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本质特征范文第1篇

[关键词] 体育规范 价值 特征

基金项目： 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主体性发展视域中的社会规范变迁研究”（12A033）、陕西省软科学项目（2012KRM43）、陕西省软科学项目（2011KRM44）、西安体育学院院管课题（编号2011QN004）、西安体育学院腾飞人才工程基金项目，西安体育学院博士科研启动项目。

唯物史观认为，规范是人们社会交往活动的产物，是为了解决人们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提高活动效率，维持一定的公共生活秩序而形成或确立的。如果一个社会缺少相应的社会规范，不仅社会所有领域的生产活动和交往活动不能顺利进行，个人利益和社会共同利益无法实现，而且各种矛盾会使得社会秩序难以维持，社会权威得不到认同，社会整合难以顺利进行，社会秩序出现混乱，甚至可能使社会共同体走向解体。对于单个人来说，个人现实中的价值活动、评价活动，以及价值选择，都需要一定判断标准、评价标准和选择标准。如果无规范可遵循，或者说规范规定不明确，互相抵牾，互相冲突，那么不仅个人将处于恐慌、盲目和失落之中，而且每个人对他人的行为对社会对未来都无法做到合理预期，从而也就无法理性地组织自己的行为。这必将引起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不断加剧。所以说，规范对于社会和个人，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规范本质上属于价值规范。

体育规范的价值本质

一般来说，体育规范是指在与体育相关的活动领域内，基于人类对体育活动秩序的需求，为了维持体育运动的公平竞争原则，为了保证体育活动主体利益价值的实现，是人们在交往活动中形成和制订的，对与体育相关的活动主体具有指导性、调节性和约束性的行为准则和标准。因此，体育规范不论是对于体育活动领域，还是对于每一个体育活动主体，体育规范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体现出体育规范的价值本质。首先，就体育规范对于体育活动领域的价值来说。我们知道，秩序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然而人类社会对秩序的需求只有通过在社会生活中形成一定的规范才能得以满足。而在体育活动领域，所有与体育相关的活动，如体育竞技活动、体育组织活动、体育管理活动，以及体育产业等领域活动的顺利进行和有序运转，都需要相应的体育规范和规则。假如竞技体育活动没有具体的比赛规则，那么竞技体育活动基本的秩序将无法维护，更谈不上顺利进行。因此，在于与体育相关的活动领域，体育规范都具有规范性价值，换句话说，体育规范就是价值规范。其次，就体育规范对于体育活动主体的价值来说。人类社会所有的规范，都是人类为自己有序高效顺利的实践活动制订的规则。那么作为体育规范，其本质上是规范与体育活动相关的各种主体与主体之间关系的规则，它为体育活动主体提供了一整套统一的标准，是体育活动主体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即这些标准是体育活动主体参与体育活动的价值标准，也是体育活动主体衡量与评价其他主体行为的评价标准。例如，作为一名运动员，他会以体育训练规则、体育比赛规则、体育道德，以及体育法律，作为自身参与体育活动的价值标准，以此来严格约束自己的行为，同样的，体育规则也是裁判员、法官等评价体育活动主体行为是否违规和违法的评价标准。因此，我们可以说，体育规范对于体育活动主体，实际起到了价值标准和评价标准的作用。总的来说，体育规范不仅对于体育活动领域，而且对于体育活动主体，都具有价值规范意味。因此，可以说体育规范本质上属于价值规范。

体育规范的主体性特征

体育规范的主体性主要表现为：首先价值的主体性决定了体育规范的主体性。价值本质上是一种属人的主体性的存在。而体育规范本质上是属于价值规范，具有规范性价值，是为人的规范性价值。因此，体育规范拥有人性的特征。其次，从体育规范的产生来看，体育规范是体育活动主体交往活动的产物，它满足了体育活动主体交往活动的顺利进行，缓解了体育活动主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提高了体育活动主体的活动效率，特别是为体育活动提供了秩序上的需求。可以得出体育规范的创设是为着体育活动中的主体服务的。再次，体育规范一旦形成，就成为体育活动主体在体育活动过程中的导向标准，成为体育活动主体进行体育活动价值判断和价值评价的标准。例如，在所有的竞技体育活动中，规定所有参赛运动员禁止服用兴奋剂。这条体育规则既保证了体育比赛的干净、公平竞争，又促使所有运动员在长期的比赛过程中，把此规则当作体育活动的价值标准，并将其内化为一种价值自觉，严格要求自己的比赛行为，同时成为个人评价他人的行为是否合法或违法的标准。因此，体育规范是一种既为个人主体，又为社会、群体主体的存在。综上所述，体育规范具有主体性的特征。

体育规范的普遍性特征

体育规范具有普遍性，是指从超越单个体育活动主体特殊的价值诉求的角度讲。我们知道，作为调节体育活动主体间交往活动中利益矛盾的体育规范，其立足点主要是体育活动主体之间的关系即主体间的关系。主体间关系不同于主客体关系，它超越了主客体关系中客体对主体的价值满足关系，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公开的、公共的、共同的价值诉求。如果说主客体之间的价值满足还属于特殊的个人的私人的利益，那么体育规范则是介于体育活动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共同的、普遍的价值诉求。例如，在所有的竞技体育活动中，禁止所有运动员虚报年龄、服用兴奋剂、、假球、假摔；禁止裁判员、收受贿赂，比赛中打人情分、关系分、吹黑哨等；禁止体育观众殴打、谩骂运动员；禁止体育组织部门、体育协会内部控制比赛结果等等。这些体育规范不是对某一个与体育活动相关的主体规定，是对所有与体育活动相关主体公开的、公共的、共同的规定。因此，调整体育活动主体与主体之间关系的体育规范具有普遍性特征。

体育规范的共识性特征

体育规范要成其为共同的规范，还必须以共识为前提，共识是体育规范成立的一个重要方面和重要特征。因为如果体育规范不以达成共识为前提，体育规范就不能在体育活动主体间发挥作用，就不能成为体育活动主体进行体育活动的价值判断和评价的标准。共识的达成包括体育活动过程中单个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单个主体与组织之间的，还可以是国际间的共识达成。所有体育活动主体共识的达成必然会取决于两个方面：首先共识的达成取决于体育活动主体的需求和利益的一致性。如果不同体育活动主体的需求和利益具有直接的一致性，或者说在不同体育活动主体之间能寻找到一些共同的需求和利益，那么不同体育活动主体间就很容易达成共识。例如：禁止裁判员收受贿赂这条体育规范，就是以裁判员和运动员之间、裁判员之间，以及裁判员与体育组织管理部门之间共识的一致达成为前提的，而他们彼此之间之所以能达成共识，是因为他们之间在需求和利益上具有直接的一致性。也就是说，体育管理组织部门、裁判员和运动员都希望有一个严肃、规范、信任、公平竞争的比赛规则，来保障体育比赛活动的顺利进行、保障裁判员、教练和运动员共同的竞赛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满足，所以禁止裁判员收受贿赂等体育规范就成为必需。因此，所有体育规范都具有共识性特征。

综上所述，体育规范是价值规范在体育活动领域的一种重要类别，是体育活动主体进行体育价值活动、体育评价活动，以及体育行为选择的基本准则。其价值规范的本质决定了体育规范具有主体性、普遍性和共识性等价值特征。通过探析体育规范的价值本质和价值特征，有助于增强体育活动主体的规范意识，从而更加自觉地遵守体育活动领域的各种规范。

参考文献：

[1]孙伟平.价值论转向 ———现代哲学的困境与出路 [M].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

[2]王玉墚.当代中国价值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刘进田.人作为价值本身是否可能 —与赖金良先生商榷[J].哲学研究，2005（11）：18.

