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收直接投资缺点范文第1篇

美国对华投资的项目数、合同外资及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从绝对数目来看不断增长，但自2000年以来，美国合同外资金额占全国的比重却是逐年下降的，对华投资项目和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在2000年经历了一定幅度增长后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表1）。2006年美商在华投资新设立企业3025家，比2005年同期下降14.33%；合同外资金额120.44亿美元，同比下降10.86%；实际投入外资金额28.65亿美元，同比下降6.41%。2006年，美商新设立企业、合同外资金额、实际投入外资金额分别占全国同期吸收外资总量的7.73%、6.22%和4.55%。美国对华投资的特点主要是以跨国公司为主体，技术起点较高。美国企业注重长久的战略发展，在转移生产基地的同时，转移核心技术，美国以我国东部商业地区为重点投资区域，其投资最多的省份为江苏、浙江等全国商业繁华的地区。而且经营状况良好，商务部研究院的调查显示，在华投资六年以上的美国在华企业中，8l％的企业盈利颇丰。与其全球利润率相比，美国在华企业平均收入增长和盈利状况均高于其他地方，2002年，有42％的美国在华企业利润率超过了全球利润率，而到2004年达到75％的美国在华企业利润率超过了全球利润率。

2近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减少的原因分析

2.1美国经济不景气使其对外投资大大减少，对华投资因而受到影响

2001年美国经济结束了十年的快速增长期，经济增速开始放缓，经济的不景气使美国企业对外投资也大大减少。2001年美国直接投资流出量比2000年减少12.4%，2004年直接投资流出量虽有较大增加，但2005年直接投资流出量却是-127.14亿美元，表明资本的回流大于资本流出。1998年到2001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年均增长率为13.4%，而2001年到2005年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年均增长率只有9.1%。2007年美国经济增长2.2%，为近年来最低水平。2008年美国经济继续呈现疲弱态势。反映制造业发展状况的ISM制造业指数在1、2月连续低于50，处于走弱状态。总体建筑支出1月份下滑1.7%，降幅为14年来最高水平，已连续4个月下降。其中住宅建筑支出较上年同期下降19.4%。新屋销售2月份降至13年来最低水平，下降1.8%，连续4个月走低。个人实际消费增长自去年12月起基本处于停滞状态，2008年3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降至64.5。在楼市降温、次贷危机恶化、经济增速放缓情况下，就业市场严重受挫。2月份美国非农就业人数下降6.3万，创5年以来最大跌幅，当月失业率为4.8%，3月份进一步升至5.1%。

2.2美国的投资政策对美国企业在华投资产生不利影响

一般而言，美国海外投资的优势在于技术的先进，因此对外投资大多在不同程度上涉及技术的输出。美国政府在技术输出与转让方面虽然较为开放，但仍有诸多限制。《1979年出口管理法》规定，除了可以向加拿大直接输出多数商品和基础数据外，美国向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出口的所有商品和技术数据都必须获得由商务部出口管理局签发的普通许可证。

2.3发达国家交叉投资的上升对我国吸纳美国投资产生不利影响

发达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一直是美国对外投资的首选，约占其直接投资总额的50%以上，而加拿大由于与美国在地理空间上的邻近，也占有美国直接投资总额的10%。近年美国对我国直接投资减少的同时，对部分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增长却较快。2001年到2005年美国对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直接投资存量，年均增长率达到42.14%。促进发达工业国家之间交叉投资上升的因素在于这些国家政治社会经济制度的相似性，劳动力素质比较高等因素。因此投资环境的优劣及因投资环境决定的生产效率仍然是影响美国直接投资地域分布的综合因素。尤其是美国大型跨国公司内部组织结构相当复杂、对投资环境的要求相当严格，对各类风险，特别是对国家风险和政治风险的防范意识相当强烈。所以对华投资至今没有脱离试探阶段，与中国投资市场的巨大吸纳力很不相称。2.4中国本身存在一些吸引投资的局限。（1）外商投资产业政策的局限。目前，外商投资产业政策的基本缺陷是对外商投资的管理和引导仍然偏重于审批管理，而忽视用市场手段进行引导。外商投资的所有项目，都要由中央或地方政府进行立项及合同章程审批。由此而导致了外商投资产业目录的开放度不够，限制类项目过多，而鼓励类项目却缺乏真正力度。

（2）吸收外商投资载体的局限。由于我国经济和企业发展的现实状况，至今为止我国引资的主体都是国有企业。但完全市场化的外商投资与国有企业在经营目标、经营理念、经营机制、管理模式等方面都存在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并且近年尚未合资的国有企业优质存量资产也越来越少，导致近年外商控股甚至独资企业越来越多。而我国经济中最有活力的民营企业，与外商的合资合作在本身水平较低之外还受到各种政策的局限。

3对我国今后利用美国直接投资的思考与建议

3.1改善中美关系，保持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

我们一方面要严格遵循国际贸易准则和WTO的承诺，提升产品附加值和竞争力，优化贸易结构，积极而有效地规避中美贸易中的摩擦。另一方面应加强与美在华企业的沟通，尤其是要推动大型跨国公司对美国政府发挥积极影响，通过他们将更多真实情况反馈给美国公众及决策层，帮助缓解与中美贸易摩擦相关的一些热点问题。

3.2改善投资环境，增强美国企业投资我国的信心

要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完善与投资有关的法律法规，加大保护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提高政府行政效率，从而实现对美引资多层面的推进。

3.3扩大服务业市场准入，促进美国对服务业的投资

服务业是美国对外投资的第一大产业，也是美国在世界上占有绝对优势的行业。虽然入世后，美国对我国服务业的投资有较大增加，但美国对我国服务业的投资比例总的来说仍远远低于其对亚太地区投资和对外总投资中服务业所占的比例，这和我国许多服务业具有垄断性质和对外开放程度低有很大关系。因此，应逐步扩大服务业的市场准入，消除体制和政策障碍，促进美资流入服务业。

3.4改善吸收外商投资方式

近年来，收购、兼并逐渐成为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主导形式。跨国收购、兼并所以能够实现，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有载体，即东道国有值得收购、兼并的企业；二是有适宜的环境，使外资进行的收购、兼并能够顺利实施。对于我国来说，前者有优势，而后者却极为欠缺。尤其是缺乏兼并、收购所必需的法律和政策环境。

