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
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范文第1篇
关键词:财政政策;经济增长;探讨
一 财政与财政政策要研究财政政策,首先要搞清什么是财政。但是,目前学术界对于财政的定义还存在一定分歧,受到较多关注的包括再分配论、政府收支论和公共财政论。再分配论认为财政是社会再生产分配环节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财政处于社会再生产的分配环节,而且和同处于分配环节的信贷分配、工资分配、价格分配和企业财务分配等相比,有其特殊性,它不是一般的社会产品分配,它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需要,凭借政治权力及财产权力,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活动,包括组织收支活动、调节控制活动和监督管理活动等(刘邦驰,汪叔九,2001)。政府收支论认为财政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来满足公共需要,进行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收支活动,并通过收支活动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以达到优化配置、公平分配、经济稳定与发展的目标。
公共财政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履行政府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苏明,2001)。应该说,前两种关于财政的定义各有所侧重,前者突出了财政的社会分配和政府职能,后者强调了政府的活动。而公共财政论则简单明了地指出现代财政的公共性,为建立公共财政奠定了理论基础。明确了财政概念,就可以对财政政策加以研究。财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财政理论为依据,运用各种财政工具,为达到一定财政目标而采取的财政措施的总和。简言之,财政政策是体系化了的财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实现财政职能。同时,它也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和任务制定的指导财政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客观存在的财政分配关系在国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也是国家实施财政宏观调控的过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又是国家干预经济、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主要手段。财政政策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展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由于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制约,国家不可能大规模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奴隶主和地主阶级的财政政策主要是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政治职能服务。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国家,一般都实行简政轻税、预算平衡的财政政策,以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激化,财政政策不仅为实现国家政治职能服务,而且成为政府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工具。
财政政策按其构成体系可以分为国家预算政策、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国债政策、投资政策、补贴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数据和技术方法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种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二 三种主要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分析(一)国家预算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国家预算政策包括财政赤字政策、财政盈余政策和预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种形式,笔者主要讨论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它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和赤字规模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赤字的弥补方式,即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出现财政赤字意味着财政收进的货币满足不了必需的开支,其中有一种弥补办法就是向银行借款。可见,财政向银行借款会增加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从而增加基础货币,但财政借款是否会引起货币供给过度,则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财政有赤字,银行发票子”这句话来形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而事实上,赤字与货币发行并不一定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虽可能与赤字规模的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赤字的弥补形式。
2、财政赤字扩大总需求的效应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财政政策是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调节经济。在经济萧条期,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中存在失业,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出现财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为财政政策中扩大需求的一项手段。财政有赤字,必然扩大总需求,但其扩大总需求的效应有两种,如前分析,一是财政赤字可以作为新的需求叠加在原总需求水平之上,使总需求扩张;二是通过不同的弥补方式,财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门需求而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它仅仅改变总需求结构,并不直接增加总需求规模。完全以国债收入弥补的“软赤字”,只要不超出适度债务规模,其扩张效应一般可被控制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经济周期的安排,在经济萧条阶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动,一般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我国的经济是有现实意义的;第三,财政赤字与发行国债。发行国债是世界各国弥补财政赤字的普遍做法而且被认为是一种最可靠的弥补途径。但是,债务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来源,会随着财政赤字的增长而增长。另一方面,债务是要还本付息的,债务的增加也会反过来加大财政赤字。
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范文第2篇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目标要求与总体思路
早在“九五”计划时期，我国就正式提出了两个转变的目标要求，一个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另一个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在随后的10多年里，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总体上看效果并不理想。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仍在延续，而且在某些领域还有恶化的趋势。今年颁布的“十一五”规划纲要再次强调“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刚刚闭幕的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把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30点渔扮该200611
