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收直接投资的特点
吸收直接投资的特点范文第1篇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 零售批发业 现状与对策
据《2004年世界投资报告》称，2003年，排除卢森堡的特例（卢森堡主要是中转性投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FDI接受国。在《2005年世界投资报告》中，也有明确指出中国连续12年位居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国首位。另外，在《2004年世界投资报告》中还显示，今后外国直接投资的重点，主要是在服务业。通过投资全景预测系统，对跨国公司和投资全景专家以及吸收外资的主要投资促进中心进行了调查。从全球问卷调查来看，调查结果一致认为，未来三年的投资前景，主要集中在服务业，增长潜力主要也是在服务业。
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上海按照“三二一”产业发展规划，在服务领域抓住机遇、先试先行，加快引进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形成了迅猛发展的势头。从外资已经进入的服务行业来看，外商直接投资服务领域的市场需求很大，如批发零售业、餐饮业和社会服务业等。外商直接投资进入这些领域带来新的竞争和新的经营模式，促进了这些行业的迅速发展。上海就建设国际化中心城市的目标而言，服务领域的产业应具备更大的发展余地和发展潜力。上海第三产业占GDP的比例，2004年为46.9%，近十年来上海的服务领域，除金融保险证券、进出口贸易、房地产外，大多数产业的发展，均落后于GDP的增长速度。通过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加快服务领域的产业发展速度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而在这当中，零售批发业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上海零售批发业吸引FDI现状分析
上海零售业及外商直接投资零售业的现状
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商业零售业对上海GDP的增长贡献巨大。但是，上海商业零售业的发展速度相对其经济发展仍是滞后的。上海零售业对外资开放的力度位居全国前列，“先试先行”的政策，既促成了外商投资零售业网点的诞生和快速成长，也推动了中资零售业网点的加速发展，中、外资销售业网点的增长率近几年来呈交替增长的态势。实际情况表明，引入外商直接投资进入零售业后，中资零售业的发展并不逊于外资。
1998年零售业对外资开放试点后，外资零售业网点的增长率一路下滑，一直处于负增长状态。而至2001年中资零售业网点增长率反超外商投资的零售业网点增长率达14个百分点。这个现象说明：上海零售业引入外资的潜力还很大，有可能继续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其发展。上海商业零售业继续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有相当的后劲，因此不必担心其对国内中资的零售业造成的竞争压力。
上海批发业及外商直接投资批发业的现状
上海批发业近几年的整体发展速度同样落后于经济总量的发展速度。上海批发业的网点增长率在1998年、1999年、2000年的连续三年中，都远远低于GDP的增长率，仅2001年上海批发业的网点增长率略高于GDP的增长率（见表1）。上海批发业从业人员在1998―2001年的增长率，与上海同期的GDP的增长率差距更大（见表1）。上海外商直接投资批发业网点，在比例上的份额极其有限，1998―2001年间，所占比例在4%-6.2%之间，但比1997年的1.5%已有很大提高。
中资批发企业利用我国加入WTO后的短暂过渡期，在面临今后更加强劲的竞争压力下，加快着自身的发展步子。目前外商直接投资批发业仍处于试点阶段，发展的余地依然很大，对于吸收外资介入，采取渐进式的过程自然可以减少冲击，现在正是处于发挥“先试先行”的政策优势、逐步加大力度引导外资进入批发行业的时机。上海批发行业的发展速度与零售业一样，相对于GDP的发展速度来说，依然存有较大的发展余地和潜力。
上海零售批发业加大吸引FDI的对策
上海零售业加大吸引FDI的对策
上海零售业相对于经济总量的发展，存在着继续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因此，上海零售业应在试点已经取得成功的基础上，按照我国加入WTO的相关协议，加大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介入上海零售业的力度，适当提高外商直接投资零售网点在零售业中的比重，加快上海零售业向国际化商业形态转变的进程，加快上海零售业体制与世界商业体制接轨的进程。为实现“贸易中心”所具备的万商云集、店铺林立、客流接踵的环境氛围打好基础。
具体对策与措施是：在完善总体规划的前提下，取消前置审批；降低外商直接投资进入零售业的“门槛”，制订适用于上海的外商直接投资零售业（包括批发业）试点审批的具体操作办法，经市政府认可后施行；原经上海审批的外商直接投资零售企业，在通过国家经贸委、外经贸部整改后，应鼓励其设立分支机构，准许成为独立法人；明确房地产项目可以附设商场，并给以独立法人的资格；允许国际知名品牌在沪设立零售企业，或开设分店。鼓励现有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开设本企业产品的直销零售网点，并可申请独立法人的资格。
上海批发行业吸引FDI的对策
上海为建成“贸易中心”，必须大力发展批发行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批发行业的具体对策，与前面在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零售业中提出的对策基本相同。但根据我国加入WTO的相关协议，批发业的全面开放时限与零售业略有不同，按5～6年的过渡期大体上可分为三步到位的过程，对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批发业也可分为两步：
制度先行 根据2001年3月4日国务院批准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外商直接投资一般商品的批发已作为鼓励类项目，上海应取消前置审批、降低门槛批准一批这种类型的外商直接投资一般商品批发零售的项目和物流配送的项目，加快外资进入批发业，特别是要采取实际有效的鼓励政策。
上海为吸引国外大公司来沪设立采购中心、并积极将我国生产的产品出口配送国际物流网络，为提高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扩大进出口权后发挥其收购非自产产品出口的主动性，应考虑制定几条在国际上普遍适用的出口退税的办法。现在国际上的通行做法是只要商品出口就能退税，许多国家对商店购物后出境消费的商品都实行退税。还有一个办法是在实施地方性鼓励出口的奖励优惠政策时，实施范围可否考虑扩大到采购中心。
试点试行 对于外商直接投资设立经营的范围应包括图书、报纸、杂志、药品、农药和农膜的所有进口和国内产品批发业务的中外合资合营批发项目。对于外商直接投资设立经营所有进口和国内产品批发业务，包括化肥、成品油和原油的中外合资合营批发项目，我国加入WTO的承诺是“不迟于2006年12月11日允许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所以要做好上述项目的对外引资与逐步开放工作，不失时机的引入外资开展试点、促进发展，可先试办几家中外合资企业，经营范围包括图书、报纸、杂志、药品、农药和农膜的批发，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开放外商对这类项目的投资。
