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这种生产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具有自己的社会经济根源。

中国幅员辽阔，既有湿润、半湿润、干旱、半干旱多种地带，又有山地、高原，丘陵和平原，气候和土壤多种多样的差异性，会形成自然产品的多样性，这是有利于发展商品生产的良好自然基础。这种自然资源能否得到充分利用，在当时生产力的条件下，关键在于农民能否有比较充实的自有经济，和能否比较独立地自主经营。

中国封建经济制度，在农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发展的推动下，不断改革而自我完善，为农民发展生产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社会经济条件。封建国家的赋役制度，长期以来，田赋除了征收粮食之外，还有绢、布、丝、棉等实物之征。不论自然条件如何，迫使农民都得从事这些产品的生产。这对农民的生产无疑是一种干扰。到明代中叶，封建国家取消了征收丝棉及其织品，田赋除保留漕粮仍征实物之外，其余一律征银。封建国家徭役的征调无时和繁杂，更严重干扰自耕农的生产。从汉代的赋役并重，经过不断改革，到唐代两税法的重赋轻役，到明代的一条鞭法和清代的摊丁入地，最后完成了役并入赋。这些变革都扩大了自耕农的耕作自由。

从农民的另一部分佃农来说，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的“私属”、“佃客”之类，“皆注家籍”，隶属于封建地主，具有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迄于唐宋，他们才逐渐取得国家编户齐民的地位，并获得自择田主和迁徙的自由。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占支配地位的实物地租，同劳役地租相比，佃农本来有较大的经营独立性。但在分成租制之下，佃农除土地外，还要依赖地主提供部分生产资料，以至生活资料，导致地主干预和指挥生产。到清代前期，随着分成租制向定额租制转化，从此“田中事，田主一切不问，皆佃农任之”。地主与佃农之间，“交租之外，两不相问”，佃农是“偿租而外，与已业无异”，“勤则倍收，产户不得过而问焉”[1]。这也都扩大了佃农的耕作自由。

中国封建社会自北魏以来，长期实行计口授田的制度。农民请授的田地，一部分归国家所有，不允许买卖，农民死后还要归还国家。宋代“田制不立”，“不抑兼并”，即不实行计口授田的制度，不禁止土地买卖，就解决了这种自耕农土地所有权不完全的问题。清代前期，在押租制流行之后，佃农可以自由地有偿转让自己的佃权。在永佃制发展以后，土地所有权同耕作权进一步分离，佃农有权将自己享有的耕作权和部分土地所有权出租、典押和买卖这都反映了农民个体私有制的发展。

自耕农有自己的土地，没有地租剥削，经济条件比佃农优越，生产资料一般都比较完备。唐宋间，许多佃农除了租种地主土地之外，还要依靠地主提供其他生产资料以至生活资料，有所谓“贷其种食，赁其田庐”。到清代前期，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佃农自有经济扩大，完全意义的佃农，即自有耕畜、种子、口粮、房屋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佃农，大量增加。定额租制的发展，就是这种佃农增多的反映。

中国封建经济制度上述这些改革，都在封建制度所能容纳的范围之内，扩大了农民的经营独立性，解放了农民的生产力。又加以农民自有经济日渐充实，这都为发展农业生产和商品生产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清代前期，社会经济环境最重要的变化是人口迅速增加。在乾隆一朝的六十年间，人口翻了一番。这给农民经济带来了一些重要影响。首先是耕地规模缩小。中国多子分析遗产的制度，本来就会造成田产的不断分割，而人口的大量增加，更会加强这种趋势。一些原来耕地比较充裕、农民占田较多的地区，自耕农拥有的田地大大减少了。其转折点大都在乾隆中叶。如湖北的荆州地区，“昔也地广民稀、治产之家，耕三余一。仓箱既盈，输赋税而赡日用，罔不克享有生之乐”，到嘉庆道光以后，“今也不然，生齿日繁，而丘垅分析，且远方就食侨寓于兹者皆置田业。田则如故也，而家各数亩矣。虽终岁勤动，饔餮尚亏”[2]。又如浙江慈溪县，乾隆后期，已是“慈邑有田之家，或一二亩、或三四亩，自赡不暇”[3]。四川省明末清初的战乱，破坏严重，雍正乾隆间因从外省大量移民，荒芜的土地才逐渐垦辟，上述趋势因此出现得较晚一些。但也同样给这个清代最重要的粮食产区造成了严重影响。有人说，“雍乾以后，生齿日繁，文化亦隆。大姓中有人口千余者，财产则非所重。在咸同以前，上户无千亩田者。同光以来，大族之人数数分产，贫者亦众”[4]。

