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经济和农业经济的区别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东西部 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分析

上世纪80年代初至今,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我国正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蓬勃发展着。这种新型的农业经营组织,以家庭承包经营和农民自愿为基础,按照“民办、民营、民受益”的原则,组织农民共同从事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储藏和销售,为农民提前、产中和产后的各种服务,对于解决“三农”问题、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受到低水平农业生产的制约,在不同地区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由于我国东西部农业水平发展的差异性,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数量、组织形式、行业分布、组织发展程度都呈现出参差不齐的状况。

一、东西部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数量的对比分析

据农业部门统计,目前中国农村有各类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140多万个。对于其中规模较大、管理较好、活动比较规范的,在全国26个省份中(不含上海、江西、云南、广西和)共有92680个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据农业部2004年初提供的材料)。本文随机对部分东西部省区的组织数、成员数、组织平均成员数、成员数占乡村户数比例加以分析,数据如表1所示。

从表1可看出,在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总数量上,东部地区各省区分布比较平均,而且各自都拥有相当数量的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而在西部地区,各地之间则存在一些差异,除了陕西和甘肃外,青海、宁夏、新疆数量则十分有限,从地理位置来看,此三省地广人稀的地理特点显然影响了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产生和发展,而靠近中部地区的陕西和甘肃则在组织数量上较为乐观。组织成员数量和其占乡村户数的比例则是衡量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数据反映东部地区参与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农民数量远高于除陕西外的其他西部地区农村,但成员占乡村户数的比例则都属于比较落后的水平,与美国、韩国和日本农民参与合作组织均超过90%的比例相去甚远。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平均成员数十分直观地反应了组织的大小,决定了其在市场上的竞争力,数据很清晰地反应出东部地区的组织成员数普遍高于西部地区成员数,即西部地区大部分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会员较少,规模较小,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因此增加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成员数量,扩大组织规模,提高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市场竞争力,也是发展西部地区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基本策略和目标之一。

二、东西部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形式的对比分析

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一般分为三类:专业协会、专业合作社和专业联合社。资料显示,较为松散的专业协会仍然是目前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主要形式。位于西部地区的内蒙、贵州、四川、云南、甘肃、宁夏等六省区的比例分别是81.98%、77.57%、79.13%、89.07%、89.49%、70.05%,而位于东部的山东省的比例只有39.70%。结合较为紧密的专业合作社不到总数的33%。专业合作社比例最高的五个省份全部来自东部地区,分别是山东47.50%、北京42.08%、浙江39.82%、江苏35.15%和广东30.65%。而西部地区的甘肃3.57%、云南8.35%、贵州11.03%、内蒙13.59%不仅和东部地区有较大差距,甚至还没有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专业联合社的比例平均为10%左右,在东西部地区没有明显的差别。

从总体来看,专业协会依然是我国特别是西部地区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主体,这也从根本上反映了目前我国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依然处于起步阶段,具有数量较少,水平较低的特点。而数据显示,管理更加规范,合作更为紧密的农村专业合作社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村分布较广,西部农村地区尽管也有少量比例的农村专业合作社,但是其数量和质量较之东部地区都还有较大的差距。不过,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毕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我国目前正处于较为初级的阶段,西部地区拥有大量的合作协会正是更高级的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基础和根本。另外,在更为高级的专业联合社方面,东西部地区的数量是没有非常明显差别的。这也是我国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初级阶段的基本特点。

三、东西部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行业分布的对比分析

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不同行业的分布情况是,种植业的比重是最高的,为42.87%;其次是养殖业(包括畜牧业、渔业),比例为33.98%;再次是其他产业,为23.15%。这与种植业、养殖业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例是正相关的。在粮食、棉花、油料等大宗农产品行业中,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数量比例一般在10%以下,这远低于粮棉油等大宗农产品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例。而蔬菜、水果行业的组织数占总数的比例分别为30%、20%左右,远高于其行业产值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例。

在地域分布上,西部农村地区更偏重于粮食、棉花等大宗农产品行业,这些产品对于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要求不高,满足基本需求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即可。这些产品的特性不利于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成长。对于养殖业、蔬菜、水果行业则是一些商品率较高的行业。这些行业大多数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其产品大部分要用以销售收入来收回成本,农户承担的风险较高。而其中的渔业、畜牧业则具有鲜活、难以保存的特点,需要较多的技术和资金支持。蔬菜、水果则需要有稳定的运输渠道和销售渠道,在减少成本的需要和销售利益的驱动之下,需要更多的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起来。这种行业分布和行业特点也影响着东西部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数量、形式以及发展的要求。

四、东西部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差异性对比分析

西部地区是我国的农业区和贫困区,农业开发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关系到西部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在经历了三十余年的发展后,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也被证明是提高西部地区农业生产水平的有效手段之一。然而,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西部地区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水平总体滞后于其他地区。因此,东西部地区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差异性分析对于西部农业水平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1、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经济效益是其发展程度的决定因素

“自愿”是农民进入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基本前提,经济效益的高低则是农民是否愿意加入组织的决定因素。我们通常从成本和收益两方面分析经济效益水平。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户之间的交易活动(包括交易频率和交易范围)也必然增加,专业农户面临着较高的交易费用。为了寻求降低交易费用的有效途径,农户就会联合起来形成合作经济组织,一般农户的交易费用包括搜寻费用、谈判费用、实施费用。当农户通过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形式达成交易时,农户的直接交易就转变为了组织内部的交易,而且组织越大,覆盖面积越广,交易就越方便,也能够在谈判过程中占据比较优势的地位。而之前本文分析过东部地区较西部地区拥有更大的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这也决定了东部农村地区的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更能够为农民节约交易成本,从而吸引更多农民参与组织。而西部地区尽管也有少量的较大规模的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但是其数量显然还不能满足西部广大农村地区的需要。

