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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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区别范文第1篇
农户是农村经济的主体，享有农村经济资源的配置权利，其生产方式的先进与否直接关系到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农户兼业化作为农户生产经营方式的一个重大变革，对农户资源配置产生怎样的影响，引起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还是降低；农户兼业与农村劳动力、土地、资金等资源的配置效率之间究竟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关系，这成为国内外专家学者研究的热点、焦点问题。而农户兼业化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是一个多因素交织、错综复杂的过程，为了更加全面、系统地剖析研究这一过程，本文利用2010年7月在山东省胶州市农村调研获得的第一手数据资料，从微观层面分析研究了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
二、文献回顾
(一)国外文献
国外最早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农户经济行为是否具有经济理性的是俄国组织和生产学派代表人物恰亚诺夫。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以俄国十月革命之前的小农为研究对象，提出“劳动——消费均衡理论”，认为家庭农场的经济状况主要随家庭消费者与生产者比例的周期性变化而起落，农民的行为应用满足消费需要和劳动辛苦程度的平衡状况来衡量，而不能用单位生产成本和收益来衡量]，当农户主观感受的劳动辛苦程度与所增产品的消费满足感达到平衡时，农户停止进一步的劳动投人，农户经济活动量也就得以确定。所以，农户的经济活动主要是为了家庭生存，而不是追求最大的利润。虽然恰亚诺夫在分析时没有考虑到当时具体社会环境的约束，但他的研究为分析农户兼业中的资源配置效率提供了有益启示。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西方多数政府官员和经济学者都认为，农民之所以贫穷，是因为他们既没有经济头脑，又没有管理知识，不能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如果派专家深入农村，把农民组织起来，帮助他们重新配置现有资源，那么效率就会大幅提高，产量也会增加。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西奥多•威廉•舒尔茨从分析传统农业特征出发，提出与此针锋相对的观点。他认为，农民并不愚昧，他们精明能干，锱铢必较，时刻盘算着怎么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各种生产资源在他们手中都被配置得恰到好处，达到了最佳状态，即使是学识渊博的专家也很难作出哪怕是一小点的改进。他支持和提倡农民在完成季节性农业生产后，把资源配置到适当的非农产业。
(二)国内文献
不难看出，恰亚诺夫和舒尔茨的分析是建立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之下的，主要分析的是在农户兼业程度不高条件下农户对农业资源的配置行为与效率，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随着农户兼业日益深化，农户生产经营方式发生重大变革，农户对农业生产的整体资源配置效率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对此国内学者进行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与探索。主流观点认为，农户通过兼业弥补了农业劳动力就业不充分的缺陷，使农户家庭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了优化配置，提高了家庭整体经济效率，增加了农户收入，但农户兼业也使农业被不同程度的副业化，降低了农业资源配置的效率。如蔡基宏(2005)通过建立农户模型，推导出在一定的市场条件下，土地产出率与农户兼业程度存在着一种反向关系；陈晓红(2006)认为农村存在的普遍兼业带来了土地利用效率低下、农业被副业化等一系列问题，她对苏州农户所作的调查表明不同类型农户单位农业用地所产生的纯收益存在明显差异，其中，纯农户与一兼农的亩均收益分别为2399元和2305元，二兼农为848元，非农户则仅为603元；李明艳、陈利根、石晓平(2010)指出农民兼业促进了农村土地的流转，改变了农户投人的结构，但没有明显提高总的土地投入水平，这说明兼业有利于打破土地均分模式下资源配置的低效率，但没有明显改进农地利用的技术效率]。与这些观点相对，向国成、韩邵凤、梁流涛、曲福田、诸培新、马凯等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向国成、韩邵凤(2005)基于分工的视角，运用超边际经济学理论对农户兼业进行分析，认为农户兼业的本质是家庭整体层面的专业多样化和家庭成员个体层面的专业化统一化，推动了农民组织化进程并引致了迂回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小农经济效率的提高和农民个体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梁流涛、曲福田、诸培新、马凯等(2008)构建了农户兼业对土地利用行为及其效率作用机理的分析框架，利用DEA方法分析不同兼业类型农户的土地利用行为和土地利用效率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一兼农户的土地利用效率略大于纯农户，并且二者都远远大于二兼农户，这说明农户适当进行兼业经营有利于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以上所有学者的研究为进一步探索农户兼业化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方式打下了坚实基础。但通过回顾这些文献资料可以发现，尽管研究的角度与方法不尽相同，但都是基于一定时点的对农户兼业与资源配置效率关系的静态研究，没有把农户兼业的发展趋势同与之相应的效率变化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而这也正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与突破口。
三、数据来源与说明
(一)调查地基本概况及选择原因
山东省胶州市地处黄海之滨、胶州湾畔，1987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在山东青岛地区第一个撤县设市，其总面积达1210平方公里，辖11个镇、7个街道办事处、811个行政村。胶州是全国粮食生产基地，油料作物百强县(市)之一和山东省现代化农业试点县(市)、全省农业机械化试点县(市)之一。近年来，该市农业基础地位不断加强，粮食生产平稳增长，2010年粮食总产达46．7万吨；蔬菜、畜牧、水产、花木四大特色农业发展迅速，“四个15万亩”示范区建设扎实推进，成为全国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示范县(市)；农业标准化水平不断提高，胶州大白菜、里岔黑猪等农业品牌效应明显增强；全市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达380家，年出口创汇达3．9亿美元；农村专业合作组织超过100个，有力推动了农业产业化进程；全市16个镇办建起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服务中心，787个村庄建起了土地流转服务站，有序引导土地流转，促进规模经营；农机化水平达到85％，农田水利建设不断增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稳步推进，并荣获“山东省农业产业化先进市”称号。山东省胶州市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农村社会单位，该地区人口密集，且大都生活在农村，其经济情况与政治形态在地域上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对这个地区的农户经济行为做调查研究，可以使人们对当代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状况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同时，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是探讨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该地区农村地形地貌的一致性(普遍为平原)有效地控制了地形地貌变量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从而为保障研究的有效性奠定了基础。此外，胶州农户的经济行为具有非同质性，不同乡村甚至同一乡村内部的农户之间经济行为存在差异，可以按照一定的标准把他们划分为不同类型的农户。正是这种差异的存在，满足了研究的基本要求，为本文的理论研究和统计分析提供了保障。
(二)抽样过程和样本构成
本次实地调研的调查小组通过与胶州市政府部门有关人员的交流与讨论，最终主要从经济发达程度和代表性两方面考虑，在胶州市现有的18个乡镇(街道)中选取了营海、胶北和李哥庄3个镇的7个村作为调研对象。调查组共在7个村中走访了160个农户，后经处理，有效样本为152个农户，样本有效率为94．9％。调研活动得到了胶州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保证了调研的顺利完成。
四、调查结果及原因分析
(一)主要调查结果
1．农户兼业状况
本文主要按照农户家庭成员各业劳动时间对农户类型进行划分：其中家庭成员劳动时问70％以上用于农业生产的农户为纯农户；家庭成员劳动时间50％一70％用于农业生产的农户为一兼户；家庭成员劳动时间50％以上用于非农业的农户为二兼户；完全从事非农业的为非农户。胶州农户调研数据显示，在被抽样调查的152户农户中，纯农户为28户，一兼农户为26户，二兼农户为98户。从总兼业率上来看，纯农户比例为18．4％，一兼户比例为17．1％，二兼户比例为64．5％(见表2)，兼业率水平已经达到81．6％；在构成上二兼农户占主导地位，兼业水平已经相当高，这也印证了一些学者对东部沿海地区农户兼业状况的判断。
2．农户农业生产效率状况
