不只是自己这样做,也是这样带自己的学生。他给学生开列的学习清单绝不会只有公共关系或者新闻传播,而是涵盖了大量支援学科的书籍。有此良师,不得不说是其学生之幸。
很明显,他是学者,是执着而有远见的学者,但他不是学究,他的理论并非只能呈现于卷轴之上,更能在公关实战领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游走于理论与现实之间
现任教于复旦大学的需建,还担任着中国传播学会的副会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省部级新闻评估组组长。近年来对公共关系的研究更加深入,也更加专注。2005年,复旦大学与中国国际公关协会合作,在复旦大学成立了复旦大学国际公共关系研究中心,孟建与时任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常务副会长郑砚农出任主任。这一中心的成立,对复旦大学公共关系学科的建设起了很大作用,也为推动中国公共关系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根据孟建介绍,此中心主要专注于研究软实力、国家形象、地区形象以及城市形象四个方面,这些年来,通过不懈努力,许多研究成果陆续出炉。为了更好地推进研究,2009年,孟建带领他的团队,开始全面制定城市软实力评价体系,并与新华社《嘹望东方》和零点公司等部门合作,开始进行全国城市软实力调查和评估。2010年,与新华社瓣望东方和美国盖洛普公司等部门再度合作,进行了中国城市国际形象的调查和评估。这项研究覆盖100多个国家,8000多外籍人士接受了调查。这些重要的调查成果,不但使复旦大学国际公共关系研究中心的学术水准大幅提升,学术影响日益扩大,更重要的是,这些研究,为国家的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或许这正是孟建的初衷,理论如果不能为现实服务,则会变得苍白无力。
就孟建本人来说,在理论研究日益深入的同时,社会工作也做得有声有色,这便是他一直倡导的“理论要与实践完美融合”。
关键词:案例教学法;新闻传播;教学模式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0-0270-02
20世纪80年代,一种起源于美国的新型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法开始被引入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这种教学方法起源于1920年代,由美国哈佛商学院所倡导,在工商管理领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后蔓延渗透至多个学科,“是以具有代表性、典型性和前沿性的案例为教材,在教师指导下,运用多种方式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对案例提供的客观事实和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做出判断和决策的一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1]时至今日,案例教学已经发展成为高等教育体系中一种广泛普及且行之有效的教学和学习模式,其在新闻传播学教学中的应用也日益广泛。作为一名新闻传播学领域的高校教师,笔者一直在课堂教学中探讨并尝试此种教学方法,感受颇深,现就如何将案例教学引入新闻传播教学课堂谈一谈浅见。
一、案例教学的特点及在新闻传播教学中的应用现状
有学者曾经总结说:“当前多数传媒教育的教学模式具有共同的特征,即以传授已有的知识为主要教学目标、以课堂教学为主要教学手段、以教材为主要教学内容来源、以老师为主要教学主体、以笔试为主要教学考核方式。”[2]与之比较,案例教学与传统教学的区别主要在于:首先,教学内容来源不同。传统教学方法以教材为主要教学内容来源;案例教学则主要使用的是案例材料,案例是适应特定的教学目的而编写的。其次,教学主体不同。传统教学主要是以教师为教学主体,形成单向性的课堂传播。案例教学则是学习者在教师指导下的团体讨论和辩论,是双向性的传播。第三,教学目的不同。传统教学方法的目的主要是向学习者传授知识;案例教学的目的主要是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第四,教学手段不同。传统教学以教师单方面授课为主要教学手段,而在案例教学中,更加注重学生对这一过程的主动参与。从新闻传播学学科发展路径来看,是一个由“术”到“学”再指导“术”的循环往复的过程,这决定了新闻传播学专业自身尤其重视实践的特点。由这一特点出发,案例教学法引入新闻传播学教学,可谓开辟了新闻传播教育的一条全新路径,能够有效改变传统教学中强调死记硬背、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弊端,适应当今新闻传播学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需要。