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写人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更加充分表明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是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党经济工作的重要着力点。实际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结构优化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最终达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标志应至少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三高三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低效率、低效益)指标要有明显改善，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二是经济运行稳定性增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已经出现过五次明显的波动，“调整、失调，再调整、再失调”的恶性循环没有实质性改善，这说明转变增长方式要充分考虑到经济运行的稳定性。三是经济发展的安全性达标。一方面，我们要关注虚拟经济的安全性，因为在开放条件下，其风险是必然存在的，也是防范的重点;另一方面，需要关注生产安全状况的改善，逐步消除资源制约和缓解环境承载压力。四是经济增长的全球竞争力明显提高。
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新时期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其总体思路是，一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改革和完善经济发展指标考核体系。一方面，建立完善反映市场运行过程的相关指标:gdp、利润、税收等;另一方面，建立起特别的制度约束指标: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社会公平等，尽快解决这些指标明显缺失的问题。二要体现科学发展观的统筹性和协调性。建立科学的信息披露制度与决策程序，抑制集团利益，解决部门“自主立法与以法打架”问题。三要尽快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引导市场主体转变经营行为，因为增长方式转变不是一个行政导向过程，而是一个市场竞争导向过程。四要转变政府职能。树立“尽可能市场、必要时政府”的观念。建立在科学发展观基础上的增长方式转变，其结果必然是吸收全人类先进文明成果的过程，也是一个国际化、市场化的过程。否贝l]，“东南西北中，一起打冲锋”、“体制不转变，增长靠行政”，就难以真正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质量效益的提高。目前，我们从价格审批到项目审批，政府在配置资源中行政性手段仍在起着相当大的作用，扭曲了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与运行规律，经济发展的历史和国际经验表明，市场经济成熟国家很少出现结构失衡、资源浪费、科技虚置、效益低下等问题。所以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体制转变是同一的。当前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人们一般比较重视研究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提高效益、科技进步等问题，但严格意义上说，这只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目标，而不是我们要采取的有效措施。因此，我们需要正确处理好目标与手段的关系，注重完善政策设计和优化制度安排，拿出切实可行的对策措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着力消除制约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性机制
在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短缺、生态环境较为脆弱、国际竞争压力日趋加剧的形势下，加快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任务，必须进一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致力于消除制约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性、制度，建立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保障机制。
〔一)推动资源配置方式改革是转变的基本前提
导致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落后的资源配置方式一一行政性投资决策、行政性配置资源。凭行政计划安排项目，其结果必然是权责相悖、投资与风险收益不对称，不能与市场需求“祸合”，客观上导致资源配置低效和不经济，也是一种抑制创新的体制。因此，必须加快改革现行投资审批体制和机制。政府主要采取经济、法律手段，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通过设置环境保护和安全指标等措施解决经济的负外部性，建立和完善“谁投资、谁收益、谁承担风险”的投资决策机制，而不应行政性审定投资项目，要尽可能减少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和控制。
(二)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是转变的基本制度保证
当前我国出现浪费资源、污染环境，以及企业低效益运行的情况，其根本性原因就是国有企业改革相对滞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缺乏普遍意义的载体，尤其是垄断行业过多，垄断程度过高。一方面，非金融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产权多元化改革不到位，这些企业缺乏科技进步、追求效益的内在动力，对市场信号和政府调控缺乏应有的敏锐性。而在非市场环境中，民营经济通常也具有盲目的特征。另一方面，金融企业缺乏内在风险控制和经济利益最大化运行机制，没有真正面向市场运作，加上利率市场化改革相对迟缓，导致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偏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率市场化是基本的要求，目前我国的存贷差有4.5个百分点左右，明显高于国际上1.5一2个百分点的平均水平，其效率效益情况可见一斑。因此，必须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打造合格的、理性的市场主体。
(三)促进科技体制创新是转变的重要动力
现阶段，我国科研体制偏重行政化运作与行政化管理，明显抑制了科技创新与应用的活力。激励机制的缺失和画地为牢、科研和生产相分离，违背了科研活动的一般规律和市场导向功能，进而降低了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支撑能力。因此，必须大力推动科技体制市场化改革，改变政府科研资金的运作模式，推动科技事业发展面向国际、面向市场、面向现代化，大力促进科技产业化与产业科技化。
(四)支持要素市场化改革是转变的基本要求
经过20多年改革，目前我国一般商品与服务的市场化比重达90%以上，但要素市场化程度远远不够，这是阻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性机制性根源。土地、矿产、资金、人力资源的市场化程度偏低，带来的只能是低成本扩张和损失浪费严重，扭曲了企业经营行为和市场供求关系，必然地导致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落后，进而制约了国家综合国力和竞争力的提高。因此，必须加快推进生产要素价格改革，建立起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市场供求关系的价格形成机制，从根本上解决资源浪费与无序使用问题，促进生产要素的高效使用。
(五)支持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是转变的重要内容
目前，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是实现“五个统筹”的关键，其他四个方面不协调的问题大都与城乡发展失调密切相关。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要实现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尤其是要在资源、资本、人力等方面实现协调发展。一是逐步打破以户口管制为基本特征的行政性二元格局，实现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加快农民和农业“非农化”进程。二是让公共财政阳光更多地照耀农村，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三是建立有效的农村融资渠道，为农村发展提供基本的动力支撑。只有城乡统筹发展，才能扩大生产力发展空间，进而实现以内需为主导的增长模式，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财政制度安排和政策取向
增长方式转变与财政制度创新是一致的。现阶段，我国财政政策设计与财政制度安排，比如，以退耕还林为标志的生态环境建设政策，以加大资金投入为重点的科教发展政策，以“三减免三补贴”为亮点的城乡协调发展政策等，已经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增量改革逐步到位，存量结构逐步优化，在一定程度上较好地推动了增长方式的变革。今后一个时期，在继续加大改革力度，推动制度创新的同时，关键是要对现行财政政策及制度安排做进一步的深化和完善。
(一)建立健全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财政政策
1.提高资源开采效率。完善矿业权有偿取得制度，提高矿业权的“人门费”;规范资源开采准人制度以及探矿权与采矿权交易市场。适当增加中央财政地质勘查基金，引导建立市场化为导向的地勘投人机制，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地勘投入不足和地勘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通过完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开采利用“废矿”、“尾矿”，挖掘资源开采潜力。
2.促进节约资源。完善资源税制度，扩大征收范围，改进计税依据，由随量征收改为随价征收，提高稀缺性资源、高污染和高能耗矿产的资源税税额，研究调整资源补偿费费率并探索建立浮动费率制度。完善土地有效转让制度，通过市场化“招标拍卖挂牌”，建立市场机制下的土地价格制度，合理调整土地收益分配政策及使用方向，促进高效和集约利用土地。