本文主要选取单位土地净产值以及单位劳动净产值这两项指标对农业生产效率加以表征。，从单位土地净产值这一生产率指标来看，纯农户的单位土地净产值为1308．6元，一兼农户为1435．3元，二兼农户为1175．1元，纯农户的生产率水平低于一兼农户，但高于二兼农户；从单位劳动净产值这一指标来看，纯农户的单位劳动净产值为2684．2，一兼农户为2407．5，二兼农户为1639．7，纯农户生产率水平高于兼业农户的生产率水平，其中一兼农户的生产率又高于二兼农户。通过单位土地净产值及单位劳动净产值的均值来看，纯农户略高于一兼农户，但差别并不明显，二兼农户则大幅度的低于前两者。可见在不同类型农户之间，一兼农户和纯农户的农业生产效率水平比较接近，但二兼农户的农业生产效率水平明显低于纯农户和一兼农户，这与部分专家学者的研究结论相似。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不同程度的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是有区别的：一兼农户的存在及在一定程度上的普及不会对农业生产效率造成显著影响，而二兼农户则会降低农业生产效率，如果其数量过多，会对农业生产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二)原因分析
通过对实地调研的分析可知，农户兼业主要通过劳动力水平及利用状况、耕地占有和利用状况以及农用物资投入强度等途径对农业生产效率产生影响：
1．劳动力水平及利用状况
反映的是不同类型农户劳动力资源的水平及利用状况。对所有样本农户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劳动力总数上兼业农户多于纯农户，二兼农户又多于一兼农户。从劳动力的文化程度上来看，纯农户家庭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劳动力所占比重要明显少于兼业农户，在兼业农户里一兼农户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劳力所占比重又少于二兼农户。由此可以看出，农户兼业经营的可能性与劳动力平均的文化程度成正比。这种现象说明，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民可以获得相对较多的在外从事非农活动的机会，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民由于非农就业机会少，只能在农村继续从事农业经营，在农业增长日益依靠技术带动的情况下这无疑制约着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J。从劳动力的平均年龄来看，纯农户最高，一兼农户次之，二兼农户最低，反映出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力的高龄化趋向，从长期来看，这种趋向势必会对农业效率的提高产生不利的影响，必须加以关注。从劳动力资源利用结构来看，兼业户劳动力在非农业与农业之间配置，而纯农户劳动力则全部进行农业生产。把一兼农户和二兼农户的情况进行比较不难发现，一兼农户从事纯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比重要高于二兼农户。而在从事非农活动的劳动力中，无论是哪种类型的兼业农户，常年外出打工或经商的劳动力比例都高于季节性在外务工劳动力比例，且二兼农户外出劳力中常年从事非农职业的劳力比重明显高于一兼农户。这种劳动力利用结构，使兼业农户尤其是二兼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降低，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兼业农户尤其是二兼农户农业生产的低效率。
2．耕地占有及利用状况
不同类型农户在耕地占有及利用上存在一定差异，表5反映了这种情况。从耕地占有上来看，纯农户无论是耕地总面积数还是人均耕地面积数都要多于兼业农户，在兼业农户内部一兼农户又多于二兼农户。从耕地利用结构来看，一兼农户和纯农户粮食作物种植面积要略小于经济作物，并且一兼农户经济作物用地比例最大，但二兼农户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仍高于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种植经济作物尤其是蔬菜、瓜果等的经济效益要高于粮食作物，纯农户和一兼农户可以通过增加其种植面积来增加收入，但同时种植这类经济作物需要更加连续、细致的劳动投入(比如蔬菜种植需要经常浇水)，二兼农户由于将主要的劳动资源配置于非农产业，放在主导地位的只能是相对易于管理的粮食作物的种植。对耕地利用状况进行进一步考察发现，在各类农户中耕地实际利用率最高的为纯农户，其抛荒的土地数量非常少；兼业农户的耕地实际利用率低于纯农户，二兼农户的抛荒土地面积又多于一兼农户，比例接近10％。综上所述，纯农户总体和人均占有的耕地面积相对较多，耕地利用结构以经济作物为主，且土地抛荒面积少，耕地实际利用率最高；兼业农户拥有的耕地面积相对较少，而且耕地实际利用率比较低，抛荒面积增加；在兼业农户中，二兼农户的耕地利用率又少于一兼农户。由此可见，在兼业农户尤其是二兼农户广泛存在，且土地流转集中机制尚未建立与完善的情况下，耕地资源的非充分利用是一种必然存在的状况。
3．农用物资投入状况
胶州农户调研数据显示，在家庭农用固定资产(主要包括农用拖拉机、排灌机等各类型农业机械)投资方面，纯农户与兼业农户的差别不大，纯农户家庭农用固定资产余额平均为3685．2元，一兼农户为3814．9元，二兼农户为2933．5元。纯农户和兼业农户在粮食作物种植中普遍采用购买机械化服务的方式进行机播和机收，购买服务的比例在纯农户和兼业农户中都超过了90％，纯农户和兼业农户之间差别不大。在除草剂花费上，纯农户、一兼农户和二兼农户每亩费用分别为26．4元，24．1元和23．8元，差别很小。在良种采用率上，纯农户和兼业农户良种采用比例都超过92％，相互之间差别也不大。另外在农业用水，农药化肥的施用以及田间管理方面的主观调查显示，85％以上的纯农户和兼业农户都能保证农业灌溉用水充足，农药化肥施用充分以及田间管理及时，纯农户和兼业农户之间的差别很小。可见，在农业物质投入方面纯农户要多于兼业农户，但两类农户之间各项生产要素的投入差距并不明显。因此，可以说农户采用何种经营方式(专业经营或兼业经营)对农业物质投入的影响并不大。综上所述，造成不同兼业程度农户农业生产效率差别的主要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农户劳动力资源及利用情况方面，虽然兼业农户尤其二兼农户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和素质较高，但由于其利用分散，且高素质劳动力就业时间安排以非农为主，造成二兼农户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同时，纯农户和一兼农户农业劳动力较低的文化素质和老龄化趋势，制约着农业生产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其次，在农户耕地占有及利用情况方面，纯农户总体和人均占有的耕地面积相对较多，耕地利用结构以经济作物为主，且耕地实际利用率最高，土地抛荒面积少；兼业农户拥有的耕地面积相对较少，并且耕地实际利用率低于纯农户，抛荒面积增加，在兼业农户中，二兼农户的耕地利用率又少于一兼农户。这种耕地占有及利用的情况表明纯农户和一兼农户具有较高的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他们愿意投入更加细致的劳动和更多的精力，从而具有较高的农业生产效率。第三，在农用物资投入方面，家庭中农用固定资产投资纯农户和一兼农户要高于二兼农户，但其余各项可变生产要素的投入在两类农户之间的差距并不大，可见我国总体上小规模的农业经营还没有完全激发出农户农业生产投入的积极性，农业生产效率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较大。
五、主要结论及相关建议
(一)主要结论
本文以山东省胶州市为例，在调查问卷的基础上，分析了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具体结论包括：第一，不同程度的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是有区别的，一兼农户和纯农户在农业生产效率上的差别并不显著，可见一兼农户的存在及在一定程度上的普及不会对农业生产效率造成显著影响；而二兼农户的农业生产效率显著低于一兼农户和纯农户，因此二兼农户比例的继续上升，会对农业生产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第二，不同兼业程度农户在农业生产效率上的差别主要是由劳动力资源水平及利用状况、耕地占有及利用状况、农用物资投入强度的差异造成的，在这个过程中，三种主要作用因素并非独自发挥作用，而是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共同促成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效率的作用模式。具体来说，纯农户和一兼农户以农为主，把农业作为家庭从事的主要行业，对农业生产积极陛较高，倾向于把劳动力配置于农业，土地的利用率较高；通过扩大经营面积以增加收入，农用固定资产投入较高；二兼户以非农产业为主，倾向于把劳动力配置于农外产业，对扩大农业经营面积缺乏积极性，土地利用率下降，农业主要物质投入低。因此，纯农户及一兼农户与二兼农户相比，更倾向于农业资源的集中利用，虽然在人力资本积累上处于劣势，其农业生产效率仍然高于二兼农户。
(二)相关建议及对策
第一，调整工农关系，继续加大农业投入。政府必须进行系统的政策创新，在城乡间建立平等的交易平台，通过调整工农关系，走工农平等发展的道路，继续加大农业政策性投资，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农业，提升农户扩大农业生产规模和追加农业投资的兴趣与热情，使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化与农业生产方式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同步进行。同时，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应为实现工业对农业的技术改造创造条件，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优化配置各种农、I要素。第二，改革土地制度，促进农业资源的集约利用，确立适度规模农户在农业生产中的主导地位。引导有条件的农户为非农户让出部分土地，与此同时，不断完善土地流转集中机制，引导兼业农户减小土地经营规模，扩大专业农户经营规模，使农业经营有利可图，从而有利于专业大户积累农业生产资金，追加农业科技投资，不断扩大农业生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并逐渐占据农业生产的主导地位，逐步实现农业生产的社会化、商品化和专业化]。第三，促进农户分工，不断提升农业发展活力。
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区别范文第2篇
[论文关键词]长春市；农村经济结构；农业生产标准化
一、充分利用wto的规则。加大对长春农业生产的支持力度
