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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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范文第1篇

关键词：高等院校；哲学教学；教育创新

《基本原理概论》课程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公共必修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干课程之一。通过这门课程的教学，帮助学生掌握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整体上把握，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帮助学生运用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现实社会问题、认识问题和科学发展中的问题、正确地面向社会和把握自我，从而使大学生成长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尖锐复杂，作为即将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的当代大学生，其思想意识方向的正确性至关重要。只有将思想植入大学生的头脑，才能真正树立和巩固在意识领域的指导地位。坚定学生对的信仰，树立和巩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肩负的历史使命。

目前，中国高等院校的哲学公共课是基本原理中的哲学部分的教学，05方案以来，全国的高等院校，通用一本教材《基本原理概论》教材，现行教材《基本原理概论》包含三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本文仅针对哲学教育教学问题做初步的探讨。

一、 目前高等院校哲学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高等院校哲学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简单一句话概括就是没有讲出哲学这种爱智慧的寻本探源、认识自我的智慧，现行的哲学教育并没有培养出追问的哲学思维，也没有闪烁出哲学的真义。

05方案以来，新课改后的哲学课教育教学显然有了相当大的改观，课堂上的上座率、抬头率、点头率有了相当大的提高。可是就教学具体过程来看，还是没有脱离概念、原理加例子的讲授方法，概念和原理介绍完后，就直接将形下的具体事例举出来说明概念、原理，并没有让学生贯通出形下的事例与形上的哲学的关系，从形下的事例中洞悉形上的哲学，填鸭式教学仍是主要的教学方式和教学手段。因为教学的具体条件和学时等方方面面的限制，目前的教学现状缺乏对哲学本真意义的探究，并没有使学生真正的了解哲学、喜欢哲学、形成哲学的思维。

（一）从教学内容上看

在目前的公共课教学中，混淆了一些问题，开篇讲绪论，介绍理论的三个组成部分，讲马克思哲学的时候，学生往往把马克思哲学当作哲学，造成思维体系上的混乱，使学生误认为哲学就是马克思哲学，造成了对哲学的片面理解和误解。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的传统的教学思维模式依旧禁锢着目前的哲学教学，哲学依据是被砍成几大块，物质性、意识性、运动、辩证法、认识论、唯物史观，而不是从整体上、全面的、有机的把握整个哲学体系。对概念和原理的讲解仍旧是停留于知识点的讲解，让学生感觉仍旧是初中高中的老一套，而没有讲出大学应有的水平，没有形成通过哲学的理论而达到对学生人生观和价值观及思维方式的养成。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总是先于这个时代的发展脉络和潮流，而作为公共课的哲学教学，教材的改革与更新，总是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因此在整个马克思哲学的教学过程中，关于马克思哲学理论的讲解就异化为一种强行灌输而缺乏对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大学的马克思哲学课程失去了做为哲学所应具有的当代性，失去了哲学应有的光彩与魅力。

作为公共课的马克思哲学教学，目前的讲授并没有把马克思哲学还原到整个西方哲学史的发展过程中，了解整个马克思哲学发展的前因后果，更没有达到中哲西哲和马哲的对比融合。而是单独把马克思哲学从哲学发展史中拽出来进行孤立的讲解，这样既没有还原马克思哲学的西哲背景，也没有真正达到马克思哲学的中国化。

（二）从教学方法和手段上看

05方案以来，各个高校都进行了教学方法和手段的一些尝试性的改革，例如加入社会实践教学、案例教学、情形式教学等等，但是并没有真正的改变讲多于思的现状，在整个马克思哲学的教育教学过程中，缺乏对学生独立思考的培养，没有培养出学生对哲学体悟的能力和自我提炼的能力。以案例教学为例，在课堂上教师给出案例，然后提出几个问题让学生讨论回答，但目前的案例教学并没从形下的具体事例中去体悟形上的哲学，也没让学生体悟出形上的哲学与形下的案例中的关系，仅仅只是让学生讨论出案例所说明的马克思哲学的那个原理和方法论意义。这种案例的教学，就割裂了生活与哲学的联系，割裂了哲学的本真涵义，并没有为学生真正的树立起此岸世界的真理，而马克思哲学的宗旨就是如何树立此岸世界的真理。

哲学讲究的是体悟，更多的时候这种体悟远远重于讲解，体悟所需的时间和氛围就远远重于讲授，而目前的马克思哲学教育和教学中基本是以教师讲解为主，在课堂教学中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师生互动，更别提学生自主的体悟哲学。正如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所说“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正面的知识（正面的知识是指对客观事物的信息），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世界，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这点正是目前马克思哲学教学中的最重要最亟需解决的问题。

二、 目前高等院校哲学教育教学的经验

尽管目前的高等院校哲学公共课基本原理教育教学中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但是在多年的教育教学中还是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概括如下：

（一）教学方式方法的多元化

05方案以来，关于教学方式方法进行了大量的改革与探索，过去教学中的单一的填鸭式教学有了很大的改观，开始尝试案例式教学、辩论式教学、专题式教学法、社会实践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随着教学条件的改善，多媒体教学也广泛的展开。多种教学方式方法的展开，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也从注重传授理论向在注重传授理论的基础上更注重培养能力和转变思想三位一体的教学方法转变，培养学生思考和探究的能力。

（二）在现实生活中探究哲学的真义

05方案以来，各高校的课程教学开始在讲述原理和理论的同时，注重联系生产、生活实际，联系国内外的实际，运用原理剖析大学生在人生观价值观方面存在的弊病，帮助学生摆脱认识上的扭曲和迷误，逐步建立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

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目前的课程能够结合热点问题、结合学生所学的原理加以分析。在课堂教学中教学互动、教学相长，极大的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展示学生的个性，提高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一定程度上培养了学生的创新能力。

三、 当代中国高等院校哲学教育教学的创新

05方案以来，虽然取得了很多的成绩，但是，当代中国高等院校哲学教育教学仍需要继续创新。现代社会是网络和信息化的社会，电脑、手机、微薄、微信、人人网等等，使得学生轻松掌握的大量的资讯，在讲解的过程中举例子来说明原理的模式就亟待创新，如何在教育教学中，把这些形下的现实世界、现实事件挖掘出来形上的哲学思考是至关重要的，让学生真正达到对哲学的体悟，但是同时又不能让其失去哲学的逻辑性，同时在哲学体悟的过程中形成人生观、价值观，能够不同角度看问题、多维度看历史、全方位思考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在这种体悟的过程中教学大纲中所要达到的关于知识点的各要求就自然而然的达到了。从教育教学中的形上哲思和形下的现实世界的关系出发真正达到哲学课教育教学理念的创新。

