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因素与健康
社会经济因素与健康范文第1篇
关键词：职业健康安全；经济增长；劳动力产权；协同规制
中图分类号：F406.8;F241.2;D08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2.03.001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 第25卷 第3期 王 忠等：经济增长、劳动力产权与职业健康安全规制
一、引 言
劳动力要素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依托和保障，劳动力产权的利用与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而产权制度的设计与运用又是职业健康安全得到有效保护的制度基础。国内目前针对职业健康安全与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还很不充分，而从劳动力产权的角度来研究职业健康安全问题的成果更是缺乏。现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健康安全的经济贡献率,经济产出水平与生产安全关系的实证研究，劳动力产权的形态与归属以及劳动力产权的实现形式等方面。从中国经济社会的现实来讲，职业健康安全治理与经济增长的协同发展已经成为国家“十二五”规划中的重要议题。本文尝试用一个新的分析框架来分析职业健康安全的治理问题。在这个分析框架中，职业健康安全被视为是劳动力产权的一种表现形式，它对经济增长具有相互协同和相互制约的关系。这样，我们就需要从政治经济理论、产权理论和管制经济理论出发，对影响职业健康安全供给的劳动力产权问题和规制政策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并从产权改革和协同规制的角度提出解决的方案。
二、一个产权要素的分析框架
产权，是西方契约社会有效运转的制度基础，它是人们之间相互交往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具体表现，它既可以是对物质资本（如，房屋产权）也可以是对非物质资本（如，知识产权）的占有与支配。德姆塞茨把产权定义为一个人或者其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当权利规定发生变化时，人们的行为也往往会发生变化\[1\]。在产权理论看来，产权的作用在于帮助人们形成与他人进行市场交易的合理预期，并以此提高要素的资源配置效率，它是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之间自由交往的制度保障，同时也是社会生产关系的一种反映。产权的清晰界定和运行规则是产权制度的重要内容，它会影响到市场运行的效率，同时也会影响到人与人之间市场交换活动的安全。按照巴泽尔的观点，产权的界定不可能是完整的，因为完全界定产权的成本太高。因而，产权的不完整便形成了该项权利的“公共领域”\[2\]，那么，类似职业健康安全这样的问题实质上就变成了一个因健康和安全产权的模糊而引起的“公共领域”治理的问题。产权界定的方式可以是多样化的，既可由正式制度安排即政府和法律的规定来界定产权；也可由非正式制度安排，即当事人的经济行为来界定产权。前者是借助国家公权对社会权利义务关系的外在干预，如国家所有制对社会资源的计划配置；而后者是借助个体自身力量对个体权益的私人捍卫，它取决于捍卫的结果对个体所能起到的激励作用，如果预期收益大，捍卫的努力程度就强；反之则弱。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产权理论，产权分为两种形态：一种是劳动力产权；另一种是物质资本产权。这两种产权形态都是经济增长中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劳动力产权要素和物质资本产权要素关系的演进深刻地揭示了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中人与物之间依赖关系相互演进的实质，即是对人的依赖还是对物的依赖\[3\]。在对人的依赖阶段，单个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和孤立的地点存在，人们为了提高生产力水平，必须将具有个体属性的劳动力产权联合起来共同抵御自然的风险和外在的威胁，它对应于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的原始社会阶段。因为在这个阶段，“劳动力要素”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具有稀缺性，只有通过劳动力之间的相互联合才可以解决个人生产能力不足的问题。在对物的依赖阶段，人的依赖关系已经荡然无存，而毫不相干的人之间基于对物质的占有或交换形成了社会交往的行为关系，它对应于生产力水平得到逐步提高的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阶段。因为在这个阶段，“资本要素”的占有权和处置权具有稀缺性，通过物质资本之间的交换配置可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有效利用。在自由依赖阶段，人的依赖关系又回到一个更高层次的形式上，“劳动力要素”中的“收益权”具有稀缺性，通过对劳动力产权的重新配置，可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幸福感受和生活品质的提升，它对应于生产力水平相对发达的社会阶段，如，中级或高级社会主义社会阶段。
劳动力产权是社会价值创造的基础，是社会生产发展的重要要素。劳动力产权是基于劳动者全部生产要素而形成的一系列权利关系，它包括劳动力的所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与发展权等\[4\]。劳动力产权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其权利主张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生产力水平，这一点同时也是不同经济社会人与物之间依赖关系相互演进的逻辑基础。职业健康安全是劳动者通过劳动交换所能实现的健康安全收益，是劳动力收益权和发展权的具体体现。职业健康安全的劳动力产权对经济增长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劳动者职业健康安全状况的恶化会降低劳动者对劳动的供给和边际产出，进而阻碍经济的增长。合乎逻辑的判断应该是，经济增长应平等考虑劳动力产权与物质资本产权，因为这两者是生产力赖以发展的“资本、劳动、技术”结构中必不可少的两个基本要素。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力要素和生产资料要素是生产的两个基本要素，没有生产资料，劳动者不能创造价值；同时，没有劳动者，生产资料的价值也无法实现。”\[5\]我们这里将生产资料要素与物质资本要素进行了概念的类化，实质上都表现为一种物质性的要素。但社会发展的现实与我们逻辑的判断相隔甚远，人们已经根深蒂固地把具有经济价值的有形物（如土地、货币等）和某些无形物（如商标、专利等）看作是产权，现有的和曾经出现过的一切社会制度法律都没有把人的劳动力当作产权来对待。
劳动力产权的残缺成为职业健康安全伤害的制度根源。随着资本产权的发展壮大，劳动力产权的残缺不全，劳动力要素和资本要素之间最终会出现强资本产权而弱劳动力产权的等级结构\[6\]，并进而发展演变为“资本雇佣劳动”与“榨取劳动者剩余价值”的契约结果。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实质上反映了这种契约关系中劳动力市场平等交换掩盖下的资本产权与劳动力产权之间权利不平等的实际情况，论证了资本家之所以能够占有剩余劳动，原因在于资本所具有的社会属性，劳动者在理性资本面前几乎不可能具有劳动契约签定和退出的自由，劳动者讨价还价的能力不足。在正式的劳动力产权制度缺失的条件下，如果劳动者个人捍卫自身劳动权益的能力较强，它则可以与雇主建立有利于其个体的契约安排；而如果劳动者个人捍卫自身劳动权益的能力不足，劳动者便失去了与资本产权或雇主进行谈判博弈的能力，劳动者的权益受损问题则不可避免。
