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生育率的原因范文第1篇

一、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如上所述，计划生育政策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人口红利，但是，与此同时，它的负面效应在这几十年中也在不断累积，并呈日益扩大化趋势。“一孩”以及“一孩半”政策对生育数量的控制，使我国生育率长期保持较低水平，形成了我国少儿人口比例逐渐减少，社会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的问题。这也给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特别是农村家庭养老)提出了挑战———“两个孩子”至少要养活“四个老人”甚至更多，这将给孩子未来的生活造成很大负担。并且，在社会“男孩偏好”的影响下，生育率的控制，使社会出生性别比严重偏离正常波动范围。因而，计划生育政策严重影响了我国人口结构———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年龄结构的问题在于，社会老龄化趋势日益加重;而性别结构的问题在于，出生性别比长期居高不下。无论是社会老龄化还是性别比上升，均给我国经济带来了负面影响。直接研究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影响的文献主要分析计划生育政策对储蓄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如汪伟指出暂时没有发现老龄化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的负面影响。但是，这可能是因为我国现在处于老龄化初期，老龄化对于储蓄率和人均收入增长的影响的方向和大小还有待观察。一旦未来老龄化的负担效应超过寿命效应，并占据主导地位，老龄化很可能对经济增长和储蓄率产生负面影响［6］。周俊山和尹银通过面板数据分析，表明计划生育政策是居民储蓄率变化的重要原因。农村性别比失调，导致婚姻挤压，进而使家庭为儿子婚姻问题，储存比其他家庭更多的财富，最终导致竞争性储蓄。并且，这一结论与WEI等的研究结论一致。这种储蓄动机本身，并不利于经济增长。比如竞争性储蓄下的消费行为，很可能表现为结婚时期的“井喷”消费［9－10］。

间接分析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影响的一类文献主要探讨了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储蓄、消费、劳动收入份额和经常账户余额等的影响。考察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和储蓄率关系的文献认为，老龄化不利于经济长期增长。其中，胡鞍钢等通过1995—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表明，老龄化将降低中国储蓄率，并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产生负面冲击［5］。马骁骁的研究表明，随着老年人口比例不断升高，劳动人口比例连续下降，老龄化将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11］。范叙春和朱保华认为，个体年龄阶段不同，其收入、消费与储蓄行为不同。该研究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显著影响国民储蓄率。在考虑时间效应的情况下，少年人口抚养比上升将提高国民储蓄率。而老年人口赡养比上升，将减少国民储蓄率。在不考虑时间效率的情况下，少年人口抚养比和老年人口赡养比对储蓄率的影响方向恰好相反［12］。还有部分讨论年龄结构对消费影响的文献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很有可能是消费下降的重要因素。李通屏和郭熙保考察了人口增长率与消费的关系，研究表明，人口增长率对消费率提高具有拉动作用［13］。张乐和雷良海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是导致我国居民消费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少儿抚养比下降和老年抚养比上升，导致居民消费率下降［14］。李春琦和张杰平通过对1978—2007年中国宏观数据的研究表明，少儿抚养系数和老年抚养系数对居民消费均有显著的负影响［15］。还有其他研究显示，老龄化有利于提高消费。如王宇鹏对2001—2008年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进行实证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显著影响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在控制其他因素条件下，老年人口抚养比越高，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越高［16］。此外，也有部分文献研究了年龄结构与劳动收入份额和经常账户的关系。如魏下海等研究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是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将影响个体储蓄行为，进而影响生产的资本集约程度;在资本与劳动替代的情况下，资本集约程度降低劳动收入份额［17］。汪伟的研究表明，人口结构变化是我国经常账户余额变动的重要原因，它可以解释近45%的账户余额变动［18］。

另一类研究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影响的文献主要探讨性别结构失衡对经济的影响。虽然，计划生育政策不是促使性别比上升的根本原因，但是它间接与性别比上升相关。性别比上升，不仅造成了大量男性终生未婚人口和逐年攀升的男性未婚人口比例，而且其影响已经涉及经济领域。相关研究显示，性别比影响储蓄率［9－10］。WEI等的竞争性储蓄假说指出，性别比上升，促使男孩家庭为儿子在婚姻市场处于有利地位，通过提高家庭储蓄而相互竞争，进而解释中国高储蓄率现象。此外，他们的研究还表明，在性别比更高的地方，地区房价也更高［10］。李树茁和胡莹表明，男女在储蓄、消费、投资等方面存在性别差异，在女性储蓄倾向高于男性的情况下，女性相对收入增长，使女性在家庭中的谈判力上升，从而有利于提高储蓄率。在性别结构失衡的地方，女性在婚姻市场有更高的谈判能力，而且在家庭消费和孩子投资方面，也享有较大的发言权［19］。因此，性别比上升有利于提高储蓄率。而这并不利于我国消费的提高。据以上大多数文献的分析，无论是计划生育政策本身，还是该政策引致的人口结构变化，均对我国经济长期增长、储蓄和消费等存在不利影响。从总体上看，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人口在短时期内迅速实现了从“高生育率、低死亡率”向“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转型。这有效地控制了我国的人口数量，使经济增长的成果没有被更多的人口“稀释”。然而，“低生育率”带来的人口结构问题日益突出，而且这给我国经济运行带来了日益增多的不利影响。

