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宏观经济政策范文第1篇

近期，新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Romer）在其最新论文《宏观经济学的麻烦》中，对当前主流宏观经济学盛行的DSGE模型进行了猛烈批判。DSGE模型在RBC模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它保留了理性预期、技术冲击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同时引入了价格粘性、不完全竞争等凯恩斯主义的元素。目前，DSGE模型已广泛运用于宏观经济学理论研究和政策分析当中，更是宏观经济学期刊竞相推崇的研究范式。

然而，罗默认为，正是这一广泛运用的模型使宏观经济学研究遭遇了脱离现实的巨大麻烦，他批判的依据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DSGE模型将经济波动归因于某些脱离现实的外生冲击，使模型对现实的解释力不足。一个重要的表现是，DSGE模型大多忽略或低估了货币政策对于宏观经济的重要作用。例如，沃尔克（P. Volcker）就任美联储主席时期采取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使美国的实际利率高于二战后任何时期，导致美国经济在此期间经历了两次萧条，这一案例表明货币政策具有DSGE模型难以解释的巨大作用。第二，DSGE模型至今无法解决模型参数识别难题。罗默指出，DSGE模型引入了众多待估参数，加剧了参数识别难题。目前主流宏观经济学采用的校准或贝叶斯估计等方法不仅无法真正解决识别问题，反而使研究者可以通过调整参数取值或先验分布来达到自身预想的结果。这导致研究结果具有更大的人为操控性，所构建的模型也进一步脱离了现实。第三，主流宏观经济学家在面对他们所提出的理论存在的缺陷时，采取了相互支持和包容的态度。罗默在文中抨击了卢卡斯（R.Lucas）、普雷斯科特（E.Prescott）和萨金特（T.Sargent）三位著名经济学家。他尖锐地指出，卢卡斯为了支持普雷斯科特提出的“货币经济学是琐屑”的观点，不惜发表与他本人在1995年领取诺贝尔奖时不一致的言论。而当萨金特在研究中得到与卢卡斯不同的结论时，也选择对卢卡斯的观点持赞成态度。罗默认为，此类行为是少数宏观经济学家对理论的垄断，阻碍了宏观经济学研究的突破性进展。

客观地说，目前DSGE模型的确存在罗默所说的脱离现实以及参数识别困难等问题，其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笔者认为，不论从罗默批判的对象、批判的标准，还是从宏观经济学自身的发展历程来看，宏观经济学目前并未遭遇他所谓的大麻烦。

其一，罗默在文中所批判的只是宏观经济学的一部分，并不能就此认为整个宏观经济学遭遇麻烦。罗默列举了RBC模型以及斯梅茨（F.Smets）和伍特斯（R.Wouters）在2007年提出的DSGE模型的缺陷，进而说明DSGE模型和宏观经济学遭遇麻烦。但RBC模型形成于30多年前，斯梅茨和伍特斯模型的提出也早在10年之前。近年来，DSGE模型在不断改进和拓展，而且DSGE模型只是众多宏观经济学研究方法中的一种。比如，Bewley模型等异质性定量宏观模型在刻画贫富差距等异质性因素时具有较好的表现。又比如，以威廉姆森（S.Williamson）为代表的新货币主义经济学家至今仍使用完全定性化的研究方法，他们以数学形式刻画经济理论，并推导经济理论在定性角度的解释力。因此，罗默所批判的事实上只是RBC模型和某些DSGE模型，并非整个宏观经济学。

其二，罗默批判宏观经济学的标准过于苛刻。罗默认为宏观经济学遭遇麻烦主要基于两大标准，一是DSGE模型对现实的解释力不足，二是DSGE模型无法解决甚至加重了参数识别问题。对于第一个标准，就经济学理论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言，理论滞后于现实是常态，不能苛求经济理论能够立即解释当下的现实。例如，世界上最早的奴隶拍卖起源于古罗马时代，但直到1961年维克里（W.Vickrey）才正式提出了拍卖理论。同样，“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投资理念古已有之，但直到1952年马科维茨（H.Markowitz）才将其模型化，并成为现代金融理论的基础。