3.支持发展循环经济。通过完善财政制度促进废物利用，支持可再生资源回收和循环利用;整合资金重点用于支持与循环经济有关的科技研发、技术推广和重大项目建设示范;通过税收优惠政策支持资源综合利用率高的产业发展。
4.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改革排污许可证制度，完善排污权交易制度;建立矿区环境和生态恢复新机制，督促采掘企业承担资源开采的环境治理成本.财政适当增加资金投入，加大环境污染治理力度;真正解决“企业污染、政府买单”的问题。
(二)促进科技进步的财政政策
加大财政科技投入，统筹不同所有制单位的科研投入，改变长期存在的“所有制”政视问题，研究完善科技投入的运作机制，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加快增值税转型步伐，支持提高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水平，以增强市场主体的科技创新动力。建立规范有效的中小企业创新基金，辅以税收优惠政策，支持中小科技企业稳定发展。增加原始性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再创新投人，支持先导行业加速发展。支持替代能源的开发利用。加大政府采购节能环保产品的力度，积极推广节能环保产品，制定完善政府技术采购政策，鼓励和促进本国企业技术创新。增加人力资源开发投人，优化教育支出结构，支持职业技术培训和再教育，提高高等教育效率和质量，使教育真正面向市场、面向国际和面向现代化，注重培养技能实用型和高素质人才，增强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的支撑。
(三)支持产业结构优化的财政政策
加大财政投人力度，支持加快能源、原材料、水利、交通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步伐，为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增强后劲。适当安排专项资金，加快淘汰能耗高、效率低、污染重的工艺、技术、设备和落后产业。运用财政补贴等政策，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重点支持信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航空航天等产业发展，培育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对我国现行形式多样、名目繁多的优惠政策进行清理整顿，增强税收优惠政策的整合效力，并逐步实现税收优惠由区域性向行业性转变，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良好的税收制度环境。
(四)转变贸易增长方式的财政政策
支持外贸体制改革，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改进出口产品生产与出口组织运作形式，建立健全国际化的外贸发展机制，鼓励我国企业走出去。完善出口退税机制，降低或取消高能耗、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率，着力提高对外贸易的质量和效益。加快实行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步伐，维护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环境。
(五)改革和完善财政管理体制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财政体制是阻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因素，这种提法缺乏理论依据和实践支撑。国际上许多发达国家都实行分税制，凡经济增长质量好的国家基本上都实行分级分税的财政体制，完善的财政体制确实能够有效地促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1.完善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制度。据测算，当前共享税占财政收入一半以上，如果再考虑营业税的特殊划分部分，该项比例更高。因此，应研究完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进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分成办法，积极发挥财政体制的引导作用，以增强基层活力。
2.加快建立物业(不动产)税制度。通过建立物业税制度，不仅有利于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更有利于合理引导地方政府的发展行为，使他们由过分重视发展工业项目向重视环境建设方面转变，形成新的激励机制;环境优化与不动产升值，可直接增加财力渠道和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
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范文第3篇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就业；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从2011的9.2%下降到2015年的6.9%，与此同时中国的就业形势保持相对稳定，2011-2015年期间年均新增就业岗位1286万个，城镇登记失业率维持在4.1%左右。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仍将面临增速调整和结构调整的问题，而经济增速的调整将不利于总就业的增长，经济结构的调整有可能产生大量的结构性失业，因此经济增速和结构的调整不可避免地会对中国的就业产生负面的冲击。为此，中国政府应当采取恰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稳定就业形势，为中国经济增长的转型升级赢得更多的时间。但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中国的就业到底有多大的促进作用呢？现有的研究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结论。
有大量的文献研究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的影响，其中卢亮、刘新和刘星、董万好和刘兰娟、张宏亮等研究了财政政策对中国就业的影响；许先普、李伊涵和陈利锋、易定红和白九梅研究了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然而尚未有文献在同一个理论框架和计量模型中研究财政政策和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不仅如此，现有研究的结论存在显著的差异，甚至存在较多矛盾之处：第一，关于财政政策对中国就业的影响，卢亮、董万好和刘兰娟发现财政政策对中国就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刘新、刘星发现财政政策对中国就业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二，关于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的影响，李伊涵和陈利锋、易定红和白九梅发现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然而许先普发现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有不利的影响。
综上所述，已有的研究割裂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互影响关系，没有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以相互作用的理论框架下来估计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不仅如此，现有研究并没有对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就业效应达成一致的认识。因此，我们尚不清楚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贡献的大小，我们也不能根据现有研究的结论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为此，我们需要采用新的数据和新的研究方法评估中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就业效应，以便提出更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根据1991-201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估计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的影响。本文的创新主要有三点：第一，采用新的方法――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估计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就业效应，这是一种积极的尝试；第二，本文采用财政赤字作为度量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变量，从而更好地解决了财政政策的识别问题；第三，本文在同一个模型中估计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从而能够比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就业效应的大小，进而能够提出更加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与方法选择
