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经济产生的影响范文第1篇

关键词：人民币升值；农产品进出口；农业经济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9-0034-03

自2005年7月人民币升值2%以来，人民币升值的趋势一直没有改变，且升值压力越来越大。人民币升值将会对中国的各行各业造成巨大的影响，而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农业的弱质性决定了其将受到许多不利的冲击，当然也会获得一些新的发展机遇。探讨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农业经济的影响，对于在新形势下如何更好地促进中国农业增效、农村发展、农民增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人民币升值对农业经济造成影响的一般原理

汇率是用一国货币单位表示的另一国货币单位的价格，也是两个国家居民相互贸易时的价格。一国的汇率是其产品净出（进）口的关键决定因素（曼昆，2003）。汇率作为调节国际贸易收支的主要经济杠杆，它的调整变动必将影响一国的进出口贸易情况，人民币升值后，提高了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的实际购买力，国内居民将购买许多进口的物品，增加进口量；同时，中国出口到国际市场上的商品价格将提高，国外的居民将不倾向于购买从中国进口的物品，会减少出口量。因此，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中的汇率政策会影响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贸易关系，影响国家农业政策，从而影响到国内农业生产和农产品的价格。

中国大宗农产品的价格普遍高于发达国家，国际竞争力较弱，因此汇率的国际贸易杠杆的作用就格外突出，人民币升值会直接影响农产品的进出口。人民币升值，意味着以美元表示的农产品的出口价格上升，以人民币表示的农产品的进口价格下降，更加削弱了国内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由此相应地使得农产品的出口量骤降，进口量猛增。人民币升值的间接影响在宏观层面是改变农产品的国内供需关系，进而影响国内农产品的价格和农产品的生产规模，造成农民的福利损失。所以，人民币升值会对中国农业经济和农民福利带来巨大的负面冲击。

二、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农业经济的影响

自从中国加入WTO之后，农业的开放程度和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农业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农产品进出口、农业生产资料的进出口、农业外资的利用、农民收入等方面。

1.农产品进出口。Klein指出，对于实际汇率波动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必须在商品层面上进一步展开。总体而言，相对于制成品，农产品具有更加特殊的产业性质，如产品均是可贸易的，几乎完全可以替代、不耐久、进入的初始投资成本较低等。正是基于这些特性，一般认为，汇率波动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与对制成品产业的影响不同（Klein，1990）。Gue Dae Cho等的研究证实，相比其他部门而言，实际汇率的不确定性对农产品贸易具有更加显著的负效应（Gue Dae Cho，2002）。针对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农产品贸易影响的研究文献有不少，早期主要集中在汇率并轨方面（如蔡昉，1994），而近期文献主要从定性研究和实证分析的角度分析了人民币升值对农产品进出口的影响程度及影响机制和渠道。

关于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农产品贸易影响程度方面，李惊雷认为，农产品实际有效汇率与价格贸易条件呈反向关系，而与收入贸易条件则不具备相关性，人民币升值并不能改善中国农产品贸易条件。实际有效汇率每变动1%，农产品价格贸易条件反向变动0.5352%，汇率变动对农产品贸易额的影响不满足马歇尔—勒拿（Marshall-Lerner condition, ML）条件（李惊雷，2009）。魏巍贤通过建立中国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定量研究了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他认为，人民币每升值5%，农业产出会下降0.3%，出口会下降0.9%，进口会增加1%；如果人民币升值20%，农业产出会下降2.6%，出口会下降21%，进口会增加8.1%（魏巍贤，2006）。李锐认为，人民币每升值10%，中国农产品出口额增长速度至少会降低10.9%，而国内农产品进口的增长速度至少会增加13.5%~16.3%左右，农业贸易逆差将会进一步扩大（李锐，2005）。

关于人民币升值对农产品进出口影响机制和渠道方面，阙树玉、王升认为，在小开放经济下，人民币升值将激励农产品进口；人民币汇率风险越大，农产品进口的价格就越低；国内对进口农产品消费得越多，农产品进口价格就越低（阙树玉、王升，2010）。姜楠等人通过建立一个涵盖农产品市场、非农产品市场、货币市场与外汇市场的开放经济模型，认为在开放经济体系下，当出现外汇市场的随机干扰时，汇率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须视农产品价格效果与利率效果的相对大小而定，若价格效果大于利率效果，则汇率与农产品价格成正方向变动，反之则反方向变动（姜楠、方天堃、聂凤英，2006）。陈龙江、黄祖辉认为，人民币升值对浙江农产品实际出口有负面效应，而升值过程中汇率波动的汇率风险则反而有刺激农产品出口的正效应，但人民币汇率变动最终的净效应为负（陈龙江、黄祖辉，2007）。宋海英利用计量模型验证了中国农产品贸易的J曲线效应，认为J曲线效应在中国农产品出口中是存在的，并且中国农产品出口与当年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宋海英，2005）。朱小梅等人根据1994—2004年的相关数据，以中国对日本农产品贸易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农产品对外贸易的影响，发现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农产品进出口总量有着实际影响，但在出口中所谓的J曲线效应并不显著（朱小梅、田贤亮、王红玲，2006）。