对于第二个标准，和参数识别问题类似的是，在微观计量经济学领域，内生性问题同样是长期存在的重大难题。对此，计量经济学家相继提出了工具变量法、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以及随机实验等方法试图克服内生性的干扰，但这些方法在实践中仍面临较多困难。以研究中使用最广泛的工具变量法为例，合适的工具变量需要同时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要求，但由于工具变量外生性检验的适用范围和假设前提均存在局限性，因此在实践中几乎无法找到完全外生的工具变量。所谓完美的工具变量大多只是研究者通过已有的数据构造并用文字加以论证，内生性问题仍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同样，金融学理论发展至今，也已形成了系统完善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但这些模型在现实中依然无法预测股票价格的剧烈变动。因此，如果宏观经济学确如罗默所言陷入了大麻烦，那么量经济学、金融学等其他经济学分支乃至整个经济学研究可能都将陷入更大的麻烦。

其三，每一次重大事件后，宏观经济学均能在总结现实教训的基础上取得重大理论进步，使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不断增强。宏观经济学在近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先后经历了大萧条、大通胀、大缓和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等四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大萧条之后，凯恩斯主义取代了早期盛行的市场清算主义，宏观经济学开始重视短期内政府宏观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对熨平经济波动的重要作用。20世纪70年代大通胀时期，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革命又对早期凯恩斯主义进行了批判和改造，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凯恩斯主义，使货币政策、预期和通胀目标制对宏观经济的作用逐渐得到重视，货币政策也取代财政政策成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美国经济进入“高就业、低通胀”的大缓和时期，宏观经济学开始意识到政策可信度和通胀目标制对于经济稳定的意义，为日后对预期管理的研究奠定了基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宏观经济学更加重视金融摩擦对经济危机的加速和放大作用，从而使金融稳定和经济稳定一起成为各国宏观调控的长期目标，而宏观审慎政策则是实现金融稳定目标的政策工具。

近期宏观经济政策范文第2篇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两大重要工具。财政政策是通过税收和公共支出等手段来实现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等宏观经济目标的长期和短期财政战略，是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根据财政政策在调节国民经济总量方面的功能可将财政政策划分为扩张性政策、紧缩性政策和中性政策。货币政策是说一国的中央银行为实现既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运用各种政策工具控制、调节和稳定货币供给量，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措施总和。货币政策手段主要有：法定准备金、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率。 

通常一个国家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实施何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要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相机抉择。纵观我国实行宏观经济政策的历程，从建国后一直奉行的“双松”政策到1998年底起开始施行的历时近七年之久的“一积极，一稳健”的宏观政策，再到2005年我国政府开始奉行的“双稳健”政策，我国政府正是从实际出发，结合我国国内经济发展的形势和国际经济动态的转变，审时度势，成功地完成了我国不同历史时期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变。当前从经济发展趋势来看，由于国际经济形势出现的逆转以及已经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的作用，我国经济增长率将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调，国际收支不平衡程度将有所缓和。同时，出口增长将回调，但幅度有限，在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持续作用下，银行的流动性虽然比去年有所缓解，但仍然比较充裕，货币信贷仍然处于比较宽松的环境。在此背景下，继续实行“双稳健”组合似乎是我国2007年继续实行宏观经济政策的科学选择。 

然而，就当前经济形势来看，影响我国政府做出宏观经济决策、实现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有三大矛盾需要高度关注。首先，社会过度储蓄引起的过度投资问题。从2000年到2006年11月末，我国金融机构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由123804.4亿元增加到334361.4亿元，增长了1.7倍，增长幅度平均每年达到18%，存差也由24433.3亿元扩大到111219.8亿元，存差扩大了3.55倍。在储蓄增加额中，有45.3%来自于城乡居民增加的储蓄，另有31.1%来自于企业增加的储蓄。就是说，当前我国储蓄的迅速增长主要是由居民和企业两大主体的行为产生的。居民将过多的收入用于储蓄，一方面是与我国社会保障福利制度不健全有关，另一方面是金融机构储蓄主要来自于高收入者而中低收入者所占比重不高相关。企业将过多的资金用于储蓄而不是投资于创新活动，一方面是与我国的产业政策相关，另一方面是这些储蓄大部分是大中型企业增加的存款，而中小企业依然缺乏资金。在社会储蓄持续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金融机构的压力不断增加。随着存差规模的不断扩大，金融机构要千方百计将这些剩余资金“消化”掉。由此，大量信贷资金通过各种渠道又投向了建设领域，新一轮投资过热和重复建设由此产生。还有，储蓄过度增长引起过度投资，实际还对消费形成了挤出效应，因为在资金一定情况下，投资过多占有份额，必然排挤和抑制了消费。 