二、关于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建议

(一)既有文献关于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建议

一般认为，“一孩”政策或“一孩半”政策无法应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难以解决未来更严重的社会老龄化问题、性别结构失衡问题和经济长期增长问题。因而，既有文献关于调整生育政策的建议基本集中在放宽生育数量方面［1、6、9］。他们认为适当放宽生育限制，可以在短时间内缓解未来严重的社会老龄化问题。然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在长期内，人们生育孩子的意愿数量将进一步下降。生育政策可以限制人们生育数量，但无法在生育意愿普遍下降的情况下，促使生育率上升。政府放宽生育数量限制，在短期内有效，但在长期中效果不确定(这是因为人们生育率呈下降趋势)。届时，通过放宽生育数量来解决人口结构问题则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而，为促进经济长期发展，应对人口结构引致的经济问题，政府除了适当放宽生育数量限制以外，还要有长期政策应对未来人口问题。这需要政府提高人们的教育程度和个体生产力，应对未来生育率的“自愿”下降。不少文献基本上主张运用法律和道德的力量来平衡性别比。比如严格限制鉴定胎儿性别技术的应用范围，从而降低性别比［20］。总体上讲，这是通过提高性别选择成本，引导性别比恢复正常状态。当然，随着生育数量的放宽，人们性别选择的原动力将下降，性别比可能逐渐恢复正常状态。还有如王金营和赵贝宁主张通过其他公共政策(社区养老、公共福利养老、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与计划生育政策配合，应对目前社会老龄化和生育性别偏好问题［1］。显然，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相关人口问题以及相应的经济问题。因而，调整其他公共政策，使其与计划生育政策相互配合，对于缓解人口结构的问题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以上建议难以应对生育率自愿下降和“男孩偏好”同时并存的情况，也难以处理这种情况导致的人口结构问题及其造成的经济影响。

(二)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思考

影响生育率的原因范文第2篇

大庆油田乘风医院辅助生殖科，黑龙江大庆 163400

[摘要] 目的 了解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现状及影响因素。 方法 随机选择2014年1月—2014年12月在该院进行生殖健康检查的400例育龄妇女，对其进行问卷调查、常规妇科检查和实验室检查。 结果 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患病率为46.0%。发病率居前五位的疾病依次为：慢性宫颈炎，发病率67.75%；念珠菌性阴道炎，发病率5.25%；滴虫性阴道炎，发病率13.75%；细菌性阴道病，发病率8.25%；念珠菌性阴道炎，发病率5.25%；慢性盆腔炎和附件炎，发病率4.25%。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流产史、避孕方式五个因素是生殖道感染的独立影响因素。 结论 育龄女性生殖道感染存在多种危险因素，应针对这些因素大力开展健康教育和健康干预。

[

关键词 ] 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现状；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R17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742（2015）04（c）－0197-02

[作者简介]赵英健(1972-)，女，黑龙江泰来人，本科，副主任医师，研究方向：妇产科学。

生殖道感染是由于受细菌、病毒、衣原体、支原体、霉菌、滴虫等多种病原体的侵袭造成生殖道感染的一大类传染病的总称，主要发生于性活跃的育龄女性，该病可以造成不孕、流产、宫颈癌、死胎等，还可影响家庭的稳定，造成社会性问题，很多情况下，生殖道感染对患者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疾病本身所带来的痛苦[1-2]。该研究随机选择2014年1月—2014年12月在该院进行生殖健康检查的400例育龄妇女对育龄妇女进行的生殖道感染调查分析，了解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现状及影响因素，从而为促进妇女生殖健康的政策提供依据。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采用随机抽样方法，共收集该院进行生殖健康检查的400例育龄妇女临床资料，纳入标准：自愿参加本调查；年龄在18~48岁育龄女性；无其他重大疾病史；无认知障碍及行为异常，有效问卷为400份，有效率为100%。

1.2 研究方法

该研究采用现场问卷调查、妇科检查和实验室检查等相结合的方法，问卷是参考相关文献自行设计的，调查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特征、生育史、避孕方式、妇女病普查等。妇科检查包括：B超、外阴检查、窥阴器检查、双合诊检查等；实验室检查包括：阴道分泌物上皮细胞、白细胞、线索细胞、白色念珠菌、滴虫检查，宫颈防癌涂片等。

1.3 统计方法

采用spss131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对每一危险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从单因素分析中挑选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以上所有统计检验显著性水平均以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生殖道感染情况

400名妇女中184例患有生殖道感染，患病率为46.0%；发病率居前五位的疾病依次为：慢性宫颈炎，发病率67.75%（271/400）；滴虫性阴道炎，发病率13.75% （55 /400）；细菌性阴道病，8.25% （33/400）；念珠菌性阴道炎，5.25% （21/400 ）；慢性盆腔炎和附件炎4.25% （17/400）。

2.2 生殖道感染单因素分析

经统计学处理，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流产史、避孕方式五个因素是生殖道感染的独立影响因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3 GDM多因素分析

多因素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有统计学意义的影响因素为文化程度、有流产史、无避孕方式（P＜0.05）。见表2。

3 讨论

生殖道感染已成为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非常重要的生殖健康和公共卫生问题，越来越多地引起世界各个国家的重视，目前我国生殖道感染的流行状况也非常严峻，据调查，我国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达50%左右[3]，该研究中，400名妇女中184例患有生殖道感染，患病率为46.0%，与报道基本一致，可见我国育龄妇女中生殖道感染非常普遍。