在哲学的教育教学内容方面，不再单一的依靠教师的讲授，适当的章节部分，加入小篇幅的中国哲学的原著、西方哲学的原著和马克思的原著加以研读，形成学生读、学生讨论、老师讲解、学生形成报告这样一个研磨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达到体悟的一种方式方法。

就目前已尝试的若干个教育教学上的改进来看，重要的还是对考核制度的创新，这是整个教育教学创新中的重中之重，而考核制度的创新必须得到各高校行政部门的大力支持甚至是教育部的全力支持，大多数高校现行的考核制度依然是考试一纸定分数，虽然都计入了平时成绩，但是还是考试指挥着整个教育教学，在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中，依然还是知识点与原理的展开，所以学生还是在授课的过程中，无法最大限度的发挥积极性，只是着急于记概念、原理。作为公共课的基本原理的考核，可以分为众多的部分，课堂的部分、课堂研讨的研究报告、最终期末论文的形成，作为各高校本课程教学成绩的测试方式。而关于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政治理论课试卷的设计，是整个创新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否可变成一个或几个短小的论文的形式是有待商榷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张志勇.创新教育中国教育范式的转型 [M].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

[2]林桂红.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创新教育思考[J]. 广 西社会科学，2012，（4）.

[3]张静，王惠玲. 对“基本原理概论”课教 学的思考[J]. 唐山学院学报，2011，（4）.

哲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范文第2篇

【关键词】数学　思想方法　理解　记忆　迁移

【中图分类号】G4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962(2012)01(a)――0113――01

进入20世纪80年代，数学方法论作为研究数学的发展规律、数学的思想方法以及数学中发现、发明与创新等法则的一门新学科，在我国数学界和数学教育界获得了广泛重视。其中徐利治先生的《数学方法论选讲》、郑毓信先生的《数学方法论入门》等，是奠基性和开创性的著作，直接推动了我国数学思想方法的研究。进人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了许多有关数学思想方法的新论著。那么，什么是数学思想方法呢?

1　数学思想方法的内涵　“方法”一词，起源于希腊语，字面意思是沿着道路运动。其语义学解释是指关于某些调节原则的说明，这些调节原则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所必须遵循的。《苏联大百科全书》中说：“方法表示研究或认识的途径、理论或学说，即从实践上或理论上把握现实的，为解决具体课题而采用的手段或操作的总和。”美国麦克来伦公司的《哲学百科全书》将“方法”解释为“按给定程序达到既定成果必须采取的步骤”。我国《辞源》中解释“方法”为“办法、方术或法术”。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说，方法是人们用以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手段、工具，这种手段、工具与人们的知识经验、理论水平密切相关，是指导人们行动的原则。我们认为，数学方法是指某一数学活动过程的途径、程序、手段，是提出、分析、处理和解决数学问题的概括性策略，它具有过程性、层次性和可操作性等特点。

在现代汉语中，“思想”解释为客观存在反映在人的意识中经过思维活动而产生的结果。《辞海》中称“思想”为理性认识。《中国大百科全书》认为“思想”是相对于感性认识的理性认识成果。《苏联大百科全书》中指出：“思想是解释客观现象的原则。”综合起来看，思想是认识的高级阶段，是事物本质的、高级抽象的概括的认识。我们认为，数学思想就是人们对数学知识内容和所使用方法的本质认识，它是从某些具体数学认识过程中提炼和概括出来而后被反复证实的数学规律，是人们对数学经过长期实践而形成的具有一股意义和相对稳定特征的理性认识。

数学方法是解决问题的策略与程序，是数学思想具体化的反映。数学思想直接支配着数学的实践活动，对数学方法起指导作用。数学思想是数学方法的灵魂，数学方法是数学思想的表现形式和得以实现的手段。数学思想是内隐的，而数学方法是外显的，数学思想比数学方法更深刻、更抽象地反映了数学对象间的内在联系。但两者的区分是相对的，界限是模糊的，因此，人们也经常把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不加区分地通称为数学思想方法。

如果将学生的数学素质看作一个坐标系，那么数学知识、技能就好比横轴上的内容，而数学思想方法就是纵轴上的内容。淡化或忽视数学思想方法的教学，不仅不利于学生从纵横两个维度上把握数学学科的基本结构，也必将影响其能力的发展和数学素质的提高。因此，向学生渗透一些基本的数学思想方法，是提高学生数学素质，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途径，也是进行数学教学改革的突破口。

2　学习数学思想方法的心理意义

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认为，“不论我们选教什么学科，务必使学生理解该学科的基本结构”。所谓基本结构就是指“基本的、统一的观点，或者是一般的、基本的原理”。“学习结构就是学习事物是怎样相互关联的”。数学思想方法是数学学科的一般原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下面从布鲁纳的基本结构学说出发，谈谈数学思想方法教学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2.1　掌握基本原理有利于数学理解

心理学认为，由于认知结构中原有的有关观念在包括和慨括水平上高于新学习的知识，因而新知识与旧知识所构成的这种类属关系又可称为下位关系，这种学习便称为下位学习。当学生掌握了一些数学思想、方法，再去学习相关的数学知识，就属于下位学习了。下位学习所学知识具有足够的稳定性，有利于牢固地固定新知识的意义，即使新知识能够顺利地纳入到学生已有的认知结构中，学生学习了数学思想方法就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数学内容。

2.2　掌握基本原理有利于数学记忆

布鲁纳认为，“除非把一件件事情放进构造得好的模型里面，否则很快就会忘记”。“学习基本原理的目的，就在于保证记忆的丧失不是全部丧失，而遗留下来的东西将使我们在需要的时候得以把一件件事情重新构思起来。高明的理论不仅是现在用以理解现象的工具，而且也是明天用以回忆那个现象的工具。”由此可见，数学思想方法作为数学学科的一般原理，在数学学习中是至关重要的。无怪乎有人认为，对于中学生而言，不管他们将来从事什么业务工作，唯有深深地铭刻于头脑中的数学的精神、数学的思维方法、研究方法，在随时随地发生作用，使他们受益终生。