总之，上海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商业的试点是成功的。为了建设贸易中心，上海商业批发业零售业再多一点引进FDI也是必要的。只有这样，上海才能够更好的发挥经济中心的作用。
参考文献：
1.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Instruments：a compendium,2001，2002
吸收直接投资的特点范文第2篇
关键词：投资；外资；产业转移
一、国际直接投资发展的新趋势
自1991年以来，我国国际直接投资流入量持续增长。2000年全球国际投资达到最高点1.38万亿美元，此后经历了三年下降。2004年开始回升，2006年达到1.31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8％。国际组织预计，2007年增速有所回落但全球跨国并购已达5810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8％，预计全年总流量将达1.4万亿美元。国际投资出现新特点：
(一)发达国家仍是引资的主力。国际投资流量很多，钱都流到了发达国家。以2006年为例，发达国家吸收的外资增长了40％，国际投资吸收美国是第一名，达1700亿，英国第二，第三名是法国，第四名是中国，全部资金流量的不到40％流入发展中国家。所以说，不是有钱的地方往没钱的地方流，是有钱的地方往有钱的地方流。发达国家既是外资的提供者，又是外资的吸收者，2006年发达国家提供的外国直接投资占总流量的80％，且其中一半来自欧盟。过去人们总认为钱多的地方往钱少的地方流，而实际上往往是跨国公司多的国家互相流动，流出的多也吸收的多。
(二)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上升较快。近20年来，全球跨国公司投资更多面向服务业，其比重在不断上升。到21世纪初，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的流量已从50％上升到60％，特别是以服务外包为主要形式的跨国公司和跨国转移，成为服务业跨国投资的重要形式。服务业外包市场容量不断扩大，随着电子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应用，这些领域越来越多的产品成为可贸易产品，这一行业也就成为可贸易的行业。因此，这一行业在国际直接投资领域引起了跨国公司的关注。服务外包的来源地主要是欧、美、日，美国占最大的比重是2／3，承接最多的是亚洲，约占全球外包业务的45％。上世纪90年代我国接受的是制造业的外包业务，特别是沿海地区加工贸易大量发展都是因为接受了制造业的转移和制造业外包。新一轮的产业转移是服务外包，承接最多的虽然是亚洲，但并不是中国，而是印度、菲律宾等国。在未来十年，我国面临一个重大的挑战，也就是在服务业外包中能不能赢得像上世纪90年代承接制造业转移的成就，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
(三)跨国并购是国际投资的重要形式。国际投资主要通过兼并、收购的方式来实现，还可通过绿地投资，也就是新建一个企业，但这一比重越来越低。收购、兼并的两种形式作为直接投资的形式越来越多，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
并购投资占全球国际投资流量的份额一直保持在50％以上，凡是国际流量上升的阶段就是并购比重上升的阶段，凡是投资流量下降的阶段，就是并购投资份额下降时期。换句话，凡是国际投资流量上升就意味着跨国并购活动很活跃。现在正处在国际投资流量上升的阶段，达到13000亿－14000亿美元，这意味着国际跨国并购活动非常活跃。并购的双方有可能实现资源共享，能够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帮助现有企业脱困，减轻失业压力；通过收购兼并，原来的生产能力得到稳定，企业竞争力得到提高，企业也避免了下岗失业的风险。并购投资需要的基础条件，一是东道国国内市场产能过剩；二是东道国产权交易市场有一定程度的发育，存在支持并购活动的法律框架。跨国公司进行跨国并购不是在搞扶贫，不是解决弱势企业的下岗问题，而是看到企业有某种优势，甚至有的是好企业。跨国并购有可能是强强联合，不一定是强兼并弱，有的是强兼并强。这种经济现象必须这样来理解，否则容易产生误解。
二、我国利用外资的情况
2006年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达630亿美元(不包含金融类)，在全球已降到第四位，过去是第二，美国第一。2007年上半年吸收外资额达230亿，11月是616亿，2007年可能会略微超过2006年。资金来源地结构没有什么变化，外资的来源地结构亚洲的比重很大，第一是香港，然后是台湾，还有日本、新加坡、东盟国家，接下来的就是美国、欧洲，美国有四五十亿，欧洲也是四五十亿，来源地结构一直很稳定。这两年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自由港来的外资比较多，如维尔京群岛、开曼等地。这些资金来源地较复杂，还有一些是大陆自己流出去，在自由港注册又返回来，但这种情况很少。近两年也引进一些资金与技术密集型项目，如，韩国的起亚汽车公司发动机生产线及欧洲空客总装线在天津滨海新区落户，英特尔、微软、百事高公司在广州投资，这些公司都是资金密集度较高的项目。
制造业利用外资主要集中在六个行业，主要是通讯设备制造、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业、电气机械器材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专用和通用设备制造业。2006年，这些部门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占总额的5l％。上世纪90年代外资主要集中在轻纺、轻工业、消费品、纺织工业领域，现在明显集中在资金和技术比较密集的行业。
我国利用外资还存在一些问题：第一，利用外资占全球外资中的比重下降。1994年，吸收外资337亿美元，占全球比重是13.5％。后来比重一直在下降，到2000年我国只占到了3.2％。2001年后国际投资流量在下降，但我国的比重在上升。到2005、2006年比重又在下降，2006年的比重已降到5％，在全球国际投资中的流量只占到了5.1％，2007年还会下降。2007年利用外资600多亿，全球资金流量达1000亿，利用外资比重要降到5％以下。近几年，我国利用外资成绩很大，但在全球投资金额的比重逐年下降。第二，服务业吸收外资比重较低。近年来，国际投资主要流向服务业，但我国服务业吸收外资每年都只能在23％左右，服务业吸收外资这几年都没有突破。这两年的金融业、房地产业比较活跃。从行业分布看，制造业比重仍占最大。2006年制造业吸引外资的比重达400亿，服务贸易领域仅是160亿，金融业是64亿，这都是几家大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之后，吸收的国外银行战略投资，还有一些地方性的商业银行，通过股改吸收的外资，总共不超过10家，所以主要还是制造业的投资。