越来越多的报道显示，生殖道感染的发病原因不仅限于生物学因素，社会、文化、行为等因素都与其发生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4]。该研究显示，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流产史、避孕方式五个因素是生殖道感染的独立影响因素，已婚、有流产史、无避孕方式进入多因素回归方程分析，为影响生殖道感染的最危险因素。该研究中，40岁以下妇女成为生殖道感染的高危人群，这是因为40岁以下妇女性生活活跃、分娩损伤、人流及放取环等宫腔操作损伤及妊娠期雌激素水平较高等因素增加了生殖道感染的机会[5]。单因素分析显示文化程度为大专及以上的妇女发生生殖道感染的几率显著降低，同时文化程度也进入了多因素分析当中，这是因为，文化程度较高的人群通常能较主动地了解和掌握疾病的相关知识，对感染的原因、预防措施、经期卫生等有较高的认识，因此罹患率较低，而文化程度较低的妇女对疾病的认识相对肤浅，即使有轻微的症状也往往羞于咨询和就诊，导致疾病迁延不愈。雷莫章等[6]的研究显示，患者感染的情况与学历程度有关，高学历群体的女性生殖道感染率相对较低，大专及以上患病率仅为9.62%，显著低于初中及以下的69.46%，该的研究与之相似。该研究中，未婚女性的感染率显著高于已婚女性，可能的原因是，未婚妇女绝大多数未曾参加任何形式的妇女保健，掌握生殖道感染知识及自我保健能力和保健意识较差，或未采用避孕措施或未使用规范的避孕，意外妊娠发生率高，且大多数经济能力有限，羞于咨询及就诊，治疗不规范或治疗未彻底，成为生殖道感染的高发人群。马妹英[7]的一项调查显示已婚组女性生殖道感染率50.15%，未婚组女性的生殖道感染率为60.86%，与该研究结论一致。有流产史作为影响生殖道感染的重要因素，不仅进入了单因素分析，同时也进入了多因素分析当中，说明流产与生殖道感染有明显的相关性，这与流产使患者宫颈、宫腔受损，抵抗力低下，更易感染生殖道疾患有关。避孕措施同样是生殖道感染的极强影响因素，使用避孕套的妇女患病率明显下降，避孕套是减少性传播疾病的最佳方法，其他避孕措施技术要求较高，避孕失败率高[8]，而未采用避孕措施则发病率最高。

[

参考文献]

[1] 雷莫章，尹福璋.育龄女性生殖道感染影响因素与健康教育需求分析[J].中国现代医生，2013，51（20）：12-125.

[2] 杨洁.生殖道感染与宫颈癌前病变及宫颈癌的相关性分析[J].中国实用医药，2010，5（27）：48-50.

[3] 赵更力.生殖道感染防治培训手册[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8.

[4] 汪钰清.城镇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情况分析[J].医学信息，2010，23（12）：350.

[5] 袁彦玲，叶汉风，童吉渝，等.在妇女生殖道感染防治中引入社会性别视角的实践和思考[J].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2007，15（1）：29-31.

[6] 覃祥兰.8532例妇女疾病普查结果分析[J].中国现代药物应用，2010， 4（20）：5154-5155.

[7] 马妹英.1842例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影响因素分析[J].吉林医学，2013，34（25）：5154-5156.

影响生育率的原因范文第3篇

【关键词】母乳喂养；母乳喂养率；影响因素

母乳是唯一能满足4-6个月婴儿全部营养需要的食物，被全球公认为是婴儿最理想的天然食品。母乳喂养是世界卫生组织（WHO）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为了保障婴儿健康成长，全力向世界推广的科学育儿方法[1]。早期母乳喂养可预防婴儿黄疸和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及肥胖，并且很少致婴儿HBV感染，减少婴儿呼吸道感染的发生[2]。本研究通过调查南通市通州区金沙镇辖区内的母乳喂养喂养情况，探讨影响母乳喂养的因素，以期提高母乳喂养率，为孕期产期保健指导提供科学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选择2012年1月1日―12月31日的居住在金沙镇的婴儿母亲，共发放450份调查问卷，回收合格问卷438份，问卷回收率为97.3%。

1.2 调查内容：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资料，此问卷参阅了国内外文献后自行设计而成内容，包括被调查者的年龄、文化程度、家庭收入、分娩方式、母乳喂养状况及孕期是否接受母乳喂养知识及技巧的宣传教育，进行面对面询问方式进行现场调查。

1.3 质量控制：问卷发放前均对调查人员进行了统一专业的培训，经考核合格上岗，使用统一的指导语指导母亲填写，并向被调查者说明本问卷的调查目的，让被调查者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问卷调查后当场收回。

1.4 资料分析：对本次调查的问卷进行了筛选，筛除了不合格的问卷，收到合格问卷438份，问卷合格率为97.3%，将数据用EXCEL录入，应用SPSS软件统计软件，统计软件对资料进行了整理与数据分析，并进行了统计学描述与分析。

2 结果

2.1 母乳喂养宣教与纯母乳喂养的关系 接受母乳喂养宣传教育的纯母乳喂养率为94.1%，而未接受母乳喂养宣传教育的非母乳喂养率为5.9%。见表1。

2.2 年龄因素与纯母乳喂养的关系 调查对象为母亲年龄，非高龄产妇（年龄

2.3 文化程度与纯母乳喂养的关系 高中及以下267人，纯母乳喂养150人，纯母乳喂养率为56.2%。大专及以上171人，纯母乳喂养54人，纯母乳喂养率为31.6%。见表3。