三、职业健康安全规制的产权逻辑
按管制经济学的理论，职业健康安全的规制是基于职业健康安全的市场失灵，劳动交换的过程中广泛存在着作业场所风险和职业伤害外溢等问题，前者是职业健康安全的内部性问题，而后者是职业健康安全的外部性问题\[7\]。无论其在劳动交换过程中是发生内部性问题还是发生外部性问题，其在本质上都是一个产权的问题，反映了劳动者所遭受到的额外损失或外在成本，这些问题的发生都是因产权界定不清而导致的。因此，职业健康安全的外部性和内部性问题都可以放在统一的产权分析框架之内，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在于劳动力产权界定的不明晰所引起的“公地悲剧”，雇主或生产厂商随意侵犯或剥夺劳动者的健康安全权利，让“资本雇用劳动”成为嗜血的工具。当然，产权的归属有两种极端形式：一种是共有制形式，即产权由所有成员共同所有，各成员将权利联合起来交由共同体（如，国家）来实施\[8\]；另一种是私有制形式，即共同体将产权界定给私人所有，并承认其所有者享有排斥他人行使该产权的权利，由所有者在私法保护下自由实施。那么，对于职业健康安全这类劳动力产权而言，其产权到底是属于公共所有还是属于私人所有？或者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准公共所有”？如何界定职业健康安全的产权属性便成为我们进行职业健康安全规制的制度基础。
职业健康安全的劳动力产权从内容层次上来讲，应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共同性产权，二是个性化产权。对于共同性产权而言，职业健康安全权属于人权的一部分，它是对劳动者为使生命延续而拥有的劳动权与使生命具有意义而拥有的自由、民主、平等的发展权的体现。洛克曾指出，人“没有侵害他人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的自由”，“除非为了惩罚一个罪犯，不应该夺去或损害另一个人的生命、自由、健康、肢体或物品”\[9\]。因此，无论出于何种目的，拥有何种权利，我们都不能损害劳动者的生命和健康。共同性产权属于公共品的范畴，应采取通过国家干预的方式实施供给，以实现社会劳动生产过程中整体主义的价值正义和社会公平。而对于个性化产权而言，职业健康安全权是劳动者基于个人收入、地区差异、工作差异、身份差异等众多原因而衍生出来的更高层次权利的体现，它反映了劳动者个性化的需求。因此，这些个性化的健康安全权利在性质上向私人物品靠近，但仍是公共物品，只是与纯粹的公共物品相比，它又具有了一定的独占性和排他性。个性化产权属于准公共物品的范畴，其供给方式不能完全按照纯公共物品由公共部门无偿提供的方式，因为它还体现了部分劳动者对职业健康安全的特殊需求，这种产权特征决定了国家公权力依靠税收无偿供给的不公平。因此，应采用混合制的供给方式，主张私人供给与政府管制相结合的形式。
那么，对于职业健康安全产权保护的手段而言，我们不管是选择政府管制，还是应该选择自由市场或者两者皆有的手段，它都体现了我们对劳动力产权保护的价值取向。科斯于1960年提出，针对职业健康安全的最佳公共政策是那种能够创设明晰、确凿及可让渡的且受私法保护的产权政策，私人谈判、私法执行都可以成为职业健康安全保护的有效措施。虽然私人谈判、私法执行也是有成本的，但这类成本可以在较为清晰明确的产权体系的安排下得以内化。政府对职业健康安全管制主要考虑的问题在于决定谁来进行职业健康安全的保护是最有效最经济的，它体现了职业健康安全劳动力产权保护效率性和经济性的价值取向\[10\]。而在随后的管制经济理论中，职业健康安全市场广泛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雇主比劳动者占有较多的相关信息（如对工作环境、工作风险等信息），处于信息优势地位，而劳动者则处于信息劣势地位，劳动者在与雇主订立劳动合约时常常成为被欺骗的对象，使得劳动者对劳动过程中职业伤害事件发生性的真实概率的了解处于劣势地位，而劳动者若需要通过自我搜寻的过程来获取有关职业健康安全状况的充分信息，则又需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精力和成本等等，劳动者需要权衡信息的“搜寻成本”和“搜寻收益”，并最终会在信息相对不充分的情况下采取职业劳动的交换行为。因此，劳动力产权的有效实现则依赖于政府管制的保护，它体现了对职业健康安全劳动力产权保护公平性和社会性的价值取向。
职业健康安全与普通物品不同，它不能分割到适应于私有制的状态。因此，为了达到劳动力产权的完整，政府也许可以被视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去管理职业健康安全的保护等问题，但通过政府干预所建立的管制机制，却并不能解决劳动力产权配置的效率性和经济性问题，同时也无法解决个性化产权的独占性和排他性问题。正如波斯纳所言“只要是因为排他性产权无法解决冲突性（或竞争性）使用的问题，其产权界定就永远不具有排他性”，而具有非排他性的产权在一定程度上又会形成产权的“公共领域”，导致该产权的“公地灾难”。因此，对于劳动力产权而言，因“公共领域”而形成的模糊产权便成为政府对其进行管制的前提。而按照波斯纳给出的方案，模糊产权的冲突性使用问题可以通过财产法和民法的途径来加以解决，前者可将使用权转让给最能有效利用资源的团体，而后者则可使使用者承担义务\[7\]。随着国家的经济增长，劳动者职业健康安全产权逐渐呈现出共同性与个体性的差异。共同性产权是基本人权的体现，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对于这类产权需要通过建立政府对职业健康安全规制的政策供给来应对健康安全产权保护的公平性和社会性；而个体性产权是个性化需求的体现，具有“排他性”的特征，对于这类产权需要建立相对明晰的个性化产权制度，让私权主体之间自由博弈相互调适，以形成有助于职业健康安全伤害成本消散的内部市场来应对健康安全保护的经济性和效率性。
四、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职业健康安全波动的产权分析
职业健康安全的波动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规律性。按现有经济发展理论，国家经济的发展须经历前工业化时期、工业化时期和后工业化时期三个阶段\[11\]，而职业健康安全事故的发生频率也会经历从低到高再到低的“抛物线”的演进过程。这意味着职业健康安全效益的改进在工业化中期阶段之前将不断恶化，在中期阶段会出现“拐点”，而在中期阶段以后，伴随工业化水平的提高，职业健康安全状况将不断得到改进。当然，这只是我们一种经验判断上的假说，我们还需对波动出现的时间、形态进行实证检验，当然我们还希望这种经验判断是可以被证伪的，同时，我们也不愿看到这种波动效应会在中国发生。因此，我们急需解决这样一些问题，即职业伤害从高发到低发的转折，究竟是因为经济增长中某些内生性环境因素的变化引起的（如，生产要素的结构变动），还是因为某些外生性环境因素的变化引起的（如，政府规制）？如果职业健康安全的波动与劳动力产权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的话，那么，其作用机理又是怎样的，我们是否可以通过对劳动力产权的规制改革来成功跨越这一假说所揭示的波动“拐点”？另外，如果外生性的政府规制机制能够对职业健康安全波动“拐点”出现的时间和形态产生影响的话，其具体的规制政策又应该是怎样的？
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我们需要从分析职业健康安全波动的实现条件入手。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是资本要素与劳动要素综合利用的结果，两者间的相对稀缺程度是决定不同经济阶段所采取的不同产业模式的主要原因，而不同的产业模式或产业结构又是影响和制约职业健康安全的根源性问题。一般而言，如果产业结构中具有高风险特性的资本品工业在经济增长中占据主导地位时，职业健康安全面临的风险和伤害发生概率则较大；而如果产业结构中具有技术性、服务性特性的消费品工业在经济增长中占据主导地位时，职业健康面临的风险和伤害发生的概率则较小，职业伤害事件发生的广度和深度也较弱。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由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再到服务业经济的现代化进程中，其劳动要素的供给也将随产业结构的变动而出现由粗放型供给到集约型供给的转变，劳动生产将从高风险、高强度的重工业逐渐转向技术型、服务型的服务业，职业健康安全所面临的风险将渐次降低。因此，劳动力要素与资本要素之间的相对稀缺性是引起产业结构变动，并进而引致职业健康安全波动的一个必要条件。