其次，工业的过快增长引起的产能过剩问题。当前，在国民经济运行中，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社会资金向金融机构流入，另一方面是社会消费增长速度又远远慢于工业品的生产增长速度。由此，我国经济发展中又遇到另一个矛盾，工业品产能的过剩。按道理，自2000年以来，我国的社会消费增长并不慢，而且从2004年以后还有加快增长的趋势。比如从2004年到2006年社会消费平均增长幅度都在13%以上。但是，我国工业在投资的不断刺激下产品生产量增长更快，例如2000年到2005年，全国家用洗衣机、电冰箱、彩电、空调器、微型计算机、移动电话、汽车产量分别增长了1.05倍、1.33倍、1.11倍、2.7倍、11倍、5.78倍和1.76倍。2006年，上述工业品还在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当工业品持续以快于国内消费增长速度增加时，便被迫形成大量出口，大量出口既造成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又形成巨额贸易顺差，由此导致外汇储备越来越多，而越来越多的外汇储备反过来又要求M供给规模不断增加。 

再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引起的社会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当前，我国收入差距呈现全面扩大的趋势，既存在城乡居民、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也存在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不同群体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从2000年到2005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2.79倍扩大到3.22倍，2006年扩大到3.4倍。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公共医疗、养老、教育补贴、住房公积金等社会福利项目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更大；在地区之间，西部地区居民最低收入省份与东部地区居民最高收入省份差距也呈扩大的趋势，比如北京、上海、江苏等省市公务员收入是贵州的3至4倍。在城镇内部，2000年到2005年，按五等分法，城镇居民最低收入与最高收入比由1∶3.6扩大到1∶5.7，而困难户收入与最高户收入差距达到11倍。行业差距更大，全国事业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约1.5万，一般企业1万左右，而大企业5至6万，能源、电信、金融企业可超过10万。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也如此，从2000年到2005年，按五等分法，农民最低收入与最高收入比已由1∶6.47扩大到1∶7.26。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已达到相当悬殊的程度，基尼系数已超过0.4。2005年，我国城镇有近2000万人月收入在200元，有近4000万农民年收入在800元以下，他们经常入不敷出，要靠借债维持生存。近几年来，我国消费不足实质是结构性消费不足，主要表现为城镇低收入群体和农村居民消费不足。当前，我们面临的矛盾是，一方面，城镇的收入分配在向高收入群体集中，而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在不断下降，他们将越来越多收入存在金融机构；另一方面城镇中低收入群体和农民边际消费倾向高，但他们却无钱消费。如何将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公平地分配到不同收入群体，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和农民身上，让他们提高收入水平并增加消费，这是当前我国宏观政策的关键所在。 

从经济运行角度看，如何避免或消除经济运行中储蓄过剩、产能过剩和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不仅是近期宏观调控需要面对的，而且也是国家长期政策和制度安排需要考虑的。就当前而言，我国的货币金融政策尚显偏松，财政政策相对偏紧，这种政策组合不利于控制工业产能的进一步过剩，也不利于扩大国内的消费，因此考虑到情况的变化，我们应该奉行“总体稳健、适度微调”的思路，在目前政策姿态不变的情况下，根据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在力度上调整当前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组合。

近期宏观经济政策范文第3篇

一、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方式与内容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如果从配合的形式上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1]：

第一，政策工具的协调配合。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和财政政策工具协调配合主要表现为财政投资项目中的银行配套贷款。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还要求国债发行与中央银行公开市场的反向操作结合。也就是说，在财政大量发行国债时，中央银行应同时在公开市场上买进国债以维护国债价格，防止利率水平上升。

第二，政策时效的协调配合。在西方经济理论中，通常把政策时滞分两类三种，即认识时滞、行动时滞和外部时滞三种，其中前两种时滞又称为内部时滞。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也是两种长短不同的政策时效的搭配。货币政策则以微调为主，在启动经济增长方面明显滞后，但在抑制经济过热、控制通货膨胀方面具有长期成效。财政政策以政策操作力度为特征，有迅速启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但容易引起过渡赤字、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因而，财政政策发挥的是经济增长引擎作用，只能作短期调整，不能长期大量使用。