3 讨论

母乳喂养对母婴健康的有利影响已经得到世界公认。母乳喂养同时增进亲子感情，有利于促进婴儿认知和社会适应性的发展，对其儿童和青少年期发展有着长远影响[3]。我国一项基于全人群乳腺癌病例对照研究显示哺乳对预防乳腺癌发病的保护稳定作用[4]。

3.1 喂养知识宣传教育对纯母乳喂养的影响 健康教育可提高群众母

乳喂养知识水平和掌握母乳喂养技巧，有利于提高母乳喂养率[5]。接受宣教的比未接受宣教纯母乳喂养率高，原因是部分产妇不了解母乳喂养的相关知识，不知道早吸吮对母乳喂养的影响，认为产后半小时乳汁分泌很少，不给新生儿早吸吮，而用代乳品、奶瓶喂养，婴儿产生了错觉。甚至有些产妇认为奶粉比母乳营养价值高，而放弃母乳喂养。说明了母亲对母乳喂养的认知直接关系到哺乳行为。本研究结果表明接受母乳喂养宣传教育的纯母乳喂养率为94.1%，而未接受母乳喂养宣传教育的非母乳喂养率为5.9%。差异有显著性。提示健康教育是促进纯母乳喂养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3.2年龄因素对纯母乳喂养的影响 原因是年轻的母亲多为独生子女，

她们在孕期受到各方面的保护，而且自理能力相对不足，产后母亲角色转换慢，加上有的产妇追求苗条的身材，不愿给孩子哺乳，导致乳汁分泌减少。高龄产妇身体较成熟，营养充足，母乳喂养知识掌握深入全面，更具有深厚的母爱，生活经验丰富，生活压力小，有利于母乳喂养[5]。本研究表明高龄产妇的纯母乳喂养率76.9%，非高龄产妇纯母乳喂养率42.5%。两组年龄构成比有统计学意义（P

3.3文化程度与纯母乳喂养的影响 调查显示，文化程度高中及高中以

下为主，随着文化程度的增高，其纯母乳喂养率递减，文化程度高中及以下产妇纯母乳喂养率为56.2%，大专及以上的产妇纯母乳喂养率为31.6%，探其原因是大专以上妇女多为职业妇女，随着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压力越来越大，许多母亲忙于事业甚至未满产假就重返工作岗位，故采用混合喂养或人工喂养，因此建议应延长产假时间。表明文化程度高低与纯母乳喂养有关。

3.4分娩方式对纯母乳喂养的影响 自然分娩的产妇纯母乳喂养率明显

高于剖宫产术后的纯母乳喂养率。自然分娩的产妇纯母乳喂养率为61.1%。剖宫产的产妇纯母乳喂养率为36.9%。二者比较有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5 非纯母乳喂养相关影响因素 其中自觉乳汁不足为主要原因（70%），其次是担心体型变化是52.6%，内陷扁平、乳汁稀担心婴儿营养不良、因上班不能保证哺乳时间、认为配方奶粉更有营养、自身健康原因及他人建议等因素。母亲的心理状况对母乳喂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产妇保持愉快的心情，注意休息和睡眠，多喝汤汁，增肌哺乳次数，适当锻炼身体，就可以达到既可以母乳喂养又不影响体型的目的[6]。

综上所述，宣传母乳喂养、提高母乳喂养率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必须下大力气持之以恒地开展健康教育，广泛进行母乳喂养宣传与指导，创造爱婴、爱母的社会氛围，降低剖宫产率，增强产妇母乳喂养的信心，同时要指导产妇早吸吮，教会产妇正确哺乳的方法和按需哺乳的重要性，并帮住他们纠正错误认识。为了增进母婴的身心健康，增强体质，我们呼吁全社会继续关心、促进、支持母乳喂养。

参考文献：

[1] 江，吴佩雁，黄海星et al.影响4个月内婴儿纯母乳喂养的因素分析及护理[J]. 中国妇幼保健，2006，21（11）：1565.

[2] 迟克强，毛定安.母乳喂养与疾病关系的研究新进展 [J]. 中国儿童保健，2010，18（3）：234-236.

[3] Wendy H， Oddy GE， Kendall. The long-term effects of breastfeeding on child and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A pregnancy cohort study followed for 14 years [J]. The Joumal of Pediatrics， 2010， 156（4）：568.

[4] 李旭东，饶克勤. 中国六城市女性生理生育因素与乳腺癌关系的病例对照研究[J]. 中国健康教育，2009，25（6）：431.

影响生育率的原因范文第4篇

[关键词]尿失禁；流行病学；影响因素；调查

[中图分类号]R694+.54 [文献标志码]A

尿失禁是女性的常见疾病之一，患者的排尿自控能力丧失而造成尿液不受控制地流出，对患者的日常生活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文献认为，女性尿失禁的主要原因在于女性在妊娠期间会对盆腔组织造成损伤，且女性体内的雌激素会随着年龄的上升而减少，导致盆底肌肉组织松弛，同时女性进入中年后体型会变胖，这些均是尿失禁发生的重要病理基础。尽管尿失禁在女性人群中的发病率十分高，但是大部分患者认为尿频、尿急、漏尿等症状是年龄增加后的正常表现，未到医院检查就诊而延误了治疗时机。尿失禁对女性的身心健康具有十分大的危害，然而我国对女性尿失禁的患病情况和相关影响因素缺乏完善的调查，因而无法针对性地展开预防干预。本文对杭州市余杭区女性尿失禁的流行病学展开了调查分析，为当地尿失禁的预防提供文献参考。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4年1月至2014年12月在余杭区中医院与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接受健康体检的女性1200名作为调查对象，均知情同意，年龄20～81岁，平均年龄（41.2±10.1）岁。纳入标准：年龄>20岁；自愿参加本次调查研究，积极配合。排除标准：严重脏器功能异常、精神病、其它泌尿系统疾病等。

