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生产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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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生产要素范文第1篇

一、土地

1、可耕地面积减少。我国土地资源紧缺，新增可耕地潜力有限。如下两个因素导致耕地面积进一步减少，一是退耕还林，但这个因素只会在短期内存在，而且，退耕还林地多数不适合种粮食，所以退耕还林对粮食有影响，但影响不大；第二大因素是国家建设用地，这个因素会长期存在，尽管坚持“占一还一”的政策，但占用的多是良田，补充的多是旱地，主要原因是随着县域经济的发展，县城建设、小城镇建设及城市基础建设的需要，此外还有国家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等，这个因素直接导致粮食种植面积下降。

2、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增加，它虽然不会导致永久性的耕地面积减少，不会降低潜在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却会导致当年粮食种植面积下降。

3、土地撂荒。尽管农民对土地有很深的感情，而且留下来种田的农民除了种田外，没有别的选择，所以土地撂荒并不严重。但是由于外出打工多、农转非、粮价低、水源不好、生产资料价格高，土地撂荒在不同的地方还是不同程度地存在，同样导致当年粮食种植面积下降。

4、土壤肥力逐年下降。近年来土壤肥力呈现逐年下降趋势，特别是有机质含量下降甚为严重，造成土壤板结、团粒结构差，耕作层浅薄，蓄水保肥能力差、不耐旱、不耐寒，病虫害发生频繁，亩产量难以提高。原因在于，一是缺乏绿肥，自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至今，绿肥种植逐年减少，尤其是近十年来，绿肥生产几乎是空白状态。二是有机肥积造严重不足。目前农户除施用自家有限的猪牛羊粪外，几乎不再积造其它的有机肥，但自家养的猪牛羊有限；塘泥这种最好的有机肥全都被遗忘。三是看重施用化肥，种卫生田，造成对土壤掠夺性生产。

二、资本

1、原有水利设施维护不足、老化严重，有效灌溉面积减少。现有水利设施大部分是在50—60年代修建的，经过40多年的运行，特别是承包制以来，由于维护不足，存在很多问题：一是水库淤积，库容和蓄水量减小。表现为病险水库数量增加，水库蓄水下降，现有水库实际可蓄水量远远低于设计有效灌溉面积。其主要原因是库区水土流失严重，人为地开荒种地等破坏植被。二是渠系老化、不配套、年久失修。其主要原因是目前国家和地方对小型水利设施的投资少，同时各中型水库征收水费困难，对渠系维修资金极少，渠道清淤不彻底，渠系淤塞，许多渠道渗漏严重，下游渠系无衬砌，年久清淤不彻底，对渠系下游灌溉影响大。三是机井利用率低，主要原因是地下水位逐年降低以及管理等存在问题。

2、政府投资不足。近年来政府启动的水利设施建设主要有：渠道硬化、病险水库除险加固、治理水土流失、兴建供水水库、引提水、灌区配套与改造、中低产田改造、节水灌溉、优质稻米工程、小流域综合治理（水土保持）。受益乡镇农户普遍反映这些水利设施真正体现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作用，为粮食增产、农民增收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但总的来说，家庭承包制以来政府投资不足，水利基础设施比以前变差，已有设施维护困难，新增投入不足，建设速度赶不上折旧速度，有效灌溉面积逐年减少。

此外，许多地方反映，水利工程水费征收现状是”一少两低”。“一少”是水费计收面积逐年减少；“两低”是水费征收标准低和征收到位率低。而且，水费一般交由水库管理委员会使用。而水库管理委员会实行自收自支，在人员臃肿，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很难保证资金用于水库维护。

3、集体和农户建设动力不足。实行承包制以来，农村集体与农户进行农田水利建设积极性不高，难以组织群众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有人使用但无人管理，出现“公共地悲剧”。即使组织开展这项工作，因为年轻力壮的农民都外出打工，也是劳力不足。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两工”、村内实行“一事一议”后，矛盾更加突出。

三、技术

1、生物、化学技术及其推广应用有利于提高亩产量。生物化学技术有的能直接提高单产，有的能增强抗旱、抗涝、抗虫害、抗倒伏，从而间接提高单产，如高产、优质粮食品种，化学除草技术，叶面施肥技术推广，病虫综防技术推广，等等。近年来的技术推广对粮食增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2、机械、物理技术推广应用对粮食生产影响不大。尽管农用机械技术的推广应用提高了粮食生产单位时间的效率，减轻了劳动强度，降低了作业成本，有利于稻草还田，特别是有利于种田大户。但只要不存在土地撂荒，不存在因天气而需要抢收抢播，机械技术对粮食总产出能力影响不大。此外，机械技术的推广应用所要求新建的机耕道、板车道，占用了部分耕地。

3、复种指数提高空间有限。大多数地方土地利用比较充分，尽管复种指数有提高的余地，但上升空间有限。

四、劳动力

劳动力问题涉及到三个方面：劳动者数量、劳动者素质、劳动者积极性。与粮食生产直接相关的利益主体（劳动者）可分为两类：地方政府和农户。粮食主产区的地方政府和农户实际上都是“经济人”，二者的种粮积极性都取决于种粮收益和成本的比较。

1、如果不考虑政治和社会因素，纯粹从经济角度考虑，地方政府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性不高

（1）本级地方政府从粮食生产中汲取的财政收入减少。原因有二：其一、经常性的农业税减免政策，引起的农业税收入短收。主要包括三项，a、鼓励发展生产减免。b、灾歉减免。c、社会减免。其二、农村税费改革，尽管有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但低于农业税减免额，农业税收入净减少。

（2）发展粮食生产增大地方政府本级财政支出压力。表现在：一是本级农口系统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的人头费和办公费。二是本级发展粮食生产的水利建设等支出。三是上级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的配套资金。四是上级扶贫项目的配套资金。五是上级粮食风险资金项目的配套资金。六是“三补”的配套资金。

（3）发展农业不如发展工商业。无论是从财政收支的角度考虑，还是从GDP增长的考虑，抑或是从政绩考虑，地方政府发展工商业的积极性高于发展农业的积极性。

2、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提高，但后劲不足

（1）从不同的时期纵向比较，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提高。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粮食直补、良种补贴、购机补贴。二是农村税费改革。三是粮食价格上涨，并实行最低限价收购制度。

（2）从不同产业的横向比较，农民种粮积极性后劲不足。原因有二，一是务农种粮不如打工、不如种经济作物。二是化肥、农药、燃油等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粮食涨价收入被抵消。

（3）种粮劳动者的数量减少，但对粮食生产影响不大。由于务农不如打工，大量劳动力外出，但农业人口大量过剩，种粮人数减少不会影响粮食生产。

（4）种粮劳动者的素质下降，给粮食生产带来不利影响。外出打工增加导致“老人”农业、“妇女”农业，种粮劳动力素质普遍不高，新技术推广应用受到影响，大多数农民是凭经验种田，别人怎么种田，自己就怎么种田。

五、制度

1、财政制度使资金使用效率不高

（1）支农资金投入结构不尽合理。支农支出中，直接用于流通环节的补贴过高，用于建设性的支出比重不高、用于农民可以直接收益的中小型基础建设的比重较小，一些关系农业发展全局的基础性、战略性、公益性项目，如农业品质改良、重大病虫害控制、社会化服务体系等缺乏足够的投入保障。

（2）支农资金管理体系不完善。一是财政支农投入高度依赖上级政府，地方财政连“吃饭”都不能保证，很难再向经济效益相对较低的农业追加投入；二是支农支出实行分块管理，因而不同程度地存在条块分割、相互之间不协调、重复投入，力量分散，有限的资金不能形成合力；三是财政支农资金使用监督机制有待完善。

2、金融制度使资金投入不足。主要表现为，（1）邮政储蓄系统只存不贷，取走了农村本已有限的资金，实际是在“抽血”。（2）商业银行在农村没有分支机构，不可能为农村粮食生产“输血”。（3）政策性银行的资金投向受到严格限制，也不可能为直接粮食生产提供很多资金支持。（4）农业保险在农村基本是空白，粮食生产风险基本由农户自己承担。（5）现在真正为粮食生产提供直接金融服务的只有农村信用社，但信用社同样存在严重的“离农”倾向。其结果是农户特别是种田大户资金短缺。

3、粮食生产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

（1）生产领域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亟待加强。如农业技术推广工作：①农技推广网络不完善，具体表现为村级没有农技推广网络，县、乡级农技部门技术设备落后，农技部门之间的配合，联系较少。②农技人员自身素质不高，具体表现为专业知识陈旧、老化，多年来一直未得到过培训。③农技推广经费不足，目前的经费只能维持农技人员的基本工、根本没有资金用来进行农技推广，导致许多试验、示范无法开展。

粮食生产要素范文第2篇

中图分类号：F25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 质量管理综述

1.1 质量管理的定义与目的

质量管理是指为了实现质量目标而进行的所有管理性质的活动。在质量方面的指挥和控制活动，通常包括制定质量方针和质量目标以及质量策划、质量控制、质量保证和质量改进。而质量管理的目的是通过组织和流程，确保产品或服务达到内外顾客期望的目标；确保公司以最经济的成本实现这个目标；确保产品开发、制造和服务的过程是合理和正确的[1~4]。