哲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范文第3篇

关键词：基本原理；教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05方案实施以来，思想政治理论课调整为四门课程，围绕着新的方案，各校进行了不同的改革与探索。

“上公共课难，上政治课更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普遍感受，体育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更是感同身受，体育院校的生源主要是两大部分，一部分是高考生，另一部分是单招考生，由于教学对象的参差不齐，使得体育院校的原理课教学更是难上加难。针对体育院校的教学实际，如何提高抬头率和点头率，我们要有与之适应的一套方式与方法。

冯友兰先生提出“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正面的知识（我所说的正面的知识是指对客观事物的信息），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世界，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1] (P.1)这是哲学的功能，也是我们原理课所追求的终极目标。目前教学的实际情况应该说都达到了知识的增进，也就是帮助学生获取客观事物的信息。可是一定角度来讲，关于境界的提升和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好像还有待努力。

以下三个方面是我对体育院校原理课教改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一、关于教学内容的改革

目前教材是全国各高校通用的一本教材，我们的课时是54学时，用54学时来讲现通用教材是远远不够的，那这就涉及到我们要讲什么，怎么讲和讲的怎么样这三个问题。内容多，学时少，就要求我们要突出重要的观点，提炼出重要的内容，讲观点、讲观点之间的逻辑关系，这是讲什么。原理课要讲好，首先要概念明确；其次要层次清楚；再一个要逻辑连贯，也就是有网状的结构；最后要重点突出。结合以上四点也就是要收放自如，提起一条线，放下一大片。

目前对学生来说，我们课堂所讲的内容通过网络电视报纸等平台都可以获知，这些内容是他们所熟知的，所以如何讲出大学的层次与水平是问题的关键。怎么办，我想还是冯友兰先生提出的“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世界，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1] (P.1)也就是说做理论的深挖掘，讲出理论的深刻内涵，把道理讲出大学所应有的水平。另外还是要理论联系实际。联系社会生活的实际，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联系学生的术科训练的实际。把所学的知识与理论与生活学习的各个方面相联系，达到理论指导实践。这样的三联系就拉近和吸引我们的学生，而不是套大理论光讲理念。

原理课教学内容应具有实践意义，我们学院是增加了社会实践和案例教学来帮助学生养成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加强方法论的教育。

二、关于教学方法的改革

韩愈在《师说》中指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2]目前现行的教学方法好像达到传道的层次，教给学生知识，增加他们的信息，而很少涉及授业解惑。

现阶段，大多实行大班授课，使讨论课、互动教育等有效教学方法难于采用，也对考试形式的创新形成制约。现在原理课教学仍是“老师讲、学生听”的旧模式。教学方法的多元主要取决于原理课考核方法的改革，是不是一张考试卷子就能说明这个学生的实际情况。我们追求的仅仅是学生能够背下来哲学的概念，商品的概念，还是他们用这些知识构建出自己的文化背景去指导他们的人生。

我认为期末考试的评定能否分为以下几个部分：课堂的表现，社会实践的论文和结课的论文以及考试小组对学生现场抽题的答辩。

三、关于教学手段的改革

传统的粉笔加黑板与现代的多媒体的矛盾成为目前教学中无法消解的一对矛盾。现代的多媒体教学可以通过文字、图片、音像资料的引用，让学生直观、形象地认识客观事物，帮助学生理解原理和知识点，节约时间，加强授课的效果，提高授课效率。但是我在教学实际中发现如果一节课下来，都是做好的课件的话，好多我想讲的东西好像被限制住了，没有我用粉笔加黑板的时候，思路那么宽广，思维那么活跃。但单纯的粉笔加黑板也有其弊端。如何把二者有机的结合起来，就是我们需要在实践中去摸索。

参考文献

哲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范文第4篇

关键词：高中政治；哲学知识；高效课堂

高中政治哲学知识包含极为复杂的理论知识和基于实践的经验的总结，因此，在高中政治哲学课堂中，要提高学生的整体的哲学素养，就必须深度地剖析政治哲学知识中的重难点，科学地运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加强学生对抽象的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运用，能够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在生活中分析和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

一、深度剖析哲学中的重难点

高中政治哲学知识中包含有很多的重难点知识，这些知识就需要教师在课堂中进行反复的讲解，进行深度的解析，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吸收。在引导学生进行重难点知识的掌握时，首先，应该让学生在头脑中形成完整的哲学知识理论体系，即哲学包含有三大部分，分别是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并对三者的关系有准确的认识，其中唯物论和认识论相对于辩证法的知识来说是比较好理解的，因此，高中政治哲学知识的重难点就集中在辩证法这一大块知识点上，这一知识点包含有联系的原理、发展的原理、矛盾的原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原理以及量变和质变的关系原理以及内因与外因这几大知识点。在这一阶段，重难点主要集中在矛盾分析法这一哲学知识点上，因此，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就要对矛盾这一知识点进行深度的剖析。首先，要引导学生掌握矛盾的原理、矛盾的特殊性原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原理、主次矛盾原理、矛盾的主次方面原理、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的原理。在了解这些原理的基础上，教师要着重对引导学生辨析矛盾的主次方面和主次矛盾原理。首先，引导学生从内涵上进行区分，主次矛盾是存在于复杂事务中的，而矛盾的主次方面是同一矛盾中的两面；其次，从作用来看，在事物发展进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主要矛盾，决定事物性质的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第三，要认清办事情要抓住主要矛盾，想问题要抓住事物的本质即抓矛盾的主要方面。