三、认识国际产业转移的新形势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利用国际产业转移，一些发展中经济体，包括我国，吸引了一定数量的外商直接投资，加快了自身经济的发展。从21世纪初开始，国际产业转移又有了新的发展动向，主要表现为：第一，日益向高新技术产业及服务业转移。以发达国家为主导、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核心的高科技产业，成为产业结构调整转移的重心。同时，发达国家的金融、保险、房地产及服务业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及发展中国家的商业、酒店业、交通业和通讯业等服务业成为多国服务业发展的主流。第二，国际产业分工向产业内分工延伸。根据工序分工理论，可将价值链增值环节划分为技术环节、生产环节和营销环节。国际产品工序调整和转移表现为：在全球的价值链分工体系中，以发达国家为主体，由生产环节向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环节转移；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在生产环节中由下游生产环节(终端的加工组装)向上游生产环节(关键零部件生产)转移。现在的分工越来越细，产业转移具有产品类分工的性质，要求更加专业化、集群化。原来条件好的地方更容易吸引外资；原来条件不具备，分工不发达的地方，更不容易吸引外资。第三，资本流动方向也更具水平性。发达国家间的相互投资和发展中国家间的相互投资，成为资本流动的两大主要方向。2005年，发达国家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占总投资的59％，且其中90％是发达国家间的相互投资。主要集中在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服务业。发展中国家的资金也在相互流动，主要集中在汽车、电子、钢铁和石油化工等制造业。第四，跨国公司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的整合升级和转移。跨国公司的技术创新加速了国际间的技术转移和扩散，使多国的相对技术优势发生变化，强化了国际产业的集聚效应，并不断提升产业结构的高度和虚拟化程度。跨国公司通过控制一项品牌的营销渠道，然后把其他的生产制造研发环节转移到别的国家，并促使原有产业在结构升级中整合转移。第五，跨国证券投资和并购日益活跃。现在的跨国投资越来越多的是利用兼并、收购，兼并收购很大部分是收购股权。收购股权就离不开证券市场，因此，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间的界限在模糊，或者说活动发生了很大的衔接性。如，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吸收外资，外资进来相当于收购了股权，中行、建行20％的股权卖给人家，卖完之后马上在境内境外上市，上市之后又吸收外资。第一步是直接投资，收购股权，收购资产，其目的也是希望该公司上市，上市后其资金就可置换出来，置换出来后又可投资。这种做法在国际上是比比皆是，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特点，吸收外资的工作就无法做。
吸收直接投资的特点范文第3篇
自1991年以来，我国国际直接投资流入量持续增长。2000年全球国际投资达到最高点1.38万亿美元，此后经历了三年下降。2004年开始回升，2006年达到1.31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8％。国际组织预计，2007年增速有所回落但全球跨国并购已达5810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8％，预计全年总流量将达1.4万亿美元。国际投资出现新特点：
(一)发达国家仍是引资的主力。国际投资流量很多，钱都流到了发达国家。以2006年为例，发达国家吸收的外资增长了40％，国际投资吸收美国是第一名，达1700亿，英国第二，第三名是法国，第四名是中国，全部资金流量的不到40％流入发展中国家。所以说，不是有钱的地方往没钱的地方流，是有钱的地方往有钱的地方流。发达国家既是外资的提供者，又是外资的吸收者，2006年发达国家提供的外国直接投资占总流量的80％，且其中一半来自欧盟。过去人们总认为钱多的地方往钱少的地方流，而实际上往往是跨国公司多的国家互相流动，流出的多也吸收的多。
(二)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上升较快。近20年来，全球跨国公司投资更多面向服务业，其比重在不断上升。到21世纪初，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的流量已从50％上升到60％，特别是以服务外包为主要形式的跨国公司和跨国转移，成为服务业跨国投资的重要形式。服务业外包市场容量不断扩大，随着电子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应用，这些领域越来越多的产品成为可贸易产品，这一行业也就成为可贸易的行业。因此，这一行业在国际直接投资领域引起了跨国公司的关注。服务外包的来源地主要是欧、美、日，美国占最大的比重是2／3，承接最多的是亚洲，约占全球外包业务的45％。上世纪90年代我国接受的是制造业的外包业务，特别是沿海地区加工贸易大量发展都是因为接受了制造业的转移和制造业外包。新一轮的产业转移是服务外包，承接最多的虽然是亚洲，但并不是中国，而是印度、菲律宾等国。在未来十年，我国面临一个重大的挑战，也就是在服务业外包中能不能赢得像上世纪90年代承接制造业转移的成就，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
(三)跨国并购是国际投资的重要形式。国际投资主要通过兼并、收购的方式来实现，还可通过绿地投资，也就是新建一个企业，但这一比重越来越低。收购、兼并的两种形式作为直接投资的形式越来越多，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
并购投资占全球国际投资流量的份额一直保持在50％以上，凡是国际流量上升的阶段就是并购比重上升的阶段，凡是投资流量下降的阶段，就是并购投资份额下降时期。换句话，凡是国际投资流量上升就意味着跨国并购活动很活跃。现在正处在国际投资流量上升的阶段，达到13000亿－14000亿美元，这意味着国际跨国并购活动非常活跃。并购的双方有可能实现资源共享，能够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帮助现有企业脱困，减轻失业压力；通过收购兼并，原来的生产能力得到稳定，企业竞争力得到提高，企业也避免了下岗失业的风险。并购投资需要的基础条件，一是东道国国内市场产能过剩；二是东道国产权交易市场有一定程度的发育，存在支持并购活动的法律框架。跨国公司进行跨国并购不是在搞扶贫，不是解决弱势企业的下岗问题，而是看到企业有某种优势，甚至有的是好企业。跨国并购有可能是强强联合，不一定是强兼并弱，有的是强兼并强。这种经济现象必须这样来理解，否则容易产生误解。
二、我国利用外资的情况
2006年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达630亿美元(不包含金融类)，在全球已降到第四位，过去是第二，美国第一。2007年上半年吸收外资额达230亿，11月是616亿，2007年可能会略微超过2006年。资金来源地结构没有什么变化，外资的来源地结构亚洲的比重很大，第一是香港，然后是台湾，还有日本、新加坡、东盟国家，接下来的就是美国、欧洲，美国有四五十亿，欧洲也是四五十亿，来源地结构一直很稳定。这两年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自由港来的外资比较多，如维尔京群岛、开曼等地。这些资金来源地较复杂，还有一些是大陆自己流出去，在自由港注册又返回来，但这种情况很少。近两年也引进一些资金与技术密集型项目，如，韩国的起亚汽车公司发动机生产线及欧洲空客总装线在天津滨海新区落户，英特尔、微软、百事高公司在广州投资，这些公司都是资金密集度较高的项目。