1.2 质量管理的重要意义

从宏观上来说，当今世界的经济竞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产品和服务质量。质量水平的高低可以说是一个国家经济、科技、教育和管理水平的综合反映。对于企业来说，质量也是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保证，是开拓市场的生命线，正可谓“百年大计，质量第一”。

1.3 质量管理的发展方向

第一，要从对产品质量的管理转向对过程和系统的管理。

第二，要从原来以推行管理方法为主转向以培育管理文化为主。第三，从偏重于技术创新转向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并举。

2 制造业质量管理要素

质量管理是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质量管理理论主要在制造业产生并不断发展起来。按照质量管理在工业发达国家实践中的特点，质量管理的发展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质量检验阶段；（2）统计质量控制阶段；（3）全面质量管理阶段。这三个发展阶段，前两个阶段主要关注点就是制造业的生产过程管理，从对大批大量产品生产的事后质量检验，到对产品的质量特性数据以及生产过程中的抽样检验和过程控制方法，以及产品交验过程的抽样检验理论，都主要关注的是制造业生产管理的特点和重点，带着深深的制造业的烙印。

随着质量管理理论的完善和发展，更多的行业和部门开始引入质量管理的理论和方法，质量管理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在推广过程中也不断强调其适用于各行各业。但是，这些理论方法在制造业是完全适用的，即使在某些非制造业不甚适用的技术方法，在制造业一定是完全可以应用的。即质量管理的所有相关理论、技术、方法研究和论述都适用于制造业的质量管理。

2.1质量管理理念要素研究

2.1.1全面质量管理要素

全面质量管理包含的质量要素有：质量领导、追求高品质的企业文化、诚实守信的经营理念、系统的得到全员认可的质量战略、培训、团队合作、顺畅便利的信息系统、有效执行的质量绩效评价和奖惩制度、适当的过程控制体系。

2.1.2 ISO9000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质量要素

ISO9000族标准所包含的质量要素有：管理职责、质量体系、合同评审、设计控制、文件和资料控制、采购管理、顾客、过程控制、检验和试验、检验、测量和试验设备的控制、检验和试验状态、不合格产品的控制、纠正和预防措施搬运、贮存、包装、防护和交付、质量记录的控制、内部质量审核、培训、服务、统计技术等。

2.1.3卓越绩效模式质量要素

卓越绩效模式要求以产品质量、服务质量为核心，强调组织整体的质量经营，通过提高质量去实现企业的经营绩效。从大的方面来讲所包含的质量要素主要有领导作用、质量战略、以顾客和市场为中心、过程管理、员工管理、测量和分析改进、知识管理、经营效果。

2.1.4零缺陷管理质量要素

零缺陷的目标就要求组织以永无止境的持续改善为动力，运用合理的激励手段，不断提高工作和产品质量[18,19]。零缺陷管理要求组织做好以下方面：零缺陷质量目标、高层管理的的质量使命、有效的执行体系、质量信息以及有效的控制、教育培训、团队合作、供应商参与、持续改进、质量成本管理。

2.1.5六西格玛管理质量要素

六西格玛管理要求不断改善产品、服务质量，并制定质量目标目标、应用质量工具和方法来达到顾客满意的要求。六西格玛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质量上的统计标准，它更代表着一个全新的管理理念和管理哲学。我国的六西格玛管理评价准则对质量管理要素进行了全面的诠释。六西格玛的要素有六西格玛领导力；六西格玛战略；顾客驱动与顾客满意；六西格玛基础管理；六西格玛项目管理；评价与激励；六西格玛管理成果等七个方面，下图显示了这些要素的相互关系。

2.2最具代表性的质量要素

总结质量大师的理论和国家质量奖标准，并结合我国制造业企业的质量管理和生产运营特点，本文提出了一个全面考核中国制造企业质量管理水平的综合指标体系。评价指标体系由13个要素组成，分为根源要素、支持要素和结果要素三大类。质量管理体现于企业运营的全过程，三类要素互相支持互相影响，如图1所示。

图1 质量三要素

（1）根源要素位于体系的底部，虽然是衡量企业质量管理水平的隐性要素，但却是质量管理体系的核心，是质量管理体系产生的土壤和源泉，是保持质量管理水平的基本要素。（2）结果要素处于体系的顶部，直接由外部消费者评价，是企业质量管理水平的外在表现，也是底层要素作用的结果。（3）支持要素在根源要素和结果要素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既是结果要素的主要来源又是根源要素的承载体。通过它的运作将根源要素转化为结果要素，使隐性成为显性。

3 板式催化剂制造过程中质量管理

3.1 公司相关情况介绍

大唐南京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引进庄信万丰催化剂（德国）有限公司的平板式催化剂生产技术，同时收购了雅佶隆在上海所建的包括实验室在内的一整套平板式催化剂生产线，成为国内唯一平板式催化剂生产商，年产量为10000m3。后续还将建设二期、三期，建设完成后，催化剂总产能达到36000m3/年，成为世界最大脱硝催化剂制造基地。在板式脱硝催化剂的生产中，质量管理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3.2 公司组织架构

公司组织架构如图2所示。建立明确的组织架构，在此基础之上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加强各部门之间的相互联系，以保证各项管理的传递与执行，确保产品质量信息的及时反馈。

图2 公司组织架构

3.3 质量控制程序

本论文提出的质量管理程序主要在公司领导层的领导下，公司各职能部门包括设计研发部、采购部、仓库管理、市场营销部、安全生产部、设备能源部和质量管理部等部门的协力合作，明确各自职责，建立完整的质量控制体系。论文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制造业质量管理要素，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适合于板式脱硝催化剂制造的质量管理体系。

本质量管理体系设计的方案是市场营销部收集到的投标文件反馈到设计研发部，设计研发部按照具体的参数提出设计方案，市场营销部在此基础之上制作投标文件，当公司接到项目订单后，按照之前的设计方案设计催化剂产品配方和项目Spec，并制定产品检测控制计划。设计研发部将配方和项目Spec提供给采购部，采购部准备原材料的采购，原材料进厂前进行质量检测，把控质量第一关。在整个生产过程中也制定相关的产品生产过程检测，控制生产过程中的质量，把控质量第二关。产品生产后对其功能进行检测，把控质量第三关。产品入库前后进行检测，保证发送到客户的产品的质量。即通过各个程序的把控，严格控制产品的质量。具体程序流程如图3所示。

图3 板式脱硝催化剂质量管理流程图

4 结论

在质量管理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适用于本公司板式脱硝催化剂生产的质量管理体系，明确了公司各部门之间的职责和形成了部门之间良好的沟通协调机制。通过此质量管理体系的建立，完善了组织内部管理，使质量管理制度化、体系化和法制化，提高板式催化剂的质量，并确保了产品质量的稳定性，从而提高了顾客的满意度和公司的知名度。在实际工作中，进一步完善和提高此质量管理体系，使之更好地适用于板式脱硝催化剂的生产。

参考文献

ISO 9000《质量管理体系结构 基础和术语》. 2000版

马林, 尤建新.《高等院校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建立与实施指南》, 中国标准出版社, 2006

龚益鸣. 《质量管理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欧阳明得. 《质量管理――理论、标准与案例》, 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7

约瑟夫・M・朱兰, 焦叔斌等译. (uran`s Quality Handbook)《朱兰质量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第一版

David A. Garvin competing on the eight dimensions of quality[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87,(11,12): 101~109

Saraph J.V., Benson P.G., &Schroeder R.G.. An instrument for measuring the critical factors of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J], Decision Sciences, 1989, 810~829

Ahire Sanjay L, Golhar Damodar Y, Waller Matthew A.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QM Implementation Constructs[J]. Decision Sciences, 1996, 27(1): 23~56

粮食生产要素范文第3篇

[关键词]粮食安全；粮食安全观；粮食供求

[中图分类号]F32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2）10-0006-06

中国粮食安全状况一直以来就是我国政府和国际社会极为重视和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立足于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确保我国粮食安全也始终被看作是国策性的基本战略。从2004至2011年，我国粮食产量连续8年增产，总量连续5年稳定在5亿吨以上。然而，“连续增产的时间越长，可能离减产的拐点也就越近”（陈锡文，2010a），因此在8连增的大好形势下对我国的粮食安全进行一些冷静的思考，将更具警醒的意味。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对近几年我国粮食安全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并作了简要评述，尝试将他们置于一个多维的分析体系之中，以便在宏观把握的同时，也能够关注到一些重要但容易被忽略的细节问题。

一、研究现状与问题

（一）粮食安全观

粮食安全是一个不断丰富、充实和深化的概念。长期以来，我国形成了从宏观层面追求粮食产量增长的粮食安全观，即较多地从宏观供需的角度来考察粮食安全。如1992年我国政府就将粮食安全定义为“能够有效地提供全体居民以数量充足、结构合理、质量达标的包括粮食在内的各种食物”。随后学界对粮食安全的认识逐步深化及延伸，并呈现出这样的趋势：从单纯重视粮食生产，转为综合性、全局性地考察粮食安全。

