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财政政策范文第1篇

（一）总体政策取向上配合适当。

2004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做出了财政政策转型的决定，宏观调控由“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过渡到“双稳健”模式。2005年近一年的实践表明，财政货币政策的基本取向均为稳中偏紧，总体上配合较为协调。

从财政政策来看，2005年财政预算赤字由3198亿元减少到3000亿元，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将由2004年的2.5%减少到2005年的2%；长期建设国债的发行额由1100亿元减少到800亿元，减少了300亿元。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也反映了财政政策的稳健取向。2005年1～6月，财政收入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全国财政收入累计完成16392亿元，比2004年同期增长14.6%，高于经济增长率5个百分点。此外，财政支出结构也得到进一步优化，2005年1～6月的社会保障补助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教育支出分别实现了同比22.6%、21.4%和17%的快速增长；全国实施粮食直补的29个省份安排粮食直补资金预计也会实现13.8%左右的大幅增长。财政政策在总量上向中性回归的过程中着力调整了支出结构。

货币政策总体上也属于稳中偏紧型。（1）央行已连续第二年调低货币供应量增长的目标，2003年初制定的广义货币m2年度增长率目标为21%（年中调低至18%），2004年初定于17%，2005年进一步调低至15%.（2）2005年前5个月的广义货币m2增长率一直稳定在14%左右，狭义货币m1还曾经一度下降到9.8%，均低于年初制定的全年增长目标。（3）央行调整了商业银行自营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取消了对住房贷款的优惠利率，对住房贷款利率实行同档次的商业贷款利率。（4）信贷增长率也较上年有所回落，2005年8月末全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本外币并表余额为20万亿元，同比增长13.2%，增幅比上年同期低1.3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2005年下半年开始，m2增速开始稳步提升，但m1呈下降趋势，两者的差距在拉大。虽然从m2看货币供给比较宽松，但m1和贷款增长情况表明货币政策稳中偏紧。

（二）具体政策措施配合有待改进。

虽然2005年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在总体取向上是一致的，但一些具体政策措施的配合存在不协调的情况。以住房贷款为例，虽然在中央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大背景下，财政、货币政策都采取了相应措施抑制房地产市场的过度投资和房价的过快上涨，但在具体操作上还没有做到有效的配合和相互促进。

人民银行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政策早在2003年就出台了，当时的“121文件”曾引起房地产业的一片反对声，在国务院18号文件下发后实际上没有产生效果。随后的一系列紧缩措施都是对总量和几乎全部行业的调控，专门针对房地产业的措施直到2005年才出台。从2005年3月17日起，人民银行将住房贷款优惠利率调高到同期贷款利率水平，实行下限管理，商业银行法人可根据具体情况自主确定利率水平和内部定价规则。这样，从2003年的“121文件”到2005年的调高房贷利率经历了2年的时间，决策时滞较长，而且调控的力度也不是很大。5年期以上个人住房贷款的利率下限为5.51%（贷款基准利率6.12%的0.9倍），比废止的优惠利率5.31%仅高0.20个百分点，实际影响比较有限。尽管央行同时还决定，对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的城市或地区，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可由20%提高到30%，但这一规定的约束力很弱。

在货币政策调控能力有限的情况下，迫切需要更适合结构性调控的财政政策大力配合，然而后者的决策时滞更长，执行效果也不能令人满意。2005年5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意见的通知》下发，比央行利率调整晚了近两个月。该通知规定，自2005年6月1日起，对个人购买住房不足2年转手交易的，销售时按其取得的售房收入全额征收营业税；对个人购买非普通住房超过2年（含2年）转手交易的，销售时按其售房收入减去购买房屋的价款后的差额征收营业税。该通知体现了财政政策中税收手段的行业调控功能，目的是抑制投机和高档住宅投资。但它调整的仅有营业税一项，契税、土地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的优惠政策仍继续执行。而且，房地产业的营业税属于地方税种，房地产投资过热地区的经济增长往往依靠的正是房地产业，这样就很难保证该通知在实际执行中得以切实贯彻。

（三）制度安排局部缺失。

在具体政策措施配合不顺畅的背后，是一些相关制度安排的不完善、甚至是缺失，其中亟待解决的是国债发行体制、财政增收管理体制以及财政货币两部门沟通机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国债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的基点，短期国债应该是货币政策日常操作的最主要工具，但目前国债余额管理尚未正式启动，严重制约了短期国债的发行。2005年前9个月，财政部共发行了10期记账式国债，实际发行总额为3291.1亿元。其中，跨市场发行比重为100%，比上年同期提高22.5个百分点；1年期品种占比由16.8%大幅提高到29.9%，5年期以上的中长期品种占比已经降到50%以下。1年期国债发行比重大幅上升有助于增加人民银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工具，跨市场发行有助于打破国债市场分割局面，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这都反映出财政部门与央行相协调的努力。但最适合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的、期限在1年以下的短期国债发行仍是空白，这归因于现行国债发行管理体制，没有实行国债余额管理。只有实现余额管理，才能真正实现国债的滚动发行，从而完善人民银行所持债券资产的品种结构和期限结构。

财政增收管理体制也与货币政策密切相关。2003年以来，政府存款较大幅度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公开市场操作及央行票据发行的压力，起到了对冲基础货币投放的作用。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增长较快，基本上都能实现超过预算的水平。按照惯例，有关财政超收收入的使用安排会在当年的11月份做出，12月份开始支付，这就造成了几乎每年的第四季度财政在人民银行的存款余额都会下降。也就是说，前三季度起回笼基础货币作用的政府存款会在第四季度出现反向变化，成为投放基础货币的重要渠道，给公开市场操作带来更大的压力。而无论超收的收入如何使用、何时使用，这都是人民银行不能决定的，央行的操作只能根据实际情况相机抉择。2005年前7个月，财政在央行的存款增加了3000亿元以上，在同期国际收支顺差大幅增长的情况下有力地缓解了人民银行的基础货币的投放压力。但是，如果第四季度财政集中花钱的情况不能改变的话，将不利于年底的公开市场操作正常开展。