3.5改变吸收外商投资要素优势

我国吸收外商投资主要依靠两方面的优势，一是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丰富而且廉价；二是市场广阔，开拓余地极大。但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贸易自由化的加深，以及技术创新突飞猛进，廉价生产要素对于吸引外商投资的作用相对减弱；国内市场则由于生产能力的急剧增加、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增长缓慢造成阶段性饱和，大部分产业出现供过于求状况，市场优势也在减弱。因此我们需要在技术创新能力、劳动力素质、市场机制、服务体系方面做出改善来创造吸引外资的新优势。

吸收直接投资缺点范文第2篇

(一)数量分布差异

中国实施开放政策三十年来，外商直接投资进人东中西部地区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改革开放初期(1978―1992年)，三大区域吸引外资能力都处于较低水平，区域之间无论在数量或产业上没有明显的优劣区分，主要表现为利用外资基本属于数量扩张型，总体规模较大，但项目小型化、技术含量不高，产业层次较低，以传统的轻纺工业为主。在短缺经济时代这种利用外资方式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可以快速弥补资金短缺和外汇缺口。改革开放中期(1992-1998年)，东中西部地区吸引外资差距明显扩大，呈现出不平衡的发展态势。东部地区日渐成体系的开发区制度对外资的吸引作用十分明显，东部地区外资流人量显著增长，当地经济快速发展，居民收入水平快速提高，生产规模迅速扩大，从而进一步吸引外资进入，外资和经济增长之间形成良性循环。改革开放近期(1997-2008年)，东中西部地区吸引外资都进入了一个拐点，东部地区由于在第二阶段形成了良好的产业集聚和配套生产能力，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因此，在国家推动外资向中西部转移的政策下，尽管东部地区对外资的传统优惠政策效应正在消失，仍然与中西部地区吸引外资差距不断扩大，外商直接投资呈现出高度集中于东部地区的特点。

(二)产业层次分布差异

随着全球产业结构的变动，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产业流向有所变动。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引进外资的初期阶段，外商直接投资较多地流人了一些低层次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集中在消费品加工行业或轻纺工业，多以服装、纺织、塑料、文体用品、照明器具、食品饮料和日用金属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这种特征在中国的东中西部没有大的区别，只在数量上有所差异。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外商直接投资流人中国的产业分布在地区之间开始发生分化。在东部地区，外资不断进入成长性高的产业，并开始将R&D中心向中国市场转移。2002年3月新的《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实行以后，国家加大了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扶持，外商直接投资流向高新技术产业的趋势就更加明显，外资绝大部分流人了制造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制造业在未来仍将是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重点领域，但其流入结构将进一步由劳动密集型的轻加工、组装业向深加工、高技术产业转移。而在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绝大多数集中在东部发达或者较发达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在不同区域的产业分布特征直接决定了外商直接投资的配置结构并加大了由这种配置结构促成的地区间产业布局的差距。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意味着西部地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比例将逐渐减少，而制造业集中的东部地区吸引到的外商直接投资将越来越多。

二、外商直接投资在产业布局方面的作用和影响

地区间产业布局差异当然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例如资本存量、要素禀赋、经济结构、人员素质等方面，但本文仅从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向来考察区域产业布局差异。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直接效应是在区域间业已存在要素禀赋、经济结构、人员素质等方面差异的前提下带来人均资本存量的差异。

多数学者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是促进投资地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当外商直接投资在区域之间和产业之间的分布出现差异时，又会造成区域间人均资本存量的差异。新古典区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三要素通过在空间上的移动，可以满足特定区域的生产要求，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增长。当区域间收入出现不均衡时，其储蓄也会出现相似的不均衡倾向，低收人、低储蓄的区域将不可能有充足的资本进行生产投资，而且低收人、低储蓄的区域一般也不可能提供良好的投资机会。在理性的纯经济行为下，经济主体在逐利动机下的行为，导致资本、劳动和技术等社会资源在一定的空间范围集中，造成人均资本存量和产业层次在区域之间的差异，形成“强者恒强”的局面，致使区域差距存在并且越来越严重。自发的资本流动是诱使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的重要原因。

(二)外商直接投资的间接效应是带来制度的累积性变化，即由于外来资金的涌入短期内改变了地区经济所有制结构，长期看会改变地区的非农产业结构和市场发育程度，进而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引起地区文化制度等软环境的变化。

作为一种资本存量，外资的流人有效缓解投资地的发展瓶颈，如储蓄和外汇缺口，促进当地的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外商直接投资也是发展中国家资本集聚与技术变迁的重要源泉，可将先进的技术、管理与营销经验转移到投资地，增强投资地的技术效能。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增加投资地的出口，这种出口对投资地的经济增长有积极影响。外商直接投资通过生产活动的介入，可带动技术、贸易、产业结构的变化，促进当地就业等。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在区域间介入生产活动的深度和广度有差别，为当地所带来的技术效能和经济增长也会有所区别，这些区别通过产业结构、市场化程度、经济规模等指标反映出来，潜移默化影响各地区的思想意识、文化发展等。外商直接投资集聚的地区技术进步、经济增长较快，经济主体会持有比较开放的思想观念。

三、西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可行性分析

(一)重合产业转移理论

在发展中国家会出现某些在技术构成上与发达国家相类似的产业即重合产业。由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价值较发达国家低得多，发展中国家重合产业产品具有较低的价值投入，这样，必然产生两种可能性：一是在相同的国际市场价格条件下，发展中国家重合产业拥有更高的利润率；二是发展中国家可以较低的价格在国际市场销售商品。这两种结果都给发达国家重合产业造成竞争压力，面对这种压力，它们不得不对产业结构做出相应的调整。其调整方向无非两个：或是加速重合产业的技术进步，提高其附加值；或是将这部分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去。从产业内部深化来看，必须满足如下条件：技术创新所获得的收益必须能够抵消别国相对较低的成本优势。当产业深化不能够抵消别国相对较低的成本优势，发达国家重合产业就只有一个调整方向，即产业转移。产业转移的基本形式是产业贸易和产业投资。通过产业贸易，发达国家可以将重合产业所采用的资本品、中间品、无形资产等销售给发展中国家，让后者扩大重合产业生产，以便保证将这些产品出口发达国家，满足后者对这些重合产业产品的需要。发达国家向发

展中国家销售资本品、中间品、无形资产，有时是为重合产业生产资料生产部门寻找新的世界市场，实现产品价值；有时是为关、停、并、转的重合产业剩余设备(二手设备)的“二次增值”，寻求新的途径。不论采取上述哪种转移方式，最终都表现为某些产业(战后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发达国家逐渐显得增长乏力，逐渐萎缩疲弱，而发展中国家重合产业才刚刚蓬勃成长，处于高速增长时期。