高收益是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追求的最终目标。显然,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规模普遍较大的东部农村地区在市场竞争中更占优势,比起西部地区,规模较大的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能够提供充裕的技术和资金,保证农业生产效率和销售收益最大化。比如连云港市东海县畜禽生产合作社通过合作服务平台形成产、供、销一条龙的产业链,实行“五统一、一保证”,即“统一种苗供应,统一饲料配送,统一技术指导,统一防疫注射,统一产品销售,保证社员有稳定收益”,并实行保护价收购,赢利返还,这种有保证的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自然有吸引力。西部地区的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主要以小型的专业合作协会为主体,农民进入协会一般无需缴纳任何费用,导致西部地区的大部分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都没有充足的资金用以发展,更不用说为农民提供生产、供应和销售等其他方面的便利和保护了,这也从根本上影响了西部农户加入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积极性。

2、市场经济发展程度制约了西部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

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最早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这也决定了合作经济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这一特性,较高的农产品商品率和市场化程度是西部地区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产生的重要条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在我国农村地区所产生的“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农产品供求格局由长期短缺转为总量平衡、丰年有余,导致买方市场、农产品市场上的竞争日趋激烈,这种竞争正是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产生的主要动力。而在广大西部农村地区,受到早期计划经济的影响,西部地区农业生产的市场化、商品化程度尽管有所提高,但是并不明显,与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所要求的市场化程度还有较大的差距。

据统计,2007年间,西部各省农村农业现金收入分别为:重庆359.60元/人、四川567.40元/人、贵州414.90元/人、云南1194.20元/人、539.30元/人、陕西1049.70元/人、甘肃1012.20元/人、青海609.00元/人、宁夏1357.00元/人、新疆3296.90元/人。而东部地区部分省市的情况就不一样,依次为:天津1426.20元/人、河北1437.60元/人、辽宁2216.20元/人、山东2039.70元/人。本文将农村地区人均销售农产品的现金收入作为比较各地区农村市场化水平的指标,从中可以看到,相对于主要以第二、三产业支持经济的东部地区,西部地区部分省市的农产品人均现金收入水平,即农村市场化水平还是非常低下的。另外据我国经济学者樊纲、王小鲁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及市场中介组织和法律制度环境等五个方面所作的测算,在西部地区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与中、东部沿海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差距较大。根据他们构造的市场化进程指数,西部地区为4.71,而东部地区为7.14,这也从农村经济市场化程度方面反映了东西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存在差异的原因。

3、教育水平和意识形态对东西部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影响

我们通常将教育水平和意识形态放在一起研究问题,二者是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一种自愿性质的组织,以农民的合作意愿为主观前提。郭红东、蒋文华等研究人员运用SPSS统计软件,对调查的556名农户的横截面数据进行了Logistic回归处理后,得出了户主的文化程度是影响农户参与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

教育水平和意识形态影响着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各个阶段。西部地区落后的教育水平一直是影响西部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据统计,西部地区近一半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分布在低文化水平的区间,文盲和半文盲以及小学程度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水平者不到10%。据统计,截至2008年,东部地区各省市农村不识字或者识字较少的农民平均比例仅为3%左右,而西部各省如达到49.68%,青海23.57%,其他各省市平均比例也保持在15%左右。落后的教育水平决定了落后的意识形态,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自愿性特征从根本上决定了农民的合作意识是组织成立和发展的基本要素。在西部农村地区,农民普遍市场观念淡薄,个体思想保守,小富即安,斤斤计较。在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成立的过程中,农户往往关心的是合作组织收取的费用或者合作组织当前能够给自己带来的利益。政府或者组织发起者需要花费大量成本为农民宣传或者解释,而对于资金本来短缺的西部农村,这些额外的成本进一步阻碍了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

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大多数由当地农村的农业“能手”组织建立。在教育水平较低的大背景下,这些“能手”也不一定拥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导致的结果是,西部地区大多数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依然只能局限于基本技术、信息交流和培训服务功能,能够开展系列社会化服务的组织非常少,而真正办有经济实体、从事资金、加工、销售合作的组织更少。在冯飞等人调查的74家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中,进行加工、销售合作的仅占9.5%。长此以往,农民将认为,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为自己提供的帮助有限或者根本没有任何帮助,逐渐退出,导致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停滞。这不仅将阻碍本组织的发展,也会给其他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带来不好的影响,更加削弱了其他未进入组织农民入会的积极性。

4、自然地理条件限制了西部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

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一种将农业经营规模化的组织形式,它以土地的集中为前提,这一基本要求受到了西部地区自然资源分布的限制。尽管西部大部分省区人均占有耕地面积(2.0亩)高于全国(1.5亩)的平均水平,但是西部地区地广人稀的自然条件是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最大障碍。相对于东部地区便捷的交通和通信,西部地区的农村在成立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过程中需要耗费大量的通讯成本和交通成本,这也严重损害了本来思想保守的西部地区农民的积极性,无形中阻碍了西部地区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冯飞:中国西部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2] 郑少红:福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制度创新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

[3] 蔡立雄:市场化与中国农村制度变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4] 郭红东、蒋文华:影响农户参与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行为的因素分析[J].研究研究参考,2004(63).

[5] 黄君录、李春茹:苏北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问题探析[J].苏州大学学报,2008(3).

小农经济和农业经济的区别范文第2篇

关键词：农村；经济协调发展；湖南

由于各地农村经济的区位优势、经济结构、条件要素方面的差异，造成了农村经济区域发展差异的长期存在，农村经济区域的差异容易降低社会资源分配效率。湖南是我国传统的农业大省，湖南农村经济的区域差异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通过科学的区域发展战略，对区域经济差异进行有效的调控，促进农村经济的协调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湖南各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

湖南的地域面积较大，总体而言具有较好的农业发展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湖南全省的农村经济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在长期的经济发展中湖南省形成了3个主要的经济区域，分别为湘西经济区、湘中经济区和湘东经济区。湘西经济区主要包括湘西自治区、张家界和怀化市；湘中经济区主要包括永州、邵阳、娄底、益阳、常德；湘东地区包括郴州、衡阳、岳阳、湘潭、株洲、长沙。这3个经济区域中湘东经济区经济发展水平最高，湘中经济区的发展水平为中等水平，而湘西经济区的发展比较落后，属于湖南省的贫困地区。在农村经济的发展方面也体现出同样的趋势，湘东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而湘西地区相对落后。

