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收直接投资的缺点范文第1篇

美国对华投资的项目数、合同外资及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从绝对数目来看不断增长，但自2000年以来，美国合同外资金额占全国的比重却是逐年下降的，对华投资项目和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在2000年经历了一定幅度增长后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表1）。2006年美商在华投资新设立企业3025家，比2005年同期下降14.33%；合同外资金额120.44亿美元，同比下降10.86%；实际投入外资金额28.65亿美元，同比下降6.41%。2006年，美商新设立企业、合同外资金额、实际投入外资金额分别占全国同期吸收外资总量的7.73%、6.22%和4.55%。美国对华投资的特点主要是以跨国公司为主体，技术起点较高。美国企业注重长久的战略发展，在转移生产基地的同时，转移核心技术，美国以我国东部商业地区为重点投资区域，其投资最多的省份为江苏、浙江等全国商业繁华的地区。而且经营状况良好，商务部研究院的调查显示，在华投资六年以上的美国在华企业中，8l％的企业盈利颇丰。与其全球利润率相比，美国在华企业平均收入增长和盈利状况均高于其他地方，2002年，有42％的美国在华企业利润率超过了全球利润率，而到2004年达到75％的美国在华企业利润率超过了全球利润率。

2近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减少的原因分析

2.1美国经济不景气使其对外投资大大减少，对华投资因而受到影响

2001年美国经济结束了十年的快速增长期，经济增速开始放缓，经济的不景气使美国企业对外投资也大大减少。2001年美国直接投资流出量比2000年减少12.4%，2004年直接投资流出量虽有较大增加，但2005年直接投资流出量却是-127.14亿美元，表明资本的回流大于资本流出。1998年到2001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年均增长率为13.4%，而2001年到2005年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年均增长率只有9.1%。2007年美国经济增长2.2%，为近年来最低水平。2008年美国经济继续呈现疲弱态势。反映制造业发展状况的ISM制造业指数在1、2月连续低于50，处于走弱状态。总体建筑支出1月份下滑1.7%，降幅为14年来最高水平，已连续4个月下降。其中住宅建筑支出较上年同期下降19.4%。新屋销售2月份降至13年来最低水平，下降1.8%，连续4个月走低。个人实际消费增长自去年12月起基本处于停滞状态，2008年3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降至64.5。在楼市降温、次贷危机恶化、经济增速放缓情况下，就业市场严重受挫。2月份美国非农就业人数下降6.3万，创5年以来最大跌幅，当月失业率为4.8%，3月份进一步升至5.1%。

2.2美国的投资政策对美国企业在华投资产生不利影响

一般而言，美国海外投资的优势在于技术的先进，因此对外投资大多在不同程度上涉及技术的输出。美国政府在技术输出与转让方面虽然较为开放，但仍有诸多限制。《1979年出口管理法》规定，除了可以向加拿大直接输出多数商品和基础数据外，美国向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出口的所有商品和技术数据都必须获得由商务部出口管理局签发的普通许可证。

2.3发达国家交叉投资的上升对我国吸纳美国投资产生不利影响

发达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一直是美国对外投资的首选，约占其直接投资总额的50%以上，而加拿大由于与美国在地理空间上的邻近，也占有美国直接投资总额的10%。近年美国对我国直接投资减少的同时，对部分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增长却较快。2001年到2005年美国对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直接投资存量，年均增长率达到42.14%。促进发达工业国家之间交叉投资上升的因素在于这些国家政治社会经济制度的相似性，劳动力素质比较高等因素。因此投资环境的优劣及因投资环境决定的生产效率仍然是影响美国直接投资地域分布的综合因素。尤其是美国大型跨国公司内部组织结构相当复杂、对投资环境的要求相当严格，对各类风险，特别是对国家风险和政治风险的防范意识相当强烈。所以对华投资至今没有脱离试探阶段，与中国投资市场的巨大吸纳力很不相称。2.4中国本身存在一些吸引投资的局限。（1）外商投资产业政策的局限。目前，外商投资产业政策的基本缺陷是对外商投资的管理和引导仍然偏重于审批管理，而忽视用市场手段进行引导。外商投资的所有项目，都要由中央或地方政府进行立项及合同章程审批。由此而导致了外商投资产业目录的开放度不够，限制类项目过多，而鼓励类项目却缺乏真正力度。

（2）吸收外商投资载体的局限。由于我国经济和企业发展的现实状况，至今为止我国引资的主体都是国有企业。但完全市场化的外商投资与国有企业在经营目标、经营理念、经营机制、管理模式等方面都存在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并且近年尚未合资的国有企业优质存量资产也越来越少，导致近年外商控股甚至独资企业越来越多。而我国经济中最有活力的民营企业，与外商的合资合作在本身水平较低之外还受到各种政策的局限。

3对我国今后利用美国直接投资的思考与建议

3.1改善中美关系，保持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

我们一方面要严格遵循国际贸易准则和WTO的承诺，提升产品附加值和竞争力，优化贸易结构，积极而有效地规避中美贸易中的摩擦。另一方面应加强与美在华企业的沟通，尤其是要推动大型跨国公司对美国政府发挥积极影响，通过他们将更多真实情况反馈给美国公众及决策层，帮助缓解与中美贸易摩擦相关的一些热点问题。

3.2改善投资环境，增强美国企业投资我国的信心

要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完善与投资有关的法律法规，加大保护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提高政府行政效率，从而实现对美引资多层面的推进。

3.3扩大服务业市场准入，促进美国对服务业的投资

服务业是美国对外投资的第一大产业，也是美国在世界上占有绝对优势的行业。虽然入世后，美国对我国服务业的投资有较大增加，但美国对我国服务业的投资比例总的来说仍远远低于其对亚太地区投资和对外总投资中服务业所占的比例，这和我国许多服务业具有垄断性质和对外开放程度低有很大关系。因此，应逐步扩大服务业的市场准入，消除体制和政策障碍，促进美资流入服务业。

3.4改善吸收外商投资方式

近年来，收购、兼并逐渐成为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主导形式。跨国收购、兼并所以能够实现，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有载体，即东道国有值得收购、兼并的企业；二是有适宜的环境，使外资进行的收购、兼并能够顺利实施。对于我国来说，前者有优势，而后者却极为欠缺。尤其是缺乏兼并、收购所必需的法律和政策环境。

3.5改变吸收外商投资要素优势

我国吸收外商投资主要依靠两方面的优势，一是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丰富而且廉价；二是市场广阔，开拓余地极大。但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贸易自由化的加深，以及技术创新突飞猛进，廉价生产要素对于吸引外商投资的作用相对减弱；国内市场则由于生产能力的急剧增加、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增长缓慢造成阶段性饱和，大部分产业出现供过于求状况，市场优势也在减弱。因此我们需要在技术创新能力、劳动力素质、市场机制、服务体系方面做出改善来创造吸引外资的新优势。