制造业利用外资主要集中在六个行业，主要是通讯设备制造、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业、电气机械器材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专用和通用设备制造业。2006年，这些部门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占总额的5l％。上世纪90年代外资主要集中在轻纺、轻工业、消费品、纺织工业领域，现在明显集中在资金和技术比较密集的行业。
我国利用外资还存在一些问题：第一，利用外资占全球外资中的比重下降。1994年，吸收外资337亿美元，占全球比重是13.5％。后来比重一直在下降，到2000年我国只占到了3.2％。2001年后国际投资流量在下降，但我国的比重在上升。到2005、2006年比重又在下降，2006年的比重已降到5％，在全球国际投资中的流量只占到了5.1％，2007年还会下降。2007年利用外资600多亿，全球资金流量达1000亿，利用外资比重要降到5％以下。近几年，我国利用外资成绩很大，但在全球投资金额的比重逐年下降。第二，服务业吸收外资比重较低。近年来，国际投资主要流向服务业，但我国服务业吸收外资每年都只能在23％左右，服务业吸收外资这几年都没有突破。这两年的金融业、房地产业比较活跃。从行业分布看，制造业比重仍占最大。2006年制造业吸引外资的比重达400亿，服务贸易领域仅是160亿，金融业是64亿，这都是几家大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之后，吸收的国外银行战略投资，还有一些地方性的商业银行，通过股改吸收的外资，总共不超过10家，所以主要还是制造业的投资。
三、认识国际产业转移的新形势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利用国际产业转移，一些发展中经济体，包括我国，吸引了一定数量的外商直接投资，加快了自身经济的发展。从21世纪初开始，国际产业转移又有了新的发展动向，主要表现为：第一，日益向高新技术产业及服务业转移。以发达国家为主导、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核心的高科技产业，成为产业结构调整转移的重心。同时，发达国家的金融、保险、房地产及服务业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及发展中国家的商业、酒店业、交通业和通讯业等服务业成为多国服务业发展的主流。第二，国际产业分工向产业内分工延伸。根据工序分工理论，可将价值链增值环节划分为技术环节、生产环节和营销环节。国际产品工序调整和转移表现为：在全球的价值链分工体系中，以发达国家为主体，由生产环节向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环节转移；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在生产环节中由下游生产环节(终端的加工组装)向上游生产环节(关键零部件生产)转移。现在的分工越来越细，产业转移具有产品类分工的性质，要求更加专业化、集群化。原来条件好的地方更容易吸引外资；原来条件不具备，分工不发达的地方，更不容易吸引外资。第三，资本流动方向也更具水平性。发达国家间的相互投资和发展中国家间的相互投资，成为资本流动的两大主要方向。2005年，发达国家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占总投资的59％，且其中90％是发达国家间的相互投资。主要集中在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服务业。发展中国家的资金也在相互流动，主要集中在汽车、电子、钢铁和石油化工等制造业。第四，跨国公司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的整合升级和转移。跨国公司的技术创新加速了国际间的技术转移和扩散，使多国的相对技术优势发生变化，强化了国际产业的集聚效应，并不断提升产业结构的高度和虚拟化程度。跨国公司通过控制一项品牌的营销渠道，然后把其他的生产制造研发环节转移到别的国家，并促使原有产业在结构升级中整合转移。第五，跨国证券投资和并购日益活跃。现在的跨国投资越来越多的是利用兼并、收购，兼并收购很大部分是收购股权。收购股权就离不开证券市场，因此，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间的界限在模糊，或者说活动发生了很大的衔接性。如，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吸收外资，外资进来相当于收购了股权，中行、建行20％的股权卖给人家，卖完之后马上在境内境外上市，上市之后又吸收外资。第一步是直接投资，收购股权，收购资产，其目的也是希望该公司上市，上市后其资金就可置换出来，置换出来后又可投资。这种做法在国际上是比比皆是，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特点，吸收外资的工作就无法做。
吸收直接投资的特点范文第4篇
近年来，外国直接投资（fdi）一直在快速增长。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报告，1999年全世界的外国直接投资达8650亿美元，2000年预计已超过10000亿美元。近年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把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手段之一，并在不同程度上制定了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但是，各种优惠政策具有完全不同的激励外国资本进入的效应。
一、税收优惠是东道国通过各种手段减少外国直接投资者税收负担的政策措施，几乎所有的欠发达国家和许多发达国家都以制定税收优惠政策吸引潜在的外国直接投资者。但是，税收优惠对投资者决策产生的影响程度、税收优惠的作用机制却仍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其中，关于税收优惠在影响投资者决策的权重问题，一般性低税率和特殊的暂时性优惠的效果问题，税收优惠对吸引不同类型的外国直接投资的作用差异问题，是各国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首 先需要考虑的问题。
一般认为，政策稳定、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可得性、市场规模、税收优惠、基础设施以及东道国对投资者的态度等，对直接投资者的决策都会产生影响。但是，在一系列影响因素中到底哪一个因素在起着决定作用？税收优惠的吸引力是否会被其他因素所抵消？这些都是人们所关心的重点。早在1955年，美国经济学家巴洛和万德就开始着手研究影响跨国公司投资决策的决定因素。他们通过对美国247位外国投资者的调查发现，只有10％的投资者把税收优惠作为影响投资决策的首要条件，而对投资决策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的顺序是：货币的可兑换性（57％）、政治的稳定性（39％）、市场容量和资源的可得性（26％）。另一项由罗宾逊主持的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205家跨国公司的投资者认为，政治的稳定、政府对私人企业的态度、经济和金融的稳定是最为重要的因素。在面临关税或外汇壁垒的情况下，影响投资决策的非政策因素是市场份额，影响投资决策的政策性因素是所有权管理和组织的繁琐管制、东道国对外国企业的歧视性态度，税收优惠政策被排除在投资者所考虑的因素之外。罗斯和克雷斯滕森（1959）发现在墨西哥的27项外国投资中，只有一个项目的投资者曾经把税收优惠作为潜在的决定因素。有学者在1967年对牙买加的55个外商直接投资项目进行的调查中发现，只有两个项目的投资者把牙买加的税收优惠作为他们在牙买加投资的决定因素。