1. 能力安全观

学界普遍认为应从能力的角度来考察粮食安全的实现基础，即不仅要考虑未来的粮食生产能力能否满足粮食需求，更要考虑如何以多种渠道来保障粮食的生产能力。相应的，粮食安全战略也要从藏粮于民和藏粮于仓、以丰补歉的战略（周小萍等，2008），转向藏粮于地、藏粮于外汇储备、藏粮于主产区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姜长云，2005）相结合的战略。

2. 非传统安全观

将粮食安全置于国际经济背景下考察，可以发现当前国际粮价的波动原因已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已从之前的供给、需求和库存转变为金融和能源（高帆，2011）。或者说，我国粮食生产已开始呈现出粮食石油化和粮食金融化的倾向，本文将这两种倾向对我国粮食安全带来的影响界定为粮食的非传统安全。由于我国粮食生产高度依赖化肥、农业机械等生产要素，而这些生产要素价格与国际石油价格的相关程度较高，因此通过生产要素的价格传导机制国内粮价将会与国际油价直接关联，这便会增加国内粮价及生产的波动性。我国粮食生产正在成为“石油农业”（国研中心课题组，2009）。此外，粮食的消费品属性逐渐弱化，而其作为投资品的属性显著增强。石油化和金融化因素交织在一起对我国粮食价格及生产的复合影响逐步凸显。

（二）粮食安全形势

对于我国的粮食安全形势，学界主流观点是持比较谨慎的态度，即在短期内我国粮食能够维持供求平衡，但从长期来看将会处于紧平衡状态。从众多学者对我国未来粮食供需的预测来看，尽管预测方法有所差别，结果也不近相同，但普遍认为未来我国将会出现粮食“产不抵消”的局面。柯炳生（2007）认为2020年我国粮食产需缺口为3，650万吨～5，840万吨，而到2030年产需缺口将为3，100万吨～6，600万吨；马晓河、蓝海涛（2008）预测2020年产需缺口在1，600万吨；李国祥（2010）推算2020年产需缺口会达到约1亿吨；陆文聪（2011）预测2020年产需缺口为5，100万吨。

学界作出“我国粮食供求长期将处于紧平衡状态”这一判断的依据则是，未来我国粮食生产将面临多方面因素的制约。第一，自然资源对粮食生产的约束日益凸显，表现为水资源短缺、耕地资源数量减少、质量下降，而且这种制约在中长期不仅很难得到根本性的缓解，甚至会进一步强化；第二，粮食生产的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表现为粮食产能越来越向水资源更为短缺的北方地区倾斜，区域供求矛盾逐渐加大；第三，农业经营比较利益下降的约束不断强化，与之相伴的是生产成本和机会成本的反向变动，这将直接损害到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第四，科技支撑粮食增长的长效机制尚未形成，在技术研发、推广转化、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等环节尚有诸多问题。（姜长云，2005；梁子谦，2007；马晓河、蓝海涛，2008；国务院研究中心课题组，2009）

也有学者对我国粮食长期供求持相对乐观的态度。黄季焜（2004）认为我国已建立了较为坚实的农业生产力基础，完全可以在未来的几十年保持高水平的食物安全。卢峰、谢亚（2008）则认为我国粮食长期供求会朝相对宽松的方向]变，从经济而不是政治策略的角度考量，认为未来粮食供求长期紧平衡的观点可能缺乏依据。

（三）科技进步

粮食生产要素范文第4篇

关键词：粮食生产；生产函数；比较优势

中图分类号：F4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3）05-0035-09

收稿日期：2013-03-1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内陆农区市场化与分工演进研究”（11BJL036）阶段性成果；河南省教育厅社科规划项目“内陆农区的工业化模式：基于行为主义的市场发现与分工演进”（2010-JZ-021）阶段性成果；河南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重点课题“经济学教育与中原崛起战略问题研究”（2006-JKGHAZ-01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东勋（1968―），男，河南鄢陵人，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河南大学经济学院产业经济与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教授，经济学博士。

随着近年来国际粮价的不断攀升及其对中国造成的通货膨胀压力的出现，粮食安全和农业基础性地位问题又重新受到人们的重视。同时，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和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对粮食生产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在农业劳动力减少和耕地不断被城市化所蚕食的情况下，粮食产量能否得到维持甚至有所增长？影响全国各地区粮食生产的因素究竟是什么？这些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

由于中国幅员辽阔，从南到北纵跨多个气候带，从东到西的降水量分布差别巨大，各地的山川河流等条件也千差万别，因此，不同地区的粮食生产条件和影响因素不尽相同。已有文献表明，从全国来看，中国普遍存在着农业剩余劳动力，因而，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21世纪中国加入WTO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和东南沿海等发达地区，但在全国大多数地区存在着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同时，有些地方却存在着农业劳动力不足（而非过剩）的问题；有些地方长期干旱少雨，但另一些地方却存在着洪涝的威胁；一些地方人口稠密，以至于人均耕地很少，但另一些地方相对来说人口较为稀少，农业劳动力相对紧缺；一些地方是一望无际的辽阔平原，另一些地方的可耕地却仅仅是小块的梯田或坝子；在广大地区仍然维持着祖祖辈辈世代相传的小农经济的同时，而在另一些地方却存在着机械化耕作的大型农场，等等。

本文使用基于面板数据的柯布―道格拉斯粮食生产函数，其中所使用的数据都是实物量而非价值量，因而可以剔除价格的地区差异和时间变化的影响，也更容易考察不同的生产性投入对粮食生产贡献的大小，以及各省份对国家粮食总量的贡献到底是播种面积，或者其他的生产性投入的影响大，还是粮食生产效率的影响更大。下面，我们首先观察各省份的粮食产量和向市场上出售的粮食数量的情况，然后分析这种对国家粮食贡献较大的省份是否是由于耕地面积较大，还是由于把更多的耕地用于粮食生产这种土地利用结构上的变化所致。

本文在第二部分将从统计数据中分析各地区粮食总产量与能够调出粮食数量之间的关系；在第三部分将分析各地区粮食产量与粮食播种面积的关系；在第四部分，将进一步分析粮食产量与其他投入量的关系，最后给出结论和建议。本文在分析中使用1998―2011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中国大陆26个省级行政区（剔除了京、津、沪、渝四个直辖市和自治区）的粮食生产的面板数据，具体分析造成各地区粮食产量差异的主要原因。

一、文献述评

已有文献大多集中在对粮食生产效率的研究上，而对粮食生产影响因素的研究相对欠缺。由于粮食的产品单位可以统一，粮食生产分析不同于多产品的广义农业生产分析，可以不用总产值的加总方法而直接采用实物量，这样可以消除物价和市场因素的影响。

学术界对粮食生产因素的分析，主要分为指数法（非参数法）和生产函数法（参数法）两大类。指数法主要有如下几种：

1.地区产值比或产量比方法。如冀名峰（1996）采用“全国粮食总产值与总产量之比/地区粮食总产值与总产量之比”作为衡量各地区粮食生产的比较优势，这种方法会受到各地粮食供求状况的影响，因而会有偏差。高帆等（2005）用各地某种粮食作物的产量比重占全国该粮食作物比重的比值，来表示各地该粮食作物生产的比较优势，并进而用粮食播种面积和单产之乘积表示粮食产量来进行单产优势和播种规模优势分析。伍山林（2000）则用某地区粮食产量占全国产量比重的历年变化率来分析。这种方法较好地衡量了各地资源分布和粮食生产单产的差异，但其难以详细考察影响各地粮食生产效率的因素。

2.成本系数法。如钟甫宁（2001）等用国内资源成本系数法来衡量不同地区粮食生产的比较优势。这种方法用某地区的生产成本占全国平均生产成本的比例，来表示该地区在某类粮食作物生产上的比较优势。它可消除供求因素的影响，因而，比冀名峰（1996）的方法更有优势。但由于各地区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从而影响到计算结果。另外还有，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滞留在耕地上的农业劳动力数量存在较大的省际差异，从而会进一步影响测算结果。以上两种方法均难以衡量各地耕地资源分布和粮食生产分工的差异。

3.基于DEA数据包络分析的Malmquist指数方法。单纯使用这种方法对于利用微观或截面数据分解生产效率较为有效，但对于考察不同生产要素投入量的贡献大小则不太方便。