尽管大多数学者通过研究普遍认为，人民币升值加大了农产品出口的难度，但也有学者指出人民币的缓慢升值并没有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究其原因，高川认为，人民币升值虽然提高了中国出口农产品的相对价格，但在一些政策因素的作用下，并未对中国农产品出口产生负面影响（高川，2008）。孔祥智、李圣军认为，人民币升值对中国进出口相对比较少的资源密集型产品影响较大，对中国具有比较优势、进出口数量相对比较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影响比较小，可以缓解人民币升值对农产品进出口的打击（孔祥智、李圣军，2006）。他们利用偏自相关函数（PACF）和互相关函数（CCF）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人民币的缓慢升值并没有对中国农产品贸易产生明显的冲击的原因是：（1）人民币缓慢的升值速度给进出口商提供了充足的调整时间；（2）中国进出口农产品的价格弹性比较低，勉强超过ML条件的临界值；（3）由农业生产资源禀赋决定的农产品贸易格局很难改变；（4）人民币升值预期对农产品贸易产生的正向促进作用对冲了实际升值的滞后负面影响（孔祥智、李圣军，2008）。此外，杨颖虹认为，虽然近期内出口会受到影响，但从长远来看，由于人民币升值，国内农产品收购价格会出现下跌，使农产品的出口成本降低、竞争力增强以致后期国内农产品出口数量有望增长，并对以后的国内农产品价格产生拉升作用（杨颖虹，2006）。

2.农业生产资料进出口。人民币升值对农业生产资料的影响首先体现在进出口数量上，总体上说，有利于进口，不利于出口。

人民币升值会通过降低进口产品的人民币价格而扩大农业生产资料的进口。中国目前的情况是适用、优质化肥的国内生产能力不足，这也是农业生产的瓶颈因素。因此，人民币升值增加了优质廉价的农业生产资料供应，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从而提高了农业经济效益（陈文汉，2006）。孔祥智、李圣军也认为，从一定程度上讲，人民币升值有利于遏制化肥价格不断上涨的趋势；人民币升值能增加农业生产资料的国内市场供应量，降低农业生产资料的国内市场价格，从而减少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孔祥智、李圣军，2006）。陈林、黄丹认为，中国对进口生产资料长期保持较强的刚性需求，人民币升值将直接威胁到国内农用生产资料生产及销售者的经营状况。但对于农用生产资料的消费者而言，将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汇率变化带来的价格竞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并产生一定程度的降价效应（陈林、黄丹，2006）。王林认为，由于国产化肥价格低，造成中国本是稀缺资源的化肥大量出口，但随着人民币的升值，有利于提高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的购买力，将增加化肥的进口量，从而抑制化肥的出口量，增加市场供应量，市场价格将相应下降，减少农民的生产成本（王林，2006）。

3.农业外资的利用。人民币升值对引进外资的影响比较复杂，涉及面比较广泛。一方面，由于相对投资成本及进入成本的提高将限制外资的供给；另一方面，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一种商品的价格将决定于整个市场对于该种商品的供需状态，具体而言，资本、尤其是外资这种商品在国内的需求一直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必然导致其实际价格，也就是利率高于其他发达国家。而汇率调低，对于国内的外资使用者来说，对于不变的外资数量，能够减少配套资金量，同时还能降低还贷的人民币数量。因此总体而言，外资的流动趋势将主要取决于资本持有者对于成本与利润的权衡决策（陈林、黄丹，2006）。

魏才认为，从长期看，汇率下调，人民币升值将减少外资供给，对农业引进外资有不利之处（魏才，2005）。陈文汉认为，人民币升值对农业中的利用外资效果是积极的，同时通过引进投资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提高农产品质量，促进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但农业产业的特殊性，如农业项目回报期长、自然风险大、盈利水平低，因而对上述积极作用又有一定程度的抵消（陈文汉，2006）。王林认为，随之人民币不断升值，汇率的效应就会使得原来质量不高的农产品出口阻力越来越大，出资者更不愿投资于没有出口前景的农业，这将给农村的繁荣造成极大的冲击（王林，2006）。

因此，农业外资的利用还要受到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而人民币升值对农业外资利用的影响究竟如何，要视具体情况而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4.农民收入。著名经济学家樊纲指出，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农业最大的影响不是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下降，而是农民遭受损失。具体来说，人民币升值会降低进口农产品价格，削弱当地农产品价格的竞争力，使农民收入下降。人民币升值将对农民农业收入、农民工资性收入和城乡收入差距产生重要影响。