但是，1980年以来却有更多的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1985年，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对10个国家74个外国直接投资项目进行了调查研究，其中有50个项目（67％）的投资者认为，他们对投资国的选择完全取决于该国的税收优惠政策；如果这些国家没有相应的税收优惠，他们极有可能投资于其他国家或通过出口供应当地市场。另一份对欠发达国家295个公司的研究（1990）表明，东道国的税收优惠是决定跨国公司投资区位选择的第二重要因素，排在汇款限制之后，60％的公司把东道国的税收优惠视为关键因素，只有1％的公司认为税收优惠是可以忽略的。
这表明，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各个因素的位次已经发生了变化。20世纪80年代以前，投资者比较注重投资环境，税收优惠是投资者较少考虑的因素，有些投资者甚至完全不考虑税收因素。但随着东道国投资环境的普遍改善，投资者转而注重投资的成本——收益问题，税收因素因此被提到重要的位置。如对阿根廷外国直接投资者的调查显示：1961和1971年，税收因素被排在所有影响直接投资决策因素的第七位，而80年代以后，税收因素就上升到了第一位。我们可以认为，税收因素在外国直接投资的区位决策中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当然，应该指出，税收优惠并不影响投资者是否在海外进行投资的决策，只是当海外投资已被决定、在进行投资国别选择时，东道国税率的高低才对投资者有较大的影响。 税收优惠有许多表现形式，如减免所得税、免税期、扩大投资和再投资补贴、特殊扣除等。在这些优惠措施中，究竟是一般性的低税率优惠还是特殊的暂时税收优惠更能吸引外国投资者呢？从对许多案例的分析来看，东道国在税收优惠政策的选择上具有较大的灵活性。政府采取一般性的优惠手段还是特殊的优惠手段，其效果是不一样的。一般而言，对投资者产生较大影响的是一般性的税收优惠政策。特殊的税收优惠只能针对个别项目，对大多数投资者而言，获得特殊税收优惠的机会很有限，效果也非常有限，而一般性的税收优惠是每个投资者都能享受和把握的。另一方面，投资者希望有一个相对稳定、政策透明的投资环境，特殊的税收优惠可能导致对税收政策的曲解，并由于对优惠政策不恰当的使用而难以使应有的优惠落到实处。因此，对潜在的投资者而言，一般性的税率降低比特殊的税收优惠或投资津贴更重要。
事实上，除了一般性优惠手段和特殊的优惠手段会出现效果的差异外，对不同类型的外国直接投资，税收优惠的效果也会不一样，最典型的是在出口导向型和进口替代型投资上的差别。对进口替代型的投资者而言，是否进行投资主要取决于当地市场的规模和条件，他们往往只考虑两个问题：（1）他们是否有超过当地企业的竞争优势。（2）直接投资是否比简单地向这一市场出口产品更有利。由于投资者的竞争对手主要来自于当地企业和在当地投资的其他跨国公司，而每个竞争者都可以享受到相同的税收环境。因此，东道国是否有税收优惠就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但在出口导向型的投资中，生产成本对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有相当重要的影响，东道国的税负越低，生产成本就越低，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就越强。在决定一个特定的项目是否值得去投资时，除了考虑政策的稳定性和有效率的、廉价的劳动力的可得性外，税收优惠就成为投资者考虑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另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东道国的税收优惠是否会被双重征税所抵消？许多国家对本国居民的所有所得征税，在海外投资取得的利润往往被包含在母国公司的所得中，构成母国征税的基础。有些在东道国得到的税收减免反而构成对外投资国的税源，这样，东道国的税收优惠非但不能刺激投资者，反而成为东道国向母国提供的一种津贴。如果这样，东道国的税收优惠对投资者是没有价值的。但是，由于大多数资本输出国都准许税收饶让，在与欠发达国家签订的税收协定中，允许在东道国获得的税收减免作为本国税收抵免的一部分，这样看来，税收优惠对投资者仍然是有价值的。即便没有税收饶让，投资者的利润在没有汇出之前，可以较长时期地得到东道围的优惠；如果投资者不将利润汇回国内，就能无限期地享受到税收优惠的好处。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定了许多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对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税收优惠政策实施较早的东南沿海地区，外资数量远远超过了内地。大量的调研资料也表明，我国税收优惠政策对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我国是否要继续执行税收优惠政策呢？从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态势看，回答应当是肯定的。为了达到引进外资、加快技术进步和推进我国经济发展的预期目标，我国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仍然必须通过制定和实施各项税收优惠政策来有效地引进外资。结合我国引进外资的战略目标和国际资本的变化趋势，我国在制定和实施各项税收优惠政策时主要应考虑以下因素：
（一）处理好税收优惠与投资环境的关系，充分认识到我国引进外资的关键仍然是改善投资环境
按照联合国贸发会议的定义，优惠是指政府提供给特定企业的任何可衡量的经济方面的利益，由此可以提高特定外资企业的收益率，或降低其成本或风险。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区分优惠与投资环境要素之间的差异，优惠并不包括诸如基础设施、有关外国直接投资的法律制度、企业经营制度、利润的汇回或国民待遇等因素。毫无疑问，这些政策或者基础设施会影响跨国公司的投资区位决策，但从实质上说都不是对外国直接投资的优惠，而是涉及一个国家的投资环境问题。只有在外资企业的其他生产经营条件已经具备的情况下，各种优惠政策才具有实际意义。因此，我们不能仅仅依靠竞相给予外商优惠来引进外资，投资环境的改善同样十分重要。
（二）必须认识到产生税收优惠政策效应的有效条件，重视其他政策的搭配与组合
应当看到，税收优惠在影响外国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决策中作用的有限性，其他政策如政治稳定性、政府对私人企业的态度、经济和金融的稳定性以及对外国控股企业的非歧视性等政策因素同样重要。税收优惠措施的效果取决于许多条件，同时还需要各级政府和政策的协调。只有税收优惠而缺乏其他相应的政策，投资者从税收优惠中得到的利益往往会被其他负面因素所抵消。这就要求我们在制定引进外资的政策中，注意税收优惠与其他政策变量与非政策变量的配合。
（三）必须考虑税收优惠的效率与代价，审慎地利用税收优惠
吸收直接投资的特点范文第5篇
关键词 中国 印度 FDI 比较分析
一、中印利用FDI概况
（一）中国利用FDI概述