财政增收收入的使用和管理问题的背后反映出财政、货币两部门信息沟通机制的不完善。实际上，作为综合研究拟订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进行总量平衡、指导总体经济体制改革的宏观调控部门，国家发改委下设的财政金融司，负责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及财政、金融体制改革问题的研究，负责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执行情况并提出建议，这本身就是财政货币政策协调的专门机构。此外，中国人民银行设立的货币政策委员会的职能中也有“货币政策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的内容，而且其委员中有财政部副部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等高级官员，也构成了财政货币政策相协调的基础性机制。但在实际经济管理中，财政货币两部门的沟通往往不够及时，货币政策委员会每个季度只召开一次例会，这不利于发挥货币政策实施监测经济运行的长处，不能及时交换两部门对有关问题的看法和意见，制约了现有财政货币政策协调机制发挥作用。

二、2006年：在宏观经济政策注重结构调整背景下如何协调财政货币政策

（一）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发挥主要作用。

2006年是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开局之年，科学发展观的进一步贯彻落实将是这一年的重要特点。要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必然要求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心由总量调控转向结构调整，财政政策的长处就在于对经济结构的调节。

财政政策将延续2005年的着力点，继续保持稳健态势，政策方向不会有大的改变，仍着重于巩固前一阶段宏观调控的成果。在宏观调控中发挥主要作用的具体方向应该是对社会公平的维护和对经济增长机制的调整。一方面，会继续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会继续坚定不移地大力支持推进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收入分配等四项改革，促进公平与和谐；会继续改革个人所得税相关制度，加强税收征管力度，抑制收入差距的扩大；另一方面，将适当减少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转变主要依靠国债项目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将适当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以此改善投资消费关系；将深化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和出口退税制等方面的改革，为市场主体和经济发展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财税环境，建立有利于经济自主增长的长效机制。

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的结构性问题也值得关注。比如2005年净出口超常增长，上半年出口3423亿美元，进口3027亿美元，贸易顺差达396亿美元；而1～8月累计创下608亿美元贸易顺差纪录，预计全年贸易顺差将突破1000亿美元。这种巨额顺差的背后实际上是超高的居民储蓄率。因此，2006年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还应该着力于提高消费率，实现我国经济的健康持续增长。

（二）货币政策着眼于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运行。

从实际操作效果来看，货币政策调控具体行业或部门的能力相对较弱，经济结构调整并非其长处。另外，由于2006年我国金融业对外资开放在即，银监会对银行资本充足率有硬性的要求，中国的银行业目前实际上已呈现出一个“松货币，紧信贷”的局面。因此，央行的政策运作空间已经十分有限，应将政策重点放在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熨平经济波动、维护经济基本稳定上。

近年来，在国际资本流入规模不断扩大、外贸顺差不断上升的情况下，货币政策保持人民币对外价格稳定的任务应优先于保持人民币国内价格的稳定。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调整以后，人民币升值压力仍然不减，体现为人民币兑美元一直呈逐渐上升的态势。截至2005年10月中旬，人民币汇率与汇率改革时升值2%的水平相比，进一步上升了0.3%，境外给人民币汇率带来的压力依然很大。与此同时，我国遭遇的贸易摩擦出现抬头之势，2006年的情况可能会进一步恶化。在这种条件下，维持人民币对外价格的稳定关系到外部需求的利用，从而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紧密相关。而国内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有可能会在短期内加剧宏观经济的波动，这就需要货币政策做好反周期操作，抑制不稳定因素。

（三）通过加速改革来促进财政货币政策组合效应。

在经济形势和经济任务越发复杂的条件下， 各自为战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难以为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贡献更大的力量，迫切需要促进财政货币政策更好地协调，而改革正是最有效的促进手段。如前所述，虽然在总体上财政与货币政策取向一致，但对经济形势的判断、采取的具体措施、相互之间的政策配合以及信息沟通的及时性等方面都迫切需要改进，亟待改革相关机制和体制，使之适应科学发展观和结构型调整的要求，促进财政货币政策组合效应更好地发挥，使宏观调控进一步科学化、合理化。从这个角度来看，需要重点推进国债发行的余额管理、适度分离商业性投融资与财政牲投融资、准确界定财政与金融的职能、完善财政部和人民银行的协调机制。

三、从协调财政货币政策角度需要重点推进的几项改革

（一）国债发行的余额管理。

早在2001年，财政部就已经形成了关于国债余额管理的报告，但基于以下考虑，国债余额管理一直没有正式推出：（1）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客观上需要长期而非短期国债品种，在财政政策转型以前财政部门自身没有很强的动力推出新制度；（2）传统上认为在审批年度发行额的前提之下，发行中短期国债不利于控制国债发行额的增加速度；（3）此项改革涉及财政部、央行以及更高层的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对国债管理的能力和透明度要求较高。目前，稳健的财政政策已经全面开始实施，有关机构的科学决策和管理建设也不断加强，暂缓推出国债余额管理体制的基础性原因不再成立。

