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宏观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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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宏观经济政策范文第1篇

关键词：财政赤字 扩张性财政 经济刺激

随着历年来我国政府不断实施刺激性的财政政策，有效地依靠政府投资带动了我国GDP的增长，但与此同时我国政府的财政赤字规模也不断增大，如图1所示，2010年我国政府财政赤字规模已达6772.65亿元，虽然较2009年有所回落，但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已经达到2.8%，财政赤字规模较大，因而研究我国政府财政赤字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对于未来我国财政政策的制定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我国财政赤字与经济发展相关要素关联度分析

政府财政支出的大幅增长可以通过带动投资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也会通过作用于社会产品产出、消费价格水平和国民可支配收入来影响社会的总体供求关系，并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量、通货膨胀水平等指标产生影响。

本文以1985年以来我国年度国家统计年鉴的数据为基础，通过对1985年以来我国政府财政赤字与该年度的经济发展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如表1所示，可以发现，我国政府的财政赤字规模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体居民消费水平、平均货币工资水平、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财政赤字的增加对这些经济要素的变化有显著的相关影响，此外，财政赤字规模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虽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但是关系并不明显，而政府财政赤字规模与城镇登记失业率和进出口状况的关联度较小，无法通过显著性检验。基于此，本文认为：

（一）财政赤字扩张政策促进了我国宏观经济的增长

我国财政赤字规模扩大与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关关系均显著为正，其中与第一、第二、第三产业GDP的相关关系为0.682、

0.675、0.698，伴随着我国财政赤字规模的扩大，各个产业的生产总值也稳步提升。同时通过相关性分析可以发现，我国财政赤字规模的扩大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增加，政府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无疑是促进我国宏观经济逆势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此外，政府财政赤字规模的扩大也伴随着我国居民平均货币工资的增长，这种增长增加了我国居民的消费能力从而促进了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有效地拉动了内需，从而抵消了出口形势低迷给我国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从我国财政赤字规模与进出口差额之间无明显的相关关系可以发现，我国财政政策的实施对于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较小，因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主要通过拉动投资和内需来促进我国经济的增长。

（二）我国财政赤字扩张刺激通货膨胀水平

基于相关性分析结果可以发现我国政府财政赤字规模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成负相关关系，当财政赤字规模较低时，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升高，但是升高幅度较小，二者相关系数仅为0.439，并且其显著性较差，因此本文认为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相较于货币政策对于经济整体通货膨胀状况的影响程度较小，其对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影响方向也有待验证。

（三）我国财政赤字扩张政策对提升就业作用有限

国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制定目标往往集中在三个方面：促增长、稳通胀和保就业。通过相关性分析可以发现我国财政赤字规模的增长与城镇失业率之间的相关关系并不显著，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虽然有效拉动了投资和内需，但对于居民就业率的提升并不存在显著的影响效果，因而可以认为我国财政赤字扩张政策对提升就业的作用效果较为有限。

财政赤字对宏观经济增长影响机制分析

我国财政赤字扩展政策可以有效地拉动内需和固定资产投资，从而保障我国宏观经济在出口疲软、外部环境恶化的情况下依然稳步增长，为了更加清晰地了解我国财政赤字扩张政策对于我国宏观经济增长的具体影响，本文在上述相关性分析基础上，从固定资产投资和居民消费两大方面对我国财政赤字扩张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具体影响机制进行分析，从而了解我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具体作用机制，为我国政府制定相关的财政政策提供科学的建议。

（一）我国财政赤字对固定资产投资拉动效应分析

我国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来带动经济增长，最直接的途径便是通过政府引导的固定资产投资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刺激原材料产品的需求，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等，因此作为财政赤字政策最主要的刺激途径，本文通过分析我国财政赤字政策与各个固定资产投资细分分支指标之间的相关关系来了解我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具体拉动作用，如表2所示。

我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在加大财政赤字的同时，其对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拉动作用主要体现在基本建设投资和更新改造投资上，在我国政府加大财政开支以刺激经济的政策贯彻过程中，各地地方政府主要通过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更新和改造以往的基础设施来实现GDP的增长，从而提高自身经济增长速度，而对于其他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着力较小，特别是对于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投入力度较低，由此可见在各地政府的财政支出中，用于建设保障性住房等房地产开发投资的资金支出占其总体财政安排的比例较小，各级地方政府对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运用存在偏离民生所需项目，主要投资于更能凸显政绩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倾向。