关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的影响，现有研究采用的研究方法各不相同，因而得出了不同的研究结论。总体而言，现有研究主要采用了如下五种研究方法：第一，卢亮以凯恩斯的宏观乘数理论为基础，测算了政府支出乘数、税收乘数和转移支付乘数，进而测算出财政支出对新增就业的贡献大约为4%；第二，董万好、刘兰娟建立了一个分析财政科教支出对就业及产业结构调整影响的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CGE），发现财政科教支出对就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对于住宿和餐饮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就业有较强的促进作用；第三，刘新、刘星估计了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与就业之间的面板协整模型，发现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对就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张宏亮估计了财政支出与就业之间的协整模型，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后财政支出对就业的促进作用大幅度下降，而曾学文分别估计了财政支出、国债发行、货币供给与就业之间的协整模型，发现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就业促进作用不理想；第四，易定红、白九梅通过时间序列模型估计了利率波动性对失业影响，发现利率波动与失业率之间存在负相关的关系；第五，李伊涵、陈利锋采用了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了流通中现金量和社会信贷余额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发现社会信贷余额的就业效应大于流通中现金量的就业效应。
综上所述，已有的研究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宏观乘数法、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协整模型、多元时间序列的回归模型、向量自回归模型等五种方法，但是在这些方法中哪种方法更加适合于研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的影响呢？现有研究并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地讨论。事实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主要具有如下三个特征：第一，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具有动态特征，也就是说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在政策实施之后的几个时期内都是存在的；第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具有时效性，我们主要关心的是经济衰退时期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因此我们主要研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短期影响关系，而不是研究二者对就业的长期影响关系；第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外生冲击的识别问题，这是因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是通过政府的外生干预而实施的，但是政府的干预过程是不可测量，从而成为遗漏变量进入了误差项，导致了内生性问题，应当采取恰当的方法识别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外生冲击。根据上述三个特点，我们认为宏观乘数法、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多元时间序列的回归模型、协整模型都不是研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就业效应的最佳方法，因为前三者不能考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动态影响关系，而后者不能集中考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短期影响关系。因此，我们应当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但通常来说，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必须要解决外生政策冲击的识别问题以及样本量较少带来的估计结果不稳健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直接影响了向量自回归模型估计结果的准确性。
关于外生政策冲击的识别问题，目前主要有如下三种解决方法：第一，西姆斯（Sims）提出的短期零限制条件识别方法，这种方法也称为递归识别法，该方法假定政策变量在当期对其他经济变量不产生影响，那么结构型向量自回归模型A中矩阵A为下三角矩阵，矩阵B为对角矩阵，从而可以采用乔里斯基（Choleski）分解的方法确定矩阵A和B，但是伯南克（Bernanke）和布林德（Blinder）指出变量排列顺序对这种识别方法的分解结果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建议把政策变量排在所有变量的第一位；第二，布兰查德（Blanckard）和柯（Quah）以及布兰查德和佩罗蒂（Perotti）提出的长期零限制条件识别方法，该方法的思路是，把结构型的向量自回归模型转化为ut=A-1But=Cut的形式，然后根据残差ut与结构型冲击ut的长期关系确定矩阵C中部分元素的具体值，从而识别出政策的外生冲击，但是这种识别方法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需要预先通过经济理论和相关数据对模型中的关键参数进行估计，如果我们选取的理论和数据出现偏误，则采用该识别方法估计出来的结果将是不准确的；第三，尤里格（Uhlig）提出的符号限制的识别方法，这种方法通过设定一定时期内一组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来识别政策的外生冲击，比如帕帕（Pappa）通过假定财政支出与总产出和财政赤字正相关的方法识别了财政政策的外生冲击，卡诺瓦（Canova）和帕帕通过假定财政收入与总产出和财政赤字负相关的方法识别了财政政策的外生冲击，博蒙特（Berument）等则通过假定利率与货币供给和通货膨胀负相关的方法识别了货币政策的外生冲击。
关于向量自回归模型样本量较少、回归结果不稳健的问题，已有研究致力于把向量自回归模型扩展为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从而充分利用面板数据样本量大、估计结果稳健的优点。但是，估计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面临如下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由于模型引入了因变量的滞后项而产生了内生性问题；第二，面板数据模型固有的不可观察的个体效应。霍尔茨一埃金（Hohz-Eakin）等最早把向量自回归模型扩展为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并且提出了采用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内生变量的工具变量的方法，估计了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阿雷拉诺（Arellano）和邦德（Bond）首先通过一阶差分的方法去除了横截面的个体效应，然后采用变量的水平值的滞后项作为差分变量的工具变量，最后通过广义矩估计的方法估计了动态面板模型，这种方法称为一阶差分广义矩估计。由于一阶差分会损失很多的信息，阿雷拉诺和邦德以及布伦德尔（Blundell）和邦德提出了采用前向均值差分的方法去除个体效应，然后采用水平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差分变量的工具变量，采用差分变量的滞后项作为水平变量的工具变量，最后采用广义矩估计的方法同时估计了水平方程和差分方程，这种方法称为系统广义矩估计。以系统广义矩估计为基础，洛夫（Love）和泰克尼诺（Zicchino）采用前向均值差分的方法去除个体效应，然后采用广义矩的估计方法估计了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这是最早采用广义矩方法估计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文献，其后有大量的文献采用该方法估计了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如果面板数据具有较强的异质性，那么就应当采用如下的两种估计方法去除面板数据的异质性：第一，佩斯卡拉（Pesaran）等提出的混合组均值估计方法，该方法首先对每个横截面分别进行估计，然后对各个横截面的回归系数进行加总和统计推断；第二，斯瓦米（Swamy）提出的面板随机系数模型，即假定自变量的各个横截面的系数与其均值的差服从均值为0、标准差为Ω的正态分布，多恩等（Doan）进一步假定标准差Ω服从明尼苏达先验分布，从而可以采用贝叶斯估计方法估计面板随机系数模型，卡诺瓦和奇卡雷利（Ciccarelli）以及卡诺瓦等随后对该方法进行了发展和完善。
综上所述，我们应当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就业效应，并且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最新发展方向是外生政策冲击的识别以及面板向量自回归的估计。在本文中，我们采用省级面板稻菅芯坎普政策、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的影响，为了识别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外生冲击，我们采用短期零限制条件识别方法和符号限制的识别方法，为了匹配省级面板数据同质性较强的特征，我们采用广义矩估计方法估计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
三、计量模型、估计方法与数据
1.政策冲击的识别