1.2 方法

使用国际尿失禁咨询委员会尿失禁问卷表进行，尿失禁诊断标准遵循《尿失禁的分类标准及压力性尿失禁的诊断》。首先患者的病史及症状做出初步诊断，然后通过妇科的系统体检并对检查结果做出正确的判断分析。比较不同年龄段女性尿失禁的发病率，年龄段主要分为20～29岁、30～39岁、40～49岁、50～59岁、60～69岁、>70岁。然后将调查对象分成尿失禁组和非尿失禁组，观察分娩方式、生育次数、体重指数、慢性疾病对尿失禁发病率的影响。其中分娩方式分为剖宫产、顺产、难产、无生育史，生育次数分为0次、1次、2次、≥3次，体重指数分为≤20 kg/m2、20-25 kg/m2、≥25kg/m2，慢性疾病包括糖尿病和高血压等。同时应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法研究尿失禁发病的影响因素。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13.0统计学软件。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配对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x2检验。P

2 结果

2.1 尿失禁发病率与年龄的关系

发放的1200份调查问卷收回合格的问卷1178份，有效回收率为98.16%。1178名女性中共301名女性患有尿失禁，患病率为25.55%，且年龄段越大，尿失禁的发病率越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2.2 尿失禁发病率与分娩方式的关系

不同分娩方式的尿失禁的发病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2.3 尿失禁发病率与生育次数的关系

随着生育次数的增加，尿失禁的发病率逐渐上升，其中有3次生育史女性尿失禁的发病率明显高于无生育史女性尿失禁的发病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2.4 尿失禁发病率与体重指数的关系

体重指数与尿失禁的发病率呈正相关的关系，不同体重指数女性的尿失禁发病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2.5 尿失禁发病率与慢性疾病的关系

存在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女性尿失禁的发病率显著高于无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女性尿失禁的发病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2.6 尿失禁发病的影响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分娩方式、生育次数、体重指数以及慢性疾病均是尿失禁发病的影响因素。见表6。

3 讨论

尿失禁可发生于各个年龄段女性人群中，但是在中老年女性中更为常见。尿失禁不仅严重影响患者的生理功能，同时对患者的社交活动、日常生活产生十分大的影响，容易导致患者出现焦虑、抑郁、自卑等心理障碍，具有十分大的危害性。近10年来，我国女性人群尿失禁的发病率逐年上升，受到卫生部门的高度关注。本次研究结果显示，杭州市余杭区女性尿失禁的患病率为25.55%。这与包娟等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患病率相对较高，需要引起卫生部门的重视。笔者认为应该加强对女性群体（尤其是中老年女性群体）尿失禁的流行病学调查，从而制定有效的防治措施。

随着年龄的增加，盆底神经组织功能衰退，尿道周围组织萎缩，导致盆底支持系统的作用显著降低，同时女性进入绝经期后雌激素的分泌减少，加快了尿道黏膜的萎缩，因而更加容易患上尿失禁。分娩会造成女性盆底组织神经损伤、导致膀胱颈活动度增加，影响盆底功能，同时妊娠过程会引起激素水平的改变，导致盆底组织部分胶原纤维含量降低，使得尿道周围组织的支持力变小，造成膀胱尿道位置上移，诱发尿失禁，且随着生育次数的增加，女性尿失禁的发病率也随之上升。有研究显示肥胖是尿失禁发病的危险因素之一。肥胖会导致腹部压力上升，导致盆底肌肉和膀胱张力增加，这是尿失禁发生的重要原因。而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人群尿失禁的发病率约是健康人群的2倍左右。原因在于高血压会引起腹压上升而诱发尿失禁，糖尿病的微血管病变与尿失禁的发病有着密切的联系。

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分娩方式、生育次数、体重指数以及慢性疾病均是尿失禁发病的影响因素。针对尿失禁发病的危险因素，需要加强对女性人群的健康教育，提高女性群体对尿失禁的认识以及增强自我保健意识。倡导计划生育，做好避孕工作，减少生育次数；指导女性群体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戒除烟酒，积极参加体育锻炼，提高机体的免疫抵抗力，做好绝经后的妇女保健工作，从而预防尿失禁的发生。同时加强对尿失禁高危人群的筛查工作，促进尿失禁的早期诊断发现、早期展开治疗。

影响生育率的原因范文第5篇

[关键词] 教育收益率;性别差异;地区差异

[中图分类号] G64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1-0037（2015）11-59-5

The Regional and Gender Differences of Rate of Return to Education：Research based on CGSS 2013

Duan Sifan Lu Huixian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Business，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440100）

Abstract：This paper usedthe data of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2013，by Mincer equationand OLS regression methods，found that gender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have obvious influences on rate of return to education，we should optimize the allocation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strengthen the marketization degree of labor market，and reduce social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Keywords：Rate of return to education;Gender differences;Regional differences

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而关注教育收益率的变化可以判断劳动力的流动、劳动力市场的转变和经济转型的趋势。对教育收益率的地区差异、性别差异的研究，有利于分析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的评价，优化教育资源配置，这对增加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来说十分重要[1]。