同时，目前我国财政赤字扩张政策所带动的固定资产投资主要依靠国家预算资金投入，其所带动的其他相关资金投资较少，尤其是外资参与投资的资金比例较小，大量国家新增固定资产投资主要由国家财政拨款的现实也说明目前我国利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来提振经济的措施给国家财政带来了较大的压力，在未来的发展中我国各地政府应当适当调整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资金来源构成，通过引导其他资金投入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来适当丰富其投资项目的资金来源，从而降低财政负担，同时也转移项目成本和风险。

最后，我国政府的财政赤字规模与企业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增长相关性不显著，说明我国扩张性的财政支出所投资的固定资产项目并未带动企业主导的固定资产项目的投资，由于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经营往往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考虑目标，因此在目前经济形势较为悲观的情况下，大多数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活动往往有所减少，而另一方面，我国各级政府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往往与企业的经营运作相关性较低，因此企业对于参与这些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兴趣较小，使得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与财政赤字规模之间的相关程度下降，进而降低了二者之间相关关系的显著性。

综上可知，我国财政赤字规模的扩大虽然有效地拉动了经济增长，促进了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扩大，但是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项目具有较为明显的政府导向型，投资项目的资金构成单一，投资项目的经济效益水平较差，企业的参与程度低，因而是一种较为不可持续的增长趋势，所以我国政府在未来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刺激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时应当更注意与市场接轨，丰富投资项目的投资模式，调动相关企业的积极性，从而形成一种可持续增长的财政支出刺激模式。

（二）我国财政赤字对居民社会消费拉动效应分析

我国财政赤字规模的扩大也有效地拉动了我国居民的整体消费水平，对拉动内需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对其拉动内需的具体机理依然有待进一步分析。本文通过我国财政赤字规模与居民消费相关的经济参数的相关分析来了解我国财政赤字扩张政策对居民社会消费的具体拉动效应，如表3所示。

我国政府的财政赤字政策有效地刺激了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财政赤字规模越大，居民的消费水平提高程度越大。同时，从上文的相关性分析结果也可以看出我国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中财政赤字规模越大，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越低，即居民的生活水平随之提高，因而从居民消费的角度来说，我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于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需求的扩展具有有效的拉动效应。

但是，从供给面上，我国政府的财政赤字扩展政策并未能有效提振国内消费领域的供给方信心，各个居民消费相关行业的景气指数并未因为我国政府刺激性的财政支出政策而产生对应的变化，因此本文认为虽然我国政府所实施的财政支出刺激政策在短期内通过家电下乡补贴、购车补贴等方式刺激了居民的消费热情，但是在企业界和市场的供给端，由于国家财政刺激政策具有短期性并且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狭隘性，如产品补贴范围有限，产品指定供应商限制等，市场对于我国政府所实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反应并不热烈，我国政府的财政赤字政策虽然对于居民社会消费具有打动效应，但并未起到促进长期国内消费的预期效果，是一种短期的，不可持续的财政刺激政策。

因此，在未来我国政府制定财政赤字政策时，应当注意改变刺激性财政政策在居民消费相关政策细节上的刺激模式，从仅提高居民的消费热情这一短期目标中解放出来，以提高市场对于居民消费的供给热情以及居民消费体系的长期健康发展为主要目标对我国居民消费体系进行长远的规划，例如采用税收优惠政策来引导企业产能，提高企业生产热情；通过减少物流运输费用来促进居民消费商品流通；通过减少交易环节费用征收来促进居民商品交换效率等。

我国财政赤字扩张政策改进建议

基于本文对我国政府近年来的财政赤字扩张政策的分析可以发现目前我国政府在经济危机过后所采取的刺激性财政政策对保证我国经济在危机时期的稳步增长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同时也可以看出我国财政赤字扩张政策对于我国经济的提升作用主要体现在固定资产投资和居民消费提升效应上。