哲学的本质特征范文第2篇

论文关健词:创新哲学 哲学创新 创新哲学

论文摘要:哲学创新与创新哲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哲学创新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体现。哲学创新必然要求对创新进行哲学研究,形成创新哲学。创新哲学是哲学的新分支,是研究创新的一般现象,揭示创新的一般特征、本质和规律的应用哲学。

一、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品质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以往旧哲学的彻底变革和根本超越,是创新的产物。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之前,当时欧洲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是德国古典哲学。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受到黑格尔哲学的熏陶,而后又受到费尔巴哈哲学的洗礼,但他们在革命活动中超越了前人,对德国古典哲学进行了彻底变革。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吸取了其合理内核—辩证法;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吸取了其合理内核—唯物主义,创立了自己的新哲学—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是哲学史上的伟大革命,但它不是哲学的终极,而是哲学在更高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新开端。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本人从未为其哲学设置一个终点,把它变成封闭、僵死的体系,而是敞开通向真理的大门,为这一学说的再发展留下了无限广阔的天地。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150多年以来,自身一直地不断创新、不断发展。不仅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对他们的哲学作了发展,他们的继承者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重大的创新和发展。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新的时代特征有机地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本国的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既从实践和生活中源源不断地汲取营养,又不断地从批判旧东西中发现新东西,不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向前进。

马克思在谈到辩证法的本质时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具有这种辩证法的本质,是不断创新、不断发展的学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的教条。 “以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着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应的定义”那只是一种“误解”因此,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万古不变的教条,而应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地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创新就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这种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体现和二根本要求。

二、哲学创新必然形成创新哲学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这就是说,任何哲学都是一定时代的哲学,只有真正摸到了自己所处时代的脉搏,映现了自己所处时代的精神,从而真正把握了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哲学才是真正的哲学。所谓时代精神是关于一定时代内容的本质特征的集中表现。哲学从总体上反映把握时代的基本内容,反映时代的本质特征,因而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时代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时代的本质特征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而时代精神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哲学创新就是要根据时代的不断变化,把握新的时代本质特征,概括和提炼新的时代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真正的哲学,理应把握新的时代本质特征,概括和提炼新的时代精神。

如果说上个世纪的时代是工业经济的时代,那么新世纪的时代就是知识经济的时代、信息时代。信息时代的基本特征就是创新,知识经济就是创新经济。知识经济是建立在高新技术基础上的以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为基础的经济,是知识经济化和经济知识化的产物,是当今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结果,是知识创新的结晶。在知识经济中,科学技术和知识处于基础地位,起决定作用。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成为知识经济的支柱产业,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服务创新乃至整个知识的创新,成为知识经济发展的关键。知识经济的根本特征就是创新,知识经济是创新经济。

事物的根本特征是标志着该事物得以成立的根本点,是本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主要点。创新作为知识经济的根本特征,是知识经济区别于其他经济的主要点。农业经济、工业经济虽然也有创新,但创新数量少、速度慢、周期长,经济的增长主要靠资本和劳力的投人,知识创新不是主要因素,不构成这些经济的主要点、根本点。而在知识经济中,知识创新的周期相对较短,创新步伐越来越快,产品更新换代具有加速度的性质。上个世纪80年代技术产品的一般寿命为30年左右,90年代则为20年左右,世纪交替之际则更短。有些高新技术产 品的寿命甚至只有几年、几个月,就需要更新换代,计算机领域的产品更新周期已降为6个月左右。着名的摩尔定理恰好说明了这一点。美国的微软公司,正因为它不停地提供社会 需要的新产品,才在短短的20多年的时间内,搜取了数千亿美元的财富,也恰好说明了这一点。可见知识经济需要不停地开发、不停地创新。要是没有创新,科技就不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就不会出现,知识经济也不会存在和发展。创新成为知识经济的命脉,成为知识经济的根本所在。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国家主席江泽民才在近年来多次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正因为创新成为知识经济的命脉,成为当今时代的本质特征,成为新的时代精神,对创新进行系统的科学的研究,就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主要课题,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呼唤。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理应关注新时代的呼声,把握新时代的基本特征,提炼新的时代精神,为时代提供理性的力量。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创新,就必然要把创新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形成创新哲学。

三、创新哲学是一门新的应用哲学

创新哲学与哲学创新是不同的概念。哲学创新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与时俱进,是指哲学要随着实践的发展和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前进。创新哲学则是关于创新的哲学,是以创新为对象的哲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对创新的一般问题进行哲学探讨的科学,是对创新的哲学审视。因而它是哲学的一个新分支,是一门新的应用哲学。 创新哲学是研究创新一般现象,概括创新一般本质,揭示创新一般规律的科学。任何科学的建立,都必须有它特定的研究对象,有它基本的问题。创新哲学研究的对象,就是人类社会的一般创新现象,或者说是人类社会各种创新都具有的共同现象。就这一点来说,它同创新学是一致的,它同创新学有许多共同的地方。因此从这意义上讲,创新学也可以说是创新哲学。但它同创新学也有层次上的一定差别。创新学研究的根本任务,就是通过研究创新现象,揭示创新的内在机制,说明创新的一般规律,着重提高人们的创新能力。而创新哲学则强调对创新现象的哲学审视和批判,对创新一般知识进行反思,提供创新的精神和理念。因此创新哲学是创新学的理论基础。

创新哲学研究的一般创新问题,是各种具体创新现象都:具有的共同问题,如创新的本质和特征、创新的根源和基础、二创新的地位和作用、创新的价值和意义、创新的类型和结构、创新的要素和机制、创新的过程和变化规律、创新的主体和客三体、创新的能力和素质、创新的意识和思维、创新的原则和方法、创新的环境和条件、创新心理和创新人才培养等。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和反思,形成理性的范畴,就是创新哲学的基本通任务。

创新哲学研究的根本任务,就是通过研究创新现象,揭示冬创新的本质和一般规律,提供创新的一般理念。创新是一个么复杂的系统工程,它由许多相关要素按照一定结构组成,其中任何一个要素的变化,都影响创新的进程和效果。人的身体于和心理,特别是人脑这个复杂系统,是创新的主体,直接决定创新的进行和成败。人的心理素质如何,人的创新意识和创 新思维怎样,人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关系怎样,是创新哲学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创新有哪些内在要素,它们有哪些内在联系,性质和作用怎样,都是创新哲学必须回答的问题。创贡新哲学也要研究创新的条件和环境,没有一定的条件和环境,任何创新都不能进行。创新哲学特别要研究创新的根源和基础、创新的地位和价值,关注创新的伦理意义,突出创新对人类的影响、对自然的影响,审视每项创新的终极意义。特别是对一些技术创新,要进行哲学批判,揭示其利弊,为人们制定其应用的伦理原则提供理念。

哲学的本质特征范文第3篇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4）05-0070-06

系统科学哲学的研究是系统科学相关研究的思想基础。系统科学哲学不同于贝塔朗菲、拉兹洛等人提出的系统哲学，从学科定位看，前者属于具体科学哲学问题的探讨，后者属于自然哲学的探讨，也有学者把二者等同对待。[1]论纲可以成为系统科学哲学展开研究的重要框架，苗东升曾经做过相关研究[2]1820，从国际视阈看尚显不足。随着近些年来系统科学的高速发展，系统科学哲学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本文将在国内外系统科学研究差异比较[3]的基础上，从一般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方面系统阐述系统科学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尝试为系统科学哲学的研究提供研究纲领。