就产业转移的不同步现象，从产业移入国的经济条件看，应强调产业转移是在发展中国家重合产业形成并使发达国家该产业的绝对成本优势丧失的条件下发生的。因此，就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越是具备与发达国家相似技术构成的重合产业，往往这类产业移入的成份越高，发达国家越有可能向该国转移资本和技术。发展中国家的重合产业之所以能够吸引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其重要原因在于重合产业的出现为转移产业准备了一系列条件。

从产业移出国的产业转移策略看，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不是随意移入某一国的随机过程，而是自觉选择适当移入国的有序过程。其选择标准不仅仅是一般劳动力价值低，而且是熟练劳动力价值低，并且具有一定的工业发展基础，这在主观和客观上都体现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产业的梯度推进战略。

(二)重合产业转移理论的功能与适用性

重合产业转移理论在国际产业贸易和产业投资的背景下专门考察国际产业转移，使国际产业转移的发生并非基于一个单一因素的作用，从而克服了主流理论成因单一化弊端。主流产业转移理论对产业再转移缺乏解释，而重合产业转移理论则通过“发展中世界的分化”这一人所共知的现象，客观解释了产业再转移的发生机理。追溯“发展中世界的分化”原因，不难发现，其印证的正是国际主流产业转移理论所提供的一系列理论解释。因此，国际主流产业转移理论解释的对象将作为重合产业转移的背景而存在。事实上，国际范围内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其产业结构调整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仅由发达经济体向发展中经济体转移产业的现象只是国际产业转移的一部分，大量的产业转移也发生在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以及两类经济体内部。因此，产业再转移研究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正逐步凸现。再者，主流产业转移理论更多是从产业移出地微观经济主体的转移动机考察国际产业转移，而重合产业转移理论则以中观层面的产业为分析单位，从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出发，对产业移出地和移入地产业调整进行考察，尤其注重对产业移入地产业条件的分析，使国际产业转移中移出地产业转移策略与移入地承接产业转移的经济条件有效对接，解释了国际产业转移中存在的产业去向问题。

重合产业转移理论实际上是对比较优势理论在产业范畴的拓展。该理论所强凋的重合产业的形成和发展中世界的分化事实上就是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国际贸易和接受国际产业投资后运用内部政策调控形成新的动态化比较优势的过程。新的动态化比较优势在发展中国家间的差异，导致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不同位阶或者环节。已形成发达国家重合产业的国家处于分工的高端，具备条件接受发达国家或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产业转移。当然，该理论对重合产业形成的途径并非唯一，如果发展中国家通过内部工业化政策建立起相应的产业体系，其中部分产业在技术构成上与发达国家等同，事实上也可以承接该类产业的国际转移。对国内区域而言也是同样道理。对该理论观点的另一个支持性观照视角是：除极少数特殊事例外当今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没有参与国际贸易并接受产业投资，对中国大陆内部区域来说，如以三大区域来看，没有哪个区域不参与国际国内贸易和接受国际国内产业投资，有的只是程度的差异。因此，该理论的前提是真实的。相应地，基于重合产业形成的国际产业转移理论其政策指向就在于：对国家而言，在参与国际产业贸易和接受产业投资后，以有效的产业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促成产业的“革命性转换”，以培育相较于同类国家的比较优势，促进本国在国际分工环节中地位的提高，接受更高阶国际产业的转移。对区域而言，其政策指向同样适用。

重合产业转移理论虽然着重分析国家间产业转移，但其原理同样适用于区域包括国内区域间产业转移。本文将在区域意义上运用这一理论并借鉴其他理论的适用性观点分析东部外资产业西移问题。

(三)重合产业向西部转移的可能性

重合产业是发达和欠发达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契合点。从产业发展和结构演进的角度看，发达区域和欠发达区域的产业高度并不是绝对的，在两类区域有可能同时存在技术构成相似的产业即重合产业。两类区域的产业结构调整中，重合产业的角色不同，在发达区域重合产业可能作为移出产业存在，而在欠发达区域重合产业则极有可能是作为移人产业而存在的。产业转移中产业层次的推进和地域层次的推进是紧密相连的。从产业层次上来说，其发达区域最初承接的可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会逐渐承接资本密集型产业。从地域层次上来说，具备一定工业发展基础的欠发达区域，在承接一定规模和质量的产业后，会逐渐调整本区域的产业结构，从而成为产业移出区域。这样的产业转移，不仅能够摆脱重合产业绝对成本较高的不利地位，而且能够实现重合产业的再次价值增值。

目前我国正面临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如前所述，东部地区吸引了外商直接投资的绝大部分，从地域来源观察，东部地区吸引到的外商直接投资中主要以港、澳、台、侨资金为主，这些投资规模小，技术含量低，主要以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缺乏产品设计和技术开发能力，所带来的技术和设备仅是暂时适应中国市场需求的中间技术或二流设备，就其技术和设备的先进性、长远性和国际竞争力而言是比较有限的。随着我国经济由短缺经济转向过剩经济，特别是加入WTO以后，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大陆，这些传统行业的外资受到投资质量高、竞争力较强资本的排挤，一些以港澳台资金为主的原三资企业经营状况日趋恶化，亏损企业也越来越多。这些企业面临比较优势逐渐消失的威胁。在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中，它们极有可能成为移出发达区域的重合产业，那么西部是吸引这些移出的重合产业的地区之一。尤其是目前资金技术型外资直接和大规模进入西部不太可能的背景下，西部应重点关注这种产业转移趋势。

四、政策建议

(一)利用好开发区资源，鼓励外资继续“西进”。

北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吸引外资的重点，应该放在国务院批准的部级开发区和条件较

好的省级开放区。目前各省区的省会城市均有一个或一个以上部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这些开发区经过多年的投资建设，基础设施较好，也有相对独立高效的管理运转机制，投资环境较好。而且这些省会城市一般也是区域性的中心城市，具有较强的市场辐射能力。因此，国家对外开放的总体战略部署，应该立足于使这些地区的开发区发挥核心作用上。开发区的发展可以形成产业积聚，改善商务环境，辐射和带动周边经济发展，起到重点突破，以点带面的作用。

(二)对外资提前开放西部地区的服务业市场。

由于服务业的市场是分割的，各地区的服务产品是不可流动的，因此，服务业外商投资企业要想占领西部市场就必须到西部地区投资，而不可能像制造业那样，在东部地区投资生产，在西部地区销售。此外，金融、保险、物流、零售、房地产、社会服务业等本身既是服务性行业，它们存在和成熟的程度同时也是投资和商务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性行业的发展可以改善当地的投资环境，增加经济活动总量，活跃市场并可带动其他行业的发展，对外资产生吸引力。