在一定地区，与当地耕作条件相适应，一个农户依靠家内劳动力所能耕种的土地，大体是一定的。由于人口剧增，耕地不足，农民的耕地大都达不到这种适度规模。许多自耕农的耕地面积甚至还少于佃农。如以江南地区为例，这里是“一夫耕不过十亩”。在乾隆嘉庆间，“佃农工本大者不能过二十亩，为上户。能十二三亩者为中户，但能四五亩者为下户”[5]。到道光以后，“往时江南无尺寸隙地，民力田，佃十五亩以上者称上农，家饶给矣。次仅五六亩，或三数亩，佐以杂作，非凶岁亦可无饥。何者?男子耕于外，妇人蚕织于内，五口之家，人人自食其力，不仰给于一人也”[6]。

农民的耕地既被一再分割，经营规模缩小，就只能从发展商品性生产上找出路。许多农民不得不腾出部分耕地来种植经济收益较多的经济作物，来支付家用，以至换取部分口粮，有些农民不得不用更多的以至全部耕地来种植粮食，以自给口粮，而另谋兼业，手工业也就成为他们维持生存的天然出路。

其次，由于耕地的增加赶不上人口的增加，粮食供求关系就会日趋紧张。乾隆以后，大量农民涌向闽浙赣皖山区、湘鄂西山区、鄂北川北陕南山区等从事开垦。玉米、甘薯、高梁等高产作物在全国广大地区推广。一些重要的粮食产区，许多农民都已食玉米、甘薯而出卖稻米，四川湖南的情况已如前述。又如台湾，“凡有地百亩者，仅种地瓜二三十亩，取供一家终岁之食，其余悉种花生。因是物可作油与籶，易于售卖”[7]。一些重要的经济作物区，农民也是多吃玉米、甘薯。如福建道光间，“今以闽土所出之利计之，若上诸府之茶竹，下诸府之甘蔗花生，固以利总四方矣。至于地瓜一种，济通省民食之半，尤利之甚溥者。闽中固无旷土矣”[8]。安徽霍山县为茶叶产区，乾隆间有人说，“四十年前，民家惟菜圃间偶种(玉米)一二，以娱孩稚，今则延山漫谷。西南二百里皆恃此为终岁之粮矣”[9]。雍正乾隆后，还出现了全国性的粮价持续上涨。这些都无疑是粮食供求关系紧张的反映。

清代康熙间，经济作物的种植即开始发展。乾隆间更日益扩大。许多农民都是用粮田来种植经济作物，即所谓“多夺五谷之地以与之”。在粮食供求关系紧张之后，许多农民又回过头来重新调整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的比例，增加口粮种植。如江南地区的嘉定县，“嘉土沙瘠，不宜于禾。外冈地势高阜，尤不宜于禾。往者皆种木棉。近因米价昂贵，每石有五两外者，始多种稻”[10]。在江西，道光《宜春县志》说，棉麻“自昔山土多树此二种，后以薯芋可资口腹，种者稍少，间或取给于外”。在四川，巴州“旧擅蚕桑之利”。“近年乡民垦地为田，嫌桑树浓阴，蔽覆田亩，多被砍伐，故所出较少，而利亦减杀”[11]。在浙江，泰顺县是，“嘉庆以前多种蓝靛，今则多种蕃薯”。“农家多以薯米为粮”[12]。