二、哲学理论紧密联系实际生活

哲学知识是来源于实践的，因此，学习哲学知识的最为主要的目的就是用所学的哲学知识指导实践，在课堂中，教师就要积极地将哲学理论知识与生活实际紧密联系起来。教师可以选用生活中的小故事进行讲解，也可以选用一些寓言故事进行相关理论的分析，或者是联系形势与政策中相关的知识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哲学理论知识点。如教师可以就最新一期的地质学报刊载封面文章（英文版）介绍到的我国科研人员首先在自然界中发现金属铀，这一发现对核能原料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在自然界没有金属铀，最新一项研究打破了这一惯常认识，教师可以结合这一时政信息，来引导学生掌握相关的认识论知识。此外，还可以结合我国提出的要打造中国制造2025，实现制造业由大到强的转变，创新是关键，质量是根基。这一时政新闻让学生掌握要用发展的观点来看问题。同时，还可以用讲故事的方法来帮助学生理解哲学知识，如，古时候有一位父亲，买了一只猫来解决鼠患，但是鼠患缓解的同时，猫也偷吃了鸡，他的儿子很生气，父亲告诉他，没有鸡我们不会挨饿受冻但是没有猫却会，他的儿子就不再抱怨了。通过这个故事，让学生理解矛盾的相关知识。

三、引导学生用哲学的观点解决问题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说，学生是否掌握了一定的哲学知识不是学习哲学最为重要的目的，学习哲学的最终目的就是可以用所学到的哲学知识紧密地联系生产生活实际，能够分析和解决生产生活中出现的问题。这就需要教师在政治哲学课堂中进行多角度的引导，让学生树立起用哲学的观点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想，同时要不断地训练学生的思维品质，让学生在实际生活中能够学以致用。首先，教师可以在课堂中进行相关问题的提问，尤其是要以分析论述题的形式进行，让学生对材料或者问题用哲学的观点进行科学地分析，同时运用正确的方法论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和建议；其次，可以鼓励学生进行实际的训练，如鼓励学生观察学校的布局，班级规章制度的设置，学校整体的管理制度等这些生活中的事物，对这些事物进行分析，找出合理的与不合理的地方，说出理由，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通过这样的训练，可以培养学生用哲学的观点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结语：总之，高中政治哲学课堂的高效构建需要教师和学生共同的努力，在教学中，教师要针对学生难以理解的知识进行深度的讲解，同时要注意讲解的方式，让学生真正地理解，并能够在需要的时候进行灵活地运用。要明白，哲学是来源于生活又能够指导生活的，只有能够在生活中进行合理地运用，才是真正高效课堂的体现。

参考文献：

[1]张满顿.政治哲学思想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运用[J].学周刊,2011,18:46-47.

[2]郭强.以哲学思想引领高中政治体验式课堂[J].教育实践与研究(B),2014,12:5-8.

[3]陈维.浅谈高中政治复习中如何突破哲学重难点[J].群文天地,2012,09:196.

哲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范文第5篇

一、理论物理学的重要方法

探索性的演绎法是理论物理学的重要方法。在爱因斯坦看来，理论物理学的完整体系是由概念，被认为对这些概念是有效的基本原理(亦称基本假设、基本公设、基本定律等)，以及用逻辑推理得到的结论这三者所构成的。因此，理论物理学家所运用的方法，就在于应用那些作为基础的基本原理，从而导出结论;于是，他的工作可分为两部分：他首先必须发现原理，然后从这些原理推导出结论。对于其中第二步工作，他在学生时代已得到很好的训练和准备。因此，如果在某一领域中或者某一组相互联系的现象中，他的第一个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他就一定能够成功。可是第一步工作，即建立一些可用来作为演绎的出发点的原理，却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这里并没有可以学习的和可以系统地用来达到的的方法。科学家必须在庞杂的经验事实中间抓住某些可精密公式来表示的普遍特征，由此探求自然界的普遍原理。

爱因斯坦指出，一旦找到了作为逻辑推理前提的基本理，那么通过逻辑演绎，推理就一个接着一个地涌现出来它们往往显示出一些预料不到的关系，远远超出这些原理依据的实在的范围。但是，只要这些用来作为演绎出发点原理尚未得出，个别经验事实对理论家是毫无用处的。实际上，单靠一些从经验中抽象出来的孤立的普遍定律，他甚至么也做不出来。在他没有揭示出那些能作为演绎推理基础原理之前，他在经验研究的个别结果面前总是无能为力。

爱因斯坦把物理学理论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其中之一是“原理理论”。建立这种理论使用的是分析方法，而不综合方法。形成它们的基础和出发点的元素，不是用假设造出来的，而是在经验中发现到的，它们是自然过程的普遍特征，即原理。这些原理给出了各个过程或者它们的理论表述所必须满足的数学形式的判据。热力学就是这样力图用分析的方法，从永动机不可能这一普遍经验得到的事实出发，推导出一些为各个事件都必须满足的必然条件。用探索的演绎法建立起来的相对论，就属于“原理理论”。但是物理学理论大多数是构造性的。它们企图从比较简单的式体系出发，并以此为材料，对比较复杂的现象构造出一幅图像。气体分子运动论就是这样力图把机械的、热的和扩散的过程都归结为分子运动——即用分子假设来构造这些过程。当我们说，我们已经成功地了解一群自然过程，我们的思想必然是指，概括这些过程的构造性的理论已经建立起来了。爱因斯坦认为，构造性理论的优点是完备，有适应性和明确，原理理论的优点则是逻辑上完整和基础巩固。([1]，pp．109～110)

相对论就是爱因斯坦自觉地运用探索性演绎法的杰作。它不仅以其革命性的新观念和卓有成效的理论结果为人津津乐道，而且它所体现出的科学方法的新颖、精湛以及理论的逻辑结构的严谨，也令人叹为观止。爱因斯坦在创立狭义相对论(1905)时，他依据的仅仅是光行差现象和斐索实验这两个并不充分的实验材料，著名的二阶以太漂移实验即迈克耳孙-莫雷实验，对他并没有直接影响。他主要通过对16岁时想到的“追光”思想实验的沉思，对经典力学和经典电动力学基础的深入考察，发挥了思维的自由创造，提出了两个基本假设——相对性原理和光速不变原理(美国著名科学史家霍耳顿认为，在狭义相对论中，除了被提高为公设的两个基本原理外，爱因斯坦还作了另外四个假定：一是关于空间的各向同性和均匀性，另外三个是定义钟的同步的三个逻辑性质。霍耳顿的学生米勒后来指出，另外的四个假定也是两个基本原理的必然结果，他们不是独立的假设。 参见文献[3]，p．196)。然后，他以此为逻辑前提，接二连三地推导出了关于运动学和电动力学的结论，著名的质能关系式是他先前根本没有料想到的，这些结论大大超出了两个原理所依据的实在的范围。广义相对论(1915)的建立也是这样。作为广义相对论的两个基本原理，即广义相对性原理和等效原理，前者是爱因斯坦基于把相对性原理贯彻到底的信念（从惯性系推广到加速系)提出的，后者是依据厄缶实验(惯性质量等于引力质量)和升降机思想实验提出的。

