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文化和乡村文化的区别范文第1篇

关键词：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新模式；乡土景观；扶贫

中图分类号：F327文献标识号：A文章编号：1001-4942（2014）05-0149-04

新农村建设发展至今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农村乡土景观却不可避免地遭遇了极大冲击：“城市化”蔓延、传统功能丧失、景观内涵失调、传统文化消亡[1]。与此同时，欠发达地区在新农村建设中不仅面临城乡差距大、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等普遍问题，还存在一些特殊问题，因而从共性与个性相结合的角度寻求一种新的建设模式，研究实施欠发达地区的新农村建设问题，是一项紧迫而现实的任务。

1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发展的特殊性

1.1生态环境差、基础设施薄弱是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的“软肋”

欠发达地区是一个相对概念，具有个体差异，存在地域特点。就生态环境而言，一种情况是农业资源匮乏，生态环境破坏严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严重地阻碍了新农村建设的发展。另一种情况是自然资源较丰富，气候条件较好，但地势崎岖，资源的开发利用难度较大，建设成本较高，制约了新农村的发展。

同时欠发达地区还存在水利设施、道路交通、通信条件等公用基础设施发展滞后等共性问题，使其信息不畅，经济环境闭塞，导致市场可达性差，极大地影响了新农村建设与发展。

1.2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发展迟缓是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的“瓶颈”

受地理和气候条件所限，欠发达地区多数以结构单一、层次较低的农业产业为主，同时又受市场体系不完善、信息闭塞等因素影响，使得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常带有趋同性与滞后性[2]。从而形成了欠发达地区第一产业不发达，第二、三产业难以发展，缺乏地域特色的优势产业等不利局面，严重影响了新农村的建设与发展。

同时一味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简单模仿城市化进程中“先污染后治理”的方式，使原本就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雪上加霜，给新农村建设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巨大隐患。

1.3农民文化素质低、老龄化严重是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的“掣肘”

文化教育事业发展滞后是欠发达地区的普遍现象，劳动力较低的文化程度无法匹配农村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特别是随着文化程度较高的年轻群体外出务工，目前农村建设的主力军大多是年龄偏大、文化素质较低、观念滞后的劳动力，对现代科技的领会和掌握能力较差，导致许多新技术、新措施推广受阻，新农村建设的新思路和新方向无法拓展。

2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应把握的原则

基于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的的特殊性，要想在根本上改变农村的落后状况需要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具体来说，应把握以下几项基本原则。

2.1规划先行，因地制宜

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必须依托基地条件和经济基础，按阶段、分层次地进行系统性的总体规划、综合性的产业规划、以及地域性的景观规划，着重解决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增色的问题。在条件较好的区域，结合已有的基础条件，进一步丰富和拓展特色性建设项目。条件不完备的地区，优先完善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在自然资源再生和未来生产力发展的容许范围内开展试点建设，聚沙成塔、稳步有效地推进欠发达地区的新农村建设。

2.2依托乡土，突出特色

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需秉承乡土特色的规划理念，强化科学性、兼容性、发展性“三性”原则，突出乡土地域特色、历史文化特色以及传统民族特色的“三色”特点。为避免“千村一面”、“建设克隆”[3]的现象，需充分尊重当地农民的首创精神，依托乡土资源，挖掘文化内涵，彰显农村风貌，创造性地开展建设工作。也只有尊重和保护个性、传承文化才是让新农村建设永葆活力的不二法则。

2.3循环节能，低碳持续

面对日益稀缺的自然资源、严峻的环境矛盾，显然依靠耗费大量资源来扩大规模、实现经济增长的粗放式建设模式已经难以适应现代新农村发展的要求。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在开展新农村建设时更应该增强危机意识，注重资源、能源的节约，发展循环经济，以节能减排为重点，推广低碳理念。一方面有助于推动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另一方面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新农村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3马落桥村新农村建设实践

3.1建设项目背景简介

马落桥村位于广东省清远市阳山县的东北部，地理位置偏僻，石灰岩地貌，山多地少，自然条件差，属于经济欠发达的山区。该村有25个自然村，483户，2 279人，其中贫困户97户269人。全村耕地215.7 hm2，其中水田29.3 hm2，旱地186.4 hm2，粮食作物主要以水稻和玉米为主。该村基础设施建设薄弱，2006年已实现通电、路、电话，但无路灯、自来水，村内主干道均未硬化。基础产业发展差、无特色，主要产业为传统养殖和种植。

自2009年广东石油化工学院被确定为马落桥村的帮扶单位以来，以帮扶为基础，紧贴乡土特色，逐步大幅提高村集体经济和贫困户收入，建设基础设施、村庄风貌以及开展各项文化活动，并在劳有所得、住有所居、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等热点民生保障项目上取得了持续发展，实现了通过进阶式、参与式的扶贫策略推动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的新思路。

3.2依托乡土环境，扶贫助力开发

乡土环境是新农村建设区别于其他区域建设的基础所在[4]，也是解决特色化缺失、欠发达地区资源缺乏、开发难度大等问题的保障基石。古有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习俗，而今更应依托具有乡土特色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来营造适宜新农村发展的乡土景观。

根据三分法将乡土环境分为外在的乡土物质、内在的乡土文化以及延伸的乡土意境三方面进行营建。

3.2.1乡土物质马落桥村机械化程度较低，村庄风貌淳朴，村容及居住环境杂乱。依据其村庄特点，归纳为三类外在的乡土物质。第一类为长期自然演变形成的山地乡野景观和传统的农耕景观，这类景观浑然天成不可复制，以保护为主，开发利用为辅，改善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卫生环境，逐步建设与生产方式相适应并保留乡土特色的新型村庄风貌和自然景观。第二类为供当地居民生活劳作的乡土建筑以及物品器具等。第三类为当地盛产的木材、树木、蔬果等景观素材。可对后两类进行适宜开发，赋予其新的功能与价值，如手工制品加工、稀有乡土植物品种与植物群落挖掘、特色资源开发等。在欠发达地区建设中广泛运用乡土元素与材料能极大地降低成本，节约资源，增强开发建设的可行性。

3.2.2乡土文化为提高马落桥村知名度，提升地域特色是核心竞争力，需要挖掘内在的虚体景观――乡土文化，提炼能体现乡土文化的景观素材与符号，并在新农村建设中作为设计元素加以运用。将具有地域特色的口头传统、民俗活动和节庆礼仪、传统手工艺、饮食文化等在新农村试点中改造成具有观赏性质的景观活动，增加居民凝聚力，逐步形成本土文化特色。

乡土文化还包括农村范围内居民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心理状态等，间接影响着农村景观的设计和形成，并会随农村景观的改变而发展更新[5]。因此，在对马落桥村进行扶贫建设中要摒弃乡村中现存的迷信守旧、封建糟粕的价值观，传播先进的思维方式、开放大度的心理状态，将外来文化与乡土文化有机结合，共同服务于新农村的格局规划与景观设计。

3.2.3乡土意境乡土意境是乡土物质和乡土文化结合与升华的产物，它包含了三个层次：一是人们接受当地诸多物质层面和非物质层面的信息后所感知的乡土景观；二是这种乡土景观所焕发出来的情趣、氛围、共鸣；三是前两者触发的丰富的艺术想象和联想[6]。这三层是浑然一体，不可割裂的。

乡土意境抽象不易把握，需要借助乡土物质来表现，但表达效果又与观赏者自身的文化背景、个人情趣、当时心情有直接关联。通常对乡土意境的表达多表现在对乡土自然风景片段的展示和乡土氛围的创造上[7]。例如在一些相对广阔的具有良好乡土风貌的区域，营造恢复具有乡土气息的场景，或者将乡土物质与乡土文化通过量的累积和升华达到乡土氛围来营造。

3.3发展乡土经济，建设低碳新农村

马落桥村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建设资源也相对缺乏，逐步推行新农村建设需要以扶贫为基础，要区别于城镇化发展的一般模式，不宜大规模一次性投入，应以发展乡土经济为基础，推广循环、低碳经济模式[8]。具体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3.3.1完善基础设施，提升服务功能首要任务是完善农村交通、水利、能源、通讯等公共设施，逐步实现道路硬化、垃圾回收、村庄绿化，达到亮化、绿化、美化、净化标准，改善生活环境，提升生活质量，为新农村建设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3.3.2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现代农业现阶段，马落桥村主要产业仍为种植业与养殖业，属于农业类、生态类区域，应当以第一产业为主，培育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农业产品，建设以农业为主要特色的新农村。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其中一项帮扶举措就是通过农业产业带动扶贫建设，例如以猪场为产业筹建农村经济合作社，通过赠股的办法引导贫困户加入合作社，将猪场收入的 20%作为来年的种养启动金反馈给贫困户。并积极建设生态农业示范点，以形成产业扶贫的长效机制。