国债发行应从总量管理向余额管理过渡的基本共识在学界和政策执行部门已经达成，有关专家和官员普遍认为总量管理方式限制了国债一级市场的市场化程度，而且制约了货币政策公开市场操作能力的发挥。财政部对国债发行余额管理的进一步研究工作也已经持续多年，有可能在2005年底推出具体方案。如果在全国人大表决中顺利通过，2006年将成为国债发行制度由传统总量管理转变为新型余额管理的第一年。全国人大可能会在每年年初确定当年的国债余额指标，只要不突破该余额的水平，财政部可以根据市场实际情况灵活掌握国债发行的规模和期限。还可以明确财政部具有发行不列入当年国债计划的短期国债的职权，当出现临时性财政支付困难以及本币公开市场操作头寸紧张时行使这一职权。

（二）商业性投融资与财政性投融资的适度分离。

目前，商业银行历史上曾经承担的财政性任务和政策性银行业务名义上已经剥离，但实际上仍然在履行着财政性投融资的职能，集中体现在一部分财政项目和政策金融项目投资均要求商业银行给予配套贷款。在一些地区，国债总投资额中银行配套贷款的比重甚至高于财政投资，在国家重点建设贷款中国有商业银行占比高达70%.这种命令性的行政手段模糊了财政性投融资与商业性投融资的界限，既不利于提高财政投融资的投资效益，又使货币政策受到政策性金融业务的冲击。不仅如此，政策性银行利用国家政策倾斜，越来越多地参与一般性商业银行业务的竞争，也加剧了上述不利局面。在近期，需要切实剥离商业银行的财政性任务和政策金融职能，明确区分商业性投融资和财政性投融资。即使一些国债项目确实需要商业性贷款支持，也一定要通过市场的方式引入资金，以弱化商业性投融资的财政性。另外，还应切实发挥政策性金融的作用，避免政策性银行走商业化道路。

（三）财政与金融职能的准确界定。

与商业性、财政性投融资相混淆对应的是财政与金融职能界定不清这一深层次矛盾。根据部门特点，财政职能重在公平，货币金融职能重在效率。财政政策要在促进经济增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经济结构、缩小收入差距等方面发挥主要作用，货币政策要在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维护经济稳定、调节总量平衡等方面发挥作用。

但是，当前货币政策出现了财政化的倾向，对基础货币投放的控制产生了不利影响。货币政策财政化的实质是通过投放货币来解决财政出资的问题，既包括用再贷款的方法对证券公司进行救助、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提供长期贷款，又包括对金融机构直接或间接注资。2004年以前，人民银行为了维护金融稳定，曾向出现严重危机的证券公司发放再贷款。2005年，人民银行继续发放再贷款对多家证券公司进行流动性支持。虽然这种操作在短期内确实给券商注入了活力，确保了客户保证金的安全，对金融稳定做出了贡献，但是实际上混淆了财政与货币的职能，因为我国的证券公司基本是国有或国有控股的企业，对国有企业负有出资和提供资金支持义务的是财政而不是央行。同时，在我国目前的特定国情下，将再贷款注入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实际上相当于股权性投资资金，它基本上属于不可能收回的基础货币投放，至少在中短期无法回笼，容易产生道德风险，不利于金融部门效率的提高，也增加了基础货币的刚性投放部分，给货币政策操作的可持续性造成了不利影响。如何采取更具市场化的、对金融机构的救助方式，是今后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中央汇金公司的运作也体现了货币政策的财政化倾向。汇金公司自成立到现在一直承担向金融机构注资的职能。目前，汇金公司的投资已经涉及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大型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人民银行实际上已经通过汇金公司成为了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从这个角度看，汇金公司的运作容易形成由央行提供财政性的刚性救助支出，有可能形成财政分配的另一种渠道，这就产生了财政和货币的职能错位。这就需要今后明确汇金公司的法律定位，抑制货币政策的财政化倾向。

近期财政政策范文第2篇

这﹁轮经济上升期出现的部分地区和行业投资偏热，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行政主导使然。除了地方党委和政府换届的“政治周期”推动，以及财政税收体制、金融体制和投资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不到位等体制性因素影响以外，以长期建设国债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对投资迅速升温也起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不可否认，积极财政政策对中国经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走出通货紧缩，保持经济快速稳定增长，可谓功莫大焉。但是，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已经不再是总需求不足，因此也不宜再以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继续刺激总需求扩大。对此，去年底以来，货币政策选择了适度从紧的取向。而宏观调控的另一个重要手段——财政政策，如果继续在“积极”的道路上前行，势必与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相矛盾，也将进一步增加宏观调控的难度。

另外，从规避风险的迫切性看，仅长期建设国债就累积达到9100亿元之巨，而且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偏高，这些都为财政运行本身带来不小压力。因此，继续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已经不合时宜，现行财政政策已经到了必须作出调整的时刻。

我国当前的财政收支状况为财政政策调整创造了有利条件：

首先，近年来我国税收一直保持较快增长。由于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近年金税、金盾和金财工程全面实施，税收征管进一步强化，税收实际征收率大幅度提高。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达到14306.7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3351.79亿元，同比增长30.6%，完成年度预算60.7%，这是近年来同期增收最多、增幅最大、完成进度最好的一年。虽然下半年财政收入增幅将放缓（如清欠出口退税、部分偏热行业引起的税收增加部分将随着宏观调控见效而放慢等），但全年财政收入增加额仍可能达到4000亿元左右。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为压缩赤字、减发国债和支持改革提供了可能。

其次，近年来积极财政政策逐渐缩小扩张力度，实际上在进行淡出性调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2004年维持了3198亿元的赤字，没有安排新增赤字。随着gdp的增长，实际的赤字率（赤字／gdp）较之去年有所下降。（2）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由2000-2002年的每年1500亿元，调低到2003年的1400亿元，2004年又减少至1100亿元，并且明确承诺将逐步停发。（3）2003年10月出台的新出口退税政策，使出口退税率在总体上降低了3个百分点。（4）长期建设国债的投向有所调整，由过去主要用于重点建设项目，扩展到在建重点工程的后续投入、公共项目的欠账填补和支持亟待进行的重大改革举措。这些实践不仅为财政政策进一步调整积累了经验，而且形成了扩张性财政政策逐步退出的心理预期，这将减少政策调整的难度和阻力。