(一)增加对农业科技的投入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各国农业发展的历史表明，农业科学技术对于农业的发展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是改造传统农业、提高农业生产要素的品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的决定性因素。从长春市看，农业科研及技术服务设施的投入和建设，直接关系到农业增产潜力的开发。要保证农业的长期稳定发展，一要增加农业科研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改善农业科研工作的手段和条件，重点搞好农作物育种设施建设，建立起完善的以育种为主的农业科研设施。二要加大农业技术服务设施建设的力度，搞好市、县、乡三级农业技术推广设施建设，改善工作手段和工作条件，以加快农业新技术新成果的转化速度。三要增加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经费，要保证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费用不断增加。四要对农民教育培训进行投入。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主要是通过农业广播学校、职业技术教育等，建立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农民技术培训。还要搞好科技示范基地建设，通过科技示范基地的建设，让农民亲眼感受现代化科技，让农民真正想干、愿干、积极干。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体，是农业科技应用和推广的实施者，要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强农业教育，增加农民科技培训费用，努力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
(二)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
继续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投入。多年来，长春市农业生产能力有了很大提高，但基础设施还比较脆弱，抗灾能力不强。近几年水旱灾害给长春市农业造成的巨大损失就说明了这一点。根据长春市水资源状况和农业发展的需要，要本着科学开发和合理利用的原则，充分利用地表水、合理开发地下水，蓄、引、提并举，开源与节流兼顾，以打井和节水灌溉为重点，做到遇旱能灌，遇涝能排。要大力发展管道灌溉，积极发展喷灌、滴灌、微灌，提高农业水资源的利用率。实现农田水利化，关键在于增加投入。因此，必须多渠道增加农业投入，长期进行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全面加强以水利、生态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农业信息工程建设的投入。长春市农村经济信息网已经开通，各市、县也要尽快建立相应的信息服务网络；各乡、镇要建信息站；村要设立兼职的信息员。要加强市场信息、科技信息和生产信皂、的分析预测、规范运作程序，提高农业信息的准确性和权威性。通过信息，为农民和农业企业提供及时、准确、系统的政策、市场、技术等信息服务，引导农民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和市场需求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利用国际国内互联网，积极发展网上农业、网上交易。
(三)制定和完善农业法律、法规，给农业和农民以法律支持和保护
依法支持保护农业和农民，要清理和修改现有的法律、法规，使我们的法律法规能与wto规则和国际惯例接轨。同时要加紧制定和出台有关法规，建立既适应wto规则、又能有效保护和促进我市农业发展的法律体系。目前，当务之急是要抓紧制定《长春市种子管理实施细则》、《长春市兽药、饲料添加剂管理办法》、《长春市农产品市场准人办法》等地方法规和政府章程，尽快完善我市农业标准化管理方面的法律体系。
二、创新农业经营体系。提高农业经营主体的国际竞争力
(一)培育大规模、高起点的龙头企业群体
入世后我们面对的经营主体是大型的跨国公司，因此，我们要创新我国农业经营体系，组建大规模、高起点的龙头企业群体。龙头企业要走大企业、大集团发展之路；龙头企业要向规模化、专业化、系列化和标准化方向发展；龙头加工企业要以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和加工深度为主攻方向，由粗加工向精深加工、由单一产品向系列开发、由小规模生产向集约化经营、由低产高耗向高产高效方向发展，按国际标准生产营养食品、保健食品和方便食品。
龙头企业要与基地和农户结成紧密型的经济利益共同体；要切实完善利益联结和分配机制，使龙头企业与基地和农户结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济利益共同体，以保持龙头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二)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
国外实践和经验表明，只有把千家万户组织起来，实行产供销一体化经营，才能形成国际竞争力。在国外，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承担了生产、购销等一条龙的任务，从而大大提高了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像美国的新奇士橙协会，由6500户果农、61个包装公司自发联合，统一商标，统一价格。首批新奇士打人我国市场，就是由这个协会“包打天下”的。类似这样的协会在美国就有上百家。所以，我们要借鉴国际的成功作法，以龙头企业为主体，以广大农民为基础，尽快建立各类农业协会。协会要制定和执行章程，代表农民和企业利益，切实发挥职能作用。
三、以入世为契机，加快长春市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一)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调整农业生产结构
农业内部结构调整主要是稳定种植业，突出发展畜牧业，大力发展园艺特产和多种经营。特别是把发展畜牧业当作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种植业结构调整：实现以粮食为主的粮经二元种植结构向粮经饲三元种植结构转变粮食作物向优质化、专用化发展。压缩普通玉米种植面积，增加专用玉米、绿色水稻和优质大豆种植面积。
经济作物要重点围绕薯类、瓜菜、果品、花卉苗木、优质烟叶、特种油料、药材、食用菌等类上规模、上档次、上水平。努力把我市建成全国最大的绿色农产品生产基地。我市蔬菜产业获得了长足发展，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很多产品打人国际市场，入世给我市蔬菜产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但目前看，我市发展蔬菜产业还需慎重。人世后为避免种粮受到冲击，各地都在积极发展蔬菜生产。现在，蔬菜生产也出现了供大于求、价格下降的现象。比如，我国蔬菜出口总量持续增长，但贸易额却没有增加。因此，我们要以积极而又慎重的态度发展蔬菜生产。
饲料作物要重点发展高能量、高蛋白优质品种。现代三元种植结构排序是：饲料作物、经济作物、粮食作物。把长春市建成现代化畜牧业大市．必须以发展饲料作物为战略依托，积极引种饲料玉米、紫花苜蓿等高能量、高蛋白优质饲草，用优质青饲料作物替代以玉米为主的高成本精料和低养分粗料，降低饲养成本，提高畜产品质量。
畜牧业是现代农业的重要标志。我们要依托我市丰富的饲料饲草资源优势和畜产品深加工能力．瞄准国内外中高档消费群体市场，大力发展精品畜牧业，努力把我市建成现代化畜牧业大市。
长春市人均耕地资源有限，农村劳动力过剩，人世后土地密集型粮食产品缺乏竞争优势，但却为劳动密集型畜牧业提供了发展空间；我市畜牧业产值已达到了农业总产值50％，具有良好的发展基础；德大、皓月成功地打人国际市场，为我市参与国际竞争取得了经验；人世后粮食和饲料价格趋于平稳，为畜牧业发展提供了条件。因此，发展畜牧业是我市应对人世，推进农业现代化、国际化的战略选择；是调整农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最现实、最快捷、最有效的途径。
(二)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
长春市农村经济结构层次低，主要是工业化程度低，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发展滞后于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整个农村经济缺乏强有力的工业拉动，这也是我们与发达城市的主要差距所在。我市农产品加工转化率低、农产品加工业规模不大、加工深度不够。长春市的粮食加工转化量仅占粮食商品量的25％，畜产品的屠宰加工量仅占肉类总量的23％，国外农产品加工转化率大多在90％以上；从加工规模看，长春市年加工玉米60万吨以上就是较大型的加工企业，而国外大型加工企业每天可加工1万吨以上；从加工深度看，仅以玉米为例，美国以玉米为原料加工产品达4000多种，而长春市常见的仅几十种。由此可以看出，长春市的农业资源优势还没有转化为经济优势。从三次产业的内部联系看，提高农业效益最终要靠农村工业化。没有工业的拉动，粮食经济搞不活，畜牧业也难以有更快的发展，大宗农产品就摆脱不了出卖原料的状况；发展第三产业，从根本上说，也要依赖于工业的发展，工业化达不到一定程度，服务业是很难发展起来的。因此，突出工业拉动，加速农村经济由农业主导型向工业主导型转变，是长春市现阶段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
(三)加快发展小城镇建设，调整优化农村社会结构
无论是产业结构的调整还是就业结构的调整。都不能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论农村，而必须放眼于城乡结合。农业是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农业结构调整必然受到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因此，对农业结构进行调整要内、外同时进行。外部调整主要是城乡协调发展，提高城市化水平。城市化的加速推进是我国下阶段推进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因。
加速推进城市化，不仅可以拓宽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渠道，而且可以有效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使农业发展增强内在的活力。因此推动以城市化打头的新一轮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这是区别于以往农村结构调整的最主要的特征。如果将农业结构的调整主要局限于农业，那就将使这一轮结构调整陷入困境。从我国现有的国情国力看要提高城市化水平，首先要大力发展小城镇建设。要把发展重点放到县城和部分基础条件好、发展潜力大的建制镇，使之尽快完善功能，集聚人口，发挥农村地域性经济、文化中心的作用。农民非农化，成为市民．改变农村社会结构，才能使农村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