第三，政策功能的协调配合。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功能的协调配合还体现在：“适当的或积极的货币政策”，应以不违背商业银行的经营原则为前提，这样可以减少扩张性财政政策给商业银行带来的政策性贷款风险。财政政策的投资范围不应与货币政策的投资范围完全重合。基础性和公益性投资项目还是应该以财政政策投资为主，而竞争性投资项目只能是货币政策的投资范围，否则就会形成盲目投资，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第四，调控主体、层次、方式的协调配合。由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调控主体上的差异，决定了两大政策在调控层次上亦有不同，由于货币政策权力的高度集中，货币政策往往只包括两个层次，即宏观层面和中观层面。[2，3]宏观层面是指货币政策通过对货币供应量、利率等因素的影响，直接调控社会总供求、就业、国民收入等宏观经济变量，中观层指信贷政策，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发展需要，调整信贷资金存量和增量结构，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而财政政策由于政府的多层次性及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形成了多层次的调节体系，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宏观层是国家通过预算、税率等影响宏观经济总量，影响社会总供求关系。中观层则主要是通过财政的投资性支出、转移性支出等，调整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解决公平、协调发展等重大问题。微观层则是指通过财政补贴、转移性支付中形成个人收入部分对居民和企业的影响。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还可以从宏观调控目标、结构调整和需求调节方面的协调配合三方面进行分析。

二、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的实践分析

政府在对宏观经济调节过程中，要使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达到预期的效果，首先要根据宏观经济调节目标、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和经济管理体制的特征来选择某种财政货币政策的配合方式。政策配合是否恰当，将直接影响到宏观调节效果。

（一）改革开放以来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运行的基本轨迹

初略统计，改革开放23年间，实行“双松”政策组合的达13年，实行“双紧”政策组合9年，实行“松紧”组合只有1年，具体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改革初期（1979～1984年）。这一阶段，总体上说执行的是“双松”的政策搭配，即“松”的货币政策与“松”的财政政策的搭配。在“双松”政策模式中，银行系统通过降低存款准备率，降低利率，扩大贷款规模，增加货币供给。财政系统通过减少税收，增加财政支出，扩大社会总需求[4，5]；社会总需求因而能在短期内迅速扩张起来，对经济的发展产生强烈的刺激作用。在改革初期，特别是1984年以前，在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生产能力和生产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条件下，利用这种政策配合，能够推动闲置资源的运转，刺激经济增长，扩大就业。但是1984年以后，由于经济中不存在足够的闲置资源，“双松”政策注入大量的货币则会堵塞流通渠道，导致通货膨胀，对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

第二阶段（1985～1997年）。1985年后，一方面中央银行体制的建立，确立了货币政策作为一项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开始具有了特定的内涵和应有的作用，银行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开始得到确立。另一方面过渡投资、经济过热的症状越来越明显。在这一阶段中执行的是“双紧”的政策搭配，即“紧”的货币政策与“紧”的财政政策的搭配。在“双紧”政策模式中，银行系统通过收回贷款，压缩新贷款，减少货币供给量，从而使社会总需求在短时间内迅速收缩；财政系统通过增加税收，削减财政开支，增加财政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减少市场货币流通量，压缩社会总需求。

（二）转型时期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组合作用的基本估价

“转型”是近几年我国经济金融改革与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任何政策措施都不能离开这条主线，并在服务服从于这条主线的前提下，实现自身的发展和完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地位作用的发挥亦离不开这个基本前提。

第一，公共财政理论及政策框架的确立，标志着政策本位的彻底回归，是转型时期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组合的显著特征。从改革初期的大财政、小银行，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中前期的“大银行、小财政”，到90年代末期财政政" 策在治理通货紧缩过程中主体地位的确立，财政政策本身从行为而言经历了一个“强——弱——强”的过程，从职能上讲也经历了一个由金融财政到吃饭财政、由建设财政到公共财政的转轨和演化过程，公共财政理论及政策框架的初步确立及分步实施，标志着我国财政体系及建设开始与国际惯例全面接轨，是财政政策本位的彻底回归，是市场经济建设的最重要内容之一。