如果从职业健康安全倒U型曲线“拐点”出现的时间和形态来看，劳动力产权的契约机制及其政府规制是实现其“拐点”转折的充分条件。劳动力产权的清晰界定和规制确权是劳动力供求双方进行自由博弈的制度基础，他们之间具体的责、权、利关系都可以通过各行为主体间的自由谈判或外在的政府规制来确定，劳动过程中广泛存在的职业健康安全风险、非对称性信息、负外部性等问题都能够在双方合意的产权契约中得以解决。当劳动力市场存在劳动力供给过剩，劳动者劳动技能低下，劳动者捍卫自身劳动权利的谈判能力不足等现象时，劳动者便失去了与雇主在订立劳动契约中保障其职业健康安全权益的讨价还价的能力，劳动力市场的契约机制便无法自发形成对劳动力产权的保护，从而形成强资本产权与弱劳动力产权的等级产权结构。在此产权结构中，资本要素便具有了剥夺劳动者权益的合理动能，这为职业健康安全波动的发生提供了内生性的市场环境。当政府在寻求通过政府规制来实现对劳动力产权进行保护时，若规制机制存在制度缺失、规制不足以及政策低效等问题，职业伤害的广度和深度都将较大幅度地提升，从而使职业健康安全的波动出现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危害程度深等特征，而这则为职业健康安全波动的发生提供了外生性的制度环境。
中国正处于职业健康安全事故的高发期，职业健康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年均死亡人数在10万人左右，单位GDP死亡人数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伤亡水平\[12\]。按前所述，导致这样一种发展困境的根本原因则主要有两点：一是中国自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所进行的产权制度改革主要都是围绕物资资本要素而展开的，对劳动力要素进行的产权改革还未开始。经济社会的发展主要是物质财产得到了充分实现，劳动力产权没有或者只是部分得到了实现，国家产权制度的改革主要是基于企业低效率而形成的以物质财产产权为主导的单一产权制度，国家对劳动力产权改革的政治意志不足是导致劳动力产权界定不清的外在原因。二是中国人口众多，大量农村人口需要向城市和工业领域转移，但劳动者素质和技能的不足又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阻碍，农村劳动人口除了出卖劳动力以外，毫无竞争优势，工作选择性小，只能选择脏、苦、累、毒的职业安全风险大的行业，劳动力供给有限过剩和劳动者进行个体权利捍卫的谈判能力不足是导致劳动力产权界定不清晰的内在原因。另外，由于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劳动力市场的信息偏在问题普遍存在，劳动力产权的责、权、利关系并未形成清晰的界线。因此，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职业伤害的频繁发生也就具有了现实的合理性。
我们知道，经济的增长实质上是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劳动力产权的界定与保护又是生产关系的具体体现。因此，一个社会劳动力产权的实现方式不能超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阶段，它需要兼顾资源配置效率与社会公平正义的均衡，它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13\]。中国当前经济增长引起的职业健康安全波动实质上是对特定阶段生产关系的一种体现。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的经济改革经历了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转变，国家对产权的改革经历了两次重要的转变。首先是通过国家所有制的管制形式实现了生活资料异常匮乏的自然经济形态向物质供给日渐充足的商品经济形态的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国家面对市场发展的严重不足，通过实行干预程度最深，资源配置最有效的国家所有制的形式，完成了国家公权对社会生产所赖以需要的生产资料的配置，其间职业伤害事件也经历了几次重大的波动，资本产权和劳动力产权尚未出现变革的需求。其次，伴随商品供给的不断丰富，为了提高资源配置的市场效率，国家单一所有的公有制形式逐渐演变成以公有制为主体，私营经济、民营经济共同发展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资本产权逐渐明晰，市场效率不断提高，但其间职业伤害事件频发，社会逐渐出现资本产权强与劳动力产权弱的等级产权结构。劳动力产权的保护在国家优先经济发展的战略下，不断受到经济理性的越界干扰和损害。
五、中国职业健康安全协同规制的应对策略
中国职业健康安全的劳动力产权面临着两种低效率：一是源于政府规制对劳动力产权改革的管制不足而引起的低效率，另一个是源于劳动力市场劳动者捍卫自身权利的能力不足而引起的低效率。这两种低效率本质上并非彼此孤立，而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最终导致了职业健康安全保护的管制失灵和市场失灵。这两种低效率同时造成了中国经济增长所受到的潜在风险，即物质资本产权的过分张扬与劳动力产权的制度缺失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社会结构的剧烈分化，并进而撕裂社会系统的均衡，社会系统的失衡然后又会传导至政治市场，造成政治市场的失衡，并最终形成对国家现代化的阻碍。那么，对于中国职业健康安全所存在的这样一种低效率，我们又该如何进行制度的重塑，并尽可能充分发挥劳动力产权的契约机制在职业健康安全保护中所起的应有作用呢？
通常来讲，职业健康安全的治理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通过对劳动力产权中的“模糊领域”进行清晰界定，并建立一种能有效促进劳动者与雇主之间通过自由谈判来订立劳动契约的产权规制机制，为劳动契约的产权纠纷和自我裁决提供外生性的制度环境；二是通过对经济增长中具有高风险性的重工业、采掘业及建筑业等产业建立起有效的经济性规制机制，并配合运用职业健康安全社会性规制的政策供给来形成产业进入的壁垒，为职业健康安全的改进提供内生性的市场环境。我们知道，劳动力产权的契约机制和政府规制是实现对职业健康安全波动的“拐点”时间和“拐点”形态进行有效调节的外在性条件，也是成功跨越其“拐点”的关键所在；产业结构的规制与变动是职业健康安全波动发生的内在性条件\[14\]。因此，对于职业健康安全波动的治理需要综合运用针对劳动力产权的社会性规制和针对产业结构变动的经济性规制来加以应对。这就需要我们平等看待劳动力产权与物质资本产权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避免出现前强后弱的等级产权结构，以大体实现经济增长中公平与效率的均衡。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对比中我们发现，职业健康安全规制有效实现的形式具有多样性、权变性和可塑性等特征。从多样性的角度而言，在对待职业健康安全规制的方式方法方面，国与国之间各有不同，如英国在对待职业健康安全规制问题上倾向于以合作为本，强调政府、工会、雇主、劳动者之间对职业健康安全保护的共同责任；而美国则倾向于以法令为本，崇尚构建以私人保险为核心的职业健康安全规制机制，由市场的力量自发调节对健康安全产权的保护，政府的管制只是有限参与，体现了新自由主义放任政策的特点\[15\]。从权变性的角度而言，西方国家对待职业健康安全规制的政策策略受到特定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其政策主张经历了由经济自由主义到社会自由主义的转变。经济自由主义强调经济上的自由，并希望缩小政府干预的规模；而社会自由主义则强调社会机会的均衡，希望扩大政府干预的规模以保护公民免受经济造成的后果，对经济、社会进行适当调节，以保证每个人平等的权利。从可塑性的角度而言，职业健康安全规制可通过对权益保护与经济增长的目标解析来寻求经济性管制、社会性管制与辅管制等手段的协调运用，以解决职业健康安全问题中广泛存在的市场失灵以及政府失灵问题，其规制效率因手段选择的不同而呈现出一定的差异，如瑞典鼓励劳动者与利益集团进行广泛的集体谈判和跨阶层合作，并配有辅的运行机制。