对农民农业收入的影响。人民币升值后，一方面，进口农产品价格将下降，而中国自己生产的本来就没有价格优势的农产品价格则相对提高，从而进一步加速农产品的大量进口，这将加重国内主要农产品“卖难”问题（王小梅，2005）；另一方面，提高农产品价格，是增加农民收入最直接的渠道，也是政府促进农业发展，加快农民致富的最有效措施，而随着人民币升值后大量外国农产品的进入，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来实现增加农民收入的现实可能性将更小（王小梅，2004）。李小云、李鹤以大豆为例估算了人民币升值所致的大豆宏观经济损失及种植大豆的农民福利影响，结论是如果人民币汇率降低1%，以2002年数据为基础估算大豆净进口量理论上增加1 208.48万吨，理论上会导致国内大豆种植面积压缩9 575.93万亩，所致宏观层面大豆净产值损失理论估计达1.95亿美元；农民福利方面，会使3 115万种植大豆的农民面临改变生计风险，理论上每个种植大豆的农民大豆收入将减少38元（李小云、李鹤，2006）。但也有学者指出，人民币升值有利于农业生产资料及农用物资的进口，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农民在生产资料方面的投入，削弱出口量下降带来的农民收入减少的负面影响（杨颖虹，2006）。

对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影响。农民进城务工就业已成为近年来农民收入的新增长点。在中国出口的商品结构中，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比重较高，如纺织品、服装、低档家电等。由于农民文化素质偏低，劳动密集型产业给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王小梅认为，如果人民币升值，将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竞争力造成伤害，直接冲击中国的出口型劳动密集型产业，使其产品出口困难，生产相对萎缩，从而影响其创造就业岗位的能力（王小梅，2004）。王林认为，农业产业属劳动密集型，生产效率低，人民币升值带来大量就业岗位的流失，会减少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这对于安排目前总体过剩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打击（王林，2006）。孔祥智、李圣军认为，对中国在国际市场上最具有竞争优势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来说，人民币升值还是有一些负面影响的。但是，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廉，长期以来都是通过实行低价的策略来占领国际市场的，将导致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碰到的出口障碍，更多的是绿色壁垒，不是价格问题。所以，人民币的升值对这些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负面打击不会很大（孔祥智、李圣军，2006）。

三、结语

面对本币升值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同的国家采取了不同的补救措施。发达国家由于财力雄厚，经常采取的措施是减税、补贴和价格支持政策，但其成本非常高昂，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很难提供得起如此高昂的费用。为了保持农业的健康发展，中国应该结合国情采取如下等措施来保持农业的健康发展：（1）保持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或是缓慢升值的态势，防止大起大落；（2）在WTO的框架内加大对农业的各项补贴政策；（3）加快农业技术推广和创新，减少生产成本，提高农业的国际竞争力；（4）为中国农产品出口寻找新的优势；（5）加强风险防范教育，灵活运用规避汇率风险措施。

参考文献：

[1] Klein,M.:Sectoral effects of exchange rate volatility on United States export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9:299-308,1990.

[2] Gue Dae Cho,Ian M. Sheldon & Steve McCorriston:Exchange Rate Uncertainty and Agricultural Trade.Amer.J.Agr.Econ.,84(4):931-942,2002.

[3] 曼昆.经济学原理[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4] 蔡昉.汇率变动对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影响的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1994,(10).

[5] 李惊雷.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农产品的贸易条件效应的实证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09,(5).

[6] 魏巍贤.人民币升值的宏观经济影响评价[J].经济研究,2006,(4).

[7] 李锐.人民币升值对农业经济弊大于利[N].中国经济时报,2005,(7).

[8] 阙树玉,王升.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农产品进出口价格影响的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2010,(5).

[9] 姜楠,方天堃,聂凤英.开放经济体系下汇率变动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J].农业技术经济,2006,(5).

[10] 陈龙江,黄祖辉.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浙江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实证检验与政策含义[J].浙江社会科学,2007,(5).

[11] 宋海英.人民币汇率变动影响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实证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05,(3).

[12] 朱小梅,田贤亮,王红玲.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农产品对外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以中国与日本农产品贸易为例[J].中国农村经济,2006,(9).

[13] 孔祥智,李圣军.人民币升值对农产品进出口影响的实证分析[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8,(4).

[14] 孔祥智,李圣军.人民币升值对农业发展的影响[J].农业经济导刊,2006,(4).

[15] 杨颖虹.人民币升值对农产品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及对策分析[J].农业经济,2006,(3).

[16] 陈文汉.人民币升值对农业及农村经济的影响与对策分析[J].农村经济,2006,(11).

[17] 陈林,黄丹.浅谈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农村经济的影响[J].安徽农业科学,2006,(1).

[18] 王林.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农业的利弊分析[J].农村经济,2006,(11).

[19] 魏才.人民币升值,农业浴火中重生[J].经济导刊,2005,(9).

[20] 王小梅.论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农业的影响[J].农业经济,2005,(4).