(三)对到西部投资的外商提供更为优惠的税收待遇和条件。

考察各国和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可以看出，所有国家在吸引投资者去不发达地区进行投资，政策上都体现为税收、土地使用等方面的优惠，以及一些相应的投资鼓励、补贴或奖励，而且地理位置越偏僻、经济发展越落后的地区，政府提供的政策就越优惠。因此，在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向西部转移的过程中，我国应当一方面给予去西部地区投资的外资企业具有吸引力的税收优惠和土地使用权方面的政策优惠，另一方面通过国家的财政转移支付，直接给去西部投资的企业(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一定的补贴、资助或者奖励。这种做法，一方面可以加快外资向西部地区转移的步伐，另一方面可以创造就业、增加居民收人、活跃经济，起到放水养鱼的效果。

(四)加大与邻国经济的相互开放度，促进西部地区对外经贸的发展。

西南与西北地区有较长的边境线，分别与南亚、中亚和俄罗斯接壤。中国加入WTO之后，与邻国的贸易与投资关系会得到较快发展。据一些国外机构的预测，21世纪的前十年，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首推中华经济圈，其次是南亚地区，其中印度将保持7％左右的增长速度，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以及孟加拉等国将维持4-5％的增速，经济增长会带动南亚各国需求的扩大，从而促进其对外贸易的发展，有利于中国扩展与这些国家的贸易与投资关系。中国与俄罗斯及中亚三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近几年经济发展迅速，经贸关系的互补性很强。中国对俄罗斯和中亚三国的出口商品主要是农产品、纺织品、轻工业产品及轻型机电产品，特别是消费类机电产品；主要进口商品是矿产品、金属及其制品、化学工业及其相关工业的产品、车辆、航空器、船舶及运输设备等，双方贸易关系具有明显的互补性。西部邻国经济发展对加快我国西部地区发展和增强西部地区对外资的吸引力，将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五)加大对西部地区重点城市的支持力度，以培养具有较强辐射力的“增长极”。

西部地区对外资缺乏吸引力，除基础设施落后、政府办事效率低等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西部地区远离我国的中心开放区，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中心无法辐射到比较偏远的内陆地区。因此，有必要在西部地区选择一些具有一定经济、科技、市场、人才基础的城市进行重点且大力度的扶持，把这些城市培养成西部地区的具有较强经济辐射力的“增长极”。

(六)重点扶持西部地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

中西部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和生态资源，因此在一些能源工业、矿产开发行业、生态旅游业以及农产品加工业等资源密集型的行业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加大对西部地区的石油、钢铁、煤炭、天然气的开采及加工产业的投资，以及对西部的旅游、生态农业等产业的扶持，可以充分发挥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在西部地区形成一些产业链较长、产业关联度较高的优势行业，以带动外商投资企业逐步向西部地区转移和扩散。

同时，应注意以下倾向：

第一，防止减少国家应有的收益，引发社会福利的大量流失。这些优惠政策使得外商企业实际交纳所得税与盈利企业盈利额相比的实际所得税率偏低，造成包括税收、生产要素转让收益等诸多方面损失，使得引资成本大大高于引资收益，而外资企业却从东道国的“肥水外流”中获得极大的好处。

第二，防止刺激低效率外国资本过度引资。不少优惠政策，特别是一些地方政府颁布的优惠政策，往往缺乏透明度，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不稳定性，具体操作又极不规范，不仅留下外资企业偷税避税的空子，形成地方政府腐败的温床，而且不利于国际性战略资本引资。实际上一些大型的跨国公司往往更愿意把资金投向虽然没有明显的政策优惠，但政策法律稳定、具有很高透明度并获得公平待遇的国家或地区，对这些跨国资本而言，外资优惠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昔日的引资优势，只有那些投资质量不高、竞争力较差的“政策偏好型”外商投资才会对此比较感兴趣。各地政府滥用引资优惠政策结果，在实际上是人为地降低了外商企业的生产成本，使原先效率低下的外资企业，也可以轻而易举引资我国市场，从而在整体上降低利用外资的质量与效率。

第三，防止产生对内资企业的“政策挤出效应”。由于对外资企业政策过于优惠，与内资企业形成鲜明反差，人为地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原则，造成两者之间竞争外部条件极不平等，使得内资企业在与外资企业竞争中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这种外资企业不是依靠自身质量、成本、技术内在因素，是依靠优惠政策优势排挤内资企业的不平等竞争现象，称之为“政策挤出效应”。目前我国不少行业出现境外资本大量引资，但内资企业却逐步退出，以至造成该行业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的现象，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但“政策挤出效应”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原因。其中在塑料制品业、毛革毛皮及其制品、橡胶制品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食品加工业、家具制造业、服装及其纤维制品制造业等，这种“政策挤出效应”表现得尤为突出。

(作者单位：兰州商学院经贸学院)

参考文献：

吸收直接投资缺点范文第3篇

内容摘要:发展经济学中的“两缺口”模型指出,一国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会遇到储蓄缺口、外汇缺口、技术缺口等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而引进外资是弥补这些缺口的有效方式。然而,日本在经济腾飞的过程中几乎一直保持着极低的外资依存度。本文试图从日本资本来源、外汇来源、技术来源三方面探讨日本在极少依靠外资情况下的“内资型”缺口补偿模式。

关键词:“两缺口”模型 外资依存度 缺口补偿模式 人力资本

“两缺口”模型概述

“两缺口”模型主要考察了储蓄约束和外汇约束与外资利用的关系。开放经济条件下,从供给方面看,一个国家的国民收入可表述为:Y=C+S+M(国民收入=消费+储蓄+进口);而从需求方面可表述为:Y=C+I+X(国民收入=消费+投资+出口)。由于总需求恒等于总供给,则将上两式整理可得:I-S=M-X。I-S为投资与储蓄之差,称为储蓄缺口,是指国内储蓄不足以支持投资的扩大,从而形成投资约束;M-X为进口与出口之差,称为外汇缺口,是指有限的外汇不足以支付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本的进口,形成外汇约束,阻碍国内生产和出口。引进外资可以同时弥补双缺口,既减少外汇不足的压力,又节约了国内储蓄。

因此,“两缺口”模型建议发展中国家通过引进外资的方式弥补国内“资本缺口”,从而促进国民经济发展。

日本利用外资概况

“国家的外资纯输入与国内总资本形成依存度的比率,这个比率又称为外资依存度。”通过观察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外资依存度不难发现,现代经济增长时期,日本的资本形成中外国资本所占的比例很小,进入20世纪90年代,日本依然保持着极低的外资依存度,远低于世界和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一国工业化的初期对外资的依赖程度都很高。比如加拿大、奥地利的资本形成,30%以上依赖于外资。意大利、挪威、澳大利亚的外资依存度都超过10%,与此相比,日本的工业化中外国资本的作用很小(南亮进, 2002)。尽管如此,日本仍然实现了经济飞速发展。那么,其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必须的资本、技术、劳动力从何而来?如果不通过外资渠道补偿,那么日本是如何补偿这些“缺口”的呢?

