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投资和资本金注入区别范文第1篇

［关键词］金融扭曲差异；外资进入；融资约束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重点研究基地（南开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重大项目“后危机时代的跨国公司投资、国际资本流动趋势与我国外资政策”的资助。 2000）

作者简介：周 申(1970―)，男，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天津，300071)，教授。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要素市场。

张 亮(1986―)，男，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天津，300071)，博士生。研究方向：国际金融市场、国际经济学。

漆 鑫(1983―)，男，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北京，100033)，博士。研究方向：金融发展、国际经济学。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流入我国。Prasad and Wei（2005）［1］指出，自1994年以来我国吸引了流入新兴市场经济体FDI的三分之一，流入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FDI的60%。2010年非金融领域新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27406家，同比增长1694%；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05735亿美元，同比增长1744%。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①(2011)显示，截至2009年底，FDI累计余额已经达到9974亿美元，接近1万亿美元。

是什么原因使我国对FDI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呢？根据大量研究FDI区位分布的文献可以看出：FDI倾向于流入具有较低劳动力成本（Sun et al2002；）、［2］(79-113)较高市场潜力（Fung et al，2005）、［3］(408-416)较好基础设施（Berthelemy，

［4］(140-155)以及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Benassy,2007)［5］(764-782)的地区。然而，FDI上述相关理论仅仅从FDI供给方――跨国公司视角出发，研究分析跨国公司选择某一国家或地区进行投资的原因，缺乏对FDI需求方东道国相关因素的考虑，对FDI大量流入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原因并不能提供完整的解释，如与我国市场潜力、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等方面都较为相似的印度，外商投资流入却要远远低于我国。那么从FDI的需求方东道国视角，具体分析到我国有哪些特殊情况对外资流入有着显著的影响呢？

二、地区金融扭曲影响外资进入的机制分析

由于我国金融体系存在严重的扭曲现象，国有商业银行在进行资金配置时更多的依据政策指令而非经济利益，导致长期以来国有商业银行信贷资源基本为国有企业所占据，而非国有企业很难从国有商业银行获得融资（Park and Sehrt，2001)；［6］(608-644)(Allen et al，2006）。［7］Huang（2003）［8］指出，外资大量进入中国不仅是因为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还是因为我国金融体系存在严重扭曲的结果。在融资领域，由于我国是银行占主导的金融体系，并且国有商业银行在我国银行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国有商业银行在配置金融资源方面往往按照政治性主从次序将金融资源大量投向国有经济部门，而非国有企业难以从国有金融体系中获得融资。这就导致非国有企业为了满足其融资需求，存在寻找外国投资者以获得投资的动机。Huang（2003）［8］认为是中国金融部门扭曲导致FDI的大量流入，中国私营企业面临来自银行和证券市场的歧视（信贷歧视和上市批准复杂）而被迫寻求外国投资者，将合资作为扩张投资的方式，而与外资企业合资还可以减少中国私营企业面临的不对称信息，从而使其容易获得银行贷款。Guariglia and Poncet（2008）［9］运用1989-2003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分析发现FDI降低了银行部门低效率产生的成本, 并提供资金给那些由于银行部门扭曲而造成借贷能力不足的公司。（Galina,H.and C.Long,2000）［10］指出若东道国金融市场不完善、缺乏效率，则更倾向于以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进入市场，此时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质上起到了对东道国不完善的金融市场的替代作用。在我国，FDI并未充分的起到弥补资金不足和技术溢出的作用，更多的只是为我国在存在扭曲的金融体系中无法获得融资的非国有企业提供替代性资金来源，企业为获得外部融资有着强烈的引入外国投资者因而获得投资的动机，因此本文提出假说：我国地区间金融扭曲差异是影响外资流入的重要原因。

三、估计模型和指标说明

（一）估计模型

根据Ezeoha and Cattaneo(2011)、［11］Nasser and Gomez (2009)［12］(61-74)的研究建立以下基础估计模型：

InFDIi,t=αFinanceIn Financei,t+∑βControlsIn Controlsi,t+γi+ηt+εi,t（1）

其中FDIi,t表示i省份t年的外商直接投资指标，Financei,t表示i省份t年的金融扭曲差异指标，Controlsi,t是i省份t年的宏观经济控制变量。γi表示省份虚拟变量，ηt表示时间虚拟变量，εi,t是随机扰动项。对估计模型进一步细化后可得：

Infdii,t=αdloanIn dloani,t+βlfdiIn lfdii,t-1+βwageIn wagei,t+βmpIn mpi,t+βmrIn mri,t+βinfrasIn infrasi,t+βinduIn indui,t+βopenIn openi,t+γi+ηt+εi,t（2）

Infdii,t=αdprivIn dprivi,t+βlfdiIn lfdii,t-1+βwageIn wagei,t+βmpIn mpi,t+βmrIn mri,t+βinfrasIn infrasi,t+βinduIn indui,t+βopenIn openi,t+γi+ηt+εi,t （3）

Infdii,t=αdbdlIn dfirgi,t+βlfdiIn lfdii,t-1+βwageIn wagei,t+βmpIn mpi,t+βmrIn mri,t+βinfrasIn infrasi,t+βinduIn indui,t+βopenIn openi,t+γi+ηt+εi,t（4）

模型中所有变量的具体定义详见表2。为控制可能存在截面异方差的影响，本文将所有变量均取对数并计算稳健标准误差。

（二）指标选取

1 非国有经济部门信贷比重

本文借鉴张军、金煜（2005）［13］研究思路，非国有经济部门信贷比重的估计方程可以表达如下：

firi,t=α+βsoei,t+θi,t+μi,t （5）

μi,t=ρμi,t-1+δi,t （6）

其中，firi,t代表银行信贷/地区总产值比重，soei,t代表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地区工业总产值比重。根据计量结果βsoei,t,可以用来度量银行信贷中配给到国有经济部门部分，而银行信贷中配给到非国有经济部门部分则可以用常数项α，地区虚拟变量θi,t和误差项μi,t之和表示。表1是对我国非国有经济部门信贷份额估计的结果。

2 贷款比重、存贷款余额比重

在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未得到改善时，金融市场规模扭曲能提高金融市场中实际可利用的资金总量，从而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非国有经济部门的融资难问题，推动非国有经济部门竞争力的提高，减少非国有经济部门向外国投资者寻找投资的动机。因此本文还将地区金融机构贷款比重（loan）、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比重（firg）作为金融扭曲的反向指标，即金融机构贷款比重、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比重数值越大，表示该地区的金融扭曲程度越小。