中国社会正处于从物质要素累积的外生型经济增长模式到劳动力要素累积的内生型增长模式的转变之中，劳动力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不断增强。我们知道，经济增长不能只追求经济效益，它还需要兼顾社会效益。但是，职业健康安全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矛盾的对立与统一关系，经济增长既会造成对职业健康安全的伤害，同时也会带来劳动者的经济性收益。因此，职业健康安全保护的目标取决于我们实现劳动力产权经济性收益与社会性（或安全性）收益的均衡。从这一点上来说，政府对职业健康安全治理的目标是众多目标间的总体均衡，最小化经济增长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失衡风险，这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和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目标，而这一目标的有效实现又有赖于社会“产权制度”或 “权利秩序”的动态优化。然而，最小化或最大化并不是绝对的，它受到各制度、环境、生产力等多种因素和条件的影响和制约，而对职业健康安全的协同规制也不是没有利益冲突，它需要将不同系统间基于职业健康安全保护而产生的权利冲突或利益分化限定在人们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所以，中国职业健康安全的协同规制需要以劳动力产权制度的改革为前提，解决经济增长引起的社会失衡等问题，这是实现从低效的政府干预到高效的多元互动转变的关键所在。
中国劳动力产权制度改革的有效实现应寻求劳动力市场中利益主体间的多元互动，并进而构建一种政府、社会、劳动者与雇主之间“多维一体”的协同规制机制，这样一种机制应是体现政府、社会、劳动者与雇主之间多方参与、协商共管的社会共责机制，并以此取代政府主导型的职业健康安全管制模式。同时，理想状态的职业健康安全规制应试图改变传统意义上单纯依靠正式制度和单向威权来界定职业健康安全产权（或秩序）的方式，着眼于劳动力产权主体间的自我调整和自我适应。协同规制的真正要义在于通过政府规制制度的设计和安排来确立劳动力产权主体与物质资本产权主体之间进行自由博弈和相互协调的外生性环境，从而使职业健康安全的治理可以在经济系统、社会系统乃至政治系统之间自由灵活地相互调适，实现多元互动，将职业伤害的系统风险和成本予以内化。
借助美国学者黑夫兰对规制手段的分类\[16\]，我们可以对中国职业健康安全规制的手段和方法进行三类划分：经济的、社会的和辅助的。职业健康安全规制的有效实现应寻求这三种手段的综合利用，以解决职业健康安全问题中所广泛存在的市场失灵、社会失灵以及政府失灵问题。首先，从经济性规制而言，应对第二产业中产业规模小，集中度低，安全技术水平不足的生产厂商加以限制形成进入壁垒，对职业健康安全边际投入低于社会平均成本投入的生产厂商实行价格处罚措施，对职业健康安全边际投入成本高于社会平均成本投入的实行价格补贴，使单个生产厂商对职业健康安全的边际成本投入符合社会福利帕累托改进的原则，降低职业健康安全的劳作风险。其次，从社会性规制而言，应对劳动力产权所存在的负内部性问题，建立一种职业风险的信息公开制度，并对《职业健康安全法》（中国称为《职业病防治法》和《生产安全法》）、《劳动法》、《刑法》、《民法》等公法与私法保护机制进行调整，促进劳动者、生产厂商和政府规制主体之间就产权契约的订立进行自由博弈，以实现职业健康安全保护的公平与正义。再次，从辅规制而言，政府规制者并非是天然的社会福利最大化者，他们也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利益博弈者，他们也有可能被特殊的理性资本或利益集团所“俘获”，从而表现出弱化规制的行为。因此，职业健康安全的社会性规制还需要借助并加强对政府规制的执法监督，通过健全职业健康安全评估机构，自律性行业协会，职业健康安全资信管理组织，公正和仲裁组织以及职业健康安全资质认证机构等辅组织，从而促进职业健康安全保护的公民参与和程序正义，并努力使这些辅的力量摆脱国家规制部门意志的左右，以体现多元社会的共责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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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因素与健康范文第2篇
一
随着现代化、工业化的进展，人们发现，除生物因素和个人生活习惯外，社会因素对健康的影响更为深远。19世纪，欧洲人开始关注不同职业男性的死亡率差异。研究发现，富裕阶层活得更为长寿和健康，而贫困阶层因生计而处于拥挤、紧张和压力的状态，更易患病：社会性别的不平等，使女性更易遭到虐待和暴力，损害她们的健康。也就是说，社会中的某些人之所以可以比另一些人更好地预防疾病和痛苦，从而更加长寿，是因为他们所处的阶层、所获得的收入和所受的教育等比其他人更好，从而使他们获得了更高质量的卫生服务和照料。反之，有些人之所以易得病并处于病患的脆弱状态，是因为他们没有可预防的资源和措施，负担不起相应的服务，从而得不到很好的治疗和照料；他们的病患状态还可能进一步加剧社会经济地位的脆弱性和边缘化，使他们的健康不断恶化。比如，艾滋病人和病毒携带者因受到歧视而使其社会地位更加脆弱，身患重大疾病的病人因负担不起医疗费用而在经济上变得很窘迫。这些因社会因素引起的健康问题，用传统的医疗和公共卫生方法来解决显然是无效的，需要一个更为广阔的视角。
从人权视角考察健康，就是突破传统的生物医学樊篱，把健康问题置于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来考察。尽管把健康看作人权早已在有关国际文献中有所体现，但真正从人权的角度来看待健康问题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人权的视角更容易鉴别、分析社会因素对健康的影响，也更有助于促进和保护健康。比如，用传统的公共卫生方法鉴别与疾病、残疾和早亡相关的危险因素，大都是基于个人的水平进行的分析，如这个人是否进食过量、酗酒、缺乏锻炼等，公共卫生主要是通过信息、教育和临床服务来改变他的行为；但是人权视角的分析，要揭示这里是否有侵犯权利的现象，权利是否得到了实现，以及构成健康问题的社会根源，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这些问题。
从人权视角考察健康，还应把健康看成是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和前提。健康的体魄，不仅使人免受疾病的苦痛煎熬，避免死亡和残疾的威胁，还使人们无阻碍地、全身心地投入各种社会活动，实现自己的目标和理想；而一个社会有比较健全的医疗卫生保健网，整体健康水平不断提高，就可以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的劳动力资源，减少因疾病负担而增加的社会开支。反之，一个社会的医疗卫生保健网比较糟糕，整体健康水平低，死亡率、残疾率高，肯定要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健康既是个人的福利、能力和机会，也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因此，健康问题的人权考察，就必然要求提供适当的社会安排，提高人类的福利，它不仅关注社会成员对于现有的卫生资源和服务是否易于获得、是否负担得起、是否公平，还要关注是什么因素造成他们在健康方面的不公平。
二