一、系统科学哲学之本体论

系统科学哲学本体论的研究是以一般哲学的本体论研究为基础的。“本体论”这一范畴最早是由德国经院学者郭克兰纽首先提出来的，他将其解释为“形而上学的同义语”[4]35。简单来讲，本体论是“研究存在的理论”[5]6667，“是对是、存在和实在的最一般的学科或研究。 这个术语的一个非正式含义是指，……即哲学家思考世界由什么构成。……但是，更正式的含义，本体论是通过确定所有本质范畴和阐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表征实在的形而上学方面。”[6]2122 “本体论的首要任务是提供范畴的详细目录，即实在的最一般分支。”[6]23

系统科学哲学之本体论研究比一般哲学本体论研究要具体一个层次，或低一个层次。系统科学哲学本体论研究从系统科学基本范畴开始，涉及系统及其系统的关系性存在本身的问题、系统演化与生成问题，以及对系统科学的元研究等问题。以哲学上的本体论范畴为基础，本文把系统科学哲学之本体论的研究内容总结为以下三方面：

第一，系统科学基本范畴或“语词系统”。吴彤在复杂性科学研究中，提出学术研究应该从基本概念开始的思路，他认为对于复杂性科学或非线性科学的研究应该从复杂性、非线性的概念或含义开始。[7]系统科学涉及范畴很多，尤其是在不同学科中又存在不同含义。库恩后期试图在某种程度上用“语词系统”代替其有重要创建但富有争议的“范式”范畴，对系统科学语词系统的研究，是作为范式的系统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库恩意义上的科学革命就是用一套新的语词系统代替原来旧的语词系统。[8]金吾伦对库恩语词系统的主要性质进行过总结，总体上说就是“由一套具有结构和内容的术语构成；诸术语构成一个互相联系的网络。一本辞典就是具有一套特定结构的词汇”[9]。系统科学范式已经逐渐形成[10]，一种新的语词系统将逐渐代替经典科学的语词系统，最明显的体现就是诸多系统科学范式下的术语或范畴开始出现并逐渐代替经典科学的诸多范畴。Flood和Carson在系统科学研究中，简要介绍了61个系统科学范式内的术语和概念，如组织整体、关系、反馈、输入、输出、环境、开放系统、内稳态、熵、适应性、控制论、黑箱、正反馈、负反馈、整体论、系统方法论等。[11]521Ackoff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认识到了“系统”这一概念在当今科学中的重要地位，他试图建立起一个系统概念的系统，在他的体系中，主要介绍了11种系统类型、4种系统变化、11种系统行为类别，另外，他还对系统及其元素之间的关系、适应性和学习、组织等涉及的共32个范畴或术语进行了系统探讨。[12]吴彤也对系统科学涉及的一些基本概念进行了深入研究。[1314]语词系统的研究是伴随着系统科学发展而发展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术语或范畴的扩展；二是术语或范畴之间组成的网络关系的发展。

第二，系统的存在状态及其特征。这里的系统包括贝塔朗菲提到的“实在系统和概念系统两类”。[15]460国外诸多学者都在这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贝塔朗菲对系统的界定以及对系统特征的研究[16]、拉兹洛《系统哲学引论》中第一部分“一般系统论”的探讨[17]、邦格的科学唯物主义以及系统本体论的探讨[1819]等都属于这方面的研究。国内也有诸多学者对系统进行了研究，如陈忠等人的《现代系统科学学》的第一部分“基础系统论”基本上都属于这方面的研究[20]3165；苗东升在《系统科学大学讲稿》中对系统的概念、系统的结构、系统的环境、系统的功能、系统的属性、系统的形态与状态等问题进行了系统说明，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存在的系统的状态及其特征。[21]系统的演化也是系统的重要存在状态，所谓系统的演化，“包括系统的孕育、发生、成长、完善、转化、消亡等”[22]42。演化特征是系统科学区别于经典科学的重要特征，因此，对系统演化特征的研究也是系统科学本体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对系统的存在状态及其特征的研究为系统科学哲学的探讨提供了现实材料，同时它也是系统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逻辑前提。

第三，系统科学的元研究。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系统科学的学科定位、系统科学的存在状态、系统科学的发展演化、系统科学的理论体系等。诸多国内外系统科学研究的学者几乎都涉及了这方面研究，只是研究视角、问题不同。几乎每本系统科学著作在开篇或第一章都会直接涉及这方面的内容。自钱学森以来，诸多国内外学者都构建了自己的系统科学理论体系，这些研究都属于该方面内容。Gigch在20世纪80年代初做的系统科学分类学研究也是这方面研究的重要代表，他以系统科学主要关注的问题为出发点，依据两个不同的标准对系统科学进行了分类学研究，把系统科学分为理论本体型、应用本体型、理论概念型和应用概念型四种不同类别，并对应着不同的系统理论类型。[23]179191当然，在这个方面，对系统科学各论，如一般系统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混沌学等相关学科存在状况的研究，也属于系统科学哲学本体论研究的范围。

二、系统科学哲学之认识论

认识论是由“苏格兰哲学家J.F.费利尔在《形而上学原理》（1854年）一书中首先使用的”。[4]719在《剑桥哲学辞典》中对认识论进行了明确阐述：“认识论：知识和辩护的本质的研究；具体说，是对知识和辩护的（1）定义特征、（2）存在的条件和来源、和（3）限制的研究。这三个范畴代表了传统哲学三个方面的争论：知识和辩护的分析、知识和辩护的来源（如唯理论和经验论）和关于知识和辩护的怀疑论的生存能力。”[24]273“认识论试图解释知识和理性信仰的本质和范围。它的范围也包括阐述和评价各种怀疑论结论的论据。”[6]270徐向东把传统认识论的研究归结为五个问题：分析问题、划界问题、方法问题、怀疑论和认知辩护问题以及价值问题。[25]简单总结为一句话：认识论回答认识或知识如何可能，主要探讨作为存在的认识的本质及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对认识的辩护等。

系统科学哲学之认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可以简单概括为系统科学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这里的知识主要指系统科学科学学科（钱学森等人称之为系统学）的知识，也包括技术学科和工程学科。系统科学哲学认识论的建构论转向使其在研究内容方面明显区别于经典科学。系统科学的认识论研究在学科内部具有重要地位，甚至Gigch直接把系统科学称之为认识论领域的学科。[26]对于该问题的探讨主要包含以下三方面内容：