3 金融扭曲差异指标的计算

地区金融扭曲差异指标是指i地区在t年的金融扭曲程度与t年度全国总体平均金融扭曲的差值，可通过以下公式计算得到：

dloani,t=loani,t-loani,t（7）

dprivi,t=privi,t-privi,t （8）

dfirgi,t=firgi,t-firgi,t （9）

由于银行贷款比重差异（dloan）、非国有部门信贷比重差异（dpriv）、银行存贷款余额比重差异（dfirg）3个金融扭曲变量均为反映地区金融扭曲差异程度的反向指标，即当银行贷款比重差异、非国有部门信贷比重差异、银行存贷款余额比重差异指标数值为正时，表示i地区t年的金融扭曲程度比t年的全国平均要低，地区的金融水平高；而数值为负时，表示i地区t年的金融扭曲程度比t年的全国平均要高，地区的金融水平低。由于三个金融变量是反映地区金融扭曲差异程度的反向指标，因此数值越大时，表示地区金融扭曲程度越低、金融越发达。

（三）变量说明

本文研究的时间为1998-2007年我国28个省、自治区(、海南数据缺失，重庆的数据并入四川省)。

四、实证检验与分析

（一）变量的统计分析

表3和表4分别是变量的统计性描述和Spearman相关系数矩阵。由表4得知：银行贷款比重差异、存贷款余额比重差异与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均显著的负相关，初步表明地区金融扭曲差异会使外商直接投资的流量、存量减少。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和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与地区劳动力成本，市场化程度显著负相关，与地区市场潜力、基础设施、工业化程度以及开放程度均显著正相关，基本与我们前面的理论预期相一致。当然，更为严谨的结论还有待于下文的计量分析。

（二）实证检验

1．基本估计分析。地区金融扭曲差异与外商投资之间存在反向因果关系，②金融扭曲差异的内生性问题会导致OLS估计参数有偏和非一致，因此本文采用系统广义距模型Sys-GMM（System Generalized Model of Moments）估计方法来估计，同时将固定效应模型（Fixed-effect）的估计结果作为对照组列入估计结果表格中，但本文分析依然基于系统广义距模型的估计结果。表5是以外商直接投资流量（fdi）作为被解释变量得出的基本估计结果， A1、A2、A3列的wald检验均是显著的（概率值均为000），而B1、B2、B3列的F检验均是显著的（概率值均为000），说明所有估计方程总体上均是显著的。

由表5可知：B1、B2、B3列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显著性较差，可能是没有有效地克服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故本文分析采用有效地克服了解释变量的内生性的System -GMM估计结果，将固定效应模型估计作为比较组。A1、A2、A3列的银行贷款比重差异、非国有部门信贷比重差异、银行存贷款余额比重差异3个金融扭曲差异指标均在5%的检验水平下显著地为负，说明地区金融扭曲差异的减小会抑制FDI的流入。控制变量对FDI的影响基本与理论分析相符：外商直接投资流量的滞后一期（Lfdi）系数在1%的检验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FDI的流入有很强的集聚效应和示范作用；劳动力成本估计系数在1%的检验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FDI选择相对劳动成本较低的地区投资；地区市场潜力、市场化程度为负，但不显著；基础设施、工业化程度、开放程度均显著地为正，随着我国经济开放的逐渐深入，巨大的市场潜力以及近些年来基础设施的大量建设为外商投资企业提供较完善的扭曲条件，为产品的生产、运输、销售提供了有力地保障，显著地促进了FDI流入我国。

表6是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由表6可知：C1、C2、C3列的3个金融扭曲差异指标均显著地为负，且发现银行贷款比重差异、非国有部门信贷比重差异、银行存贷款余额比重差异对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影响程度（影响系数分别为-0194、-0168、-0109）要小于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影响系数分别为-0840、-0725、-0490），因为外商直接投资存量是FDI流量的累积量，与外商直接投资流量相比有一定的稳定性，当期金融扭曲差异是对当期流量FDI作用，从而影响了存量FDI。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滞后一期（Lafdi）系数在1%的检验水平下显著为正，且对存量FDI影响（系数分别为0856、0869、0890）要比对流量FDI影响（系数分别为0302、0320、0333）要大，由于总体FDI存量基数较大，与流量FDI相比变化小，因此上期FDI存量对当期FDI存量的影响要大。其他控制变量对FDI的影响与理论预期相一致：劳动力成本、市场化程度估计系数为负，地区市场潜力系数为正，但均不显著；基础设施、工业化程度、开放程度显著为正，显著地促进了我国FDI存量的增长。上述分析说明金融扭曲差异影响FDI流入的观点不受变量选取的影响，具有很强的稳健性。

2分地区估计分析。表7是按照东部、中西部分组，③外商直接投资流量作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由E、F列可知：我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在金融扭曲差异对FDI流入的影响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东部的银行贷款比重差异、非国有部门信贷比重差异、银行存贷款余额比重差异指标均为负，但不显著；而中西部的金融扭曲差异指标均在1%的检验水平下显著为负，且金融扭曲差异变量对中西部外商直接投资流量的抑制程度（影响系数分别为-1442、-0844、-0707）要明显的大于东部（影响系数分别为-0062、-0195、-0158）。

这与我国东部经济开放程度高于中西部，而中西部地区金融扭曲程度却比东部地区严重的现状相符合的。由于我国中西部地区金融扭曲程度高于东部地区，因此中西部地区金融扭曲导致FDI作为国内不完善的金融体系的替代和弥补而流入的效应要比东部地区更加显著，中西部地区金融扭曲对FDI流入有着比在东部地区更大的影响，进一步证实了上文金融扭曲影响FDI流入的机制分析中阐述的观点。外商直接投资流量的滞后一期（Lfdi）在1%的检验水平下显著为正，而外资流量的滞后一期代表的是FDI的示范效应，东部外商直接投资流量的示范效应（影响系数分别为0518、0507、0524）要大于中西部（影响系数分别为0415、0446、0470）。劳动力成本在5%的检验水平下显著为负，工业化程度在1%的检验水平下显著为正，地区市场潜力、基础设施、市场化程度、开放程度等控制变量对FDI的影响基本与上文结论一致。

表8是按照东部、中西部分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由G、H列可知：与表7外商直接投资流量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我国东部的银行贷款比重差异、非国有部门信贷比重差异、银行存贷款余额比重差异变量均为正，但不太显著；而中西部的金融扭曲差异指标均在5%的检验水平下显著地为负，且金融扭曲差异变量对中西部外商直接投资流量（fdi）的抑制程度（影响系数分别为-0298、-0145、-0150）要明显的大于东部（影响系数分别为0060、0021、0041）。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滞后一期（Lafdi）在1%的检验水平下显著为正，且东部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示范效应（影响系数分别为0937、0929、0937）要大于中西部（影响系数分别为0881、0905、0915）。