今后，需根据资源类型差异，分阶段有序调整产业结构，建设重点突出的特色化新农村。对于加工类资源丰富的区域，应建设以非农产业为重点的新农村，与城镇建设有机结合，实现双赢。对于自然风光优美和民俗文化丰富的地区，可围绕休闲、观光、旅游等活动建设以第三产业为主的新农村。乡土产业结构建设模式见表1。

3.3.3减少环境污染，坚持节能减排在新农村建设中要严控环境污染，重点控制以下污染源：滥用农药造成地下水和土壤污染；工厂重金属排放污染；生产生活垃圾随意堆放产生的固体废物；焚烧秸秆、工厂排放超标产生的大气污染等。还应积极推广节约型农业技术，推进农业副产品和农村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开发利用可再生资源，最终形成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环、高效率的新农村建设发展体系[9]。

3.4培养乡土人才，实现可持续发展

乡土人才是一种广义的本土人才，他们熟悉农村的发展情况，对农村有深厚感情。以乡土人才为培养核心，有利于新农村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3.4.1培养本土人才完善农村教育设施，丰富培训模式。联合职业技术院校、企事业单位，发挥网络作用，结合市场需求，对贫困户、留守人员进行文化教育，开展实用技能培训，结合制定多种帮扶的奖励措施，化贫困为动力，为新农村建设培养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本土科技人才。

3.4.2引进外来人才创新乡土人才选拔机制，拓展途径和政策，广泛吸引各类外来人才反哺农村[10]。如：建立城市党政干部轮流到农村挂职锻炼制度；鼓励城市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下乡对口支援新农村建设；建立城市、农村教师定期轮换制度；积极引导大学生下乡工作。

3.4.3回流创业人才一方面鼓励引导贫困家庭中的年轻劳动力有序外出务工，建立外出务工联络站，关注其发展动向；另一方面出台回乡创业的优惠政策，鼓励外出务工人员将资金和技术带回家乡。同时对能力强、贡献大的回流人才择优录用到新农村建设班子中参与实际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和创新性，以此防止乡土人才的流失，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4结论

欠发达地区开展新农村建设面临各种挑战，扶贫助力从经济上、技术上给予有效支持，保障了新农村建设有序进行。而乡土特色景观的重塑，能使农村独有的乡土风貌、文化传统、景观资源得以传承和发扬，为新农村建设摆脱单纯城市景观模仿、建立创造性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提供新思路，定将成为未来乡村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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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4-02-18

乡土文化和乡村文化的区别范文第2篇

关键词：　乡土文化；农村学校；德育改进；德育价值

中图分类号：　G41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2）06076605

根据“中国北方村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论坛”上公布的数据，2000年时我国拥有360万个自然村，到2010年时只剩270万个。［1］也就是说，10年间我国平均每天消失247个村落。我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在农村，传统村落保留着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是承载和体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村落的消失势必给带有浓厚乡土气息的中华传统文化产生重大影响。不可否认的是，农村学校是农村思想文化的灵魂高地，在乡土文化传承、创新和改造等方面能发挥重要的辐射带动作用。因此，深入持久地开展包括德育改进在内的农村学校改进，不仅是提升农村学校德育适切性和实效性的必要手段，也是保护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审视当前的农村学校德育实际，其对乡土文化所蕴含的丰富德育价值的隔离、轻视和忽视，是亟需认真对待和解决的问题。

一、乡土文化离农村德育渐行渐远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农村学生与乡土文化间的隔离。费孝通先生曾生动地描述过百年来新式学校教育与乡土文化的磨合关系。其时，乡村学校不需要开设专门的乡土文化课程，因为学生每时每刻都深深地浸淫在浓浓的乡土文化之中，他们的灵魂刻上了乡土的印记。他们的国家认同、普世情怀，无不以乡土为其源泉，乡土是他们人生的出发点，又是他们精神的归宿。然而，这种和谐的校村关系、德育与乡土文化关系在最近几十年中逐渐变成记忆。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人的流失速度也在日益加快，主要表现为两种类型：一是通过高考从而将户口关系转移到城市，从而彻底地摆脱农村人身份，一是以打工者的身份进入城市。大学生进城和农民工回家给农村儿童带来了对城市的美好幻想，他们相信在城里有着轻松的工作、舒适的环境、高额的收入，城市成了高尚、先进、文明的代名词。相反，农村是低俗、落后、野蛮收容站。农村儿童开始积极主动地吸纳和模仿城市的一切现象，质疑自身的农民出身、淡化甚至鄙视自身的乡土身份。

如果说农村人进城带动了农村学生主动割裂与乡土文化的关系的话，当今的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则让很多农村学生被迫失去了与乡土的情感与道德纽带。最近十几年来，农村适龄人口下降，撤点并校工作正在强力推进，从1997年到2009年，全国农村小学数量减少一半多，平均每天减少64所。很多农村儿童需要寄宿到城镇学校。“低龄儿童寄宿，不仅在空间和时间上割断了他们与父母、家庭的联系，也割断了他们与乡土的联系。他们体会不到父母辛勤的劳作，听不到长辈们关于家族、村落的传说，也无法感受到土地、庄稼、丰收甚至自然灾害给村民带来的喜怒哀愁。”［2］

具体到学校内部的教育环节中，农村教育特别是德育并不因所在地不同而附着农村的文化独特性。农村学校除了现代化程度可能跟不上城市学校，学校工厂化、教育流水线化和产品标准化与城市学校没有丝毫的区别。长期以来，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有着相同的德育目标、标准的德育内容和统一的德育活动。在其中，我们只能看到德育的政治统一性，看不到德育的文化独特性。最近十年来，德育和课程改革开始关注到文化的德育功能和德育的文化属性，强调民族文化之于德育的价值，部分地区和学校德育也开始进行地方和乡土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工作。然而，学者和教师眼中的民族文化往往是中华传统文化，其德育价值也是在世界多元文化碰撞中增强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责任感，在马克思主义道德本体论中增加本土的鲜活内容。在中华文化的普遍性知识的宏大叙事面前，乡土文化以“组成部分”的地方性知识出现，只是大文化的点缀和附依，丧失了自身的独特德育内涵和价值。可以说，在乡土德育资源开发略显孤零的背后，显现着对乡土文化独有的德育价值的漠视。

二、乡土文化之于农村学校德育的价值

逻辑上，论证乡土文化之于农村学校的德育价值，存在三个重要环节：第一，在学理上，文化与教育、乡土文化与农村德育是否有一种必然的联系，以“可能”发挥其价值？第二，在内容上，乡土文化是否足以丰富和就地取材，以“方便”发挥其德育价值？第三，在途径上，乡土文化对于农村学校是否具有其德育效能的独特性，教育工作者何以“愿意”发挥其价值？

（一）乡土文化何以“可能”发挥其德育价值

文化与道德之间的关系绝非主观的任何组合，而是两者的精神文化本性及其功能的一致性。“德育是文化化的德育，文化是包含德育的文化，文化与德育本性一致，功能上相互承载，它们不可避免地是一种辩证的互动或交互中介关系。”［3］学校德育就是运用文化去教育人和影响人，在文化的认可之中接受并遵循正确的价值观念和理想信念。当前中国的道德建设和学校道德教育处在不断变革的社会大环境中，面临着传统文化的割裂、多元文化的碰撞、文化殖民等多重压力。在这种复杂的文化背景中，乡土文化因其无以比拟的民族的和大众的特征，在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方面，赋予自身在农村学校德育上的实践优势。

乡土知识和乡土情感是儿童道德发展和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基于乡土文化的农村学校德育，就是让学生认识和了解出生成长的乡土环境，并培养其热爱乡土的情感和建设乡土的本领。正如台湾学者欧用生所论，乡土文化强调尊重儿童的自身经验、学习方式以及所属的文化与民族，从而帮助个体了解自己、认识乡土，获得积极的乡土认同。同时，儿童在乡土文化的浸染中了解本地区的特色与问题，并通过批判思考和价值澄清，培养服务乡土、贡献社会的热情和技能，并以此为起点，由爱乡而爱国，学会对各民族及文化的尊重与包容。［4］