生产函数方法从函数形式上看主要分为柯布一道格拉斯（C-D）型生产函数方法和超越对数（Translog）生产函数方法。从测算方法上看则分为平均生产函数方法和前沿生产函数方法，这两者的结合就产生了四种分析方法：柯布一道格拉斯型平均生产函数、超越对数型平均生产函数、柯布一道格拉斯型前沿生产函数、超越对数型前沿生产函数。常见的是柯布一道格拉斯型平均生产函数方法和超越对数型的随机前沿方法，前者起源于索罗（1957），后者起源于艾格纳（1977）和缪森等（1977）。柯布一道格拉斯型平均生产函数方法可以分解出不同生产条件和生产要素投入对粮食生产的贡献大小，这种方法认为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是柯布一道格拉斯形式的，每种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既可以是固定的（假定技术进步是希克斯中性的，即生产要素的搭配比例不随技术进步而变化），如孔祥智、庞晓鹏、张云华（2004）、许会奇等（2011）所进行的研究，也可以是不固定的、可变的（以便反应有偏的或非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如赵芝俊、张社梅（2006）、辛翔飞等（2007）所进行的研究。他们用时间的一次或二次方的形式来测算生产函数中各要素的产出弹性。随机前沿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方法如亢霞、刘秀梅（2005）、姚增福、郑少锋（2010），以及黄金波等（2010）所使用的方法。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方法的好处是不必考虑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采用多项式函数的泰勒分解方法来测算生产函数，但所测算出来的生产函数可能含有二次形式，难以从经济学意义上解释各生产要素的贡献大小（如各要素的产出弹性等）。前沿生产函数在分析技术效率方面有优势，可以分解出哪些属于技术进步，哪些属于配置效率或生产效率的改进。平均生产函数在分析各要素的贡献大小方面用处广泛。基于本文的目的，本文拟采用柯布一道格拉斯型平均生产函数方法。

本文的主要贡献是用面板数据分析中国各地区粮食生产的影响因素，而现有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对全国的粮食生产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或者对某一地区的粮食生产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通过本文的分析和研究，可以看出影响中国各地区粮食生产的主要因素及其各地区间的差异，为保障中国的粮食安全提供决策参考。限于数据量的大小，这里没能使用有偏技术进步（产出弹性关于时间t的一次式或二次式）的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限于篇幅，这里没有进行生产效率的进一步分解，而是将测算结果中的常数项解释为其他因素（而非仅仅是技术进步）。

二、我国各地区粮食总产量和出售粮食

数量及其在全国的排名

由于经济普查数据汇总的原因，《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6》上缺乏农业从业人员数，2006年的农业从业人员数取自《改革开放三十年农业统计资料汇编1978―2007》。

1997―2010年，中国大陆粮食产量从约4.94亿吨增长到约5.46亿吨。2010年，全国粮食总产量排名依次是：河南、黑龙江、山东、江苏、四川、安徽、河北、湖南、吉林、湖北、内蒙古、江西、辽宁、云南、广西、广东、新疆、陕西、重庆、贵州、山西、甘肃、浙江、福建、宁夏、海南、天津、上海、北京、青海、。

1997―2010年，中国各省份粮食总产量的排序是在变化的，其中，2001―2003年一直排在第16名，2004年排在第14名，只是到了2005年才攀升到第13名的位次，2010年进一步提升到第11名；辽宁省在2001年排名第15位，之后徘徊在第11―13名之间；江西省在2003年曾一度下滑到第14名，其余年份徘徊在第11―12名之间；广东省在2001年还排名在全国第11位，但到了2002年就下滑到第14位，2004年以后一直排在第16位；广西在2001―2003年，一直排在第13位，但2004年以后排名下滑到第15位；云南省在2002―2003年，曾挤入13强，其中，2003年还曾排名第12位，超过了江西省，2004年以后一直排在第14位。由此看来，粮食总产量在全国排名在第13―16位的省份，以及其是否被确定为粮食主产区存在一定的偶然性。

我们知道，粮食总产量大并不意味着可用于商品交换的粮食量也大，因为人口数量不同，人均粮食和剩余粮食量就不同，这与人均占有耕地的数量密切相关。考察平均每个农民出售的粮食数量这一指标，可以发现：东三省远远高于全国其他省份，而东三省的人均粮食播种面积在全国的排名也遥遥领先，而多年粮食产量在全国排名第1位的河南省，其人均出售粮食数量在很多年份尚不及西部的宁夏和新疆，这是与河南省庞大的人口数量有关的。湖南省的排名落在了13位之后，徘徊在16～17位；四川省更是落在了24―29位之间。粮食总产量排名较为靠后的宁夏和新疆两个自治区，则在平均每个农民出售粮食数量的排名上，都排在了13名之前，而且还曾经出现过排名全国第5的佳绩。这主要是因为，1997―2010年，新疆、宁夏、甘肃的人均粮食播种面积在全国的排名比较靠前，如宁夏长期排名第4位，如果考虑到各省份出售的粮食总量，那么，人口占有优势的四川省和湖南省，在出售的粮食数量上仍然比宁夏占有绝对的优势，湖南省比新疆也更有优势。

某一地区粮食总产量更高或粮食播种面积更大，并不一定说明其具有粮食生产的比较优势，因为粮食产量还取决于单位土地上的各种生产要素投入的多少，以及农业技术、自然条件等因素的影响。我们下面首先考察一下粮食播种面积对粮食生产的影响。

三、我国各地区粮食播种面积对粮食生产的影响

农业生产主要依赖的是可耕地以及农业气候条件，其他农业生产资源则是可以人为地改变的，例如，农业劳动力、农用机械、化肥、灌溉、农用薄膜、优良品种等均可以进行人为地调整和控制，但可耕地资源和农业气候资源则基本上是不可改变的。因此，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分析粮食生产的比较优势或差异的产生：一是粮食生产的可耕地资源和气候资源的地区分布差异。这些资源是天赋资源，是不可控制因素。二是粮食生产的其他可控条件的地区差异，这是由于不同省份粮食生产的投入不同所造成的差异。通过对上述两个层面的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出不同省份粮食产量的差异是由于天赋资源分布的差异所造成的，还是由于后天的投入差异所造成的。当然，完全有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一个地处沿海的省份，其粮食生产的天赋资源可能相对较好，但由于其把发展的重点和发展战略定位在工商业发展上，忽视了粮食生产的发展，从而人为地造成粮食生产的下滑，而那些地处内陆天赋资源相对较差的地区，由于重视粮食生产，加大其投入，却反而取得了较好的粮食生产成效。

我们来考察一下不同省份可耕地资源的分布状况及其差异。1997―2006年全国各省份的可耕地资源，都是取自1996年10月31日时点数：全国总耕地面积为130039.2千公顷，2007年全国总耕地面积为121735.2千公顷，2008―2010年为121715.9千公顷。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不包括港澳台，下同）中，2007―2010年的数据，各地区的耕地位次没有变化，但2001―2006年的数据与2007―2010年的数据相比，有一些变化需要注意。其中，位次提升的有：河南省从第4位升至第2位，山东省从第5位升至第3位，河北省从第6位升至第5位，云南省从第7位升至第6位，江苏省从第11位升至第10位，湖北省从第13位升至第11位，贵州省从第14位升至第13位，广西壮族自治区从第16位升至第14位，辽宁省从第17位升至第16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从第18位升至第15位；位次下降的有：四川省的耕地面积位次从第2位降至第7位，的位次从第3位降至第4位，陕西省从第10位降至第18位，山西省从第15位降至第17位；北京市和上海市在最末排名中互换了位次，其他各地区保持原位次不变。

我们将2010年全国31个省份的耕地面积位次作为横轴，以粮食产量位次作为纵轴，绘制出各省份的散点图（见图1）。

通过比较各省份耕地面积的排名与粮食产量的排名可以看出（参看图1），在图1中恰好穿过45°线的省份，包括山东、吉林、陕西、浙江、福建、宁夏和海南，共计7个省、自治区，都是在全国的耕地排名和产量排名恰好相同的省份。那些位于45°线上方的省份，是在全国的耕地面积排名高于其粮食产量排名的省份，包括黑龙江、河北、内蒙古、云南、甘肃、贵州、新疆、广西、山西、青海和等，共11个省份，这些省份主要位于农业生产条件相对较差的西部和北部地区。那些位于45°线下方的省份，是在全国粮食产量排名高于其耕地面积排名的省份，包括河南、四川、安徽、江苏、湖北、辽宁、湖南、广东、江西、重庆、天津、上海、北京等，共13个省份，这些省份主要位于农业生产条件相对较好的东部和南部地区。越是位于左下角的省份，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在全国的排名越是靠前。

越是远离45°线的省份，耕地面积与粮食产量的排名差距越大，导致这样的结果的出现，要么是其农业生产条件的原因，要么是用于粮食生产的土地投入的原因。在45。线以上但距离较远的省份如甘肃省、云南省、贵州省、，这些省份的粮食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重分别是：70.1%、66.4%，6、62.2%、78.5%，在全国的排名分别是第11位、第19位、第21位和第4位，该指标差异较大，难以说明该指标对粮食产量排名的影响；其粮食播种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重分别是60.1%、70.4%、67.8%、76.9%，在全国的排名分别是第27位、第24位、第25位和第19位。这些排名相对靠后，说明其粮食产量排名相对靠后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其在土地利用上将更多的耕地用于粮食生产以外的其他用途。位于45。线以下但距离较远的省份，如湖南、江西、江苏，其粮食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重分别为58.5%、66.7%和69.3%，在全国的排名分别是第22位、第18位和第12位，其粮食播种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比重分别是126.9%、128.7和110.9%（包括复种面积），在全国的排名分别是第2位、第1位和第5位，这说明，这些省份的粮食产量排名相对靠前，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其将更多的耕地用到了粮食生产上。