自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以前的近三十年时间里，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基本上是空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1979-1986年起步阶段、1987-1991年稳步发展阶段、1992-1996 年持续快速发展阶段、1997-2001年为调整阶段和2002年入世以来进入发展新阶段。
自1979-2006年间，中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以年均约为30%以上的高速度增长，这在战后世界各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情况中是罕见的。资金来源遍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各种方式中，以合资经营方式的项目数与外资金额最多，此外外商独资企业所占比重呈逐年上升趋势。中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二）印度利用FDI发展进程概述
印度利用FDI的发展屡经波折，大体经历了独立之初限制FDI进入阶段、80年代印度FDI政策开始松动阶段，以及90年代以后大幅度放宽外资投资领域，提高外资股权阶段这几个阶段。自1991年印度经济自由化以来到2005年间，外国直接投资商对印度的协议投资额为672.1亿美元，实际到位金额为322.9亿美元，占协议额的50%以上。
需要说明的是，在印度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外商投资并不包括外国直接投资企业的再投资，也不包括跨国公司内部的资金转移，还不包括外国直接投资公司的海外借款。因此按照标准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外商投资的定义，历年印度真实的FDI流量应该远远大于其公布的数字。
（三） 中印利用FDI概况比较
1．利用FDI流入量比较
中国自1993年以来，吸收外国直接投资一直居发展中国家之首。除个别年份外，外国直接投资一直保持稳定增长态势。相比之下，印度并没有出现快速的增长。印度的FDI从1994年以后一直在两位数上波动。从总量上讲，两国不具可比性。以2005年为例，流入中国的FDI占世界FDI流入量的6.59%和发展中国家FDI流入量的18.06%左右，而印度相应指标只有0.68%和1.89%,大体仅相当于中国的10%左右（详见表2）。
2．利用外资政策比较
中国和印度两国在外资政策方面各有特色。
改革前，印度对引进外资极其谨慎，除行业和比例限制外，还明确规定外资必须与先进技术捆绑引进。1985年印度开始放松对外资的限制，1991年起印度经济向外向型转变，采取的主要外资政策有：取消对FDI必须与技术转让挂钩的限制，建立外国投资促进委员会来鼓励FDI；降低外资准入门槛，提高外资在合资中的比例；简化投资手续，大幅度提升审批速度。1998年以来，印度在知识产权、国民待遇、公共事业及服务领域等方面进一步放开。这些改革措施使印度迅速成为了对外资最具有吸引力的国家之一。
中国自80年代至今，政府先后颁布了500多个涉外经济法规，以《中外合资经营企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三大基本法律及其实施细则为主体的外商投资法律体系已基本建成。中国的主要外资政策可归纳为：一是外资享有优惠政策和待遇，某些方面甚至是超国民待遇。二是建立开发区是中国引资的一大创举，既有利于产生产业集群效应又便于集中管理，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个创举被其他发展中国家广泛模仿。三是引资导向具有一定规划性，早期对外开放主要以民族感情为纽带吸引华商资本，技术含量较低，属于劳动密集型；随着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提升，引资重点转向欧美跨国公司和科技含量高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尤其欢迎研发机构在华建立，并且随着市场化程度提高不断扩大对外开放领域。四是坚持稳步开放国内新生的脆弱的资本市场。到90年代中期中国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引资第一大国。
3.利用外资结构比较
（1）FDI来源地比较
中国的FDI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华人经济圈，尤其是中国香港、台湾和东南亚地区。相对于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这是中国所享有的特殊优势。另外还有为数不少来自于自由港，而自由港中有相当大部分是中国国内资本借道迂回――由于内外资企业税率不统一，故国内资本通过各种途径流出，在自由港注册后再以外资的身份回到大陆，以享受外资的税率优惠。从中国的主要投资来源地分布情况来看，2005年中国57.4%的投资都来自于华人圈。
作为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吸收FDI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弥补国内资金的不足，更重要的是需要吸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但拥有先进技术、管理经验较多的日本、欧盟、韩国、美国在中国的FDI总量中只占33.81%，比重并不高，因此这种资金来源和技术来源相脱离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的效率。
印度自1991年8月开始鼓励FDI流入，虽然在总量上无法与中国比拼，但从FDI来源国的分布上却优于中国。
对印度直接投资居第一位的是毛里求斯，亦是一个自由港。紧随其后的是美国（17.82%）、欧洲国家的比重达到了18.83%。前十位除了毛里求斯外，其余9国都是发达国家（包括新兴工业化国家），这9国流入的FDI占印度吸收FDI的45.84%，比中国高出约12个百分点。
（2）FDI投资产业结构比较
中国在吸收FDI时，充分发挥了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人力成本低的优势，在制造业方面吸引了大量的FDI。
2006年中国制造业吸收FDI的金额占中国吸收FDI总额的57.69%。从前10位看,整个第二产业所占比重为72.37%，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为23.92%。大量FDI涌入制造业，为中国制造业产品的技术改进、扩大出口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制造品生产在全球市场份额自1985年以来一直保持5%以上的增长速度，成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最大的制造品出口国家。
印度的FDI主要集中于服务业、软件业等技术上具有复杂性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而简单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如纺织、食品加工等方面的投资并不多。印度软件业大量外资的涌入，促进了该行业的迅猛发展。2004年服务业吸收FDI的金额占印度吸收FDI总额的9.96 %，是印度吸收外资最多的行业。