第二，政策搭配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但必须与当时的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调控的重点紧密联系起来，相机抉择，协调推进，才能收到最好的政策效果。近二十年来，我们在宏观调控建设方面虽然有很大的成就，但仔细总结检验，宏观调控的政策绩效与预期政策目标相差较大。时至今日，尚未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宏观调控理论与政策规范，“相机抉择”变成了“随意选择”，宏观调控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后期政策目标不明确，基本处于“一松就乱，一紧就死，紧紧松松，松紧交替”的怪圈之中，滞延了经济发展的步伐和经济体制转轨的步伐。甚至在90年代末期把“实行双紧”的政策搭配作为我国既定的一项中长期宏观经济选择写入了我国的许多重要文件之中，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我们的决策部门以及理论界对宏观调控认知的肤浅，自主运用能力与水平较差。政策搭配缺乏权威部门，往往政出多门，形成政策效应的相互抵销，在1998年就呈现出了财政政策扩张效应被税收的制度收缩效应抵销，积极的货币政策效应被整顿金融秩序、治理三乱的制度收缩效应所抵销等局面，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及政策搭配框架还有相当长的距离。

第三，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呈现递减态势，在宏观调控中的主体地位有所下降。众所周知，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是收入政策和支出政策，财政政策的目标是通过其收支的规模和结构来实现的。因此，政府有能力改变财政收支的规模和结构，是有效实现财政宏观调控的前提和重要保证。近几年来，我们加大了财政体制改革的力度，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收到了明显的政策效果。但是，扩张的财政政策已经持续了将近5个年头，通货紧缩的势头开始得到遏制，实施扩张财政政策的经济运行背景有了较明显的变化。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公理，继续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需要进一步加大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刺激效应要呈下降趋势。如何保持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是宏观调控体系建设、政策搭配与选择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第五，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已经形成了以“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再贴现、存款准备金”等三大传统工具和“窗口指导”为主体的政策工具体系，但由于上述工具的使用及运行尚缺乏必要的制度载体和完善的市场运行机制，利率市场化的步伐举步维艰，金融系统及金融体制存在明显的“双轨”并存特征，完善的货币政策调控机制缺乏制度保证和运作机制的支撑，货币政策效应特别是对财政政策挤出效应的修复作用，往往受制于行政或决策者能力、操作者能力的制约，特别是作为两大宏观经济政策联结的重要工具——国债在运行及市场化运行中还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尚未形成全国性的有效的国债市场，加上国债种类、期限中存在的问题，中央银行能够买进卖出的国债数量不大，因而难以达到利用国债市场进行微调的目的。为此，今后的改革应当通过完善国债的品种、期限结构，逐步建立健全国债市场，为扩大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创造条件。总而言之，只有存在一个高效流动的国债市场，才能既为财政提供巨额资金来源，又能为中央银行提供调控经济的手段，充分实现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结合的作用。

「参考文献

[2] 陈银娥。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

[3] 朱忠明。中国货币市场发展新论[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

[4] 巴曙松。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经济学分析[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5] 胡海鸥。中国货币供给机制转轨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

[6] 王朝弟。转型时期中国金融热点问题探索[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近期宏观经济政策范文第4篇

道指跌破10000点，标普500跌破1000点，美国金融危机已经演变成一场金融海啸，还蔓延到其他市场，全球股市的信心近于崩溃，不仅美国国会通过救助计划当日股指继续下跌，而且全球央行联手降息也未能迅速遏制恐慌。全球投资者对全球经济衰退的担忧已近惊恐，这种情绪同样影响到中国股市。

但是，我们相信，当前这一全球性金融危机带来的猛烈冲击，会客观上加速中国宏观政策的调整和转向，并加快中国经济见底企稳的进程。

目前，A股市场应该关注两个问题：一个是在经济下行期间宏观政策的调整节奏和力度，另一个是经济下行过程中各个行业的触底顺序。前者可能有助于我们判断经济乃至市场的底部所在，而后者可能帮助我们判断股票投资的某种“次序”。