因此，无论是外商直接投资流量还是存量，金融扭曲差异对FDI流入我国的影响效果均一致，具有很强的稳健性。我国东部金融扭曲差异对FDI流入没有显著作用；而中西部金融扭曲差异显著地抑制了FDI流入，且中西部金融扭曲差异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存量的抑制程度要明显的大于东部。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随着我国外商直接投资量的逐年大幅增加，现有金融体系是否能适应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已日益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本文的分析发现： 银行贷款比重差异、非国有部门信贷比重差异、银行存贷款余额比重差异指标会促进外资流入，且区域金融扭曲差异对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影响程度要小于外商直接投资流量。接着分地区研究发现：我国东部金融扭曲差异对外资流入没有显著作用；而中西部金融扭曲差异显著地抑制了外资流入，且中西部金融扭曲差异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存量的抑制程度要明显的大于东部。这与我国东部经济开放程度高于中西部，而中西部地区金融扭曲程度却比东部地区严重的现状相符合的，中西部金融扭曲程度高于东部地区，因此中西部金融扭曲导致外资作为国内不完善的金融体系的替代和弥补而流入的效应要比东部更加显著。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示范效应要大于外商直接投资流量，而东部外商直接投资流、存量的示范效应要大于中西部。

因此，对于现阶段我国金融水平不高、金融服务仍然不太完善的情况，需要着力加强地区金融体系建设，大力发展中小型金融机构，改善我国银行业产业结构，更有效地发挥银行业的杠杆支持作用。调整金融市场和信贷结构，完善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在内的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在政府金融开放政策的大力支持和引导下，逐渐摆脱金融发展水平低下的情况，让我国金融体系更好地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使二者互为有效地为经济健康发展做出贡献。

注 释：

① 2011年4月1日，国家外汇管理局了新口径之下的2010年国际收支平衡表。

② 由于FDI流入对本国不完善的金融体系起到一定的替代和弥补作用，减轻非国有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因此FDI流入可能会降低东道国对本国不完善金融体系进行改革的动力。从这个角度出发，FDI流入对金融扭曲存在反向因果关系。

③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江苏、浙江、上海、福建、广东共10个省、市，中西部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内蒙古、山西、陕西、甘肃、宁夏、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青海、新疆共18个省、自治区。 主要参考文献：

［1］Prasad, E. and Wei, S J. The Chinese Approach to Capital inflows: Pattern and Possible Explanations ［J］. 2005, IMF Working Paper No. 79.

［2］Sun, Q. Tong, W. and Yu, Q.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cross China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2002, 21(1).

［3］ Fung, K. C. Garcia Herrero, A. Iizaka, H. and Siu, A. Hard or Soft? Institutional Reforms and Infrastructure Spending as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J］. Japanese Economic Review, 2005, 56(4).

［4］ Berthelemy, J C. and S. Demurge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Theory and Application to China ［J］.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0, 4(2).

［5］ Benassy, A. M. Coupet. and T. Mayer. Institutional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 World Economy, 2007, 30(5).

［6］ Park, A. and K. Sehrt. Tests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and Bank Reform in China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1, 29(4).

［7］ Allen, F., J. Qian. and M. Qian. China's Financial System: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M］. Edited by T. Rawski and L. Brandt, 200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8］ Huang, Y. Selling China: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During the Reform Era . 2003,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9］Guariglia, Alessandra and Santos Paulino, Amelia U., Export Productivity, Fin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Are the Southern Engines of Growth Different?, 2008.Working Papers RP2008/27, 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 Research (UNU-WIDER).

［10］ Galina, H. and C. Long. What Determines Technological Spillover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China . 2007,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an Francisco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2006-13.

［11］Ezeoha A.and N. Cattaneo , FDI Flows to Sub～Saharan Africa The Impact of Finance, Institution and Natural Resource Endowment. CSAE Conference 2011: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frica . 2011

［12］ Nasser.O, X.Gomes. Do Well Functioning Financial Systems Affect the FDI Flows to Latin America?. Intern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2009,(2).

［13］ 张 军，金 煜.我国的金融深入与生产率关系的再检验：1987-2001［J］. 经济研究，2005（11）．

Influences of Regional Financial Distortion Disparity on Foreign Capital Entrance

Zhou Shen1 Zhang Liang2 Qi Xin3Abstract: With the annual increase of our FDI inflow, attention has been focused on whether current financial system will accommodate to substantial inflow of foreign capital. This paper uses the panel data of 28 provinces from 1998 to 2007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s of financial distortion disparity on FDI inflow. The findings show that regional financial distortion disparity affects FDI inflow, but the impacts of financial distortion disparity on FDI inventory are less than on FDI flow. Regional study shows that financial distortion disparity in eastern area has insignificant impacts on FDI inflow, but financial distortion disparity in mid-western are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impacts FDI inflow and the negative impacts on FDI flow and inventory are greater than eastern areas.

直接投资和资本金注入区别范文第2篇

关键词：区域经济；技术效率；配置效率；X效率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8(02)-0011-07

一、引 言

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总体上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在1991~1996年间，年均GDP增长率维持在9%以上，虽然在1997~2000年间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趋缓，但自2001年缓慢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后，经济重新进入快速增长的通道。然而，整体的经济发展速度掩盖不了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近年来，尽管国家提出并逐步实施旨在缩小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与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间差距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但东中西部的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仍在明显扩大。国家统计局课题组的研究表明，1980年东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分别相当于中部的192%和西部的213%，虽然1980年代差距有所缩小，但进入1990年代后，差距再次拉大。至2002年，东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于中部的232%和西部的247%。而至2005年东中西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24905元、11930元和9280元，其比例为2.68∶1.28∶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12584元、8787元和8598元，其比例为1.46∶1.02∶1；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分别为4417元、3000元和2300元，其比例为1.92∶1.3∶1。

事实上，中国省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日益扩大的趋势已经对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目前中国尚处于转型时期，尤其要注意在促进总体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同时，最大程度缩小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明确省区经济发展的差异，并寻找产生这种差异的根源。理论经济学早已证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相应的投入、产出密不可分，而衡量投入产出效果的指标有多种，其中效率测度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因此可以认为，中国各省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源于其利用可得资源禀赋获取最大化产出能力的差异，即效率的不同。而影响效率高低的因素又有多种，找出效率低下省区影响效率提高的因素，并对之进行改善才能逐步缩小各省区经济效率的差距，最终实现全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基于这一目的，本文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构建理论分析模型，并对中国31个省区的经济效率进行了测度，进而对省区经济发展的效率差异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

本文其余部分的内容如下：第二部分，对X效率及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简要回顾；第三部分，基于DEA方法构建省区经济效率测度模型，并建立用以分析影响省区经济效率因素的回归方程；第四部分，在上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2000~2005年省区经济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最后是本文的研究结论及相关建议。