从经济规模来看，截至2010年湘东地区的人均GDP为湘中地区的1.7倍左右，并超过了湘西地区的2倍。湘东地区的经济密度约为每平方千米332万元，而湘中地区仅为每平方千米170万元，湘西地区每平方千米仅有72万元左右。3个区的财政收入差异也比较显著，湘东地区的财政收入几乎是湘西地区的4倍[1]。由此可以看出湘西地区的农村经济实力最弱，而湘东地区的农村经济实力最强。

根据对3个区域的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进行调查可以发现，湘东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将近3000元，而湘西地区仅为1600元至1700元，具有显著的差异。长沙市农民的收入能够达到3500元左右，而湘西自治州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仅为1300元左右。由此可见整个湖南地区的农村经济在发展水平和发展规模方面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2 造成湖南省农村经济发展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

有很多原因都会造成农村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这种差异在我国的各省区均有体现，其中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有一些因素难以改变，例如环境气候条件、区位条件、自然资源禀赋等。还有一些因素能够得到控制，例如产业结构、技术条件、劳动力条件等。

2.1 农业自然资源条件

农业经济的发展会受到自然资源条件的较大影响，主要包括生物资源、气候资源、土地资源、矿物资源等。以湘东地区的长株潭三市为例，该地区具有优越的农业自然资源禀赋，土地总面积占湖南省全省土地面积的13.3%，而且耕地面积的比例较大。仅常德市就占有湖南省全省耕地面积的15%，2/3以上为肥沃的洞庭湖淤积平原，具有700万亩林地和100万亩可养殖水面、646万亩草场，林果业、水产业、牧业和种植业的先天发展条件均比较优越[2]。

湘西地区的耕地面积为13.5万公顷，未利用土地达到16.61万公顷，具有比较丰富的地下水资源和地表水资源，而且生物资源非常丰富。湘西地区的山地较多，可耕地面积较少，给传统农业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2.2 农业区位条件

城镇的辐射作用和区位条件都会影响农村经济的发展，区域农村经济发展的有利区位条件是靠近大中城市，这样能够具备更加便利的运输条件和更加广大的消费群体，受到经济反哺作用。同时靠近批发市场或农产品集散地、沿江沿海也有利于获得灵敏的市场信息。湘东农村地区的二三产业比较发达，城镇化进程较快，农民的收入较高，使其具有较高的农村经济整体实力。该地区具有优质的城市群资源，交通非常便利。而湘中地区与粤港澳的距离较近，交通也比较便捷，但是与省域经济的核心地带相距较远，受到的城镇辐射作用有限。湘西地区为湘鄂豫黔4省交界之地，具有比较落后的区位条件[3]。

2.3 农村劳动力条件

农村经济的发展会受到劳动力迁移、区域人口素质、区域人口规模的影响，劳动力的道德修养、健康状况、科技文化水平较高，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湖南省全省的劳动力资源分布具有典型的地区差异，农村劳动力数量超过200万的6个市州仅有怀化市位于湘西地区，其他均位于湘东和湘中地区，而且湘西地区的农村劳动力资源老龄化的趋势也高于湘中和湘东地区。在人口素质方面，湘西农村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低于湘东和湘中地区。

2.4 农业科技条件

科技进步有利于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率。当前湖南省的农业大市为常德市、岳阳市，其次为长沙市、永州市和邵阳市，这些地区的农业系统国有单位从业人员的数量较大。根据湖南省各市州农业系统国有单位从业专业技术人员的职称情况，湘西自治州和张家界地区正高级职称的农业专业技术人员仅为益阳市的1/6，这也体现当地的农业科技条件较差，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4]。

3 促进湖南农村经济协调发展的具体对策

2020年湖南省要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农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应该达到6000元，人均GDP应该达到26200元，这就必须保障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年平均增速超过5%，人均GDP平均增速接近8%。然而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到2020年湘东地区能够提前全面实现小康，湘中地区可基本实现小康，而湘西地区的以上两项指标均远低于相关标准。湖南省农村经济发展的区域性差异会影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促进湖南农村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3.1 加大对落后地区的支持力度和投入力度

促进农村经济的协调发展应该成为湖南省政府以及各市州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要对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财力、资源状况和自然条件进行摸排，以此为依据制定区域经济发展的综合规划，提高发展规划的科学性。对各区域的劳动力转移、成人教育、产业发展、城镇化进程、基础设施建设进行统一规划，并将其作为3个五年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逐一进行落实。

以政府为主导，将湖南省的区域经济发展宏观调控体系建立起来，以“兼顾利益，适度补偿”为基本原则，对区域发展的差距进行缩小。政府要将转移支付制度建立起来，也就是运用财政手段来促进不同地区之间的资源再分配，使全社会的整体福利得到提高，促进资源的优势配置，使农村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更加稳定和公平。

税收政策也是缩小各区域农村经济发展差异的一个重要手段，本着公平税负的原则，可以在不同地区推行差别税率，也就是提高发达区域的税率，降低落后地区的税率。差别税率有利于落后地区积累企业资本，提高经济发展的后劲。在湘西落后区域，当地政府也可以实施产业化的差别利率，要以当地的行业结构特点和产业结构特点为依据，对其主导部门和支柱产业的发展进行有力的支持[5]。

3.2 培育地方特色，发展农村经济

湘东、湘中和湘西地区的经济条件、社会条件和自然条件各有不同，要促进农村经济的协调发展，就必须培育地方特色，发挥区域优势。在湘东地区，主要是对红壤丘陵进行进一步的改造，对环境污染进行积极地治理，推进高效生态农业的发展，使农业综合效益得到提高。同时加大对乡镇企业的扶持力度，培养农村第三产业，推动农产品流通企业的发展。湘中地区是优质农产品的集中产区，其农产品的质量好、种类多，因此在该地区应该发展优质稻米生产，同时发展辣椒、黄花、油菜、玉米、小麦等旱地农业，积极开发山丘资源，并促进农产品加工业的开发，实现优质农产品的产业化经营。

湘西地区的农业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然而其具有非常丰富的自然资源，也是湖南的环境重点治理保护区域，在该地区不仅要积极发展旱稻和水稻产业，解决农民的口粮问题，还要立足山区优势和林牧产品资源，积极发展山区土特产。同时对该地区的水能资源进行开发，发展小能源工业、乡镇企业和养殖业。湘西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应该通过积极发展旅游业来建设以旅游服务为中心的新农村，提高农民收入。

4 结语

总而言之，政府应该加大宏观调控力度，保持湘东地区和湘中地区的农村经济稳步发展，同时对湘西地区进行大力开发，培育湘西地区新的农村经济增长点，加强东西合作，逐步缩小湖南各区域的农村经济发展差异，促进湖南农村经济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梁振芳.国外农业区域经济发展与中国农业区域经济发展分析[J].世界农业，2013（09）.