同时还要看到，种植经济作物比种植粮食作物，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和劳动力投入，也有大得多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如果遇到突发的天灾和市场波动，农民一茬经济作物的损失，比一茬粮食作物的损失要大得多，甚至还会影响农民经济的稳定。如四川彰明县，农民种烟，其工本“较稻梁加倍”，获利“亦如之”。但“稍事疏忽，必致折本”[13]。又如种蓝，有的地方是，种蓝“利厚本费，故(农民)数岁中乍贫乍富”[14]。有的地方是，种蓝的农民“因以致富者不少，亦有因而荡产者”[15]。就是棉布这种最重要的生活资料，其商品生产也有市场风险。乾隆《孟县志》说，民“倚以为命，惟在女红。往者秦晋一荒，孟民逃亡，盖白布不行之所致也”。因为孟县棉布多销往陕西、山西两地，这里遭受自然灾害，当然会影响孟县农民的生活。江南地区的棉布，有时也“其贱如泥”，所以乾隆《嘉定县志》说，从事棉纺织的农民，抱布入市，“常任其低昂贵贱”，“有辗转折阅之苦”。经济作物和手工业品的商品生产，本来就有市场风险，这是题中应有之义。种植经济作物在自然风险中的损失，又比种植粮食作物要大。这对于经营规模小，储积不多的农民来说，要求他们摆脱自给性的粮食生产，无疑是困难的。在粮食供求关系紧张的条件下，更会是如此。清代前期，人口滋繁，粮食供求的压力越来越大，许多农民不论他们商品性生产的比重如何大，他们都要保留一定的口粮生产，作为自己最后的生存保障，这就是无锡县从事棉纺织的农民，也要种植够吃三个月口粮的原因。

上述这些互相交错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制约因素，在相互作用中，就形成了一个总的合力，推动着农民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相结合的普遍发展，并促进着它的巩固。

在这种生产模式之下，农民对于自给性的粮食生产，只要能满足口粮供应，是不计成本的。不论粮食收获量能否补偿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消费，他们都会耕种土地。是否有剩余产品，并不是耕种土地的界限。

对于家庭手工业生产，由于主要是在农闲或夜间进行，并主要是由妇女承担。这部分生产不管是否安排，或者以多大规模安排，这些劳动力的生活费用，都是必须支出的。它是一种固定的开支，并不随产品产量的多少而变动。因此，只要出售这部分家庭手工业品，能收回原料的费用，并略有剩余，即这部分劳动力的支出，还能带来一定的报酬，农民就会从事这种商品生产。至于这部分剩余能否补偿家内劳动力的生活费用，他们是不计较的。正如张履祥在论述农民的棉纺织生产时说，“织与不织，总是吃饭。不计工食，自然有赢”。但在实际上却可能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如果这部分剩余，与从事这种生产劳动者的生活费用相当，那农民就是不赔不赚。一种是如果这部分剩余，少于从事这种生产劳动者的生活费用，那就是亏本。如果这部分剩余，是表现为补偿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费用后的剩余产品，那是真正的赢余。一般来说，最后一种情况居多。这就是江南地区从事棉纺织的农民，种地很少，却能“上完国课，下养老幼”[16]，并使这里能称“东南乐土”的原因。

对于从事经济作物生产的农民来说，经济作物的生产，是他们实现家庭生产与消费平衡的主要依托。农民出售经济作物的收入，应当能够支付除自给性口粮以外的家庭全部生活资料的费用，还应当能够补偿这部分生产的生产资料的费用。有的农民甚至还要靠它支付口粮生产的费用。因此，农民经济作物的生产是必须要有赢余的。