二、相关文献综述

理论经济学认为，成本函数代表了投入要素价格既定情况下实现某一产出水平的最低成本，效率表现则为每一个经济主体收入水平与相应成本状况的对比，而具体的效率测算方法则有多种选择。X效率(X-Efficiency)即为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种效率测度方法，其由美国经济学家Leibenstein(1966)[1]在研究非竞争产生的无效率时引入这一概念。Frei，Harker & Hunter(2000)[2]认为X效率描述了除规模和范围影响之外的所有技术和配置效率，是关于整合技术、人力资源及其他资产来生产固定产出的管理水平的测度指标。这一方法具有良好的属性，X效率值是一个恒介于0和1之间的数值：效率值为1的决策单元是效率最高的决策单元，效率值为0则说明该决策单元效率最低或者无效率，效率对1的偏离程度说明了该低效率决策单元相对于最佳决策单元其效率可以提高的程度。同时，这个效率值还可以为效率低下的经济主体指出提高效率的途径和数量，即为提高效率至最佳状态，在不减少投入时可以增加多少产出，或在不改变产出时可以减少多少投入，而这是其他方法无法实现的。国外的学者较多地将这一方法运用于微观经济主体效率的研究，如在Sathye (2001)[3]的研究中，将X效率的测度方法运用于澳大利亚银行效率的评估，Darrat，Topuz，and Yousef (2002)[4]在对科威特银行效率的研究中也使用了X效率。国内学者也主要将X效率及其相关理论运用于微观经济主体的研究。将X效率理论运用于区域经济效率的比较分析，在国内外的文献中则较少见。事实上，在省区经济发展的对比中，如果将某省区视为一个决策单元，则其投入和产出无疑都将是多元化的，X效率便具有很好的适用性，所以本文采用X效率测度中国省区经济效率。由于测度X效率可以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或者随机边界分析法(SFA，Stochastic Frontier Approach)来实现，而基于DEA的X效率测度方法，不需要选择事先设定生产函数的性质，同时不考虑白噪声问题，将决策单元偏离效率边界的情形全部归为无效率(inefficiency)，能很好解决同时存在多种投入和多种产出条件下的效率问题。因此本文对中国省区经济发展X效率的测定采用DEA方法。

由于中国省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有加大趋势，因此已引起理论与实务界的广泛关注，并形成了一批有价值的文献。如，王侃(2005)[5]提出了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均衡性和均衡指数概念，设计出两种应用均衡指数研究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方法，即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优势――均衡矩阵法和优势――均衡指数法，并以我国31个省域经济2002年经济综合竞争力均衡性分析为实证加以说明。李闽榕(2006)[6]根据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内部构成和特点，按照科学性、客观性、系统性、公正性、可行性、可比性的设计模型，从宏观经济、产业经济、可持续发展、财政金融、知识经济等方面，对1998~2004年我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经济综合竞争力进行了评价分析。然而，这些文献大多集中于省区经济竞争力研究，并未涉及到对省区经济发展效率的分析。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研究省区经济发展效率的文献，主要集中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如，岳书敬、刘朝明(2006)[7]采用Malmquist指数分析了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1996-2003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并将其分解为技术进步指数和效率变化指数，在他们的研究中着重分析了人力资本与区域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而省略了影响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其他因素，同时也没有考虑投入要素的价格信息。此外，王道华(2005)[8]通过对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东、中、西部地区部分省份的投入要素、产业结构以及要素配置效率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实证分析发现，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较东部地区来说，其管理水平和管理技术的差距以及产业结构的差异是造成其落后的重要原因。由此提出要加大地区间的交流学习，提高落后地区的管理水平和管理技术，以实现低投入、高效率的学习效应。在这一研究中，将研究对象划分为东、中、西部，缺少进一步地对省域经济的发展状况及其产生原因的细致探讨。

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为全面分析中国省区经济效率及其影响因素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现有文献或是偏重于省区经济竞争力的综合评价，或是在计算效率时忽略了投入要素的价格，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所计算出效率值的真实性。而要改变不同省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日益扩大的局面，保持全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对省区经济效率进行客观评价，并探索影响效率提高的因素。因此，本文基于DEA方法，综合考虑投入、产出以及投入要素的价格因素，测算省区经济效率，并进一步寻找影响欠发达省区效率提高的因素，以期促进全国经济健康发展。

三、理论分析模型

研究中，对中国省区经济效率的分析由两部分构成，首先基于DEA方法测度省区经济效率值；在此基础上，以效率值为被解释变量，以金融深化程度、人口素质、外商直接投资、区位为解释变量，构建计量模型分析影响效率的因素。

(一)效率测度

Farrel(1957)认为，X-效率包括两个部分，即技术效率(technical efficiency)和配置效率(allocative efficiency)：技术效率反映了经济主体利用既定的投入组合获取最大化产出的能力，而配置效率则

① 生产可能性边界，指的是在一定的要素投入下可能达到的最大产出。

② 哈罗德和多马推导出的哈罗德-多马模型证明，经济增长的第一或持续的推动力是投资。反映在价格既定情况下，以最优的比例使用各投入要素或者决定产出的程度。因此，X效率的测度和生产可能性边界(production frontier)紧密相关①，即X效率=最低可能成本额/实际成本额，由此X效率的求解可借助线性规划来解决。

若n个区域，利用m种投入，生产k种产出，则区域j的最小成本可以通过线性规划问题(1)求解。

在实际测算中国省区经济效率时，借鉴并拓展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思想，投入选择资本、劳力和能源，其中资本投入以固定资产投资代替②，而劳力、能源则分别以区域内就业人数、用电量来体现；产出选定为区域GDP及居民可支配收入。三种投入物固定资产投资、从业人员及用电量的价格分别为折旧除以固定资产的净值、工资总额除以劳动力总数和实际电价。投入产出变量以及简要说明见表1。

(二)省区经济效率影响因素

根据发展经济学的观点，影响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的因素众多而复杂，其中金融深化度、人口素质、外商直接投资、区位优势等往往被认为是最主要的因素。

1.金融深化度。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深化度综合反映了金融发展的水平。因为，金融深化度的提高可以增加资源的流动性，减少金融投资的交易成本，从而导致投资增加；同时，还能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及回报率，进而提高生产率。可见金融深化对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具有基础性和全面性作用。

2.人口素质。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人力资源始终是经济发展理论不可忽视的因素。而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劳动力素质较劳动力数量更能影响区域经济发展，高素质的劳动力是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提高区域经济效率的先决条件。

3.外国直接投资。理论上通常认为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可以补充国内资本的不足，并产生技术转移和技术溢出作用。中国经济过去二十多年来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外国直接投资的大量引进是一个重要原因(沈坤荣等，2001)[9]。

4.区位优势。区位优势是指某区域拥有的对其

① 由于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数据的统计口径和统计方式的差异，这三个地区的效率暂未测算。经济发展起积极作用、相对其他地区具有比较优势的因素。这其中既有传统意义上的硬件优势，如地理优势、资源优势等，也有现代意义上的软件优势，如政策优势、市场化优势以及集聚效应优势等。各地区的不同区位优势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吸引投资、参与竞争的能力等许多决定经济效率的因素。