首先，由于金融危机引发经济下行，必须出台相机抉择的宏观政策来刺激增长，这意味着本土市场的政策调整是导致经济最终触底并复苏的先决条件。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毅然放弃了执行数年的货币从紧政策（主要针对1993年至1994年的高通胀），进而宏观政策转向全面放松。1998年，当年财政发行千亿元长期建设债券来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同期，货币政策采取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的“双降”政策。其中，一年期利率水平从1997年的10％降到了1999年的5.8％。这些政策的效果还是比较显著的，GDP增长在1998年达到了7.8％，1999年达到7.6％，基本接近当时8％增长的预定目标。有了经济在这两年的平稳发展，才有2000年经济复苏和世纪之交时的中国牛市。

本次全球性的信贷危机期间，我们看到了类似的宏观政策转向。这种转向在2008年7月就露出端倪（从“双防”到“一保一控”），随后，我们可能看到更多的政策措施出台（10月9日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和11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期间，都是政策出台的密集期）。

根据现有分析，我们预计，政策放松可能沿着以下几个领域展开。

――继续加大财政投入。这包括财政在2009年额外增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2000亿元，农村基础设施建设1500亿元，以及4000亿元以上的灾后重建等。如果再加上投资的自然增长，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将从2007年的3.7万亿元上升到4.4万亿元。

――减税1500亿元，特别是针对资本投资的减税。减税大约相当于增加投资支出影响的75％（中国目前的税收乘数大约为支出的75％）。

――从利率最高点降息约200基点。虽然最近一个月已经两次降息，但未来一年，降息的空间仍然很大。

――放松（甚至取消）信贷额度管理。在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双降”的条件下，同期放松信贷阀门将更有效地促动信贷增长。

可以确信的是，目前，从紧的调控已经或即将转向。按照历史经验，经济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大体有半年左右的滞后期。因此，上述政策组合的效果将在明年上半年体现，经济增长率有望在2009年中探底回升。我们相信，股市的回暖要早于经济的回暖，而今后一系列刺激经济政策的出台，也会有助于市场底部的最终确认。

其次，在经济下行过程中，各个行业不是同步而是渐次见底，这往往提供了在危机期间股市投资的某些线索。就目前情况看，尽管宏观政策有助于我们寻底，但经济下行的态势不会短期改变，但各个行业的周期下行（主要是指行业业绩周期）有着明显的先后顺序。

就成熟市场的经验看，化工、交运等周期类行业及汽车、旅游等可选消费类行业的业绩，见底时间早于整体市场。这些行业对经济下行的敏感性更强，对消费变动的反应弹性更大。因而，这些行业的股价往往也会在股市下行阶段先行下跌，在股市触底反弹阶段先行反弹。

医药、食品饮料等稳定性行业业绩见底基本与整体市场同步，原因在于业绩受经济周期影响不大，而且，这些行业的业绩波动本身要小于其他行业。因而，它们在股市下行阶段有一定的防御性。银行、煤炭行业的业绩见底通常晚于整体市场，由于只有当其他行业的需求下来以后，才能逐步传导到金融和煤炭这类行业。

所以，一个基本的结论是，业绩后期见底的行业往往是股市下行阶段的防御性行业，而业绩先期见底的行业往往可能成为股市触底反弹阶段的先导性行业，这样的规律其实也适用于中国股市。

近期宏观经济政策范文第5篇

一、正确认识影响货币政策效果的诸多因素

1.宏观经济状况。金融是为经济服务的，货币政策的制定，要与宏观经济的状况相适应。宏观经济状况作为货币政策实施的背景同样也影响着货币政策的效果。

（1）宏观经济运行的新特征影响货币政策效果。2004年以来，我国的宏观经济状况与以前大不相同，正处于经济转型阶段，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突出表现为结构矛盾，给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增加了新的变数，给货币政策的实施带来了新的课题，影响着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效果。结构性矛盾突出时期，中央银行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如何控制经济的过快增长，防止和治理通货膨胀是中央银行宏观调控的重点，货币政策的运用主要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实施适度紧缩性的货币政策。

（2）“二元经济”结构影响货币政策效果。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的经济结构呈现典型的“二元经济”特征。简单地说，就是发达的部门和区域与落后的部门和区域相对立而存在。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中，奉行单一性的货币政策势必会引起不同地区、不同部门间的不同产出，出现苦乐不均的现象，并可能扭曲地区间的经济关系，诱发地区经济金融利益的冲突和摩擦，从而最总终不能很好地实现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弱化货币政策的效力。