吸收直接投资的缺点范文第2篇

(一)数量分布差异

中国实施开放政策三十年来，外商直接投资进人东中西部地区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改革开放初期(1978―1992年)，三大区域吸引外资能力都处于较低水平，区域之间无论在数量或产业上没有明显的优劣区分，主要表现为利用外资基本属于数量扩张型，总体规模较大，但项目小型化、技术含量不高，产业层次较低，以传统的轻纺工业为主。在短缺经济时代这种利用外资方式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可以快速弥补资金短缺和外汇缺口。改革开放中期(1992-1998年)，东中西部地区吸引外资差距明显扩大，呈现出不平衡的发展态势。东部地区日渐成体系的开发区制度对外资的吸引作用十分明显，东部地区外资流人量显著增长，当地经济快速发展，居民收入水平快速提高，生产规模迅速扩大，从而进一步吸引外资进入，外资和经济增长之间形成良性循环。改革开放近期(1997-2008年)，东中西部地区吸引外资都进入了一个拐点，东部地区由于在第二阶段形成了良好的产业集聚和配套生产能力，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因此，在国家推动外资向中西部转移的政策下，尽管东部地区对外资的传统优惠政策效应正在消失，仍然与中西部地区吸引外资差距不断扩大，外商直接投资呈现出高度集中于东部地区的特点。

(二)产业层次分布差异

随着全球产业结构的变动，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产业流向有所变动。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引进外资的初期阶段，外商直接投资较多地流人了一些低层次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集中在消费品加工行业或轻纺工业，多以服装、纺织、塑料、文体用品、照明器具、食品饮料和日用金属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这种特征在中国的东中西部没有大的区别，只在数量上有所差异。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外商直接投资流人中国的产业分布在地区之间开始发生分化。在东部地区，外资不断进入成长性高的产业，并开始将R&D中心向中国市场转移。2002年3月新的《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实行以后，国家加大了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扶持，外商直接投资流向高新技术产业的趋势就更加明显，外资绝大部分流人了制造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制造业在未来仍将是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重点领域，但其流入结构将进一步由劳动密集型的轻加工、组装业向深加工、高技术产业转移。而在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绝大多数集中在东部发达或者较发达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在不同区域的产业分布特征直接决定了外商直接投资的配置结构并加大了由这种配置结构促成的地区间产业布局的差距。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意味着西部地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比例将逐渐减少，而制造业集中的东部地区吸引到的外商直接投资将越来越多。

二、外商直接投资在产业布局方面的作用和影响

地区间产业布局差异当然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例如资本存量、要素禀赋、经济结构、人员素质等方面，但本文仅从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向来考察区域产业布局差异。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直接效应是在区域间业已存在要素禀赋、经济结构、人员素质等方面差异的前提下带来人均资本存量的差异。

多数学者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是促进投资地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当外商直接投资在区域之间和产业之间的分布出现差异时，又会造成区域间人均资本存量的差异。新古典区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三要素通过在空间上的移动，可以满足特定区域的生产要求，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增长。当区域间收入出现不均衡时，其储蓄也会出现相似的不均衡倾向，低收人、低储蓄的区域将不可能有充足的资本进行生产投资，而且低收人、低储蓄的区域一般也不可能提供良好的投资机会。在理性的纯经济行为下，经济主体在逐利动机下的行为，导致资本、劳动和技术等社会资源在一定的空间范围集中，造成人均资本存量和产业层次在区域之间的差异，形成“强者恒强”的局面，致使区域差距存在并且越来越严重。自发的资本流动是诱使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的重要原因。

(二)外商直接投资的间接效应是带来制度的累积性变化，即由于外来资金的涌入短期内改变了地区经济所有制结构，长期看会改变地区的非农产业结构和市场发育程度，进而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引起地区文化制度等软环境的变化。

作为一种资本存量，外资的流人有效缓解投资地的发展瓶颈，如储蓄和外汇缺口，促进当地的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外商直接投资也是发展中国家资本集聚与技术变迁的重要源泉，可将先进的技术、管理与营销经验转移到投资地，增强投资地的技术效能。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增加投资地的出口，这种出口对投资地的经济增长有积极影响。外商直接投资通过生产活动的介入，可带动技术、贸易、产业结构的变化，促进当地就业等。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在区域间介入生产活动的深度和广度有差别，为当地所带来的技术效能和经济增长也会有所区别，这些区别通过产业结构、市场化程度、经济规模等指标反映出来，潜移默化影响各地区的思想意识、文化发展等。外商直接投资集聚的地区技术进步、经济增长较快，经济主体会持有比较开放的思想观念。

三、西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可行性分析

(一)重合产业转移理论

在发展中国家会出现某些在技术构成上与发达国家相类似的产业即重合产业。由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价值较发达国家低得多，发展中国家重合产业产品具有较低的价值投入，这样，必然产生两种可能性：一是在相同的国际市场价格条件下，发展中国家重合产业拥有更高的利润率；二是发展中国家可以较低的价格在国际市场销售商品。这两种结果都给发达国家重合产业造成竞争压力，面对这种压力，它们不得不对产业结构做出相应的调整。其调整方向无非两个：或是加速重合产业的技术进步，提高其附加值；或是将这部分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去。从产业内部深化来看，必须满足如下条件：技术创新所获得的收益必须能够抵消别国相对较低的成本优势。当产业深化不能够抵消别国相对较低的成本优势，发达国家重合产业就只有一个调整方向，即产业转移。产业转移的基本形式是产业贸易和产业投资。通过产业贸易，发达国家可以将重合产业所采用的资本品、中间品、无形资产等销售给发展中国家，让后者扩大重合产业生产，以便保证将这些产品出口发达国家，满足后者对这些重合产业产品的需要。发达国家向发

展中国家销售资本品、中间品、无形资产，有时是为重合产业生产资料生产部门寻找新的世界市场，实现产品价值；有时是为关、停、并、转的重合产业剩余设备(二手设备)的“二次增值”，寻求新的途径。不论采取上述哪种转移方式，最终都表现为某些产业(战后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发达国家逐渐显得增长乏力，逐渐萎缩疲弱，而发展中国家重合产业才刚刚蓬勃成长，处于高速增长时期。

就产业转移的不同步现象，从产业移入国的经济条件看，应强调产业转移是在发展中国家重合产业形成并使发达国家该产业的绝对成本优势丧失的条件下发生的。因此，就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越是具备与发达国家相似技术构成的重合产业，往往这类产业移入的成份越高，发达国家越有可能向该国转移资本和技术。发展中国家的重合产业之所以能够吸引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其重要原因在于重合产业的出现为转移产业准备了一系列条件。

从产业移出国的产业转移策略看，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不是随意移入某一国的随机过程，而是自觉选择适当移入国的有序过程。其选择标准不仅仅是一般劳动力价值低，而且是熟练劳动力价值低，并且具有一定的工业发展基础，这在主观和客观上都体现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产业的梯度推进战略。

(二)重合产业转移理论的功能与适用性

重合产业转移理论在国际产业贸易和产业投资的背景下专门考察国际产业转移，使国际产业转移的发生并非基于一个单一因素的作用，从而克服了主流理论成因单一化弊端。主流产业转移理论对产业再转移缺乏解释，而重合产业转移理论则通过“发展中世界的分化”这一人所共知的现象，客观解释了产业再转移的发生机理。追溯“发展中世界的分化”原因，不难发现，其印证的正是国际主流产业转移理论所提供的一系列理论解释。因此，国际主流产业转移理论解释的对象将作为重合产业转移的背景而存在。事实上，国际范围内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其产业结构调整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仅由发达经济体向发展中经济体转移产业的现象只是国际产业转移的一部分，大量的产业转移也发生在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以及两类经济体内部。因此，产业再转移研究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正逐步凸现。再者，主流产业转移理论更多是从产业移出地微观经济主体的转移动机考察国际产业转移，而重合产业转移理论则以中观层面的产业为分析单位，从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出发，对产业移出地和移入地产业调整进行考察，尤其注重对产业移入地产业条件的分析，使国际产业转移中移出地产业转移策略与移入地承接产业转移的经济条件有效对接，解释了国际产业转移中存在的产业去向问题。