第一，系统如何可能。系统的存在是系统科学知识可能的基础，因此对于该问题的探讨是系统科学之认识论研究的首要内容。和经典科学的研究类似，国内外对于该问题的研究也主要存在两个对立的观点：实在论与建构论，部分观点处于二者之间。实在论观点认为，系统客观存在于现实世界，系统科学是对现存的系统进行研究的科学。部分国内外学者坚持实在论观点，国外较有代表性的是加拿大系统哲学家邦格，他认为：“每个事物都是系统或系统的成分。这一原理对具体事物和观念都同样适用。原子、人、社会以及他们的成分和由它们所组成的事物都是这样。”在他看来没有孤立的事物，“世界是系统的世界”[18]1120。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系统观也是典型的实在论观点。国内学者中，大多数都持实在论观点。如苗东升认为：“现实世界中系统是绝对的、普遍的，非系统是相对的、非普遍的……一切事物都以系统方式存在”[22]22；许国志等人编辑的《系统科学》也持这样的观点，认为“系统是一切事物的存在方式之一”[27]；另外，李曙华[28]、陈忠[20]、邹珊刚[29]等人的著作也都是建立在实在论基础之上。持建构论观点的代表人物是Klir，他认为：“所有系统都是人工抽象物。它们不是自然呈现给我们被我们发现的，而是我们通过我们的感知和精神能力在经验领域内的建构。要求与真实世界对应的系统概念是虚幻的，因为没有办法核实如此的对应。除了通过经验以外，我们没有机会接近真实世界。”[30]88，[31]Bhola同样认为系统“边界”不是先验存在，而是被系统思考者在主观内容上为了专门的需要建构起来的。[32]Boulding认为：“系统没有必要与我们周围的真实世界相联系。它研究所有从任何具体情景和经验知识中抽象出来的可以想象到的关系。”[33]当然，除了坚持这两种观点的学者以外，还存在大量学者像哲学认识论研究一样行走在实在论与建构论之间，本文不再多述。总之可以说，对该问题的回答，两种观点并行，国内实在论观点占优，国外建构论观点占优。

第二，系统科学知识如何可能。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是哲学认识论的核心问题，当然在系统科学哲学这里也必然是一个重要的需要探讨的问题。哲学认识论对于知识如何可能的探讨是不区分经典科学与系统科学的，但是以前哲学探讨所针对的或主要使用的基础性资料都属于经典科学知识。无论是从知识本身的特征还是从知识的获得途径看，系统科学知识相对于经典科学知识都发生了重要变革，这必然为系统科学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提供新的材料。系统科学知识的出现和发展必将改变传统认识论中的某些观点，同时，也使新的认识论观点成为可能。国内外对该问题的具体研究现在还比较少，日后有待研究的进一步展开和深入。对于该问题的回答，同样主要存在两种观点：实在论或建构论，以及行走在二者之间。在经典科学界，实在论观点明显占据主体，但是，在系统科学界则明显不同，建构论已经逐渐成为了系统科学界的主流观点。[30]对系统持实在论或建构论观点的人基本上对系统科学知识持相同的观点。在系统如何可能问题的探讨中已经对主要代表人物进行了说明，不再重复。国内系统科学界大多数学者都坚持实在论观点。对于系统科学知识如何可能持建构论观点的人除了上文提到的Klir以外，Vmos也是系统科学建构论的重要代表。[34]总之，对于该问题的回答构成了系统科学哲学之认识论的重要研究内容。

第三，系统科学的认识如何可能。认识如何可能是对系统科学认识本身的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主要研究认识自身，认识的本质、结构、过程等。系统科学哲学认识论的这部分研究内容即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基础上对系统科学认识进行哲学探讨。苗东升系统科学哲学论纲中的认识论即是在这个方面的研究。[2]1820系统科学的认识过程相对于经典科学的认识过程而言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它不再依托传统的获取知识的模式――“观察―归纳”或“假说―演绎”。系统科学认识模式逐渐转化为哲学思辨、系统仿真建模等方式，如一般系统论就是通过哲学思辨获取系统的相似性或同型性，从而建立系统的一般理论；控制论也是通过思考动物与机器的结构同型性或相似性而创立的理论。正是由于系统科学认识方式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因此必然要求对系统科学的认识进行专门探讨，通过对认识的结构、认识的过程、认识的方法等的深入研究洞悉系统科学认识的本质。这种研究不仅可以推进系统科学认识方法的发展，进而推进系统科学理论和方法的进步，还可以反过来影响哲学认识论的发展。系统科学认识论相对于一般哲学认识论而言，更加接近具体科学，必然为更一般层次的哲学认识论的发展提供重要例证，推进哲学认识论的发展。国内外系统科学界对这个方面的研究都不是太多，且有待深入。国外系统哲学界基本上不在这个视角上进行探讨，但是他们在系统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中渗透着诸多这方面的内容。国内这方面的研究也不是太多，李建中对系统认识论的研究属于这个方面，他在比较了黑格尔、马克思的认识论基础上对系统认识论进行了一定探讨。[35]苗东升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初步探讨。[2]1820，[36]在这一角度上，系统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研究存在诸多交叉之处，某种程度上具有一致性，对认识过程的研究事实上就是对认识方法的研究。因此，这方面的研究可以成为沟通系统科学哲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桥梁。

从系统科学哲学认识论的发展和研究内容、问题来看，它并没有带来认识论领域的根本变化，只是为认识论的研究增加了新材料、提出了新问题。或者说它并没有带来认识论模式的变革，只是改变了不同观点在认识论中的地位。系统科学认识论的研究会伴随着哲学认识论的研究永远进行下去，也许人类理性永远无法得出确定性的结论，正像哲学也许正在做一件注定失败的事情一样。[37]

三、系统科学哲学之方法论

一般来讲，方法论是“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的学说和理论”[5]8。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科学哲学界关于方法论的研究出现了一股新趋势，主要表现在冲破对科学理论静态的逻辑分析，从而把对方法论的研究同科学发展史联系起来，如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和费耶阿本德都试图从方法论角度说明科学理论的革命和发展。[4]205在《剑桥哲学辞典》中给出了一个兼容以上但更偏重于后者的论述：“方法论是科学哲学的一个分支，它与知识论密切相关，探究科学达到关于世界的预置真理的方法和批判性地探究这些方法的基本原理。在科学中理论被承认的问题，证据和假说之间确证关系的本质，科学断言能被观察数据证伪的程度等这些问题都是方法论所关注的问题。”[24]700总之，在当今科学哲学界，方法论在两种含义上被使用：一是论“科学研究的方法”，即对科学研究方法的研究；二是科学的规范性研究。从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到培根的《新工具》，以及国内李志才等的《方法论全书》、吴彤的《自组织方法论研究》、黄欣荣的《复杂性科学的方法论研究》等都是在第一种含义上使用方法论的。第二种含义是知识如何获取或为获取的知识进行逻辑辩护。从波普尔、库恩，到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等都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的。

系统科学哲学之方法论即是以系统科学方法为研究对象，探讨获取系统科学知识的路径及其特征。“系统科学首先具有科学方法论的意义”[2]1820，进一步讲，系统科学就是一门方法论性质的学科。[20]13，[23]，[29]1，[3840]Klir把系统科学方法论看作通常意义上一门学科三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之一[41]，Flood等人也提到“系统科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是通过方法论把它的概念应用到当今的解决问题、计划和决策当中”[11]5。国外系统科学界探讨的系统科学方法论主要涉及硬系统方法论、软系统方法论、批判系统方法论等，但主要是介绍解决问题的方法，而非对方法进行系统的哲学研究；国内相关研究刚刚展开。本文把系统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内容总结为以下四方面：

第一，系统科学方法的具体内容及其相互关系。方法论的核心内容是论方法，因此，对系统科学方法具体内容的探讨就成为了系统科学方法论的首要也是基础性内容。从时间顺序来看，系统科学方法的内容可分为三个阶段，传统系统科学方法（一般称老三论时期的系统方法）[42]、自组织系统科学方法[43]和各种系统思考方法。系统科学方法之间的关系、方法体系即分类学探讨是该部分的第二个研究内容，即以具体方法的研究为基础系统梳理系统科学各种方法之间的关系，并尽可能建立起系统科学方法体系。国内外对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方法相互关系的研究相对比较深入，但是对于所有的系统科学方法而言，这方面的研究还刚刚起步，国内外少有系统研究。陈忠把系统科学方法论内部方法的相互关系进行过初步分析，划分了三个层次：“系统科学方法论原则”；“以各种理论为出发点的各种认识系统规律性的方法，处理系统一般问题的方法”；“针对某类具体的系统问题的方法”。[20]613614对系统科学具体方法的分类学研究为方法论的后续研究提供了体系化的研究对象。