(四)加快农业标准化建设，提高农产品质量
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区别范文第3篇
据报道，为避免自然灾害、战争或毁灭性灾难等导致植物灭绝，确保植物多样性以及人类食物的来源，挪威政府与有关机构联合在挪威靠近北极的偏远岛屿斯瓦尔巴群岛建造了一座“末日粮仓”种质库。这座种质库于当地时间2月26号举行了落成典礼。在此之前，已经陆续有种子样品运抵那里，截止到开幕式这天，已经有来自100多个国家的约27万份种子、超过1亿枚种子经过编目、加条形码之后入库保存。 什么是种质和种质库，种质库什么样，我国是否也有种质库，它的基本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农作物种质资源是植物种质资源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国际上大多种质库是以保存农作物种质资源为主的。这里主要介绍的是农作物种质库及种质资源的情况。
种质、种质资源、种质库
“种质”是指亲代传给子代的遗传物质，即基因。种质载体形式不仅包括种子，还包括植株、根、茎、胚芽、细胞、原生质体等等，甚至是DN段。携带各种种质的材料总和被称为“种质资源”，也可以叫做“遗传资源”。因种质是携带基因的载体，所以种质资源又称基因资源。由于早期收集的种质资源大多是品种，因此在我国，种质资源常常被俗称为“品种资源”。我国常把植物种质资源划分为农作物、林木、药用植物种质资源等。
农作物种质资源通常包括农家品种、育成品种(品系)、特殊遗传材料(包括细胞、DNA)，以及野生近缘种的居群等。大多数农作物种质资源的种质载体是种子。 保存种质资源的低温冷库及其辅助实验设施就被称为种质库。通俗地讲，种质库就是一个大的基因库，是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活的生物资源宝库。
一粒种子改变世界
种质资源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由自然演化和人工创造而形成的一种重要的自然资源，它积累了由于自然和人工引起的、极其丰富的遗传变异信息，即蕴藏着各种性状的遗传基因，是人类用于选育新品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物质基础，也是进行生物科学研究的重要材料。它不仅为人类社会提供食物、纤维等生存所需的基本物质，还为高产、抗病、节水、环保等优质新品种的选育提供丰富多彩的亲本遗传材料。作物育种成效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掌握种质资源的数量和对其性状表现及遗传规律的研究深浅，品种培育的突破性进展，往往都是由于找到了具有关键性基因的种质资源。小麦、水稻等矮秆基因的发现和第一次“绿色革命”的实现，以及水稻“野败”型资源的发现和我国在水稻杂种优势利用上获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世界育种史上也不乏这样的例子。20世纪，小麦矮秆基因Rht1、Rht2的发现和利用，使墨西哥由一个传统的小麦进口国一跃而成为小麦出口国；水稻半矮秆基因Sd1的发现并由此育成一系列IR系列水稻品种，使菲律宾、印尼、印度等几个亚洲国家由稻米进口国变为自给有余或出口国；我国人豆抗孢囊线虫病、抗根腐病和耐湿基因在美国大豆抗病育种中的成功利用，被认为是“挽救了美国的大豆生产”。
这些事例都充分说明“一个基因或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世界”、“一个优异种质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贫穷面貌”。
另一方面，近年来，对种质资源新基因的发掘及产权保护的竞争日趋激烈。一般来说，种质资源虽有，但没有知识产权，而从种质资源中对某个基因进行标记或克隆可获得专利权或知识产权。孟山都公司从上海野生大豆中发掘出高产QTL，并将与此相关的64项内容在101个国家申请了专利保护，以此制约他国。又如美国某公司利用其技术优势，“掠夺”原产于印度的香米基因资源并抢注“基因知识产权”。这些事件的发生，都充分表明了种质资源的极端重要性，对种质资源的占有和有效保护利用可以说是一个国家国力的象征。
种质危机
在过去的一年，我们听到最多的是关于全球气候变暖，很多研究也表明，气候变化会对全球包括我国的农业生产产生很大影响，不少现有品种极可能不再适应变化的气候条件，最终结果是导致农作物的减产或一些品种的消亡。此外，大气臭氧层变薄也会造成农作物减产。
在此背景下，有专家提出，虽然人类不太可能阻止未来二三十年内出现的气候变化，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和经济的冲击是可能的，手段之一就是培育“更具气候适应力的农作物”。而这需要从现有的种质资源中着手。据国际水稻所的报告，用100多个水稻品种试验发现，在臭氧层变薄后，不同品种受到的影响程度不同。现有水稻品种资源有10多万份，如果可以选出对臭氧层变薄不敏感的品种用做育种亲本，就可以应对环境改变这一不利影响。
不过，自20世纪以来，随着新品种大量推广、人口增长、环境变化、滥伐森林和耕地沙漠化，以及经济建设等方面的原因，作物种质资源的多样性正不断遭到破坏或丧失，而且数量巨大。像美国，在过去100年间，玉米、西红柿、苹果的种植品种丧失程度分别达到91％、81％、86％。这意味着那些长期通过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而形成的某些重要的基因资源也随之消失。
此外，许多国家种植的地方特有作物和品种也正在被外来作物和新品种替代或丧失，结果是农作物种植基因源多样性的减少和一致性的增强。我们知道，近亲结婚会加大后代患遗传疾病的风险，使人口质量下降，作物也是一样。随着少数遗传上有关联的优良品种的人面积推广，作物基因资源变得单、狭窄，一旦发生灾难，所产生的严重后果是病虫害的大面积暴发，进而危及人类的生存。最著名例子是19世纪40年代马铃薯晚疫病的流行成为爱尔兰“”的生物致因。这一诱因大约造成50万爱尔兰人饿死，200万人为了生存，远离故土，移居美国。近代的例子则是1970年，一种危害叶片的病菌突变体引起玉米小斑病，给美国农民造成数亿美元的损失。
在我国，作物种质资源多样性的破坏和丧失也异常严重。1949年，全国有1万个小麦品种(主要是农家种)在种植使用，到上世纪70年代仅有1000个品种在使用。不少报道也指出，目前我国种植的玉米、甜菜、水稻等作物杂交种的遗传基础日趋狭
窄，存在着遗传上的脆弱性和突发毁灭性病害的隐患。据估计，农作物栽培品种正以每年15％的速度递减，这对我国农业产生的负面效应将不可估量。调查显示，我国分布的普通野生稻、药用野生稻和疣粒野生稻的栖息地和种群数量，大约分别减少了70％、50％、30％；原黄河入海口附近有近万亩的野生大豆，因开发油田现仅零星可见；湖北巴东、秭归一带丰富的砂梨资源随三峡大坝的截留而被淹没。
同处在一个生态系统中，生物的命运与我们息息相关。一旦作物不能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人类同时也就失去了选择的权利和抵抗的能力。整个人类的生存将会受到直接的威胁。所以有专家表示，人类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理解和发掘作物种质资源的能力。
但如果我们没有对各种作物的资源品种进行收集保存，则其就可能永远消失。
保存“火种”
农作物种质资源保存途径有原生境保护(原地保护)和非原生境保护(异地保护)两种。
原生境保护指在其原生存环境中保护物种的群体及其所处的，丰态系统。方式包括自然保护区、原生境保护区(点)和农家保护区(点)等。 非原生境保护指把生物体从原生存环境转移到具有不同条件的设施中保存，包括低温种质库、试管苗种质库、超低温种质库和种质圃(植物园)等方式。
目前世界上已建成了1400多座种质库(圃)，保存了700多万份(含重复)作物种质资源，其中约有90％的资源是以种子方式保存在低温种质库中的，可以说种质库是种质资源最主要的保护途径。
需要说明的是，种质库(genebank，也称基因库、种子银行)与贮藏良种或粮食的种子库有很大区别。种质库是指专门用于种质资源保存的设施，包括低温种质库、试管苗种质库和超低温种质库，一般情况下指低温种质库。其保存对象是丰富多彩的遗传多样性资源，保存目的是提供当代和后代人所利用。所采取的技术措施(包括入库初始的高活力、适宜干燥处理和密封包装，贮藏条件的低温低湿等)是为了尽可能延长种子寿命，避免频繁种质更新以维持种质遗传的完整性，且每份资源保存数量是有限的，仅几千粒。因低温种质库多以种子方式保存农作物及其野生近缘植物种质资源，因而常被误称为种子库。
我国的种质家底
我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农业国之一，具有丰富的栽培和野生植物资源，被认为是栽培植物遗传多样性中心之一。据初步统计，我国重要栽培作物有600多种，其中粮食作物30多种，经济作物约90种，蔬菜120余种，花卉140余种，果树约150种，牧草约50种，绿肥约20种。在现有作物中起源于我国或史前就已栽培的有300余种。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拥有总量近60万份，居世界前列。
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我国已初步建立了以国家作物种质库为核心的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体系，包括国家种质库长期库、复份库各1座，中期库国家级10座、省级29座，种质圃30个，试管苗库2个，原生境保护区(点)106个。
国家种质库长期库和复份库分别位于北京市中国农科院和西宁市青海农科院。
国家中期库建在中国农业科学院有关作物专业研究所。
国家种质圃分别建在中国农业科学院有关作物专业研究所和有关省级农科院。目前已建立30个国家种质圃，几乎涵盖了所有农作物和经济作物。至2006年底，32个种质圃保存种质资源达4.5万余份，隶属1058个物种(含亚种)。
国家试管苗库包括甘薯(江苏徐州)、马铃薯(黑龙江克山)两种作物。两库保存的试管苗种质资源近2000份。
另有86个原生境保护点(区)收集保护的野生近缘植物物种约2500个，主要涉及野生稻、野生大豆、小麦野生近缘植物、野生莲、野生苹果、柑橘、苦丁茶、猕猴桃等野生近缘植物。
在这一保存体系中，国家长期库负责全国作物种质资源的长期保存，贮存的资源作为国家战略资源，一般不对外供种，只有当种质材料在中期库或供种单位无法找到时，才可动用长期库保存的种质。国家复份库负责国家长期种质库贮存种质的备份安全保存。各作物的国家中期库的任务是负责某一种或某一类作物种质资源的中期保存，并负责所保存作物种质资源的收集、鉴定、研究、编目、繁殖更新和提供利用。种质圃及试管苗库负责无性繁殖作物及多年生作物种质的保存、特性鉴定、繁殖和分发。此外，由国家种质信息中心(依托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所)负责贮存种质的信息收集与管理。