重合产业转移理论实际上是对比较优势理论在产业范畴的拓展。该理论所强凋的重合产业的形成和发展中世界的分化事实上就是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国际贸易和接受国际产业投资后运用内部政策调控形成新的动态化比较优势的过程。新的动态化比较优势在发展中国家间的差异，导致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不同位阶或者环节。已形成发达国家重合产业的国家处于分工的高端，具备条件接受发达国家或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产业转移。当然，该理论对重合产业形成的途径并非唯一，如果发展中国家通过内部工业化政策建立起相应的产业体系，其中部分产业在技术构成上与发达国家等同，事实上也可以承接该类产业的国际转移。对国内区域而言也是同样道理。对该理论观点的另一个支持性观照视角是：除极少数特殊事例外当今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没有参与国际贸易并接受产业投资，对中国大陆内部区域来说，如以三大区域来看，没有哪个区域不参与国际国内贸易和接受国际国内产业投资，有的只是程度的差异。因此，该理论的前提是真实的。相应地，基于重合产业形成的国际产业转移理论其政策指向就在于：对国家而言，在参与国际产业贸易和接受产业投资后，以有效的产业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促成产业的“革命性转换”，以培育相较于同类国家的比较优势，促进本国在国际分工环节中地位的提高，接受更高阶国际产业的转移。对区域而言，其政策指向同样适用。

重合产业转移理论虽然着重分析国家间产业转移，但其原理同样适用于区域包括国内区域间产业转移。本文将在区域意义上运用这一理论并借鉴其他理论的适用性观点分析东部外资产业西移问题。

(三)重合产业向西部转移的可能性

重合产业是发达和欠发达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契合点。从产业发展和结构演进的角度看，发达区域和欠发达区域的产业高度并不是绝对的，在两类区域有可能同时存在技术构成相似的产业即重合产业。两类区域的产业结构调整中，重合产业的角色不同，在发达区域重合产业可能作为移出产业存在，而在欠发达区域重合产业则极有可能是作为移人产业而存在的。产业转移中产业层次的推进和地域层次的推进是紧密相连的。从产业层次上来说，其发达区域最初承接的可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会逐渐承接资本密集型产业。从地域层次上来说，具备一定工业发展基础的欠发达区域，在承接一定规模和质量的产业后，会逐渐调整本区域的产业结构，从而成为产业移出区域。这样的产业转移，不仅能够摆脱重合产业绝对成本较高的不利地位，而且能够实现重合产业的再次价值增值。

目前我国正面临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如前所述，东部地区吸引了外商直接投资的绝大部分，从地域来源观察，东部地区吸引到的外商直接投资中主要以港、澳、台、侨资金为主，这些投资规模小，技术含量低，主要以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缺乏产品设计和技术开发能力，所带来的技术和设备仅是暂时适应中国市场需求的中间技术或二流设备，就其技术和设备的先进性、长远性和国际竞争力而言是比较有限的。随着我国经济由短缺经济转向过剩经济，特别是加入WTO以后，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大陆，这些传统行业的外资受到投资质量高、竞争力较强资本的排挤，一些以港澳台资金为主的原三资企业经营状况日趋恶化，亏损企业也越来越多。这些企业面临比较优势逐渐消失的威胁。在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中，它们极有可能成为移出发达区域的重合产业，那么西部是吸引这些移出的重合产业的地区之一。尤其是目前资金技术型外资直接和大规模进入西部不太可能的背景下，西部应重点关注这种产业转移趋势。

四、政策建议

(一)利用好开发区资源，鼓励外资继续“西进”。

北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吸引外资的重点，应该放在国务院批准的部级开发区和条件较

好的省级开放区。目前各省区的省会城市均有一个或一个以上部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这些开发区经过多年的投资建设，基础设施较好，也有相对独立高效的管理运转机制，投资环境较好。而且这些省会城市一般也是区域性的中心城市，具有较强的市场辐射能力。因此，国家对外开放的总体战略部署，应该立足于使这些地区的开发区发挥核心作用上。开发区的发展可以形成产业积聚，改善商务环境，辐射和带动周边经济发展，起到重点突破，以点带面的作用。

(二)对外资提前开放西部地区的服务业市场。

由于服务业的市场是分割的，各地区的服务产品是不可流动的，因此，服务业外商投资企业要想占领西部市场就必须到西部地区投资，而不可能像制造业那样，在东部地区投资生产，在西部地区销售。此外，金融、保险、物流、零售、房地产、社会服务业等本身既是服务性行业，它们存在和成熟的程度同时也是投资和商务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性行业的发展可以改善当地的投资环境，增加经济活动总量，活跃市场并可带动其他行业的发展，对外资产生吸引力。

(三)对到西部投资的外商提供更为优惠的税收待遇和条件。

考察各国和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可以看出，所有国家在吸引投资者去不发达地区进行投资，政策上都体现为税收、土地使用等方面的优惠，以及一些相应的投资鼓励、补贴或奖励，而且地理位置越偏僻、经济发展越落后的地区，政府提供的政策就越优惠。因此，在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向西部转移的过程中，我国应当一方面给予去西部地区投资的外资企业具有吸引力的税收优惠和土地使用权方面的政策优惠，另一方面通过国家的财政转移支付，直接给去西部投资的企业(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一定的补贴、资助或者奖励。这种做法，一方面可以加快外资向西部地区转移的步伐，另一方面可以创造就业、增加居民收人、活跃经济，起到放水养鱼的效果。

(四)加大与邻国经济的相互开放度，促进西部地区对外经贸的发展。

西南与西北地区有较长的边境线，分别与南亚、中亚和俄罗斯接壤。中国加入WTO之后，与邻国的贸易与投资关系会得到较快发展。据一些国外机构的预测，21世纪的前十年，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首推中华经济圈，其次是南亚地区，其中印度将保持7％左右的增长速度，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以及孟加拉等国将维持4-5％的增速，经济增长会带动南亚各国需求的扩大，从而促进其对外贸易的发展，有利于中国扩展与这些国家的贸易与投资关系。中国与俄罗斯及中亚三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近几年经济发展迅速，经贸关系的互补性很强。中国对俄罗斯和中亚三国的出口商品主要是农产品、纺织品、轻工业产品及轻型机电产品，特别是消费类机电产品；主要进口商品是矿产品、金属及其制品、化学工业及其相关工业的产品、车辆、航空器、船舶及运输设备等，双方贸易关系具有明显的互补性。西部邻国经济发展对加快我国西部地区发展和增强西部地区对外资的吸引力，将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五)加大对西部地区重点城市的支持力度，以培养具有较强辐射力的“增长极”。

西部地区对外资缺乏吸引力，除基础设施落后、政府办事效率低等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西部地区远离我国的中心开放区，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中心无法辐射到比较偏远的内陆地区。因此，有必要在西部地区选择一些具有一定经济、科技、市场、人才基础的城市进行重点且大力度的扶持，把这些城市培养成西部地区的具有较强经济辐射力的“增长极”。