[2]李含宝.甘肃省农村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及对策建议[J].吉林农业，2012（09）.

[3]王辉.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策略之浅见[J].中国证券期货，2012（08）.

[4]钟伟强.依托教育解决民族地区“三农”问题方略研究[J].安徽农学通报（下半月刊）， 2010（14）.

[5]韩长赋.提质增效转方式 稳粮增收可持续 巩固发展农业农村经济好形势――在全国农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农村工作通讯，2016（01）.

小农经济和农业经济的区别范文第3篇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农村移民安置的基础，从我县库区147个安置村的现状看，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移民安置都存在着许多不利因素。一是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农民生活条件较差，突出反映在水利设施脆弱，难以抗御旱灾对农业生产的威胁，一遇大旱灾，势必造成农业减产，农民减收，农村人畜饮水困难；农村道路通讯设施极差，多数村交通不畅，信息不灵，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农村电网薄弱，供电质量可靠性低，网损大、电价高，农村用电水平低，严重影响农村经济的发展的和移民安置。从147个安置村的调查情况看，基本上属传统农业阶段。突出表现为：农业经济还没有摆脱“猪粮型”的经济结构，“趋同型”的生产布局，小规模“粗放型”的经济方式，“短链型”的生产模式，其显著特点是“两低一弱”。即农产品优质率低，商品率低，市场竞争能力弱，农民普遍反映“家中存粮上万斤，就是手头无现金”；三是农业生态脆弱，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较大的压力。据调查，这些安置村森林覆盖率还不到20%。坡耕地面积大，水土流失严重，导致地力下降，坡地改造任务十分繁重。耕地资源不足，土地后备资源有限，随着人口的自然增长和各种开发，建设用地，特别是三峡工程水库淹没耕地和和城镇，企业搬迁占地，库区人地矛盾将更加尖锐；四是地方财力薄弱，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十分有限。据有关部门的统计，1996～1999年四年中，国家给我县的各类投入到位资金为5902.8万元，而水利建设专项资金只占5%，坡改梯计划1137.5万元，一分钱也未到位，国家若不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我县库区农业和农村经济面临年复一年的缓慢爬行。

为加快库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提高农村移民安置质量，实现共同致富奔小康的战略目标，笔者认为，中央关于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将给我县库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机遇。为了不坐失良机，从现在起必须脚踏实地的迈开新步伐，走出新路子。

(一)坚持“一高举”，做到“三坚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三中全会精神，始终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的首位，进一步强化农业基础地位；坚持“强农富民”，加快和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保护和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力发展农村生产力；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进步为第一推动力，以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产和生活质量为核心，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为重点，狠抓扶贫攻坚和开发移民，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加快发展区域，特色经济，下大力气提高农业和农村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促进库区农村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协调统一，把我县库区农业和农村经济推向新的发展阶段，为加快西部大开发做出艰苦的努力和积极支持。

(二)加快我县库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根据我县库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现状以及库区移民安置任务，在今后十年或更长的时间内，要实施以下“六大战略”：

一是生产者兴农战略。库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根本出路在科技、教育。生产者兴农是21世纪我国农业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由产品农业向市场农业、由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的重大战略。我县库区农业科技含量低，科技贡献率小，农业高新技术差距大，农业教育水平低。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国内环境和知识经济的时代，必须把生产者兴农作为我县库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第一大战略选择，为库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和人才保障。其主要措施是：加大移民智力培训力度，集中进行实用技术和法律法规知识培训，力争在三、五年内，为14300多移民户，每户培训一个“明白人”，继续实行在库区招生优惠政策，为库区培养更多的各类人才。

二是结构调整战略。结构调整是21世纪初国民经济发展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是提高农业和农村经济总体运行质量和效益的根本性措施。我县库区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矛盾突出，二、三产业滞后，农产品品种单一，质量不高，不能满足市场对农产品优质和多样化的需求，特别是不适应经济全球化，新科技革命，世界范围的结构调整，加入世贸组织后与国际市场的联系更加密切这一客观形势的需要，农业区域性结构雷同，区域比较优势未能发挥出来，影响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和农民(移民)收入的提高。实施结构调整战略，我县12个移民乡镇和其他非移民乡镇，已从1999年起，开始实施“施格兰”项目计划。到2004年，规模经营良种柑桔园6.5万亩，年产柑桔18.5万吨，年产值2416.5万元，这个项目可以带动9.3万果农人均年增收1000元以上，可以有效安置农村移民7000人，约占库区规模生产安置人口的17%左右，与之同时，还建立了两万亩良杏基地，在石宝新政、新阳、长江三个村建立起了畜牧、蔬菜高效生态农业移民示范区。这些高科技农业项目，虽然刚刚起步，但它对我县库区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和带动作用。

三是产业经营战略。农业产业经营是我国亿万农民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又一个伟大创举，是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迈进的一项重大变革，是引导广大农民有序进入大市场的重要选择和增加农民收入的必由之路，是推进库区农业和农村经济跨世纪发展的大战略。随着自给自足经济向商品农业经济的迈进和农村市场的发育，库区农业和农村经济跨世纪发展必须大力实施产业化经营，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两个根本转变。

四是农村工化业和农村城镇化战略。加速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进程，是农村改革与发展的一大举措，是现代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库区淹没场镇的搬迁建设，为逐步实现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创造了有利条件，开始变农村城镇化滞后的局面。从现在起，淹没和新发展的乡镇企业，要相对集中在库区乡镇，使之更大规模地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安置农村移民进镇经商办企业，以此推动农村社会进步，扩大内需，推动库区国民经济更快增长，提高农民素质，改善农民生活质量。