从学生的学习心理来看，乡土文化最真实、可感知、可体验，是增强道德教育实效性的客观要求。俗话说“撒谎瞒不了本乡人”，本土文化的可信度高，学生更乐于接受。在创设德育情境时，如使用高、远、大、全的素材，将很难激活学生的经验系统，很难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学生学习到的是“关于道德的知识”，而不是“道德知识”，无法形成稳定的道德心理和持续的道德行为。基于乡土文化的学校德育扎根于青少年儿童生活的土壤，让德育与受教育者个体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联，用学生自己的生活、自主的活动本身对学生进行积极的启迪与引导，以提升学生的人生境界和道德水平。如安徽省绩溪中学的一位学生在《徽之映像馆——坑口、上庄、屯溪一行》的社会实践论文中就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因为走过，所以真实；因为深入过，所以满怀感动与祝福。短短的三站旅行，使我感受到了徽文化的博大精深，我为作为一个徽州人而感到骄傲与自豪，愿为绩溪的未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二）乡土文化何以“方便”发挥其德育价值

乡土文化是农民群体在世代相传的过程中所积淀的特定区域文化，是老百姓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中所反映出来的行为规范和道德诉求。乡土文化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的实用性，它是村规民约的“依托”，是诚信体系的“护栏”，是农业文明的“基石”。这种便利和实用性是西方文化所没有的。西方人从古希腊开始，其文化生活与个人之私人生活分开，同时也就造就了私德与公德两分的境地。而中国文化从儒家兴起之前就融摄礼乐文化于人们日常生活之中，中国古代文化乃直接来自于古代人之实际的劳动经验和政治生活之中。村民在日常生活中自然形成乡土文化，造成了该文化存在于村民生活的各个角落，无所不包，无所不容，从而为农村学校道德教育的文化提取和整合提供了方便。

当然，乡土文化并不因其草根特点而失去精神和道德价值。历史以来，中国农村讲究诗书耕读，自觉地肯定农业生产和生活的价值，而让人的精神贯通其中。文必附于质，质必显于文。农村的日常生活为质，精神文化生活为文。至此，“饮食、衣服、男女居室、劳动生产之活动本身亦皆可自具备一价值而非可鄙贱，亦不只视为一谋身体保存，种族保存之手段工具。”［5］乡土文化按照其负载的事物，至少可以区分为在自然界之农业生产文化、家庭生活之习俗文化、日常生活之礼乐文化，及超越凝练的艺术、文学、等文化。农业生活与其他生活不同，其对人生的最大启示，在于使人在世界上有一实在感。农业按历书活动，使人的行为的精神意义与自然节气的意义交相融摄。各种节日都顺时而定，人们到郊野、水边、登山望月，培养了人们爱祖宗、爱国家，与悠久的儿女之情，这与西方随便定一日子过节是有区别的；农村人的家庭生活讲究夫妇和顺和孝悌之道，一切都围绕血缘和地缘而展开。可能农村人没有英雄崇拜，但一定会崇敬祖宗；农家人讲究“有朋自远方来”，但更练达于“远亲不如近邻”的道理。农村人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礼乐文化，凝练于其艺术、文学和之中，并成就了颇具地方特色的传统文化，如徽文化、湖湘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等等。这些文化不仅成就了各类艺术，也丰富和提升了人的道德精神。如“经世致用”作为湖湘文化的重要品格，经历了数代湖湘人的生活体验和传承，深深地影响了近代的湖湘有识之士专注于国家、民族的实事、实功、实效，并成就了巨大的政治抱负和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振兴。

（三）乡土文化何以“愿意”发挥其德育价值

乡土文化是文化中的常识部分，是一种朴素的生活经验、习惯和习俗，它往往通过故事听讲潜移默化地融入到儿童生活的血脉之中。乡土文化的常识性存在方式和故事性传递方式使得学习者总是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益，这比遥远的英雄故事和纯粹的道德原则或规则宣讲更具有亲近感和说服力。

道德学习与一般的知识学习不一样，前者是关于“应该是什么”的学习，后者是关于“是什么”的学习。所谓“应该是什么”，很大程度上被人理解为“历来如此”。乡土文化的家风、古训、礼教等历来都是这样，学习者用不着思考为什么这样，这样做是否值得。“一个生活在礼俗社会文化环境中的人，他每天接受这些文化的价值和意义，是用不着思考的。”［6］乡土文化具有天然的秩序和结构法则，顽固地且自发地左右着人的道德行为，它是道德观念走向理性和逻辑性的天然起点。

乡土文化的常识性道德要素往往通过故事得以传递。故事是范例，“在儿童面前为他们提供一个永久的、优良的范例，是极为必要的”。［7］讲故事也是一种道德教育的方法，“在所有的方法当中，让儿童接受教化、形成礼仪的最简明、最容易、也最有效的办法是，在他们面前示范那些您要他去做或加以避免的事情。……这种办法诱使他们进行模仿或不模仿的力量，要远胜于任何的说教”。［8］位于杭州湾畔的上海金山区山阳镇，素有“故事之乡”的美称。把山阳的乡土文化通过“山阳故事”引入当地学校的德育互动，学生非常喜欢。乡村故事讲述遥远的过去在他人身上发生的事情，听故事的儿童却自然地想到自身和现在。外在于儿童自身人和事可以为儿童的精神生活和道德生活提供一个重要的参照点，使儿童在过去和现在、自己和他人联系和比较中辨明关系，辨认差距，并形成自己常识性的道德生活。

三、农村学校发挥乡土文化德育价值的策略

（一）明确教育主体的功能与责任

教育理论界和农村教师中不乏先觉之士，早就开始关注和着手于乡土文化中德育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如刘铁芳呼吁回归乡土的课程设计是乡村教育重建的课程策略［9］，湖北省监利一中尝试从浸染乡土文化起步的爱国教育［10］。但这些努力的效果却大都不理想，或者说不成气候。究其原因很多，之一就是主体不明。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第一，长期以来，基于乡土文化的德育资源开发往往属于教育部门或学校的事情，缺少其他部门特别是文化部门的参与。第二，乡土文化德育资源开发往往与学校和教师个人的兴趣相关，没有作为农村学校必须的责任和义务。

发挥乡土文化之于农村学校的德育价值，必须从战略上明了两点：首先，乡土文化德育价值的发挥不仅仅是农村学校育人的便利条件，更是国家文化战略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构建有利于文化繁荣发展的体制机制，建设宏大文化人才队伍、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有力人才支撑。”［11］乡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发和利用乡土文化的德育价值是国家文化战略的重要内容，各级党委和政府对此负有重要责任。其次，农村学校发挥乡土文化的德育价值，不仅仅是德育教师的责任，更是学校特色办学的重要途径。《纲要》鼓励学校办出特色、办出水平，把适应社会需要作为衡量教育质量的根本标准。学校的特色办学不是为了特色而特色，必须依托整体环境顺势而为。对于农村学校而言，立足于乡土文化的办学特色不仅能为学校发展获得一种比较优势，更是教育本体价值发挥的重要途径。

（二）把握乡土文化的价值判断与取舍标准

农村学校发挥乡土文化的德育价值，容易碰到两个瓶颈：第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我们对待文化的基本态度，但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却不一定能分得清。历史上，我们对待传统文化容易走极端，要么全盘继承，要么全盘否定。现在我们提出发挥乡土文化德育价值，就必须吸取其先进的成分，何谓先进？许嘉璐认为需要三个基本要素：“第一，它是引导人向上的，所谓“向上”，既有物质生活上的提高，也有精神上的逐步走向高尚与崇高，能够激励人，为了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付出自己的全部力量。第二，它需要适合自己的民族与国家，能为广大人民所接受。第三，这种文化是人人能够享受到的。”［12］这三个要素都有一个最基本的特点，即让人的精神上更崇高，群体更凝聚，农村学校开发和利用乡土文化时，必须紧紧把握这个基本的价值判断。