小农经济产生的影响范文第2篇

关键词:农户信贷;农村经济增长;农村居民消费

一、农村经济发展现状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农村经济也迎来了快速发展阶段，农户信贷模式也逐渐多样化，单一的存款行为发生了变化，逐渐转向了存款、贷款、理财等发展模式，这种新型的农户信贷模式突破了社会资源的束缚，促成了农村经济资源和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从农户信贷的需求分析而言，信贷主体行为的意愿具有较强的复杂性和模糊性，同时农业经济发展的风险性较高，这些因素都直接影响农村金融系统的结构优化，因此农村金融机构运行模式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产生直接影响。农户信贷给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动力，并促成农村经济结构逐渐优化，相应地农村居民的消费方式也发生了变化。

二、农户信贷的基本特征

(一)农户信贷行为的特点

根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农户信贷行为需求和农户收入水平变化有明显的差异性，农户信贷的主要用途分别是子女教育、农业生产、盖房修缮及生意投资等，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用于个人生活需求消费的信贷比例提高，人们的农户信贷需求也逐渐呈现了多样化的趋势，投资经营商业性活动的需求增长，农户信贷的动机较为强烈，这表明农户信贷行为特点更侧重于收入性生产和商业性活动。

(二)农户信贷规模和结构特征

当前，针对我国的农户小额信贷机构的覆盖范围较低，主要是非政府组织性质的信贷项目和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主导的信贷业务。我国构建了系统的农户信贷体系，囊括了各大银行和把农村信用社，并建立了正规的金融机构来引导农户信贷发展，解决了农户资金需求的问题，农户可以从金融机构中获取生产、经营、生活的资金来源，满足自己的需求。我国小额信贷可以细分为三种类型，即大银行提供的失业担保、助学贷款和扶贫贷款，这是政府针对农户工作和子女上学所设立的信贷扶持，再者是农村信用社的小额度贷款，但是农户通过信贷组织贷款额度较低，同时资金成本较高，不能真正服务于农户信贷。因此，加强农村信贷金融系统的建设依然国家的重中之重。

三、农户信贷对农村经济和消费产生的影响

(一)影响农村的经济收入和消费方式

农村消费水平和消费方式和农村经济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当前我国农村经济健康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人们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未来的消费贷款中，生产型信贷的生产效率开始显现其社会作用，农户贷款对农业生产建设的支持力度越高，农产品的生产效率就会显著增加，农户信贷就能发挥其规模效应，在农村地区的农业发展中发挥促进作用，极大提高了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提升农村生产力水平，增加了农户的收入水平。农户信贷结构取向和农户类型有直接的关系，尤其和农户实际收入水平有密切的关联，对生产型的信贷农户而言，当生产规模投入较高时，农户信贷的额度就会增加，同时其收入水平显著提高，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商品和劳务价格维持稳定的前提下，消费者收入增加会直接刺激其消费水平，农户的消费意识增强，其对未来收入抱有乐观的心态，当前阶段的消费投资就会提高。因此，农户信贷为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户经济收入提供了动力，农户行为取向需求直接影响其收入水平，并通过收入来影响信贷用户的消费行为。

(二)影响农业产出、促进经济增长

农户信贷解决了农户的后顾之忧，为农业发展提供了保障，农户信贷结构和农业发展有着正比增长的影响关系，这种变化体现在农村经济总产出增长上。根据农业信贷和经济发展的计算公式可以发现，农村小额信贷和产出模型和全要素的关系是构成农业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信贷资本在农业生产性流向对农业产出呈现典型的规模效应，相反消费性流向对农业总产出则有明显的抑制效应，农业总产出和信贷农户数量是正比增长的关系，伴随着消费信贷农户数量增大而减小。因此，对农户信贷而言，信贷生产性取向对于提升农村总产出和生产力水平有直接的推动作用，农户信贷的技术水平和收入分配是推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农户信贷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农业总产出，并优化农村金融结构，有效扩大农村消费内需，促进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农户信贷直接影响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户收入水平，并间接促进农村消费内需增大，为农业经济发展提供了保障，提高了农业产出量，改变了农村传统的消费意愿和习惯，对全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正面的推动作用。

作者:徐圣翔 单位:长沙市周南中学

参考文献:

[1]尹学群.农户信贷对农村经济增长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J].农业经济问题，2011（05）

小农经济产生的影响范文第3篇

关键词：农民收入 收入结构 增长因素 

中国是农业大国，但不是农业强国，农民收入仍然很低。农村地域广、人口多，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极度不平衡。加快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在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全面小康进程、构建和谐社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已经从2011年开始下降，劳动力供给不足导致工资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就必然下降，经济增长因此下滑。人口因素是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只有理顺人口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解决好人口数量、素质、性别比例、流动因素等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才能实现人口与农民经济收入的协调发展。在生产发展水平为一定的条件下，人口数量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民人均收入水平，从而也影响扩大再生产的发展速度。下面就谈谈人口因素对农民经济收入的影响。 

一、农民经济收入的特点 

现阶段我国农民收入有所增长，农民务工和外出打工得到的收入不断增加，使农民工资性收入进一步提高。现金纯收入比重提高，农村市场化程度有所提高。农民纯收入按收入类型分为现金收入和实物收入。与改革初期相比，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幅度相比，近几年却大幅度下降，即农民收入处于低速增长状态。农民收入由两部分构成，即农业收入和非农产业收入。农民收入的增长也主要由这两部分支撑，农业收入的增加主要依赖农业的增产，尤其是农产品的价格因素对农民增收影响更为直接。 