通过分析两国吸收的FDI的行业构成，可以发现中国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制造业，而印度的优势则体现在服务业特别是软件业。
二、 中印吸引FDI的原因
（一）中国吸引FDI的主要原因及特点
1.中国自身经济的发展与环境使外商看好中国市场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近三十年持续快速地增长，极大地提升了经济发展水平。而一国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吸引能力,正取决于经济发展程度, 所能创造的国际直接投资激励结构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这种发展缩小了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使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客观上为外商提供了更多的市场机会。
2.熟练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是外资进入中国的重要因素
由于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成本日益增加，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制造业的成本优势丧失殆尽，迫使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纷纷转向发展中国家。2003年3月日本贸易振兴会公布的结果表明，在制造业领域，纽约、东京、上海三地人均月薪分别为2300美元、2500美元、207美元。显然，中国上海更具有成本竞争优势。
3.中国拥有庞大的潜在市场
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指出，市场因素主要为市场规模、市场增长、市场的格局及顾客的类型, 是跨国公司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中国是世界第一大人口国, 拥有13亿多人口, 市场庞大, 投资有利可图。中国的经济总量在快速膨胀，世界排名快速前移。2006年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越英国和法国，跃居世界第四位（美、日、德、中），在发展中国家排名第一。从2003年至2006年，中国持续保持10%以上的增长率。而经济的快速增长，也使中国具有了吸引外资的重要砝码和更大的发展潜力。
4.加入世贸组织为外商提供了更大的进入空间
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开放新的投资领域：中国入世以后，要进一步开放服务业、金融、证券、商业等跨国投资集中发生的领域，因此，吸引外商投资的潜力很大。
二是开放新的投资方式：中国以往吸引外资以设立新企业为主，包括设立新的独资企业和设立新的合资企业。入世后逐步放开外商以收购兼并方式进行的投资。全球跨国投资中，以购并方式进行的投资比例日趋增加：1998年全球直接投资6440亿元，其中以购并方式进行的有4110亿元，占64％。中国开始允许并鼓励外商以并购方式在中国投资，就是开放了一个极具潜力的新投资方式。
三是取消某些限制：原来中国政策的外资政策中，还存在一些对外商投资企业的非国民待遇问题，例如：不允许外商投资企业在注册地之外设立分销企业等。入世以后，这些不当限制逐步取消，有利于吸引新的投资者。
（二）印度吸引FDI的主要原因及特点
近年来, 印度成为世界最具吸引力的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之一并非偶然,而是印度国内各种因素合力的结果。
1. 经济的高速发展为外国直接投资奠定了坚实基础
进入新世纪以来, 印度经济以6-7%的增速发展。一些投资机构出版了关于印度的研究报告, 研究证明印度经济增长具有内在的动力, 并证实印度具有经济潜力。经济的突飞猛进和强大的经济基础, 一方面为基础设施建设、国内投资环境改善等提供了重要保障；另一方面加强了外国投资者的信心, 使印度成为跨国公司关注的对象。
2. 印度政府利用外资政策规制进一步自由化、规范化、简单化
1991年经济改革后, 印度政府改变了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在管理上采取松绑政策, 外资比例进一步放松, 允许进入的部门继续增多。新政策规定, 在34 类“高度优化”发展的工业部门中, 外国直接投资达51%的企业无需经过批准而自动结关（即清除关税）, 对技术合作协定也实行自动批准的办法，可不经政府批准, 由公司自由地同外国公司谈判引进外国技术的条件。对合资企业由外资股本支付的进口资本货物也无需政府批准。同时, 取消了对外商必须转让新技术的要求。90年代, 印度政府设立三人投资小组作为政府和投资者之间的“接口”。因此,印度被美国新闻周刊评为对外国投资者来说 “最好的国家”，而“成熟的政府机构”是该评选结果的一个重要理由。
3.印度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奠定了人才基础
印度作为发展中的大国, 人力资源丰富。据印度科技部统计: 目前研发机构的从业人员达30万人, 其中30%从事研发工作。印度拥有工程师类技术人才约200万, 每年还有30万工程师从技校毕业, 居业界第三, 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另外，英语是印度的商业语言, 会讲英语的人数居世界第二位。印度的外资来源国主要是欧美发达国家, 这也凸显了拥有英语这个世界通用语言的优势。印度丰富的人力资源尤其是工程师和科学家等高科技人才,是许多发达国家对印度投资产生浓厚兴趣的重要原因。
4.印度IT业一支独秀, 拉动了外国直接投资在印度的发展
IT业作为印度经济发展的引擎, 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行业。近年来印度一直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 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软件出口国, 仅次于美国。正因为印度软件业的蓬勃发展, 使世界各国IT业群聚于此。世界上许多著名的信息产业公司, 如摩托罗拉、得克萨斯仪器公司、太阳公司等都在印度设有研制中心和生产基地。印度的班加罗尔获得了“亚洲硅谷” 的美誉，有力地拉动了外国直接投资在印度的发展。
5.印度巨大的市场潜力也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因
作为世界第二人口大国，印度拥有约10亿人口,市场庞大。而印度中产阶级人数接近3亿, 极具购买力。随着印度经济突飞猛进, 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将产生更大的购买需求。欧美作为印度最大投资伙伴, 其对印度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开拓、占领印度巨大的市场, 把印度变为“第二个中国”，并把在印度投资的企业纳入全球生产、营销网络体系中,实现全球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可以说印度巨大的市场潜力是众多跨国公司争相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
三、中印利用FDI的比较与评价
（一）中国与印度总体引资环境差距较大