(六)重点扶持西部地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

中西部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和生态资源，因此在一些能源工业、矿产开发行业、生态旅游业以及农产品加工业等资源密集型的行业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加大对西部地区的石油、钢铁、煤炭、天然气的开采及加工产业的投资，以及对西部的旅游、生态农业等产业的扶持，可以充分发挥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在西部地区形成一些产业链较长、产业关联度较高的优势行业，以带动外商投资企业逐步向西部地区转移和扩散。

同时，应注意以下倾向：

第一，防止减少国家应有的收益，引发社会福利的大量流失。这些优惠政策使得外商企业实际交纳所得税与盈利企业盈利额相比的实际所得税率偏低，造成包括税收、生产要素转让收益等诸多方面损失，使得引资成本大大高于引资收益，而外资企业却从东道国的“肥水外流”中获得极大的好处。

第二，防止刺激低效率外国资本过度引资。不少优惠政策，特别是一些地方政府颁布的优惠政策，往往缺乏透明度，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不稳定性，具体操作又极不规范，不仅留下外资企业偷税避税的空子，形成地方政府腐败的温床，而且不利于国际性战略资本引资。实际上一些大型的跨国公司往往更愿意把资金投向虽然没有明显的政策优惠，但政策法律稳定、具有很高透明度并获得公平待遇的国家或地区，对这些跨国资本而言，外资优惠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昔日的引资优势，只有那些投资质量不高、竞争力较差的“政策偏好型”外商投资才会对此比较感兴趣。各地政府滥用引资优惠政策结果，在实际上是人为地降低了外商企业的生产成本，使原先效率低下的外资企业，也可以轻而易举引资我国市场，从而在整体上降低利用外资的质量与效率。

第三，防止产生对内资企业的“政策挤出效应”。由于对外资企业政策过于优惠，与内资企业形成鲜明反差，人为地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原则，造成两者之间竞争外部条件极不平等，使得内资企业在与外资企业竞争中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这种外资企业不是依靠自身质量、成本、技术内在因素，是依靠优惠政策优势排挤内资企业的不平等竞争现象，称之为“政策挤出效应”。目前我国不少行业出现境外资本大量引资，但内资企业却逐步退出，以至造成该行业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的现象，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但“政策挤出效应”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原因。其中在塑料制品业、毛革毛皮及其制品、橡胶制品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食品加工业、家具制造业、服装及其纤维制品制造业等，这种“政策挤出效应”表现得尤为突出。

(作者单位：兰州商学院经贸学院)

参考文献：

吸收直接投资的缺点范文第3篇

内容摘要:发展经济学中的“两缺口”模型指出,一国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会遇到储蓄缺口、外汇缺口、技术缺口等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而引进外资是弥补这些缺口的有效方式。然而,日本在经济腾飞的过程中几乎一直保持着极低的外资依存度。本文试图从日本资本来源、外汇来源、技术来源三方面探讨日本在极少依靠外资情况下的“内资型”缺口补偿模式。

关键词:“两缺口”模型 外资依存度 缺口补偿模式 人力资本

“两缺口”模型概述

“两缺口”模型主要考察了储蓄约束和外汇约束与外资利用的关系。开放经济条件下,从供给方面看,一个国家的国民收入可表述为:Y=C+S+M(国民收入=消费+储蓄+进口);而从需求方面可表述为:Y=C+I+X(国民收入=消费+投资+出口)。由于总需求恒等于总供给,则将上两式整理可得:I-S=M-X。I-S为投资与储蓄之差,称为储蓄缺口,是指国内储蓄不足以支持投资的扩大,从而形成投资约束;M-X为进口与出口之差,称为外汇缺口,是指有限的外汇不足以支付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本的进口,形成外汇约束,阻碍国内生产和出口。引进外资可以同时弥补双缺口,既减少外汇不足的压力,又节约了国内储蓄。

因此,“两缺口”模型建议发展中国家通过引进外资的方式弥补国内“资本缺口”,从而促进国民经济发展。

日本利用外资概况

“国家的外资纯输入与国内总资本形成依存度的比率,这个比率又称为外资依存度。”通过观察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外资依存度不难发现,现代经济增长时期,日本的资本形成中外国资本所占的比例很小,进入20世纪90年代,日本依然保持着极低的外资依存度,远低于世界和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一国工业化的初期对外资的依赖程度都很高。比如加拿大、奥地利的资本形成,30%以上依赖于外资。意大利、挪威、澳大利亚的外资依存度都超过10%,与此相比,日本的工业化中外国资本的作用很小(南亮进, 2002)。尽管如此,日本仍然实现了经济飞速发展。那么,其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必须的资本、技术、劳动力从何而来?如果不通过外资渠道补偿,那么日本是如何补偿这些“缺口”的呢?

日本的缺口补偿机制

(一)资本来源

资本形成所需要的资金来源,一是外国资金的纯输入,二是国内储蓄。日本的外资依存度较低,其工业化发展过程中需要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内储蓄。日本的储蓄率与其他国家相比也有着鲜明的特点:

储蓄率高。南亮进将1988年日本的储蓄率与其他35国进行对比。35国的均值是22%,而日本的储蓄率是34%,大大超过其他国家。

储蓄率呈上升趋势。日本的储蓄率随人均收入的上升逐渐增高。尤其是个人储蓄率的上升,是促进日本储蓄增长的主要因素。

南亮进认为,日本的经济增长是“投资主导型”增长,即拉动经济增长的牵引力是国内投资。而日本的外资依存度低,用于投资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内储蓄。储蓄占据了资本积累的绝大部分,数额高而不断增长的储蓄为国内投资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储蓄率的上升带动投资的增长,投资的增长又带动了经济的增长。因此,国内储蓄为日本的工业化提供了资金来源。

(二)外汇来源

日本的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的不断扩大,对于日本外汇缺口的补偿功不可没。出口对日本经济增长的第一个贡献是创造了有效海外需求。第二个贡献是赚取了外汇,提高了进口能力。这一点对于自然资源几乎全靠进口的日本来说意义十分重大。在工业现代化过程中,由于生产能力的扩大,日本每年进口大量的原料资源,使国际收支常常出现赤字,引起了外汇危机。但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的国际收支出现了大幅度的黑字,外汇储备状况也得到了显著的改善。据统计,到了1971年,日本的外汇储备突破了100亿美元大关,达到了152亿美元,占资本主义世界的11.7%,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

日本国际收支的这种大幅度的黑字增加,主要是由对外贸易的巨额顺差所取得的。而日本在贸易收支上能取得如此巨额的顺差,是由于出口贸易的急剧扩大。出口贸易的扩大又得益于日本出口贸易结构的变化和日本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能力的提高。

日本在进入资本主义后,很长一段时期主要发展轻工业,出口贸易也以轻工业为中心。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轻工业品的出口仍占到50%以上,重工业品只占30%左右。但是,从5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日本经济进入以发展重工业、化学工业为中心的高速发展时期,轻工业比重逐渐下降,重工业比重迅速提高,到了70年代中期已达到80%以上。