五是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是经济发展战略的根本转变，是人类文明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标志。这一发展战略要求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人口之间相互协调发展。从目前我县库区的情况看，生态环境形势严竣。土地的过度垦殖，加剧了水土流失；由于库区人均耕地有限，25度以上坡耕还林、还牧、还草还有一定的阻力，不少塘库泥沙淤积较为严重，森林覆盖率低，气候日益恶化。为此，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特别是在库区移民搬迁安置的同时，要十分重视环境保护工作，把持续发展思想贯穿到库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促进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相互协调和良性循环。

小农经济和农业经济的区别范文第4篇

农业：确立“双轨并行”制度

世界上的农业经营制度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商业性大农经济；另一种是以日本及不少欧洲国家为代表的补贴型小农经济。由于土地资源的制约，我国不可能走单纯的美国式道路；又因国力的制约，也不可能走单纯的欧洲及日本式道路。

从现实出发，我国适宜走的是一条将两种农业经营模式合二为一“双轨并行”的新路：一方面，稳定发展以小农家庭经营为基础、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特征的小农经济；另一方面，有选择地积极促进以国有（集体）农场、国家专业化种植基地、农业经营公司、种植专业户等以市场为导向的农业经济（大农经济）。

加入WTO以后，我国农产品市场已成为世界农产品市场的一部分。目前我国农业的整体竞争力在国际上是比较低的，这既表现在我国人均农业资源很少———按全国总人口计算，人均只有1.5亩耕地、2200立方米的水资源，分别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5％和25％———这一先天性资源劣势上，也表现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不能为农业发展提供有效帮助的后天劣势上。

惟一的出路在于制度创新。在全球开放经济环境中通过农业制度创新有效地解决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在吸取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增强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二是在充分照顾我国基本国情的前提下保持农业的稳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本实现以及保证农村社会基本稳定。

现行的以家庭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对于保护农民财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维护以土地为中心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农村稳定、有效抵御外来农产品对我国市场的冲击以及提升我国农村人口的生活质量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我国目前的这种家庭制小农经济不宜（至少不宜过快地）走市场化道路，自给自足的经营方式在今后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具有比市场化更大的优越性。因此，我们一定要将这种家庭制的小农经济比较长期地保护好，任何脱离现实的、违反了农民自愿原则的、不利于农村家庭土地承包制度稳定的做法都应予以坚决制止。

当然，要使小农家庭经营的这些优越性都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与体现，我们必须首先做到以下三点：

1.端正对农业的认识：要充分地认识到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会越来越小，其所占GDP的比重会越来越低；对于像我国这样的大国而言，“农业国的工业化”才是我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我国客观存在的非常紧张的人地关系，加上其大国特征，决定了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家庭制小农经济应该被确定为国家农业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而且，政府应鼓励、提倡、支持家庭制小农经济建立起以自给自足为主的经营结构，而不是把家庭制小农经济主要地、过早地推向市场。

特别是在这最后的一点上，我们千万不能照搬其他国家的模式：美、加、澳因为其地大人少而不得不用机械替代劳动力，通过机械化实现规模经营。又由于规模经营，自产的农产品无法实现完全自我消费，而进入全球市场。并且，由于这些国家有条件实现规模经营，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很高，所以其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很强。自然地，这些国家的农民是很愿意走农业市场化道路的。即使在这样好的条件下，这些国家的政府也要给农民以大量的直接和间接补贴。

对于欧洲一些在人地关系方面与我国相似（仅仅是相似而已，它们的人地关系实际上仍比我国宽松得多）的国家而言，它们的农业发展模式又是与美、加、澳不一样的。总体说来，它们的农业发展模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纯为保护与储备土地资源、改善环境质量以及营造自然景观而为之的环保型农业；另一种对于农民来说是有经济目的的，农产品通常也进入市场，但政府的补贴要比进口这些农产品的价格还要高。这更多的只具有政治目的———政治家争取农民阶层的政治选票及重在解决社会公平问题，让农民也能尽可能地分享到整个社会的部分利润。这种农业发展的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真正的市场经济本身所具有的含义了。

2.调整一些与农业发展相关的重要政策：一是国家的粮食购销政策；二是农业税费政策；三是农村行政管理体制的重构政策。

考虑到本文中提出的有关我国家庭制小农经济发展模式的设想，国家根本上就不需要在以家庭小土地经营为主的农业地区定购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地方性的自由市场或者个体、私人经营者完全可以在市场原则下自主决定其在这方面的购销经营行为。相应地，国家目前在这些地区的粮食或其他农产品收购站完全可以逐步地开始关门转产。

对于农业税费政策而言，尽管目前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被迫缴费的问题，但这只解决了问题的一半。政府应进一步设计农村税费改革方案，将农业税费全部取消，各级政府都不再从农民那里收取任何税费（村民自主决定举办的村内公共事业除外）。

要想真正做到从根子上把农民的负担减下来，需要大刀阔斧地对农村现存的行政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以减少政府目前在农村里的冗员，减轻农民负担。

3.将尽可能多的农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及非农村地区。这意味着农村家庭的收入来源必须主要来自农业、农村之外，而不仅仅是依靠极其有限的小土地经营。所以，各级政府应千方百计地帮助农民从家庭制小农经济中转移出来，进入非农产业和城镇地区，创造条件把目前具有生存和经营性双重功能的家庭制小农经济转化为具有生存性和休闲性的、以家庭为基础的小农经济。

在创新、发展我国家庭制小农经济的同时，我们也应从国际竞争角度出发，通过实施优势农产品的区域性的专业化规模种植计划，而逐步提升我国优势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这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我国作为WTO成员必须着力培植一部分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优势农产品，因此，一定的规模经营是一个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尽管依靠家庭制小农经济可以大致解决全国60％的人口的食品供给问题（基本上是那些农业人口和生活在农村的人口），但另外的40％的非农业及城镇人口的食品供给则需要国家通过别的办法得以解决，如通过进口或者通过具有一定规模的专业化种植方法解决。

最近，农业部出台的《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2003－2007年）》就是一个明证。根据农业部公布的这一规划，我国将在未来5年内建成35个特色鲜明、名牌闻名、涉及到11种在国际国内市场上有竞争优势的农产品专业种植带。这11种农产品包括专用小麦、专用玉米、高油大豆、棉花、“双低”油菜、“双高”甘蔗、柑橘、苹果、肉牛肉羊、牛奶和水产品。这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农村：关键在于农业与农村劳动力转移