基于上述分析，在对影响中国各省区效率因素的回归分析中选择金融深化程度、人口素质、外商直接投资、区位作为解释变量。各变量的具体界定见表2。

四、实证检验

(一)数据来源

在测定中国各省区经济效率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1-2006)，个别缺失数据获得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stats.省略/，2007-01-10)。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实证研究的样本区间为2000~2005年。①

(二)省区经济效率的测算

基于统计数据，求解线性规划(1)、(3)，并根据式(4)计算配置效率，由此得中国大陆31个省区技术效率、配置效率及X效率，结果列示于表3中，其描述性统计见表4。

表3中的测算结果表明，2000~2005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技术效率、配置效率及X效率差别较为明显，其中较高的主要是较为发达的省市，如北京、上海、广东两市一省，三种效率值在不同的年份均能达到1，天津、江苏、浙江、山东等省的三种效率值也均较高；而效率值较低的则主要是中国经济发展相对欠发达地区，如宁夏回族自治区和贵州省在所考察的6年中三种效率值均较为低下，而青海、甘肃等省市，三种效率值均比经济相对发达的省市同一年份的效率值低0.2以上，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在2003年三种效率值仅分别为0.561、0.648、0.364，贵州省在2002年三种效率值也仅分别为0.556、0.784和0.436。①

表4显示，中国各省区X效率、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的平均值分别为0.833441、0.894247和0.926774，最小值则分别为0.36、0.50、0.65。无论是最小值，还是平均值均显示，技术效率要低于配置效率，而且技术效率的波动幅度要大于配置效率的波动幅度。因此，中国各省区X效率差异及落后地区X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在于技术效率不高，要提高这些省区的总体经济效率，首先应提高技术效率。同时，还应该看到，就技术效率而言，最大值是最小值的两倍；在配置效率上，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别也较大，而X效率最大值是最小值的近3倍。

(三)省区经济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模型(5)对影响省区经济效率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见表5。

首先表5的结果显示金融深化与技术效率、X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即随着金融深化的

① 表3也有两个明显的例外，即海南省和自治区，这两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于其他省市而言并不高，但其三种效率值在2000~2005年的6年中均达到了1。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这两个地区投入的低下，如2000年海南省的固定资产净额仅为240.66亿元，自治区则为全国最少只有45.51亿元，劳动力投入海南为333.68万人，自治区为123.36万人，也为全国最少，能源消耗量在全国也处于最低水平。与此同时，国家对这两个地区的扶持力度一直较大。因此这两个地区的高效率事实上是由低投入与政府的大力扶持引起的。加深，这两种效率均可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下降。这一结果与卢峰、姚洋(2004)[10]以及Liang(2005)[11]研究所得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似性。不过金融深化程度变动对两种效率的影响并不相同，对技术效率的影响较大，而对X效率的影响次之。而金融深化与配置效率之间存在不显著的正向关系。这说明中国近年年末贷款余额的增加并未从总体上促进效率的提高，而是起了一个反向的作用。

其次，以平均受教育年限衡量的人口素质对三种效率的影响均显著为正，即当区域内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时，随着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三种效率均会有所提高，但影响程度略有差异，对技术效率的影响最大，对X效率的影响次之，而对配置效率的影响最小。

第三，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效率之间仅表现为不显著的正向关系，而与配置效率、X效率之间则存在不显著的反向关系。这并未证明通常所认为的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引进新技术和管理经验有助于提高效率。

第四，区位优势与三种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其对X效率的影响较大，对配置效率的影响次之，而对技术效率的影响则较小。这表明不同省份的地理位置对其经济发展的效率是有影响的。国家针对性政策以及交通运输等方面的便利所形成的区位优势是经济发展效率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

五、简要结论及启示

本文利用中国2000~2005年的统计数据测算了31个省区的X效率，并将其分解为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借助回归模型进一步分析了金融深化、人口素质、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区位优势等因素对三种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各省区在X效率、技术效率以及配置效率上存在较大差异，且技术效率基本上低于配置效率，低效率地区尤其如此；金融深化程度和外商直接投资对X效率的影响基本上是负向的，而人口素质和区位优势则对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这一结果的启示在于：

(1)提高产出能力，促进技术效率。现阶段，应该结合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等，充分关注影响省区经济效率的因素，着力提高技术效率的水平，即提高利用既定的投入组合获取最大化产出的能力，并通过省区间效率差异的缩小和中国整体经济效率的提高，促进经济的协调健康发展。

(2)完善金融市场，提高金融支持作用。由于检验结果表明，以贷款余额/GDP衡量的金融深化程度与省区经济效率之间存在负向关系，这说明商业银行贷款因贷款方向、不良贷款等限制，没有发挥其在经济发展中理应发挥的作用。这就要求在下一步的经济发展中，一要优化商业银行的贷款行为，二要发展多元化的融资体系，更加充分的发挥金融在促进效率提高方面的作用。

(3)适度引进外资，注重溢出效应。在中国不同区域经济发展中，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效率之间在总体上没有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关系，即引进外资并没有明显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这种与理论的背离可能是因为各级地方政府在引进外资过程中，过分注重数量，而忽视了质量，特别是忽视了投资项目的技术含量。因此，在对待外资的问题上，应由“招商引资”转向“招商选资”，即在引进外资过程中，更应关注的是外资质量，尽量引进优质资源，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充分发挥外资提高经济效率的功能。

此外，还应充分关注区位及劳动者素质对效率提高的正向作用，促进区域经济的交流，加强就业人员的技能培训，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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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王道华.投入要素效率与中国的区域经济差异[J].经济管理，2005，(19)：72-75.

[9] 沈坤荣，耿强. 外国直接投资、技术外溢与内生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计量检验与实证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1，(5)：82-93，102.

[10] 卢峰，姚洋. 金融压抑下的法制、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J].中国社会科学，2004，(1)：42-55.

直接投资和资本金注入区别范文第3篇

关键词：俄罗斯；引进外资；国际经济合作

中图分类号：F835.12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0961(2008)02-0044-03

一、俄罗斯吸引外资概况

进入新世纪以来，俄罗斯引进国外资本日益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对俄罗斯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从1997年至2006年十年间，俄罗斯累计引进外资总额高达2 576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为1 429．26亿美元。特别是从进入新世纪以来，俄罗斯引进外资连续七年呈增长态势，而且从2003年起，增长的幅度急速扩大，2003年至2005年三年间年均增幅接近40%。2006年，俄罗斯吸引外资达到551亿美元，增幅低于2005年增长的33．1%，仅比2005年增长了14%，但创出1994年俄罗斯引进外资开始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2006年实际投资比2005年增长了17．3%，达到211．06亿美元。2007年1―3月份，引进外资总额达到246．24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280%。截至2007年3月末，俄罗斯实际引进外资已高达1 514．69亿美元。有资料显示，俄罗斯在世界直接投资排名榜中的位次，已经从2003年的第17位上升到2006年的第6位。