日本的缺口补偿机制

(一)资本来源

资本形成所需要的资金来源,一是外国资金的纯输入,二是国内储蓄。日本的外资依存度较低,其工业化发展过程中需要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内储蓄。日本的储蓄率与其他国家相比也有着鲜明的特点:

储蓄率高。南亮进将1988年日本的储蓄率与其他35国进行对比。35国的均值是22%,而日本的储蓄率是34%,大大超过其他国家。

储蓄率呈上升趋势。日本的储蓄率随人均收入的上升逐渐增高。尤其是个人储蓄率的上升,是促进日本储蓄增长的主要因素。

南亮进认为,日本的经济增长是“投资主导型”增长,即拉动经济增长的牵引力是国内投资。而日本的外资依存度低,用于投资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内储蓄。储蓄占据了资本积累的绝大部分,数额高而不断增长的储蓄为国内投资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储蓄率的上升带动投资的增长,投资的增长又带动了经济的增长。因此,国内储蓄为日本的工业化提供了资金来源。

(二)外汇来源

日本的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的不断扩大,对于日本外汇缺口的补偿功不可没。出口对日本经济增长的第一个贡献是创造了有效海外需求。第二个贡献是赚取了外汇,提高了进口能力。这一点对于自然资源几乎全靠进口的日本来说意义十分重大。在工业现代化过程中,由于生产能力的扩大,日本每年进口大量的原料资源,使国际收支常常出现赤字,引起了外汇危机。但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的国际收支出现了大幅度的黑字,外汇储备状况也得到了显著的改善。据统计,到了1971年,日本的外汇储备突破了100亿美元大关,达到了152亿美元,占资本主义世界的11.7%,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

日本国际收支的这种大幅度的黑字增加,主要是由对外贸易的巨额顺差所取得的。而日本在贸易收支上能取得如此巨额的顺差,是由于出口贸易的急剧扩大。出口贸易的扩大又得益于日本出口贸易结构的变化和日本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能力的提高。

日本在进入资本主义后,很长一段时期主要发展轻工业,出口贸易也以轻工业为中心。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轻工业品的出口仍占到50%以上,重工业品只占30%左右。但是,从5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日本经济进入以发展重工业、化学工业为中心的高速发展时期,轻工业比重逐渐下降,重工业比重迅速提高,到了70年代中期已达到80%以上。

总之,日本的主要工业品在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理念的基础上,增强了国际竞争力,扩大了国外销售市场,从而促进了整个日本对外贸易的发展。而对外贸易的大量盈余和外汇储备的增长,增强了日本的经济实力,并为工业化和现代化提供了大量的外汇和资金,弥补了发展过程中的“外汇缺口”。外汇的增加又进一步为技术进步和进出口贸易的发展积累了资本,促进了出口贸易的增加,从而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带动”的发展模式,实现了经济的腾飞。

(三)技术来源

根据后发优势理论,经济技术落后的国家通过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成果,可以跨越技术创新阶段,直接进入商品化生产阶段,能够节省创新阶段所必需的大量投资和时间,可以绕过过时的技术发展周期,直接问鼎新一代的技术成果,从而缩短与先进国家的技术差距。以日本为首的东亚国家和地区正是充分利用了技术后发优势才获得了经济发展的奇迹。

日本是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并结合本国具体情况吸收、消化并创新技术的成功经验的代表。日本仅用60亿美元就在战后的十几年时间里,通过技术引进掌握了欧美历时半个多世纪耗资2000亿美元研制出来的先进技术。正像南亮进所说:“日本是格雪克隆假说――即拥有相对后进性的国家可以依靠引进技术而取得快速发展的典型例子。”(南亮进,2002)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走上了一条“自我依赖式”(刘洪钟,2001)的产业发展之路。它更注重采用许可证安排而非外国资本直接控制的方式吸引西方先进技术。在以许可证安排引进技术的方式得到加强的同时,外国直接投资却一直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例如,1970年到1980年,日本的技术进口价值总额(向外国专利版权及其他非金融无形资产所有者支付的专利使用费和技术转让费)达到94.51亿美元,而从1951年到1980年,进入日本的外国直接投资总共只有29.79亿美元。1987年到1992年,日本的技术进口总值比其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总额大了近10倍;如果与法国、英国、德国、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相比,日本的技术进口总值是它们的2-3倍。

日本非常重视对西方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不仅仅要“引进来”,还要想方设法变成自己的,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发挥着积极的主导作用。比如,当1876年贝尔电话发明后不久,日本政府很快就意识到了电话的重要性并积极鼓励国内厂商进行独力生产。日本工程师们利用原始的车床和有限的生产设备努力尝试复制进口的电话装置。到1885年,政府部门工人按照国外模型总共生产了252部电话。当发现他们所生产的电话不如进口电话时,日本政府开始选择与外国生产者合作的方式来满足国内需求,并选派人才到国外进行生产学习考察。

由此可见,日本并不是靠外国直接投资来获得先进技术以弥补工业发展初期的“技术缺口”,相反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日本对于利用外资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笔者认为,日本是以对外贸易的方式获得先进技术的。并且在引进的过程中,注重消化、吸收,使自己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

结论

通过对日本外资依存度和利用外资状况的分析,笔者认为利用外资是解决“两缺口”模型问题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即利用外资确实可以使一国在工业化的初级阶段得到资本、外汇、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理念等经济发展的必备基础,然而,外资并非弥补这些“缺口”的唯一方式,日本的“内资型”缺口补偿模式就提供了一个主要依靠本国力量也能实现经济发展的例证。

笔者认为,依靠内资并不等于闭关锁国,与世隔绝,那样就违背了当今经济全球化、国际贸易迅速发展的大趋势,闭门造车绝不利于本国经济的发展。内资型缺口补偿模式应包含三方面含义:

一是资本来源主要依靠国内储蓄带动投资,而较少引进外国直接投资。根据索洛模型经济增长理论,国内储蓄的增加能提高人均资本存量,从而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

二是注重将“外资”转化为“内资”。在弥补技术缺口方面,经济发展初期的日本并不具备先进技术这项有利“内资”。然而,日本积极从西方国家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更重要的是日本注重将西方国家的技术“外资”转化为本国“内资”,并通过吸收、内化、创新技术,提高了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扩大了出口,在技术上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三是重视人力资本的作用。笔者认为,“两缺口”只考虑了储蓄、外汇、技术等因素,却忽视了人力资本的作用。人力资本也是一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推动因素,甚至是决定性因素。

南亮进在分析日本吸收先进技术的社会能力时指出,构成日本社会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各种人才资源。对技术引进直接做出贡献的是技术人员。从明治时期开始,外国科学家就开始在日本的工科大学教授近代科学,外国工程师就开始在工厂中指导进口机器的使用。后来,日本政府又经常派遣科学人员到国外学习新技术并引进到国内。

可见,优秀的人力资本使日本有了将国外先进技术“内化”的能力,从而实现了日本在短时期内的腾飞、赶超。而这种优秀人力资本的背后是日本完善的教育体系,是国家对于教育的重视。教育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在人力资本的积累过程中发挥着最为基础性、关键性的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说,教育也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综上,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除了要弥补资金、技术缺口,更要注重弥补自身的“人力资本缺口”,更进一步,要着力弥补“教育缺口”。虽然,对于人力资本和教育的投入是长期的,真正见效或许要经历几代人的积累和努力,但这种重视和投入却是一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进步所必须付出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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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儒.产业升级―开放条件下中国的政策选择[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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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学军,朱伯乐.“两缺口”模型与我国利用外资的思考[J].经济观察,2007(8)