种质库有多安全
有了种质库，我们是不是就能高枕无忧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它们还要面临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威胁。例如战争便摧毁掉伊拉克及阿富汗的种子银行，菲律宾的一家种子银行也因为2006年台风引发的洪水而遭到毁坏。
文章开头提到的挪威种质库便充分考虑了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希望给予种质库最周全的保护。该库建于山体内部，从外面只能看到种质库的大门。整个种质库由坚固的混凝土高墙和钢铁大门建成，内部装有传感警报系统，即使受到核弹头或高强度地震袭击也安然无恙。据悉，之所以将“末日粮仓”种质库建在斯瓦尔巴群岛上，是因为这里远离战乱，而且具备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岛上的永久冻土层以及厚厚的岩石层，将保证即使在断电或制冷设备出现故障的情况下，种质库里仍能保证0℃以下的温度。此外，由于种质库建在山体里，即使出现极端的气候变化，也不太容易对库中的种子产生影响。
之所以在种质库的设计和建设中将安全性放在首位，是由于种质资源的战略地位决定的。比如，种质库应选择建在作物物种多样性较为丰富的非地震频发地区，能够避开山体滑坡、洪水及风害等。在防震上，除在建筑设计上有防震措施外，聚胺脂保温冷库、种子架的设计也应考虑防震措施，以免种子架倒塌造成盛放种子的铝箔袋破裂而导致各品种种子相互混杂。
另外，环保因素也是种质库建设前需要特别注意的要件之一。比如，对于淘汰和废弃的种子，要防止可能造成的病虫害传播。对于建设离体库和DNA库，更要在设计时考虑环保和安全性的问题，对某些有害的微生物和基因工程材料更需重点考虑安全性问题。
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区别范文第4篇
【关键词】经济区／综合性／经济中心
【正文】
一、历史经济区域概念的产生
经济区是由多种自然地理要素，包括地形、土壤、气候、资源的相对一致性和与之相协调的人文环境（历史文化传统、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科学技术）所决定，以劳动地域分工为基础，各具产业特色的地理区域。经济区域与经济区域之间商品流通是经济区域形成的必要条件。我国国土辽阔，各地区之间自然条件有很大的差异，由此而导致经济和人文现象的差异同样是十分明显的。根据我国的自然条件（主要是气候和地貌），可以划分为东部季风气候区、西北干旱和半干旱区、青藏高原高寒区三大自然区，这三大自然区决定了我国经济区格局的基本框架。同时这三大自然区内部也同样存在自然和人文环境要素的差异，在历史上先后出现过不同社会产业的地域分工，这种产业分工和差异便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区。
在我国古代社会的早期，由于经济开发不足，生产力低下，区域间产业分工不明确，商品经济还处于萌芽状态，区域间商品市场体系没有形成，经济区的边界是模糊的、不明确的。大致到了春秋战国时代，随着金属工具的用于生产，农业、手工业生产力的提高，各地根据本地的自然条件所生产的具有本地特色产品的产业兴起，除了满足本地区需要外，可以将多余的产品与他区进行交换，并从中获利，于是形成一定规模商品交换和贸易，产业的区域分工初步形成，开始出现经济区的雏形。正如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所指出：“由于自然条件不同，即由于土地肥力、水域或陆地、山区和平原的分布不同，气候和地理位置，有用矿藏的不同以及土地的天然条件的特点不同，又有了劳动工具的天然差别。这种差别造成了不同部落之间的职业划分，我们一般应在这些部落相互进行的交换中发现产品向商品的最初转化。”（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4页。）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产业区域分工已经客观存在，经济区域的概念在当时人们观念里也有所反映。例如《尚书·禹贡》中以山岭、河流、薮泽、土壤、物产、贡献以及交通道路划分的九州，不仅是一种综合的地理区划，实际上也是经济地理区划；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第一次将汉朝全境分为山东、山西、龙门碣石以北和江南四大产业区，汉成帝时刘向的《域分》、朱赣的《风俗》，《隋书·地理志》各州后序，《宋史·地理志》各路后序，虽然都是以“物产风俗”划分的人文风俗区，实际上也是经济地域差异引起的人文地域差异的反映。因此可以说我国古代经济的地域差异在人们的观念里已经存在了。唐宋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地区间产业分工明显，商品贸易频繁，经济区域的特征更为显著，这在区域差异比较大的南方地区更为突出。南朝以来以至唐宋延及明清时期的所谓“三吴”、“江南”、“两浙”、“荆湖”等等已不仅是政区名称，更贴切的是经济区域的名称。明人王士性《广志绎》根据浙江省内不同自然、经济条件分为若干亚区，其云：“浙十一郡惟湖最富，盖嘉、湖泽国，商贾舟航易通各省，而湖多一蚕，是每年两有秋也”；“台、温二郡，以所生之人食所产之地，稻麦菽粟尚有余饶。宁波齿繁，常取足于台，闽福齿繁，常取给于温，皆以风漂过海，故台、温闭籴，则宁、福二地遂告急矣。”这就是说，在浙江省内还分为若干经济亚区，各经济亚区间的商品交换已成为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行为。明清时代大体上各省自成一大经济区，而省内又按自然条件分为若干亚区，这种亚区又可能跨省而成，如所谓“江南”即指长江三角洲经济区而言，虽然对“江南”范围的界定有不同看法，如有人认为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太八府一州为江南经济区（注：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有人认为应该是苏、松、常、杭、嘉、湖。（注：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不论怎样，“江南”一地作为一经济区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宋代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地区产业差异更为明显，经济区的存在更为明确，经济区的等级、层次更为繁复。对此进行研究，是我们全面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文化的区域差异和区域整合问题的重要切入点。
二、历史经济区域形成的历史和地理条件
在我国人类社会早期，地域、部落之间农业、畜牧业分工并不是很明确的。至少在黄河流域古代社会的早期，原始农业、畜养、采集、狩猎同时并存。我们从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中都可以看到，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到古代社会早期，华夏地区以及周边草原森林地区产业中兼有原始农业、畜养和狩猎的痕迹。以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采集经济向原始农业发展，狩猎经济向畜养、游牧经济发展，标志着攫取经济向生产经济进步，以后逐渐形成以农业为主兼营畜养的部落与地区和以畜牧为主兼营农业的部落与地区。这种选择和变化，很大程度决定于所处的自然条件，如春秋战国以后，北方草原区形成畜牧区，东部季风区形成农耕区，东北高寒区还停留在采集狩猎阶段等等，由此形成的这种经济区本质上也就是自然－经济区；这种经济区之间的物产互补和交流成为当时人们生活的必需。《荀子·王制》：“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①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可见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原与周边地区在产业差异上的互通有无是很频繁的，不可或缺的；从自春秋战国至汉代初年，农耕区和畜牧区之间、农耕区内部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一直延续到汉代，《汉书·食货志》说：“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就是说汉代初年，商品贸易在社会上还有很大影响。由此可见，不同产业区域之间商品贸易是经济区形成的必要条件。其次，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特别是西部、西南部和北部地区，主要是汉族以外少数民族的聚居地，由于民族发源地的自然条件决定了该民族经济的特点，如北部蒙古高原上袤广绵亘的草原哺育了游牧民族，西南横断山脉地区的深谷密林决定了采集和狩猎成为当地民族的主要生产方式，东北高寒森林地带原始民族必然以采集和狩猎为生。以后随着民族活动的频繁，生产活动变化，如游牧民族所到之处，往往将畜牧业带至该地，而汉民族所到之处，无不垦地种植。因此民族经济也成为我国区域经济的一个特色；而这种民族区域经济间的互通贸易，很早就开始，一直延续到整个历史时期。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市籴一》：“互市者，自汉初与南越通关市，其后匈奴和亲亦通市，后汉与乌桓、北单于、鲜卑交易。后魏之宅中夏，亦与南陲立互市。隋唐之际，常交戎夷通其贸易，开元定令载其条目，后唐复通北戎互市，此外，高丽、回鹘、黑水诸国，亦以风土所产与中国交易。”民族区域之间的贸易，也是反映不同经济区的一个方面。其三，由于我国很早就形成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为全国根据不同地区不同自然条件发展不同产业门类提供了条件，同时出于管理体制上的原因，也就是中央政权对地方经济管理上的需要，尤其是当地方政权特别关注地方经济发展时，有过多的干预，于是经济区的划分和调整往往与政治形势和政区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分裂局面，原先在统一政权的同一经济区，分裂后必然形成不同的经济区。行政区和经济区有密切的关系。故而我国历史上的经济区往往包含自然
、民族、政治三方面的特色。我国历史上早期的经济的区域差异，可按自然条件分为农耕、游牧、渔猎三大经济区。这三大区实际也是汉族政权和游牧民族、采集狩猎民族的活动区。汉文帝给匈奴单于书云：“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毋离，臣主相安，俱无暴虐。”（注：《汉书》卷四《文帝纪》，中华书局标点本。）这就是自然区、民族区、行政区和经济区合一的反映。