总之,日本的主要工业品在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理念的基础上,增强了国际竞争力,扩大了国外销售市场,从而促进了整个日本对外贸易的发展。而对外贸易的大量盈余和外汇储备的增长,增强了日本的经济实力,并为工业化和现代化提供了大量的外汇和资金,弥补了发展过程中的“外汇缺口”。外汇的增加又进一步为技术进步和进出口贸易的发展积累了资本,促进了出口贸易的增加,从而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带动”的发展模式,实现了经济的腾飞。

(三)技术来源

根据后发优势理论,经济技术落后的国家通过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成果,可以跨越技术创新阶段,直接进入商品化生产阶段,能够节省创新阶段所必需的大量投资和时间,可以绕过过时的技术发展周期,直接问鼎新一代的技术成果,从而缩短与先进国家的技术差距。以日本为首的东亚国家和地区正是充分利用了技术后发优势才获得了经济发展的奇迹。

日本是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并结合本国具体情况吸收、消化并创新技术的成功经验的代表。日本仅用60亿美元就在战后的十几年时间里,通过技术引进掌握了欧美历时半个多世纪耗资2000亿美元研制出来的先进技术。正像南亮进所说:“日本是格雪克隆假说――即拥有相对后进性的国家可以依靠引进技术而取得快速发展的典型例子。”(南亮进,2002)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走上了一条“自我依赖式”(刘洪钟,2001)的产业发展之路。它更注重采用许可证安排而非外国资本直接控制的方式吸引西方先进技术。在以许可证安排引进技术的方式得到加强的同时,外国直接投资却一直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例如,1970年到1980年,日本的技术进口价值总额(向外国专利版权及其他非金融无形资产所有者支付的专利使用费和技术转让费)达到94.51亿美元,而从1951年到1980年,进入日本的外国直接投资总共只有29.79亿美元。1987年到1992年,日本的技术进口总值比其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总额大了近10倍;如果与法国、英国、德国、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相比,日本的技术进口总值是它们的2-3倍。

日本非常重视对西方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不仅仅要“引进来”,还要想方设法变成自己的,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发挥着积极的主导作用。比如,当1876年贝尔电话发明后不久,日本政府很快就意识到了电话的重要性并积极鼓励国内厂商进行独力生产。日本工程师们利用原始的车床和有限的生产设备努力尝试复制进口的电话装置。到1885年,政府部门工人按照国外模型总共生产了252部电话。当发现他们所生产的电话不如进口电话时,日本政府开始选择与外国生产者合作的方式来满足国内需求,并选派人才到国外进行生产学习考察。

由此可见,日本并不是靠外国直接投资来获得先进技术以弥补工业发展初期的“技术缺口”,相反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日本对于利用外资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笔者认为,日本是以对外贸易的方式获得先进技术的。并且在引进的过程中,注重消化、吸收,使自己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

结论

通过对日本外资依存度和利用外资状况的分析,笔者认为利用外资是解决“两缺口”模型问题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即利用外资确实可以使一国在工业化的初级阶段得到资本、外汇、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理念等经济发展的必备基础,然而,外资并非弥补这些“缺口”的唯一方式,日本的“内资型”缺口补偿模式就提供了一个主要依靠本国力量也能实现经济发展的例证。

笔者认为,依靠内资并不等于闭关锁国,与世隔绝,那样就违背了当今经济全球化、国际贸易迅速发展的大趋势,闭门造车绝不利于本国经济的发展。内资型缺口补偿模式应包含三方面含义:

一是资本来源主要依靠国内储蓄带动投资,而较少引进外国直接投资。根据索洛模型经济增长理论,国内储蓄的增加能提高人均资本存量,从而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

二是注重将“外资”转化为“内资”。在弥补技术缺口方面,经济发展初期的日本并不具备先进技术这项有利“内资”。然而,日本积极从西方国家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更重要的是日本注重将西方国家的技术“外资”转化为本国“内资”,并通过吸收、内化、创新技术,提高了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扩大了出口,在技术上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三是重视人力资本的作用。笔者认为,“两缺口”只考虑了储蓄、外汇、技术等因素,却忽视了人力资本的作用。人力资本也是一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推动因素,甚至是决定性因素。

南亮进在分析日本吸收先进技术的社会能力时指出,构成日本社会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各种人才资源。对技术引进直接做出贡献的是技术人员。从明治时期开始,外国科学家就开始在日本的工科大学教授近代科学,外国工程师就开始在工厂中指导进口机器的使用。后来,日本政府又经常派遣科学人员到国外学习新技术并引进到国内。

可见,优秀的人力资本使日本有了将国外先进技术“内化”的能力,从而实现了日本在短时期内的腾飞、赶超。而这种优秀人力资本的背后是日本完善的教育体系,是国家对于教育的重视。教育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在人力资本的积累过程中发挥着最为基础性、关键性的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说,教育也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综上,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除了要弥补资金、技术缺口,更要注重弥补自身的“人力资本缺口”,更进一步,要着力弥补“教育缺口”。虽然,对于人力资本和教育的投入是长期的,真正见效或许要经历几代人的积累和努力,但这种重视和投入却是一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进步所必须付出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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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杨筠.“两缺口”模型中国悖论的成因[J].特区经济,2007.7

8.王学军,朱伯乐.“两缺口”模型与我国利用外资的思考[J].经济观察,2007(8)

吸收直接投资的缺点范文第4篇

关键词 中国 印度 FDI 比较分析

一、中印利用FDI概况

（一）中国利用FDI概述

自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以前的近三十年时间里，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基本上是空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1979-1986年起步阶段、1987-1991年稳步发展阶段、1992-1996 年持续快速发展阶段、1997-2001年为调整阶段和2002年入世以来进入发展新阶段。

自1979-2006年间，中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以年均约为30%以上的高速度增长，这在战后世界各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情况中是罕见的。资金来源遍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各种方式中，以合资经营方式的项目数与外资金额最多，此外外商独资企业所占比重呈逐年上升趋势。中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二）印度利用FDI发展进程概述

印度利用FDI的发展屡经波折，大体经历了独立之初限制FDI进入阶段、80年代印度FDI政策开始松动阶段，以及90年代以后大幅度放宽外资投资领域，提高外资股权阶段这几个阶段。自1991年印度经济自由化以来到2005年间，外国直接投资商对印度的协议投资额为672.1亿美元，实际到位金额为322.9亿美元，占协议额的50%以上。

需要说明的是，在印度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外商投资并不包括外国直接投资企业的再投资，也不包括跨国公司内部的资金转移，还不包括外国直接投资公司的海外借款。因此按照标准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外商投资的定义，历年印度真实的FDI流量应该远远大于其公布的数字。

（三） 中印利用FDI概况比较

1．利用FDI流入量比较

中国自1993年以来，吸收外国直接投资一直居发展中国家之首。除个别年份外，外国直接投资一直保持稳定增长态势。相比之下，印度并没有出现快速的增长。印度的FDI从1994年以后一直在两位数上波动。从总量上讲，两国不具可比性。以2005年为例，流入中国的FDI占世界FDI流入量的6.59%和发展中国家FDI流入量的18.06%左右，而印度相应指标只有0.68%和1.89%,大体仅相当于中国的10%左右（详见表2）。