通过对我国财政赤字扩张政策的具体刺激效应的分析可以发现目前我国各级政府的财政刺激政策依然停留在政府主导的短期刺激性投资上，对于市场的主体——企业的积极性的调动十分欠缺，大多数财政支出政策仅仅着眼于短期内提高政府经济政绩，并提高居民的消费热情，却未对企业界的需求和关注做出对应的应对政策，从而使得目前我国的财政刺激政策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缺乏有效的持续性。

因此，在未来我国财政政策的制定中，政府决策者应当从长远的经济发展目标出发，通过制定符合企业界发展目标和利益诉求的财政刺激政策来提高企业参与经济刺激计划的热情，从而使我国政府的财政刺激政策真正具有长期的经济提升效应，促进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近期宏观经济政策范文第2篇

为扭转颓局，我国近期“救市”措施不断。然而，尽管新华社连发社论、汇金一再增持、监管高层力挺蓝筹，但收效甚微。看来，要想提振股市，还需寻找“病因”，对症下药。

总体来说，影响股市的因素有四个：国际环境、宏观经济形势、上市公司质量和政策。

单就中国股市来说，由于我国的货币、资本、银行体系与美欧关联程度小，因此美国的次贷危机、欧洲的债务危机反而使中国获得了难得的机遇去集中精力和资源发展自己的资本市场，充实自身的金融实力。

同时，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向好，GDP增长迅速。无论是财政还是银行抑或政府，都有着雄厚的资金支撑，而且中国还有广阔的市场。

此外，我国上市公司的质量也不差。单就2012年上半年，我国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收入达11.6万亿元，同比增长9%，净利润达1.1万亿元。

因此，就前三个影响因素来说，中国股市的前景应当是非常光明、欣欣向荣的。但为何实际情况却完全相反，股市一片萎靡呢？看来，只能从第四个因素——政策上找问题了。

说到股市，人们最常关注的是宏观经济政策和股市监管政策。宏观经济政策中最主要的是货币政策。这几年，我国的货币政策一直处于不确定和折腾当中。2008年，政策制定者形势判断失误，实施了4万亿的内需拉动计划，2010、2011年又改为紧缩政策，这造成了我国制造业融资困难、民间高利贷猖獗。

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误造成了股市所在的大环境混乱，但中国股市低迷的最重要原因还是在于监管政策的内在制度性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监管部门在指导思想上的“恋权”和“恋洋”情结。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履行本职工作——监管上，而是热衷于替投资人“选美”的审批。同时无视中国国情，盲目照搬照抄西方。以创业板发行制度为例：在规模没有放开、供求关系不真实的情况下，监管部门就盲目搞个股的市场化询价，加上抄学海外“保荐加直投”的模式，结果出现了严重的超募“三高”现象，腐败、低效、不公充斥其间。

第二，发行体制存在行政垄断与伪市场化。虽然我国现在的新股发行体制叫核准制，但它是实质性的审核，由于这种审核涉及的环节太多，而发审部门人数有限，出现了即使发审委的全体人员连轴转也“批”不出来的情况，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创业板还要追求个股市场化发行询价制度，导致了询价询到天花板上去，出现了伪市场化。

第三，监管部门的工作作风存在问题。长期以来，监管部门以教育者自居，将股民当成被管制的对象甚至是投机分子。无论股市出现怎样的问题，都统统推到股民和市场头上。

要“治好”中国股市的低迷，还得从监管制度入手，监管机构要敢于自我革命，具体来说：

一、从思想上打破“审批”情结，监管部门要以中小投资者的服务者自居，虚心听取各方意见，敢于自我反思。

近期宏观经济政策范文第3篇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宏观经济；战略转型

[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10)01―0044―04

2009年上半年中国GDP同比增长7.1％，投资同比增长33.5％，消费同比增长15％，进出口同比下降23.5％。从统计数字看，中国经济确实回升，但基础尚不稳定。针对2009年前8个月经济回暖的宏观经济形势，现在有人开始讨论经济到底呈“V”型、“W”型还是其他型探底回升。研究经济回暖轨迹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正确研判当前经济形势的基础上，研讨下一阶段经济政策。按照经济发展周期波动规律，宏观经济总会见底反弹，因此我们更要前瞻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考虑经济企稳后的经济政策，甚至“十二五”规划的中长期政策制定。笔者认为未来的政策重点应是：(1)实现战略转型，培育新竞争力；(2)推行产权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3)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增收节支，科学、精细理财；(4)培育资本市场，加强国际金融合作；(5)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和工具更好相互协调。