当前案例教学已经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新闻传播教学的课堂教学中,不过从具体实践情况来看,对案例教学的运用无论是观念还是实践方面都存在一些误区,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在新闻传播教育中运用案例教学法的重要性及其价值还远远未能引起新闻传播教育者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在已采用所谓“案例教学”的新闻传播教育实践中,却在教学过程与方法、案例选择与使用、教学效果评估等多个层面,存在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譬如,有的新闻传播教育者将“案例”误读为“事例”,认为案例教学就是在课堂上运用相关事例对原理进行解释和说明。而实际上,“案例与事例的最大区别在于案例注重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案例涉及相关事件的方方面面,一则案例的内容比起事例来要丰富得多,也更加翔实。”[3]因此,在课堂教学中围绕原理多列举几个事例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案例教学。“从教学的结构上看,案例教学法必须具备以下要素:案例的标题、案例开场白、案例的背景介绍、案例事件中的主要决策者、有待决策的问题、教学注释;而从实施程序来看,案例教学应遵循如下步骤:阅读分析案例―――小组讨论―――全班讨论―――总结评述。显然,在课堂上举例与案例教学实则有着霄壤之别。”[4]此外,运用中存在的误区还有:由于案例选择不当,使得讨论流于形式,妨碍学生对问题认识的深度和广度;在组织讨论的过程中,如果教师引导话题和激发灵感的能力不足,也可能使课堂讨论偏离原定目的或导致冷场;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大部分学生对课堂讨论无法产生兴趣,认为无用的讨论占据了过多的课堂时间,而老师讲的太少,由此心生不满和抱怨,这就远离案例教学法的初衷了。
二、案例教学法在新闻传播教学中的具体运用
新闻传播学作为实践性很强的社会科学,要为新闻和传播行业培养决策型和应用型人才,在培养方式上绝对不能拘泥于传统教学方式。在传统的课堂里,教师居于主导地位,讨论的主题、内容、方式及手段都由教师决定,学生处于消极和受支配的地位,被动接受教师“真理”的灌输,处于一种单向性的传播环境之中,不利于学生培养独立思考和实践的能力。而在采用案例教学的课堂上,学生成为教学的主体,教师的主要角色是提供案例材料和组织讨论,在实施案例教学的过程中,学生和教师共同控制论题选择和讨论过程,形成双向的平等对话和交流,能够更好地激发学生对话题的关注和兴趣,而对话题的不同理解和思考碰撞所产生的火花更能帮助学生拓展认识的深度和广度。为了实现这一教学效果,高校教育者们进行了无数的实践和探讨,下文笔者就案例教学法在新闻传播教学中的具体运用结合其他学者观点谈一下自己的看法。在新闻传播教学中,案例教学的主要运用形式如下。
1.列举案例。列举案例是指在授课中,为了说明某一个理论、观点或实践问题,列举一个或一组案例。列举案例的目的在于说明问题或注释理论[5]。但如前文所述,案例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模式,它并不等同于举例说明,两者在教学材料、教学主体、教学目的和手段方面有着绝对的差异,当然二者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教学的主体差异。案例教学中,学生是教学的主体,教师举例是为了引发学生的讨论和思考,使学生在领会了原理和观点或实践问题的内涵后能够举一反三,在这个过程中,教师是处于辅助者的地位,是双向的沟通与交流。而举例则完全是教师单方面的教学行为,是单向的传播。