中国的引资环境总体好于印度。中国从1979年开始进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改革。二十多年来，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从1979-2006共27年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超过了9.4%。
印度共和国成立于1947年，但其经济体制改革却比中国晚了十年，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才开始逐步启动经济改革。与中国相对照，印度在1982年到1992年间，GDP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5.6%,1992年到2002年为6%，只相当于中国的2/3。
（二）中国与印度的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侧重点不同
中印两国采取不同的工业发展战略，因而两国关注的FDI类型不同。
中国积极推行开放型发展战略。自向FDI开放起，中国就对FDI提供比对本国企业更优惠的政策，特别是对出口导向型FDI的特殊待遇更为明显，使得在中国的跨国公司形成了某种“超国际化”的生产活动。2005年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额占到中国出口总额的58.29%，表明外资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十分明显，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资的作用。
印度长期以来奉行的是进口替展战略。印度长期以来一直依赖资源在国内转移的模式，并没有对出口导向型FDI提供特殊的鼓励措施。跨国公司在印度的国际化活动直到今日仍然没有取得重要的地位，FDI的活动只在部分高技术领域中受到鼓励。印度国内的传统私人企业具有广泛的基础，印度的知名公司，如软件业巨擘――印度信息系统技术有限公司和维普罗公司、生物技术和制药领域的后起之秀兰巴克西公司和雷迪博士实验室，都是土生土长的。
（三）中印两国人力资源比较
中印两国相比，从国民素质的总体情况来看，中国高于印度。资料显示：2001年15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中国为88.37%，而印度仅为65.38%；大学生入学率中国为12.7%，印度为11.4%；2003年人文发展指数中国为0.75%，印度为0.6%。但与印度相比，中国在以下方面不具有优势：
第一是中国软件行业的人才供应与印度相比存在一定差距。中国软件人才缺口较大，据最新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每年至少存在20万软件人才缺口，并且这个缺口还在以每年20万左右的速度增加。比较而言，印度软件从业人员约110万，此外，在海外工作的印度软件工程师达10万人，使印度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软件人才国，为印度软件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人才储备。
第二，印度的人力成本目前低于中国。据全球最大的人力资源管理咨询公司――美世咨询2005年11月中旬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所调查的中国42种职位中，95%的基本工资成本要高于印度 (如表3所示) 。
第三是人口老龄化。印度目前有近10亿多人口，其中大部分为青壮年、儿童，年龄结构很年轻。数量如此众多的劳动力 (或准劳动力) 资源，是印度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以2003年数据为例，印度65岁以上老人的总数为5400万人，占其总人口比重为5.07%；而中国65岁以上老人的总数为9401万人，占其总人口比重为7.27%。这说明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比印度严重。
第四，印度劳动生产率高于中国。印度的经济增长能够达到奋起直追的速度，主要归功于印度自身对资金的高效配置。就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而言，1980-1994年中国高出印度853美元/人，而1995-1999年中国却低于印度233美元/人。据德勤研究部调查报告称，考察中印两国增量资本产出率（ICRO，即增加多少额外投资可实现一个额外产出），中国近几年是4.4, 而印度为3.7，意即中国需要4.4美元的额外投资来实现1美元的增长,而印度只需要3.7美元的投资即可实现1美元的增长。
（四）中印两国基础设施比较
中印两国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FDI的流向。从表9所列举出的可量化的主要基础设施指标来看，印度除公路总长超过中国外，其他均落后于中国。但是印度的公路质量不高，并没有国际意义上的高速公路。总体而言，印度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与中国有些距离，这也从某个角度解释了中国目前比印度在FDI方面更具吸引力的原因。
四、在利用FDI方面中国可向印度借鉴的经验
印度目前在吸收FDI总量指标上不可与中国同日而语，但在一些微观指标如FDI的来源结构、产业结构、人力资源构成等方面与中国相比有一定优势。因此中国有必要向印度取经。
（一）调整目标定位，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
虽然中国在吸收FDI的总量上具有绝对优势，但FDI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的初级加工制造业和资本密集型的高能耗高污染行业，这确实发挥了中国的比较优势，但不利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印度吸引的FDI则突出重点,主要集中在发展自己具有优势的软件业上，有效地将外资的优势和自己的优势结合起来，培养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这是对中国有积极意义的启示：中国早已不存在“两缺口”,并且目前中国拥有位居世界首位的外汇储备，所以利用外资的主要意义已经不是资金，而在于技术、管理、制度等方面，而中国恰好在这些方面存在引资不足的问题。故而中国有必要调整吸引外资的目标定位，吸引外商投资的产业政策重心应该转变为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产业的良性发展上来。
（二） 加强吸引更多的来自发达国家的FDI
中国目前FDI总量上的优势不容置疑，但正如前文所述，中国的FDI主要来自香港以及自由港的华人资本。这些外资很多都是外商或中资公司以避税和享受外资在中国的税收优惠为目的流入中国的，其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真正推动作用甚为有限，带来的先进技术则更是寥寥无几。因此，中国政府应加强对这部分外资的监控，吸引更多来自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先进外资，以期达到真正推动中国发展的目的。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贸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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