一、国际宏观经济基本走势

(一)全球经济失衡，全球化进程放缓

全球经济失衡主要体现在一些国家出现大量贸易赤字，与之相对应的是一些国家大量贸易盈余。之后，全球经济失衡的范围扩大到整个经济领域。当今世界，全球经济失衡的表现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持续出现贸易逆差和资本逆差，而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主要产油国家经济增长却保持较快速度，持有巨额外汇储备。随着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演变，主要发达国家需求还在下降，尤其是消费需求低迷，经济失衡仍将持续，全球化进程减缓。

(二)全球增长模式转型，凸显新增长点

人类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开始吃熟食，前提是人类掌握了取火技术。人类取火始于钻木取火，实际上取的是碳基能源。从木材到煤炭、石油和天然气，都是碳基燃料。在既定的技术约束下，碳基燃料对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碳基燃料增加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使全球气候变暖。为了应对气候变暖，一些专家建议未来能源开发的重点应该转向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一些大国正在新能源领域开展大量研究，力图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发展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这些国家在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将占领新能源标准的制高点。客观上，这些探索促进了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一些专家认为这也是未来世界经济的新增长点。

(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重现金融新秩序

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未能发挥应有作用，尽到应有的责任。国际社会开始通过对话建立一个新型的国际金融体系。无论是超货币体系，还是其他金融秩序，都将对美元主导格局形成挑战。在此背景下，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正逐步得到增强。中国本着负责任的立场，在国际金融危机中起到了稳定器作用。

(四)金融与实业并重，构建新的宏观监管体系

此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金融创新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启动国内消费需求替代、弥补国外消费需求不足的同时，根据本国比较优势发展一些制造业，带动国内就业，把金融发展落到实业上。也有专家认为，错误的宏观政策是本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在危机来临时，美国过度扩大消费信用以及过度相信市场都是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因此，世界各国将会重新审视过去的宏观政策决策程序和机制，构建新的决策程序和机制，通过建立新的监管机制加强宏观政策管理和微观领域监督。

二、中国经济宏观形势基本判断

据世界银行《中国经济季报》(2009年6月)报告，工业化国家金融市场开始出现趋稳迹象，全球经济初步呈现回升趋稳态势，但是仍然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复苏速度不可能太快①。该报告还指出，目前断言中国经济快速稳健复苏尚早。另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经济出现回暖迹象，有望率先实现经济复苏。但是，中国经济仍然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结构不平衡问题。

(一)GDP小幅增加，财政收入回升

2009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13.99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1％，比第一季度加快了1.0个百分点。第一季度全国GDP总量6.5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1％，第二季度7.41万亿元，同比增长7.9％。6、7、8月份，全国财政收入分别为6867.47亿元、6695.91亿元、5237.4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9.6％、10.2％、36.1％。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增长显现出经济回暖迹象，但是中国经济复苏的根基仍然不牢。

(二)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消费增长潜力凸显

1～6月，城乡居民收入继续增长，转移性收入增幅较大。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9667元，人均可支配收入8856元，同比增长9.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2％。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2733元，增长8.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1％。居民消费价格继续下降，生产价格同比降幅较大。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1.1％(6月份同比下降1.7％，环比下降0.5％)。8月，工业品出厂价格环比上涨0.8％，已连续5个月上涨。前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1％，比前7个月加快0.1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消费需求提升，消费能力提高，凸显消费潜力。

(三)发电量和用电量双回升，人民币存贷双增长

6月，全社会发电量同比增长4.7％，用电量增长4.3％。发电量和用电量上升既有经济回升的因素，也有气温上升的因素。2009年8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57.6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28.53％。2009年8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38.52万亿元，同比增长34.11％，环比增长了0.16％；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为57.37万亿元，同比增长27.43％，环比下降1.13％。货币供应量增长28.53％。

(四)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房地产价格小幅上涨

2009年1～8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1.3万亿元，同比增长33.O％。固定资产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2009年前8个月累计新增信贷规模