农村发展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结构变革的过程。它包括农村经济结构变革与农村社会结构变革两方面的内容。

农村经济结构变革的结果主要表现为农业产出及农业就业在全社会总产出及总就业中所占份额不断下降与减少的趋势；相应地，非农产出与非农就业所占份额表现出逐步提高与上升的趋势。

农村社会结构变革的总体趋势则表现出非农村化、特别是城镇化的特征。

伴随国家工业化以及目前正在兴起的信息化过程的深入发展，加上农业技术变革的不断推进，农村中的劳动力将逐渐地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从纯农村地区向城镇地区及其他非纯农村地区转移。

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都已充分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发展中国家在其资本积累的扩张的过程中将传统农业部门中丰富廉价的劳动力不断转移到现代工业、服务业部门，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伴随着农村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化，农村社会也逐渐发生转型。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基本上是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从而整个社会城市化水平得以提高，以农村为主的社会转向城市主导的社会。

由于我国国情包括历史背景与农村社会转型急剧发生期的西方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区别，这方面不应盲目照搬发达国家的做法。

实际上，我国不少地区已经探索出了不少成功的发展模式：（1）村庄就地发展成为城镇，如广东省东莞市的雁田村（管理区）；（2）村庄就地改制成为集团公司，如江苏省江阴市的华西村，尽管从名义上讲仍然还是一个村庄，但实际上，它更是一个大的集团公司；（3）村庄融于一个大都市区乃至一个大都市连绵带之中，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情况即是如此；（4）村庄里的劳动力大量地迁移到附近的城镇，这是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已走过的一条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道路。

由此可见，在社会急剧发生变化的今天，我国农村的社会转型从形式到内涵都表现出了十分丰富的内容。我们应从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充分利用多种形式，共同推进我国农村社会的成功转型。

农民：核心在于权益保护

作为一个整体，农民的生活境况目前仍然处于比较差的状态。究其原因，大致有四：一是有限的农业资源（土地、草原等）不足以改善其生活状况，而国家又比较穷，不能像富国那样去补贴农业与农民；二是由于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较低，非农产业部门为农民提供的发展空间很有限，农民在农业之外的就业机会不多；三是尽管农民从农业中取得的收入微乎其微，但他们所要承担的社会负担却很重———既要向国家缴纳农业税、还要承受各种各样的收费（农村税费改革前）以及负担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费用开支；四是由于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仅仅覆盖了城市居民，没有包括农民阶层，因此，即使农民从农业经营中能取得一点微薄小利，也往往会因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支出而丧尽。

由此可见，国家在对待农民这个群体上，许多做法需要改善：首先，政府应积极引导农民尽可能地从农业中转移出来。农民素质普遍较低，这是与农村教育投资不足、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相联系的。要大力加强政府特别是中央和省级政府对农村教育的投资。其次要把尽可能多的农村劳动力从农业、农村中转移到非农部门以及非农村地区。目前，“民工经济”在这方面的效应已得到了初步体现。在安徽、贵州、四川等省，“农民工”们重建了一个相当于本省目前财政收入规模的新的“省级经济”。

其次，政府对找出路的农民，应该千方百计多给他们提供帮助。由此要在全国范围内尽快地、彻底地废除原有的户籍制度，使之仅仅具有统计学意义。全国各级各类城镇（包括北京、上海）应尽快向农民开放。

再次，既然农民赚钱不易，政府又难以提供相应的农业补贴，那么各级政府应停止向农民收取任何形式的“费”和“税”（包括农业税）。

中国已处于须从城乡统筹的角度总揽全局的阶段，因此，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应作为一条重要政策尽快得到落实。

小农经济和农业经济的区别范文第5篇

1文献综述

当前对于城市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1-4]及推动城市化发展的原因等问题的分析上[5-16]。

关于人口迁移影响因素问题，理论界的主要观点有户籍政策、融资约束、工业化进程影响以及政府政策选择等几种[1-4]。1户籍制度影响论：认为户籍政策是阻碍人口自由流动的重要因素。城市化是市场化发展的结果，城市可以通过市场经济力量和以再分配的方式获取资源来进行城市化发展，但阻碍人口自由迁移的户籍政策可能导致国家城市化整体格局的扭曲。2融资约束影响论：认为融资约束导致城市化建设项目发展受阻，从而产生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约束问题和中小企业发展资金约束问题，导致城市化进程缓慢，城市容纳劳动力能力降低。3工业化影响论：认为工业化偏差导致城市工业发展吸收农村劳动力不足，造成人口向城市转移缓慢。中国城市化并没有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发展，中国的问题不在于城市化偏差，而在于工业化偏差，应当尽快实现农村工业化向城市工业化的战略性转变。4政府选择影响论：认为政府政策选择导致产业结构不合理，降低了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就业机会。中国城市化发展滞后以及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根源在于政府鼓励资本密集型的部门优先发展，导致其他城市部门就业需求下降，从而导致城市化减缓，收入差距扩大。

关于推动城市化发展原因问题，理论界主要观点有地方财政推动，金融发展，政府干预，工业发展以及出口结构影响等几种[5-6，8，10-14]。1地方财政推动论：认为地方财政是推动城市化的重要因素。认为在土地要素被重估后，地方政府拥有“土地财政”，基础建设投资扩张，推动了土地城市化和区域经济增长。如陆铭和陈钊[6]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现行户籍制度、经济开放、政府经济活动等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影响，而金融发展指标对城乡收入差距没有显著影响。李伶俐等[8]发现政府财政主导的城市化进程在初始阶段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当超过一定合理限度时，会拉大收入差距。而在西部地区，政府财政支出对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不显著。周少甫等[12]同样发现在收入水平较低时，城市化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方面作用不明显。2金融影响论：认为金融发展对城市化发展具有直接推动作用，但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具有积极和消极的方面。Cho，Wu和Boggess[13]认为金融发展可以支持房地产等行业的融资过程，从而更加有利于城市化进展。Clark，Xu和Zou[14]认为，金融发展和收入差距是呈倒U型关系的，金融发展初始阶段会加大收入差距，后期会降低收入差距。金融发展效率影响论：认为金融发展效率与城乡收入差距具有负向相关关系，并且城市化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负向相关。金融发展影响论：认为金融发展特别是金融深度提高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金融发展初期，金融深度较高会导致收入差距较大；在金融发展高级阶段，金融深度的提高会逐渐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其他影响城市化进程的观点还有，3政府干预论[15]：认为政府干预是影响城市化的因素，由于中央政府干预活动导致土地市场难以有效运行，当大城市城市化水平过度时，无法衍生出新的城市。4工业发展影响论[7，16]：认为工业发展水平对城市化发展水平具有正面影响作用。Moomaw和Shatter[16]发现人均GDP、工业化发展、出口等方面的因素均会对城市化发展造成正向影响。李金昌和程开明[7]则认为经济增长可以对城市化发展产生显著正向冲击。5出口结构影响论[9]：认为出口结构优化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城市化发展会缩小收入差距，而出口结构优化可以促进城市化发展，进而缩小收入差距；综合而言城市化对缩小收入差距的影响要大于出口结构优化的影响。