人权视野下健康的基本目标就是健康权的实现。健康权所包含的内容相当广泛。健康权本身就意味着很多权利，包括了医疗卫生方面的内容，如生育和母婴保健，环境和职业健康，流行病的预防、治疗和控制，以及为所有病人提供医疗卫生服务和照料。由此主张的权利有：提供每个人享有最高健康标准平等机会的健康保护机制的权利，预防、治疗和控制疾病的权利，获得基本医疗的权利，母婴和生育健康权利。平等和及时获得基本医疗服务的权利，获得与健康相关的教育和信息的权利，参与和健康相关的国家和社区决策的权利。此外，还包括其他与健康相关、有助于公众过健康生活的因素，如安全饮用水、卫生的食品、适当的营养和住所、健康的工作和环境条件、有关健康的信息以及性别平等，等等。
健康权还包含着对社会公正的要求。在卫生资源有限、人们需求各异的情况下，健康公平是实现健康权的基础条件。实现健康权的理想状态是能够满足人们的健康需要，但是任何国家或社会，哪怕是最富裕的国家，资源总是有限的，不可能满足人们所有的健康需求。而且，人们的健康需求各种各样，有的便宜(如预防感冒)、有的昂贵(如器官移植、肿瘤治疗)，有的可有可无(如整容)。如果依据需求来分配卫生资源，恐怕穷尽社会所有资源也无法满足所有人的所有需求。因此，实现健康权并不是卫生资源在人群中的平均分配，而在于这个社会是否有这样的制度安排，确保其成员获得预防和治疗疾病，以及促进健康的资源、机会和能力。即实现健康公平。
我国最近颁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提出了实现健康权的近期目标。它从社会健康指标、医疗卫生领域的预防和治疗，到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健全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以及健康环境建设的制度安排等方面，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还根据我国现实国情和资源，提出了中国式的“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和“有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的体质和心理健康的标准”的目标，制定了实现这个目标的具体步骤，并在制度上给予保障和安排，把健康与医疗、公共卫生和社会规划结合在一起。
三
健康权，作为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一部分并不是孤立的，它与其他人权不可分割，并相互依赖、相互作用。例如，健康对于处于贫困中的人来说可能是唯一的资产，凭着健康，他们可以取得诸如工作和教育的社会经济权利。反之，如果他们的健康权无法实现。就可能源于决定他们生活的其他权利没有实现，比如他们的工作权、教育权、居住权被侵犯了，从而使他们陷入贫困。
类似地，当我们把健康权与妇女地位结合起来考察，就会发现，由于性别歧视和不平等，妇女平等权利受到侵犯，就会导致妇女的健康权得不到实现。而妇女的健康权得不到保障。则更加深了她们的不平等地位。
社会经济因素与健康范文第3篇
关键词：城市设计，景观设计，健康设计
Abstract: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development process, in the face of bad industrial city constantly bring survival challenge, the urban health facing the development of deformity. In keeping with the nature of the ecological balance, people have come to realize the ecology and seek survival adaptation. In the past painstakingly by human create beautiful city environment conditions, gradually began to give priority to health of landscape health environment.
Keywords: urban design, landscape design, health design
中图分类号：S61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随着当前城市的健康问题逐渐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重视，城市景观设计已经成为一门学科。城市规划设计是一项牵动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全方面系统工程。城市设计是城市发展的龙头，是城市发展的蓝图，只有将城市景观规划设计好才能逐渐把城市建设的更好。城市景观建设是一项漫长而又艰巨的任务，是利民惠民的重要举措，是提升城市形象及居民生活质量的根本途径，也是构建现代化城市的核心保证。本文就如何从事设计健康城市做如下分析：
一、城市规划从景观到健康的设计原则
城市规划设计是一项项牵动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全方面系统工程。在设计中要坚持科学性，城市设计作为城市建设的龙头，其是前提，是有效建设城市的保证，因此城市设计的编制要坚持科学性。对每一座城市要进行科学的定位，符合当地实际情况，以严谨的科学态度，使城市设计更富有战略性、广泛性、综合性和可操作性。
随着城市经济发展竞争的需要，城市设计要具有超前性，本着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水平着眼于当今经济时代对城市发展带来的全新挑战，更加技高一筹的规划城市发展格局。用先进的规划技术来指导城市的建设管理和发展，避免城市建设重复运行。
在城市景观设计中，要注意人与自然生态的相结合，使城市复合生态系统达到优化目标，使城市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相融。处理好城市设计与城市生态平衡关系，追求健康的生态城市。在做好生态平衡的思想指导下，建立以健康设计为理念的山水城市、园林城市、海滨城市。
二、从景观城市到健康城市的设计思考
影响城市健康的因素多种多样，就城市设计力所能及的范围而言，则主要集中在环境及形体环境因素上。如今，城市设计逐渐向城市建设过程的实施管理工具转变，对建设过程中各种利益关系的平衡、城市设计成果的法制化建设以及广泛的公众参与是保证城市设计全过程健康运作的工作重点，这同时也会对诸如社会参与、社会公平等影响城市健康的社会经济因素起到间接的促进作用。
1.健康城市的表现形式
健康城市本着空气清新，环境优美，生态良好，人居和谐的设计理念。根据世界卫生组医疗保障场所；织的“改善城市健康”报告，营造一个由健康市民、健康城市生存环境和健康的社会机制联合组成的健康城市。
①城市市民在城市中树立起环保的意识，养成处处爱绿、护绿的环保修养；
②有一个强有力的相互帮助的市民群体，群体各成员能够为了改善城市健康而和谐工作，树立低碳生活观念；
③提供各种娱乐和休闲活动场所，以方便市民之间的沟通和联系，尤其是帮助老年人休息、交流的各种福利；
④市民对文化遗产保护觉悟高。
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城市的界定是描述性的，而非公式化或量化的标准，通过对不同健康城市指标的分析，发现影响城市健康的因素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与医疗卫生有关的变量、与社会经济状况有关的变量、与自然环境及形体环境有关的变量。
三、如何设计健康的景观城市
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城市中所有的事物都相互联系，因此，造成问题的关键因素往往隐藏在一系列事件链背后，寻求深层次原因的努力使得我们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线索，这就是：塑造一种有机的城市形态使得城市物质环境达到健康状态；创造一个有利于推进健康行为的城市空间，从而改善城市居民的健康状况；然而，无论是有机的城市形态还是有效的活动支持，都有赖于一套强有力的保障机制使得城市设计构想在复杂漫长的城市建设过程中得以实现。