二、人口因素严重影响农民经济收入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是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它不仅直接关系到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的稳定，而且关系到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随着新生代劳动力的转移、进城定居，在农村留守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年龄偏大、素质低，一些新的技术和经营理念很难在农村落地生根，更影响了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升，也制约了农业经营效益的提高。 

（一）人口增长过快，影响农民收入 

我国农村人口的老龄化水平已经超过了城镇，农村有较高文化程度的青年人口，越来越多地移居到了城市。农村经济与城市之间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而且还在拉大，中国就业岗位不足、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状况将长期存在，显性的、隐性的失业人口数量巨大，这其中绝大部分是农业人口。在“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人口转变完成后，人口分布过密或过疏，就会在不同程度上阻碍农村生产的发展。人口的发展变化，对分配、交换、消费也有一定影响。现阶段人口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低生育水平面临反弹的现实风险。进入新世纪以来违法生育反弹，少数地区呈蔓延趋势，形势不容乐观。由于传统的“生男、生多、早生”等婚育观影响，加上群众人均意识，计划生育意识淡薄，行政干预措施的弱化，人口增长过快，影响了农民的经济收入。 

（二）人口素质不高，制约经济发展 

我国出现的劳动力短缺，是有人口结构基础的，它既不是结构性短缺，也不是临时性短缺，而是一种必然的经济和人口现象。农民是发展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主体，因此农民自身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农民家庭生产经营的发展和收入的增加。农村青年结婚婚检率低，优生检测率低，母乳喂养率低，出生人口素质相对较低，日后求学、就业，发展前景欠佳，整体素质不高。一些家长鼓励孩子放弃学习去打工挣钱，多数外出务工仍摆脱不了靠苦力挣小钱的困境。农村中学师资力量薄弱，学生厌学、弃学、升学率极低，发展环境极差。由于掌握不了日新月异的农业科学技术，很难适应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导致农业生产效益低下，劳动力素质的高低成为决定农民收入水平高低的关键因素。

三、农民经济收入的措施 

（一）继续实行计划生育，大力提高农民素质 

继续实行计划生育，坚持优生、优育，把出生人口性别比控制在正常范围，保持生育水平稳定。人口数量、人口素质、人口性别比例都会影响农民的收入。在收入分配领域，受教育水平越高的人收入也越高。因为高素质的劳动者较低素质的劳动者在相同时间内能向社会提供更多的高质量的劳动，从而获得较高收入，必须千方百计地提高农民素质。对农村实行计划生育的独生子女和双女家庭的子女，提供一次性职业培训补贴。使因贫困而失学或辍学的中小学生得以完成基础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农民的生产技能。 

（二）培训农村劳动力，增加农民经济收入 

对广大农民而言，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其素质和技能，就会改变其就业和收入状况。组织外出务工户中有一定文化素质的农民参加劳务培训，提高农民自身素质，增加打工收入。以服务农业和农民为宗旨，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经营中遇到的一些实际困难。延长农村适龄青年在读时间，推迟就业时间。根据农民的意愿、年龄、文化程度等情况以及市场需求和输入地企业的需求，开展多种形式的职业培训，建立起职业培训与农民就业相衔接的机制。 

总之，我们必须千方百计地提高人口素质，有效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缩小城乡差别，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农村人口转向技术先进、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城镇提供广阔的空间，进而促进农业规模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进一步增加农民经济收入。 

参考文献： 

小农经济产生的影响范文第4篇

【关键词】农户；行为选择；研究现状

一、农户行为选择理论的概念

农户是对农民家庭的称呼，由几个从事农业活动的农民组成。行为选择理论是从经济学和心理学的角度，研究理性人面对经济活动如何做出反应的学说。顾名思义，农户行为选择理论研究的是农户如何做出抉择、采取何种行动的理论。农户行为选择理论的研究是建立在农民能够独立决策的基础之上的，但是，理论界对于农户是否能够看成理性人从而做出独立决策尚存在分歧。本文认同农户可以作为理性人的观点，采取屈小博的定义，农户行为选择理论研究的是农户在家庭收益最大化目标和市场经济原则下，在既定资源与市场约束条件下所表现出来的“生产、消费、销售、流通”等多方面行为选择。

二、农户行为选择理论的研究现状

（一）农户行为基本理论方面。根据农户的理性人假设是否成立，以舒尔茨（1964）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农户符合经济学中理性人假设，其生产行为也是为了追逐经济人利润最大化目标。随后波普金（1979）在其《理性的小农》一书中，发展了舒尔茨的观点，认为农户行为选择是理性人做出的利益最大化的选择。但是俄国经济学家恰亚诺夫认为，农户行为的做出不是出于理性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的，而是追求家庭消费需要最大化的结果，为此可能做出一些违背理性人假设的行为。美国经济学家斯科特（1976）提出了农民的道义经济学，认为农户做出行为是基于道德而不是理性，农民在风险规避和收益之间偏好于规避风险，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农户选择生产技术安全的生产行为，即使收益偏低。通过对上世纪30-70年代农业的研究，黄宗智提出了“商品小农理论”，农民的行为同时受市场经济和农户劳动结构的制约，农民的阶层地位低，对其经济行为也有影响。