2．利用外资政策比较

中国和印度两国在外资政策方面各有特色。

改革前，印度对引进外资极其谨慎，除行业和比例限制外，还明确规定外资必须与先进技术捆绑引进。1985年印度开始放松对外资的限制，1991年起印度经济向外向型转变，采取的主要外资政策有：取消对FDI必须与技术转让挂钩的限制，建立外国投资促进委员会来鼓励FDI；降低外资准入门槛，提高外资在合资中的比例；简化投资手续，大幅度提升审批速度。1998年以来，印度在知识产权、国民待遇、公共事业及服务领域等方面进一步放开。这些改革措施使印度迅速成为了对外资最具有吸引力的国家之一。

中国自80年代至今，政府先后颁布了500多个涉外经济法规，以《中外合资经营企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三大基本法律及其实施细则为主体的外商投资法律体系已基本建成。中国的主要外资政策可归纳为：一是外资享有优惠政策和待遇，某些方面甚至是超国民待遇。二是建立开发区是中国引资的一大创举，既有利于产生产业集群效应又便于集中管理，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个创举被其他发展中国家广泛模仿。三是引资导向具有一定规划性，早期对外开放主要以民族感情为纽带吸引华商资本，技术含量较低，属于劳动密集型；随着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提升，引资重点转向欧美跨国公司和科技含量高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尤其欢迎研发机构在华建立，并且随着市场化程度提高不断扩大对外开放领域。四是坚持稳步开放国内新生的脆弱的资本市场。到90年代中期中国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引资第一大国。

3.利用外资结构比较

（1）FDI来源地比较

中国的FDI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华人经济圈，尤其是中国香港、台湾和东南亚地区。相对于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这是中国所享有的特殊优势。另外还有为数不少来自于自由港，而自由港中有相当大部分是中国国内资本借道迂回――由于内外资企业税率不统一，故国内资本通过各种途径流出，在自由港注册后再以外资的身份回到大陆，以享受外资的税率优惠。从中国的主要投资来源地分布情况来看，2005年中国57.4%的投资都来自于华人圈。

作为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吸收FDI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弥补国内资金的不足，更重要的是需要吸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但拥有先进技术、管理经验较多的日本、欧盟、韩国、美国在中国的FDI总量中只占33.81%，比重并不高，因此这种资金来源和技术来源相脱离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的效率。

印度自1991年8月开始鼓励FDI流入，虽然在总量上无法与中国比拼，但从FDI来源国的分布上却优于中国。

对印度直接投资居第一位的是毛里求斯，亦是一个自由港。紧随其后的是美国（17.82%）、欧洲国家的比重达到了18.83%。前十位除了毛里求斯外，其余9国都是发达国家（包括新兴工业化国家），这9国流入的FDI占印度吸收FDI的45.84%，比中国高出约12个百分点。

（2）FDI投资产业结构比较

中国在吸收FDI时，充分发挥了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人力成本低的优势，在制造业方面吸引了大量的FDI。

2006年中国制造业吸收FDI的金额占中国吸收FDI总额的57.69%。从前10位看,整个第二产业所占比重为72.37%，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为23.92%。大量FDI涌入制造业，为中国制造业产品的技术改进、扩大出口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制造品生产在全球市场份额自1985年以来一直保持5%以上的增长速度，成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最大的制造品出口国家。

印度的FDI主要集中于服务业、软件业等技术上具有复杂性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而简单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如纺织、食品加工等方面的投资并不多。印度软件业大量外资的涌入，促进了该行业的迅猛发展。2004年服务业吸收FDI的金额占印度吸收FDI总额的9.96 %，是印度吸收外资最多的行业。

通过分析两国吸收的FDI的行业构成，可以发现中国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制造业，而印度的优势则体现在服务业特别是软件业。

二、 中印吸引FDI的原因

（一）中国吸引FDI的主要原因及特点

1.中国自身经济的发展与环境使外商看好中国市场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近三十年持续快速地增长，极大地提升了经济发展水平。而一国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吸引能力,正取决于经济发展程度, 所能创造的国际直接投资激励结构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这种发展缩小了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使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客观上为外商提供了更多的市场机会。

2.熟练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是外资进入中国的重要因素

由于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成本日益增加，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制造业的成本优势丧失殆尽，迫使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纷纷转向发展中国家。2003年3月日本贸易振兴会公布的结果表明，在制造业领域，纽约、东京、上海三地人均月薪分别为2300美元、2500美元、207美元。显然，中国上海更具有成本竞争优势。

3.中国拥有庞大的潜在市场

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指出，市场因素主要为市场规模、市场增长、市场的格局及顾客的类型, 是跨国公司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中国是世界第一大人口国, 拥有13亿多人口, 市场庞大, 投资有利可图。中国的经济总量在快速膨胀，世界排名快速前移。2006年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越英国和法国，跃居世界第四位（美、日、德、中），在发展中国家排名第一。从2003年至2006年，中国持续保持10%以上的增长率。而经济的快速增长，也使中国具有了吸引外资的重要砝码和更大的发展潜力。

4.加入世贸组织为外商提供了更大的进入空间

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开放新的投资领域：中国入世以后，要进一步开放服务业、金融、证券、商业等跨国投资集中发生的领域，因此，吸引外商投资的潜力很大。

二是开放新的投资方式：中国以往吸引外资以设立新企业为主，包括设立新的独资企业和设立新的合资企业。入世后逐步放开外商以收购兼并方式进行的投资。全球跨国投资中，以购并方式进行的投资比例日趋增加：1998年全球直接投资6440亿元，其中以购并方式进行的有4110亿元，占64％。中国开始允许并鼓励外商以并购方式在中国投资，就是开放了一个极具潜力的新投资方式。

三是取消某些限制：原来中国政策的外资政策中，还存在一些对外商投资企业的非国民待遇问题，例如：不允许外商投资企业在注册地之外设立分销企业等。入世以后，这些不当限制逐步取消，有利于吸引新的投资者。

（二）印度吸引FDI的主要原因及特点

近年来, 印度成为世界最具吸引力的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之一并非偶然,而是印度国内各种因素合力的结果。

1. 经济的高速发展为外国直接投资奠定了坚实基础

进入新世纪以来, 印度经济以6-7%的增速发展。一些投资机构出版了关于印度的研究报告, 研究证明印度经济增长具有内在的动力, 并证实印度具有经济潜力。经济的突飞猛进和强大的经济基础, 一方面为基础设施建设、国内投资环境改善等提供了重要保障；另一方面加强了外国投资者的信心, 使印度成为跨国公司关注的对象。

2. 印度政府利用外资政策规制进一步自由化、规范化、简单化

1991年经济改革后, 印度政府改变了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在管理上采取松绑政策, 外资比例进一步放松, 允许进入的部门继续增多。新政策规定, 在34 类“高度优化”发展的工业部门中, 外国直接投资达51%的企业无需经过批准而自动结关（即清除关税）, 对技术合作协定也实行自动批准的办法，可不经政府批准, 由公司自由地同外国公司谈判引进外国技术的条件。对合资企业由外资股本支付的进口资本货物也无需政府批准。同时, 取消了对外商必须转让新技术的要求。90年代, 印度政府设立三人投资小组作为政府和投资者之间的“接口”。因此,印度被美国新闻周刊评为对外国投资者来说 “最好的国家”，而“成熟的政府机构”是该评选结果的一个重要理由。