1、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健康安全的生态环境是健康城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城市生态环境问题，首先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被破坏。美观的种植、和谐的搭配、面积的平衡离不开科学养护的强化支持。因此，塑造适合人类健康生活的城市环境应在保护自然基质的基础上对空间进行有效、经济地利用，控制适宜的建设密度，促进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相互支持和渗透，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事实上，建立与自然和谐的生存环境是古今中外思想家们反复强调和追求的境界。
2、功能布局的混合多样
机械的功能分区迫使居住在功能单一的区域内的人们使用有污染且浪费能源的汽车出行，这无论对于城市的生态系统还是社会、经济系统的健康都极具破坏性。因此，在新的土地开发中增加多样性，在原有建成环境上置换和补充某些功能，将居住、工作、休闲与娱乐等土地使用在空间上集中起来，从而使得人们的各种需要就近得到满足，促进多样活动的发生，保证城市空间的持续活力与安全，而与之相伴的是更少的出行需求和通勤时间，更少的交通运输投资和清洁城市方面的花费，城市也将更大程度地向自然开敞。 法律法规的保障机制建立
目前我国的经济体制已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与宏观调控相结合的模式转变，政府权力的宏观指导与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同时制约着城市的开发建设，只有严格健全的法制约束，城市建设才能有序发展。城市设计作为旨在提高和改善城市形态环境的工具，是城市建设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管理建设过程的法律依据是城市设计成果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城市设计意图和原则在城市环境形成过程中得以贯彻的基本要求，也是城市设计对建设活动具有严格的限制和约束力的必要条件。
结语
城市景观绿化是保护生态环境、构建和谐氛围、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保证。为了促进城市绿化建设与经济全球化的市场发展进程全面接轨，我们可将市场化的经营管理思想与模式引入绿化建设实践中，从而促进其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实现行业可持续的发展与绿化管理水平的全面提升。追求健康是人类永恒的目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完善，和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建设城市设计将成为未来城市建设的主角。这就要求规划建设部门转变城市发展模式，做好新形势下城市规划设计编制工作，促进城市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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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因素与健康范文第4篇
关键词：老年人；社区居家护理；选择意愿；安德森模型
中图分类号：C913.6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10.69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10-150-04
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一大难题。中国于2000年正式步入老龄化国家的行列。目前，人口老龄化的进程正在加速，各种养老问题逐步凸显。与此同时，慢性病发病率提高、老年病低龄化、长期卧床无法自理等现象的存在，使长期护理的需求日益增加。在老年人和慢性病人的护理上，传统都是由家庭来承担的。然而，家庭的小型化和核心化、妇女就业率的提高以及职业流动性的增强等，都给传统的家庭长期护理带来了挑战。
长期护理在国际上被通称为LTC（Long Term Care），其内容包括三大类：（1）传统家庭护理，即老年人居住在家庭，由家庭成员为其提供护理服务；（2）机构护理，即老年人住在福利机构或者医疗机构，由机构内的专业人员提供护理服务；（3）社区居家护理，即社区内的专门机构或组织以及其他护理人员向居住在社区或者家庭的老年人提供护理服务，但不排除家庭成员提供的支持和帮助。上述第一种为家庭护理，后两种属于社会护理。
本文基于对北京市海淀区城镇老年人护理方式选择的调查数据，使用安德森行为模型，分析老年人对护理方式，尤其是对社区居家护理的选择意愿，同时，使用Logit模型对影响老年人护理方式选择的因素及影响程度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建议和对策。
一、理论模型和研究设计
（一）研究模型：安德森模型
安德森模型（Andersen Model）被认为是分析服务使用（service utilization）和预测服务需要的主流模型（Bass & Noelker，1987；Lemming & Calsyn，2004；Nogard & Rogers，1997；Wolinsky & Johnson，1991）。Wolinsky（1994）指出，尽管存在其他研究范式可供选择，安德森模型仍然是相关领域研究者的首选。该模型将影响个人使用服务的因素划分为三类：前置因素、使能因素和健康水平因素。不同因素之间存在因果关联：使能因素可归因于前置因素，健康水平因素可归因于前置因素和使能因素。
1、前置因素。该因素是对社会结构和个人心理状况的考察，主要有人口学变量，社会结构变量（教育程度、职业、民族、家庭结构、居住安排等）和态度变量（即对健康和服务的态度以及对疾病的知识等）。
2、使能因素。主要是对经济状况的考察，包括家庭资源变量和社会资源变量。家庭资源变量，包括收入、健康医疗保险、日常资源的种类和可获得性，用于测量个人自身寻求资源的能力。社会资源变量是指人口与结构、数量比、健康服务收费状况，还包括社区本身的城乡类型。
3、健康水平因素。包括健康状况的自我评估（残疾状况、症状、诊断和总体状况）和健康状况的临床评估。
（二）研究设计
1、抽样方法。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北京市城镇老年人长期护理方式选择影响因素调查，本次调查于2013年9-10月在北京市进行。本调查采取实地调查与电话调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采用“滚雪球”的抽样方法。主要在海淀区内老年人聚集的场所进行问卷调查；同时，采用深度访谈的方法，对调查对象（及其家人）进行结构式访谈来获得相关信息。本调查发放问卷350份，经过筛除，最终收回有效问卷298份，深度访谈12例，回收率85.14%。所得数据录入数据库，使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2、变量选择。根据安德森模型，拟选择变量情况如下：在前置因素方面，人口学变量选取性别、年龄、婚姻状况、职业；社会结构变量选取教育程度、家庭结构和成员关系、居住状况；态度变量选取了健康的态度以及关于疾病的知识。在使能因素方面，家庭资源变量选取了经济状况、医疗费用来源、过去三个月的医疗开支、医疗开支中由子女支付的比例；社会资源变量主要指是否接受过社区提供的护理服务。在健康水平因素方面，选取了日常照顾状况、健康状况、自理状况、患过几种慢性疾病等因素。
二、城镇老年人选择社区居家护理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一）样本的总体情况
本次调查中有男性134人，女性164人，男女性别比为1：1.22。样本的年龄段主要分布在60-69岁区间，占总体的72.15%。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分布相对离散，小学及以下、高中文化和大学本科及以上这三组的人数分布接近，分别占总体的18.46%，20.81%和20.13%。