第二，系统科学方法的性质、特征及其原则。系统科学各方法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构成一个有机体系。对这些方法的性质、特征以及原则的探讨有利于更全面地认识系统科学方法的整体特征，有利于系统科学方法的普遍运用，也使得系统科学方法自身更加系统。魏宏森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就对“系统科学方法论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探讨，提出了系统科学方法论具有的八大特征[42]6470，但是笔者认为，作者所谓的特征应该是系统科学方法的特征而非方法论的特征。当前学界诸多对系统科学方法论性质、特征和原则等的研究事实上都是对系统科学方法的相关研究，对方法的研究恰恰是方法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吴彤在具体阐述自组织方法的基本内容基础上研究了自组织方法论的几个重要特性[43]，朴昌根对系统方法的基本原则进行了简要总结[44]，Laszlo对系统哲学方法论的原则以列表的形式进行了说明[45]。对系统科学诸多性质、特征等的研究对于方法的实践应用以及方法论研究都能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第三，系统科学方法论的元研究，即系统科学的学科地位、特征及其哲学意义。这部分内容属于系统科学方法论的元研究，即对系统科学方法论自身进行的研究。系统科学方法论是以哲学上的方法论为基础，区别于经典科学方法论发展起来的理论体系。系统科学方法论学科地位的研究涉及其与系统科学哲学、系统科学的具体科学之间的关系，认清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于系统科学的整体发展大有益处。所谓系统科学方法论的特征是指与经典科学方法论的差异，深入理解两者的差异才能从根本上弄清系统科学方法论相对于经典科学方法论所引起的革命性变革所在。对这种变革的探讨是系统科学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对系统科学方法论学科性质的认识反过来会促进系统科学方法的发展和完善。总之，对方法论的元研究至关重要，Warfield认为，科学由两部分组成，“主体”和“方法论”，他认为：“没有方法论的主体就像没有身体的脑袋；没有主体的方法论就像没有脑袋的小鸡，在血腥的牲畜棚里戴着枷锁扑腾。”[46]

第四，系统科学知识是如何获取的。以系统科学知识为对象的方法论研究在学术界尚未引起重视。传统科学哲学主要就是探讨方法论问题，从孔德等人的实证主义到波普的证伪主义，再到库恩的范式理论、费耶阿本德的反对方法等都是为知识如何获取提供理论辩护，但是他们的理论主要针对的是以实在论为认识论基础的经典科学知识。对于部分坚信实在论的系统科学家而言，传统科学哲学的方法论虽然存有诸多争议但依然适用。系统科学认识论方面的建构论转向必将引起方法论的重要变革。以建构论为基础的系统科学知识如何获取，或者说是否存在获取这种类型知识的原则或方法就成为了系统科学方法论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笔者认为，由于系统科学知识及领域的特殊性，相关的方法论研究前景广阔，甚至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复苏传统科学哲学，笔者将另文专门探讨该问题。

哲学的本质特征范文第4篇

一、自然哲学复兴的背景

然而，随着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和科学哲学、自然观的深入研究，人们发现，形而上学的幽灵是无法驱除的。在自然科学方面，相对论否定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而以时空四维连续统以及物质消弭于几何结构的观念代之，量子论在微观领域引入了不确定性和概率，修正了牛顿—拉普拉斯完全决定论的自然观，表明规律在宏观上具有必然性，在微观层次，具有偶然性；热力学引入了物理过程的不可逆性，表明了时间的方向性；系统科学探索复杂性，强调自然界的整体性，反对将整体还原为部分之和，这与牛顿自然观强调自然的简单性，原子构成性形成对照；自组织理论、耗散结构论和超循环、混沌学探索从混沌到有序的自组织过程，表明了自然过程的生成性。就自然科学内部重建其形而上学基础而言，生命科学强调层次性，坚持用物理化学的方法研究生命大分子，但反对将有机体还原为纯粹的物理化学过程。生态危机与生态学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人类与其生存的环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任一环节的缺失或破坏，都将危及人类自身。传统的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的认识模式，在理论上，受到了现代物理学的挑战，现代物理学把人、把观测者引入到认识自然的背景、乃至图景中，而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的认识模式在实际中误导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把自然当作其征服和掠夺的对象。从而受到了自然界的报复，人们在痛定思痛后认识到，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主张人与自然和谐有序的思想是一种大智慧，是我们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准则。

在科学哲学的研究中，人们发现科学理论有一个本体论的承诺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表明，我们的自然图景，是作为人的认识又包含了对人的认识，是内在于自然的对自然的认识，是一种本体论的框架又具有认识论的本性、根源和局限性。认识主体由于本身也是客体的一部分，也参与客体的显现，也规定着客体的基本特征，因而与客体本质上不可截然区分。认识的这种人类学特征和内在特征，也决定了传统科学追求终极主体地位和绝对客观性的不可能性。科学哲学作为哲学最首要的任务是，追究科学的存在论基础，科学在近代的支配性，科学的有效性全系于此。对此的遗忘已引起科学整体上的危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近年来，国内自然哲学的研究重新热了起来。

二、关于自然哲学的研究对象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相对独立而又确定的研究对象，自然哲学当然也不例外，在自然科学昌明的今天，那么自然哲学的研究对象又是什么呢？

吴国盛认为，自然哲学有两种含义，第一，指一门以自然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领域，这个学科是哲学的分支学科，是第二哲学；第二指某种哲学理论形态或哲学思考的某种趋势和倾向，这个意义上的自然哲学不是第二哲学，而是第一哲学，如谢林的自然哲学。他本人主张第一哲学，认为不必以自然科学的目标和价值取向为自己的目标和价值取向。哲学不再是求知的事业，它不再创造关于实在的知识体系，而是透过知识与文明的厚厚积淀层，追寻人类之根、生命之源、宇宙之本。自然哲学不再是关于外在自然的概念体系和知识体系，而是在技术时代意欲追根溯源，正本清源的沉思者的事业。

李章印认为自然哲学的复兴需要转换“范式”——从对象到家园，旧自然哲学，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牛顿的自然哲学，还是黑格尔的自然哲学，都是把自然作为外在的对象来把握，也可以说作为存在者来认识，然而，以存在者为对象的认识早已成为科学的专利，近代以来科学的发展和进步使得思考存在者的哲学成为多余的了。作为第一哲学的新自然哲学不能象作为第二哲学的旧自然哲学那样，以自然物为对象，也不能把自然本身作为对象。那么，以思考自然本身为己任的自然哲学，怎么能不把自然作为对象呢？哲学不能局限于对象性的科学认识，在对象性思维以外，还有人与自然的另外的关系，在这另外的关系中，人不是作为主体，自然也就不是作为客体，从而人与自然的关系就不是主客关系或对象性关系。非对象性的关系就是“天人合一”的关系，就是人融入自然之中来领悟自然，就是人把自然作为家园。这种家园是人的寄托和归宿，心灵对这种家园的追寻、认可、领悟和回归就是自然哲学的事情。