（二）农户行为模型方面。最早建立农户行为模型的是俄国经济学家恰亚诺夫，认为农户生产和消费的均衡条件为“农户的消费边际效应等于休闲的边际效用”。加里・贝克尔（1965）在他的基础上提出了新农户经济行为模型，作为理性人农户的行为受生产函数、收入、时间的约束，通过数学分析，农户可以在生产函数的约束下选择最优生产，然后在收入约束下选择最优消费。巴鲁姆和斯奎尔（1979）引入新古典经济学的概念提出了新的模型，为研究农户对生产结构和市场发生变化后的反应提供了框架。Strauss（1986）进一步发展了农户模型，强调了农户作为研究主体，而不是个人。

（三）其他方面的研究。屈小博（2008）从生产函数和生产技术的角度分析研究了农户生产选择行为，认为不同生产规模的农户，对技术的行为选择不同。技术的选择行为与农业收益和成本大小关系密切相关。不同规模的农户对风险的认知行为差距明显，规模越大的农户对风险认知行为，但规避风险行为，无论规模大小农户们具有一致性。从成本理论的角度，研究生产规模大小对农户销售行为影响。不同规模农户的拥有交易成本和谈判成本大小存在明显差异，因此规模大小对农户的销售行为有重大影响。杨志武、钟甫宁（2011）认为，在研究农户行为时，要明确限制条件。毕继业、朱道林、王秀芬等认为农户的行为研究对耕地保护有重要作用，加强对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农户行为研究对耕地保护有重要意义。刘清娟运用Logistic模型对黑龙江农户生产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普通农户和种粮大户之间，影响生产行为的因素大小不同。科技和市场因素是影响农户行为选择的最重要因素。吴月红（2013）研究了粮食补贴对农民耕地保护的影响，通过定量分析得出农业补贴政策对不同耕地保护行为的影响不同，农业补贴对专业农户和兼业农户的耕地保护行为的影响也不同。严亮（2007）研究了农业信息化对农户行为的影响，认为信息化提高了农业生产率，转变了农民的思维方式，使农户生产方式发生转变。董鸿鹏、吕杰（2012）探究了农业信息化对农户生产行为、转移行为等方面的作用机制。缪波（2006）对农业技术选择行为进行了研究，认为农户的技术选择与农民教育程度、耕地面积、技术培训、非农收入等因素有关。徐卫涛（2010）研究了循环农业中的农户行为，杨丽（2012）对农户技术选择行为的定性分析、定量分析进行了综合述评。李明桥（2012）分别研究了新农合门诊补偿对农户需求行为的影响、退耕还林政策对生产决策行为的影响以及农业补贴政策对农户配置资源行为的影响。

三、结论

自从20世纪初以来，行为经济学迅速发展，增强了经济学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和预见性，农户行为选择理论也是这方面的运用之一。研究好这一理论有助于更好的为农民、农业、农村服务。

参考文献

[1]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2]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

[3] Scott， C. Z.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Yale University 1976.

[4]屈小博.不同经营规模农户市场行为研究[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08.

[5]杨志武，钟甫宁.农户生产决策研究综述[J].生产力研究，2011（09）.

[6]毕继业，杨道林，王秀芬.耕地保护中农户行为国内研究综述[J].中国土地科学2010（11）.

[7]刘清娟.黑龙江省种粮农户生产行为研究[D].东北农业大学，2012.

[8]吴月红.农业补贴政策对农户耕地保护行为的影响[D].江西农业大学，2013.

[9]董鸿鹏，吕杰.农业信息化对农户行为作用机制的研究综述[J]农业经济2011，（11）.

[10]缪波.农业技术推广中的农户技术选择行为研究[D]大连理工大学，2006.

[11]徐卫涛.循环农业中的农户行为研究[D]华中农业大学，2010.

[12]杨丽.农户技术选择行为研究综述[J].生产力研究，2010，（02）.