二、当前财政政策调整的实质：从扩张性政策逐步转向平衡性财政政策

基于宏观经济形势的改变，对财政政策作出调整的必要性已经被大家所认识，越来越多的人主张积极财政政策应当“退出”、“淡出”或“转向”。但是对如何调整，调整的程度、力度和方式，调整后政策的新作用点等问题则存在争议。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先把财政政策调整的实质界定清楚。

财政政策一般分为“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discretionary fiscal policy，亦称自决的财政政策）和“内在稳定器”（the built-in stabilizers，亦称非自决的财政政策）两大类。前者又根据不同的宏观经济条件和对总需求的不同影响，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平衡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财政政策。一般的政策工具包括政府支出、国债和税收。平衡性财政政策通常指维持财政收支大体平衡，不影响总的社会需求状况，亦即不应新增政府支出和增发国债及减税，人为地进行扩张；也不应降低政府支出或增税，人为地制造紧缩。而所谓自动稳定器，一是指税收（主要是所得税等直接税）的自动稳定功能，二是指政府部分支出（如转移支付）的自动稳定功能；平衡财政政策与自动稳定器属于不同政策类型，前者是当局的积极行为，可以在不影响总需求情况下，对财政收支进行内部结构调整，采取同幅度对冲性政策组合，比如减税与减少政府支出组合，或者增税与增加政府支出组合等。而后者是当局真正的“不作为”，让财税制度自动发挥平抑周期的作用。近年来国际上对自动稳定器的调节作用给予较多关注，但是在我国以间接税（主要是增值税、营业税等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下，自动稳定器的作用还很薄弱。

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正应该是平衡性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条件。在总量上，平衡性财政政策对社会总需求不产生扩张或紧缩的影响，维持财政预算收支基本平衡，至少要维持当期预算的基本平衡，逐步削减赤字余额，并保证不出现新的赤字。在结构上，做到“有保有控”，一方面要控制过热行业的发展，财政资金从“越位”领域退出；另一方面，支持能源、交通等瓶颈部门和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财政资金转向公共财政“缺位”领域。实行平衡性财政政策并不意味着政府无所作为，而是强调在稳定社会总需求的前提下，有效地采取对冲性政策组合，努力实现预算平衡，优化支出结构，引导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持续发展。

三、“平衡的财政政策”在当前可表述为“适中的财政政策”

为了便于讨论，我们认为在财政政策的名称选择上可考虑三个标准：（1）是否代表了宏观经济形势所需要的政策类型；（2）是否明确表明政策的作用方向和程度；（3）是否能准确传递政策信号，便于更多的人理解而不引起歧义和误解。

对当前我国财政政策调整的名称选择，大体上有以下7种主张：（1）“适度的”或“温和的”财政政策；（2）“可持续的”财政政策；（3）“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4）“稳健的”财政政策；（5）“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6）“结构性”财政政策；（7）“中性”财政政策。学术界比较多的人同意“中性财政政策”的提法。第一种提法，“适度”只是描述了政策的作用程度，对于财政政策调整方向并没有指示，可以适度扩张，也可以适度紧缩，不便于引导预期，对于以上三个标准都不满足。而“温和”的提法，包含了程度减轻、柔和、适度和不过分等意思，可能会给人逐步降低和减少扩张幅度的预期，但是容易引起误解。关于“可持续”的提法，强调的是财政政策坚持收支平衡、不搞无米之炊，并使财政政策的重点转向加强薄弱环节，支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这个提法带有中长期特点，但对短期宏观经济调节的导向比较模糊。至于“相机抉择”的提法，其直接混淆了财政政策的类别和具体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而且导向并不清楚，显然也不合适。而“稳健”的财政政策的提法，得到了不少人的赞同，他们的支撑点在于认为我国当前财政政策既然不扩张也不紧缩，那么选择稳健的提法正合适宜。其实不然，仅从“稳健”一词很难判断出政策的方向和趋势，虽然我国近年货币政策也采取了“稳健”的提法，但是就其政策执行的实质上看，稳健的货币政策是一种适度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之所以称稳健，其强调的是在松动银根、支持增长的过程中，要高度警惕和防范金融风险。这样来，如果财政政策也称“稳健”的，则可能使人们比照货币政策来理解，而形成继续扩张的错误信号和预期。因此，这个提法不满足第二、第三条标准，显然也不合适。至于第五种提法，“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可能有矫枉过正之嫌，从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看，的确存在呈现局部偏热，警惕通货膨胀的压力，但是还没有需要进行全面紧缩的时候，而且宏观经济本身还存在再次步入通货紧缩的不确定性，所以这种提法不满足第一条标准。而主张使用“结构性”财政政策的提法，应该说其抓住了我国财政政策调整后的主要着力点——支持结构改革。但是作为一项财政政策的名称，它并没有标明政策调整的总体方向。结构调整可以在扩张中进行，也可以在紧缩中进行，即不满足第二条标准，所以也不太合适。