8.15万亿元，同比多增5.04万亿元，比中国所有银行过去两年的贷款总额多，其中7、8月份分别为1650亿元、4104亿元，受央行政策影响，增速减缓。2009年5月、6月、7月、8月，七十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6％、0.8％、O.9％、0.9％。从200个主产县8月20～31日主要农产品价格变动情况看，包括肥猪在内的5种肉产品均上涨。房地产价格上升和主要农产品小幅上涨表明，过度的、甚至投机性的恶性货币投放，可能对未来形成温和的通胀压力。

(五)经济结构不平衡仍然存在，潜在隐患不容忽视。

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不平衡，消费、投资与储蓄不平衡仍然存在，“短板”要素制约经济平衡增长。以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例，1978年城乡收入之比为2.57:1，2007年提高到3.33:1，不平衡进一步扩大。经济结构不平衡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矛盾。这种不平衡不断积累，将会降低经济社会发展系统的整体协调性，一旦超过临界点就会形成失衡状态，激化潜在矛盾，甚至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和危机。

三、科学研判经济形势，及早规划前瞻政策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医治好重病后，调养很关键。近期，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从“两防”到“一保一控”，再到“保增长”，与之相对应，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稳健的和从紧的转向积极的和适度宽松的。经济危机总会过去，那么，下一步中国应该思考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将“十二五”规划与“十一五”规划稳步对接。

(一)实现战略转型，培育新竞争力

一是产业政策方面，以新能源、环保汽车、生物工程等为突破口，占领新兴产业制高点，发展低碳经济。重点开发可再生生物质能源和风力、水力、太阳能等新型能源。二是区域发展战略方面，加快制定城市群发展战略，提升城市竞争力。随着经济全球化加深，中国的城市群参与国际分工越来越广泛。研究表明，国外资本对中国投资将主要依据现代城市群的经济结构和竞争力进行战略布局。今后，应提高中国城市群发展速度和质量，配套制定相关的法律制度、空间规划和管理制度，在城市群内，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企业和产品。三是决策机制方面，构建科学、民主决策机制，降低决策风险，提高政府行政管理竞争力。现代社会的公共风险需要政府及时、有效、低成本地化解，对政府科学决策机制提出了挑战。政府应科学论证、合理规划，提高决策效率、降低决策成本，并致力于提高行政管理效率。

(二)推行产权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中国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多种所有制市场结构。但是，仍然有部分垄断行业和公共服务部门产权结构单一，进入门槛高，民间资本进入空间窄。除行业外，无论是自然垄断行业，还是行政垄断行业，提高市场化程度，推行产权多元化改革，是实现产权结构调整的必然趋势，比如铁路、电信、电力等；另一方面，今后，政府应打破行业垄断，推行公共事业单位改革。政府应主要通过制定市场规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一些社会事业部门，比如体育、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也应允许更多民间资本进入。

作为工业化中期的国家，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在第二、三产业。在美国，到工业化晚期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超过80％。2008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0.1％，低于第二产业比重。2009年上半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1.3％，低于第二产业比重。中国离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尚有距离。

(三)培育资本市场，加强国际金融合作

继续加大推进资本市场培育力度，开展多种形式的资本市场创新。推进创业板市场建设力度，扩大三板市场试点范围，解决创业投资和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一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关键是健康的金融体系。在生产全球化、贸易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任何国家的金融市场都很难独善其身。加强金融监管、促进金融合作以及增强金融抗风险能力是一国金融立足国际金融市场的关键。一是完善金融监管机构和体系，建立有效的金融创新监管体系，防止过度套利行为发生。二是加强国际金融合作。进一步建立双边货币互换、多边外汇储备库建设等多种形式的区域金融合作，并适度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三是增强金融机构和体系风险防范能力。一方面，充分利用危机后的恢复时机增强中国金融机构和体系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实现外汇资产保值增值。