农村学校发挥乡土文化德育价值容易碰到的第二个瓶颈是：在多元文化社会里，如何处理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很多人认为，如果拒绝多元，这就意味着乡土文化的封闭和凋谢，但如果无条件接纳，则又可能侵吞了乡土文化。实际上，任何地方文化的形成本身就是与外界文化碰撞后适者生存下来的。同时，任何文化既有体现民族性和地方性之外，又有一些普适性的内容，于人类全体都有用的东西，中华民族的乡村文化也不例外。如胡适不仅是徽文化思想家的杰出代表，更是世界性的文化名人，我们的教育就不应止于让学生发掘胡适身上的徽文化性格，而更应该让学生看到中西文化碰撞在胡适身上的表现。农村的每个儿童接触的日常范围有限，学校应创造一个更广阔、更美好的平衡环境，使儿童在乡村生活中受到反映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影响。如果道德教育工作者能够“引导学生关注地域文化之外的其他文化形态，注意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与区分，那么，学生就有可能在爱自己的文化与道德特色的同时，善待他人的文化和道德信仰。”［13］

（三）实现乡土文化德育价值的教育转换

如前所述，很多农村学校已经开始注意并实施了乡土文化的课程资源开发，注重用贴近学生生活实际的素材教育学生。但我们也能很明显地感觉到由于一些开发者缺少教育学的知识和素养，资源开发和利用有些粗糙，没有发挥好乡土文化在农村道德教育中的应有价值。具体来说，乡土文化实现德育价值转换至少需要注意三个方面：

第一，乡土文化在大众眼中是以生活形态和艺术形态而存在的，一些农村学校的资源开发仍然延续了生活或文化的编排方式，如某学校的调研就是以“名人”、“名山”、“民俗”作为主题的分界线，而校本教材则是用“诗歌、散文、传记、雕刻、建筑”等作为单元标题，这样的编排方式实际上是文学或生活的编排方式，没有尊重不同学段和年龄的心智发展实际。农村学校发挥乡土文化的德育价值，需要依从教育教学的规律，采取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编排方法，使学习者由日常生活的经常事到社会生活的政治事，逐渐实现对本土文化的了解和认同。

第二，学校教育区别于乡土文化影响人的最大区别就是前者的计划性和目的性，而后者是随机和潜移默化的。因此，开发和利用乡土文化的德育价值，就不能漫无目的想当然地进行。农村学校需要明确相关主体的权利和义务，设定恰当的教育目标和教学途径，并能进行科学的检测和反馈。

第三，长期以来，教育包办的成分太多，一些学校开发乡土课程资源，往往也是先由教师完成内容上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去劣取优，然后把所谓的精华、真实和优秀的文化传递给学生。我们权且不说教师是否有足够的功底保证自己保留下来的都是优秀的精华，单是这种过滤就让乡土文化逐渐失去了乡土的味道，是没有学生愿意享受这种“高贵的教育”的。恰恰相反的是，教师应该整体呈现文化形态，让学生见识到乡土文化的粗劣成分。我们的每一道德概念与信念，都包含着对相反动机的抑制与克服。教师指导学生在辨别和坚守的过程中，获得道德良知的最大激发以及道德理性的最大生长。

参考文献：

［1］冯骥才．中国产业化10年消失90万个自然村［EB/OL］．（2012-06-07）［2012-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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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郭凤志．德育文化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1．

［4］欧用生.乡土教育的理念与设计［C］∥台湾师范大学教育研究中心.乡土教育的理念与实施座谈会资料，1994：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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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1-10-26（01）．

乡土文化和乡村文化的区别范文第3篇

一、总体思路 

依托我市西部山区旅游资源优势，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坚守发展、生态和民生三大底线，充分体现独特的太行山水文化，促进旅游区整体改造提升，推进旅游项目建设进度，提升旅游发展质量，优化旅游发展环境，推动旅游产业转型升级跨越发展，提高旅游品牌知名度、美誉度和竞争力，确保旅发大会顺利召开。

二、重点工作任务与分工 

（一）建设旅发大会主会场及分会场

由市东太行旅游区管理委员会负责牵头，以东太行景区为大会主会场，以七步沟、京娘湖、朝阳沟等重点景区为分会场。其中在东太行景区建设一个集办公、接待、会议、餐饮于一体的综合商务区；在七步沟、京娘湖、朝阳沟等景区，从吃、住、行、游、购、娱等方面入手，全面改善提升接待服务能力。（责任单位：市东太行旅游区管理委员会、旅发委、行政审批局、国土资源局、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林业局、环保局、水利局、电力公司、活水乡、管陶乡）

（二）旅游区整体改造提升

1、重点景区整治提升。由市旅发委负责牵头，按照《河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关于开展A级景区专项整治活动的紧急通知》要求，从景区环境整治、旅游安全、服务质量、市场秩序、厕所革命、公共基础设施等方面入手，全面抓好A级景区整改提升工作。在为筹办旅发大会营造良好的景区环境的同时，完成以下工作：

（1）东太行景区4A创建；

（2）古武当山景区4A恢复；

（3）七步沟、京娘湖、朝阳沟、十六沟等重点A级景区提档升级工作。

（责任单位：各所涉重点A级景区、市旅发委、东太行旅游区管理委员会、活水乡、管陶乡）

2、完善停车场建设。由市旅发委负责牵头，制定停车场建设计划，实施A级景区和美丽乡村停车场新建、改扩建工程，在停车场设计上更加注重生态化、智能化、特色化。旅发大会承办前，完成以下工作：

（1）旅发大会主会场新建停车场建设；

（2）七步沟、京娘湖、朝阳沟、十六沟等景区停车场的改扩建等。

（责任单位：市旅发委、交通运输局、行政审批局、国土资源局、活水乡、管陶乡）

3、加快标识标牌建设。由市交通运输局负责牵头，依托旅游专线、旅游环线、太行山高速（武安段），科学合理设置旅发大会承办地旅游外部交通标识，完善景区“最后一公里”标识系统，推动旅发大会承办地旅游标识标牌统一标准、双向互设。（责任单位：市交通运输局、东太行旅游区管理委员会、旅发委、活水乡、管陶乡）

（三）加快建设旅游交通网

1、加快旅游路网建设。由市交通局负责牵头，全面加快我市西部旅游交通提档升级，构建适应全域旅游发展和承办旅发大会的交通服务体系。实现“高速连接线连通域外、旅游快速线直达景区、内部小环线串连景点”，建立旅发大会承办地通达便捷的旅游交通体系。其中包括：

（1）完成平涉线下天庙至沙洺段改建；

（2）加快旅游大环线（贺进—龙井）和旅游小环线（活水—柏草坪）项目建设；

（3）柏草坪至朝阳沟景区道路拓宽改造；

（4）完成下天庙加油站—前柏山村东新规划道路（长约2公里、宽30米）；

（5）朝阳沟—后柏山道路排险加固。

（责任单位：市交通运输局、行政审批局、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国土资源局、水利局、东太行旅游区管理委员会、活水乡、管陶乡、贺进镇）

2、加快景观大道打造工作。由市交通运输局和林业局共同牵头，对旅游环线、旅游专线重要节点开展绿化造林工作，重点做好旅发大会观摩线路周边景观、生态林设计、建设及美化工作。确保旅发大会承办前呈现效果，实现旅游道路两侧处处皆景。其中包括：

（1）平涉线下天庙至沙洺段道路两侧；

（2）旅游小环线活水—柏草坪段道路两侧；

（3）柏草坪—朝阳沟段道路两侧；

（4）朝阳沟—后柏山段道路两侧；

（5）沿线驿站和观景平台周边；

（6）平涉线沙洺段东侧北至四里岩水库坝下，东至河道岸堤，南至旅游专线，西至平涉线范围内土地的绿化。

（责任单位：市交通运输局、林业局、国土资源局、园林局、东太行旅游区管理委员会、活水乡、管陶乡、贺进镇）

3、加快建设河道治理工作。由市水利局负责牵头，主要对沿平涉线、活水—柏草坪（白云川）旅游环线河道进行综合整治，沿河打造风景带，呈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新景观。其中包括：

（1）宅清沟—白王庄河道水系景观打造；

（2）闫庄村东河道水系景观打造；

（3）石河湾河道水系景观打造；

（4）盘龙山—下天庙河道水系景观打造；

（5）七步沟路口—李家庄教堂段水系景观打造；

（6）京娘湖—四里岩水系景观打造；

（7）其他区域水系景观打造。

（责任单位：市水利局、东太行旅游区管理委员会、活水乡）

（四）实施美丽乡村战略

由市农工委负责牵头，坚持“因村制宜、一村一景”，对旅游区道路沿线所有村庄进行改造提升，对旅发大会承办地核心区域沿线所有村庄实施道路、临街建筑、厕所、污水治理、垃圾一体化处理等旅游基础设施改造提升工程，打造干净整洁、景致别致的美丽乡村。在部分区域进行重点建设：