那些大体上位于同一条135°线上的省份（图中未画出），则是耕地面积排名与粮食产量排名负相关的省份，反映出农业生产条件或耕地中用于粮食生产的土地的比重等方面反差最大，如内蒙古与江苏、广西与辽宁、甘肃与江西、青海与上海、与北京等。在其他条件相差不大的情况下，这种差距应该是由于用于粮食生产的土地投入或气候条件（如降水、光照等）造成的耕地粮食生产力的不同所造成的。如甘肃、江西和湖南的粮食播种面积占耕地总面积之比在全国的排名分别为第27位、第1位和第2位，内蒙古、云南和江苏的粮食播种面积占耕地总面积之比在全国的排名分别为第19位、第24位和第5位。可以认为土地使用结构对粮食生产存在明显影响。

如果我们以粮食产量排名和耕地面积排名进行回归分析，可以得到如下函数关系：

Y=0.98Land （1）

（标准差：0.0348；t检验值：28.21，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

R2=84.74%

因此，从总体上说，全国各省份的耕地面积与粮食产量呈现出明显的秩相关关系，也就是说，某省份在全国所占的耕地面积比重越大，其粮食产量所占的比重也会越大。这是符合我们的经济学直觉判断的。

公式（1）中的相关系数不够高，为了进一步分离出用于粮食生产的土地投入对粮食产量排名的影响，我们使用粮食播种面积及其排序来考察其与粮食产量排序的相互关系。根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1》上的有关统计数据，我们绘制出图2。

与图1相比，图2中各个散点更加密集地分布于45°线附近，这表明，有些省份之所以表现出粮食产量与耕地面积排名的较大偏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用于粮食生产的土地投入不同所造成的。那些在图1中本来位于45°线下方并且离45°线较远的点，在图2中向45°线靠近，或者移动到了45°线上或其上方，这说明，这些省份相对于其他省份把更多的耕地用在了粮食生产上，从而使其在粮食产量的排名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图1和图2的纵轴都表示粮食产量的排序），其粮食播种面积相对于其耕地面积的排名上升了，也就是说，相对于其他省份而言，在这些省份的农作物播种面积中把更多的耕地用在了粮食生产上，从而使得代表它们的点向左移动了。这些省份有河南、安徽、山东、江苏、湖南、江西、湖北、辽宁、广西、浙江、广东、北京、天津等。可以看出，那些被确定为粮食主产区的省份，其粮食播种面积的排名相对于其耕地面积的排名提升幅度相对较大，例如，湖南省排名提升了11位，江西省排名提升了8位，江苏省排名提升了4位，河南省和安徽省排名都提升了3位；相应地，其他几个非粮食主产区的省份的排名提升只有1位或2位。这说明，粮食主产区的身份迫使这些省份不得不把粮食生产作为重要任务，从而使其粮食播种面积所占的比例高于其他省份。而那些原来位于45°线左上方的省份，现在有些出现了向右下方的移动，从而更加靠近45°线，或者移动到了45°线上，甚至移动到了45°线的右下方，这说明，这些省份相对于其他省份而言，把更多的耕地用在了粮食生产之外的其他用途上，使得其粮食播种面积的排序相对于耕地面积的排序更靠后了。这些省份有青海、新疆、山西、甘肃、陕西、贵州、云南、内蒙古、黑龙江等，它们大多属于西部地区，其更多的耕地被用于经济作物等粮食生产以外的其他用途上。在这9个省区中，属于粮食主产区的只有内蒙古和黑龙江，其粮食播种面积排名相对于其耕地面积排名分别落后了6位和2位。

从总体上看，粮食主产区的耕地更多地被用于粮食生产，从而在粮食生产上得到其总产量较高和排名较为靠前的结果，其中尤其以湖南、江西、江苏、安徽、河南等省份最为典型，它们的粮食播种面积排名都大大高于其耕地面积的排名（参见图3）。

我们知道，通过大规模的土地投入来提高粮食产量，总是会受到耕地面积和单位土地上粮食产量的限制。从图1可以看出，辽宁、吉林、上海、广东、山东、湖北、江苏、江西、新疆、贵州这10个省份的粮食产量排名都高于其粮食播种面积的排名，这说明，要么这些地区粮食生产的自然条件好于其他省份，要么其在粮食生产上除土地以外的其他农业投入（包括粮食生产技术如适合于当地的优良品种等）要高于其他省份。在上述10个省份中，上海、广东、江西和贵州不属于国家所确定的粮食主产区，其现在的状况只是由于其耕地比重相对较小，而不是由于粮食生产缺乏效率所致。尤其是贵州、新疆和吉林，这三个省区在粮食播种面积排序下降的情况下，却取得了粮食产量排序上升的好成绩，这说明其粮食生产效率是很高的。而黑龙江、内蒙古、河北、安徽、四川五个粮食主产区，特别是安徽，其粮食播种面积排序相对于其耕地面积排序提前了3个位次，但是，其粮食产量排序却低于粮食播种面积排序，说明这些省份的粮食生产效率（包括粮食生产的自然条件和其他投入）不够高，或者说并不具有粮食生产的比较优势。另外，作为粮食主产区的河南、湖南、江苏、江西四省的粮食产量排序虽然没有变化，但它们粮食生产排序的提升是在提升了粮食播种面积排序的情况下取得的，说明其粮食生产并不具有效率优势。我们可以进一步根据单位耕地面积上的粮食产量来看各省份的粮食生产效率。

进一步考察粮食产量排名与粮食播种面积排名的相关关系，得到如下分析结果：

Y=0.99N （2）

（标准差：0.0241；t检验值：41.16，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

R2=92.69%

与（1）式相比，相关系数大幅度提高，其解释力已经非常令人满意了，因此，可以认为，各省份粮食产量在全国的排名，主要是由于各省份粮食播种面积的排名所决定的。

在图2和公式（2）中，我们仅仅考察了2010年这一个年份的数据，下面我们考察一下1997―2010年间粮食播种面积对粮食产量（而非排名）的相关关系。根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8―2011年的统计数据，我们绘制成图4（参见图4）。从图4中可以看出，1997―2010年中国各省份粮食产量与粮食播种面积（对数值）存在较明显的线性相关性。

由于粮食产量与粮食播种面积之间的关系属于生产函数中的投入与产出关系，我们使用它们的对数值（同时可消除异方差性，从图4中可以看出，对数值已经消除了异方差）进行测算，得到如下结果：

LnY=-0.64+0.98LnN

（-7.95***，95.03***） （3）

R2=96.38%

以上计量结果所显示的二元相关关系是非常显著的。使用1998―2011年的数据所做的计量分析进一步表明，粮食播种面积可以很好地解释中国不同省级行政区间粮食产量的多少及其差异的原因。

四、我国各地区粮食产量与其他投入量的关系

以上分析表明，制约中国不同地区粮食产量的主要因素是粮食播种面积的多少（二元相关分析中解释了96.38%的原因），但根据生产函数理论，仍然可能存在其他的影响因子对粮食产量的多少产生影响。下面我们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上给出的统计数据，考察粮食播种面积、农业从业人员数、农民受教育程度、化肥施用量折纯量、农村用电量、柴油使用量等因素对各地区粮食生产的影响。

由于考虑的解释变量数量增加，考虑到统计年鉴上统计口径和指标的不断变化，故这里将数据扩展到1988―2010年。此外，考虑到可比性，将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和自治区去掉，将重庆市并入四川省，并且不考虑港澳台地区，这样，所考察的省级行政区为26个。

本文采取的粮食生产函数为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lnQit=α+∑jβjlnxjit+uit （4）

其中，

i=1，…，26，表示中国大陆26个省级行政区；

j、k=1，…，6且j≠k，表示6个解释变量，具体见下述xj的详述；

t=1，2…，23，表示从1988年到2010年的23个年份；

Qit为各地区粮食产量；

xjit分别为：ALit为有效劳动，Nit为粮食播种面积，Mit为农用机械总动力，Fit为化肥施用量折纯量，IRit为有效灌溉面积与粮食播种面积的比率，ZRit为成灾面积与粮食播种面积的比率；

a和β为待估参数；

uit为随机扰动项。

通过协整检验发现，面板数据总体上是平稳的。因为生产函数分析通常都是采用自然对数来线性化指数型的生产函数，因而对各指标取对数之后，也消除了异方差的影响。

这里分析的是26个省级行政区粮食生产的时间序列数据，一般倾向于认为不同省份有着不同的生产函数。混合回归模型的测算结果如下：

lnG=-0.6883+0.0064lnAL+0.7953lnN-0.0801lnM+0.3530lnF+0.1333lnIR-0.0614lnZR

（5）

（***）

（不显著）

（***）

（***）

（***）

（***）

（***）

R2=0.9697 SE=15.2034

D-W=0.1843

F统计量=3150.158

注：括号中的*号表示显著性程度：***表示在0.01的水平上显著。

上述混合回归模型的测算结果表明，R2和F统计量都说明模型拟合度很好。这说明，如果把全国看作一个生产单位，各个地区是其中的基本生产单元，那么，影响粮食生产的因素分别是粮食播种面积、机械化程度（用农用机械总动力表示）、化肥施用量折纯量、有效灌溉面积比例、成灾面积比例和其他因素（常数项）。有效劳动在统计上是不显著的，说明从全国来看，仍然存在着农业剩余劳动力。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上述模型中所有在统计上显著的因素，其系数之和约为1.14>1，说明粮食生产存在着规模经济效应，即适度地增加土地的规模经营可以增加粮食产量，但前提条件是粮食播种面积不能减少。