2理论模型

多数研究认为中国经济存在二元结构，即城市经济部门和农村经济部门。本文研究的重点是地区财政金融活动对于区域城市化进程以及收入差距的影响，因此假定经济部门仅存在城市经济部门和农村经济部门。由于人均资本存量、劳动力数量以及技术方面的差异，一般认为城市经济部门经济发展水平优于农村经济部门。假定城市经济部门和农村经济部门的产出水平受到各自技术、资本和劳动要素的影响，分别构建农村经济部门和城市经济部门的生产函数，分别如公式1和公式2所示。

其中，Y1t和Y2t分别表示在第t期农村经济部门和城市经济部门的产出水平；K1t和K2t表示在第t期农村经济部门和城市经济部门的资本积累，一般认为K1t<K2t；A1t和A2t分别表示农村经济部门和城市经济部门的技术水平；L1和L2表示在没有城市化过程的农村经济部门和城市经济部门的劳动力，并且假定在短期内没有劳动力的显著增长；a1和a2为参数，且0<a1，a2<1。

2.1技术要素分析

一般认为，城市经济部门具有较多的人才储备，并且相对于农村经济部门，城市经济部门更能够研究开发并应用新技术。城市经济部门开发应用新技术后，鉴于两者属同一经济体，因此技术在一定时滞之后会传递到农村经济部门。在此基础上，假定城市经济部门比农村经济部门更容易开发利用新技术，且经过一定时滞后传导到农村经济部门。城市和农村经济部门的技术增长速率由公式3和公式4表示。

其中，·2t和·1t分别表示城市和农村经济部门技术增长速率，且A2t>A1t，B和C表示参数。根据公式3可以得到，公式4则表示农村经济部门的技术增长速率受到城市经济部门和自身技术要素的影响。

我们假定Zt=A1t/A2t，来表示农村经济部门和城市经济部门的技术差异。两边求微分可以得到Z的增长率水平，如公式5所示。

当农村经济部门增长与城市经济部门增长达到一定均衡时，得到相对增长率=0，因此可以得到关于Z的表达式，如公式(6)所示。

可以看出，在达到技术转移的稳态时，城市经济部门的技术可以转移给农村经济部门，且农村经济部门与城市经济部门的技术差异为常数，说明在同一经济体的假定条件下，农村经济部门对于城市经济部门的技术要素增长是稳定的。

2.2资本要素分析

相比于技术要素和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更容易被政策决策者进行调整决策。当前的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最主要的是作用于资本要素，从而推动产出增长。根据一般经济发展理论，我们假定k=K/AL可以得到农村经济部门和城市经济部门的稳态条件(推导过程省略)，如公式7所示。

其中，s表示储蓄率，y表示产出，n表示劳动力增长率，g表示技术进步，δ表示资金留存率。

2.3劳动力要素分析

在现行的财政状况和金融环境下，城市经济部门获得的财政和金融支持大于农村经济部门，根据公式7可以得到城市经济部门稳态高于农村经济部门稳态条件，且K/L的增长率等于技术进步增长率g，当g2>g1时，则会吸引农村经济部门劳动力到城市劳动力部门。因此，假定农村经济部门(1-λ)比率的劳动力进入城市经济部门，λL1的劳动力留存农村经济部门，其中0<λ<1，从而得到两部门产出，如公式(8)和(9)所示。

令L=L2+(1-λ)L1，表示在均衡条件下，城市经济部门新的劳动力水平。当部分劳动力从农村经济部门转移至城市经济部门后，技术要素增长速率均衡条件仍然适用。

2.4收入与收入差距

城市化进程最基本的动力是城市经济部门与农村经济部门的收入差距，不断吸引农村经济部门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在财政和金融政策作用下，二者的人均资本差额逐渐缩小，在均衡条件下达到相等状态，工资水平也逐渐趋于相等。对公式8和9的劳动力要素求一阶导数，得到两部门的工资水平，如公式10和11所示。

在初始条件下，G值一般小于H值，农村经济部门工资相对较低，从而引发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也即城市化过程。从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角度而言，如果政策偏向城市发展，则K2t>K1t，工资差距拉大，城市化进程加速；反之则相反。

利用两者比例来表示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差距，如公式12所示。

分别对K1t和K2t求一阶导数，得到公式13和公式14，

从公式13和14可以看出，倾向于农村经济部门的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可以缩小收入差距，而倾向于城市经济部门的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则扩大收入差距。

同时，公式8和公式9对资金要素求一阶导数可以得到公式15和公式16，两者皆大于零，说明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实施会提高城市经济部门和农村经济部门的收入水平，即提高地区收入水平。

3实证模型与变量选取

为了分析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对城市化进程及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我们构建了如下回归方程，如公式17和公式18所示所示：

在公式17和公式18中，Yi1t表示在第t期i地区的城市化率，Yi2t表示在第t期i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fiscal表示地区财政政策预算内支出水平，系数为β1和β4；financial表示金融机构年末贷款余额，系数为β2和β5。β3是衡量城市化率对收入水平差距影响的系数。c1和c2分别为常数项，εit和uit分别为残差项。D包含了我们选取的会对城市化率和城乡收入差距造成影响的控制变量，包括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实际使用外资额和人均公共交通数量，其中γj为其估计系数。