目前学术界比较多的人同意“中性财政政策”的提法。西方经典财政理论对“中性财政政策”（neutral fiscal policy）并没有严格界定，一般包括两层意思：一是经济自由主义观点，主张让市场机制自由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影响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二是政府干预主义的观点，将财政政策定位于扩张性与紧缩性之间，强调在总量上不影响社会总需求。当前我国学术界和政府部门正在讨论的“中性”财政政策，主要是指第二层意思，其实质与平衡性财政政策是一致的。但是，平衡性财政政策有一个硬指标——预算平衡，而我国当前3198亿元赤字的削减不可能一蹴而就。马上转向“平衡的”财政政策会给人们传递过于“严格”的信号，容易误解政策调整的力度和速度。此外，中性财政政策也可能被误解为政府“无所作为”和“经济中立”，不利于准确反映当前我国财政政策调整的实质。

据此，我们建议财政政策的调整取向应为“适中的”，“适”表明渐进和适度的意思，标识了政策的力度，同时也留下了灵活操作的空间；而“中”则表明政策调整的方向，强调不偏不倚，介于扩张和紧缩财政政策之间。“适中的财政政策”这一提法，能体现我国当前财政政策调整的实质是逐步实现预算平衡（考虑到削减赤字的渐进性，预算收支平衡应当作为一个中期目标，例如在“十一五”期间达成），并能体现政府在政策调整中将“有所作为”的态度，又能反映政策调整的渐进性特征，而且能让更多的人、特别是非经济学专业人士所理解，基本上可以满足以上我们提出的三个判断标准。

四、“适中的”财政政策实施要点建议

根据我们的研究，建议“适中的”财政政策应当包含以下几方面含义：

（一）大规模减发长期建设国债，甚至停发，尽快兑现将其调减至零的承诺

建设国债是积极财政政策最核心的政策工具，迅速调减国债不仅可以传递明确的政策信号，也可以比较直接地实现政策目的。调整中面临的主要障碍是，在不开工新项目的前提下，如何保证在建项目的后续资金投入。可以考虑以下办法：

第一，根据宏观经济形势，适当放缓国债项目资金拨付进度，充分有效利用国债年度结转资金。建设国债资金预算规模与实际使用规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后者决定实际扩张效应。比如，我国2003年建设国债预算规模1400亿元，而实际使用规模为1093亿元（包括2002年结转的168亿元），向2004年净结转475亿元。今年上半年在适当放慢国债资金拨付进度后，实际使用规模为246亿元，仅占今年国债可用总额1575亿元（预算规模1100亿元+上年结转475亿元）的15.6%.如果下半年保持这样的力度，全年基本上可以实现净结转1000亿元左右，这部分资金就可以全部有序地投入后续建设中。应当注意防止年底前集中投放国债资金，避免对已经取得的宏观调控效果造成冲击。

第二，停止将建设国债转为对地方政府的转借资金。近几年发行的建设国债，大部分由中央预算直接掌握，小部分转借给地方。例如，2004年计划发行的1100亿元建设国债中，有950亿元纳入中央预算，转借地方150亿元。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出现的不稳定因素，尤其是投资增长过快，按中央项目和地方项目划分，其中主要拉动力量是地方项目增长大大超过中央项目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地方政府行政性干预市场的“越位”投资行为引起的。因此，需要抑制国债资金对地方投资的直接刺激作用，明年可以考虑停止将建设国债转借给地方。为支持西部开发、生态建设和保证在建项目的后续投资，可将结转到明年的国债资金由中央预算统一支配。

第三，利用好新增财政收入资金，支持后续建设。

（二）在财政收入较快增长的同时，合理安排新增支出的方向

随着我国经济增长进入上升周期，财政收入近年来持续高速增长，今年上半年以来仍然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即便是考虑到紧缩性宏观调控加上部分减收因素（如归还出口退税欠款）的影响，导致下半年税收增长放慢，但是预计2004年全年至少仍可实现财政增收4000亿元左右，增幅可能超过去年。这部分钱的“去处”是否合理，将会直接影响财政政策调整的效果。如果不做好新增财政收入的支出预算，可能又会形成新的扩张因素。为了体现“适中的”财政政策取向，增收的财政资金最好用于支持亟待启动的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优化财政体制，尽快启动新一轮税制改革；同时，保证在建项目的后续投入。

（三）严格控制和逐渐削减财政赤字，传递“适中的”财政政策的信号

政府预算赤字常常是一国财政政策方向的重要指示器，我国财政政策由“积极”转向“适中”，控制和逐步削减财政赤字也应当提上日程。当前我国各方面增支压力较大，立即大幅度削减财政赤字有较大难度，但是仍应严格控制赤字余额，至少在当年不出现新的赤字。可以考虑在“十一五”期间较大幅度削减财政赤字，逐步实现财政收支基本平衡。换言之，转向“平衡的”财政政策应当是一个中期政策目标。而在近期内，宜采取小幅度削减财政赤字的办法，为最终实现平衡预算的中期目标创造条件。建议从编制明年预算开始，用今年新增财政收入的一小部分弥补预算赤字，并且抓紧研究制定中期内削减赤字余额的方案。即便下一年度所能削减的赤字规模并不大，但这一举动将表明政府采取“适中的”财政政策的决心，对人们的政策预期会产生明确的导向。

（四）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支持经济结构优化和社会协调发展

“适中的”财政政策并不意味着政府公共开支可以采取无所作为的态度，而是强调转变财政政策的作用重点，即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从支持经济增长转变为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适中的”财政政策要求对政府公共开支进行“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重大调整。宏观经济有冷有热，经济社会发展还有许多薄弱环节，需要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和国债项目资金使用结构，有保有压，一方面缓解当前的结构性失衡和市场供求矛盾；另一方面，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社会领域加快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对不符合产业升级要求的经济过热行业，政府财政资金包括国债资金应当不再投入；对不符合公共财政要求的政府开支“越位”领域，财政投入应当坚决退出；对需要加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主要是农业、社会保障、生态和环境保护、公共卫生、义务教育、科技研发，以及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等，需要加大投入和支持的力度。