在1905年，由于爱因斯坦采用了探索性的演绎法，从而使他能够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一举砍断了哥尔提阿斯死结(哥尔提阿斯是古代夫利基阿国王，相传他曾把自己的车乘的辕与轭用绳结系住，死得无法解开，声言能解开此死结者，得以结治亚细亚。这个死结后来被亚历山大大帝用剑砍断)，开拓了一个奇妙的新世界。那些恼人的以太漂移实验，那些使人迷惑不解的单极电机电动势的“位置”问题，在爱因斯坦的理论体系中已根本不成其为问题。但是，同时代的博大精深的科学大师，诸如洛伦兹、彭加勒，却热衷于同迈克耳孙-莫雷实验等以太漂移实验打交道，迷恋于做出种种构造性假设，建立他们的构造性理论——电子论和电子动力学。例如，洛伦兹1904年的著名论文尽管声称是以“基本假设”而不是以“特殊假设”为基础的论文，但事实上却包含有11个假设：假设有静止以太，假设静止电子是球形的，假设电子的电荷分布是均匀的，假设电子的全部质量都是电磁质量，假设运动电子收缩，假设电子之间的作用力与分子力相同等等。洛伦兹和彭加勒虽说走到了狭义相对论的大门口，但他们并没有打开这扇大门，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从方法论上讲，就在于他们运用的是传统的经验归纳法，而没有采用探索性的演绎法。在当时的科学发展的形势下，仅靠个别的经验事实进行归纳，是建立不起什么崭新的理论的。洛伦兹、彭加勒的电子论和电子动力学固然富丽堂皇，但毕竟只是经典物理学的最后的建筑物。它们虽然包罗万象，可是由于不适应科学发展的总趋势，最终还是被人们遗忘了，仅有历史的价值。

二、采用探索性的演绎法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的经典科学，一般称为近代科学。在科学史上，这个漫长的时期主要是积累材料和归纳材料的时期。与这一科学发展状况相适应，产生了经典的科学哲学，它始于弗兰西斯培根的归纳主义。培根认为，科学的发展是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从经验归纳出理论。他比喻说，只要及时采摘成熟的葡萄，科学的酒浆就会源源不断。到19世纪，整个科学一般说来还没有摆脱这种“原始”状态，因而经典科学哲学能够得以通过穆勒之手发展成为更完备的经验论形态，经验归纳法依然是正统的科学方法。

在物理学领域，这个时期的最大成就是牛顿力学和麦克斯韦的电动力学。牛顿力学虽则是超越了狭隘经验论的人类理智的伟大成就，但它又同人们的日常经验密切相关。力学中的许多概念都比较直观，可以直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某种原型。这种状况掩盖了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思辨性质，甚至牛顿本人也深深陷入这一幻觉之中。他一再声称他“不作假设”，实际上却作了许多假设，他要求人们“必须把那些从各种现象中运用一般归纳法导出的命题看作是完全正确的” 。19世纪的经典物理学也具有现象论和经验论的特征：它尽量使用那些接近经验的概念，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必须放弃基础的统一性。热、电、光都用那些不同于力学量的各个状态的变数和物质常数来描述，至于要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以及同时间的相互关系中去决定全部变数的任务，主要只能由经验来解决。麦克斯韦及其同代人，在这种表示方式中看到了物理学的终极目的，他们想像这个目的只能纯粹归纳地从经验得出，因为这样所使用的概念同经验比较接近。从认识论上看，穆勒和马赫大概就是根据这个理由来决定他们的立场的。总而言之，这个时期的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大都以为，“理论应当用纯粹归纳法的方法来建立，而避免自由地创造性地创造概念;科学的状况愈原始，研究者要保留这种幻想就愈容易，因为他似乎是个经验论者。直至19世纪，许多人还相信牛顿的原则——“我不作假设'——应当是任何健全的自然科学的基础。”([1]，p．309)

但是，在某些个别的科学部门，已经悄悄地透进了新时代的曙光;尤其是非欧几何学，它仿佛故意向经验论示威一样，以毋庸置辩的方式显示了理性思维的强大威力和奇妙作用。彭加勒正是在《科学与假设》中通过对非欧几何学的深入研究以及对经典力学和经典物理学的慎密考察揭示出，科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不是经验的直接归纳，而只能以经验事实为指导，通过精神的自由活动(其产品即约定)来创造。通过研读彭加勒的科学哲学著作，尤其是通过创立狭义和广义相对论的科学实践，使爱因斯坦清楚地看到，人们可以在完全不同于牛顿的基础上，以更加令人满意和更加完备的方式，来考虑范围更广泛的经验事实。但是，完全撇开这种理论还是那种理论优越的问题不谈，基本原理的虚构特征却是完全明显的，因为我们能够指出两条根本不同的原理，而两者在很大程度上都同经验相符合。这—点同时又证明，要在逻辑上从经验推出力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设的任何企图，都是要失败的。爱因斯坦还清楚地看到，相对论是说明理论科学在现展的基本特征的一个良好的例子。初始假设变得愈来愈抽象，离经验愈来愈远。另一方面，它更接近一切科学的伟大目标，即要从尽可能少的假设或者公理出发，通过逻辑的演绎，概括尽可能多的事实。同时，从公理引向经验事实或者可证实的结论的思路也就愈来愈长，愈来愈微妙。理论科学家在他探索理论时，就不得不愈来愈听从纯粹数学的、形式的考虑，因为实验家的物理经验不能把他提高到最抽象的领域中去。正是科学发展的这种理论化趋势，使爱因斯坦认识到：“科学一旦从它的原始阶段脱胎出来以后，仅仅靠着排列的过程已不能使理论获得进展。由经验材料作为引导。研究者宁愿提出一种思想体系，它——般地是在逻辑上从少数几个所谓公理的基本假定建立起来的。”（[1]，p.115），他进而指出：“适用于科学幼年时代的以归纳为主的方法，正在让位给探索性的演绎法。”([1]，p. 262)