(四)转变政府职能，增收节支，科学、精细理财

经济复苏后，过渡时期应逐步转向实施适度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而转向稳健的财政政策。未来财政工作的重点不仅仅是切好蛋糕，更应该注重做大、做强蛋糕，在财政收入方面做好文章。树立大财政思想，既要有财，更要有政。既要保证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又要不与民争利。正确处理政府收入与居民收入关系，做到国民收入分配比例合理化。从税收收入看，今后工作的重点是扩大税源，保证税收增量渐进发展。一是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为了改变长期以来实行的资源低价政策，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资源，资源税改革应在经济复苏后扩大征收范围。二是试行个人所得税转型，探索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有中国特色的个人所得税制。当前的个人所得税征收主要是以分类征收为主，没有达到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需要。个人所得税改革应着力减轻中低收入阶层的税负。三是试点物业税。在继续物业税试点评估“空转”的基础上，进行分层价值评估，适时推出物业税。四是继续做好增值税转型工作。增值税转型有利于改变重复征税，减轻企业税负，提升企业竞争力。

在开源的同时仍需节流。从财政支出看，明确财政支出重点，增收节支，防范财政风险。一是转变政府职能，缩减行政开支。在经济复苏后，政府应该“瘦身”，调整政府机构，建设高效廉洁的政府，提高政府供给公共服务效率。二是继续提高财政预算透明度，保证精细化、科学化。信息透明是现代文明的一个基本准则，财政预算信息透明是实现人的基本人权，也是保证正确履行公民委托责任的需要。在美国，一次预算编制就相当于一部法律的制定过程，预算制定、执行、监督三权独立，相互监督，并实行全过程公开。尽快实现财政预算透明法制化，加快政府预算信息公开改革步伐，达到精细化、科学化管理的需要。三是继续加大基础设施、医疗、社保、就业等领域的投入力度，促发展，保民生。明确财政支出重点是提高财政支出效率的前提。同时，这些领域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点领域。四是构建财政风险识别、评估和防范的全方位调控体系。财政风险防范要与金融结构风险防范紧密结合，不可单线作战。

近期宏观经济政策范文第4篇

中国人民银行11月26日晚宣布：从2008年11月27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分别下调1.08个百分点；其他各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相应调整。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下降0.54个百分点。央行同时还宣布，自从2008年12月5日起，下调大型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下调中小型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2个百分点。

在越来越多的经济体陷入衰退、国内需求下行速度远远超出预期的背景下，应该说，此次央行降息的时机并不令人意外，但降息幅度明显超出此前市场预期。如此大幅度的降息一方面有助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缓解企业盈利和现金流压力，另一方面也可以起到提振信心，稳定市场的作用。然而在这次降息中，我们认为有三点需要注意：

第一，在此前一些公开的报导中，不同部门对是否需要大幅降息的表述似乎并不一致，但目前看起来各主要部门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可能已经统一到中央的看法上，这将有助于更好地协调各部门宏观政策的相互配合，充分发挥宏观政策组合拳的协同效应。

第二，尽管短期内的经济受到外需疲软、内需不振的双重夹击，然而从三季度以来的数据看，房地产市场的冻结是影响近期经济快速下行的最主要因素。

纵观全球主要国家的经验，在房地产泡沫崩溃并给经济带来巨大的负面冲击影响时，一个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采取连续的、大幅度的降息措施。这将有助于降低房地产投资者资金成本，提高租金回报率的相对吸引力，加速库存清理速度，从而刺激房地产市场尽快结束调整。

因此，从解冻房地产市场的角度来看，考虑到中国目前租金回报率仍在2-3%左右的水平以及中国房地产市场并未出现明显的过剩等因素，我们认为大幅降息的措施是极为必要的，这将会加快房地产市场的出清速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稳定内需。在此背景下，我们预期在未来3-6个月的时间里，央行很可能会降息100-150bp。

第三，央行此次大幅降低存款利率，甚至包括明显降低活期存款利率，实际上使得商业银行的息差在此次降息之后并没有显著缩小1，这反映了在经济下行周期以及资本市场表现乏力的情况，央行试图保护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从而刺激其信贷投放的意愿。

此外，从准备金率降幅来看，中小银行幅度更大，这将使商业银行可用资金更加充裕。从降低利率的范围看，此次降息不仅仅涉及存贷款利率，同时还包括准备金利率和央行再贷款、再贴现等利率，这一方面降低了商业银行资金来源的成本，另一方面也降低银行非信贷资产配置的收益，从而可能迫使银行进行更积极的信贷投放。