变截距一不变系数模型的测算结果如下：

lnG=-2.0765+0.0151lnAL+0.9346lnN+0.0414lnM+0.2245lnF+0.0988lnIR-0.0451lnZR

（6）

（***）

（不显著）

（***）

（***）

（***）

（***）

（***）

R2=0.9967

SE=2.2062 D-w=1.2073

F统计量=5475.543

河北――C

山西――C

内蒙古――C

辽宁――C

吉林――C

黑龙江――C

江苏――C

-0.3038

-0.2263

-0.1737

0.2159

-0.3711

-0.0824

-0.0341

浙江

C

安徽――C

福建――C

江西――C

山东――C

河南――C

湖北――C

0.2134

-0.1630

0.1019

0.1544

-0.1210

-0.2480

0.0767

湖南――C

广东――C

广西――C

海南――C

四川――C

贵州――C

云南――C

0.1509

0.0308

-0.0669

0.2059

-0.0619

0.0186

-0.1688

陕西――C

甘肃――C

青海――C

宁夏――C

新疆――C

-0.3025

-0.2104

0.3189

0.1225

0.1134

测算模型的R2和F统计量说明该模型对数据的拟合优度很不错，结合残差平方和看，该模型比混合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更好，F检验也表明了同样的结果。该模型表明，如果考虑到不同省份的粮食生产条件有所不同，那么，影响中国粮食生产的主要因素有：粮食播种面积、机械化程度、化肥施用量、有效灌溉面积比例、成灾面积比例和其他因素（常数项）。与混合回归模型一样，有效劳动在统计上不显著，说明即使考虑到不同省份的差异，农业剩余劳动力仍然存在。

同样的，统计上显著的各系数之和约为1.25>1，说明粮食生产存在规模收益递增的情况，适当鼓励大规模生产对提高粮食生产是有利的。

另外，代表各地区粮食生产特殊性的常数绝对值较大的有吉林、青海、河北、陕西、河南、山西、辽宁、浙江、甘肃、安徽、山东、江西、宁夏、云南、内蒙古、湖南、新疆等。常数值为正表明该地区在粮食生产方面还有积极因子，如吉林、青海、海南、辽宁、浙江、江西、宁夏、湖南、新疆、福建、湖南、湖北、广东等。

混合回归模型和变截距一不变系数模型都表明，对粮食生产贡献度最大的是粮食播种面积，其次是化肥和有效灌溉面积的比例，这两个因素都是增强土地生产力的。在两个模型中增强劳动力作用的机械化程度的系数都不大，说明制约中国粮食生产的主要因素还是土地，相对来说人口对土地的压力更大。

接下来进行变截距、变系数的固定效应模型与变截距、不变系数的固定效应模型的检验，F检验表明，变截距、变系数的固定效应模型比变截距模型更合适，这正符合横截面分析的一般特征。测算结果如下：

河北：lnQ_HEB=23.9811+0.5395**lnF_HEB-1.8714*lnIR_HEB

山西：lnQ_SX=-4.9395+1.6222***lnN_SX+0，3992***lnF_SX-0.1892***lnZR_SX

内蒙古：lnQ_NMG=4.2516-0.2901**lnM_NMG+0.6324***lnF_NMG-0.1083***lnZR_NMG

辽宁：lnQ_LN=6.8318-0.7173***lnAL_LN+0.3877***lnM_LN+0.4172***lnIR_LN-0.1257***lnZR_LN

吉林：lnQ_JL=8.3765+0.6645***lnF_JL-0.1335***lnZR_JL

黑龙江：lnQ_HLJ=1.8468+1.1168***lnN_HLJ-0.3154**lnM_HLJ+0.5322***lnC_HLJ-0.0863***lnZR_HLJ

江苏：lnQ_JS=3.0214+0.9593**lnN_JS+0.4422**lnF_JS

浙江：lnQ_ZJ=-7.6583+1.6553lnN_ZJ+0.1644lnM_ZJ

安徽：lnQ_AH=12.0272+0.7410***lnF_AH-0.0824***lnZR_AH

福建：lnQ_FJ=-2.0956+1.2873lnN_FJ-0.028lnZR_FJ

江西：lnQ_JX=-4.4115+1.5590lnN_JX+0.052lnM_JX+0.2699lnF_JX-0.024lnZR_JX

山东：lnQ_SD=-20.2205-0.3925*lnAL_SD+2.9176**lnN_SD-0.0575***lnZR_SD

河南：lnQ_HEN=-30.7782+4.2272***lnN_HEN+1.8776**lnIR_HEN

湖北：lnQ_HUB=3.6769+0.8833***lnN_HUB+0.2210***lnF_HUB

湖南：lnQ_HUN=-22.1878+2.9157lnN_HUN+0.2215lnF_HUN

广东：lnQ_GD=-0.3923+1.1090***lnN_GD+0.4219**lnF_GD-0.1322*lnIR_GD

海南：lnQ_HAN=-3.9575+1.4530***lnN_HAN

广西：lnQ_GX=-3.5411-0.0620*lnZR_GX

贵州：lnQ_GZ=-0.7064+1.0643***lnN_GZ

云南：lnQ_YN=-4.6821+1.4153**lnN_YN

四川：lnQ_SC=4.7394-0.0645**lnZR_SC

陕西：lnQ_SHX=20.7140+0.2749***lnF_SHX-1.5832*lnIR_SHX-0.1471***lnZR_SHX

甘肃：lnQ_GS=5.9068+0.4544***lnF_GS+-0.1442***lnZR_GS

青海：lnQ_QH=4.3632+0.5123*lnN_QH-0.0978***lnZR_QH

宁夏：lnQ_NX=2.8509+0.3342***lnF_NX-0.0400**lnZR_NX

新疆：lnQ_XJ=2.9833+0.4012**lnAL_xJ+0，5203***lnN_xJ

R2=0.9986 SE=0.960 D-W=2.0162 F统计量=1616.812

注：*表示0.1的显著性水平，**表示0.05的显著性水平，***表示0.01的显著性水平

变截距一变系数模型的2、F统计量和D-W值都很不错，该模型表明，如果把不同的省份看作具有不同的生产函数，那么，不同省份粮食生产的影响因素确实是不同的。总体来说，那些地广人稀的省份，如黑龙江、内蒙古、江西等省、自治区，机械化程度的影响是显著的；沿海发达省份如山东、辽宁由于工业化对劳动力的广泛需求，使得有效劳动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呈显著状态，人力相对缺乏的新疆有效劳动影响也是显著的。除此之外，其他大部分省、自治区的粮食产量主要还是受制于粮食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有效灌溉面积比例和成灾面积比例等土地类生产要素。例如，很多北方省份的粮食生产受到有效灌溉面积比例的影响较大，如河北、辽宁、河南、陕西等省，南方地区只有广东省受此因素的影响较大；受化肥施用量影响较大的省份分布广泛，主要有河北、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陕西、甘肃等省区；受自然灾害影响较大的省份主要有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广西、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省区；受播种面积影响较大的省区有：山西、辽宁、黑龙江、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海南、贵州、云南、青海、新疆等。

五、结论与建议

分析表明，中国大陆各省级行政区粮食产量的多少及其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粮食播种面积的不同所造成的。从统计上看，各地区粮食排名与粮食播种面积排名具有相关关系，用2010年全国各地区的数据计量的结果是，两者的相关性R2高达92.69%，如果用1997―2010年全国各地区粮食产量和粮食播种面积进行混合计量回归，R2则进一步提高到96.38%。也就是说，各地区粮食产量（差异）的96.38%都可以由各地区的粮食播种面积来解释，即使考虑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多重共线性，这些因素的影响原来可能包含在单因子分析的粮食播种面积之中），在控制了农用机械、化肥、农田灌溉比例，考虑了人均受教育水平的有效劳动，以及成灾面积比例之后，粮食播种面积对全国粮食产量的影响系数（产出弹性）仍然高达79.53%，进一步剔除各地区的差异性因素之后，粮食播种面积对粮食产量的影响（产出弹性）高达93.46%。

这说明，耕地是制约中国粮食生产的最为关键的生产要素，正因为如此，主要的农业技术进步和新的制度安排，均应当主要侧重于对土地的节约和替代，如化肥的普遍推广和大量施用等。但是，化肥的投入容易产生土地板结等问题，应该结合有机肥料共同使用。正在全国广泛开展的“测土定壤”技术，可以根据土壤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施肥，应该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提高化肥的施用效果。其他的替代土地的因素是灌溉面积的扩大和节水灌溉技术的推广、土地的规模经营（以便消除小块耕地的碎片化造成的土地生产能力的浪费），以及高产优质品种的推广等。