2.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的相关主体的状况。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的相关主体包括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企业、居民个人、和金融市场等，它们的状况影响货币政策的效果。

（1）中央银行。中央银行作为货币政策的实施主体，其对经济金融宏观状况的判断能力影响货币政策的正确性和及时性，其对货币供给量的调控能力影响货币政策的效力。就治理通货膨胀中的货币政策而言，中央银行调控货币供应量的能力下降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效果。

（2）商业银行。商业银行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传导器，但是，商业银行体制改革的滞后制约了货币政策的传导。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虽然进行了股改，但受计划经济传统习惯的影响，其运作方式仍带有旧体制的痕迹，导致其对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信号反应不够敏锐，影响了货币政策的传导速度。第二，国有商业银行主要为国有大中型企业服务的现实做法与近年来民营经济对经济发展贡献巨大的现实情况，使金融资源的配置与经济发展失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货币政策的效果。第三，我国商业银行市场化程度不高，受改革过程中责任约束机制过度的限制出现了惜贷和慎贷的现象，使货币政策的传导链条受阻；同时，目前商业银行的分支行制的组织形式，使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措施需要在商业银行的总行、分行、中心支行和支行逐级传导才得以实施，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效果。

（3）企业和居民个人。企业是货币政策信号的最终接受者，企业制度的扭曲和行为的非市场化影响货币政策的效果。目前，企业改革虽然逐步深化，但是许多企业尤其是国营企业仍然没有成为完全独立的市场主体，企业预算约束软化，信用观念淡薄。在这样的背景下，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可想而知。居民个人也同样是货币政策信号的接受者。他们根据货币政策信号的变化，会及时调整自己的金融资产结构。但是在目前治理通货紧缩的过程中，受近年住房、教育、医疗等一系列改革政策出台的影响，启动居民消费的政策效用不大。

（4）金融市场。金融市场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重要传导渠道，它主要包括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两部分。从我国金融市场的现实情况看，货币市场发展比较缓慢，市场交易主体单一，市场交易品种较少，市场效率一直不高。这使得作为中央银行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的公开市场操作不能很好的发挥作用，影响货币政策的效果。资本市场则存在上市公司质量不高、投机行为严重，市场监管乏力、制度建设滞后等问题，使得市场价值规律和投资理念出现偏差，使央行上调利率――股市投资减少――股票价格下降――企业减少投资――经济过热得到抑制这一机制出现扭曲，从而不利于货币政策意图的实现。

3.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关于货币供应量是内生与外生的问题源于20世纪60年代及后来的凯恩斯学派与货币学派对货币政策主张的分歧。货币学派认为，货币供应量是一个“外生”变量，是由货币当局的货币政策独立决定的，它影响着真实经济关系，却不受这些关系及其变化的影响。而以托宾为代表的凯恩斯学派，则主张货币供应量是“内生”变量，货币供应量的变化由实质经济的许多因素通过影响货币需求量来决定。客观地说近几年的金融实践证明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在加强。货币供给内生性的加强，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货币政策的效果。

4.影响货币政策效果的其他因素。除上述影响货币政策的因素外，还有许多因素影响货币政策的效果。如货币替代因素、金融创新因素、经济开放因素、预期因素以及货币化进程等。所以，影响货币政策的因素是纷繁复杂的，要正确判断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效果必须全面、正确地分析这些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货币政策的因素还会增加，分析货币政策的效应将更具挑战性。

二、新形势下我国货币政策的战略取向

1.实行灵活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作为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是选择扩张性的政策，还是选择紧缩性的政策，亦或是选择中性的政策，必须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状况具体确定。当前及未来几年，中央银行除面对比较复杂的国内经济金融形势外，还必须面对更加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宏观经济运行将受多种确定和不确定的因素影响，所以宏观经济形势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必然会有较大的变化，货币政策不可能在较长的时期内固定不变。因此，面对新的经济形势，中央银行应实行灵活的货币政策，根据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确定恰当的货币政策调控方向，并在对经济发展状况正确判断的前提下随时调整。在这一过程中，要注意货币政策的作用时滞，要正确把握“灵活”的程度，防止货币政策的随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