在这三大区中，从自然、人口、资源、文化各种条件而言，东亚季风区的农耕区都占主要地位。这里人口最多，几占全国人口的90％以上，资源最丰富多样，生产力最先进，最早进入文明社会。因此这里最早出现经济的区域差异，其先决条件是农耕发展到一定程度，有足够的粮食提供给社会，可以使一部分人从事适应本区自然条件的其他产业，以其产品与他区进行交换，首先就是经济作物商品化，也形成经济区之间贸易的主要内容。例如《史记·货殖列传》载，战国秦汉时代时“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获；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各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这种经济作物的区域差异才能初步形成经济的区域性。其中又可以自然、社会、人文等因素的差异分为若干亚区，各经济亚区因其经济在全国的影响，在全国的地位也不同。以后，随着自然环境变化以及人类适应自然能力和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分工的细化，商品流通的加强，以及地缘政治因素的变化，不仅经济区边界会发生调整，同时也会引起经济区在全国地位的升降。无论大区和亚区的经济区域调整、变化的因素也是多种的，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自然因素（主要是气候和地貌），就是自然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引起经济区的调整，例如蒙古高原上一次巨大风暴、寒流，使生存在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大规模南迁，形成游牧区的南扩；黄河一次重大改道，就可能引起河北、河南经济区的调整，一次大规模的洪涝干旱灾害引起环境变化和人口迁移，就可能引起一些经济区地位的衰落和一些经济区地位的上升。二是政治格局变化引起的经济区调整，如长期大规模的战争，可能造成一些经济区的衰落和一些经济区的兴起，如关中地区自两汉末年战争的破坏，其经济地位明显衰落；南北政局分裂时期以秦岭、淮河一线为南北分裂界线和以长江为南北分裂界线，经济区的格局就不同。又如首都所在地的确定和转移都可能引起经济区的变化。这在我国传统的中央集权的国家里，由于管理体制上的原因，这种变化是很显然的。三是人口和民族迁移活动引起的经济区格局的变化，如农业民族的北移和游牧民族的南进，农耕民族向西南、东北地区的扩展，就可能引起经济区划的变化。秦汉时内地人口的移向北边，“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颇有赵、齐、卫、楚之徒”（注：《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中华书局标点本。），必然引起高原地区草原的农耕化，反之，魏晋时期匈奴入居中原，自然会将原有的耕地辟为牧地。西晋永嘉之乱、唐代安史之乱、北宋靖康之乱引起的我国历史上三次人口大南迁，对南方地区社会经济变化起了重要作用。四是产业分工的细化，如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提高，自然资源的重要性的显露，手工业的发达，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经济区的变化。如宋代以后长江以南地区蚕桑、植棉、茶叶业、矿冶业和造纸、瓷器业等其他手工业的兴起和发展，原料和产品生产地的分离，商品市场网络的形成，从而引起经济区的变化和细化。经济区之间分工和差异主要表现为商品交换贸易，早期的交换和贸易主要在大区间进行，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农业、手工业分工的细化，同一大经济区内经济亚区间的商品贸易量也会增加，于是中心城市和交通路线的布局也随之变化，最后引起经济区格局的变化。
我国古代不同经济区，对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大影响。20世纪30年代冀朝鼎曾作文提出基本经济区的概念，“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时期，有一些地区总是比其他地区受到更多的重视。这种受到特殊重视的地区，是在牺牲其他地区利益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种地区就是统治者想要建立和维护的所谓基本经济区。”“中国的统一与中央集权问题，就只能看成是控制着这样一种经济区的问题：其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对于提供贡纳谷物来说，比其他地区要优越得多，以致不管哪一集团，只要控制了这一地区，它就有可能征服与统一全中国。这样的一种地区，就是我们所要说的基本经济区。”即每个时期封建王朝都有一个或几个基本经济区，是这个王朝生存的经济基础。当基本经济区衰落时，这个王朝也由此衰落。而新王朝的崛起必需寻找新的基本经济区。（注：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10－12页。）由于当时资料条件的限制，冀文在具体论述上尚有可商榷处，但其基本观点是可取的。从这个问题上剖析进去，我们将发现对古代中国经济区及其演变的研究，是对中国古代王朝兴衰的原因深层次认识的重要条件，同时也能对今天全国区域经济的形成和变化的历史背景有深刻的理解，从而有利于现有经济区域的改造和规划。
三、历史时期经济区域划分的几条原则
我国历史时期划分经济区有些什么标准呢？这是需要研究的问题。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说：“关于中国古代经济区域的划分标准，我国史学界尚未有深入讨论。在海外学术界，则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以行政区划为基础，另一种则以自然条件为根据。显然，对于经济史研究来说，后一种意见比较恰当。这种见解首先由施坚雅先生作出系统的理论阐述，后又由斯波义信先生加以发展和改进，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区域研究理论。施氏的理论主要着眼于水路交通，故其理论的核心可简述为‘地域即河川流域’说。斯氏则在重视水路交通的同时，也强调生态系统的作用，从而把施氏‘地文地域’说发展为‘地文－生态地域’说。我们认为施氏、斯波氏的理论是站得住脚的。但是还需要补充一点，即：我们所划的经济区域，在古人心目中，应当也是一个特定的概定（念？）。换言之，得到历史的承认。鉴于以往学术界对于江南地区的界定缺乏共识，我们认为有必要根据上述理论与意见重作划分。在确定其合理地域范围之前，有必要将我们所依据的划分标准，作一简要说明。首先，这个地区必须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必须是一个自然－生态条件相对统一的地域，换言之，在其外部应有天然屏障将它与毗邻地区分隔开来；而在其内部，不仅应有大体相同的自然－生态条件，而且最后还属同一水系，使其内部各地相互发生紧密联系。其次，这个地区在人们心目中应当是一个特定的概念。也就是说，不仅由于地理上的完整性与自然－生态条件的一致性，而且也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所导致的该地区内部经济联系的紧密与经济水平的接近，使此地区被视为一个与其毗邻地区有显著差异的特定地区。”我们认真读了李伯重先生的论文，认为他将他所定的标准对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划分作为一个经济区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个标准是否适合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所有经济区呢？我们认为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这里需要补充一下，施氏的经济区域理论是从他研究历史上城市体系角度出发的，他在《中国历史结构》一文中对中国历史上大经济区的观点，大体上可概括为下列几点：一是“每一大区经济都是在某一自然地理大区中形成并完全被包容其中，这种自然地理大区是依流域盆地而划分的。”二是这些区域的核心区，都处于河谷中的低地，中国传统社会里，以农业生产为主，而核心区的可耕地自然条件最好，交通运输最为便利，成为交通枢纽。因此核心区比边缘区商品化程度更高。每一区的中心城市都兴起于核心区，并以不同层次，不同核心区构成不同层次的城市网络。于是在“每一个主要的自然地理区域中，都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城市体系亦即彼此来往频繁而集中的城市群，城乡之间的联系也很多，但大都局限在区域内。”三是大区经济应看成为复合的体系，内部是有差异的、相互依存、一体化的，尽管这些特征在边缘地区较核心地区松散。（注：王旭等译：《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2页。）
施氏的理论是有其可取之处的，例如任何一大经济区是有其核心区和边缘区，但核心区是否必然是该大区的河谷低地，则未必然，应视某一特定时代的其他人文因素而定。此外，认为一大经济区内部是有差异的复合体的观点也是可信的。斯波先生在施氏的理论上加入了生态系统作为考察的依据，即将人类活动引起生态系统变化的因素作为参照模式，比施氏理论又较为全面。但他们所研究的对象，在时代上偏重于宋代以后，地域上偏重于江南。这种模式是否适合整个历史时期，是否适合全国的范围，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总之，以往关于经济区域划分的种种理论有其正确的部分，也有其不全面的缺陷。首先，单单强调自然区域的条件，可能会给予人们一种误解，似乎历史上的经济区是一成不变的。因为历史时期除了黄河下游河道迁徙以外，其他自然地理要素只有量的变化，没有质的变化。那末是不是可以认为二三千年来我国经济区的格局基本没有变化？显然是不能的。其次，我国历史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势力曾互有进退，同一自然生态区如鄂尔多斯高原，当游牧民族占有时，则成为畜牧区，这就可能与其北面的河套平原形成一个经济区；当农耕民族占有时，往往变成农耕区或至少是半农半牧区，则可能与其南面的陕北高原形成一个经济区。可见民族活动对经济区的变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其三，历史上经济区有过不小的变化，当经济开发不足，商品经济不发达时期，经济区的地域比较大，核心区与边缘区的距离较远。不同的自然地理单元可能存在于一个大经济区内；当经济开发充分，农业、手工业生产力大大提高，产业分工细化，商品经济繁荣发展时，经济区就可能划小，原先一个大经济区就可能划分为几个经济区，如两汉时期的“江南”经济区与明清时期的“江南”经济区地域就不同。其四，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相当长时期的政治分裂局面，同一自然地理单元在不同的政权统治下，就可能分属不同的经济区。如河北平原和山西高原在宋辽时曾分别属于两个政权，因此河北平原或山西高原在宋辽时就不可被认为是一个经济区。由此可见，划分经济区除了重要的自然生态条件外，人文因素还是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然而我国古代划分经济区域应该有那些标准呢？