在俄罗斯吸引的外资中，直接投资一直占较高的比重。直接投资的资金一般能够长期沉淀在俄罗斯市场和企业中，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对俄经济发展具有长期推动效应。在俄罗斯引进的外资中，“其他投资”主要指国际机构贷款和商业贷款等形式，从2000年以来也保持着高速增加，增速基本保持在50%以上。这部分外资除了用于偿还到期的政府债务外，主要用于社会转移支付目的，以及用于缓解社会矛盾的社会保障体系，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

二、俄罗斯吸引外资的特点

(一)欧洲发达国家投资热情高

根据俄罗斯联邦统计局的统计，对俄罗斯投资前十位的国家主要是西欧经济发达国家，如荷兰、德国、英国、法国和瑞士等，来自亚洲的只有日本一国（如表2所示）。前十位的国家对俄投资，截至2006年12月31日，累计总额达1 238．71亿美元，占俄罗斯引进外资总额的86．7%。

对俄罗斯的直接投资的国家中，以英属维尔京群岛为首的离岸金融中心的投资额度非常大。多年来一直对俄罗斯投资最多的塞浦路斯，以及2004年、2005年对俄罗斯投资最多的卢森堡的资金，都被疑似离岸金融中心的资金（见表2）。离岸金融中心对俄投资大，一般被国际社会认为是俄外逃资本再返回的资金，其中甚至包含了洗钱的成分。

(二)外资集中在能源产业和新兴服务业

俄罗斯引进的外资主要分布在三大产业领域：一是能源资源即石油、天然气的开采、加工；二是汽车产业的销售、服务、修理；三是服务业的金融和电信（见表3）。

近年来，随着世界范围内的能源需求旺盛和能源产品价格不断攀升，扩大能源投资已经成为资本输出的最重要的选择。俄罗斯丰富的能源资源强力地吸引了外国公司。对俄投资国中，无论是荷兰、法国、日本等西方大国，还是经济迅速发展的中国、印度等都在积极抢占俄罗斯的能源开采市场。美国石油巨头Conocophilips公司出资15亿美元，提高其在俄卢克石油公司的股份份额，荷兰皇家壳牌公司继续向“萨哈林-1”和“萨哈林-2”天然气工程投资数十亿美元。

按照俄罗斯联邦统计局的数据，外资对能源资源开采的投资占外国直接投资的20．7%。另据俄罗斯官方统计，俄能源领域的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7%，占全部外国对俄投资的75%。

(三)外资主要分布在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和能源资源地区

外资在地区分布上，最明显的特点是集中在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和拥有能源资源的地区。位居第一位的是莫斯科，外资占俄罗斯外资总额的43．5%；其次是萨哈林州，外资占9．8%；第三是圣彼得堡市，外资占9．5%；第四是莫斯科州，外资占8．5%；第五是萨马拉州，外资占3．3%；第六是车里雅宾斯克州，外资占2．7%；第七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外资占2．5%；第八是汉特―曼西自治区，外资占2．2%；第九是萨哈共和国，外资占1．7%；第十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外资占1．4%。

三、俄罗斯引进外资的展望

总的来看，俄罗斯在吸引外资上，具备诸多的优势，必将强烈地吸引全球投资资本的关注。

(一)俄罗斯经济发展对外资有强烈需求

经济处于转型时期的俄罗斯客观上对外部资本存在着十分强烈的需求。根据俄罗斯政府制定的2010年前经济翻番和2020年现代化的快速赶超战略目标，未来十多年间累计要投入2万亿美元以上的资金。而这个天文数字的至少1/3需要由外资来填补。特别是俄政府正在开放服务产业，离开了外资的支持几乎难以为继。以信息产业为例，目前俄罗斯正在推行规模庞大的“电子俄罗斯”联邦专项规划，2005―2010年的第二阶段至少需要投资近500亿卢布，为此俄政府只能实行投资的市场化运作，积极吸收外资。

(二)政府重视引进外资

近年来，俄罗斯政府非常重视招商引资工作。普京总统明确提出“与外资共建俄罗斯”经济发展方针。从组织上，普京政府专门设立了新部门――俄联邦经济发展和贸易部，该部下设外国投资促进中心，负责引进外资工作，对投资者提供各种帮助。从政策上，俄罗斯制定和完善了关于外国投资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如《外国投资法》、《经济特区法》和《关于外国投资签订租赁条约法》等。同时在税收和关税等方面放宽政策，减少某些税种和降低税率，给予投资者一定的经济实惠和利益保证。如对外国投资者作为法定投入而进口的技术物资免征进口关税；外方在生产领域投资占项目总投资30%时，前两年免交利润税等。

(三)经济特区将成为吸引外资洼地

俄罗斯政府拨款80亿卢布建设六个经济特区，作为对外开放、招商引资的重点集中地区。六个经济特区各自以发展微电子业、软件业、信息技术和仪器制造、核技术和纳米技术、生产家用电器和家具，汽车零部件和石化产品生产为主，这些产业部门完全对外开放。

为达到吸引外资的目的，俄罗斯还专门制定了《经济特区法》，明确规定了入驻企业享有的各项优惠政策，包括：统一社会税由26％降至14％，项目投产前5年免征联邦财产税和土地税；经济特区内实行自由关税区制度，进口免征关税和增值税，区内产品免税出口等。特区还将借鉴中国经济特区“一个窗口”服务模式，成立特区管理公司，为入驻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简化注册手续，减少行政壁垒。为增强投资者信心，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经济特区法》还规定在投资协议有效期内，发生的不利于投资者的俄联邦及地方法律的变更，一律不适用于特区入驻企业。作为《经济特区法》内容的重要补充，俄政府计划在俄罗斯对外经济银行和俄进出口银行基础上注资10亿美元，成立进出口银行，以扶持特区的产品出口。

直接投资和资本金注入区别范文第4篇

一、硅谷概况

硅谷位于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湾的南部，从旧金山绵延到圣何塞市，南北长约50公里，宽约16公里。硅谷是美国现代高新技术产业的摇篮，是世界各国科技园区效仿的典范，也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高科技园区。

硅谷的历史与斯坦福大学密不可分，其起源于斯坦福工业园（后改为斯坦福研究园）。1885年，美国前国会议员斯坦福先生及夫人为了纪念他们不幸夭折的15岁儿子，捐出超过8180英亩位于帕洛阿尔托的土地用以筹建斯坦福大学，并规定学校的土地不得出售。经过6年的筹建，1891年10月1日斯坦福大学成立。斯坦福大学的校训是：自由之风永吹，目的就是鼓励和保证学校师生能自由地从事教学和相关科学研究。正是在这种倡导重视培养创造力和实践能力的环境中，推动在斯坦福大学周围逐渐衍生出世界上最早、最成功的高科技园区。 1990—2009年硅谷的人均生产总值高于加州和美国。2008年硅谷专利注册数为9474件，同期加州和美国的专利注册数为19288件和77888件，分别占加州和美国专利注册数的49.12%和12.16%。硅谷绿色技术的专利注册数量一直在增长，2006—2008年绿色技术的专利注册数超过100件，其中美国有12%的太阳能专利是由硅谷地区企业或个人注册。 二、硅谷的投融资环境