统计有效样本的月收入水平，月收入主要集中在2001-3000元和3001-4000元区间，分别占总体的31.88%和28.19%，可见大多数老年人的月收入水平在2000-4000元左右。由于老年人的养老、医疗支出比重大，单纯统计月收入水平难以衡量其生活水平，还应考虑到支出，因此进一步考察“自评经济状况”这一项：统计结果显示大多数老年人认为目前收入“够用”，占66.11%，只有3.35%的老年人认为自己“很富裕”，20.81%的人认为“富裕”，8.72%认为“有困难”，1.01%认为经济状况“很困难”。
关于老年人的生活形态，在有效样本中，70.47%的老年人有2个及以上的子女，独生子女的占27.52%，还有2.01%的老年人无子女。在“与子女的关系”一项中，38.59%的老年人与子女关系“非常好”，49.67%和子女关系“比较好”。
在居住状况方面，52.68%的老年人表示“只与配偶同住”，这表明过半数老年人选择不与子女居住，多是与配偶居住。在“日常生活照顾”方面，一半的老年人是“自己照顾自己”，32.21%的“靠老伴照顾”，可见对老年人的照顾仍然是以传统的家庭照顾为主。
在健康水平方面，考察了样本的“患慢性疾病”、“自评身体状况”、“自评自理状况”和“过去三个月的医疗开支”等相关内容。其中，有61.41%的老年人患有慢性病，21.14%的老年人认为自己身体状况“非常健康”，35.91%认为自己“比较健康”，不到9%的人认为自己身体状况比较差。与此同时，61.07%的老年人生活“完全自理”，35.23%能“基本自理”，只有不到4%生活自理有障碍。以上表明，大多数老年人认为自己是比较健康的（57.05%），且生活能基本自理，但老年人中患慢性疾病的比例较高，长期护理的需求大。
（二）护理方式的选择意愿与其影响因素
考察样本“过去是否接受过社区提供的护理服务”，结果显示只有13.09%的老年人接受过，对于因变量“老年人对社区居家护理方式的选择意愿”，我们界定社区居家护理服务包括的护理方式有：在家中接受未受过护理培训的家庭服务员照顾，在家中接受受过护理培训的家庭服务员照顾，专业医务人员上门服务，社区人员上门服务和托老所、社区日间照料机构。
经过统计，31.88%（95个样本）的老年人愿意选择社区居家护理方式，49.33%选择传统的家庭护理方式，18.79%选择专业机构（医疗保健康复机构、老年机构等）的护理。由此可见，在传统的养老方式和目前的护理现状下，选择家庭护理仍然是多数老年人的首选。
根据安德森模型，对之前拟选择的自变量分别与因变量（是否选择社区居家护理）做列联分析。通过一系列的数据处理和分析，得出受教育程度这一自变量和因变量的交叉列联表，并进行卡方检验，结果如下：
由结果可知，卡方检验P值为0.000，小于0.05，所以可以认定两变量之间相关性高，即可认定检验结果成立。
按照同样的方法，对拟选择的其他自变量逐一检验之后，检验结果如下：性别（P=0.995），年龄（P=0.206），婚姻状况（P=0.040），退休前职业（P=0.359），受教育程度（P=0.000），子女数量（P=0.000），与子女关系（P=0.205），居住状况（P=0.694），对健康的态度（P=0.025），经济状况（P=0.045），医疗费用是否自费（P=0.001），医疗开支（P=0.728），医疗开支中由子女支付的比例（P=0.038），是否接受过社区提供的护理服务（P=0.040），日常照顾状况（P=0.000），健康状况（P=0.471），自理状况（P=0.305），是否患有慢性疾病（P=0.556）。
对于P值小于0.05的自变量，可以认为与因变量相关度高，从而进行下一步的分析。
（三）对影响护理方式选择因素的回归分析
1、变量的选择。根据上一节有关影响老年人居家护理方式因素的列联分析，结合安德森模型的三个因素，我们选取了以下共9个自变量：在前置因素方面，选择了人口学变量中的婚姻状况；社会结构变量中的受教育程度、子女数量；态度变量中的对健康的态度以及关于疾病的知识。在使能因素方面，选择了家庭资源变量中的经济状况、医疗费用是否自费、医疗开支中由子女支付的比例；社会资源变量中的是否接受过社区提供的护理服务。在健康水平因素方面，选择了日常照顾状况。因变量为被访对象对社区居家护理方式的选择意愿。
本文对其中的一些变量做了处理，以便能更好地进行统计和估计：关于“健康态度”变量，调查问卷设计了有关健康态度的量表，从“很同意”到“非常不同意”共有5个维度。在数据处理中，将“很同意”赋值5分，依次降低，“非常不同意”赋1分。关于“医疗费用是否全部自费”变量，由问卷中的“医疗费来自哪些方面（多选）”处理而来。只选择了“夫妻俩自费”和“子女支付或其他亲属支付” 两项或只选了二者其中之一的，表明其没有制度性的医疗保障，因此需要全部自费；此变量中，以0=全部自费，1=不全是自费。关于“经济状况”等变量，数据录入与问卷答案的顺序相反，即上述情况越好其值就越大。
2、方程模型的设定。根据前文的界定，我们设定老年人“愿意选择社区居家护理=1”，“愿意选择其他护理方式=0”。使用对数单位模型（Logit）进行处理，根据Logit模型的定义：
P（Y=1）=ΣαiAi+ΣβiBi+ΣδiCi +ε
其中Ai、Bi、Ci为影响因素向量，αi、βi、δi分别为各影响因素的系数，ε为随机扰动项。根据上述的变量选择，使用计量软件进行估计，结果如下：
3、回归结果分析。关于老年人选择社区居家护理的意愿，根据Logit模型的回归结果，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从前置因素来看，教育程度与选择意愿存在很显著的正相关（Sig.=0），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于选择社区居家护理，可见教育程度较高的老年人能结合目前的护理现状与老龄化的国情分析各种护理方式的优劣势，越来越认可社区居家护理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健康态度与选择意愿也存在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Sig.=0），这表明健康态度越高的老年人也越可能选择社区居家护理，健康态度主要是关于养成锻炼身体的习惯、坚持每天的体育锻炼、定期的体检、关注自己的身体情况和注重饮食健康等方面，对健康的关注使得老年人了解何种长期护理方式是最适宜的，因而健康态度越好越倾向于选择社区居家护理。
其次，从使能因素来看，经济状况是一个影响选择的很显著的因素（Sig.=0），呈显著的负相关，这表明经济状况越是富裕的老年人反而不愿意选择社区居家护理。家庭经济状况是影响老年人护理服务选择的重要限制因素，如果经济状况不佳就只能依靠家庭成员（通常是子女）的护理；如果经济状况良好，那么更高层次的专业机构护理、专业私人护理会是他们的首选。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目前我国的社区护理服务发展不尽完善，服务方式单一且水平较低，不能满足老年人多层次、高水平的护理服务需要。此外，近三个月医疗开支中子女支付的比例与选择意愿呈现出负相关的显著性（Sig.=0.029），子女支付的比例越高老年人越不倾向选择社区居家护理。父母总是为子女着想，一旦子女为自己的医疗费用支出过多，父母会认为自己成了儿女的“负担”，在需要护理时担心麻烦子女，因而更倾向于选择自己或老伴照顾，为儿女减轻照顾负担。再次，本文认为之前是否接受过社区的护理服务也会影响之后对社区居家护理的选择，从结果来看也证实如此，二者存在着较显著的负相关（Sig.=0.015），这表明目前的社区服务的方式和质量不能令接受服务者满意，此前接受过社区服务的老年人今后反而不愿意选择社区居家护理了，可见现有的社区服务尤其是老年人护理水平亟待提高。与之相反的是，医疗费用是否完全是自费这一因素并没有对选择意愿产生太大的影响，更多的影响还是来自个人及家庭的经济状况。
最后，从健康水平因素考察发现，日常生活照顾与选择意愿的体现出显著的正相关（Sig.=0.004）。可以看到日常生活由保姆或者社区的专业服务人员照顾的老年人是更愿意选择社区居家护理的，这与平常得到的感性认识也是相吻合的。如果是平时由家庭成员照顾的老年人，在失能后需要护理时还是会选择以往习惯的家庭成员护理的方式。
三、结论及建议
本文利用安德森模型（Andersen Model），并通过相关的计量检验， 对老年人是否愿意选择社区居家护理的服务方式，以及相关影响因素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讨论。主要能得出以下结论和建议：
1、在前置因素方面，教育程度和健康态度与选择意愿有很显著的正向关系。因此，为了提高老年人选择社区居家护理的意愿，可以加强社区居家护理的宣传，使公众加深对社区居家护理的了解，同时鼓励老年人积极的生活态度，保持阳光健康的心态。