吸收直接投资缺点范文第4篇

一、TRIMS协议产生及内容 1、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状况 国际贸易古典与新古典理论均假定生产要素不能进行国际移动，新贸易理论则放松了这一假定，从而使新贸易理论更加适合当今的国际贸易现实。国际直接投资（ForeignDirectInvestment，简称FDI）是指一国的投资者利用资本或其他生产要素，以获取或控制他国企业经营管理权为核心，获得利润或稀缺生产要素为目的的资本对外投资活动。国际直接投资是在国际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一国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直接投资呈现的特点主要有：国际直接投资仍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国际直接投资流入的发展中国家的数量虽分布严重失衡但有明显增加、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也在迅速发展、国际直接投资重点逐步转向服务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 2、国际社会对国际直接投资法律规制的努力 从20世纪70年代起，国际直接投资法律规制不断创新，一些国际组织或机构为协调国际投资关系所做出了不断的努力。分别是:关于《联合国跨国公司行为守则》、《关于解决东道国与其他国家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关于外国直接投资的待遇标准》、《关于国际投资的多国企业宣言》。但这些协调活动的范围和领域不全面，仅是部分国家或国际投资的个别领域。另外，已经付诸实施的规则或协议缺乏权威性和约束力，难以发挥较大的作用。 3、TRIMS协议主要内容 通过多次艰苦谈判产生的并于1993年3月达成了《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协议作为多边贸易谈判的成果之一问世，即成为WTO法律体系框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TRIMS协议的正文部分包括9个条文，具体内容是:对东道国引进外资的限制的规定、例外条款与发展中国家成员、通知与过渡性安排、透明度要求、建立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委员会、磋商与争端解决、货物贸易理事会检查。TRIMS总体上呈现以下特点：①TRIMS协议仅为与投资措施有关的多边贸易协议，并非国际投资法典；②TRIMS协议是对既有GATT规则的重申，未有重大突破；③TRIMS协议虽条文简短，但弹性较大；④TRIMS协议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互妥协的产物，但发达国家的观点略占上风。 4、TRIMS协议的意义 TRIMS协议的诞生，对于完善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贸易与投资自由化，推动国际投资法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深远意义。该协议的法律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大大促进了世界多边贸易法律体制的完善、实现了投资领域国际立法的重大突破、促进各国完善与修改外资立法、完善了解决国际投资争端的法律机制、加强了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进程。 TRIMS协定是到目前为止在国际范围内第一个正式实施的有关跨国投资方面的多边协议，它扩大了多边贸易体系的管辖范围，将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纳入到了多边贸易体系之中。其宗旨在于避免投资措施给贸易带来的限制和扭曲，从而促进世界贸易的逐步自由化，并促进跨国投资，以达到增进所有贸易伙伴，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成员经济增长的目的。 二、TRIMS协议对我国投资影响的经济学分析 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一般分为激励措施和限制措施。绝大多数国家对外资采取激励和限制相结合的政策，即一方面制定优惠的激励措施，注意保障外国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以吸引更多的外资;另一方面，又通过各种政策和立法手段对外资进行多方面的限制，以保护民族工业和本国资源。 1、对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福利分析模型介绍 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认为：产品的边际产出价值MRP=VMP=MPP*P，其中MRP与VMP是分别用实物量与价值量表示产品的边际产出，MPP是对总产品产出求导得出的边际产品产出。麦克杜格尔(MacDougal)在1960年提出的新古典主义的模型仍然是分析国际投资的福利效应的主要工具。 图一中，有A、B两个国家，各自的资本边际生产率由左右两方斜线表示。在开放资本流动之前的初始均衡中，国家A持有OA-Q的收益率为OA-Ra的资本；B持有OB-Q的收益率为OB-Rb的资本。假设 允许资本流动，A国把Q*—Q投资于B国，A国产出减少Q*QDG，B国产出增加Q*QFG，两国收益率为Q*R*，世界福利增加GDF。产出的增加是所有资本运动的结果。在新均衡下，数量Q*QKG代表A国的资本所有者在东道国投资取得的资本收益，收益净增加GDK，B国净收益增加为GKF。A国内部资本-劳动比率降低，增加了资本的相对收益，但减少了劳动相对收益，B国相反。这是在资本自由流动状态下的福利情况。 2、对外商直接投资限制政策的经济分析 如图二所示，东道国政府对外商投资实行限制，假定实施的效果相当于投资的资本边际生产率从Q*R*降至Q1J，外资的流入量也出Q*Q减少为Q1Q。从东道国的角度看，现在使用外资的收益为QFCQ1，其中由外商投资者得到的收益为JLQQ1，而东道国的收益为CFLJ，同资本自由流动时相比，东道国减少支付外国投资者收益JLKI。然而，东道国得到的收益额比资本自由流动时的减少GCI。 一国通过获得外资可享受外资带来的一系列好处，但对外资实行一定的限制，并不一定影响国外投资者的投资行为，相反只要限制得当，投资国和受资国双方都可从中获益。图二中，对于投资国，只要东道国限制政策实施后的资本边际生产率仍然大于其本国的资本边际生产率，就会有资本的流动，投资国也从中获得收益。对于东道国，在面积JLKI大于面积GCI的情况下，实行限制政策为国民带来的福利要大于资本自由流动时的福利，对东道国来说，实施这样的限制政策是有利的。这不但在国际经济学中得到证明，而且也为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所验证。 与其他贸易保护政策具有负面效应一样，限制性的投资措施也具有相应的负面效应，实施这些措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图二中，如果东道国采取的限制政策的幅度过大，使外资的资本边际生产率降低，面积JLKI缩小，面积GCI扩大，当JLKI小于GCI时，东道国会由于实施限制政策，整体福利小于资本自由流动下的情况，即东道国利益受损。如果考虑到外资进入会影响东道国资本投资的边际生产率曲线向上移动，由此增加的产出为东道国居民获得的情况，东道国潜在的损失将会更多。 3、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优惠政策的经济分析 如图三所示，东道国给外商投资企业高于本国企业的优惠措施，期望能吸引更多的外资流入，可以假设使外资的边际生产率高于资本自由流动时的边际生产率，为Q1M。这时资本流入量由QQ*增加至QQ1，东道国引进外资的总收益为QFHQ1。然而，东道国应按照外资的资本边际生产率支付给外商收益，数额为QPMQ1，其中，HML由东道国从自己所得中支付。LFP由东道国所有，但比资本自由流动时少获收益GKPL。总的说，东道国由于采取优惠措施，使收益减少GKPL+HML。 东道国之所以给予外资优惠待遇，在于外国直接投资通常含有不能单独获得的新技术、提高工人的技术水平等好处，即东道国可得到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这种影响使东道国中资本投资的边际生产率曲线MPKb向上方移动，由此增加的产出为东道国居民获得；同时外商直接投资使东道国国内竞争更加激烈，并因此提高各种国内资源的利用效率；另外两国贸易条件的变化会以各种方式对福利产生更多的派生影响。 因而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对东道国的影响是复杂的，关键在于能否真正有效地吸引外资的进入。除了数量的增加外，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构成和地区构成应作为重要的衡量指标。 三、我国实施的投资措施分析 1、对外资实施限制政策的分析 几乎在所有国家中都对外资实施一定的限制。我国从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的领域到对外资企业经营行为都有法律限制规定。通过对外商投资的投资领域的限制，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我国的民族工业的幼稚产业的发展，也体现了经济利益。 然而，实施限制政策的负效应也比较突出。如削弱了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反而不利于产业的发展，我国的汽车工业的发展就反映了这种缺陷。 我国成为世贸成员后，考虑我国目前拥有8000亿USD的外汇储备，之前我国的外资法规中 关于外商企业自行解决外汇收支平衡、出口实绩要求、外销比例、当地成分要求等均不适合世贸的贸易政策评审的要求，国家相继修改与完善了外资外贸方面的法律正是符合世贸的要求 2、对外资实行激励性投资措施分析 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为弥补投资环境的缺陷，需要通过实施优惠政策来吸引外资的进入。我国的对外商投资的优惠程度比较高，在我国引进外资、发展国民经济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外资是否流入我国，取决于我国能否使外资在我国的边际生产率高于国际市场上的资本利息率，取决于我国是否能对外资形成真正有效率的需求。我国可以通过给外资某些特殊的优惠来将外资的利润率拉到国际通行的利息率之上，但这样形成的对外资的需求不会是真正有效率的需求，这一类作法是损害我国的经济利益的。会导致相应的不良后果：优惠政策造成不公平的市场竞争和低效率的国际热钱的过度流动、优惠政策可导致国家利益受损、优惠政策加剧我国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结构的不平衡从而削弱了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过高水平的优惠政策不利于提高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水平。 3、TRIMS协议对我国吸引投资及对外投资的启示 由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常常利用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引导外资流向，保护相关产业，而随着TRIMS协定的实施和这些措施的逐步取消，与此有关的产业政策将不复存在。当地成分要求，贸易平衡要求和进口用汇限制的禁用，各成员方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开放度将会扩大，这无疑十分有利于我国海外直接投资发挥比较优势，缩短发展周期，从而使入世真正成为中国海外投资事业发展的契机。TRIMS协定对我国海外直接投资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我国要实现资源最佳配置，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谋求利润最大化，壮大我国的经济实力，海外直接投资是必由之路。成为世贸成员不仅可以为我国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带来机遇，而且还可以为我国海外直接投资创造更为方便和有利的条件。TRIMS协定作为其中最重要的法律规则之一，构成了对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的有力的约束和限制。东道国对国际投资管制的放松、政策法规透明度的提高、投资环境的改善，为我国海外直接投资必将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多的成长机会。

吸收直接投资缺点范文第5篇

［关键词］江西省；外商直接投资

［中图分类号］G8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2095-3283（2012）02-0063-02

一、江西省FDI的发展现状

（一）江西省利用FDI的总规模

“十五”时期，随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重点的转移，江西省准确调整了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重点，GDP增速一直保持两位数增长，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开始突破以往长期徘徊不前的局面，进入快速增长时期，吸引外资增速一直位居中部六省之首。2001—2010年，江西省FDI增速8年超全国水平，其中，2010年江西省吸收FDI 51亿美元，同比增长26.77%，占全国利用FDI比重的4.83%，达到历年最高水平。据统计，2011年全省实际使用外资60.59亿美元，同比增长18.78%。

（二）江西省利用FDI的地域分布

FDI在江西省的分布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地区差异，即投资主要集中分布在京九沿线、GDP排江西省前三位的南昌、赣州、九江，这主要是因为这三个城市基础设施较完善，交通较为便捷，产业配套能力较强，市场辐射范围较广，人才、资金、信息要素流动较快。2010年，仅南昌、赣州、九江三个城市就占全省FDI项目数的60%以上，三市实际使用FDI金额近30亿美元。外资流入的空间分布不平衡，不利于全省经济的持续、均衡、协调发展，影响经济发展的后劲。