为了得到稳健的估计结果，本文采用了两种识别政策冲击的方法：第一，借鉴短期零限制条件识别方法，我们把外生性最强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变量放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中各变量的最前面，把内生性较强的变量――国内生产总值、工资、就业――放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变量之后；第二，根据符号限制的识别方法，财政赤字比财政收入、财政支出更适合于测量财政政策，因此本文不再使用财政收入或者财政支出作为测量财政政策的变量，而是采用财政赤字作为测量财政政策的变量。不仅如此，我们还引入了财政支出的相对增长率，即财政支出与收入的增长率之差来识别财政政策冲击，这是因为财政支出的增长率高于财政收入的增长率，财政支出的相对增长率提高，就意味着政府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反之亦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货币政策涉及货币供给和利率两个方面的变量，而且我们不能对这两方面的变量进行简单的整合，因此本文未能参考符号限制的识别方法识别货币政策冲击，而是把货币供给变量和利率变量共同带入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中，以研究货币供给和利率对就业的影响。
2.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假定yt是企业t期的总产出，λ是企业t期的生产技术，Kt是企业t期使用的资本，Et是企业t期的就业量，Pt是t期的除利率之外的其他政策变量，根据巴罗（Barro）对生产函数的设定方式，把除利率之外的其他政策变量Pt引入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得到生产函数yt假定wt是t期劳动者的工资rt是t期的利率，根据利润最大化条件得到就业函数Et=根据就业函数，影响就业的主要变量有总产出、工资、利率以及除利率之外的其他政策变量。
在本文中，测量总产出的变量是国内生产总值GDP，测量就业的变量是总体就业EMP和城镇就业EMPu，测量工资的变量是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平均工资WAG，测量利率的变量是一年期贷款利率尺，测量财政政策的变量是财政赤字BD和财政支出的相对增长率BDG（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的增长率之差），测量货币政策的变量是货币供给MO、M1、M2以及一年期贷款利率R。对于上述各变量还有如下四点说明：第一，总体就业EMP和城镇就业EMP的数据来源于各省市历年的统计年鉴，其他数据来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中国统计年鉴》（2009-2015），同时由于《中国统计年鉴》只提供了1991年以后的货币供给M0、M1、M2的可比价格增长率的数据，因此本文中各变量的样本区间为1991-2014年；第二，根据林（Im）等提出的面板单位根检验，我们发现变量EMP、EMP、GDP、WAG、MO、M1、M2以及这些变量的对数均存在单位根，因此本文采用这些变量的增长率EMPG、EMPG、GDPG、WAGG、MOG、M1G、M2G，而财政赤字BD不存在单位根，因此本文采用财政赤字的对数lnBD；第三，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一年期贷款利率R是全国年度时间序列数据，样本期间为1991-2014年，样本量为24个，而其他变量是1991-2014年期间的省级面板数据，样本量为31x24=744个；第四，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u的最大值为44.74，最小值为-21.84，因此该变量存在不合理的异常值，我们对EMPG进行了2%的缩尾处理。本文采用的各变量的名称、定义、数据来源、计算方法、描述性统计，参见表1。
3.模型的设定与估计方法
从理论上讲，我们应当把测量货币政策的四个变量MOG、M1G、M2G、R带入同一个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中，但是变量MOG、M1G、M2G、R是全国时间序列数据，并且变量MOG、M1G、M2G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如果把这四个变量带人同一个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中，则该模型不能被估计出来。因此，我们把变量MOG、M1G、M2G分别带人下面的三个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中：
因为省级面板数据具有较强的同质性，所以本文采用阿雷拉诺和邦德以及布伦德尔和邦德提出的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估计向量自回归模型，估计程序来自洛夫和泰克尼诺提供的Stata命令。
四、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
在估计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之前，我们需要进行以下三个方面的检验①：第一，根据林（Im）等提出的面板单位根检验，我们发现，变量EMPG、EMPG、WAGG、GDPG、lnBD、BDG、MOG、M1G、M2G、R都是平稳的变量，故而适合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估计；第二，根据BIC、AIC、HQIC三个信息准则，我们发现，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1a）、（1b）、（1c）的最优滞后阶数为五阶，但是采用五阶滞后得到的估计结果和脉冲反应图效果不理想，所以我们把最优的滞后阶数调整为三阶，把各内生变量的工具变量的滞后阶数调整为四阶；第三，根据稳定性检验，我们发现，九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都是不稳定的，其原因是模型中加入了MOG、M1G、M2G、R四个时间序列变量，如果要得到稳定的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就必须去除这四个变量，然而这将导致我们不能考察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不能比较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影响的大小关系，为了避免这两方面的不利影响，我们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中保留了MOG、M1G、M2G、R四个变量，同时采用bootstrap的方法对估计结果进行1000次的蒙特卡洛模拟，以尽可能地消除模型的不稳定对估计结果的影响。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的研究重点是，根据估计方程得到残差的方差协方差矩阵，然后再对方差协方差矩阵进行分解，进而得到相应的脉冲反应图，限于篇幅的限制，我们没有给出所有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仅给出了基于计量模型（1b）的回归结果，参见表2。如表2所示，模型中有较多变量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因此可以对估计方程的方差协方差矩阵进行分解，并得到相应的脉冲反应图。
1.财政赤字、货币供给增长率、利率对就业的影响分析
根据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1a），我们可以得到总体就业增长率EMPG、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u，对财政赤字对数lnBD、货币供给MO的增长率MOG、利率R的脉冲反应图形，参见图1。
如图1所示，总体就业增长率EMPG对财政赤字的对数lnBD、货币供给MO的增长率MOG、利率尺的脉冲反应图分布在[-0.4，0.4]的区间之内，而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u对财政赤字的对数lnBD、货币供给MO的增长率MOG、利率R的脉冲反应图分布在[-0.5，1.5]的区间之内。这表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总体就业的影响较小，而对城镇就业的影响较大。这是因为，总体就业包含了农业从业人员，而农业从业人员具有稳定、不受经济周期波动影响的特征，故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总体就业的影响较小，而城镇就业容易受到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故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城镇就业的影响更大。鉴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总体就业的影响较小，本文不再研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总体就业的影响，而是集中研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城镇就业的影响。
图1下方的三幅子图显示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的影响：第一，在四年以内，财政赤字的对数lnBD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增加财政赤字能够有效地促进城镇就业的增长；第二，货币供给MO的增长率MOG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的影响在零水平线上下波动，且在较多情况下为负数，这表明，提高货币供给增长率MOG对城镇就业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三，提高利率R，在两年以内对城镇就业增长率有正向影响，在两年以后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Q有负向影响，这意味着，降低利率R在两年以内对城镇就业增长率有负向影响，在两年以后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u有正向影响。上述结论表明，在经济衰退时期，采取降低利率的政策在短期对城镇就业有不利的影响，这是因为降低利率就降低了企业使用资金的成本，这将促使企业采用相对更加便宜的资本来替换劳动，从而降低了城镇就业，而降低利率的政策从长期来看对城镇就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这是因为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可以刺激消费和投资，提高企业的利润空间，促使企业扩大生产规模，进而促进城镇就业增长。