我们认为自然生态的相对一致性、完整性无疑是最基本的条件，但仅此还远远不够，因为历史时期人文环境的变化十分复杂，不同时期经济活动差异又很大，所以不同时期的经济区域的划分还应该考虑以下几个条件：一是劳动分工的地域差异，即本区与他区在主要产业上的差异性，从大处而言，如农耕区、畜牧区、渔猎采集区和农牧交错、狩猎采集混合经济区等等；从小处而言，农耕地区内又可分若干亚区，如水稻作物区、干旱作物区、经济作物区等等。二是我国在近代化以前，基本上还是处在自给自足封闭式的小农社会，某一地区的基本生活用品，不可能全部依靠他区的供应。因此各经济区在主要产业分工的前提下，还有其他产业辅助，以使其成为一个可以独立生存的地区，如关中地区固然是一个农作区，然“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豫章、檀、柘，异物之类，不可胜原，此百工所取给，万民所＠②足也。又有jīng＠③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土宜姜芋，水多蛙鱼，贫者得以人给家足，无饥寒之忧。故丰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亩一金”（注：《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中华书局标点本。）。如巴蜀地区“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银之利，浮水转漕之便。”（注：《后汉书》卷一三《公孙述传》，中华书局标点本。）如清代江南苏、松、太、常、杭、嘉、湖自成一经济区，当无异议，其农作有稻、棉、桑三种作物相对集中，鱼盐之产也很丰富，同时又是棉、丝纺织业中心。珠江三角洲当为一经济区，水稻为其主要农作，但其经济作物专业化十分突出，果树、甘蔗、荔枝、香蕉等热带水果以及基塘养鱼，成为农村主要产业，清代中期以后地区经济发展迅速，这正是商品经济发达的结果。明清时期华北平原（冀、鲁、豫）除了粮食作物（麦、豆、高粱）外，还有经济作物棉花、烟草、枣梨、药材、酿酒产业。因此产业的综合性也是古代经济区的特色之一。三是在大产业分
工前提下，还有产业的专业化方向，如农业区中有水稻产区、旱作产区、渔业区、经济作物产区、矿业区，经济作物区中有蚕桑区、植棉区的差异等等的专门化，以此专业化产品得与他区进行交换与贸易。《盐铁论·本议》：“陇蜀之丹漆旄羽，荆扬之皮革骨象，江南之nán＠④梓竹箭，燕齐之鱼盐旃裘，兖豫之漆丝chī＠⑤＠⑥，养生送终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圣人作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驾马，以达陵陆；致远穷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揭示了各地区特定产业及其互相间的物资交流，成为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四是经济中心城市及其辐射范围，即全区生产、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最集中的城市和以此城市为中心形成的城市网络和交通网络。《盐铁论·力耕》：“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者……宛、周、齐、鲁，商遍天下。故乃商贾之富，或累万金，追利乘羡之所至也。”《盐铁论·通有》：“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二周之三川，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诸侯之衢，跨街冲之路也。故物丰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概言之，划分经济区域应有区域性、综合性、专业化、中心城市四条标准。
四、经济区与自然区、行政区的关系
经济区与自然区、行政区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自然区的划分，是根据岩石、地貌、气候、水文、土壤、植被等自然地理要素相对一致性所划分的区域。行政区则是按照统治者为加强地方统治的政治原则所划分的区别；有时为发展经济、巩固统治，可以考虑自然地理要素，有时则为了加强中央政权的控制力，有意违反自然地理原则。这在中国历史上事例很多，如汉代的长沙国，元代的陕西、湖广、江西行省划分，明代的南京划分等等。经济区则是根据产业的地域分工和商品贸易经济原则划分的，已见上述，不再赘述。行政区是封闭的、内向的，经济区则是开放的、外向的。这三者是出发点不同的三类地理区划。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一书中说：“经济地理与行政地理不是一个概念，但二者联系十分密切。行政地理的划分一般以经济地理为基础的，所以研究历史地域经济，仍须以政区的划分为空间区划。”（注：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这种处理方法似乎过于简单了些。当然，经济区的划分不能不考虑自然地理条件，这一点似无需赘述。同样，经济区的划分不能不考虑行政区的要素，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国家，政府的行政体制常常要控制和干涉经济活动，使经济区服从于行政区，尤其是宋代以后中央集权空前加强，地方行政长官为了加强税收、协调地方经济、用行政手段支配社会经济部门的管理，如在同一政区内发展同类经济，统一施行对自然环境的利用改造，以及颁布适应地方条件的经济政策等等，使经济区与行政区协调起来。所以明清时期经济区与行政区大致吻合。正如杨国桢在《清代社会经济区域划分和研究架构的探索》一文中说：“清代社会经济区域的调整和行政区域的变动是并行不悖的。社会经济区域的划分，可以借用行政区域的划分系统。比如说，我们可以行政县、乡、村作为社会经济区域的基层单位，而把行省作为社会经济区域的地方单位。”（注：《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7页。）但这只能是在基本属于同一自然经济的结构条件下，凡行政区与自然区违背的情况下，经济区就未必与行政区合一，如明清环太湖流域的
苏、松、常、太、杭、嘉、湖自成一经济区，就不受江苏、浙江两省的限制。施坚雅也说：“经济发展和朝代更迭很难一致，正如区域经济并不完全受帝国行政单位影响一样，事实上，它们的相似之处是很接近的。”（《中国历史结构》）可见虽然明清以来，经济区与行政区比较一致，但当地方经济进一步发展时，经济区必然要突破行政区的框框。
自然区的变化是缓慢的，有时需要数百年甚至上千年。行政区的变化则为常见，历史上一次改朝换代，往往会引来行政区的一次大变动，有时一个朝代内前后也有大变化，如汉、唐。但经济区则不一定因行政区的变动而变动，如明、清。经济区的发展有其继续性、稳定性的一面，它不是随着政权更递、行政区的变化而变化，而是随着生产的发展，产业地域分工的演变而演变。这就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地域分工有了新的调整，商品贸易开创了新的局面，新的经济区的出现将是必然的结果。
五、研究历史经济区形成发展变化的意义
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我国由于地域广大，自然差异明显，各经济区的形成、发展的特点都是不同的。《中国人文地理·中国经济地理》一书中指出：“为谋求国民经济在全国各地能因地制宜地合理发展，为编制全国和各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以及为进行国土规划提供科学依据，有必要按社会劳动地域分工的特点，进行经济区的划分。目的是指明各经济区在全国劳动地域分工中的地位，揭示各经济区经济发展的长远方向、主要矛盾和解决途径。根据经济区是经济生产分工的地域单元的特点，在划分时要注意把经济发展与发挥地区优势相结合，地区生产专业化与综合发展相结合，地区自然、社会、经济条件的相似性与合理的经济联系相结合，地区经济现状与发展远景相结合，经济中心城市与其经济辐射所及的地区相结合，地区经济发展与改善环境质量相结合，不同层次的经济区和相应的行政区相结合。”（注：《中国人文地理·中国经济地理》，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3页。）我们研究我国历史时期社会经济区形成和演变的目的：一是了解我国历史上经济发展过程的特点。我国在近代化以前，就总体而言基本上是一个自给性封建小农社会，商品经济不发达。但整个历史时期情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有几经起伏的过程，这在经济区的发展过程中，很能看出其痕迹。二是了解各经济区形成的自然和社会条件及其产业特点，分析各经济区兴衰、演变的过程及其内在因素和规律。三是揭示历史上不同经济区在整个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进一步理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各地区的自然和经济基础，以及有关人文信息的经济背景。四是由于经济区有继承性和稳定性，研究历史时期各经济区的形成、演变的原因和规律，对今天经济区的划分和规划，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左纟右去
＠②原字“印”去一
＠③原字左禾右亢
＠④原字左木右冉
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区别范文第5篇
【关键词】农业自然资源 可持续利用 观点
农业自然资源,主要是指一切可供农业生产和农业经济活动所需的自然界存在的物质和能量。它是相对于农业生产的社会资源(如劳动力、资本等)而提出的,并与其一同构成农业生产和经济活动的两大物质基础,即农业资源。对农业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研究,主要有以下观点。
1.农业自然资源区划观
农业自然资源区划,就是从区域的角度深入揭示自然资源的区域分布特征、资源利用的空间结构、资源开发利用的潜力和限制因素,从而引导并实现农业自然资源持续利用的空间优化。
事实上,农业自然资源区划观点主要是根据比较优势原理,尤其是禀赋比较优势理论而提出的。比较优势原理起源于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后经李嘉图的发展而形成。再后来,赫克歇尔和俄林进一步发展了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总结成禀赋比较优势说。该学说认为,不同的商品生产需要不同的生产要素比例,而不同国家或地区拥有不同的生产要素;各国或地区如能集中于生产并出口其相对比较丰富的生产要素所加工的商品,进口自己相对比较稀缺的生产要素所加工的商品,必然会有比较利益的产生。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资源的合理区划以实现比较优势,主要就是体现在各地的生产可能性曲线的外移和消费者选择集的扩张(以交换的可能性为前提),从而实现有限自然资源利用的社会福利的增加。