（五）在减发和停发长期建设国债的同时，不宜过快增加预算内政府投资资金

其一，应当防止因增加预算内投资而抵消财政政策的适中取向。如果把减发的国债资金大幅度转换为预算内政府投资，将会产生实际的扩张效应，不利于实现“适中的”财政政策效果。

其二，应该把建设国债的减发和停发作为推动政府职能转换的契机。如果—边减发国债，一边又相应增加预算内政府投资，有可能固化政府对经济运行的直接干预。我国投资体制改革已经启动，市场化投融资将日趋活跃，投资来源日益拓宽，信贷、利率、财政贴息和税收等间接调节手段起作用的条件也在逐步改善。因此，政府对投资领域的调节不能再依赖财政性投资，或直接掌握过多的基本建设投资项目，而应更多地借鉴市场经济的办法，主要依靠多样化的间接手段调节经济运行。再说，目前国家财政的经济建设职能仍然偏重，经济建设费在各项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仍然是最高的，而用于弥补“缺位”的财政支出仍然不足。因此，政府应当进一步减少经济建设职能，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近期财政政策范文第3篇

据财政部数据，2011年前11个月，我国财政收入累计9.7309万亿元，比2010年同期增加2.056849万亿元，增长26.8%。其中，税收收入8.52164万亿元，同比增长24.7%。以增幅而言，较前有所降低。但平心而论，由于财税基数的相应增大，较之上年，猛增2万亿的绝对数值，仍然令人感到不安。

从基础经济以及企业的角度观察，近年来，由于货币超发所导致的政策调控主要因素可能仍然存在。从改革开放的进程上看，我国的财政增长曲线，可以说是“意味深长”。

1977至1998年度，GDP为3200亿元，财政收入874.5亿元；1986至1987年度，GDP为10202亿元，首破万亿元大关，财政收入2122亿元。1998至1999年度，GDP82067.5亿元，财政收入11444亿元，首破万亿元大关。

以地区看，在2010年，我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上海和广东的财政收入，均超过了万亿元，相当于1998年全国的财政收入。

财政收入以如此增速不断上升的态势，显示近年来社会新创造的财富，不仅在向政府集中，而且在向发达地区和相关利益群体集中。

警惕“财政扩大化”

自金融与财政改革至今，金融与财政的补偿，正好走了一个经济循环周期。

而金融改革与商业银行市场化的初衷，主要是解决“政企不分”，并且切断政府对于信贷总额的行政分配。事实上，近年来的信贷超发表明，金融与财政在深层次上“分工与合作”并未得到改善。

因为政策干预事实上是必须存在的。当银行希望摆脱干预的同时，就会失去政策的保护。对此，地方以及政策性银行可能感受尤深。数据显示，在近几年，商业银行与中央政府，在绝对收益方面，可以说是“双丰收”，但财政增长也应有个限度，毕竟，太过容易的“有钱花”，不是衡量科学发展的目的。

信贷是否超调？

2011年，全球主要经济体进入还债高峰期的时候，我国进入信贷紧缩，资金空前紧张。

然而，信用紧缩的目的主要不是源于经济，由于此前的宽松政策，主要是建立在政府信用扩张的基础之上的，因此也无从等待市场信心的“跟进”与“配合”，因此，在新的一年，中国经济将延续上年的遭遇，商业信贷以及政府信用扩张，仍将受到严格的控制。

有关“地方债”

当前，地方政府拥有的各类融资平台究竟有多少，尚无可靠的统计资料。此类融资平台大多依托于各级城市，一个城市多的有十几家，最少的也有三、四家；最近几年，大部分县级政府也陆续成立了名称各异的投融资平台，为本地基建融资。

有钱是好事，财政收入的不断增长，是巨大的发展成就，据此而言，我个人的意见，明年经济不易“硬着陆”。

所以，结合当前的宏观调控措施，以及资本市场的相对低迷，我们不妨利用最近这段交易的淡季，再深入分析一下，财政收入得以如此增加的深层原因，以及其对于GDP的增长以及货币供应量（M1、M2、M3）增长的推动作用，到底有多大的力度？

首先，我确实不赞成一些朋友们看低2012年一、二季度的经济数据继续大幅下滑的预测，因为政府财政只是“旋转门”，只要收入基本平衡，并且稳步上升，这些投资早晚将在经济层面显现出来。

中央和地方财政的一个存蓄地带，是在央企内部和金融体系内部，经过将近十年的政策扶持，这些由财政重点培育的“税源大户”，只要管理得当，将在相当长的时间段内回报原始投资人。其方式，可以是通过不断地加大分红力度返还；也可以是通过缴纳新的税种进行返还。

其次，财政可以加大对于投资品市场的政策支持。

严格地说，一个社会，你有一个怎样的财政结构，就会有一个怎样的投资结构。最近十年，财政方面，对于政策性投资的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收效甚微，原因在于资本市场的弱势，迟迟得不到改善。

这不是因为资本市场不重要，而是因为仍有很多人认为资本市场和股票市场，存在着各种“不成熟”。

其三，财政可以通过减低企业税，支持小微企业，走出“低收入陷阱”。

由于税制的原因，中国小微企业经营的实际成本，其实是不低的（大多数占小微企业的成本支出的50%左右）；同时，小微企业员工的福利部分，其实是不高的。在这些薄弱部位，政策大有可为。