1、白王庄美丽乡村建设及村内街道打造休闲小吃一条街；

2、宅清沟美丽乡村建设、古村落打造以及宅清沟—白王庄沿河道V形或U形木步道修建；

3、石河湾美丽乡村建设及村南修建月亮形公园；

4、口上村美丽乡村建设及水利文化打造；

5、楼上村美丽乡村建设及戏曲文化打造；

6、前、后柏山美丽乡村建设及木步道修建；

7、朝阳沟美丽乡村建设及知青文化打造；

8、柏草坪美丽乡村建设及红色文化、商帮文化打造；

9、寺峪脑美丽乡村建设及原生态古村落打造；

10、后临河古村落打造。

（责任单位：市农工委、文广新体局、国土资源局、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水利局、东太行旅游区管理委员会、活水乡、管陶乡、贺进镇）

以上项目建设中，由市财政局负责帮扶白王庄、交通运输局负责帮扶宅清沟、安监局负责帮扶石河湾、矿山公司负责帮扶前柏山、冶金局负责帮扶后柏山、水利局负责帮扶口上。楼上、朝阳沟、柏草坪、寺峪脑、后临河等美丽乡村建设帮扶单位待定。

（五）打造建设特色旅游新业态

1、实施景观灯光工程。由市水利局负责牵头，依托四里岩、京娘湖2座水库，开展夜间亮化工程，打造灯光璀璨的山水精美夜景。（责任单位：市水利局、电力公司、东太行旅游区管理委员会、活水乡）

2、精心打造“古韵宋街”。 由市东太行旅游区管理委员会负责牵头，依托京娘湖景区京娘文化以及游客中心前酒楼街道，统一规划设计，打造“古韵宋街”，增强旅游吸引力。（责任单位：市东太行旅游区管理委员会、旅发委、活水乡）

3、发展休闲采摘旅游。由市东太行旅游区管理委员会负责牵头，依托田鑫农场农庄原有采摘园，进一步扩大采摘面积，打造休闲采摘体验旅游新业态；河道水系景观打造和水系吊桥修建。（责任单位：市东太行旅游区管理委员会、水利局、国土资源局、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活水乡）

4、建设特色醋文化展示中心。由市东太行旅游区管理委员会负责牵头，依托原“一支刘”醋厂，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醋文化展示中心（醋博园）。（责任单位：市东太行旅游区管理委员会、国土资源局、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活水乡）

5、建设水利精神展览馆。由市水利局负责牵头，在京娘湖停车场谋划建设水利精神展览馆。（责任单位：市水利局、国土资源局、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活水乡）

6、谋划建设知青文化展览中心。由市旅发委负责牵头，依托朝阳沟浓郁的知青文化，选址建设知青文化展览中心。（责任单位：市旅发委、国土资源局、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管陶乡）

7、地博园改造提升。由市国土资源局负责，从提升太行地质文化入手，对地质公园博物馆进行精细化改造。(责任单位：市国土资源局、东太行旅游区管理委员会、活水乡)

（六）扎实开展旅游环境整治和建设行动

1、抓好观摩路线沿线建筑风貌提升。由市工商和食药监局负责牵头，分别按照责任区域对旅发大会观摩路线沿线（平涉线下天庙—沙洺段、旅游环线等）建筑物立面、沿街门店设施、广告招牌进行统一规划，完善和提升旅游服务功能。(责任单位：市工商和食药监局、活水乡、管陶乡、东太行旅游区管理委员会、公安局)

2、抓好农家乐旅游服务功能提升。由市工商和食药监局负责牵头，对区域内农家乐的发展做一定的规划，引导开发出不同类型、不同特色的农家乐，规范农家乐的服务质量。(责任单位：市工商和食药监局、东太行旅游区管理委员会、旅发委、活水乡、管陶乡)

（七）加快旅游建设项目土地流转、项目规划设计等前期急需完成的各项工作推进进度

1、旅游项目土地流转。由活水乡、管陶乡牵头，按所在区域分别对需绿化美化区域的土地进行流转，为旅发大会观摩线路周边景观、生态林设计、建设及美化工作提供土地保障。其中包括：

（1）沙洺村东北至四里岩水库坝下，东至河道岸堤，南至旅游专线，西至平涉线范围内土地；

（2）宅清沟—活水道路两侧（白云川）可视范围内土地；

（3）活水村西大棚及插花地土地；

（4）前渠—门王庄—马店头两侧土地；

（5）荒庄—朝阳沟—柏草坪两侧可视范围内土地；

（6）田鑫农庄附近下天庙和旅游小环线以北、奶奶庙以东区域土地；

（7）抓好洞天府景区建设土地调规工作。

（责任单位：活水乡、管陶乡、市国土资源局、东太行旅游区管理委员会、公安局）

2、加快沿线驿站、观景平台、桥梁建设。由市交通运输局负责牵头，抓好驿站、观景平台、桥梁等重点旅游建设项目选址、规划设计、相关手续办理以及项目招投标工作。

（1）平涉线沿线6个驿站建设；

（2）白王庄牌坊附近驿站建设；

（3）柏草坪岔路口附近驿站选址、建设；

（4）荒庄隧道—后柏山观景平台选址、建设；

（5）寺峪脑附近观景平台选址、建设；

（6）旅发大会主会场桥梁修建；

（7）前柏山村东桥梁修建；

（8）楼上桥梁修缮等工作。

（责任单位：市交通运输局、活水乡、管陶乡、东太行旅游区管理委员会）

3、抓好旅游道路沿线环境整治。由活水乡和管陶乡负责牵头，分别按照责任区域对大会观摩沿线（平涉线下天庙—沙洺段、旅游环线等）以及旅游专线路界以外可视范围内的环境进行整治，做好观摩沿线沿途的违章建筑、残垣断壁、有碍瞻观的建筑物包装等。其中包括：

（1）陈家坪附近违建临建；

（2）朝阳沟—柏草坪两侧违建临建；

（3）前、后柏山道路南侧等处违章建筑。

乡土文化和乡村文化的区别范文第4篇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社会转型过程包括：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两个密切相关的过程。社会结构转型是指中国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转型过程，是工商服务业在社会生产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过程；经济体制转轨是指中国20世纪50年代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是国家主导下的市场化过程。社会实践结构的这种历史性巨变反映在农村社会发展过程中就体现为传统农村“乡土社会”向“新乡土社会”的转型。

一、传统中国农村的乡土社会

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人口造就了其“乡土”特征。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把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性质理解为“乡土社会”。此后，“乡土社会”便成为人们对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性质的基本判断。“乡”和“土”是理解乡土社会的两个关键字：“乡”是一个标志特定地域文化和情感归属的概念；“土”是一个标志特定地域范围的概念。“乡土”合在一起则指特定地域范围及人们对此特定地理区域及区域亚文化的某种特殊情感关系。“乡土社会”是理解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结构的一把钥匙。与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生产方式相联系，乡土社会具有土地依赖、聚村而居和家族归属三个显著特点。

（一）土地依赖

在乡土社会里，土地是至关重要的。乡土社会中“‘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农村居民对基本生活资料——粮食作物的依赖和基本谋生手段——种植业的依赖，转变为对土地本身的依赖。正是由于与农民的生计息息相关，土地才成了农民问题的关键。正如斯科特所说的“对土地的控制成了权力的关键基础，在同寻求获得小块土地的佃户的交往中，土地所有者的地位得到了加强”。虽然斯科特讨论的是东南亚殖民地时期佃户和地主的关系问题，但土地问题背后所映射的权力关系则是仍然适合于传统中国农村。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均贫富、等贵贱”，还是“耕者有其田”，其所指向的都是土地问题。历史上，中国革命的关键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土地问题，谁解决好了土地问题，谁就赢得了天下。因此，“土地是调动农民激情和积极性的激励机制”，土地问题也是农民问题中最敏感的问题，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