三、爱因斯坦大胆运用探索性的演绎法的直接动因

只是在广义相对论建立之后，爱因斯坦才把探索性的演绎法作为一个方法论原则从理论上加以论述。可是，早在创立狭义相对论时，他就在研究中大胆运用这一科学方法了，并在思想上对它已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促使爱因斯坦大胆运用探索性的演绎法的直接原因有两个：其一是赫兹、玻耳兹曼、彭加勒等人的思想影响，其二是当时的物理学现状使得他不能不那样做。

在联邦工业大学期间(1896~1900)，爱因斯坦自学了赫兹、玻耳兹曼等科学大师们的著作。赫兹在他的名著《力学原理》(1894)中试图重构力学，为此他仅利用空间、时间和质量三个原始概念。赫兹的力学体系建立在通过科学家个人的“内在直觉规律”从经验引出的公理之上，它能够导出经验预言。赫兹认为“内在直觉规律”的功能像“康德意义上的先验判断”一样，并且声称他的力学重构是演绎系统，与牛顿的《原理》(全称《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有许多相同的风格。在这个公理体系中，我们可以推演出与我们的观察记录相对照的可检验的结论，依据该结论与可观察的世界一致还是不一致，来决定这个体系是否正确。尽管爱因斯坦不赞同赫兹的隐质量概念和“把自然现象追溯到力学的主要定律”的长远目标，但是赫兹强调公理描述的威力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公理描述与其说在经验材料上预言理论结构，倒不如说在公理和直觉上预言理论结构。

爱因斯坦也自学了玻耳兹曼的《力学讲义》(1897)。在该书中，玻耳兹曼把力学作为物理学的核心，爱因斯坦当然不会同意这种看法的。但是，玻耳兹曼重构力学的方法的下述特点，一定会强烈地震撼爱因斯坦敏感的心弦：“恰恰是力学原理的不明晰性，在我看来不是同时以假设的智力图像为起点而得到的，而是从一开始就以与外部经验相联系的尝试而得到的。”([2]，p．127)玻耳兹曼的意思很清楚：力学原理的不明晰，在于经验归纳，而不在于智力图像。玻耳兹曼的“智力图像”概念比赫兹的“外部对象的图像或符号”更自由，爱因斯坦可能山此注意到，力学的发展已使原理凌驾于经验材料之上。

彭加勒在《科学与假设》(1902)中对约定主义的论述，对爱因斯坦的探索性的演绎法的形成必定大有裨益，爱因斯坦在“奥林比亚科学院”时期(1902~1904)曾和他的同伴索洛文、哈比希特一起研读过这本脍炙人口的畅销名著。彭加勒通过对数理科学的基础进行了敏锐的、批判性的审查和分析后得出：几何学的公理既非先验综合判断，亦非经验事实，它们原来都是约定。物理学尽管比较直接地以经验为基础，但它的一些基本原理也具有几何学公理那样的约定特征。例如惯性原理，它不是先验地支配我们的真理，否则希腊学者早就知道它了，它也不是经验的事实，因为人们从来也不能用不受外力的物体做实验，因而无法用实验证实或否证它。经过最终分析，它们化归为约定或隐蔽的定义。因此，彭加勒得出结论说：在数学及其相关的学科中，“可以看出自由约定的特征”;他进而指出：“约定是我们的精神的自由活动的产品”，“我们在所有可能的约定中进行选择时，要受实验事实的引导;但它仍是自由的，只是为了避免一切矛盾起见，才有所限制。”

彭加勒在考察了物理学的理论后认为，物理学有两类陈述——原理和定律。定律是实验的概括，它们相对于孤立的系统而言可以近似地被证实，原理是约定而成的公设，它们是十分普遍的、严格真实的，超越了实验所及的范围。彭加勒还阐述了约定主义的方法论意义。他说，当一个定律被认为由实验充分证实时，我们可以采取两种态度。我们可以把这个定律提交讨论，于是，它依然要受到持续不断的修正，毋庸置疑，这将仅仅以证明它是近似的而终结。或者，我们也可以通过选择这样一个约定使命题为真，从而把定律提升为原理。在彭加勒看来，经典力学和经典物理学的六大基本原理(迈尔原理即能量守恒原理、卡诺原理即能量退降原理、牛顿原理即作用与反作用原理、相对性原理、拉瓦锡原理即质量守恒原理、最小作用原理)就是这样形成的。

彭加勒提出约定主义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在近代科学发展的早期，弗兰西斯培根提出了经验归纳的新方法，这种方法对促进近代科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但后来却助长了狭隘经验事义的盛行。到19世纪，以惠威尔、穆勒为代表的“全归纳派”和以孔德、斯宾塞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广为流行，把经验和归纳视为唯一可能的认识方法。到19世纪末，第二代的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马赫更是扬言要把一切“形而上学的东西”从科学中“排除掉”。另一方面，康德不满意经验论的归纳主义的阶梯，他把梯子颠倒过来，不是从经验上升到理论，而是以先天的“感性直观的纯形式”(时间和空间)和先天的“知性的纯粹概念或纯粹范畴(因果关系、必然性、可能性等十二个范畴)去组织后天经验，以构成绝对可靠的“先验综合知识”。彭加勒看到，无论是经验论还是先验论，都不能圆满地说明科学理论体系的特征。为了强调在从事实过渡到原理时，科学家应充分有发挥能动性的自由，他于是提出了约定主义。约定主义既要求摆脱狭隘的经验论，又要求摆脱经验论，它顺应了科学发展的潮流，反映了当时科学界自由创造、大胆假设的要求，在科学和哲学上都有其积极意义。

《科学与假设》一书对爱因斯坦的印象极深，他和同伴们花了好几个星期紧张地读完了它。爱因斯坦坦率地承认彭加勒对他的直接影响。他赞同“敏锐的深刻的思想家”彭加勒的约定主义观点，认为概念和公理是思维的自由创造，是理智的自由发明。他这样说过：“一切概念，甚至那些最接近经验韵概念，从逻辑观点看来，……都是一些自由选择的约定，……([1]，p．6)