其四，如果不能还利于民，那么，任何“增长”均不能达到实质性的发展。

如果把中国经济看作一个企业，目前的特点是营业收入（财政收入）增长很快，但经营性收入（利润）的增长滞后，同时社会过度货币化的累积以及货币驱动效应（投资项目）的共同作用，导致多数企业的毛利率不断下降（成本增加）；大中型企业还好，小微企业的经营者连基本维持成本的力量也没有，只能止损出局。

政策调控应当回归重视经济发展的质量，我国在这方面确实有所不足。

结构调整，稳中求进

近期财政政策范文第4篇

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为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我国政府连续实施了积极财政政策，核心内容是增发国债，扩大政府支出。1998年国债发行额为3891.0亿元，1999年为4015.0亿元，2000年为4180.1亿元，2001年为5004.05亿元。连续几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对抵御国际经济衰退对我国经济的冲击、抑制我国经济的继续下滑、推动我国经济增长起了有效的作用。来自权威部门的统计预测资料，国债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8年为1.5%，1999年为2%，2000年为1.7%，2001年为1%-2%.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主要是人们对日益膨胀的财政赤字和迅速扩大的国债规模万分忧心。我国财政总赤字1998年为1681.89亿元，1999年为2425.21亿元，2000年为2598.21亿元，2001年为2598.10亿元；国债余额1998年为7765.7亿元，1999年为10542.0亿元，2000年为13674.0亿元，2001年为16672.1亿元。使人不安是，我国经济发展对迅速扩大的国债规模能否有足够的承受能力？我国民间投资增长缓慢（1998年集体投资增长8.9%，个体投资增长9.2%，2000年分别为9.2%和9.5%，2001年为4.7%和0.1%），是否由于政府国债投资存在“挤出效应”所导致？继续发行国债会不会使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更加缺乏后劲？财政赤字的日益膨胀在日后拉动经济逐步回升的同时会不会引发通货膨胀？甚至有人提出积极财政政策应当退出。

2我国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2.1扩大内需仍需加强随着国际经济增长的继续放缓，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国际经济“传导”作用的加强，我国外贸出口面临的形势及外需对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容乐观。根据有关资料，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7年为3.6%，1998年为2.3%，1999年为0.8%，2000年为0.015%，2001年为—0.7%（亚洲开发银行的预测资料是—1.8%）。所以，短期内拉动我国经济增长促进我国经济回升的动力仍是内需的扩大。国内需求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8年为5.5%，1999年为6.3%，2000年为8.0%，2001上为8.0%.虽然近几年在积极财政政策的拉动下，我国投资增长总体上比较明显，2000年投资增长率为9.3%，2001年为12.9%，但自2001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减速运行，投资增速明显回落，2001年1-11月份投资增长16.3%，1-12月份为12.9%，比1-11月份下降3.4%，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不高，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后劲不足，199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对预算内投资依存度为34.6%，1999年上升到101.29%；居民消费水平稳步增长，但是自2001年下半年以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明显回落，1999-2000年我国消费品零售价格总额增长11.4%，2000-2001年为10.1%（其中，9、11、12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分别下降0.1%、0.3%和0.3%），居民消费实现较大幅度的增长难度不小。近几年内进一步扩大内需一定程度上仍将依赖于积极财政政策的继续实施。

2.2增发国债仍有一定余地从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看，我国远低于多数欧美国家和国际警界线。1998年我国国债负担率为9.9%，1999年为12.8%，2000年为15.3%，2001年为17.5%；多数欧美国家为40%-65%；国际警界线为60%.而且，根据国际经验，当国债负担率达到一定高度时便趋于回落。以英、美两国为例。英国国债负担率1945年达到216%，70年代回落到44%，目前维持在50%左右；美国1946年达到122%，70年代末回落到37%，目前维持在54%.所以，在我国增发国债仍有一定余地，积极财政政策仍可保持其可持续性。

2.3国债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

“挤出效应”是政府增加支出引起国民收入增加的同时因导致利率上升所引起的民间投资减少，从而国民收入下降的经济现象。由于连续几年我国政府在国债支出项目的安排上重点是那些直接回报率低，市场难以调节的基础设施项目（农、林、水利、交通运输、邮电通信、农村电网），高新技术及生态环保等，因而国债投资对民间投资未出现明显的“挤出效应”。今后，继续发行国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只要注意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避开对容易发生“挤出效应”的项目或部门（即竞争性的行业或产品）进行国债投资，则政府支出的“挤出效应”不但能够完全避免，而且会有效地带动民间投资的增长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

2.4赤字财政与通货膨胀

提到财政赤字，人们总是想起通货膨胀。的确，通货膨胀是国债政策的重要的约束条件，当增发国债已经或即将引发通货膨胀时，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就必须十分慎重。然而，根据实践经验，只有当政府财政赤字采取了货币化的融资方式时，央行才会超量增发货币，导致通货膨胀。1998年以来，由于我国政府的财政赤字采取了债务化的融资方式即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而且只对商行发行，再加上央行主要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来变动实际货币供给量，故连续几年来的国债发行并未诱发通货膨胀（近几年来，央行基础货币供给偏少，居民储蓄增加较多，商行资金偏松，为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我国通货紧缩的阴影至今存在。2000年居民消费价格水平上涨0.4%，2001年为0.7%（一般情况下，发达国家把达不到1%的价格水平的上升看作为通货紧缩）；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零售价格处于下降态势，1999年商品零售价格上涨—3.0%，2000年为—1.5%，2001年为—0.8%.再考虑到我国货币政府面临的问题，在今后几年继续增发国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应该说不会形成通货膨胀压力。