总体而言，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能够在短期内对城镇就业产生很强的促进作用，而增加货币供给MO的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对城镇就业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降低利率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在短期内对城镇就业有负向影响，因此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城镇就业的促进作用大于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城镇就业的促进作用，这一研究结论与曾学文的研究结论相似。
为了观察和比较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对城镇就业的影响，我们估计了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1a）、（1b）、（1c），并得到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u对财政赤字的对数lnBD、货币供给增长率M0G、M1G、M2G、利率尺的脉冲反应图形，参见图2。
第一，如图2第一列所示，在财政赤字的对数lnBD分别与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搭配使用的情况下，财政赤字的对数lnBD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的影响分布在[-0.5，2]的区间，而且在四年内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城镇就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二，如图2第二列所示，货币供给增长率M0G、M1G、M2G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u的影响分布在[-0.5，0.5]的区间之内，且围绕零水平线上下波动，这表明增加货币供给M0、M1、M2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城镇就业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三，如图2第三列所示，在降低利率尺的货币政策分别与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搭配使用的情况下，利率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的影响分布在[-0.5，0.5]的区间之内，且在两年以内基本为负数，在两年以后为绝对值较小的正数，这表明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对城镇就业的促进作用有限，且具有滞后性。
综上所述，当扩张性财政政策分别与增加货币供给M0、M1、M2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搭配使用的时候，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城镇就业有及时、强健的促进作用，增加货币供给M0、M1、M2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城镇就业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降低利率尺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只有在两年以后才会对城镇就业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我们的研究结论与卢亮、董万好、刘兰娟、曾学文的研究结论相似，与许先普的研究结论相反。
2.财政支出相对增长率、货币供给增长率、利率对就业的影响分析
为了检验上述研究结论是否稳健，我们采用财政支出相对增长率BDG作为测量财政政策的变量，根据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2a）、（2b）、（2c），得到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对财政赤字相对增长率BDG、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以及利率尺的脉冲反应图形，参见图3。
如图3第一列所示，在财政赤字相对增长率BDG分别与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搭配使用的情况下，财政赤字相对增长率BDG对城镇就业增长率的不同影响分布在[-0.5，1.0]的区间之内，且在三年以内为绝对值较大的正数，在三年以后为绝对值较小的负数，这表明，不论与何种增加货币供给的扩性货币政策搭配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城镇就业均有显著的、较强的促进作用。
如图3第二列所示，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对城镇就业增长率的不同影响分布在[-0.5，0.5]的区间之内，且围绕零水平线上下波动，这表明，增加货币供给M0、M1、M2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城镇就业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如图3第三列所示，在降低利率尺的货币政策分别与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搭配使用的情况下，利率对城镇就业增长率的影响分布在[-0.5，0.5]的区间之内，因而对城镇就业的促进作用有限。具体而言，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在两年以内对城镇就业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在两年以后对城镇就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在四年以内对城镇就业的累计净促进作用趋近于零。
总而言之，当采用财政支出相对增长率作为测量财政政策的变量的时候，我们依然可以得到如下基本结论：扩张性财政政策在短期内对城镇就业有很强的促进作用，增加货币供给M0、M1、M2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城镇就业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降低利率的扩张性货币政策至少在两年以后才会对城镇就业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
3.财政赤字、货币供给增长率、利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经济增长和就业稳定是宏观经济调控的两个重要目标，如果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与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差异，那么宏观调控政策就应当在促进就业和保持经济增长两个政策目标中有所取舍。因此，研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提出更加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根据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1a）、（1b）、（1c），我们得到经济增长率GDPG对财政赤字对数lnBD、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利率尺的脉冲反应图形，参见图4。
如图4第一列所示，在财政赤字对数lnBD分别与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搭配使用的情况下，财政赤字对数lnBD对经济增长率GDPG的影响均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且三年内为绝对值较大的正数，三年后为绝对值较小的负数，说明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有较强的促进作用。
如图4第二列所示，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对经济增长率GDPG的影响呈现出“几”字型的变化趋势，而且在三年以内为绝对值较大的正数，在三年以后为绝对值很小的负数，这说明增加货币供给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也有很强的促进作用。
如图4第三列所示，当降低利率R的货币政策分别与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搭配使用的情况下，降低利率R在两年以内对经济增长率GDPG有较强的负面影响，在两年以后对经济增长率GDPG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这说明，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小，而且需要滞后两年的时间才能凸显出来。这是因为，在经济萧条时期，企业和消费者对经济前景的预期趋于悲观，降低利率不会迅速地刺激消费和投资的增长，反而促使企业采用资本替换劳动，因而在短期内对就业和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如果在较长的时期实行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则可能提高企业的利润空间，促使企业扩大生产规模，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和就业。