（二）聚村而居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农村居民的活动范围非常有限。农民对土地的半人身依附关系、不发达的工场手工业和工商业、落后的交通通讯工具等都大大限制了农民的活动范围。往往是若干户相互联系的人家聚居在一起，形成一个村落，在长期的交往中形成了一种共同的村落文化和非正式制度。村落之间少有往来。聚村而居会产生两个直接后果：第一，生于斯长于斯的村民之间互相熟识，形成了一个“熟人社会”，村庄内居民的社会行动更多地受当地长期形成的村规民约、习惯法等支配；第二，由于村民之间互相熟识，并因生产、安全、情感等需要相互依赖，从而形成对村庄的归属感和依赖感。前者形成村庄的“礼治秩序”，后者形成村民的“乡土意识”。“礼治秩序”所展示的是文化传统和非正式制度的巨大力量。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可以说是个‘无法’的社会”，是一个“礼治”的社会。这里的“礼”就是一种长期的文化积淀所形成的区域亚文化及其制度表现形式——非正式制度。“乡土意识”体现了村落居民对养育了他的村落的归属感，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相应地，一方人也会依赖于一方水土。农村居民这种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的依赖根深蒂固，“乡”也成为联系来自同一地区互不相识的人们间一种天然的纽带。这种联结纽带背后所维系的是聚村而居的生活方式所形成的村庄认同及其延伸形式——村落认同、地区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

（三）家族归属

在西方，“家”一般是指夫妻及未成年子女。在中国文化中，“家”的含义比较模糊，在西方“家”概念以外，中国的“家”还可能包括兄弟姐妹、成年子女、父母、祖父母、叔婶姑姨等远近亲疏关系不同的其他社会关系。中国传统家庭“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小天地，是一个微型的邦国”。在多数情况下，“家”实际指的是家族或宗族。在中国文化中，个人从来都不是意志自由、行为自决的独立个体，庞大的“家”结构把个人的社会生活完全纳入了家族的整体意义结构之中，从而成为家族整体结构的一部分。个人和家族共同体之间形成了一种互依关系，各家族之间则相对独立。中国的家族和家族主义引起了文化人类学家浓厚的兴趣。弗里德曼研究指出福建和广东家族组织度比较完善的三个可能原因：水稻种植、水利灌溉和边区环境。这种概括与费孝通对中国农民聚村而居原因的概括都强调了农业生产和居民安全两个因素的重要影响。许娘光通过中国、印度和美国家族的比较研究认为中国人具有情境中心和相互依赖的处世观，他们“倾向于在家庭这个人类初级社会群体中来解决他生活中的问题”。林耀华则认为外界环境包括组织、物质、技术及家族内部主要成员更替是家族组织发展变化的影响因素，并指出在家族组织的发展变化中文化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制约着每个人与其他人之间的关系，决定了一个人必须与其他哪种人往来，因而也就为他的体系和结构组成提供了基本的规则”。强大的家族力量不但维系着中国的家庭稳定，也复制了千百年来形成的社会关系。每一代人都按照上一代人培养他那样教育他的下一代，这种对家的依赖和忠诚构成了中国人行为的意义基础。

费孝通在研究中国的乡土社会时提出了“差序格局”理论，把中国社会比喻为“就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离投入点越远，圈就越大，关系也就越远。费孝通由此认为中国社会是一种“自我主义”。这种自我主义的核心就是居于中心的“我”，而一圈圈的波纹则是与“我”的不同关系。虽然表述方式和研究重点不同，但费孝通与弗里德曼、许烺光、林耀华所讨论的核心问题是一样的，都是中国的以“我”为中心的家族关系。

中国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对乡土的归属和对家族的依托使传统农业社会形成了一个相当封闭的、低流动性的社会结构，一般情况下，农村居民不愿进行社会流动。在社会流动过程中，农村居民即使因各种原因离开家乡，终老之后仍然要以各种形式回归村庄，被称为“叶落归根”，这里所归属的是村庄，更是家族。

改革开放以来，快速而广泛的社会转型过程不可避免地扩展到广大农村地区，开启了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结构的快速现代转型进程。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农业税的取消、逐年加大的农业补贴政策的实施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风起云涌的进城务工浪潮等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促进了近年来中国农村社会的结构性巨变。“分散和封闭的乡土社会已越来越深地进入或者卷入到一个开放的、流动的、分工的社会化体系中，与传统的封闭的小农经济形态渐行渐远”。乡村经济结构、社会关系、家庭结构等在社会转型期所发生的显著变化使得“乡土社会”已经无法概括当今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状况。贺雪峰提出“半熟人社会”来指称结构巨变中的中国农村社会；陆益龙则提出“后乡土社会”概念；黄家亮等用“新乡土社会”来指称快速转型中的中国农村社会。本文以为，用“新乡土社会”来概括加速变革中的中国农村社会，明确地指涉了中国当前社会结构的新特质，也表达了新乡土社会与传统乡土社会的连续性，比较贴切。因此，本文沿用这一

转贴于

表述，认为中国农村社会转型就是从“乡土社会”向“新乡土社会”转型的过程。与上文所讨论的乡土社会的三个特点相联系，本文从经济结构、文化结构和家庭结构三个方面分析“新乡土社会”的特点。

二、新乡土社会的经济结构：人地关系与农户收入结构的变迁

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伴随着国家的整体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以及持续存在的工农业“剪刀差”迫使农村劳动力开始流向劳动收益更高的工业和服务业部门，从而减少了农业从业人口，缓解了由于农村人口增长而日益尖锐的人地矛盾。图1是1990--2010年中国乡村从业人员与乡村人口的变化情况。

与乡村人口的减少相应，乡村从业人员中非农从业人员的比重却逐年升高，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而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成为乡村非农就业的首选，其就业人员比例逐年上升，到2010年，达到乡村从业人口的38.37%。乡村私营企业和个体户也成为农村非农就业的重要形式，到2010年分别达到乡村从业人口的8.08%和6.16%。图2反映了1990--2010年中国乡村非农就业情况。本文由收集整理

传统农业种植业从业人员的减少和乡村非农就业人数的稳步上升反映了农业在农户家庭经济结构中重要性的下降。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乡村农业从业者中，也出现了大量的兼业行为，即通过家庭兼业手工业及副业生产，以及在村庄、乡镇及周边地区“早出晚归”或短期外出从事其他非农产业。这种兼业行为和外出务工一起促进了农民从传统的低效率农业生产中脱离出来。这不但改变了传统农业社会中农民对土地的强经济依附关系，而且改变了农户家庭的收入结构，促使农民的现金收入增加，实物收入减少。表1是1985—2010年以5年为间隔的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构成状况。

由此看来，自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在家庭收入结构中的比重增加，相应地，家庭经营收入的比重逐渐降低，农业和非农收入的重要性正在发生逆转。这表明，外出务工的工资收益已经成为农户家庭现金收入的重要来源。2011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已达到6977元/人。由此看来。农村劳动力人口大量外出务工和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改变了传统农村的种植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甚至全部收入来源的收入结构，从而使农民与土地的传统依赖关系出现了部分松动，土地不再是农民的唯一“命根子”。无论是地广人稀的农村山区、还是人口稠密的平原地区，都出现了势不可挡的进城务工潮流，务工收入已经成为农户家庭现金收入的最主要来源。收人结构变化必然带来农村社会关系、社会观念的结构性变迁。

三、新乡土社会的观念结构：乡土意识的式微

传统乡土社会中，居民对村庄和家族的认同感构成了农村居民生活意义的基础。村民的村庄认同可分为两种类型：自愿认同和强制认同。前者是特定地域（村落）居民在长期的社会化过程中内化的自觉自愿的村落归属感和认同感；后者是基于村落地方性文化和非正式制度的强大压力而被迫表现出来的对村落的归属和依赖，是一种表象认同。当社会结构处在剧烈变动的社会转型时期，基于不同认同方式村庄成员对外来文化的反映也各不相同：基于自愿认同的居民会对外来冲击产生排斥和疏离反应；基于强制认同的居民的反应则是对村庄的疏离和对外来新生事物的接受。这种认同差异在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主要表现为年轻一代和老年一代之间在乡土意识和家族归属感上的巨大差异。随着青年一代的成长和地方话语权的代际转移，乡村的地方文化和非正式制度环境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这种变化最主要的就是乡村居民对村落和家族的归属感和依赖感的降低。