近期宏观经济政策范文第5篇

关键词：土地政策；宏观调控；微观规制；房地产；差异

一、引言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主要是通过经济政策（Economic Policy）来进行的。经济政策是政府根据一定时期的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为解决经济运行中的问题和实现经济发展目标而制定的各种措施和规定。从其范围来看，可以分为宏观经济政策和微观经济政策，宏观调控政策主要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和国际经济政策；而土地政策是为达到特定的国民经济发展目标，政府部门制定和实施的与土地利用有关的政策措施和手段。

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作为中央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重大战略举措，于2003年首次提出，目前很多学者也认为土地是宏观调控的手段，国土资源部是宏观调控的重要部门，运用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是我国特殊国情特殊发展阶段的正确选择。如卢为民（2008）在《土地政策与宏观调控》中从土地的生产要素理论、土地的资产理论、土地产权理论和特殊体制背景下的特殊选择等方面阐述了土地政策作为宏观调控手段的理论依据，并设计了提高我国土地调控有效性的路径[1]。尹锋（2007）在其论文《土地政策的宏观调控绩效研究》中提到，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总体目标应该是：严格保护耕地，严格控制建设用地总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和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在此前提下，根据国民经济冷热的具体情况，适当微调年度建设用地的供应量和企业取得土地的成本，以调控投资增长的规模，实现物价稳定和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2]。

但从另一个角度，土地作为一种基础而重要的生产要素，其供给量的有限决定了土地是稀缺资源。而稀缺资源的价值主要由需求决定，而土地的需求又是一种“引致需求”，宏观调控的目的在于通过调节宏观经济总量和产业结构来实现对微观主体决策的引导，进而影响到对土地要素的利用，所以宏观经济调控决定了市场对土地生产要素的需求，而我们不可能通过土地政策来调节宏观经济运行，毕竟宏观经济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是众多要素利用的市场行为博弈的结果，土地要素的利用只是其中一个。这两者的差异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二、宏观调控与土地政策的差异分析

1、内涵属性差异

宏观调控主要是针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是政府运用宏观调控政策调节和控制宏观经济运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协调社会成员利益和增加社会福利、保持国民经济平稳发展。现代社会经济出现周期性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虽然理论上市场机制能够自动调节经济至均衡水平，但在经济达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经济萧条，意味着民众必须付出这段时期的总体社会福利下降的代价[3]。因此，政府在必要时可以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国际经济政策等）去调控经济总量及其运行，以减少依靠市场机制调节出现时滞而产生的高昂成本。因此宏观调控的内涵是调整宏观经济总量，但其作用的结果又必然会间接地影响到微观主体的行为。而正是这种直接对象与间接结果的传导才体现出宏观调控的有效性，这也是宏观调控必须有坚实微观政策规制的原因。

而土地作为一种基础生产要素，土地政策指为达到一定的目标，相关政府部门制定和实施的与土地利用有关的政策措施，如土地利用规划、土地利用计划和土地税收政策等。因此土地政策当属于微观市场的范畴，而对于微观市场进行调节或干预属于微观政府规制（Regulation）范畴。从规制的本意来看，是指政府或政府授权的职能部门以维护公众利益为目的而实施的矫正和改善“微观市场失灵”的活动，是政府对企业等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所进行的限制或制约。因此作为一种基本的微观制度安排，土地政策是对土地及其房地产业的结构及其社会经济影响的直接的政府规定。

2、政策目标差异

宏观调控的结果会影响到微观主体的行为决策和产业结构调整，但宏观调控的对象却并不直接针对具体的行业和部门，否则宏观调控就等同于微观规制。作为微观市场调节的土地政策的目标却是直接针对具体产业，如政府通过土地的收购、储备并有计划地投放市场，增强其对土地及房地产市场的调节；通过用地结构调整以抑制商品房价过快增长和控制相关产业用地需求。土地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有着重要地位，也就是通常的“地根”，且在土地投资之后还会带来一系列的其他投资，如工业用地后的厂房、机器设备投资，商住用地后的房屋建设、设备购置等投资，还有高速公路、铁路、机场建设中的大量材料等。同时社会发展存在着许多不公平的因素，如地区发展差异、城乡收入水平差距、中低收入阶层住房困难、农民被征土地补偿等问题。国家通过土地政策维护公民权益，加大对廉租、公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的土地供应量以保证低收入群体的基本居住，这些土地政策都可为社会公平与和谐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另一方面，现代经济学也论及宏观调控的目标主要是经济持续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而实施微观土地政策的目标是实现土地资源配置效率、保障居民居住条件的改善、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推进社会公平稳定。因此两者的目标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3、实施措施差异