综上所述，增加财政赤字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及增加货币供给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增长均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但是降低利率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限，而且需要滞后两年的时间才会凸显出来。
4.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分析
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中，更换变量的排列顺序对模型的分解结果有一定的影响。为了检验变量的排列顺序对本文研究结论的影响，我们重新估计了更换变量排列顺序的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3a）、（3b）、（3c），并得到相应的脉冲反应图①。我们发现，财政赤字的对数lnBD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的促进作用依然是最强的，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远小于财政赤字的对数lnBD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a的促进作用，降低利率R只有在两年以后才会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Q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在更换变量的排列顺序之后，本文的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为基础，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估计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主要发现如下四点结论。
第一，由于农业从业人员对经济周期和宏观调控政策不敏感，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中国总体就业的影响很小，但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中国城镇就业的影响较大，因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应当着力于促进中国城镇就业的增长。
第二，扩张性财政政策对中国城镇就业有及时的、强健的促进作用，不仅如此，扩张性财政政策对中国经济增长也有很强的促进作用，因此扩张性财政政策能够在短期内稳定就业形势并恢复就业增长，是经济衰退时期保就业、稳增长的最重要的宏观调控政策。
第三，增加货币供给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中国城镇就业的促进作用非常有限，然而增加货币供给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增长有很强的促进作用，因此在经济衰退时期可以采用增加货币供给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但不宜采用增加货币供给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促进就业。
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范文第4篇
[关键词] 目标 偏好 政策 奥肯悖论
一、“奥肯定律”与“奥肯悖论”
“奥肯定律”(Okun’s Law)是由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约翰逊总统时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阿瑟?奥肯于1962年提出的，它说明的是失业率与实际产出增长率之间关系的经验统计规律。奥肯通过研究美国20世纪50年代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失业率发现，削减失业率一个百分点，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将会提高3%，即经济增长和失业之间存在反向替代关系：“经济增长速度快，就业岗位增多，就业水平高，失业率低；反之，就业水平低，失业率高”。这就是著名的奥肯定律。
可是在我国，“奥肯定律”却不灵了，①甚至出现了“奥肯悖论”。我国经济在上个世纪90年代，保持高速增长，年均增长速度高达10.1%，而同期就业增长率却仅有1.1%。2001年至2005年我国GDP增长速度分别为8.3%、9.1%、10.0%、10.1%和10.2%，而同期年末城镇人口登记失业率却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的5年，而且远高于上个世纪90年代。此外，我国经济增长就业弹性系数也比90年代低。“九五”期间，我国GDP就业弹性系数为0.13，但到“十五”期间，平均就业弹性系数下降到0.11，其中2005年仅为0.08。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带动的就业增加量，也由“九五”时期的94万人，减少到了“十五”时期的80万人，其中，2005年只有63万人。②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没有带来就业率的高速增长和失业率的迅速下降，中国存在“奥肯悖论”现象。
不少学者试图分析我国出现“奥肯悖论”的原因，主要观点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制度制约与制度变革。传统的计划经济强调公平，并为之实行了“低工资、零失业”的就业制度。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劳动市场也随之发生变化。传统追求公平、牺牲效率的做法被摒弃掉，“国企改革、减员增效”成为城镇劳动力市场改革的核心，这使得原有冗居在国企内部的富余人员“显性化”，失业短时期内出现“井喷”，并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第二，技术升级和产业革新。技术进步和产业革新是经济发展与竞争的必然要求，其直接结果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单位资本相对应的劳动力数量降低，形成了资本挤出劳动力的现象。完成相同国民生产总值所需要的劳动力投入会更少。
第三，劳动人口的持续增长。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实行了鼓励生育的政策，使中国人口短期内急剧增加。④伴随着劳动人口的自然增长，我国城镇和农村的就业压力以约20年一个高峰循环出现。而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导致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镇，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镇显性化，这也是失业率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另有部分学者则通过深入分析“奥肯定律”的变量关系，并对中国实证数据重新测算，认为“奥肯定律”在中国并未失效，至少没有出现所谓的“奥肯悖论”。这些观点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
本文认为，“奥肯定律”与“奥肯悖论”同时存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之中，规律性与反规律性在诸多复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此起彼伏，而市场的因素是“奥肯定律”规律性的根本推动力，而以政府力量为代表的反市场力量则成为“奥肯悖论”出现的根本原因，中国欲破解“奥肯悖论”，更好的实现“奥肯定律”的规律性作用，需要各级政府在目标、政策与偏好方面进行革新。
二、政府目标、偏好、政策与结果偏离
政府作为市场机制的干预力量，具有保护市场和反市场运作的双重特征，而作为理性的主体，政府的行为深受其目标、偏好和政策的影响，受益最大、成本最小也是政府的根本目标，而这也从根本上影响了其行为的偏好和政策的选择。改革开放至今，政府的首要目标较传统计划经济时期有了根本改变，主要体现为经济快速增长、财政收入大幅度提高和管理成本尽量降低。在这一目标驱动下，政府的政策和行为选择呈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笃信“快速增长万能”信条。地方官员在显性政绩的引诱下，片面理解“发展就是硬道理”为“增长就是硬道理”，认为快速增长是万能的，是政府的根本目标，并能“包治百病”。与此同时，为了使“增长数据显性化”，盖高楼、修新路、建广场、搞庆祝成为了地方官员的政策偏爱。
第二，偏爱大企业、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由于我国实行了分税制改革，增值税作为第一大税种由中央与地方共享，而地方政府只要多上大的项目，地方财政就能增加，所以，地方政府偏爱大企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大企业在地方GDP增长中占有重要比重，多上几个大项目、大企业就能迅速拉升地方GDP。所以，政府在政策、土地、能源等方面给予大企业诸多便利。而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更是地方政府的宠儿，但这些企业对拉动就业的促进是十分有限的。
第三，认为“经济增长条件下就业必然增长”。独立的就业促进政策实行起来成本高、操作难，作为理性的主体，政府自然倾向于成本低、效益高的就业政策。而只要经济增长就能促进就业也成为了政府官员秉持的信条，这使得就业政策依赖于增长政策，附着于经济增长政策之下，失去了独立性，现实的操作往往被忽视了。
政府的目标、偏好和政策选择所带来的结果却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中小企业创业与发展成本高。由于难以得到各类优惠政策，加之政府对创业鼓励不足，登记制度苛刻、审批程序繁琐，索、拿、卡、要现象存在，中小企业创业和发展成本相当高。据国家工商总局统计，1999年我国有个体工商户3160万户，截至2004年，这一数字下降到了2350万户， 2005年底，全国内资企业是有350万户，比上年净减少30.1万户，下降了7.9%。