（一）宽松的法律和文化环境

尽管硅谷地区与美国其他地区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具有基本相同或相似的社会经济体制与法律环境，但硅谷在法律制度上仍然具有明显的优势。加州的法律环境很宽松，如硅谷的商业秘密保护法律（主要用于防止雇员辞职时泄漏公司商业秘密）远不如其他州执行得严格，这有利于人才的流动和信息的交流，从而极大地激发了硅谷企业的活力和灵活性。同时硅谷文化具有的广泛包容性及其推崇创业，宽容失败，鼓励冒险的社会文化观念能够极大地激发人们的创新创业热情，为硅谷企业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和创造力。

（二）严格有效的园区管理

硅谷的园区管理集中在对土地的出租和管理上。打破界限促进交流合作，协作创新是园区管理的主导思想。最初研究园区的土地租借期为99年，在1960年把租期缩短为51年，当时企业需要预付租金总额。到1987年，建立了每年支付租金制度。对投资者的申请持十分谨慎的态度，尤其对工业企业的进入有严格的限定，园区的土地出租必须经过谈判，双方的行为都建立在严格的规范之上。即便如此，各公司仍愿意在硅谷占有一席之地，地处园区内部，公司可以经常与大学相关部门接触，通过这种接触可以发现更多商机。

（三）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

1933年，美国政府颁布的《购买美国产品法》第一条就规定，政府出于公共目的的采购必须购买本国产品，除非有关机构或部门的负责人断定，本国所供应的货物或服务的价格不合理或者不符合美国的公共利益。在硅谷形成初期，正是由于美国国防部对尖端电子产品的大量需求才使许多年轻的高技术公司生存

同时，硅谷地区所在圣何塞市也出台了诸多优惠政策，包括：市政府为公司提供贷款担保，如申请100万，从银行可贷到70万，余下30万由政府提供，年息通常不超过8%；保护中小企业，对在本区域内发展的公司实行税收优惠等。

三、硅谷的投融资模式

（一）硅谷风险投资

1.风险投资的形成

随着硅谷向民用市场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风险投资取代国防军费的支持成为硅谷企业的主要资金来源。 目前，沙丘路的风险投资公司的投资领域广泛，特别是生物技术、清洁技术、计算机硬件和软件及服务、互联网公司、电信、半导体和医疗健康业等。以清洁技术为例，2000—2005年，在此领域风险投资额缓慢增长，从2006年开始步入快速增长期，2006年的风险投资额为5.5亿美元，2007年为11.4亿美元，2008年达19亿美元，2009年为12亿美元。虽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对于清洁技术的风险投资额有所下降，但仍比2007年增长了5%。

2.风险投资的资金来源

硅谷80%以上的风险投资资金来源于以下渠道：个人资本，这部分资本相当一部分投到早期风险企业；大公司资本，大公司出于战略考虑常投资于与自己战略利益有关的风险企业，以合资或联营的方式注资；私募证券基金，私募证券基金通常将一部分资金投资于接近成熟的风险企业，以期得到高额回报。 3.风险投资的组织形式

（1）有限合伙制。是由私人资本参与的专门向风险企业提供资金的投资公司形式。它不能从政府获得优惠贷款，但可以参与“小企业管理局”制定的部分投资计划。这是一种合伙性质的非股份制的企业，其合伙人分为两种：一种为“普通合伙人”（即风险投资公司的经营者），他们对公司承担无限责任，另一种为“有限合伙人”，只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合伙人的权利义务由“公司章程”规定。

（2）股份制。这类风险投资公司完全按股份制企业运作，入股者可以是私人、企业法人、银行和事业部门等。公司经营者可以是股东，也可以是由董事会聘请来的风险投资专家。

（3）子公司型。这类风险投资公司的资金和管理者来源于母公司，主要目的在于为母公司提供多角化或创新的可能性，一般不对外投资。

4.政府在风险投资中的作用 （二）硅谷银行

1.概况

硅谷银行成立于1983年，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克拉拉，当时的注册资本仅为500万美元。1993年以前，硅谷银行所服务的客户群体和提供的金融服务业务与其他商业银行相比没有太大区别。1993年是硅谷银行的重要转型期，也是它从一家传统商业银行成功转型为科技银行的关键点。1993年硅谷高科技产业发展得如火如荼，当时在硅谷开设的银行虽达350家，其中包括美洲银行、巴黎国民银行和标准渣打银行的分支机构等，但这些大银行主要服务于大公司，无暇顾及科技型中小企业。硅谷银行董事长John Dean决定把目标市场定在那些新创的、发展速度较快和被其他银行认为风险太大而不愿提供服务的中小企业上。他同时提出了“技术创新的中心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的理念。 截至2008年底，硅谷银行的总资产为94.72亿美元，其中净贷款和租赁余额为53.65亿美元；净利息收入为3.78亿美元，税前净营业收入为2.04亿美元，税后净收入1.21亿美元。1993年以来，硅谷银行的平均资产回报率是17.5%左右，同期美国银行业的平均资产回报率是12.5%左右，调整经营战略后的硅谷银行已经成为全美新兴科技公司服务市场中最有地位的商业银行之一。

2.硅谷银行的经营模式

（1）投资理念。第一，硅谷银行致力于为处于成长阶段的各种规模的技术和生命科学公司提供创新型金融服务。第二，硅谷银行投资于风险投资已经投资过的客户公司。

（2）客户关系。硅谷银行的客户主要有两类：风险投资公司和科技公司。硅谷银行同风险投资公司合作的方式共有三种：一是向获得风险投资的科技公司提供金融服务；二是作为风险投资公司的开户银行；三是直接投资于风险投资公司成为合伙人。硅谷银行对于科技公司的选择，会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做最全面、详尽的调查，包括对公司管理层的尽职调查。通过向相关公司的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咨询了解这些公司的历史和现状，同时银行会把借款和公司的现金流量相匹配，每月查看公司的资金使用情况。硅谷银行与已经向科技公司投资的风险投资公司实现信息共享，使硅谷银行可以通过风险投资公司进一步了解科技公司的经营管理状况，从而降低投资风险。

（3）投资方式。第一，硅谷银行突破了债权式投资和股权式投资的限制。对于债权式投资，硅谷银行主要提取部分客户基金作为创业投资的资本，以减少通过发行债券和股票所募集的创业投资资金，之后银行以高利率将资金借贷给创业企业。对于股权式投资，硅谷银行与创业企业通过签订协议，收取股权或认股权以便获利。值得一提的是，硅谷银行在投资中往往混合利用两种方式：将资金贷给创业企业，收取 高于市场一般借贷的利息，同时与创业企业达成协议，获得其部分股权或认股权。第二，硅谷银行模糊了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界限。直接投资是指硅谷银行将资金直接投入风险投资公司已经投资过的创业企业，但参与比例一般低于风险投资所投资的比例。在产生回报时，由创业企业直接交给银行。间接投资是指硅谷银行将资金投入风险投资公司，由风险投资公司进行投资，同时由创业投资公司回报给银行。