（三）江西省利用FDI的产业分布

FDI在弥补该省资本不足的同时，也通过技术外溢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又由于产业特点、投资方式及国家政策的不同，FDI对各产业增长的贡献是有差别的。截至2010年底，江西省累计实际使用外资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分别为53861亿美元、358863亿美元和97360亿美元，占比分别为10.56%、70.35%和19.09%，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是FDI的重点领域。从第一产业内部FDI的分布看，主要集中在农业尤其是种植业。对工业的FDI大部分集中在制造业，其中加工业的比重很高，原料工业的比重不大；轻加工业的比重较高，重加工业的比重较低；同时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比重高于一般加工业。

（四）江西省利用FDI的来源地

近年来，来江西省直接投资的国家和地区不断增多，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从投资来源看，亚洲一直是江西省FDI的主要来源地，其中香港占比最大；其次是拉丁美洲和北美洲。随着CEPA的签订，香港与江西省的经贸关系将更加密切，在未来较长时期内仍将居于对江西省投资的首位。台资虽然大规模进入江西省较晚，但增速很快，已成为江西省外资的第二来源地。由于近几年江西省加大了招商引资的力度，来自发达国家的投资有较快增长，占比不断提高。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个别发达国家的投资有较大幅度下降，但总量仍保持增长，2010年，随着全球经济复苏，江西省FDI继续攀高，以美国、新加坡、韩国、日本为例，增幅都在100%左右。

（五）江西省利用FDI的业绩指标分析

FDI业绩指标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地区FDI流入量占FDI总流入量的比例除以该地区GDP占GDP总量的比例。具体公式为：

某省吸收FDI业绩指数=（该省FDI规模/全国FDI规模）/一省GDP总额/全国GDP总额

如果业绩指数值大于1，表明该省吸收的FDI大于经济规模所能吸收的期望值，即业绩突出；如果业绩指数小于1，表明该省吸收的FDI低于经济规模所期望的数量，即业绩低下；如果业绩指数值等于1，表明该省占全国FDI的比例与其占全国GDP的比例一致，即业绩正常。近几年，江西省引进FDI的业绩指数值较高，业绩较好，2001年以后每年均大于1，其中2006至2010年上升较明显，这一数值接近2，显示江西省具有较强的吸引FDI的竞争力。

二、江西省利用FDI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吸引FDI规模区域分布不平衡，各城市差距拉大

外商投资主要集中在南昌、九江、赣州、吉安、宜春五个设区市，而景德镇、鹰潭等地区所占份额较少，同时，外贸出口、对外经济合作、旅游业在外商投资主要聚集地的设区市所占比重也较大，其他设区市比重较小，各设区市发展差距拉大。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各地投资环境因城市规模、地理位置、相关配套产业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导致外资流向过于单一。

（二）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集聚效应不强

根据前文数据的分析可以看出，FDI在江西省高度集中于第二产业，尤其是部分制造业，虽然近年来，FDI流向第三产业的规模在不断增大，但仍远低于第二产业。且外资项目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产业链条短且深度低，配套能力弱，项目单一，基本属于初级发展类型，难以形成产业集聚效应，更谈不上形成核心产业群。此外，至今还没有跨国公司将地区总部、研发中心、物流中心等设在江西省。

（三）引进外资质量不高，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创新能力

长期以来，企业自身缺乏自主创新能力，更缺乏企业赖以生存和竞争的核心技术。在江西省引进的外资项目中，有些项目是发达国家的淘汰项目，甚至还有一些是在发达国家不允许的重污染项目。外商将落后甚至是高污染、高能耗和资源性产能产品转移至江西省一些地区，新建了大量的造纸、化工、冶金等重污染企业，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片面追求GDP，对企业放松监管，结果对江西省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同时，省内一些合资企业，中方基本都缺乏核心技术和创新能力，在产业发展主导权和决定权上都受制于外商。

（四）利用外资方式单一

在利用外资方式上，江西省仍以FDI为主，其他外资方式比重较小。而在FDI中又以“绿地投资”为主要投资方式，并购、BOT、TOT等新投资方式很少。

三、江西省吸引FDI的对策与建议

（一）不断规范并健全外资管理体制

在继续保持劳动力、土地等廉价生产要素优势的同时，政府应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政策，健全市场机制，规范市场竞争，改善投资环境，要加大对资源消耗大、不利于保护生态环境产业的外资监管力度。尽快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督促外商投资企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在使用外资的同时要做到促进资源、环境和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提高利用FDI的质量

江西省利用FDI不仅要注重数量的增加，更要注重提高投资质量，增强投资潜力。首先，从投资的结构来看，应该增加外商在农业产业和服务业的投资，引资政策应向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环境污染少的产业倾斜；其次，从投资规模看，应该积极引进大型跨国公司投资，以其强大的规模效益吸引相关产业的聚集，对周边发展起辐射作用；再次，当前江西省外资来源主要是港台地区，今后要加大对欧美大型企业资金的吸引。依靠欧美投资所带来的先进技术，缩短产业梯度转移的技术链条，加快提升江西省经济竞争力和科技水平；第四，由于江西省外商投资主体以外资独资为主，缺少和本省企业的联姻与整合，有关方面应采取有效措施，鼓励本省企业参与外商投资产业的经营与合作，充分利用外商投资，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提高当地企业的竞争力。

（三）调整引资政策，扩大引资领域

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修订指导外商投资目录，引导外资投向。制定产业政策和外商投资政策，支持、鼓励外商投资江西省优先发展的产业和领域。研究区域发展政策，引导外资地区投向。综合运用税收、投资、土地等手段，重点引导外商投向现代制造业、现代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既要大力推进交通、电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对外开放，加快商业零售批发、现代物流、运输服务、电信、银行保险、旅游等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各级政府还应依托各自优势，加大宣传推介力度，广泛深入开展招商引资工作，努力扩大外资来源，实现外商投资多元化。

（四）引导外资合理分布，强化产业集群效应

跨国公司投资区位的选择非常注重关联配套产业的发展水平。为此，江西省要实施“第三代引资政策”，即产业集群引资。要明确未来产业发展定位，整合提升各类工业园区，走专业化分工协作的道路，有规划地重点发展一批关联配套产业，形成产业集聚，利用集聚效应提升区位优势，形成对FDI的强大吸引力。要加快吸引跨国公司入驻，选择本省优势企业与之形成外包或合作伙伴，从而促进FDI与产业集群发展的良性互动，推进内、外资企业的有机对接，扩大外资企业的溢出效应和关联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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