同时，由于中国人口过剩造成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普遍存在，使得我国广大地区仍然推行延续千年的小农耕作制度。由于农业劳动力过剩导致农民收入很低，并进一步导致机械化耕作难以推广，机械对人力的广泛替代对于小农来说仍然是不划算的，节约劳动力的技术没有市场。不过，好的势头正在出现，随着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农地流转正在广泛进行，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已经在市场化这种制度安排的推动下不断推广（已不仅仅限于原先的国有大农场）。另外，由于粮价和其他农产品价格比例和营利能力等原因，农村劳动力愿意学习的职业技术大多是用于大棚种植、畜牧养殖、农副产品加工等方面，很少被用于粮食生产，这也会影响粮食产量的进一步提高。

还有一种情况需要说明，越是相对发达的地区，对于肉制品、奶制品和瓜果蔬菜的需求量越大，并且会通过价格机制诱导农地利用方式的进一步转化，同时，城市化过程也会更快，空间城市化的程度也会更高，粮食播种面积会有一定程度的萎缩。在这种情况下，从国家战略的角度考虑，中央政府往往会加大对相对落后地区粮食生产的要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拉大地区间发展差距和收入差距。

粮食生产要素范文第5篇

粮食生产能力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由当时的资源状况和经济、技术条件各种生产要素综合投入所形成的，可以相对稳定实现一定产量的粮食产出能力，是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集中体现。粮食生产能力的高低主要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水平和市场的完善程度，决定于各种因素的有机组合及相互作用。在研究粮食生产方面，研究人员普遍认为粮食产量的影响因素包括土地、农业劳动力、化肥、农业机械动力、技术进步等。胡瑞法等(2001年)测算出我国粮食生产投入要素(劳动、化肥、机械、其他)在1979～1997年的结构变化［1］。周四军(2003年)采用上述变量运用C－D生产函数对1983～2001粮食产量做回归得出在我国粮食生产主要依赖于有效播种面积和农用化肥施用量，而劳动力和技术对粮食产量影响不显著。伍山林等(2000)通过对全国界面数据的回归得出影响中国粮食生产主要因素为人均耕地资源与非农业产业就业压力，从该结论也可以得出土地与农业劳动力对来那粮食生产有重要影响［3］。马文杰等(2008)利用1999～2004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粮食产量及其相关生产要素数据，根据Cobb－Doug-las函数构建粮食生产的PanelData模型，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全国粮食生产的投入产出数据分析，结果显示:粮食播种面积是影响目前中国粮食生产的最主要因素，农业机械总动力、劳动力和农用化肥使用量对粮食产量具有正的效应。

通过这些物质的投入的增加可以增加全国粮食产量［4］。程名望等(2010)采用动态模型和基于1978～2008年的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较多的农村劳动力数量和减少的土地资源禀赋是促使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原始动力和内在的根本原因，而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或城镇，使得农民耕种土地的积极性下降，农民土地撂荒现象严重，不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甚至会影响我国的粮食安全。该文赞同他们的观点，认为河南粮食生产能力变动受制于目前的农村劳动力的数量、质量以及耕地的数量与质量，以及农业机械动力、技术进步的影响。从长期来看，农业机械动力、技术进步对河南粮食生产能力影响应较为显著，短期看，河南农村劳动力的数量、质量以及耕地的数量与质量是影响粮食生产能力变动的两大主要投入因素。河南粮食生产能力的提高与河南粮食核心区建设的推进正相关，劳动力和土地是两者具有的相同要素投入。一定时期内，在规模报酬递增条件下，劳动力和土地要素投入越多，河南粮食生产能力就提高得越快，就有助于河南粮食核心区建设。为此，该文选取劳动力和耕地的现状为分析对象，解释河南粮食核心区建设所面临的阻力。2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存在的资源禀赋优势逆转表现河南省是一个农业大省，广阔的土地面积和适宜的自然资源，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全省总面积约16.7万km2，其中，耕地面积为792.6万hm2，居全国第三位。无论是一望无际的黄淮平原，还是高低不平的西部丘陵山区，为粮食生产创造了优越的自然条件。多年来，河南省的粮食总产量一直排在全国第一位，形成了多个初具规模的粮食生产基地［5］。

2.1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过度转移造成粮食核心区劳动力缺乏

2.1.1劳动力过度的转移，使丰裕劳动力资源禀赋优势在农业生产上凸显供给短缺现象河南省为人口大省，素有劳动力资源丰富，土地资源丰裕的禀赋特质。由于农村土地能够吸收的劳动力有限，以河南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和实际耕地面积计算，农村劳动力严重剩余。这种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条件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原始动力和内在根本原因。1978年后，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约束逐步被打破，城乡劳动力市场逐步完善，随着这些外在市场条件的成熟，由于人均资源禀赋稀少，而贫困且被迫长期依附于土地的农民必然理性地流向相对富裕的城镇，这就出现了河南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的现象。据河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提供的信息，2008年河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总量达到2155万人，实现劳务收入1611亿元。河南籍农民工遍及全国各地及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总量稳居全国首位。河南省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2008年外出务工人员从事第一产业有339万人，所占比例为17.1%，第二产业有892万人，占45.2%，转移到第三产业的有743万人，占37.6%［6］。自2008年，农民工平均外出务工时间稳定在10个月以上，而2005年为7.5个月。2008年与2005年相比，务工时间在12个月以上的人数比例大幅度上升。河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经历了自发小规模、政府政策引导的大规模、外出务工利益的促使、驱使、诱致下的劳动力过度转移的过程，这种转移对河南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强有力的促进作用。然而“外出务工经济”在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城市繁荣的同时，也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诸多新问题，最突出的就是素质较高的劳动力大量流失(王良永，2006)，由于走出农村的绝大多数是有一定文化基础、体魄健壮、智力较高的青年农民，是欠发达地区农村中的精英劳动者(孙自铎，2004)，而留在农村的从业人员形成了以老人、妇女、儿童为主的人口结构，导致农业发展的高素质劳动力资源需求匮乏，形成固守农业的劳动大军弱质化现象［6］。青壮劳动力外出务工，特别是在那些劳务过度输出的地区，导致一定程度农业劳动力弱质化、老龄化、妇女化，农业劳动力资源匮乏表现更为严重，加之外出务工时间的拉长，出现了农用地部分被抛荒，实际利用率下降，直接影响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的生产。

2.1.2留守农民的特质影响核心区建设推进外出务工的农民自然分化了农民的群体，出现了“入城军”和“留守者”的类别。“入城军”属于村落精英和青壮年劳动力，“留守者”为老弱妇孺病残。传统农业型村域、山区贫困型村域，村落精英和青壮年劳动力远离家乡，大量转移到省外的工业领域和城市地区，使河南省的部分农村出现了“空心村”、“老幼村”，致使目前务农人员中存在着“三多一少”的现象，即年老体弱的多，妇女、小孩多，文化水平低得多，有经营头脑的青壮年少。种粮的任务主要由老、弱、女来承担，在这种老弱妇孺病残者留守乡土田园的情况下，谈不上对粮食新品种的引进，更谈不上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投入，尤其在粮食主产区这种状况表现得更为突出。2007年漯河市有关部门就当前务农人员文化素质情况对70户、206人进行了调查，其中劳动力136个(男73人，女63人)，种田的有62人，占劳动力数的45.6%。62人平均年龄为51.2岁，其中50岁以上的47人，占75.8%;小学及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有50人，占81%。另据对粮食主产区黄淮四市的永城、郸城、汝南、潢川等16个县抽样调查资料汇总，2007年农村家庭劳动力文化状况: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比重为8.7%，高于全省平均比重2.9个百分点;小学文化程度的占21.2%，高于全省4.6个百分点;而初中、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比重分别为57.0%、9.6%和2.3%，分别低于全省4.5个百分点、2.7个百分点和0.3个百分点。留守农民只能从事简单生产，农业的弱质性和农村的弱势地位进一步“巩固”和强化，农业内部本已十分有限的增收潜力和发展空间更是难以为继、发展与拓展，且不少地区的农民将农业生产当作副业或者兼业对土地实行粗放经营导致农田质量下降，土地利用率降低，撂荒或变相撂荒现象严重，农村粗放经营模式是不争的事实，这种现象制约了河南农业现代新技术的推广应用，不符合现代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延缓了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和现代化进程，导致农业效益下降，农业生产后劲削弱，影响了农业产业的发展速度和粮食的生产，更是直接影响河南粮食核心区的建设。

2.1.3农村青壮劳力外出与农田水利建设时间冲突致使农田水利建设投劳不足农田基本设施直接影响土地粮食生产潜力的发挥，是保障粮食高产稳产的必备条件。近几年不断涌起的外出务工热虽然有力促进了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但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劳动积累明显降低，加速了农业基础设施的老化;也不同程度地弱化了农业生产，尤其是像农田水利建设这样的群众性工程。因为农田基本设施维护的时段基本是在农闲，而这段时间内，农村空巢现象最为严重。如开封县近几年冬季对淤泥河、圈漳河两大水系进行清淤整治因人力不足而全部采用机械化作业，这种运作方式加大了清淤与维护的成本，不少村在通过“一事一议”方式筹集挖河费用时，就面临该村大量劳动力外出务工挣钱，而无劳动力对河渠进行清淤的无奈局面。