在传统农业的条件下，生产工具、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之间，替代的弹性较大，农民可以通过追加劳动力，以弥补生产工具和耕地的不足。没有牛犁，可以用锄深翻土地，“率十人当一牛”。耕地不足，可以提高复种指数。让有限的土地，吸收更多的活劳动，以提高土地的产出功能，提高总产量。中国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就是这样劳动力集约的农业。这种农业总能获得赢余。

总之，农民在一年的生产周期之内，由于各种因素(也包括一些偶然因素)的作用，往往是通过某些产品的亏本，某些产品的保本，某些产品的赢余，以实现家庭生产与消费的平衡。这些生产既各自运动，又相互作用，形成一种整体功能，以维持农民的生产与生活。

有的农民，由于生产资料比较完备，生产资金比较充裕，耕地也较多，他们往往通过雇工发展商品生产而发财致富。但这种农民在整个农民中只占极少数。对广大农民来说，不论他们有没有自给性的粮食生产，或者有多大比重的自给性粮食生产，他们从事商品性生产，都只是为了追求温饱，而不为了追求赢利以发财致富。这并不是他们不想发财，而是他们难以办到。个体农民经营规模都很小，积累也很小，为这种主观条件所限制，他们要发财致富本来是很困难的。而当时的客观经济条件，也给他们带来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如果他们要通过发展商品生产以发财致富，追求赢利的目的和规模经济的效益，必然要求他们形成一定的生产规模，增加耕地和劳动力。当时由于人口增加，除边远省区之外，内地各省都已地窄人稠，农民耕地规模逐渐减少。加以地价上涨，租地又需要支付押租。这些都增加了扩大耕地面积的困难。如雇工经营，因工食费用高，当时人就有雇工种田无利可图的论述。如以江南地区为例，清初，张履祥在《补农书》中说过，田“若雇工代耕，则与石田无异”。乾隆间，钱泳在《履园丛话》中说过，田“若雇工耕种，不如不种”。道光间，姜皋在《浦泖农咨》中说过，“旧时雇人耕种，其费尚轻。今则佣值已加，食物腾贵”。田“一亩约略以十工算，已须工食二千文”。还租之外，“去工本所余无几，实不足以支持一切日用”。这都是讲的种粮食，种植经济作物可能会好一些。但由于“其劳固倍于稼穑，而工食资用，其费亦倍于稼穑”，也可能好不了多少。所以当时广大农民大都只在农忙时，用换工或雇用短工的办法，以补充家内劳动力的不足，真正雇工经营的很少。而许多重要的商品生产，特别是手工业品生产，还主要是由家内妇女担任。如蚕丝生产“即唯健妇是赖”[18]。棉纺织也是“全赖女红”。编织品生产也多由“家人妇子”承担，因此通过增加劳动力而扩广大经营规模的出路也并不广阔。

当时农民还处在封建剥削制度之下，担负着繁重的封建租赋剥削。同时，农民的生产与生活已越来越多地依赖市场，在不等价交换中，又要受商人资本的剥削。特别是那些耕地较少，需要购买部分以至大部分口粮的农民，已从受封建地主剥削为主，转变为受封建商人剥削为主。其产品的出卖，口粮等商品的买进，都要经受商人盘剥，其所承受的剥削可能不是减轻，而是加重了。

基于上述这些原因，对广大农民来说，他们都有或多或少的商品性生产，有的商品性生产的比重还很大，但由于经营规模小，包括自给性生产在内的产品价值总量却不大，“终岁勤动，仅足糊口”。“谋生”可求，“谋富”却可望而不可即，甚至“艰于谋食”者亦所在多有。所以文献记载说，江南地区许多农民只是“家家纺织，赖此营生，上完国课，下养老幼”。上述什邡县的茶农不种田，也只是“一年仰事俯畜，衣食所靠，皆在于茶”。而广大农民更是“不惟无三年之畜，止知为终岁之谋”[19]。总之，农民发展商品生产，只是为了使更多的人获得温饱，而不是使自己摆脱贫穷。他们对于市场刺激的反应是迟钝的，往往摇摆于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之间，只在首先保证有一定的或足够的口粮生产的前提下，才能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商品性生产上去。他们为支付生产和生活消费而追求的赢余，与那种为财富增殖而追求的赢余，在本质上是不相同的。用同是追求“利润”的说法，把二者混为一谈，也就是不正确的。