我国地大物博,农业自然资源总量丰富,但分布及不平衡,而人们的需求却是多样的。因此,单纯依靠各地自己的生产以满足当地人们多样化的需求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就需要进行各地区间的协调。而实施农业自然资源区划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生产的合理地域分工,则是达到区域间协调以满足人们多样化需求的有效途径。在自然资源区划观的指导下,罗其友等人(1999)根据资源分布特征,在构建分区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聚类分析的方法,将我国农业基本资源可持续利用分为了四个一级区和十四个二级区,并具体分析了各区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模式。这种划分在当时反映了我国资源的地理分布和利用特征,具有相当的科学合理性。但是,时隔六七年,随着经济发展对资源的不断利用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以上这种分区的合理性已经降低,因此有必要结合目前需要及未来发展趋势重新进行农业自然资源的区划。另外,区划只是反映了资源的空间分布特征和为区域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提供了一定依据,但要实现资源的持续利用还应该根据各区内具体的资源特征制定科学合理的开发利用方案。
2.自然资源和环境“阈值”观
为了描述的方便,此处借用生物经济学中的“经济阈值”概念(Stern et al.提出)而使用了“阈值”一词。一般研究中,通常采用的是自然资源存量的“临界值”和环境 “容量”两个更专业的术语。资源是一个宽泛的概念,自然资源从不同角度可以有多种分类。按照资源的可更新(可再生)能力可分为可更新资源与可枯竭资源。“阈值”观认为,无论是可更新资源还是可枯竭资源,都存在着一个存量上的“临界值”,对其利用超过这个“临界值”,则资源就会绝对减少以至完全消失;如果利用率控制在“临界值”允许的范围内,则可以实现资源持续不断的利用。这一“临界值”对于可更新资源来说,就是维持其自身再生产的最低数量(如生物资源的最低种群数量);对于可枯竭资源而言,则是其潜在储量被探明和开采的可能性概率或者其可替代资源开发的可能性概率。
对于环境,其“阈值”则是针对其承载能力提出的。环境经济学认为,环境作为一种资源,本身在向经济过程提供投入的同时也具有吸纳经济活动的最终产物(即废物)的功能。经济活动向环境排放废物,也就是对环境资源的利用是不可避免的事情;环境对废物的吸纳能力和其提供资源的能力也有一个最大限度,如果超过这一限度,环境就被破坏(表现为环境恶化、生态失衡)。因此,对于环境的利用同样不能超过其最大承载能力或环境“容量”。
当前农业自然资源利用过度(如地下水超采)、农业环境破坏严峻(如化肥、农药污染)的形势,要求我们对资源环境的开发利用不可忽视其“阈值”约束。目前实施的一些环境标准(如各种污染排放标准)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具体资源的“阈值”标准似乎还比较少见,这应该是今后的一项重要工作。尤其在当前人们的资源环保意识还不够强、仅以经济利益为主要目标的情况下,科学合理地确定出自然资源的“阈值”和环境的最大承载“容量”并强制实施这一标准,或许可以暂时抑制住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破坏。此外,还要说明的是,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利用,并不是指简单的将开发利用率控制在“阈值”许可范围内即可,还需要考虑经济效益。也即是说,要在不损害自然资源自我更新能力和不超过替代资源开发能力的前提下,实现自然资源社会经济效益最大化的配置。
3.资源有效利用技术对策观
人类对农业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开发利用,是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技术水平下进行的。某一时期的科学技术水平决定了此时的资源利用方式和生产手段,从而影响并决定了该时期的资源利用状况。近代农业和现代农业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由于科学技术水平低下导致生产方式落后,农业生产力水平不高与人口的急剧膨胀和人类需求的持续增加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从而引发了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经营,最终导致了资源与环境的破坏。技术论观点认为,要解决资源短缺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人与自然的和谐,主要依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
技术进步对农业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作用机理主要体现在:(1)技术进步能提高人类利用农业自然资源的效率和能力。一方面,技术进步可以优化各种农业自然资源在生产利用过程中的结合方式(改变生产函数),使人们通过既定的投入可以得到更大的产出,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从而节约了资源。表现在等产量曲线上就是,技术进步会使等产量曲线向坐标原点方向移动,表明生产等量的产品只需较少的投入;而表现在生产可能性曲线上就是,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移动,表明以前不能生产的点而现在可以生产(见图1)。另一方面,技术进步不断扩大资源的范畴。技术进步通过改变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改变生产方式),使以往人们难以利用的或不知其用途的农业自然资源逐渐被发现和利用,从而突破了资源供给的限制。(2)技术进步可以提高人力资源的质量,进而影响农业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技术进步本身是各种人力资本积累的结果,是由劳动者实现的;反过来,技术进步也可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因为技术进步引起生产工具的不断变革,从而要求使用和掌握这些生产工具的劳动者接受教育和培训,提高其素质。高素质的人力资源体现为技能、技术工艺操作水平的提高,认识资源环境的能力及改善、治理环境的技术水平的提高,从而对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产生影响。此外,技术进步还会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从而影响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4.结构调整观
简单的说,结构调整是对事件或者任务的主次、轻重缓急程度根据实际需要并结合限制条件进行的时间上和空间上的重新安排。将结构调整的观点应用于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活动,就是要按照市场导向、效益和效率、比较优势等原则,结合一国或地区的农业资源状况和技术水平,对农业生产和农业经济活动进行的统筹安排,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的协调发展和农业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根据调整内容和范围,可以分为以下主要类型: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农业结构调整、农业区域结构调整。
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主要是指对农村经济构成中第一、二、三次产业的合理配置,是针对广义的农业而言,对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进行的合理安排。农业结构调整包括农业内部结构的调整和种植业内部结构的调整,主要是就狭义的农业而言,是指对种植业内部粮食作物、经济作物、油料作物等的生产比例以及各作物品种安排的调整;农业区域结构调整是从农业生产的空间布局而言的,农业具有鲜明的区域经济特点,发展农业必须依据各地区地理位置、区域资源和环境、人口素质、市场状况、区域文化科技状况等来综合考虑、综合安排,这是实现区域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的基础。
目前,区域间农业结构和农业内部结构趋同,是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主要特征,也是有限的农业自然资源利用效率不高、农产品供给结构性过剩、农业比较利益低下、农民增收困难等问题的主要原因。李晓明认为,新一轮的农业结构调整应坚持以下原则:市场导向原则,效益优先原则,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原则,科教兴农原则,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原则,政府合理引导、扶持与农民自愿相结合原则。具体实践中,首先要发挥地区比较优势,调整农业生产布局,东部地区要注重发展高科技农业和出口创汇农业,中部地区继续发挥粮食生产的优势,西部地区抓住大开发的机遇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生态农业和节水农业;其次,根据市场需求调整农产品结构,提高农产品质量,要注重农产品的优质化和专用化,以增强市场竞争力;再次,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村二、三产业,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发展农产品深加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总之,结构调整的目的就是要将有限的资源用于最需要的生产中,以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和产生最大的社会福利。
5.结束语
5.1 对于农业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观点,还有诸如自然资源价值论与“资产化管理”观、循环经济论、资源保护论等,因其内容与这里所讨论的几种观点本质上并没有太多区别,因而没有一一列举。同样要说明的是,关于本文的几种观点,并没有见有关文献明确提出,但它们实际上却体现于众多的资源利用研究中,出于更好探讨资源持续利用的目的,我们将其进行了总结并概括为以上论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