城市化率指标选取的是市区单位从业人员和城镇私营个体从业人员与地区从业人员数量的比值，较选用非农业人口比重来衡量城市化率更能直接体现劳动力因素对于产出的作用。fiscal指标表示财政政策的作用效果，选取的是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国内财政政策多投资于城市现代化建设，因此预期其与城市化率回归系数为正，对提高地区收入水平作用为正。financial表示金融环境指标，选取的是金融机构年末贷款余额。金融机构贷款可以为经济体提供投资，增加资本，完善发展的金融环境可以提高地区收入水平，反之则可能影响实体经济运行。控制变量包括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实际使用外资额和人均公共交通数量。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预期会对城市化建设产生正向推动作用；实际使用外资额可以用来衡量地区的经济开放程度，预期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人均公共交通数量可以用来衡量城市的基本建设条件，从理论上说，公共资源越便利，越容易吸引人口的转入。

数据类型为面板数据，时间跨度为2003-2012年，在剔除数据缺失较多的地区后，样本包含全国273个地区。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4-2013)。数据初步统计分析结果见表1。基于城市层面的样本，城市化率的中值约为45%，均值为49%，这与中国整体城市化率水平相当。在样本期内，城市人均收入的中值和均值都约为农村人均收入水平的两倍，收入差距中值约为1万元而均值约为1.4万元，说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现象值得关注。

4实证检验及分析

根据样本的特点，本文对面板数据样本进行了固定效应检验和随机效应检验，结果见表2。首先是城市化率对于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以及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见(1)列；其次是城乡收入差距对自变量的回归，结果见(2)列。另外本研究还检验了财政政策和金融环境对于地区收入水平和农村收入水平的影响，结果分别见(3)列和(4)列。其中被解释变量分别为城市化率、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水平和农村平均收入水平。

从(1)列可以看出，基于城市层面，预算内财政支出对于城市化进程有着显著的推进作用，说明样本期内财政政策更加倾向于城市发展，政府的投资行为增加了城市经济部门的人均资本，工资水平较高，吸引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对城市化率的影响结果不显著，说明金融机构行为对于城市化进程还难以形成显著推动作用，这也与一些惠农金融政策有关。人均公共交通数量对城市化进程具有负向作用，这点与期望相反，可能的解释原因是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人口密度大，人均公共交通等公共资源不足，从而导致劳动力转移至公共资源更充分的地区。

从(2)列可以看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财政支出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财政政策支出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对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金融政策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一般的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多为城市实力较为强大的企业提供资金支持，而一些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性银行则可以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有利于缓解城乡收入差距。然而，城乡收入差距对城市化率的回归结果不显著，表明城市化率本身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或减小没有显著影响作用。

结果(3)列显示了地区财政政策和金融环境对于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地区收入水平对财政支出的回归结果为正值，这点与预期相符，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地区收入水平对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回归显著为负值，说明在城市样本层面上，金融机构并没有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可能是由于金融脱离实体经济进行逐利活动导致的。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均公共交通数量对地方收入水平提高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

结果(4)列为地区农村收入水平与地区财政政策和金融环境的回归结果。财政政策虽然在推动城市化进程方面起到了较大作用，但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却不显著，说明样本期内财政政策多倾向于城市的建设发展。农村收入水平与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回归结果为负值，说明在城市样本层面上，金融机构没有有效为农村经济发展服务。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可能是由于固定资产投资活动为农民工提供了就业机会与较高的工资报酬导致的。

综合而言，基于城市层面的样本，我们得到了一些与其他文献不一样的回归结果。地方政府的财政政策多倾向于城市建设，推动了城市化进程，也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倾向于城市建设的政策也同时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对社会稳定具有多方面的不利影响，因此地方政府可以适当调整财政政策来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缩小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差距。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并没有显示出对推进城市化建设具有显著推动作用，对地方收入水平具有负向影响作用，且对农村收入水平具有负向影响作用，一方面说明农村经济发展依然难以获得金融机构支持，乡镇企业难以获得金融机构的支持，另一方面说明由于资本的逐利性，金融机构没有支持地方的实体经济，从而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实体经济而独立运行，金融机构历年来高涨的利润额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金融业可能侵占实体经济的利润。地方的财政政策和金融支持是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的资金来源，它们的资金走向及是否有效利用可以对地方经济产生不同的作用效果，在城市化加快及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背景下，其作用调整显得更加重要。

5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对2003-2012年地区面板数据的分析，我们发现地方政府的财政政策对城市化进程推进效果显著，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但财政政策也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水平，并且没有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正向的推动作用。这与样本期内地方政府多实行城市发展倾向的财政政策导向有关，农村经济获得财政支持少，导致劳动力流向城市。地方经济发展资本另一来源———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则对地方城市化发展没有显著影响作用，并且对地方经济发展具有抑制作用，同时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对农村收入水平提高具有负向影响，但整体而言地方金融发展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这与金融业脱离实体经济运行、侵占实体经济的利润有关。从城市层面讲，为农村经济建设提供资金的两大政策来源都未能充分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农村劳动力则会被动迁移至城市，农村劳动力数量的降低反之有可能进一步拉大城乡收入差距。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能够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提高农村收入水平，同时也拉大了收入差距；实际外资使用额能够减小城乡收入差距；人均公共交通数量能够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也提高了农村收入水平。我们还发现城市化进程本身对城乡收入差距没有显著影响。在进一步研究中，如何更加准确衡量金融机构对于城市化进程的作用机制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从本文的结论出发，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首先，地方政府应当调整财政政策支出结构，提高对农村经济的支持比例。地方政府应当改变先前只注重城市发展建设的目标，在提高经济发展效率的同时兼顾公平，注重农村地区的建设。地方政府应当统筹地方的财政支出，按照各地的实际情况对农村经济发展做出支持，对于收入水平严重落后的农村地区予以较大财政支持，提高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稳态。地方政府应当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盘活存量资金，提高使用效率，减轻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负担。地方政府应当根据当地“三农”的生产发展特点，制定合理财政支持政策，设立扶持地方“三农”经济发展的专项财政资金，切实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缩小城乡收入水平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