胡新和认为新的自然哲学必须立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立足于二者互相规定、包容、依赖的关系来构筑自然观念和图景，也必须不仅涵盖人类对自然的理论认识，更关注人类对自然的实践活动，为制定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行为准则提供框架和背景；在认识上，人类作为自然中的特殊（具有智能）的一员而与之构成对话者的关系，这种对话关系，提供了人类认识自然的一种新的视野、新的模式；在实践中，人类与自然则是共生共荣，互相依赖的伙伴和朋友。

三、关于历史上的形而上学理论

张华夏认为历史上的形而上学也即自然哲学，是指研究存在的性质及其变化的知识领域，根据其所用的表达方式和研究方法的不同，我们大体上可以区分出四种形而上学：（1）模糊形而上学，其特点是用模糊不清的概念和语言来表达本体论的问题，因而它的语言是违反清晰的逻辑语法的。（2）思辨形而上学。形而上学是关于存在的最高概括，严格经验主义的方法失效，此种形而上学强调思维的自由创造与想象。这种想象性的普遍化有经验根据，同时受逻辑一贯和系统协调的约束。（3）分析的形而上学或语言定向的形而上学。由于语言系统本身包含有某种本体论的承诺和本体论的预设，因此，通过语言分析，我们能够得出有关世界的一般性的特征。通过语言分析来研究本体论，我们称作语言定向的形而上学，它是分析哲学的一个新的分支。（4）综合的形而上学。通过概括各门系统科学，建立系统哲学，首先是系统本体论，系统本体论的产生，不是直接思辨的产物，也不是一门自然科学概念的推广，而是通过系统科学找到跨学科的共同语言，来建立描述一般物质、一般系统、一般事物的理论模型，运用这个模型综合各种自然科学描述物质世界的一般特征及其一般进化图式。所以我们可以将这种新的形而上学叫做综合的科学的形而上学。拉兹洛的广义综合进化论和邦格的系统世界观主要属于这种形而上学，是一种更加接近数学自然科学方法的形而上学。

张华夏主张拒斥作为包罗万象的知识体系的思辨的而又模糊的形而上学，赞成思辨的但却清晰的形而上学，赞成分析的以及综合的形而上学，后面三种形而上学的发展和整合，便是当代新形而上学或当代新自然哲学的兴起。

四、国内自然哲学研究中提出的部分理论观点

金吾伦提出了生成哲学。象系统整体论那样的整体论虽然力图摆脱以实体主义为基础的构成论，但仍带有构成论的色彩。系统只是放大了的实体，基础还在要素的分离与结合。整体论不同于构成论的地方只是，前者考虑到了要素间的联系与相互作用，后者忽略或不考虑这些联系与相互作用。但那些要素却是实存的。生成论与此不同，它强调那些要素是生成的，把“生成”概念提到最本质的地位。没有生成就没有要素。其自然科学依据是：（1）宇宙是生成的；（2）粒子也是生成的；（3）定律也有从无到有的过程。生成论的最基本概念是生成，最本质特征是动态性和整体性。这两个基本特征由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1）潜在性；（2）显现性；（3）全域相关性；（4）随机性；（5）自我同一性。生成论认为宇宙及宇宙间的一切都是一个生成过程；这个生成过程是整合的，即从潜存到显现过程中将相关因素都整合在其中，从而生成具有个体性的新事物。生子论是生成论的精髓，生子是生成的因子。它是瞬时持续的，空间是非定域的。生子不是物质，不是能量，不是精神，但它能转化成物质和能量。生子具有自主性和自组织性。这种自主性和自组织性是宇宙自身所具有的，且是演变的。生子与原子的区别在于：（1）原子是实存的，生子则是潜存的；（2）原子是空间上定域的，它在空间中通过某种作用力而运动，生子是非定域的，它能自己运动。（3）原子运动的改变要靠外力，它自己不会发生变化；（4）事物的变化是由组成它们的原子分离和结合的结果；生子自身具有内在的能力，事物的变化是由生子的生成、转化的结果；（5）原子是机械论的，生子是有机性的，由原子构成的是一只机械大钟，生子则组成一个有机整体。

宇宙万物及我们人类自身处在不断的生成，演化过程中，这个生成过程的机制大致为：潜在的道实在具有双重结构，生子就在其中孕育。用物理学语言说，它是对称的，尚未破缺，生子的形成就是生成的开始。生子不是实体，它在时序上先于实体。它可以生成实体。当全局存在在一定条件下“凝聚”到某一点时，实体生成了，生子就转成实体。

朱葆伟认为20世纪科学中发生的一个根本性变化，是用机体的模型取代机械的模型作为理解和解释世界的基础，并广泛采用了“关系—功能”分析方法。上述变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使得一种广义的“价值”成为把万事万物联结成一个有机整体的组织因素和自我发展的内在驱动力量进入世界科学图景乃至一些学科的基本概念、假设和问题中，这直接影响了哲学价值论的研究。但所有这些不能为价值研究中的自然主义提供充分的支持。有机论科学图景的深刻启发意义在于提供了一个可以容纳目的性、自主性、能动性、选择、反馈等关于活动的机制和逻辑的启发性概念框架。这一概念框架更为接近人的活动的实际，但不足以完整描述人的活动的实际，借助于它，我们可以更为深入地理解人类实践的机制和逻辑。“可能性空间中的选择”和“反馈”这两个范畴的引入是十分重要的。正是活动和活动结果的相互作用、反馈循环，使得活动系统参与到所在的世界中，通过活动本身不断地为自己开辟新的可能性，也通过反馈—放大机制不断地为自身确立存在的条件和根据。这一活动结构中展示了一种类似于艾根“超循环”的特殊逻辑，也即“活动实践的逻辑”。在这里，活动本身成为实在的要素，成为可能向现实、偶然向必然，以及实然向应然、未来、理想推移、转化的必要环节：对于活动——参与者来说，现实实在不仅是以往活动的结果和制约我们现实选择的可能性空间，而且是要联系于不确定的未来，联系于我们的目的和价值观念才能获得确定的意义；另一方面，未来不是给定的，人的活动、实践参与在现在向未来的推移过程中实在地起着作用，它使可能性转化为现实，并纳入合乎目的、需要和理解的轨道，理想、价值、规范等也就在此而联系于现实事实，转化为现实事实，这种逻辑的另一个基本内容，是两个在逻辑上相互独立的因素求真和趋善自我确立，又相互生发、催化。

罗嘉昌认为把时间观念放到重要位置上，这是现代文明的显著特征。当代哲学所以对时间问题表现出强烈的兴趣，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传统的时间和宇宙概念业已受到相对论等现代科学的猛烈冲击；二是急剧的社会变动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使不少哲学家把人的问题，存在的历史真实性问题视为哲学的中心问题。分别受这两方面的影响，当代哲学在时间问题上形成了对立的两派和两种观点：一是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中心的唯科学主义观点；另一种是直觉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和生命哲学等人本主义流派的非理性主义、非科学主义观点。前者认为，关于时间，凡能理解的，都只能从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中去了解；后者则断言，真正的时间是科学所无法了解的。近年来，一些物理学家提出时间可能并不是基本的物理量，而是更基本的量生成的次生量。进而否定时间是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罗嘉昌认为在时间哲学见解中，非理性主义倾向和唯科学主义倾向都是片面的。我们必须越出各个具体学科和领域的界限，走向对时间的整体理解。他主张时间是无限的、客观的，宇宙是开放的。