小农经济产生的影响范文第5篇

萧条的原因再明白不过：外来客商害怕感染SARS。

全国SARS疫情如今已经渐趋平缓，但它对社会生活各层面的冲击仍然难以估算。在广大农村，由于得益于“严防死守”式的“人民战争”，疫情没有大规模蔓延，但农村经济受到的冲击，却早已随着疫情的蔓延而浮现；并且，在疫情呼啸而过之后，农村经济要恢复生机，仍有待时日。

到目前为止，疫情严重的地区只有广东以及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等六省市。但SARS疫情对农村经济的影响，却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估算。

从5月28日起，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陆续公布了一组以《“非典”对“三农”影响》为题的系列报告（“三农”指的是农民、农业和农村――编者）。这组报告的主要依据是农业部调查数据，报告分别从定量分析与定性判断的角度，对SARS疫情中农民收入遭受的影响进行了初步的分析、推算和判断。

报告中定量分析SARS对农民收入影响部分的执笔人李宁辉博士告诉《财经》，他们从三个方面估算了SARS对农村经济的主要影响：一是经济总体的变动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二是农产品出口变动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三是农村劳动力在外从事非农行业的收入影响。

农产品烂在田间地头

受SARS疫情影响最大的显然是交通和物流。

广东高州市的农户感叹，今年的荔枝生意非常难做。仅高州市根子镇一个镇产出的荔枝就有上万吨，这么多荔枝卖不出去，眼看着钱烂在田里，心里着急啊！

另一个荔枝产地廉江市的良垌镇荔枝专业批发市场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今年来收购荔枝的外省客商50家都不到，比去年少了大半。外地客商中曾流传着这样的消息，说是今年3月荔枝上市时，高州果农运货去上海，一到当地就被隔离了。荔枝是最难保鲜的，要是隔离期间七八天不进行处理，很容易烂掉。迫于无奈，从廉江良垌市场发货的客商，只好在包装荔枝时特意去掉“广东”两字，运送荔枝甚至都不敢用广东车牌的车。

销售不畅，荔枝价格大跌。在廉江市良垌市场上，一种名为“妃子笑”的荔枝，5月中旬上市以来几乎天天跌价，每斤价格从6元跌到4元，再跌到3.1元。

在北方的山东省，疫情对农产品贸易的冲击也比较明显。5月份，山东省农业厅对农业部定点的15个蔬菜、三个瓜果、三个水产品和两个畜产品，共计23个农产品批发市场的交易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由于受到SARS疫情的影响，1月～4月上述23个批发市场的成交量，平均比去年同期下降10％左右，交易额下降15％左右；特别是在进入到4月份以后，价格出现下滑，平均下降达到10％左右。

山东省农业厅的调查认为，造成农产品成交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受恐惧心理影响，外销队伍萎缩，出现了异常的供大于求。从15家蔬菜批发市场来看，以外地疫区为主销地的市场受到的影响尤为显著。

此外，进入山东市场的农产品也大幅减少。在鲁中果品市场，正常时期有20多个省市的上百个果品品种进市交易，但在5月份以后，市场上就基本看不到南方的果品了，而整个市场的交易量也随之下降20％～30％。

SARS构造新贸易壁垒

农产品出口受阻，对农村经济造成的影响更为深远。

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刘小和认为，虽然目前还没有完整的统计资料进行分析，但根据历史资料和部分出口企业反映的情况，也可以对SARS影响中国农产品出口的程度加以估算。

根据中国海关公布的统计数据，今年前三个月，中国农产品保持了良好的出口形势。1月～3月农产品出口总值44.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8.0％。但由于受到SARS疫情影响，4月份起农产品出口增长速度开始减缓，但仍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0％。

比较4月份与今年前三个月的出口平均增长率，可以发现，其实在4月份，出口下降了八个百分点。

有专家估计，我国进出口贸易受SARS疫情影响损失的数额应在70亿美元左右，合人民币约为560亿元。而目前我国农产品出口值大约占出口总值的4.8％。由此推算，因SARS疫情影响，农产品出口值减少了26.88亿元，平摊到每个农村居民身上，人均纯收入损失为3.44元。

但这26亿多元损失，还只是SARS疫情对农产品出口的最直接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王小映博士认为，农产品出口遭受的后续影响值得进一步分析。

王小映说，虽然各国政府尚不至于以SARS疫情为借口阻挠中国农产品进口，但是各进口国的商人和消费者可能出于对SARS的恐惧而拒绝中国产品。即使疫情结束，这种不利因素的释放也将持续一定的时期。

日本是中国农产品的最大出口国的，2002年中国农产品对日出口总额为57亿美元，约占中国农产品出口总额的30％。

今年5月12日，日本就以从中国进口的一批鸭肉中分离出二例禽流感病毒为由，宣布停止对中国所有肉、禽、蛋产品的进口。5月20日，日本厚生省宣布全面禁止中国冷冻蔬菜的进口，并将中国输日蔬菜通关检验时间由4天延长到21天。与此同时，日本还扩大对中国鳗鱼出口的检验范围，并进而实施更苛刻的检验。

应当说，这是日本一贯限制中国农产品对日出口的措施延续，但同时也是日本防范SARS通过贸易渠道传入日本的重要举措之一。

根据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6月2日新闻会上透露的消息，受日本全面限制中国农产品输日的影响，5月12日前中国已发往日本未通关的禽类产品约1万吨，因退货、退关带来的经济损失达上千万美元。日本的禁令还使5月20日以后中国对日冷冻蔬菜出口减少了70％以上。同时，由于日本延长中国出口蔬菜的通关检验时间，直接影响蔬菜的新鲜程度，已经有日本贸易商因而停止进口中国蔬菜。