2、在使能因素中，经济状况、子女支付医疗费、之前接受的社区服务与选择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关系。这充分说明目前我国社区护理服务的水平还非常有限，服务方式亦较为单一，不能满足老年人多层次、高水平的护理服务需要。
3、在健康水平因素中，日常生活照顾的方式与选择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因此，为了提高选择社区居家护理的意愿，需要着重培养老年人的护理习惯，提高目前社区护理服务的比重，改变公众的护理观念。
社会老年护理事业必须统筹规划， 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在老年长期护理事业的发展中，政府需要起主导作用，通过开发与整合人力、物力和财力等各种资源，最大限度地调动社会资源，尽快为老年人及其家庭提供充足的优质护理服务。我们建议，及早制定相应的政策计划，加强老年护理服务事业的法制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加大公共财政对基本医疗服务和老年福利事业和社区卫生服务的投入，鼓励社会力量发展社区护理服务事业。建立和推行长期护理保险。构建以社区为中心的社会护理服务网络，控制护理机构的比例与合理布局，提高护理的质量，提供多样化、多层次的服务。整合与老年长期护理有关的机构，建立专门负责护理事业的管理机构。通过正规教育和培训加快社区护理专业人才和管理人员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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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因素与健康范文第5篇
【摘 要】许多慢性病的发生与生活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是提高健康状况的主要途径。通过健康教育使人更加关注自己的健康，加快健康促进的步伐，也是解决树立健康生活方式的一种途径。
【关键词】健康 生活方式 健康促进
根据国外流行病学、社会学和临床社会调查证明，制约人类健康的主要因素是：生活方式和生活条件（50%～55%）、环境状况（20%～25%）、遗传因素（15%～20%）、医疗保健结构的工作（10%～15%）。总的看来，遗传（基因）和环境（自然、社会）是健康的决定因素，遗传决定了个体健康和对疾病的易感性，环境决定了易感个体疾病的发生；而生活方式和生活条件则极大地影响着健康状况，不良的生活方式可以使人类生命处于非健康状态，生活质量下降，寿命缩短。
一、不良生活方式的危害
生活方式是指人们长期受一定社会文化、经济、风俗、家庭影响而形成的一系列的生活习惯、生活制度和生活意识。人们的行为表现直接显现在外，构成生活方式的显现部分，但支配人们行为的价值观却隐含在内，仍是不可忽略的重要成分。一个人的生活方式总是客观存在的，可以是传统的，也可以是现代的。不管何种生活方式，总要受许多因素制约。生活方式的构成要素是由生活的行为习惯、生活时间、生活节奏、生活空间、生活消费等组成。
1.不良的生活方式在常见的死因中所起的作用
说明：各种不良因素在不同死因中的作用比例（%）
2.不健康生活方式主要表现在
有调查发现，10项现代办公室人群不健康的生活方式：（1）极度缺乏体育锻炼；（2）有病不求医；（3）缺乏主动体检；（4）不吃早餐；（5）与家人缺少交流；（6）长时间处在空调环境中；（7）常坐不动；（8）不能保证睡眠时间；（9）面对电脑过久；（10）三餐饮食无规律等。这项调查虽然只是上海市的，但它同样也反映了国内其他大城市的生活方式，比如有研究说北京市5个人中就有1个是胖子，肥胖是目前影响人们健康的又一主要表现形成，而肥胖产生的原因也与生活方式有密切关系。同样的原因在农村也开始显现。
在农村，农民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许多的改变。过去的某些不健康行为没有得到完全的纠正，又增加了新的不健康生活方式，如：饮用不清洁的水、吃东西前不洗手、膳食不平衡、食物由多粗粮改为多细粮、吸烟、超量饮酒等等。
3.健康的生活方式的内容及对人们健康的影响
选择健康生活方式是获得健康、减少疾病的最简便易行、最经济有效的途径。健康生活方式主要包括以下6个方面：（1）合理安排膳食；（2）坚持适当运动；（3）改变不良行为；（4）保持平和心态；（5）自觉保护环境；（6）坚持学习健康知识等。
二、如何开展健康的生活方式
1.健康教育是树立健康观和促进健康的重要措施
健康教育是通过信息传播和行为干预，帮助个人和群体掌握卫生保健知识，树立健康观念，自愿采纳有利于健康行为和生活方式的教育活动与过程，其目的是消除或减轻影响健康危险因素，预防疾病，促进健康和提高生活质量，健康教育提供人们行为改变所必需的知识、技术与服务，使人们在面临促进健康、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等各层次的健康问题时，有能力做出行为抉择。
健康教育是健康促进的基础，而健康促进如不以健康教育为先导，则健康促进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健康教育如不向健康促进发展，其作用就会受到极大的限制。
2.健康促进的良策之一体育运动
体育锻炼不仅能强健身体、增强体质，还具有完善身体、发展身体、修炼人生、健康心灵、健全人格、提高社会适应能力等功能，其重要价值还在于改善人类的生活方式、生命活力、心理品格和实现人的现代化，使人的本质力量得到体现，不仅从身体上，也从精神上、社会适应上达到人的健全、健康状态。
1994年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运动医学联合会就召开了“健康促进与体育”会议，明确提出了“体育成为健康的生活方式。”1997年在第47届世界健康大会上，世界卫生组织与国际奥委会召开了联席会议，阐述了一个完整的健康促进的视野，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动“积极生活——体育为健康的”运动观点。
体育运动对健康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促进人的整体机能全面发展；加强人的社会性与生物性在健康上的高度协调；促进心理过程对人的生物功能与社会功能间的调控和实现人的现代化的特殊生活方式。
3.树立科学合理的健康观，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促进健康的发展
更新观念，树立适应现代化社会发展的健康观，建立保障人人身心健康的生活方式，创造健康的社会环境，是现代人应该付诸实施的社会工程。
4.加强国民体质健康及营养状况调查，及时发现问题，并尽力快速解决
国民营养与健康状况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卫生保健水平和人口素质的重要指标。良好的营养和健康状况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健康调查不但可以建立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数据库，为科学研究和制定相关政策提供重要资源，也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和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每一个人都很关注自己的健康状况，但健康的诸多因素都取决于个人的生活方式，因此加强健康教育，让每个人认识到自我保健的重要性，养成良好的健康观，促进社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范慧芳，王斌全，苏艳等.健康观与健康促进[J].护理研究，2005，19（4）：716-717.
[2]吕姿之.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M].北京：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200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