胡新和认为现代物理学的基本特征是：（1）从实体论转向关系论；（2）从基元论转向整体论；（3）从构成论转向生成论；（4）从决定论转向随机性；（5）从可逆性转向不可逆性。自然界的关系特征和整体特征揭示了作为自然界一部分的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本质上相互规定、相互作用的关系，关系者脱离了关系就失去其意义，部分也不可能独立于整体而存在；而自然界的生成性、随机性和不可逆性，则显示出人类在其自身及其他生命过程中非常熟识的特征，揭示了自然界的某种内在统一性。

主要参考文献：

①吴国盛：《自然科学的复兴——一个历史的考察》，《自然哲学》第1辑，1994年。

②李章印：《自然哲学的复兴需要转换范式》，同上。

③吴国盛：《第二种科学哲学》，载《自然哲学》第2辑，1996年。

④张华夏：《旧自然哲学的衰落和新自然哲学的兴起》，载《自然哲学》第1辑，1994年。

⑤金吾伦：《生成哲学导论》，同上。

⑥朱葆伟：《机体与价值》，同上。

哲学的本质特征范文第5篇

(一)战争实践与哲学思想的形成

哲学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个理论形态。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极端艰苦曲折的革命斗争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般原理认识和思考中国革命实践问题，从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1．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原则的确立20世纪20至40年代的中国，其社会矛盾的尖锐性、复杂性十分罕见。中国社会变革在经历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革命将何去何从?中国革命应该按照什么样的道路模式继续走下去?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最紧迫、最重要的问题。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党内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后，党内一部分同志却在反右倾的时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犯了“左”的错误，照抄照搬苏联革命的战争经验。总结建党和建军初期革命斗争屡遭挫折和失败的教训，为了反对党内存在的本本主义，在1930年5月写作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这篇文章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中的贡献在于提出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基本原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等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过程中，开始逐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意义。

2．军事辩证法思想的中国特色和理论特征中国社会变革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主要实践形式是战争实践。中国革命战争时期的社会历史现状决定了中国革命实践的主要形式是军事斗争。在领导中国革命斗争实践过程中，合理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特点及其根本规律，形成了完整的人民战争理论，创造了完整的军事辩证法体系，着重说明了中国革命战争具有自身的特殊规律性，丰富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关于一般与特殊相互关系的原理;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方面充分运用唯物辩证法中矛盾对立统一的基本原理，制定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战争的全局和局部关系，丰富了关于整体与部分关系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从而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理论特征。

3．“两论”对中国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的哲学总结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告诉人们，如果只是一味地依靠书本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是不可能解决中国现实实践和革命问题的。因此，如何解决中国革命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和中国社会现实矛盾问题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人遇到的两个最重要的哲学问题。将中国革命丰富的实践经验加以概括、提炼上升到哲学高度，需要一个过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主要是通过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分析中国革命的特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找到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从哲学高度对此前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所经历的丰富实践经验与教训逐步地上升到哲学理论，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应该说，在1937年写出《实践论》和《矛盾论》，是世界历史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是对中国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教训的哲学概括和总结。它以自己的特点和新鲜内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性的理论成果。

(二)哲学思想的理论贡献和历史地位

在这一时期，中国现实实践的主要特征是以战争实践为主体，马克思主义哲学则运用唯物史观、认识论以及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来揭示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的社会根源，用其基本理论来指导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方向、对象、步骤等一系列事关中国革命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时期生成了哲学思想，哲学思想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由欧洲、苏联形态转化为中国形态。

1．哲学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由于各国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不同，这就需要根据各国的实际情况合理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使之能够解决本国的具体实践问题。在中国革命的特定环境中，哲学思想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提供的立场、观点、方法运用于中国革命的产物，同时又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的哲学概括。因此，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贡献在于，它在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实践过程中，不只是单纯地局限于已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结论，而是经过艰苦的理论探索，得出许多符合中国社会历史背景和现实实践现状的新的理论结论，揭示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特殊规律，对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进行了正确的概括和总结，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持了生命活力，提供了在落后国家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例。

2．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集中体现纵观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国社会发展受到了来自西方思想文化上的重大冲击，始终没有找到解救中国的真正出路。直到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才使中国人民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救中国的历史必然选择。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集中体现和核心内容。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个理论形态的哲学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理论概括，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最大的贡献就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并在长期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坚持从中国社会的具体实践出发，不断探索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结晶。

3．哲学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对党所领导的伟大实践的最高理论概括，又是党带领人民进一步实践的行动指南。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中国国情的分析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和原则指导中国革命，在实践中对党的历史上的胜利和失败进行哲学反思，在寻求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而在思想上为中国革命提供理论保障，最终使中国共产党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因此，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中国共产党观察和处理问题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哲学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运用和发展，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思想保证，是党的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

二、建设实践: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范式转换

当理论发展的时代背景和现实条件发生变化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也需要随着社会历史的不断发展和具体实践的不断变化而丰富和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现实国情发生了重大转变，这就使得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性实践形态开始由以革命斗争为主的战争实践转换为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主的建设实践。

(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实践基础

进入20世纪70年代末，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以改革开放为动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使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心理状态等等都发生了巨大改变。这些变化，既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实践基础，也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增添了生机与活力。

1．斗争哲学对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的理论偏误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社会进入了全面、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一时期，党对国内主要矛盾虽已有了正确认识，然而，发生在东欧的“波匈事件”引发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联想和对现实的沉重思考。提出，虽然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但是被的地主买办阶级和资产阶级还存在。因此，阶级斗争还将长期存在。由于党内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量，动摇了党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使斗争哲学在中国社会的哲学思考中占据主导地位。建设时期的斗争哲学，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脱离了社会主义建设客观实际的实践轨道。

2．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理论意义理论是实践的总结和概括，理论一旦脱离实践，就会走向现实生活的反面。1978年，围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哲学文章展开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立足建设实践实现范式转换的“引擎”。这篇文章针对当时在党内居主导地位的“两个凡是”的新本本主义错误方针，论述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立场。这场大讨论，从更深层次探讨以什么样的理论态度来分析历史和研究现状，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实践观，深化了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认识。

3．和平与发展背景下的改革开放实践当今时代，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邓小平曾深刻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是在深刻总结中国社会现实实践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丰富起来的。为了加快经济建设步伐、迅速改变贫穷落后的社会面貌，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强调要大力提高生产力，努力改变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从此，一场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的全面性的改革开放大潮势不可挡的展开了。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在这场变革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为实践提供了理论先导，又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发展形成了新的理论形态。

(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研究范式

哲学的先导作用往往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表现得最为突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改革开放开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理论先导作用，集中表现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和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思维方式的转换、实践探索的批判性思维等方面。改革开放在中国社会整体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使人们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运用上有了重大转折，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创新发展奠定了基础。

1．“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斗争哲学悖论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矛盾理论、矛盾斗争性理论，在革命战争年代因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和革命斗争的残酷性而被强调运用，这种思维模式是适应当时的实际需要而形成的，是合理的、必要的、正确的，符合当时时代背景的客观需要。然而，一切事物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的进步和发展也需要符合当时的现实实践和客观规律。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家的工作重心已经发生了转移，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这时如果我们不能清楚地认清形势，正确的处理国内的主要矛盾，仍然将阶级斗争作为处理一切事物的总原则，一切事物都被纳入阶级斗争的轨道，对一切事物都要作阶级分析，都要从阶级斗争的高度去认识和处理，并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那么，中国社会的发展将会停滞不前，进而走入斗争哲学的悖论之中。