2.2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造成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土地资源紧缺劳动力和土地是农业生产中的两大基本要素。要保证粮食的供给充足，必须有足够的耕地保证。河南是我国重要粮食产区，全年粮食播种面积及产量均占全国近10%，特别是夏粮产量占全国四分之一强。近年，国家减免农业税、实施“粮食直补”等惠农政策，极大地鼓舞了河南农民的种粮热情。全省粮食种植面积逐步回升，农民田间管理力度加强，但近年来由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土地资源短缺矛盾日益显现，少数地区仍然存在以牺牲土地换发展的短期行为，滥占乱用耕地的违法行为时有发生，有些地区还比较严重。由于土地稀缺性特质，出现了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与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在空间和区域的争夺土地资源的矛盾。

2.2.1耕地征占和浪费制约粮食耕地资源的空间与数量耕地是农业生产中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耕地的数量和质量以及粮田所占的比重直接影响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与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都需要一定的土地作为发展的支撑，在土地供给一定的情况下，它们之间的发展必然出现争夺土地的现象。据河南省农调队对驻马店、洛阳、长垣、尉氏、唐河、卫辉、扶沟、长葛等市、县调查，当前仍存在耕地征占和耕地资源浪费等一些突出问题，影响了粮食生产能力的进一步提高。河南省耕地资源紧缺，且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面积的扩张，近郊耕地被大量侵占。在攀比过程中，超标准住宅小区、别墅区建设，违背政策规定的娱乐休闲区建设，巧立名目的超大型城市广场建设，以及“政绩通道”、“面子工程”建设等等，都严重侵占了城镇近郊有限的、优质的耕地资源，工业用地的增加，耕地特别是粮田面积减少现象十分明显。截止2004年底，河南实有耕地面积717.7hm2，2002年的726.1万hm2减少8.5万hm2，下降1.2%。洛阳市近4年以来，耕地面积年均减少7333hm2。截止2004年底，该市按乡村人口平均的耕地面积为0.074hm2，比2000年下降9.0%。耕地面积的下降，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减少，制约了粮食生产水平稳步提高。而攀比建设中也有的征地之后长期不开发，造成了土地浪费。济源市某办事处有两块合计6.7hm2耕地已被征两年多，原准备开发楼盘、酒店，但因种种原因到2011年调查时仍未开发利用，村民趁机在此简单耕作，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效益;另有一块0.7hm2耕地，被征也已两年，现堆满建筑垃圾，等待开发。还有一些市、县，比着建新城区使大量的优质耕地资源被侵占。尉氏县城关镇某村6组，2000年人均还有0.06hm2耕地，因城区扩大占用耕地，2006年底人均仅剩0.028hm2［7］。据有关部门统计，2007年底，当年增加1.4万hm2，减少1.46万hm2，增减相抵净减少不到0.06万hm2，连续多年实现占补平衡。但据调查，近年来被征占的耕地绝大部分是肥沃的优质耕地，而补充上来的多是荒地或需要进行多年改造后才能见效的复耕地，耕地的整体质量在下降。与此同时，还存在着未征先占、乱占滥用、耕地浪费等现象。

2.2.2耕地资源的质量变化约束粮食生产能力化肥和农药的投入在我国的集约化农业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使用化肥不仅能提高土壤肥力，而且也是提高作物单位面积的重要措施。据估计，1978～2006年间化肥投入对中国粮食产量的贡献率为56.81%［8］。同时农业化学药品的大量使用也是影响耕地质量的重要因素。耕地质量包括土壤的肥力状况、土壤的环境质量(农药、重金属和有机物、污染物等的含量)以及盐碱、还原性物质等情况，耕地质量是影响粮食产出和品质的基础性因素。从中国农业统计资料显示，我国使用化肥量从1980～2007年间是逐年增加的，华东和华中地区是施肥的密集区。在中国每使用一元钱的农药，农业生产可获益8～16元。据统计资料显示，河南属于使用化肥和农药最多的6个省份之一［9］。如下表(1)表(2)。目前绝大多数农民对所耕种土地的氮、磷、钾等有机物含量不了解，缺乏肥料技术培训，往往根据自己的经验确定施肥数量、时间及结构，施底肥或追肥时，盲目投资，过量使用各种化肥，这种情况导致河南省土壤肥力明显下降。在而减施农家肥，造成土地板结，地力下降，多数地方土壤有机质含量已不到1%，有机质含量下降直接导致土壤养分失衡、土壤板结和病虫害的频繁发生。据河南农调队对卫辉市实际调查，防治蚜虫给小麦打药时，按使用规定每15kg药水应对农药30～50ml，但农民对农药多达80ml，最多的对100ml。对播种时间要求较严，一般应在10月10～15日，而部分农民因农业技术缺乏，只趁自己的时间播种，致使遭遇2010年寒冬时，全省9023小麦品种受冻害面积较大，产量减少。不仅增加了种粮成本，还减少了种粮利润。此外河南是个中原农业大省，水资源短缺十分突出，全省人均年径流量1995年为182m3/人，远远低于全国的2239m3/人;而且这有效的水资源分布不均，南多北少，且70%的将于集中在7～93个月份，水旱灾害越来越频繁发生，不利的自然环境也约束了河南粮食的生产。

3实施对策

河南省一方面应该依据各地的地理、气候、光照、水利等自然条件和传统优势，合理规划全省的农业生产布局，打造国家粮食生产核心区，推进河南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实施粮食战略工程，引导各地发展优势和特色产业，形成规模生产，实现规模效益，更重要的是必须找到不同利益群体的平衡点，处理好区域协调发展与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处理好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与工业化、城镇化的关系，合理有效地进行劳动力与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

3.1正确处理务工与务农劳动力的比例关系农村劳动力从传统农业向非农产业、从乡村向城镇转移，即使世界各国都曾经过必将面对的一种普遍现象，也是其实现现代经济增长的必由之路。今后种植业劳动力减少是必然趋势，但从事农业劳动力应保持一定比例，农村劳动力转移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一方面，劳动力必须转移出去，但转移出去必须要同时考虑农业经济发展，劳动力的转移应以保证农业有足够的劳动力为基础，特别是粮食安全问题。利益的驱动和政策应该相结合，新阶段，重构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价值和信心，用政策引导和鼓励村落精英和青壮年劳动力留村创业，不仅是遏制农业衰退、村落衰败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保证，而且事关新时期的工农业关系和城乡关系［10］。河南应向沿海地区有的乡村学习，动员部分有农业技术与素质较高的务工社员返回农业第一线，以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一部分有技术专长的人才从乡镇企业回到农业，从事水产、畜牧、花卉、果品等农业深度和广度开发，促进农业规模化和商品化发展。同时要在现有农业专业大户中培育种粮核心农户，使之转型成具有现代农业理念的企业家型农业经营人才，确立他们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主体地位，建设农业企业家队伍。

3.2依法保护耕地确保粮食的生产要保证粮食的供给的充足，必须有足够的耕地保证。“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是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为此，要努力做到四点。一是要建立基本农田保护责任制，严格落实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制。地方各级政府必须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严格保护耕地，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政策精神。地方各级政府和国土资源部门要采取有力措施，要按照签订的耕地保护目标责任状，保护基本农田，要有详细的档案资料，明确每一基本农田的面积和基本位置，要严格控制基本农田转为非农用地，对非法占用土地者，实施法律制裁;建立基本农田占补平衡制，“谁占用，谁补偿”、“占一补一”。二是要建立基本农田保护的责任追究制度，要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责，采取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的责任制，层层签订责任状，严格考核，实行问责制;三是要建立土地利用动态监测制度，严格遵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控制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利用“3S”空间信息技术，对耕地的变化进行实时监测，及时发现违法用地。四是要加大对非法占用耕地的监察力度，发挥好土地执法监察网络的作用。要充分调动广大农户参与耕地保护的积极性，严惩非法占用、破坏耕地的行为，特别是违法占用基本农田的行为，严厉查处和打击违规违法用地行为，要让违法成本高于守法成本，使违法者付出沉重的代价。将“实行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的政策落到实处。

3.3加大惠农和支农力度扭转农民弃田不耕局面尽管我国粮食产量部分来自于国家农场，但粮食的绝对量主要由农民散户提供。在二元经济结构和市场调控资源状况下，收益的大小决定了要素的流向以及要素流动的平衡，为此必须加大国家财力的投入，加大鼓励农民种粮的优惠政策和措施，使补贴达到刺激农民乐意并自愿种粮，使农民真正体会到种粮的经济效应大于弃田不耕的效应，使农民种粮的收入大于外出务工的收入，才能扭转农民弃田不耕局面。除了继续减免农业税;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对稻谷等粮食品种实行最低收购价;在对小麦、大豆继续给予良种补贴，对主产区稻谷也给予良种补贴外，同时还要加强农业人力资本建设，要大力提升人力资本对农业经济的贡献份额，发挥人力资本对土地等资源禀赋的替代效应［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