3.印度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奠定了人才基础

印度作为发展中的大国, 人力资源丰富。据印度科技部统计: 目前研发机构的从业人员达30万人, 其中30%从事研发工作。印度拥有工程师类技术人才约200万, 每年还有30万工程师从技校毕业, 居业界第三, 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另外，英语是印度的商业语言, 会讲英语的人数居世界第二位。印度的外资来源国主要是欧美发达国家, 这也凸显了拥有英语这个世界通用语言的优势。印度丰富的人力资源尤其是工程师和科学家等高科技人才,是许多发达国家对印度投资产生浓厚兴趣的重要原因。

4.印度IT业一支独秀, 拉动了外国直接投资在印度的发展

IT业作为印度经济发展的引擎, 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行业。近年来印度一直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 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软件出口国, 仅次于美国。正因为印度软件业的蓬勃发展, 使世界各国IT业群聚于此。世界上许多著名的信息产业公司, 如摩托罗拉、得克萨斯仪器公司、太阳公司等都在印度设有研制中心和生产基地。印度的班加罗尔获得了“亚洲硅谷” 的美誉，有力地拉动了外国直接投资在印度的发展。

5.印度巨大的市场潜力也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因

作为世界第二人口大国，印度拥有约10亿人口,市场庞大。而印度中产阶级人数接近3亿, 极具购买力。随着印度经济突飞猛进, 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将产生更大的购买需求。欧美作为印度最大投资伙伴, 其对印度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开拓、占领印度巨大的市场, 把印度变为“第二个中国”，并把在印度投资的企业纳入全球生产、营销网络体系中,实现全球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可以说印度巨大的市场潜力是众多跨国公司争相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

三、中印利用FDI的比较与评价

（一）中国与印度总体引资环境差距较大

中国的引资环境总体好于印度。中国从1979年开始进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改革。二十多年来，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从1979-2006共27年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超过了9.4%。

印度共和国成立于1947年，但其经济体制改革却比中国晚了十年，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才开始逐步启动经济改革。与中国相对照，印度在1982年到1992年间，GDP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5.6%,1992年到2002年为6%，只相当于中国的2/3。

（二）中国与印度的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侧重点不同

中印两国采取不同的工业发展战略，因而两国关注的FDI类型不同。

中国积极推行开放型发展战略。自向FDI开放起，中国就对FDI提供比对本国企业更优惠的政策，特别是对出口导向型FDI的特殊待遇更为明显，使得在中国的跨国公司形成了某种“超国际化”的生产活动。2005年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额占到中国出口总额的58.29%，表明外资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十分明显，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资的作用。

印度长期以来奉行的是进口替展战略。印度长期以来一直依赖资源在国内转移的模式，并没有对出口导向型FDI提供特殊的鼓励措施。跨国公司在印度的国际化活动直到今日仍然没有取得重要的地位，FDI的活动只在部分高技术领域中受到鼓励。印度国内的传统私人企业具有广泛的基础，印度的知名公司，如软件业巨擘――印度信息系统技术有限公司和维普罗公司、生物技术和制药领域的后起之秀兰巴克西公司和雷迪博士实验室，都是土生土长的。

（三）中印两国人力资源比较

中印两国相比，从国民素质的总体情况来看，中国高于印度。资料显示：2001年15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中国为88.37%，而印度仅为65.38%；大学生入学率中国为12.7%，印度为11.4%；2003年人文发展指数中国为0.75%，印度为0.6%。但与印度相比，中国在以下方面不具有优势：

第一是中国软件行业的人才供应与印度相比存在一定差距。中国软件人才缺口较大，据最新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每年至少存在20万软件人才缺口，并且这个缺口还在以每年20万左右的速度增加。比较而言，印度软件从业人员约110万，此外，在海外工作的印度软件工程师达10万人，使印度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软件人才国，为印度软件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人才储备。

第二，印度的人力成本目前低于中国。据全球最大的人力资源管理咨询公司――美世咨询2005年11月中旬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所调查的中国42种职位中，95%的基本工资成本要高于印度 (如表3所示) 。

第三是人口老龄化。印度目前有近10亿多人口，其中大部分为青壮年、儿童，年龄结构很年轻。数量如此众多的劳动力 (或准劳动力) 资源，是印度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以2003年数据为例，印度65岁以上老人的总数为5400万人，占其总人口比重为5.07%；而中国65岁以上老人的总数为9401万人，占其总人口比重为7.27%。这说明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比印度严重。

第四，印度劳动生产率高于中国。印度的经济增长能够达到奋起直追的速度，主要归功于印度自身对资金的高效配置。就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而言，1980-1994年中国高出印度853美元/人，而1995-1999年中国却低于印度233美元/人。据德勤研究部调查报告称，考察中印两国增量资本产出率（ICRO，即增加多少额外投资可实现一个额外产出），中国近几年是4.4, 而印度为3.7，意即中国需要4.4美元的额外投资来实现1美元的增长,而印度只需要3.7美元的投资即可实现1美元的增长。

（四）中印两国基础设施比较

中印两国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FDI的流向。从表9所列举出的可量化的主要基础设施指标来看，印度除公路总长超过中国外，其他均落后于中国。但是印度的公路质量不高，并没有国际意义上的高速公路。总体而言，印度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与中国有些距离，这也从某个角度解释了中国目前比印度在FDI方面更具吸引力的原因。

四、在利用FDI方面中国可向印度借鉴的经验

印度目前在吸收FDI总量指标上不可与中国同日而语，但在一些微观指标如FDI的来源结构、产业结构、人力资源构成等方面与中国相比有一定优势。因此中国有必要向印度取经。

（一）调整目标定位，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

虽然中国在吸收FDI的总量上具有绝对优势，但FDI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的初级加工制造业和资本密集型的高能耗高污染行业，这确实发挥了中国的比较优势，但不利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印度吸引的FDI则突出重点,主要集中在发展自己具有优势的软件业上，有效地将外资的优势和自己的优势结合起来，培养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这是对中国有积极意义的启示：中国早已不存在“两缺口”,并且目前中国拥有位居世界首位的外汇储备，所以利用外资的主要意义已经不是资金，而在于技术、管理、制度等方面，而中国恰好在这些方面存在引资不足的问题。故而中国有必要调整吸引外资的目标定位，吸引外商投资的产业政策重心应该转变为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产业的良性发展上来。

（二） 加强吸引更多的来自发达国家的FDI

中国目前FDI总量上的优势不容置疑，但正如前文所述，中国的FDI主要来自香港以及自由港的华人资本。这些外资很多都是外商或中资公司以避税和享受外资在中国的税收优惠为目的流入中国的，其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真正推动作用甚为有限，带来的先进技术则更是寥寥无几。因此，中国政府应加强对这部分外资的监控，吸引更多来自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先进外资，以期达到真正推动中国发展的目的。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贸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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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直接投资的缺点范文第5篇

［关键词］江西省；外商直接投资

［中图分类号］G8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2095-3283（2012）02-0063-02

一、江西省FDI的发展现状

（一）江西省利用FDI的总规模

“十五”时期，随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重点的转移，江西省准确调整了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重点，GDP增速一直保持两位数增长，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开始突破以往长期徘徊不前的局面，进入快速增长时期，吸引外资增速一直位居中部六省之首。2001—2010年，江西省FDI增速8年超全国水平，其中，2010年江西省吸收FDI 51亿美元，同比增长26.77%，占全国利用FDI比重的4.83%，达到历年最高水平。据统计，2011年全省实际使用外资60.59亿美元，同比增长18.78%。