第二，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发展缓慢。我国产业结构发展不合理，2006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有国内生产总值的39.5%，而其他国家在我国目前这样的发展水平上可以达到50%以上。世界上绝大多数经济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第三产业的就业高于其产值比，如韩国的第三产业就业与其产值之比为61:51，马来西亚为50:41，菲律宾为45:45，巴西为56:50，而中国的数据却是27.7:36.6，两者差5.9个百分点。
第三，就业政策长期被滞后和忽视了。由于“增长万能”论和“经济增长条件下就业必然增长”的信条，不少地方政府虽然将就业作为政府政绩考核的标准之一，但却往往附着于经济增长政策之上，独立的就业优先政策被忽视了。
三、政府目标：建设就业友好型的增长模式
本文认为，我国失业治理的关键在于政府的目标、策略与偏好行为的变革，“奥肯悖论”的出现不仅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与劳动力就业的特殊性，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一个基本理念：经济增长是促进就业的必要条件，没有经济增长，提高就业率就无从谈起，但是，经济增长并非促进就业的充分条件，即使经济增长，也并不意味着失业率降低。治理失业不能仅靠促进经济增长来实现，必须成为政府的一个独立目标，倡导就业优先原则，鼓励“就业友好型”的增长方式，实现政府目标、策略与偏好的改变。
第一，鼓励中小企业发展，促进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协调发展。从各国企业结构和劳动力的就业规律来看，中小企业成为吸收劳动力最主要部门。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一是全部企业的99.5%以上是微型和小型企业，二是全部劳动力在微型和中小企业的就业比例为65―80%。从每千人拥有的企业数量看，发展中国家是20―30个企业，发达国家为40―55个，我国只有3.1个企业；全部劳动力在微型和中小企业就业的比例我国也只有47%，大大低于世界各国的平均水平。⑦政府应制定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在政策、资本、土地等方面给予优惠，尤其要对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提供更多优惠政策，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第二，鼓励第三产业发展，促进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发展第三产业是促进就业的重要途径，具有投资少、弹性高、效益高的特点，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可以吸收大量剩余劳动力就业。国家应制定鼓励第三产业发展的政策，尤其鼓励下岗失业人员、进城农民从事服务业，降低准入门槛，简化政策流程，为第三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促进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实现增加与就业的同步发展。
第三，鼓励非正规就业，促进就业形式多元化。从某种意义上说，“非正规部门”也是剩余劳动的“蓄水池”。⑧政府应调整就业方式，鼓励灵活就业形式。从工资待遇、失业津贴、劳动条件等方面支持小时工、临时工、季节工、自由职业等就业形式的发展，从而为低技能者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减少失业。⑨就业形式多元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鼓励非正规就业是实现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的主要途径。
第四，变革政府运行机制，提高效率，实行独立的就业优先政策。政府加快行政改革、提高服务意识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政府应变革各类不合理的体制和政策，退出政府对社会和经济的不当干预，简化各类审批、申报手续，让便利于民，同时加快自身改革，减员增效，行政效率提高。鉴于经济增长并非是就业增长的充分条件，政府应制定独立的就业优先政策。这并不意味着把就业置放于经济增长目标之上。实际上，树立就业优先原则，本身就包含着把经济增长置于政策优先的重要位置，以及作为扩大就业的前提和必要条件的意思。理论和发展经验都表明，把就业放在第一位，反而可以保证增长目标，相反则不然。⑩必须制定和执行独立的就业优先政策，增加其在政绩考核中的权重，为地方的产业政策和企业政策提供推动力。
参考文献：
[1]姜巍刘石成:奥肯模型与中国实证[J].统计与决策,2005(12)
[2]张道航:“奥肯定律”为何在我国失灵[N].南方日报,2007年3月13日第A19版
[3]唐钰岚:经济政策学视角的“奥肯悖论”分析[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7(1)
[4]杨富荣:奥肯定律在中国的失效及其对策[J].武汉金融,2004(7)
[5]夏静:何以我国经济高增长与高失业率并存[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2005(4)
[6]蔡:为什么“奥肯定律”在中国失灵[J]宏观经济研究,2007(1)
[7]汪祥春:解读奥肯定律[J].宏观经济研究,2002(1)
[8]吴要武:中国存在“无就业增长”吗[J]开放导报,2006(6)
[9]李秀玲:国家工商总局:个体户6年减少810万户[N]工人日报,2006年8月24日,第4版
[10]张台秋: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的非一致性分析[J].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04(3)
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范文第5篇
理清各类观点，必须认识到，我国经济发展环境已发生深刻变化。出口高增长和国内消费结构升级，是2003年以来经济持续高增长主要的市场需求动力，这两个方面需求水平下降，必然使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减弱。城市承载能力不足，还使城市劳动力成本提高，房租、物流等成本提高，这些都降低了企业的利润率，减弱了企业的发展动力和能力。
汽车、住房市场降温不仅影响到汽车业、地产业，而且影响到重化工原材料、装备制造、能源、交通等多个产业，导致需求增速下降。而劳动工资、土地、资源价格、污染排放收费标准持续提高，则增大了企业成本，压缩了利润空间。订单减少、成本压力加大，集中表现为企业利润水平下降。这也使经济内生性增长能力减弱，潜在增长率下降。
针对这一情况，自2012年开始，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就转向了稳增长。实现这一目标，重点是稳定市场需求。
具体通过加快“十二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审批进度、增加必要的资金支持、适度调整货币政策力度等，使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投资增速回升，投资增长由落转稳，促进了经济增长由落转稳。但更重要的还是完善支持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为中长期平稳健康发展打基础。这就需要更关注中长期目标，重点改进供给面的决定因素，包括企业、产业发展的制度与政策条件，优化产业结构，加强资源环境保护，提高发展的可持续性等，着力于稳中求进、稳中有为。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需求与供给之间存在密切联系。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可以影响市场需求水平，进而影响企业、产业的订单水平，稳定经济增长。由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推动的供给水平提高，也会有效扩大市场需求，稳定经济增长，且更可持续。因此稳增长与推进经济转型是互为条件，可以相互促进的。通过稳增长，为经济转型提供必要环境；通过经济转型带动内需扩大，促进增长的稳定。
近期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的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促进信息消费，拉动国内有效需求，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决定，就是把供给政策与需求政策、短期目标与中长期目标结合起来的一项重大举措。会议强调扩大内需要创新和拓展思路，既要有效稳增长，又要着力调结构。
在节能环保产业发展方面，强调要创新机制，鼓励引导社会资本包括民间资本积极参与。一方面从需求面提出推动节能环保和再生产品消费，使高效节能产品市场占有率明显提高；加快节能环保重点工程建设等扩大内需的措施。另一方面从供给面提出要提升产业技术装备水平，发展壮大合同能源管理等节能环保服务业；营造有利的市场和政策环境，完善价格、收费和土地政策等供给面的措施。这样把扩大内需稳增长的政策与推进经济转型，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供给面政策，围绕节能环保产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
在促进信息消费方面，强调把握好市场导向、改革推进、需求引领、有序安全发展的原则，推进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一方面提出实施“宽带中国”战略，鼓励民间资本以参股方式进入基础电信运营市场等，从供给面采取措施，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另一方面要求丰富信息产品和信息消费内容，从而把供给面政策与需求面政策紧密结合起来。
整体而言，伴随经济发展环境和条件的深刻变化，我国正进入7%-8%之间的平稳状态。这是一个以转型升级主导的新时期，宏观经济政策也必须做出相应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