一开始，爱因斯坦也对洛伦兹的电子论（是1895年的论文，而不是1904年的电子论的最终形式）发生过兴趣，这是一种构造性的理论。可是不久，他从普朗克的量子论中看到，辐射具有一种分子结构。这是同麦克斯韦理论相矛盾的，而且麦克斯韦理论也不能导致出正确的辐射压涨落。爱因斯坦在“自述”中谈到了他当时的转变：“早在1900年以后不久，即在普朗克的首创性工作以后不久，这类思考已使我清楚地看到：不论是力学还是热力学(除非在极限情况下)都不能要求严格有效。渐渐地我对那种根据已知事实用构造性的努力去发现真实定律的可能性感到绝望了。我努力得愈久，就愈加绝望，也就愈加确信，只有发现一个普遍的形式原理，才能使我们得到可靠的结果。”([1]，p．23)从此时起，爱因斯坦就断然决定用探索性的演绎法来解决问题。

四、爱因斯坦的探索性的演绎法的特色

作为科学推理的演绎法，可以说是源远流长了。早在古希腊时代，著名的哲学家、形式逻辑的创始人亚里士多德就提出了归纳和演绎这两种逻辑方法，并认为演绎推理的价值高于归纳推理。而古希腊名声最大的数学家欧几里得，在《几何原本》中把几何学系统化了，这部流传千古的名著就是逻辑演绎法的典范。牛顿在建立他的力学理论体系时虽然运用了归纳法，但其集大成著作《原理》的叙述方法却采用的是演绎法。爱因斯坦的探索性的演绎法绝不是这种古老的演绎法的简单照搬。他根据自己的科学研究实践，顺应当时理论科学发展的潮流，对演绎法作了重大发展，赋予了新的内容。也许是为了强调他的演绎法与传统的演绎法的不同，他在“演绎法”前面加上了限制性的定语——“探索性的”，这个定语也恰当地表明了他的演绎法的主要特征。与传统的演绎法相比，爱因斯坦的探索性的演绎法是颇有特色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明确地阐述了科学理论体系的结构，恰当地指明了思维同经验的联系问题，充分肯定了约定在建造理论体系时的重要作用。爱因斯坦把科学理论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其一是作为理论的基础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其二是由此推导出的具体结论。在爱因斯坦看来，那些不能在逻辑上进一步简化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设，是理论体系的根本部分，是整个理论体系的公理基础或逻辑前提。它们实际上“都是一些自由选择的约定”;它们“不能从经验中抽取出米，而必须自由地发明出来”([1]，pp．6，315)。谈到思维同经验的联系问题时，爱因斯坦说：直接经验ε是已知的，A是假设或公理，由它们可以通过逻辑道路推导出各个个别的结论S;S然后可以同ε联系起来(用实验验明)。从心理状态方面来说，A是以ε为基础的。但是在A和ε之间不存在任何必然的逻辑联系，而只有通过非逻辑的方法——“思维的自由创造”(或约定)——才能找到理论体系的基础A。爱因斯坦明确指出：“物理学构成一种处在不断进化过程中的思想的逻辑体系。它的基础可以说是不能用归纳法从经验中提取出来的。而只能靠自由发明来得到。这种体系的根据(真理内容)在于导出的命题可由感觉经验来证实，而感觉经验对这基础的关系，只能直觉地去领悟。进化是循着不断增加逻辑基础简单性的方向前进的。为了要进一步接近这个目标，我们必须听从这样的事实：逻辑基础愈来愈远离经验事实，而且我们从根本基础通向那些同感觉经验相联系的导出命题的思想路线，也不断地变得愈来愈艰难、愈来愈漫长了。”([1]，p．372)

第二，大胆地提出了“概念是思维的自由创造”、“范畴是自由的约定” ([1]，pp．407，471)的命题，详细地阐述了从感觉经验到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非逻辑途径。爱因斯坦指出，象马赫和奥斯特瓦尔德这样的具有勇敢精神和敏锐本能的学者，也因为哲学上的偏见而妨碍他们对事实做出正确的解释(指他们反对原子论)。这种偏见——至今还没有灭绝——就在于相信毋须自由的构造概念，事实本身能够而且应该为我们提供科学知识。这种误解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们不容易认识到，经过验证和长期使用而显得似乎同经验材料直接相联系的那些概念，其实都是自由选择出来的。爱因斯坦认为，物理学家的最高使命就是要得到那些普遍的基本定律，由此世界体系就能用单纯的演绎法建立起来。要通向这些定律，并没有逻辑的道路，只有通过那种以对经验的共鸣的理解为依据的直觉，才能得到这些定律。”([1]，p，102)

为了从经验材料中得到基本原理。除了通过“以对经验的共鸣的理解为依据的直觉”外，爱因斯坦还指出可以通过“假设”、“猜测”、“大胆思辨”、“创造性的想像”、“灵感”、“幻想”、 “思维的自由创造”、“理智的自由发明”、“自由选择的约定”等等。不管方法如何变化，它们都有—个共同点，即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只能通过非逻辑的途径自由创造出来。这样一来，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对于感觉经验而言在逻辑上是独立的。爱因斯坦认为二者的关系并不像肉汤同肉的关系，而倒有点像衣帽间牌子上的号码同大衣的关系。也正由于如此，从感觉经验得到基本概念和原理就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这也是探索性的演绎法的关键一步。因此，爱因斯坦要求人们“对于承担这种劳动的理论家，不应当吹毛求疵地说他是‘异想天开';相反，应当允许他有权去自由发挥他的幻想，因为除此以外就没有别的道路可以达到目的。他的幻想并不是无聊的白日做梦，而是为求得逻辑上最简单的可能性及其结论的探索。”([1]，pp. 262~263)