（二）江西省利用FDI的地域分布

FDI在江西省的分布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地区差异，即投资主要集中分布在京九沿线、GDP排江西省前三位的南昌、赣州、九江，这主要是因为这三个城市基础设施较完善，交通较为便捷，产业配套能力较强，市场辐射范围较广，人才、资金、信息要素流动较快。2010年，仅南昌、赣州、九江三个城市就占全省FDI项目数的60%以上，三市实际使用FDI金额近30亿美元。外资流入的空间分布不平衡，不利于全省经济的持续、均衡、协调发展，影响经济发展的后劲。

（三）江西省利用FDI的产业分布

FDI在弥补该省资本不足的同时，也通过技术外溢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又由于产业特点、投资方式及国家政策的不同，FDI对各产业增长的贡献是有差别的。截至2010年底，江西省累计实际使用外资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分别为53861亿美元、358863亿美元和97360亿美元，占比分别为10.56%、70.35%和19.09%，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是FDI的重点领域。从第一产业内部FDI的分布看，主要集中在农业尤其是种植业。对工业的FDI大部分集中在制造业，其中加工业的比重很高，原料工业的比重不大；轻加工业的比重较高，重加工业的比重较低；同时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比重高于一般加工业。

（四）江西省利用FDI的来源地

近年来，来江西省直接投资的国家和地区不断增多，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从投资来源看，亚洲一直是江西省FDI的主要来源地，其中香港占比最大；其次是拉丁美洲和北美洲。随着CEPA的签订，香港与江西省的经贸关系将更加密切，在未来较长时期内仍将居于对江西省投资的首位。台资虽然大规模进入江西省较晚，但增速很快，已成为江西省外资的第二来源地。由于近几年江西省加大了招商引资的力度，来自发达国家的投资有较快增长，占比不断提高。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个别发达国家的投资有较大幅度下降，但总量仍保持增长，2010年，随着全球经济复苏，江西省FDI继续攀高，以美国、新加坡、韩国、日本为例，增幅都在100%左右。

（五）江西省利用FDI的业绩指标分析

FDI业绩指标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地区FDI流入量占FDI总流入量的比例除以该地区GDP占GDP总量的比例。具体公式为：

某省吸收FDI业绩指数=（该省FDI规模/全国FDI规模）/一省GDP总额/全国GDP总额

如果业绩指数值大于1，表明该省吸收的FDI大于经济规模所能吸收的期望值，即业绩突出；如果业绩指数小于1，表明该省吸收的FDI低于经济规模所期望的数量，即业绩低下；如果业绩指数值等于1，表明该省占全国FDI的比例与其占全国GDP的比例一致，即业绩正常。近几年，江西省引进FDI的业绩指数值较高，业绩较好，2001年以后每年均大于1，其中2006至2010年上升较明显，这一数值接近2，显示江西省具有较强的吸引FDI的竞争力。

二、江西省利用FDI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吸引FDI规模区域分布不平衡，各城市差距拉大

外商投资主要集中在南昌、九江、赣州、吉安、宜春五个设区市，而景德镇、鹰潭等地区所占份额较少，同时，外贸出口、对外经济合作、旅游业在外商投资主要聚集地的设区市所占比重也较大，其他设区市比重较小，各设区市发展差距拉大。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各地投资环境因城市规模、地理位置、相关配套产业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导致外资流向过于单一。

（二）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集聚效应不强

根据前文数据的分析可以看出，FDI在江西省高度集中于第二产业，尤其是部分制造业，虽然近年来，FDI流向第三产业的规模在不断增大，但仍远低于第二产业。且外资项目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产业链条短且深度低，配套能力弱，项目单一，基本属于初级发展类型，难以形成产业集聚效应，更谈不上形成核心产业群。此外，至今还没有跨国公司将地区总部、研发中心、物流中心等设在江西省。

（三）引进外资质量不高，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创新能力

长期以来，企业自身缺乏自主创新能力，更缺乏企业赖以生存和竞争的核心技术。在江西省引进的外资项目中，有些项目是发达国家的淘汰项目，甚至还有一些是在发达国家不允许的重污染项目。外商将落后甚至是高污染、高能耗和资源性产能产品转移至江西省一些地区，新建了大量的造纸、化工、冶金等重污染企业，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片面追求GDP，对企业放松监管，结果对江西省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同时，省内一些合资企业，中方基本都缺乏核心技术和创新能力，在产业发展主导权和决定权上都受制于外商。

（四）利用外资方式单一

在利用外资方式上，江西省仍以FDI为主，其他外资方式比重较小。而在FDI中又以“绿地投资”为主要投资方式，并购、BOT、TOT等新投资方式很少。

三、江西省吸引FDI的对策与建议

（一）不断规范并健全外资管理体制

在继续保持劳动力、土地等廉价生产要素优势的同时，政府应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政策，健全市场机制，规范市场竞争，改善投资环境，要加大对资源消耗大、不利于保护生态环境产业的外资监管力度。尽快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督促外商投资企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在使用外资的同时要做到促进资源、环境和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提高利用FDI的质量

江西省利用FDI不仅要注重数量的增加，更要注重提高投资质量，增强投资潜力。首先，从投资的结构来看，应该增加外商在农业产业和服务业的投资，引资政策应向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环境污染少的产业倾斜；其次，从投资规模看，应该积极引进大型跨国公司投资，以其强大的规模效益吸引相关产业的聚集，对周边发展起辐射作用；再次，当前江西省外资来源主要是港台地区，今后要加大对欧美大型企业资金的吸引。依靠欧美投资所带来的先进技术，缩短产业梯度转移的技术链条，加快提升江西省经济竞争力和科技水平；第四，由于江西省外商投资主体以外资独资为主，缺少和本省企业的联姻与整合，有关方面应采取有效措施，鼓励本省企业参与外商投资产业的经营与合作，充分利用外商投资，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提高当地企业的竞争力。

（三）调整引资政策，扩大引资领域

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修订指导外商投资目录，引导外资投向。制定产业政策和外商投资政策，支持、鼓励外商投资江西省优先发展的产业和领域。研究区域发展政策，引导外资地区投向。综合运用税收、投资、土地等手段，重点引导外商投向现代制造业、现代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既要大力推进交通、电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对外开放，加快商业零售批发、现代物流、运输服务、电信、银行保险、旅游等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各级政府还应依托各自优势，加大宣传推介力度，广泛深入开展招商引资工作，努力扩大外资来源，实现外商投资多元化。

（四）引导外资合理分布，强化产业集群效应

跨国公司投资区位的选择非常注重关联配套产业的发展水平。为此，江西省要实施“第三代引资政策”，即产业集群引资。要明确未来产业发展定位，整合提升各类工业园区，走专业化分工协作的道路，有规划地重点发展一批关联配套产业，形成产业集聚，利用集聚效应提升区位优势，形成对FDI的强大吸引力。要加快吸引跨国公司入驻，选择本省优势企业与之形成外包或合作伙伴，从而促进FDI与产业集群发展的良性互动，推进内、外资企业的有机对接，扩大外资企业的溢出效应和关联效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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