当然，农民的温饱是一个历史范畴。随着农业生产和商品生产的发展，农民的温饱无论在质量上和数量上都是不断丰富的。宋末，方回在经济比较发达的江南地区，见到一些佃农“携米或一升或五七三四升”到市肆“易香烛、纸马、油盐、酱醯、浆粉、麸面、椒姜、药饵之属不一，皆以米准之”[20]。农民购买的生活日用品虽已不少，但还是以几升几斗的粮食来作实物交换。到清代前期，随着生活日用品范围的不断扩大，社会交往的日渐频繁，农民的货币开支是大大增加了。就是以商品经济不是很发达的河南嵩县来说，当时农民“以输贡赋则需钱，以供宾客修六礼则需钱，一切日用蔬菜柴盐之属，岁需钱十之五六”。尽管“嵩野中熟，产粟可食年余，岁屡丰而民用不舒者，正以专务本而失调剂之宜”。所以当时的地方官就要求农民种植经济作物以“兼权钱币”[21]。这是说，农民中等年成收获的粮食，可以供应全年的口粮而有余，但在连续几个丰收年之后，农民出卖余粮还不足以支付家用，必须发展经济作物的生产来获取更多的货币。从两者的对比，可大致看到农民温饱水平的提高。

这种生产模式的小农经济是当时社会经济的广阔基础。由于农业人口庞大，整个国家的自给性生产、特别是粮食自给性生产在全部生产中的比重很大。而农民商品性生产的发展，只是以“藉资生计”的温饱需求为界限，整个市场容量的扩大也就只能主要以农民“藉资生计”的温饱需求为界限。这种商品生产的发展，只能属于商品生产一种低层次的发展。只是由于农民人数众多，他们或多或少地出售一些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就可以形成巨大的商品堆积。这些都会使商品流通和它的生产基础之间，使商品经济的繁荣表象和它所达到的实际水平之间，出现一定的反差。这是我们应予注意的。

清代前期，广大农民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相结合以追求温饱的生产模式，以具有一定的甚至是比例颇大的商品性生产，与恰亚诺夫所提出的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小农经济模式相区别。又以自给性生产具有首先确保的重要地位，与舒尔茨所提出的以商品经济为主体的小农经济模式相区别。它体现了小农经济在当时社会经济条件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小农经济。

注释

[1]陶煦：《租核》，乾隆四年八月两江总督那苏图奏，嘉庆《祁阳县志》卷一三，光绪《平湖县志》卷二引康熙县志。

[2]同治《荆门直隶州志》卷一一之二。

[3]光绪《慈溪县志》卷一O。

[4]民国《安县志》卷五。

[5]章谦存文，《清经世文编》卷三九。

[6]薛福保文，《皇朝经世文续编》(盛康本)卷四一。

[7]同治《澎湖厅志》卷九。

[8]施鸿保：《闽杂记》。

[9]乾隆《霍山县志》卷七。

[10]乾隆《续外冈志》卷一。

[11]道光《巴州志》卷一。

[12]光绪《泰顺分疆录》卷二、卷三。

[13]同治《彰明县志》卷一九。

[14]光绪《彭县志》卷三。

[15]道光《黄平州志》卷四。

[16]李煦奏折。

[17]乾隆《瑞金县志》卷七。

[18]费南晖：《西吴蚕略》。

[19]光绪《肥城县志》卷一引嘉庆县志。

[20]《续古今考》卷一八。

[21]乾隆《嵩县志》卷一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