关于爱因斯坦所说的“概念是思维的自由创造”和“范畴是自由的约定”，其中的“自由”并非任意之谓，即不是随心所欲的杜撰.爱因斯坦认为，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选择自由是一种特殊的自由。它完全不同作家写小说时的自由，它倒多少有点像一个人在猜一个设计得很巧妙的字谜时的那种自由。他固然可以猜想以无论什么字作为谜底，但是只有一个字才真正完全解决了这个字谜。显然，爱因斯坦所谓的“自由”，主要是指建立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时思维方式的自由、它们的表达方式的自由以及概括程度高低的自由，—般说来，它们包含的客观实在的内容则不能是任意的。这就是作为反映客观实在的人类理智结晶的科学之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统一。诚如爱因斯坦所说：“科学作为一种现存的和完成的东西，是人们所知道的最客观的，同人无关的东西。但是，科学作为一种尚在制定中的东西，作为一种被迫求的目的，却同人类其他一切事业一样，是主观的，受心理状态制约的。”([1]，p．298)

第三，明确地把“内在的完备”作为评判理论体系的合法性和正确性的标准之一。在爱因斯坦看来，探索性的演绎法就是在实验事实的引导下，通过思维的自由创造，发明出公理基础，然后以此为出发点，通过逻辑演绎导出各个具体结论，从而构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评判这个理论体系的合法性和正确性的标准是什么呢?爱因斯坦晚年在“自述”中对这个问题作了纲领性的回答([1]，pp．10～11)。他认为，第一个标准是“外部的证实”，也就是说，理论不应当同经验事实相矛盾。这个要求初看起来似乎十分明显，但应用起来却非常伤脑筋。因为人们常常，甚至总是可以用人为的补充假设来使理论同事实相适应，从而坚持一种普遍的理论基础。但是，无论如何，这种观点所涉及的是用现成的经验事实采证实理论基础。这个标准是众所周知的，也是经常运用的。有趣的是爱因斯坦提出的第二个标准——“内在的完备”。它涉及的不是理论同观察材料的关系问题，而是关于理论本身的前提，关于人们可以简单地、但比较含糊地称之为前提(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自然性”或者“逻辑简单性”。也就是说，这些不能在逻辑上进一步简化的元素要尽可能简单，并且在数目上尽可能少，同时不至于放弃对任何经验内容的适当表示。这个观点从来都在选择和评价各种理论时起着重大的作用，但是确切地把它表达出来却有很大困难。这里的问题不单是一种列举逻辑上独立的前提问题(如果这种列举是毫不含糊地可能的话)，而是一种在不可通约的质之间作相互权衡的问题。其次，在几种基础同样“简单”的理论中，那种对理论体系的可能性质限制最严格的理论(即含有最确定论点的理论)被认为是比较优越的。理论的“内在的完备”还表现在：从逻辑的观点来看，如果一种理论并不是从那些等价的和以类似方式构造起来的理论中任意选出的，那么我们就给予这种理论以较高的评价。

爱因斯坦看到了“内在的完备”这一标准不容忽视、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他指出，当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距离直接可观察的东西愈来愈远，以致用事实来验证理论的含义就变得愈来愈困难和更费时日的时候，“内在的完备”标准对于理论的选择和评价就一定会起更大的作用。他还指出，只要数学上暂时还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困难，而不能确立这个理论的经验内涵：逻辑的简单性就是衡量这个理论的价值的唯一准则，即使是一个当然还不充分的准则([1]，pp.12、501)。爱因斯坦的“内在完备”标准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言传的，但是它在像爱因斯坦这样的具有“以对经验的共鸣的理解为依据的直觉”的人的手中，却能够有效地加以运用，而且预言家们在判断理论的内在完备时，它们之间的意见往往是一致的。

在爱因斯坦创立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的过程中，充分地体现了探索性的演绎法的这三个特色。前面我们已简单地涉及到这一点，这里我们只谈谈爱因斯坦从“内在的完备”这一标准的角度是如何对自己理论进行评价的。1906年，当德国实验物理学家宣称，他在1905年完成的关于高速电子(β射线)质量和速度关系的数据支持亚伯拉罕和布赫尔的“刚性球”电子论，而同洛伦兹-爱因斯坦的理论(电子在运动方向的直径会随速度的增加而收缩)不相容，彭加勒立即发生了动摇，认为相对性原理不再具有我们先前赋予它的那种重要的价值。洛伦兹表现得更是十分悲观，他在1906年3月8日致彭加勒的信中说：“不幸的是，我的电子扁缩假设同考夫曼的新结果发生了矛盾，因此我必须放弃它，我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在我看来，似乎不可能建立起一种要求平移对电学和光学现象完全不产生影响的理论。” ([2]，p．334)爱因斯坦的态度则截然相反，他对自己的理论的“内在的完备”抱有信心。他在1907年发表的长篇论文中指出：考大曼的实验结果同狭义相对论的“这种系统的偏离，究竟是由于没有考虑到的误差，还是由于相对论的基础不符合事实，这个问题只有在有了多方面的观测资料以后，才能足够可靠地解决。”他认为“刚性球”电子论在“颇大程度上是由于偶然碰巧与实验结果相符，因为它们关于运动电子质量的基本假设不是从总结了大量现象的理论体系得出来的。” 正由于狭义相对论的理论前提的简单性大，它涉及的事物的种类多，它的应用范围广，它给人的印象深，所以爱因斯坦才对自己的理论坚信不疑，要知道当时还没有确凿的实验事实证实这种具有思辨性的理论。谈到广义相对论的“内在的完备”，爱因斯坦说：“这理论主要吸引人的地方在于逻辑上的完整性。从它推出的许多结论中，只要有一个被证明是错误的，它就必须被抛弃，要对它进行修改而不摧毁其整个结构，那似乎是不可能的。”([1]，p．113)他甚至说过这样的话：当1919年的日蚀观测证明了他关于光线弯曲的推论时，他一点也不惊奇。要是这件事没有发生，他倒会是非常惊讶的。

探索性的演绎法是爱因斯坦的主导哲学思想——唯物论的唯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贵的是，爱因斯坦在这里并没有排斥或漠视经验归纳法在科学中的地位。一方面，他认为纯粹思维可以把握实在;另一方面，又认为从来也没有一种理论是靠纯粹思辨发现的，他对构造性的理论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爱因斯坦敢于正视矛盾的两极，在唯理论和经验论之间保持了一种微妙的、恰如其分的平衡，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他提出的探索性的演绎法，只是强调“要大胆思辨，不要经验堆积”罢了，这是理论科学在20世纪发展的必然趋势，爱因斯坦则是率先表达了这一时代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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