如果日本对上述产品的限制持续半年以上，预计中国对日农产品出口的损失将达到8亿～10亿美元，而且必然会在其他国家引起连锁反应。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的朱晓峰副研究员则从定性判断的角度分析说，SARS疫情不仅影响贸易往来，也会影响国内外的经济技术合作。广东、北京、天津、山西、内蒙古等省市曾进入世界卫生组织开列的SARS疫区名单上，这些地区有关农业和农村的招商引资、技术合作以及贸易活动或多或少地会受到冲击。

事实上，由于截至6月12日，已有126个国家对中国的往返团组和人员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性措施，广东、北京等一些疫情较重地区已有相当一部分外贸公司的外经贸交往活动全部停止。商务部驻上海特派员办事处日前的一份报告中也显示，由于大部分国家的签证限制及我国控制疫情传播的相关规定，企业无法向国外派出贸易小组，阻塞封闭了和外商的交流渠道，严重影响合同签订和成交机会。

SARS疫情已经在无形中成为中国进出口贸易中一道新的贸易壁垒。

根据以上情况估算，刘小和研究员认为，SARS疫情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将达到30亿美元左右，全年农产品出口将与去年总出口持平或略有下降。

农民工返乡后

在某些地方，农民外出务工的收入，是农民年收入的重要部分。计算SARS疫情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这一部分不可或缺。

中国农业科学院的《“非典”对“三农”影响专题报告》指出，从产业上讲，SARS疫情的影响主要集中于第三产业，比如旅游、餐饮、航空、交通、商业等等。而旅游、餐饮和商业，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行业的萧条无疑将加剧城乡就业矛盾，特别是对农民收入产生明显的影响，因为这些行业农民工使用比例都相当高，行业不景气将明显减少从事这些行业的农民工收入。

据国家统计局农村住户调查资料推算，2002年农民在外从事非农行业的收入为人均426元，其中239元来自本地非农企业劳动得到的收入，其余187元来自外地非农企业劳动得到的收入。如果SARS疫情得到控制，那么SARS对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行业的收入影响，将主要来自在外地非农企业劳动得到的收入影响。

据统计，全国现有农民工近1亿人，其中跨省区流动的有3600万到4000万人。根据农业部的调查分析情况，发生SARS疫情后，返乡的农民工大概有800万人左右，其中有400万人左右是季节性的返回，还有400多万人是受SARS疫情影响的返回。假设因受SARS疫情影响而返乡、无法获得务工收入的时间长度为三个月，则这一因素对农民的收入影响为0.234元/人，总计带来的农村经济损失约为1.87亿元。

据估计，受SARS疫情影响，中国旅游业、餐饮业和商业比正常状态下降约20％。目前，在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行业的收入中，从事旅游业、餐饮业和商业的收入约占25.5％，这部分收入必然呈等比例下降。

通过以上数据估算，中国农业科学院得出结论：SARS疫情对农村劳动力在外地非农企业劳动得到的收入所受负面影响为人均9.55元，由此导致的农村经济总损失为74.72亿元。

朱晓峰副研究员的研究表明，近年来农民外出务工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在最高的年份也不到18％，而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的份额则达到60％以上。这意味着受SARS疫情影响的并非农民收入构成的主要部分。

另据《中国统计年鉴（2002年）》的统计资料，2002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2476元。尽管务工得到的人均收入只占到438元，但2002年农民人均收入增加部分中，务工收入增加的贡献率占到约42％。因此，外出务工方面的影响，很可能会导致今年农民增收目标的难以实现。

潜在影响难以估算

在SARS疫情影响“三农”的诸方面因素中，对农村经济冲击最大的，是SARS疫情对国民经济总体的负面影响牵动的农村经济的走坏；而影响最深远的，是农产品进出口贸易中出现的SARS壁垒。

中国农业科学院的报告最后得出结论：综合各方面的影响，SARS疫情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负面影响为26.594元，占2002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1.074％。

尽管从最终估算来看，SARS疫情对农村经济造成的可能影响并不太大。但农科院的报告也提出了一些更深远的问题。李宁辉说，如果在农村出现类似口蹄疫、疯牛病、禽流感这样的疫情，中国农村是否有能力进行防疫，农产品出口贸易会不会因此遭受毁灭性打击，很值得担忧。

在SARS疫情爆发之初，由于有人怀疑该病为禽流感，广东省家禽销售价格和销量曾经猛跌。

对此李宁辉博士建议，应当迅速加强中国绿色食品的生产，用一个国际认可的标准，来赢得国际市场对中国农产品的信任，这样才能把国际社会对中国农产品的质疑消解于无形。

中国农科院的研究报告得出SARS疫情对农村经济的影响很小这一估算，其实有赖于三个前提：一是SARS疫情很快得到遏制；二是农村抗击SARS疫情的行动不影响既定的农村经济工作部署；三是把农村抗击SARS疫情行动所支付的成本控制在适当的水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