2.讨论案例。讨论案例是指对某一内容(原理、方法)进行讲授后,为了加强学习印象,巩固学习效果而组织学生对某一案例进行讨论。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仅要论证其独具特色的判断和观点,同时,还要接受他人的疑问抑或反驳,进而在辩论中进行反思。比如,围绕一个新闻事件提供多个新闻点,让学生就何者是最具新闻价值的事实自由地发表观点,同时接受他人的质询和反驳,教师适时对不同意见进行评析,以此提升学生的新闻敏感,并进一步加深对原理的认知,锻炼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模拟案例。模拟案例是指结合上课内容,要求学生对新闻事件中的情境进行模拟并进行角色扮演。如要求学生针对社会热点事件或人物拟定采访方案,确定采访对象、拟定采访提纲和采访步骤,在条件具备情况下予以实施。“实战”的感觉能够有效刺激学生主动参与的积极性,并能有效地使理论和实践形成对接,使学生对新闻采访过程形成直观、感性的认知,同时对新闻采访实践中需注意的种种细节问题乃至团队的配合和协作都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和认识,从而加强了教学与实践的联系。
4.讲评案例。这里的讲评案例是指将学生自己的新闻实践经历、实践作品作为案例来“品读”。新闻传播学是一门相当注重实践的学科,而学生在实践的过程中一定会暴露出不同程度的问题,教师应当就这些问题在课堂上组织讨论并提供适当的评析,以帮助学生更加深刻、准确地理解这些问题,这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思考能力。比如:2011年9月少数民族运动会在贵阳召开之际,笔者安排学生就活动举办期间(包括会前、会中、会后)贵阳城市环境面貌进行外出采访,学生实践过程中陆续反馈出一些问题,如因背景资料准备不充分导致切入角度不精准、采访对象选择不合适导致获得素材无法使用、拟定问题不具体以致采访对象无法回答等,当教师对这些问题进行讲评时,由于是自己的亲身实践,学生的兴趣会更浓厚、体会更深刻、理解也更透彻,得到的启发自然也就更多。
三、案例教学法实施中应注意的问题
结合笔者自身教学经验,认为在实践案例教学的过程中应当注意以下问题。
1.精选教学案例。精心选择好的案例是成功实施案例教学法的先决条件。恰到好处的案例会有助于提高新闻传播学教学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不恰当的案例则可能使教学误入歧途。“在案例教学法中,‘案例’成为师生的中心议题,它强调从案例中提炼理论,继而又重归实践,成为实践的向导。”[6]在案例的选择上,应当从经典型、前沿性和争议性几个方面把握。所谓经典性案例是指那些历久弥新,能够帮助学生掌握新闻传播学基本规律的具有代表性的经典案例。前沿性案例强调的是紧扣时代主题,体现时代精神,涉及最前沿的社会问题。如网络舆论、、危机公关等。争议性案例则指通过提供争议性的话题,以营造开放性的讨论范围,而不是提供一个封闭性的结论。如网络红人们的出位炒作、香港撞船事件等,都可以作为教学案例引入课堂。同时,还应当注意案例选择的目的性和针对性,避免偏离教学内容和目的。
2.精心组织讨论。课堂分析讨论是成功实施案例教学法的关键。在安排案例讨论之前,教师应做好相关准备,包括吃透案例;做好教学设计和教学过程安排;提前考虑教学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想好应对措施;如有需要,还需结合教学内容和所选案例设计具启发性的思考问题,以便在出现意外情况,如冷场时,可以有效引导学生,激发学生灵感。同时,在讨论过程中,教师应鼓励每一个学生积极参与,对不同意见或争议适时点评和引导,对学生正确的观点和新颖的看法应给予及时的肯定和鼓励,并进一步启发他们做更深入的思考。
3.耐心倾听,正面评价。在学生思考、讨论案例的过程中,教师应注意倾听和观察,从学生的言行中捕捉信息,及时有效地引导学生的讨论向有意义的方向延伸。同时,教师还需对课堂讨论进行及时的总结和评价,一方面对案例本身进行总结性发言,指出分析案例的重点、难点、关键所在,通过案例分析学生应获得哪些方面的知识能力。另一方面还需对学生的表现给予正面评价。所谓正面评价即一般对学生案例分析、讨论表现不做优劣评价,以鼓励表扬为主,着重考量学生分析案例,思考问题的方法、角度;思路是否清晰;是否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和关键等。
参考文献:
[1]王平.案例教学法在新闻教学中的运用.[J].今传媒,2006,(1):61-62.
[2]冯刚,朱光宝.案例教学法―新闻学教育的当展趋向[J].新闻界,2004,(3):17-18.
[3]杜萍.对新闻教学中案例教学法的几点思考[J].新闻知识,2008,(6):52-53.
[4]张明新.新闻传播学专业案例教学的理念与实践[J].东南传播,2009,(8):1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