2.5积极配合货币政策，为货币政策作用有效发挥和积极财政政策逐渐退出创造必要条件

国债发行一方面能增加财政收入，影响财政收支，属于财政政策，另一方面又对包括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的扩张和紧缩起着重要的作用。近几年来，为了使积极财政政策发挥有效的作用，货币政策方面做了不懈的努力。今后，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虽然短期内积极财政政策问题不会太大，但根据国际上的经验，随着扩张性财政政策规模的不断扩大，它的缺陷将会因为政策时滞、政治因素、财政赤字等问题而日趋明显。为了预防积极财政政策的负面影响，当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稳固地走出低点、民间投资得以启动、消费需求渐趋正常、外贸出口恢复到一定高度时，积极财政政策应该逐渐地退出。近期内，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积极配合货币政策，为货币政策作用有效发挥和积极财政政策的逐渐退出创造必要条件，包括合理运用财政资金，进一步营造能够对货币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微观基础；利用财政支持政策保证货币政策及其衍生工具的运用；利用税收政策调节商行信贷行为和信贷资金的流向；健全完善信贷担保体系，为改进金融服务提供必要的辅助设施等等。

3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

由于种种原因，积极的财政政策在近几年内有必要继续实施。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任务繁重，其重要功能仍是拉动内需，促进我国国民经济长期、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3.1积极财政政策的长期化与我国长期经济增长

首先，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在于经济结构的合理化。积极的财政政策实际上就是西方“需求管理”在我国的实践。“需求管理”是一种短期行为，从长期来说，我国经济增长的正本之策并不是“需求管理”而是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因为我国经济的现实情况并不是真正的供过于求，而是供不应求。要实现我国国民经济长期、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根本在于根据市场需求，增加社会有效供给，减少无效供给，实现经济结构的合理化。

其次，经济结构的合理化是积极财政政策有效作用的重要条件。在我国持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将使其长期化。由于积极财政政策的功能不仅在于扩大政府支出的直接效应，更重要的是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拉动民间投资增长的后续效应。政府国债投资的后续效应越大，积极财政政策乘数作用就越大，积极财政政策效果就越大。长期化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后续效应的大小依赖于合理的经济结构。所以，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使经济结构合理化和长期化是积极财政政策功能有效发挥的重要条件。

3.2长期化积极财政政策有效作用的条件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近期财政政策范文第5篇

美国财政部9月1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美国的财政赤字为1341.5亿美元。本财政年度前11个月(截至2011年8月)，美国的财政赤字已累计达到1.23万亿美元，持续攀升的财政赤字已成为美国经济面临的严峻威胁。

不久前，美国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的报告预计，今年全年美国实际GDP增幅在1.7％～2.1％的区间。在本财年预算赤字方面，白宫预测为或3290亿美元，占GDP的8.8％。尽管赤字预期较之前有所降低，本财年美国联邦政府赤字仍将突破万亿美元大关，这将是美国连续三年财政赤字过万亿美元，创下美国历史之最。

陷入两难的财政政策

持续攀升的财政赤字已成为美国经济面临的严峻威胁。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在经济增长迟滞、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美国的财政赤字问题短期内很难解决。

刺激经济增长与削减财政赤字，正是目前美国政府面对的一对最大矛盾。一方面，美国经济尚未恢复“自主复苏”的能力，需要政府扶持加大投资，刺激就业。另一方面，美国的财政赤字已因为“两场战争和一次衰退”，被吹大到了与GDP相同的规模，来自民众以及国会的减赤压力，令奥巴马政府在进一步出台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时，也显得处处受掣肘。

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政府采取激进的手段大幅削减开支，本已脆弱的经济失血就会更为严重，这在短期内将阻碍经济的复苏进程。反过来，如果经济复苏放缓，政府的收入也会随之减少，财政情况将变得更加难以为继。

膨胀的赤字

回顾美国财政预算近年发展的趋势，特别是近十年的趋势，尽管政府承诺过无数次要削减财政支出，但是从未落实。根据《华尔街日报》8月24日的报道，2011财年联邦政府的总支出将比2010年高出410亿美元(约高出4％)，甚至要高于2009年因刺激经济而支出剧增的水平(1.41万亿美元)。

截至2010年底，近50年的财政支出，以复利计算，年增长率(CAGR)为6.5％，而同期的GDP增长率却只有5.7％。大家都知道，如果财政支出持续超过经济增长率会导致不可持续。在过去10年里，财政支出的CAGR为7.1％，而GDP的CAGR仅为3.9％。

美国财政支出最大的问题在于“法定财政支出”项目(如社会保障、老年人医保与低收入阶层医保及穷人的教育项目等)，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秘密。“法定财政支出”即“转移支付”，历史可以回溯到1960年，当时财政税收的26％都用于转移支付。从那时起，这种转移支付的CGAR水平约为7.8％，而税收和经济的增长率却显然低得多，大概为5.6％和5.7％。

到了2010年，法定财政支出已经超过了税收的92％。这个数字在2007年是64％，之所以增长这么快是因为社保和医保的统计人口增加，尤其是加入“收入保障计划”的人口剧增。

根据研究得出，当GDP增速超过3％时，情况会有所改善。但是，当GDP增速超过3％时，通胀率也会相应地上涨。

难以改变的局面

近期，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的比尔・格罗斯(Bill Gross)称，他认为美国经济开始结构性的转变，名义GDP增长率将在0％～2％之间，这将成为一种“新的常态”。事实上，从2007年以来，美国很可能就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

因此，如果经济增长如果真的在PIMCO所说的“新的常态”下运行，即使华盛顿的政治家们在呼吁人们鼓起勇气，去做那些过去未曾做到的事，并且放慢法定支出项目数额的增长速度，减少开支，债务和赤字的水平也将仍然维持在难以接受的水平。这将威胁到美国的国际地位，并且无疑将对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储备的角色造成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