自20世纪80年代末“农民工”现象出现以来，中国以农民进城务工的形式进行的城乡社会流动已经有20多年历史了。虽然20年来到底有多少农民工进城务工，没有统一的统计数据，但是中国的农民工可区分为若干代，并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却几无争议。本文把中国的农民工区分为两代：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两代农民工的区分大体上以出生年代区分为“80前”和“80后”两个群体。两代农民工在外出务工的动机、务工形式、务工待遇、务工去向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转贴于

在外出务工农民中，第一代农民工是外在压力驱使的结果，其外出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农户家庭日益增长的现金支出需要同家庭收入来源单一且数量有限的矛盾，这是家庭作为生产和消费的基本单位，在现有的生产体系内无法生产出家庭经济支出所需数量的现金收入，是“硬预算约束”的结果。进入21世纪以来，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新一代农民逐渐成长起来并成为外出务工的主力军。第二代农民工基本接受了完整的义务教育，其“库存知识”与第一代农民工明显不同，也容易接受新生事物，其外出务工的动机不再是挣钱回家盖房、娶妻生子，而是脱离农村。新一代农民工在职业期望、个人权益保护、城市人的身份认同、创业知识学习需求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特点。和第一代农民工相比，第二代农民工“表现出更高的职业期望、融入诉求和个人发展期望”。如果说第一代农民工外出务工主要是一种经济生产行为；那么，第二代农民工的务工行为则可视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他们可以承受城市的排斥与疏离，也可以承受城市生活的窘迫，就是为了能够使自己在城市立足，从而成为城市居民的一员。有学者对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中西部地区四个城市农民工进行了问卷调查，把农民工按出生年份分为1956—1966年、1966—1976年、1976—1985年三个组别并研究了不同组别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动机，发现农民工的出生年代与生存型动机负相关、与个人发展动机正相关。在新一代农民工中，大约有40%的人外出务工是为了寻求个人发展，这一比例在前两个组别中分别为6.7%和22.4%。谋求在城市中立足。获得个人发展已经成为第二代农民工的主要务工诉求。

新一代农民工务工诉求变化使新生代农民工把在城市落脚、融入城市生活作为自己外出务工的基本目标。务工动机的改变直接改变了农民对传统村庄和家族关系的依赖关系，其个人认同的基础正在发生静悄悄的革命，传统的“叶落归根”的乡土意识逐渐式微。虽然很难清楚分辨农民外出务工和农民对乡土依赖程度的降低那个是因、那个是果，或者是其他复杂的因果关系，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二者之间存在一种选择性亲和关系，并且在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的中国农村不可逆转地发生了。

四、新乡土社会的家庭结构：家庭规模与结构的变化

家庭既是一个经济单位，也是一个基于血缘和姻缘关系的社会共同体。在中国历史上，家庭一直是兼具生育、经济、政治、教育、情感等多重功能的社会基层组织，而且，家庭总是和家族、宗族等组织联系在一起。20世纪80年代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实行使家庭重新成为独立的社会经济组织。在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健全完善、社会结构调整和分化的社会转型时期，家庭的形式和功能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费孝通对江村家庭结构变迁的研究表明，在1936年时。江村家庭中主干家庭和残缺家庭最多，分别为45.4%和27.6%；到1960年，这一数据分别下降到35.5%和27.4%，核心家庭第一次超过主干家庭，占32.3%；到1984年主干家庭和核心家庭分别占43.2%和39.0%，开始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值得注意的是，1936—1984年间，联合家庭的比例都没有超过5%，1980年更是下降到0.4%，已经算是凤毛麟角了。由此看来，中国传统社会家庭结构中，大家庭一直是不占主导地位的。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中认为传统中国户均人口数在4～6人之间。基本可以肯定，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家庭结构是以联合家庭为主的。

自1978年以来，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口规模出现了持续下降趋势。1978年，户均人口为5.7人，和费孝通调查研究的30年代江村的家庭人口规模基本一致。到2007年，这一数字下降到4.0人，并在此后多年内一直保持这一数字。按照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农村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来计算，这只相当于一个普通农村核心家庭的人口规模。图3反映了这种人口变动趋势。

传统中国的家庭是一个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社会的“细胞”，满足了家庭成员多种需要，也是社会人口再生产的基本单位与社会稳定的“安全阀”。家庭规模的缩小必然引起家庭功能的变化。在社会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背景下，家庭原有的子女教育等功能逐渐被专业的教育机构承担起来。就目前来说，农户家庭的最主要功能是情感寄托、人口生产和经济核算等功能。人们在解释为什么两亿多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游走却没有引发大的社会问题时，更多地关注了土地的重要性，认为土地这种“零风险资产”构成了农民工的“最低生活保障”，使他们免于成为“绝望的群体”，从而降低了其疏离感和被剥夺感。对于作为“人性的养育所”的家庭的重要性却关注不够。实际上，农户家庭不但是经济单位，也是社会的细胞，承担着社会成员的情感寄托和人性抚育的重要功能。就目前的社会流动趋势来看，农民流动以青壮年男劳动力进城务工为主，其妻子、子女、父母则大部分仍然留在农村，形成“留守儿童”、“留守妻子”、“留守老人”，“农村家庭中最强壮的劳动力被城市工业体系所吸收，但他们代际人口再生产的成本却由农村家庭不成比例地承担了”。家庭承担着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是社会的“安全阀”。特别是在社会结构快速转型，各种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的社会转型加速期，这种安全机制的作用更加突出。

五、余论

乡土文化和乡村文化的区别范文第5篇

Abstract： The formation of rural landscape is because human life and production need to gradually adapt to the nature and transform the nature， as a part of human aesthetic and cognitive it shows people the unique culture of rural pastoral civilization， especially it has a far-reaching and substantial influence on modern western landscap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Islamic garden. However，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 agriculture， the traditional rural landscape has been a certain impac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landscape planning of rural landscape we should be reasonable in improving contemporary rural landscape planning to ensur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construction and the cultural landscap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notation of rural landscape and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rural landscap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dscape development， taking the opportunity of rural landscape design in contemporary landscape design， it also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trends and design principles of contemporary rural landscape in landscape design from the space， modeling elements and various forms.

关键词：乡村景观；设计；园林规划；发展趋势

Key words： rural landscape；design；landscape planning；development trend

中图分类号：TU98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7）03-0236-03

0 引言

作为长期以来人类与自然融合的结晶――园林景观，可以说他是乡村中各类山水花鸟美景的缩影，园林景观可以勾起城市中人们对于乡村美景的向往，与此同时，乡村文化也同样指导着当代园林的发展方向，乡村景观作为当代人类的巨大人造产物是人类社会中物质和非物质都非常丰富的产物，当前，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剧，许多乡村景观中的地域化特征已经被边缘化，乡村景观的大众化已经使得部分地区的传统化农业景观朝着现代化景观发展，一些地区的农业资源与对应环境问题已经相对突出，城乡问题和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亟待解决。针对以上问题，许多国家都已经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但目前我国还没有出台与之相对应的保护法律，因此，乡村景观的环境问题，文化景观缺失的现状，迫切的需要我们改善。

1 乡村景观概念及其研究发展

1.1 乡村景观概念

所谓乡村景观是指在乡村局域范围内人文、自然、经济与社会多种综合现象的显现，乡村景观的研究最早要追溯到对于文化景观的研究，早期的文化景观伴随着原始农业而发展，早期的农业发展源地就成为了文化源地，也就是我们说常说的农业文化景观，最初的农业文化景观慢慢的被扩展到了乡村景观，其范围涵盖了人口、社会、自然、经济、文化等多种元素，同时也是各个局域乡村的地域文化的反应。乡村景观的出现也预示这自然景观正在逐步的向人文景观过度与变化，但是，乡村景观所拥有的农业生产景观和特有的田园文化特色是人文景观永远无法代替的。

1.2 乡村景观研究发展

十九世纪中后期，伴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边缘化加剧，一方面大大的促进了当时经济的大步伐迈进但同时由于忽略了对于乡村景观的保护，各个区域的乡村景观特征开始逐步丧失，自然资源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环境与资源的问题日益加剧，生态失衡，多数的乡村环境向着“脏、乱、差”的态势发展，因过度开垦、废气排放、工业污染而引起的生态环境破坏已经屡见不鲜了。另一方面当代的乡村景观规划与发展还存在着文化景观缺失的问题，以往我们印象中的乡村不单单是生态的承载体，而且是人类农业历史文化发展的结晶，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乡村的文化已经逐渐被消磨化，乡村人们向往城市的繁华，很多的村镇将自己的建筑与道路规划按照城市的模样开始改造，其实这样的城市化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原有的乡村文化，甚至有的乡村特有的习俗已经被遗忘或者停止传承。