2．“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建设哲学道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任务和所要解决的问题由阶级斗争开始向经济建设方向发生转变。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之后，由邓小平恢复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中国共产党人对时代主题和国内主要矛盾、主要任务有了新的正确的认识和把握。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清醒地认识到，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因此，当前国内的中心任务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大力发展生产力。从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建设哲学的新思路便取代了革命斗争时期斗争哲学的思维模式，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找准了发展方向。

3．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的新探讨改革开放以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彰显反思精神，对建国后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对斯大林哲学模式进行反思，探索新问题，提出新见解，以科学精神紧密结合当代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以实践理性密切关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实践中提出的重大现实问题，研究人类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如实践问题、主体性问题、价值问题、发展问题、文化问题、知识经济问题、全球化问题等。特别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围绕“实践唯物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特征和理论形态的讨论的基础上，实践的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得到强化。从理论成果来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坚持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根据现实实践的不断变化而及时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体系，形成了邓小平哲学思想、“三个代表”哲学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哲学思想。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思想的理论地位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实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与时俱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是对历史经验和新的实际问题的总结和概括，也是对当代现实实践的哲学剖析和解答。

1．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哲学的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探索过程，是对当今时代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入、不断丰富和不断提高的过程。它的开创性和探索性，决定了它必然创新的基本逻辑，同时也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成果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这一理论体系，关于坚持发展生产、共同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理论，是人类发展思想的集大成，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观。另外，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建设和发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论述，形成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

2．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理论本质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实践性很强的理论体系，具有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理论本质。它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对人民群众实践的创造性经验的理论总结。它有着鲜明的实践特色，而不是单纯的学理推论，是产生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实践中，是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形成的，其生命力深深地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视野并不囿于中国自身的社会实践，它也是对世界上其他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进行科学总结的理论成果。我们党对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衰成败进行正确分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思想理论营养。

3．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阶段马克思曾经说过:“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根据中国现实实践发展需要，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这“三大基本问题”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面临的时代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紧紧围绕探索和回答这三大基本问题展开，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化和丰富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境界。

三、和谐实践: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现实诉求

时代的不断变化发展需要哲学在理论上提供指导，新的实践要求哲学作出新的阐释、新的突破，而哲学理论本身也同样需要随着社会实践的变革不断发展和创新。当前我国正处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的实践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立足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现实实践，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随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理论创新的现实诉求。

(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时代背景

对时代的发展变化进行新的分析，不断深化对时代特征、时代主题和中国现实国情的认识，深刻认识社会实践形式和“世界图景”的新变化，立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实践，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探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使命。

1．全球化成为世界最显著的时代特征全球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世界历史进程，它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显著的时代特征。从本质上说，全球化是现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人类交往实践在全球范围内的进一步展开，是社会进步和人类解放的必然趋势。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大时代背景。因此，对全球化的哲学思考，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时代需要。

2．“世界图景”的新变化和中国发展的新挑战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今世界，人类的实践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全新变化。社会主义的中国成功实现了社会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正在改变必将深刻影响世界历史进程。中国现代化走到今天，先进落后并存，新旧矛盾交织，面临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例如，经济发展与资源短缺、环境恶化和生态失衡等矛盾突出;人们之间的利益分化日趋明显，利益多元化的格局已经形成，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大量涌现;中国民生有了很大改善，但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就业压力很大;中国社会政治生活日趋活跃，公民基本权利得到较好的维护，但民主法制还不够健全;社会不公和等问题依然存在等。如何应对这些矛盾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途和命运，给我国的社会和谐稳定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和挑战。因此，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转变实践理念，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合理解决，实现和谐发展。

3．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新实践中国传统哲学文化历来提倡和谐，信奉“和为贵”，提倡“和而不同”。随着认识的深入，我国提出构建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宏图。最完美的和谐社会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马克思的这个理想也是对和谐社会概念的诠释。但是，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社会生活中的不和谐，已经严重阻碍了经济社会发展，同时也催生了社会上各种不和谐的问题和现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实践，从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误区里解脱出来，不但可以把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活动推向“以人为本”，以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提高为发展轨道，迎接建设知识经济的挑战和机会，而且能够高度重视文化精神领域的发展，大大促进社会文明进步。

(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哲学诉求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一直以来都是人类不断追求的社会理想。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来看，社会和谐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追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实践和理想目标，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提出了新诉求。

1．和谐社会实践的理论诉求以人为本的理论诉求。以人为本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宗旨。和谐社会的实践坚持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目的在于更加全面、更加深刻地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公平正义的理论诉求。公平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基石。和谐社会以公平正义为基础，没有公平正义，和谐的基石就会受到动摇，和谐社会就建立不起来。人人享有的理论诉求。达到人人享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终极目标。人人享有发展是一种崇高的理想，实现人人享有发展，也就能达到理想的境界。人人享有发展的社会，自然就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2．科学技术发展的现实困境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大历史任务就是，认真总结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成果，并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向哲学提出的各种时代性问题和挑战作出正确的回答。例如天体“大爆炸学说”提出的关于世界有限性与无限性问题;“夸克幽禁”学说提出的物质是否无限可分的问题;信息论涉及的信息的本质问题;机器思维、克隆、转基因、暗物质、反物质等一系列科学技术的前沿问题。这些新的科学技术都需要在哲学层面进行深入思考，并在实践层面做出相应的回答。这些问题引起了哲学思考的框架性转移，使得哲学又进一步提出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科学技术与价值理念、自然与社会、技术与社会、技术与人的发展等更深层次的问题。由此可见，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成果进行哲学思考、总结和回答，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丰富和发展的实践要求所在。

3．人与物、人与人关系的哲学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就是关注人的生存和人的解放，把人从受奴役、受压迫的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从而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马克思所创立的理论就是一种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理论，这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自始至终都一直贯穿着“以人为本”的基本精神。回顾人类文明发展史，人类的实践方式的不断变革对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市场经济与人的生存方式的转变、可持续发展与人类中心主义、人权问题、以人为本、人的主体性发挥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使得当代哲学发展必然转向对人本身的研究。因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应当以人作为自己的主体研究对象来建构自己的理论形式和内容。

(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构想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实践的背景和方式也都发生了重大改变。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要面对和回答全球化这个重大的时代课题，而且要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的实践问题进行思考，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

1．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式回答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时代问题，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在不断发展，实践过程中提出的哲学问题促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在不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具有鲜明的实践性、主体性和本土性特征。实践性。实践是产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唯一源泉，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强大动力。实践性贯穿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只有牢牢把握实践性，才能够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向一个更高的新的发展阶段。主体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实践的哲学，又是主体的哲学。这就需要我们着眼于对实践问题的理论思考，在主体的对象化实践中思考和回答当今人类社会实践中出现的许多带有全球性质的重大现实问题。本土性。本土性是指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使之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根据我国具体国情和社会主义发展实际，把握时代脉搏与特征，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所赋有的丰富哲学思想，是中华民族思想智慧和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的结合，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理论内容。

2．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方法论原则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是构建其理论形态的依据。理论上的构想必须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性与当代性、意识形态性与学术理论性、基本原理与理论形态多样性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逻辑与历史逻辑相统一的科学理论，既具有历史性又具有当代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构建，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和回答新时代提出的问题，必须坚持历史性与当代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指导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世界观、方法论，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思想武器，具有意识形态的理论特征。坚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性，必须处理好作为国家建设指导思想的哲学研究与作为人类智慧的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念、理论和方法更具有深厚的思想底蕴。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具有普适性和超越性，它的实践观点、唯物史观和辨证方法是指导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理论。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