本文使用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来估计我国教育收益率的地区和性别差异。通过回归分析，我们发现，在性别差异上，男性教育收益率高于女性，这与以往一般研究的结果不同，本文将分析此现象的原因。在地区上，西部教育收益率最高，其次是东部，中部最低。本文还研究了教育收益率性别差异在地区上的分布，西部东部均是男性教育收益率高于女性，在中部男性略低于女性。

1 文献综述

人力资本投资和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受到不少学者的共同关注，目前也不乏在这方面的研究文献。

在研究地区差异方面，例如魏新、邱黎强（1998）得出中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最高，东部和西部的结果相近;李实、丁赛（2003）则提出教育收益率地区差异存在但不明显，东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最高，其次是西部地区，中部地区最低;孙志军（2004）的文献综述提到总体认为西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不低于东部地区;王海港等（2007）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数据，用分层线性模型估计，得出城镇居民教育收益率的地区差异主要源于城市之间，省间差异不显著;而李实等（2013）针对农民工群体，指出他们的教育收益率的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地区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这体现了教育收益率地区差异的趋势[2]。

在研究性别差异方面，大多数的学者研究表明女性的教育收益率高于男性[3]。例如赖德胜（1998）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收入分配与改革课题组对收入分配的调查结果，研究性别差异引起的教育收益率偏低的原因;高梦滔、张颖（2007）则提出性别差异导致的教育收益率在行业分布中的差别，低收入行业中女性高于男性，高收入行业则相反;钱文荣、卢海阳（2012）针对农民工的调查，对比CHIP数据，得出只有在较高教育水平上，教育收益率的性别差异才显著。这反映了教育收益率性别差异在行业、教育程度上的分布。

目前针对地区和性别差异的教育收益率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其一，近年来的研究主要关注其他变量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如家庭背景、工作单位性质等，关注地区或性别差异的研究较少，而目前经济发展放缓，趋势有所改变，此问题有必要关注。其次，关于地区的研究，更多学者集中于城乡间差异、城镇间差异，或者省份间差异，对于大区域的研究的介绍较少，且存在争议[4]。其三，关于教育收益率的性别差异，缺乏对大地理区域分布的研究。其四，针对性别差异，大多数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女性收益率高于男性，但仍有少部分研究如侯风云（2005）、陈良等（2002）得出的结论与此相反，对这种情况的研究较少[5]。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一是研究了教育收益率的性别差异在地区上的分布;二是分析社会整体的教育收益率的地区、性别差异，有别于以往较多的关于城镇居民的研究;三是发现男性教育收益率高于女性收益率，与一般研究不同，并对其进行分析。

2 数据描述

2.1 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项目。CGSS2013项目调查是一项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抽样调查项目，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抽样调查。此次调查数据共包含11 438个样本。本文在对关键变量的数据进行整理后，剔除了数据缺失的被访问者，最终收集到了3 961个居民样本用于实证分析，其中男性样本1 906个，女性样本2 055个。这3 961个样本分布在各个省份及年龄段，故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2.2 变量说明

在构建经典明瑟方程时，调查问卷中“您个人去年全年的总收入是多少”一题用来反映个人收入Y。“您目前的最高教育程度”一题反映的是受教育水平，在之后的模型构建中通过对其赋值，可以用来表示受教育年限S。“从您第一份非农工作到您目前的工作，您一共工作了多少年？”一题可以表示工作年限或工作经验EXP。接下来，为了探讨性别以及地区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我们在经典明瑟方程中加入了“性别”以及“地区”变量。“性别”变量按男、女进行分类;“地区”变量依据问卷中所填的居住地，将各个省份依据东中西部划分标准，划分为西部、中部和东部三个类别。

2.3 变量的统计描述

从表1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男性的收入均值为44 386.23元，女性的收入均值为34 259.64元，收入差异较大。据表1中的数据进行推断，首先，男性的平均工作年限为18.1年，而女性的平均工作年限为12.42年，这可能是造成收入差距的因素之一;男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5.18年，女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5.61年，男性平均受教育年限小于女性，但收入较高，这可能是因为性别歧视造成的在工作中岗位和收入的不同。并且可以依此推测，男性的教育收益率可能高于女性，这个问题将在第四部分的计量分析中进行探讨。

从表1还可以看出，无论是总体，还是男性、女性，东部地区的平均收入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可见，我国的教育和收入在地区上存在较大差异和不平等。

3 基本模型及计量分析结果

3.1 模型构建

我们采用明瑟方程来对教育收益率进行估计。所用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3.1.1 经典明瑟方程

lnY=β1+β2S+β3EXP+β4EXP2+ε （1）

模型（1）为经典明瑟方程，Y代表个人收入，lnY为工资收入的自然对数，S代表受教育年限，EXP代表工作年限（工作经验），EXP2为工作经验年数的平方，用以反映工作经验与收入的非线性关系。ε代表随机误差项。β2为教育收益率，代表受教育程度每提高一年为受教育者所带来的收入的提高的比例。

3.1.2 加入其他变量

lnY=β1+β2S+β3EXP+β4EXP2+aD*S+bF+ε （2）

在经典明瑟方程中加入其他可能影响收入的因素。变量D为虚拟变量，用来测量性别对教育收益的影响，对“女性”赋值为1，对“男性”赋值为0。由于考虑的是性别对教育收益率产生的影响，是为了改变直线的斜率，故采用与受教育年限的交叉项形式，即将D*S加入到模型中。变量F为虚拟变量，用来测量地区对教育收益的影响，将其按照西部、中部、东部 依次赋值为0、1、2，变量值越大，表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3.2 计量结果分析