中国乡村景观研究始于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起步较晚，1989年，中国学者对澳大利亚堪培拉市乡间景观进行研究，同年，我国召开了第一届景观生态学讨论会，自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景观研究产生兴趣，这些都带动了乡村景观的研究。此后，韩国、日本、荷兰、波兰以及法国等一些国家的先进理论和经验被不同领域的学者引进。通过学习和借鉴，中国逐渐形成了自己关于乡村景观研究的体系。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乡村人类聚居环境、乡村景观分类、乡村景观评价、乡村聚落景观、乡村农业景观、乡村景观园林、乡村景观旅游、乡村景观规划等8个方面。研究热点多集中在景观生态学、乡村文化地理景观、乡村环境评价以及乡村景观规划四个问题上。

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2.1 国外研究现状

德国、荷兰、捷克、英国、美国等一些欧美国家关于乡村景观的研究与实践起步较早，到目前为止，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理论和方法体系，推动了世界农业的发展，促进了乡村景观的规划与保护。欧美国家早期的乡村景观研究注重制定法律法规，如20世纪50年代德国《土地整治法》关于自然保护区规划的规定，促进了农民生产和生活环境的改善；20世纪70年代初，荷兰颁布了《乡村土地开发法案》，研究方向从最初对农业的重视向关注乡村土地的户外休闲、景观保护等功能转变。1996年5月，国际景观生态学组织召开了“欧洲乡村景观的未来”会议，围绕景观变化、可持续农业与乡村景观、景观恢复3个主题进行探讨。近年来，欧美相关学者对从社会、经济文化方面对乡村景观进行的研究明显增多，关注景观中人的行为，使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得以扩大。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为解决由于乡村城市化和工业化带来的社会问题，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逐渐开始重视乡村景观建设，并通过采用“公众参与”的发展模式调动民众保护乡村景观的积极性。20世纪60年代，日本兴起的造町运动保护日本传统乡村景观起了决定性作用。1970年，韩国政府发起了“新村运动”，提出了“勤勉、自助、合作”的精神，以政府支援为动力，以项目为纽带，促进农民参与到建设家乡的活动中去。“新村运动”不仅使村庄的布局得以优化，美化了村庄环境，改善了农民的生活环境，还有效地保护了传统的乡村景观，推动了乡村旅游业和生态旅游业的发展，人民的经济收入也得以提高。

2.2 国内研究现状

2.2.1 乡村景观的要素构成的研究

从园林规划的范围来看，乡村景观的要素构成包括自然景观要素和乡村人文要素两个类别，所谓自然景观是指在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中的自然元素，自然元素的面貌一般不受人类外界的因素变化，如：沙漠、雨林、沼泽等自然保护景观。所谓的人文景观则是指受到人类长期作用而原始自然面貌发生了非常明显改变的景观，比较典型的人文景观如：城镇、田园乡村、牧场等。人文景观通常情况下又被称为人类文化景观，人类文化景观虽然是因人类的长期作用而产生的但是其发展规律却是追随者自然规律而发展和管理，其中，乡村人文景观主要显现的是乡村局域的经济与自然状况，比如：农田、鱼塘、果园、副业等。它们主要体现的还是农业发展为主的经济发展景观。

2.2.2 乡村景观的各类功能的研究

乡村景观作为人类世世代代生活耕种的重要场所，首先具有经济生产功能，在乡村景观中，农业景观在乡村景观中所占的比重比较大，在大面积的乡村土地上大部分土地被用来作为农业、林业作物的生产，在体现农业为本的思想同时，也作为生产作物与人类的生活紧密相关，农业使用者为了满足自身生产生活的需要而进行相应的改进和完善，其本身的性质也是从生产与实用出发，可以说经济生产功能是乡村景观的第一功能。其次，乡村景观还具有生态保护功能。人类在乡村土地上进行耕作时遵循的是因地制宜的基本原则，在采用环境与发展相协调的基础上进行土地利用，这样就促成了乡村景观的协调发展与丰富，乡村景观的生态保护功能主要还是体现在保持乡村文化与自然的生态平衡上，正是乡村景观的多样与景观的丰富共同体现出了乡村景观的生态美。再次，乡村景观还具有休闲旅游的功能，乡村景观的不断完善也是人类与自然相互摩擦碰撞相互适应的完美体现，其经过历史的摩擦所反映出人类对于自然地审美性选择与依赖也促成了乡村景观休闲旅游的功能，如：蜿蜒曲折的梯田、交错纵横的田野、被风吹起的麦浪、各具风格的民宅建筑等都与当代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人们在经历了快节奏的都市化生活后难免向往自然景观的悠闲与恬静，这就体现了乡村景观的休闲旅游的重要性，与此同时，乡村景观也发挥出了人与自然协调沟通的重要作用。

2.2.3 乡村景观的规划保护与延续的研究

在现代化新农村建设中，农村的景观环境建设成为了现代化农村建设的重中之重，乡村景观的合理建设不单单可以使当代新农村的景观变美，而且可以给周边城市营造良好的景观环境成为其最优美的后花园，让区域范围内的自然风光得到有效的保护，与此同时对于乡村景观进行合理的规划与保护也能够有利于人们深入的探索研究乡村环境的进一步规划与延续对于我国的环境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乡村景观是乡村文化的重要载体，它与我们世世代代的生产、生活紧密相连，乡村景观的规划与保护对于区域文化习俗的传承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乡村景观的规划与保护对于增加区域居民的安定感，增强其历史归属感有着重要的作用，其次，乡村景观的规划与保护还有助于民间特色传统企业的发展，如民俗工艺品、乡村传统产业都能够带动当地经济的进步。

3 建议

在国际园林规划与发展创作中要求园林的规划要立足于自然并融于自然，当然乡村景观的规划发展也应该如此，当前我国的乡村景观规划与保护应当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这对于改善乡村景观环境质量与促进环境与资源的协调有着历史性的发展意义。

3.1 保护自然，生态平衡原则

乡村景观遭到了大面积的破坏，多数情况下是因为新城市的建设如：新城扩建、机场建设、高速架桥等原因所引发，然而各个地区的城市建设对于大面积的破坏乡村景观行为而言到底合适与否，应当进行相应的可行性评估，在经济与环境的抉择中应侧重于保护自然环境与生态的平衡。

3.2 在土地的综合利用上“因地制宜”

乡村景观的土地利用上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别的，如有的土地渗透性强适合耕种，有的土地土质较薄，石粒较多比较适合放牧，水源充足的平原地带适宜休闲娱乐等，在这些土地的不同利用方式上因地制宜的进行合理规划能够更好的发挥乡村土地的综合价值。

3.3 在园林规划的基础上延续乡村区域文化

经济全球化发展日益迅速，互联网+的时代也已经到来，乡村自然景观在一定程度上收到了网络经济与城市化发展的冲击，但是乡村景观不能够任其发展，应当形成某种乡村景观的园林保护机制，并将其切实可行的纳入到我们的生活中来，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乡村传统景观建设应该充分的吸收外来文化的长处并将其融入到乡村园林规划中来，创造出区域乡村文化所特有的景观，融入了外来文化的乡村景观，不单单是对于传统乡村文化的强化，也是对于当代园林规划适应全球化经济发展一种多元化的理解，归根到底是在创造中去继承和发展乡村景观与乡村文化，并予以创造性的再现，这对于当代乡村景观的保护与发展无疑是一条必走的捷径。

4 结语

在园林规划中保护乡村景观的多样化发展，传承乡村文化的区域特有历史，理解城市景观与乡村景观的融合式发展，在当代乡村景观的延续与保护发展方面显得尤为重要，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掌握了当代园林规划的方法与技巧，但是乡村景观的建设关系到人类的文化传承与生产延续，这就需要在乡村景观的规划中融入乡村文化的元素，当代中国的乡村景观建设与发展既要积极学习西方乡村景观园林规划的成功经验，也应当将我国园林的本土特征融入进去，摒弃时代的局限，将人类现代的生活需求加以融入才是当代乡村景观的发展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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