政府实行宏观调控政策的前提条件是由于宏观经济不稳定性、公共物品供给的有效性不足、负的外部效应等所导致的市场宏观失灵。故而在通常的论述中，宏观经济调控的措施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外贸政策、产业政策等，这些政策手段要相互配合、协调一致，并且必须把握好政策的时机和力度，这体现出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综合性和间接引导性的特点[4]。而实施微观土地政策的经济学依据是由于政府对一级土地市场的垄断、对稀缺土地资源的过分竞争（招、拍、挂形成“地王”频出）而导致的地价高涨、房地产市场信息不对称、开发商市场垄断、流动性充足而带来投资性需求剧增等原因所造成的市场微观失灵。故而微观土地政策主要有土地利用规划、用途管制、供地计划、房地产价格规制、房地产税收调整等，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直接强制性的特点。

三、宏观调控下土地政策的制定建议

透过以上分析，作为微观规制的土地政策只能作为调节微观市场的工具之一，不能参与代替宏观调控政策。其根本原因表现在：①特有的土地出让制度为地方政府青睐“土地财政”创造了条件，而这种对“土地财政”过渡依赖，导致地方政府不断突破每年的用地计划，使得中央政府的土地政策难以落实；②对高GDP增长率的盲目崇拜和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不清，导致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率盲目崇拜，并采取简单有效的方法―鼓励投资，尤其是房地产投资来刺激短期经济增长，这样的过热投资定会引起国民经济的波动；③土地政策的制定依靠突击治理和整顿，缺乏长期性和持续性，其自由裁量权比较大，往往是某个部门就能随时出台，这样不利于市场主体形成稳定的预期，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基础环境有很大的影响。因此，若要土地政策切实产生作用，为宏观市场运行提供一个长期稳定的微观制度环境，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考虑：

1、明确土地政策目标定位

国家的宏观调控有其明确的目标，作为微观范畴的土地政策就是要协助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而不是对冲或削弱宏观调控。在土地政策与宏观经济的关系中，后者对前者的影响是主导，而土地政策对宏观调控的作用机制只能是协助。比如早在2006年3月国务院发出的《关于加快推进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的通知》中就指出，“过度投资导致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钢铁、电解铝、电石、铁合金、焦炭、汽车等行业产能已经出现明显过剩”。很明显，产业建设生产离不开土地，那么国家有调控政策，并且一些产业用地也已列入禁止供地目录，为什么这么多过剩行业仍能顺利建设投产？直到今年，国家还在调控钢铁、电解铝、焦炭等的产能。可以说明，这么多产能的扩张，土地是先行，而这个闸门如果地方政府能真正严格“把守”，这会对宏观调控是一个促进，反之会削弱宏观调控的效果。

2、把握好土地和房地产政策的力度

市场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政府应尽量少用行政手段和短期强硬手段来压制市场。土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合理的必要干预，可以实现宏观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目标。同时要看到政策的长期效果，尽可能让房地产市场本身发挥调节作用。2006年-2010年的很多政策中均有关于增加居住用地有效供应、明确保障性住房、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的建设数量和比例、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土地增值税的征收管理等的论述，而2011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提出安居工程建设、住房用地供应、税收调整等措施，说明以前的政策并未真正落到实处。再如违法用地和囤积土地这两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虽然政府明白长期存在但却没能从根本上加以制止，国土资源部近期的严厉约谈才表明整改的力度，显得力度很大，而这却只会给市场造成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打压的不利影响。这里的焦点就在于长期以来积累的问题想在某个时点通过政策来强制一次性扭转，必定会造成宏观市场的非正常波动。

参考文献

[1] 卢为民.土地政策与宏观调控[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26.

[2] 尹锋.土地政策的宏观调控绩效研究[D].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7.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