3.2.1 经典明瑟方程――模型（1）

首先我们对经典明瑟方程模型（1）进行OLS估计，得到教育与工作经验对收入及教育收益率的影响。表2给出了回归结果：

表2 模型（1）估计结果

注：（1）括号内为t统计量。（2）***、**和*分别表示系数在1%、5%和10%水平上统计显著。

上述表2中，受教育年限S的系数β2，即教育收益率为11.1%，说明针对全国人民，受教育程度每提高一级，带来的收入的提高的比例约为11.1%，且估计结果十分显著，说明受教育程度不同确实对收入带来不小的影响。工作经验EXP同样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工作经验对收入同样产生影响。

接下来我们对男性和女性样本分别用经典明瑟方程进行回归，表3给出了回归结果：

表3 对性别分别回归的模型（1）估计结果

注：（1）括号内为t统计量。（2）***、**和*分别表示系数在1%、5%和10%水平上统计显著。

上述表3中反映了性别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估计出来的男性教育收益率为11.6%，女性教育收益率为11.0%，男性教育收益率略高于女性，且都在1%水平上显著。而在工作经验上，女性的工作年限对收入的影响大于男性工作年限对收入的影响，可能是女性工作年限对能力以及岗位的提升影响更大，女性需要通过工作时间来积累经验和能力，而男性可能在更短时间内能力可以得到更大的提升。

然后我们对西部、中部、东部分别进行回归，表4给出了回归结果：

表4 对地区分别回归的模型（1）估计结果

注：（1）括号内为t统计量。（2）***、**和*分别表示系数在1%、5%和10%水平上统计显著。

上述表4反映的是地区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估计出来的西部教育收益率约为11.9%，中部约为6.5%，东部约为10.4%。西部的收益率高于中部和东部，中部最低，之后我们将分析可能造成该结果的原因。

上述表5反映的是分地区、分性别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同之前的结果一样，无论是男性女性，西部教育收益率最高，中部最低;在各地区内，西部东部均是男性教育收益率高于女性，在中部男性略低于女性。

3.2.2 加入其他变量――模型（2）

接下来，在扩展的模型中，为了简化计算，直观起见，我们将性别作为一项交叉项，当样本为男性时，D=0，β2表示男性的教育收益率，当样本为女性时，D=1，（β2+β4）表示女性的教育收益率，我们可以看到此时β4表示着男女教育收益率之间的差异。我们还考虑到在我国地区差异较大、劳动力市场不健全的情况下，除了教育年限、工作经验作为影响居民收入和教育收益率的因素，还有其他因素影响着居民收入和教育收益率，比如东中西部的地区因素，因此加入变量F，将西、中、东部分别赋值为0、1、2，表示着一种发展水平的高低，从回归的结果便可以看出地区差异（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带来的影响。

我们对加入其他变量的模型（2）进行OLS估计，得到地区差异对收入及教育收益率的影响。表4给出了回归结果：

表6 加入地区变量的模型（2）估计结果

注：（1）括号内为t统计量。（2）***、**和*分别表示系数在1%、5%和10%水平上统计显著。

上述表6反映了性别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以及地区对收入的影响。

由受教育年限S的系数β2为0.119，D*S的系数a为-0.034可知，男性的教育收益率大约为11.9%，女性的教育收益率大约为8.5%，男性教育收益率略高于女性，且都在1%水平上显著。虽然模型（1）对男性女性分别进行回归已可看出教育收益率存在差别，但通过交互项的t检验便可以判断这个差别的确是显著的。由地区变量F的系数b为0.23可知，随着地区由西部向中部、东部过渡，人们的收入有所提高，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地区的差异确实会对收入产生一定的影响。虽然加入变量前后R2都不大，拟合优度有待提高，但是加入后模型（2）的R2明显高于模型（1），拟合优度有所提高，说明性别和地区变量确实会对收入产生影响，将它们加入模型是有一定依据的。

4 结论及原因分析

针对性别与地区差异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问题，本研究通过选取样本、构建明瑟方程模型并进行OLS回归分析，发现如下结论，并对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和推断。首先，在性别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上，我们发现在我们的样本研究基础上，男性的教育收益率高于女性。针对全国而言，男性的教育收益率为11.6%，女性的教育收益率为11%;在分地区的条件下，男性教育收益率也一般高于女性，中部地区稍有特殊，男性的教育收益率比女性低0.4%，但差别也较小。这个结论同国内外大多数专家学者的研究有所矛盾，大多数的研究都发现女性的教育收益率普遍高于男性，但为何我们会得出一个相反的结论呢？我们对产生该结果的原因进行了推断与分析：

第一，研究所选取的样本可能存在一定问题。我们选取的是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的数据，样本容量大、覆盖面较广且较为权威。但我们在剔除了数据缺失访问者，对样本进行一定的筛选后，样本数量有了大幅的减少，有可能会造成样本数量较少、涉及范围有所变窄有所局限的情况。

第二，该样本收集了3 961户居民数据，其中，城镇样本2 292个，农村样本1 669个，农村样本所占比例为42.15%，比例较大。在以往的许多研究中，对性别教育收益率的差异研究很多是基于城镇居民的样本而言的（如陈良，鞠高升，2004;刘泽云，2008），较少或没有考虑加入农村样本对其的影响。而在侯风云（2004）和赵力涛（2006）对中国农村的教育收益率的研究中，都发现农村男性的教育收益率普遍高于女性，可能正是因为农村样本比例较大，因此会出现男性教育收益率稍高于女性，差异却不是非常明显的结果。

关于农村教育收益率性别差异的原因，通过对文献的研究，我们发现，近年来农村地区的非农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而农村地区教育对男性非农就业的影响远远大于女性，对于男性，每增加一年的教育，非农就业的机会――与仍然从事农业相比――增加了29.4%，而对于女性则为8.8%;且非农就业机会在两性之间的分配不平等，尽管非农经济的发展同时增加男女非农就业的可能性，但男性获益更多（赵力涛，2006）[6]。联系现实的情况，这其实不难理解，许多农村重男轻女的思想首先使男性接受教育，并且加之劳动力的考虑，非农就业机会会更多地提供给男性而非同等受教育水平的女性。再者，农村以农户为单位的劳动分工模式仍然存在，女性通常留守家中照顾家务，或从事一些工资相对较低的工作，而男性通常外出进入薪酬较高的工作岗位以贴补家用。

从表1对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到，该样本中的男性平均工作年限长于女性，且在计量分析中发现女性工作年限对收入的影响高于男性（可能是因为女性需要通过工作时间来积累经验和能力，而男性可能在更短时间内能力可以得到更大的提升），因此样本中女性的工作年限短且影响大可能造成了相对较低的收入水平，从而使得教育收益率较低。

第一，劳动力市场中存在工作性别歧视的问题。由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到，样本中女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高于男性，但平均收入却低于男性，工作中的性别歧视问题一定是此结果的原因之一。有研究指出，劳动力市场上存在“职业及职位歧视”（Ehrenberg and Smith，2000），是指雇主有时会故意将与男性雇员具有相同教育水平和生产潜力的女性雇员安排在较低工资报酬的职位上，且在晋升时的机会较少[7]。这种现象将会反映在男性与女性的收入差异以及教育收益率的差异上，相同的受教育水平，或受教育年限相同的提高下，造成了收入以及收益率变化的不同。

第二，在地区差异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上，西部、中部、东部的教育收益率为11.9%、6.5%、10.4%，呈现西部高于东部，中部最低的情况，在分性别的情况下，同样如此。这可能与我们想象的有所差别，但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我们对产生该结果的原因进行了推断与分析：一是研究所选取的样本可能存在一定问题。所选取的样本数相对较少，各地区样本比例不一致，都可能造成结果不够准确严谨的情况。二是制度因素和生产技术条件。由于各地区的生产技术条件不同，对劳动力的主要需求也不同，这也会引起不同地区同教育水平劳动力的报酬不一，导致教育收益率的差异。三是教育收益率是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所带来的收入的比例的增加，是一个相对的衡量标准，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多重影响。有研究表明，对于教育欠发达的地区，接受的教育年限越多，他们就越有机会将学到的知识化作人力资本（洪金珠，2008）[8]。中部地区人口过多，就业机会相对变少，大量受过教育的劳动力无法进入较好的工作岗位。东部地区虽然同样存在着大量劳动力，但东部整体经济发展水平高，相同的教育水平和工作岗位可以得到更高的收入[9]。

5 政策建议

5.1 结合教育收益率地区差异，优化教育资源配置

国家应继续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教育资源投入，确保对经济相对发达的东中部地区的教育资源投入。一方面要促进义务教育阶段各地区的均衡发展，提高整体的教育水平，另一方面要发展西部的地区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向高校给予一定的政策和资金倾斜，设立相关的科研机构，增加西部的高教育水平劳动力[10]。

5.2 加强西部的技术更新发展和市场转型改革

西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较高，但劳动力以农村劳动力为主，仅仅加大教育资源的投入是不足的。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对劳动者的教育水平要求不高，优质劳动力的黏性不足，往往会使高教育水平劳动力流出。只有加快技术更新发展和市场转型改革，加快经济发展，才能吸纳优质的劳动力，在劳动力和市场的相互作用下增加对经济的贡献。

5.3 加强劳动力市场流动，减少劳动力市场分割

目前，劳动力市场发展不完善，市场化程度不足，人力资本的价值并未得到充分的体现。应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化，减少人为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如特定的制度。给劳动者提供保障，建立和完善对企业性别歧视的赔偿、惩罚措施，尽量避免性别歧视[11]。采取激励措施，尽量平衡地区间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加快劳动力在地区间的流动。

5.4 宣传男女平等，摒弃落后陈旧思想

社会、家庭和个人都应该保障女性受教育的机会，保障女性获得的教育投资，增强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力。增强女性的维权意识和自我价值提升意识，适应劳动力市场发展的需求。

参考文献：

[1] 李实，丁赛.中国城镇教育收益率的长期变动趋势中国[J].社会科学，2003（6）.

[2] 陈良.鞠高升.教育明瑟收益率性别差异的实证分析[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4（3）.

[3] 刘泽云.女性教育收益率为何高于男性――基于工资性别歧视的分析[J].经济科学，2008（2）.

[4] 高梦滔，张颖.教育收益率、行业与工资的性别差异： 基于西部三个城市的经验研究[J].南方经济，2007（9）.

[5] 侯风云.中国农村人力资本收益率研究[J].经济研究，2004（12）.

[6] 赵力涛.中国农村的教育收益率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6（3）.

[7] 魏巍，岳昌君.性别工资差异研究[J].北大教育经济研究，2006（3）.

[8] 洪金珠.东中西部农村教育收入收益的分析与比较[J].现代经济，2008（8）.

[9] 王海港，李实，刘京军.城镇居民教育收益率的地区差异及研究[J].经济研究，200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