（4）风险控制。第一，风险隔离。所谓风险隔离是指硅谷银行将创业投资与一般业务分割开来。硅谷银行的创业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股市募集，少部分来源于客户基金项目。创业资金并不从一般业务之中提取资金，而一般业务也不会挪用创投基金，避免了相应的风险影响。硅谷银行还设立了Silicon Valley Bancshares，L.P.和SVB Strategic Investors Fund，L.p.两家公司管理创业投资基金，进一步保证创投基金的正常运作以及与一般业务的风险隔离。第二，组合投资。硅谷银行投资于不同行业、不同阶段、不同风险和不同地域的客户公司，进行组合投资以分散风险。第三，与风险投资公司进行联合投资，借助风险投资公司进行持续的风险监控。第四，以被投资公司的技术、专利作为抵押担保，签订第一受偿顺序的条款。如SVB在与企业的贷款合同中一般会有“SVB的贷款位立债权人清偿第一顺序”的条款。即使企业倒闭清算，也可以将损失降到最低，从而最大程度地维护银行的利益。

（5）退出方式。硅谷银行主要采用公开上市的方式进行创业投资的退出。在创业公司上市后通过抛售股权获得利润。对于没有上市的创业企业，硅谷银行采用两种收购方式：一是兼并，又称一般收购；二是其他创业投资介入，也称第二期收购。创业投资已经衍生出众多的新品种，逐渐由传统创业投资向新兴的创业投资过渡。

直接投资和资本金注入区别范文第5篇

今年的四项议题也是如此。下面我就这些议题谈几点看法：

自贸区建设与中美金融合作

首先，关于中国自贸区建设对中美金融合作的影响这个议题，我本人持非常积极的态度。

就在前不久，我在会见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代表时，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尼克？拉迪（Nicholas Lardy）先生曾经问我如何看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改革的进展，他在拜访其他机构时感受到了一些悲观的情绪。我的回应很明确，中国新一轮改革正在稳步推进。这一点在自贸区金融领域改革开放方面表现得尤其明显。在去年9月份上海自贸试验区挂牌时，很多人都在担心政策落地问题，因为金融市场准入开放、放松资本项目管制、利率市场化相比其他领域的开放更具风险性，在推进过程中必须把握好开放节奏和风险防控之间的关系。从中国政府已推出的一系列举措来看，自贸区金融改革步伐开放正在加快。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分别了支持自贸区建设的意见，共计51条意见。上海有关部门在这些意见框架下积极研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自贸区金融开放创新的制度和细则，在存款利率市场化、区内企业境外人民币借款、区内支付结算、企业资金管理、区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各类金融机构入区发展、区内企业境外母公司利用境内资本市场等方面进行了积极创新。而且，备受瞩目的自由贸易账户细则已于5月22日出台，依托于该账户的多项金融服务开放将会很快铺开，包括非居民在区内开立自由贸易账户，按照准入前国民待遇原则，享受相关金融服务；自由贸易账户之间、自由贸易账户与境外账户、境内区外的非居民账户之间的资金自由划转，等等。

这些改革和开放举措对境外的跨国金融服务提供者和消费者正在产生积极的影响。说实话，半年多一些的时间就能取得这样的进展已经很不容易了，问题在于人们的期望总比实际进展超前许多，也许，这正是加快推进改革的动力所在。据我所知，德国奔驰公司作为区内企业的境外母公司已经发行了人民币债券。中国拥有广阔的金融行业发展空间，中美实体经济互补性高，资金往来密切，这些都是利用自贸区引领的新一轮金融开放推进中美金融合作快速发展的坚实基础。

双边投资协定与跨境投资

其次，关于中美双边投资协定与跨境投资议题，我的意见是非常值得期待。

近年来，中美双边直接投资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据中国商务部统计，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在2002年曾达到54.2亿美元的高点，但其后显著回落，到2011年降至23.7亿美元的低点。不过，最近两年来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流量已显著回升，2012年为26亿美元，同比增长10%，2013年达到33.5亿美元，同比增长29%。比较起来，近几年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增长更为迅猛。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08年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流量首次突破5亿美元，2010年突破10亿美元，2013年又首次突破了20亿美元，达到22.4亿美元的历史新高。

以上数字充分表明，除了不断扩大的双边贸易，相互直接投资也正在成为中美两国深化经贸领域合作的一条新的重要渠道。令人充满期待的是，中美双边投资的未来发展空间仍然十分广阔。

一是中美相互投资在各自FDI总量中的比例还比较低。据中方统计，截至2012年年底，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存量为702亿美元，只占中国累计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3529亿美元）的5.2%。据美方统计，截至2012年年底，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存量为52亿美元，只占美国FDI存量（26508亿美元）的0.2%。按流量计算，2013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只占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176亿美元）的2.8%，来自中国的FDI只占美国FDI总流入量（1875亿美元）的1.2%。

二是中美两国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对包括中美企业在内的世界各国企业来说都具有极强的吸引力。2013年美国和中国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分别达到16.8万亿美元和9.2万亿美元。作为全球经济体量第一和第二的两个国家，美国和中国同时也是全球前两大跨境直接投资目的地，2013年吸收的FDI流量分别达到1590亿美元和1270亿美元。此外，作为全球创新能力最强的国家，美国的先进技术也是吸引中国企业扩大对美投资的重要因素，正因如此，收购和兼并已经成为中国对美投资的重要形式之一，此外也有一些中国企业与美国公司成立了合资企业以开展共同研发。

三是中国企业国际化步伐的日益加快将为中国对美投资注入新动力。多年来，美国一直是全球第一大直接投资输出国，而中国也在2012年首次成为全球第三大直接投资输出国，2013年中国的对外投资继续增长，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到902亿美元，同比增长17%。随着中国逐步从跨境资本的净流入国变为净流出国，作为全球最大市场的美国在中国企业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必将不断上升。

四是中美相互投资已经产生了互利共赢的效果。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08～2012年，在华美资企业累计汇回美国的投资收益接近400亿美元，加上220亿美元的利润再投资，合计收益超过600亿美元；同期，对美直接投资为中国企业带来的收益累计也超过了10亿美元。这些数字还远不能囊括直接投资给两国带来的所有积极影响。除了企业获得的丰厚回报，投资对东道国的就业、税收乃至产业结构的调整，都作出了积极贡献。

五是中美两国的投资环境都存在进一步改善的空间。例如，中国目前正致力于通过建设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尝试在金融服务、航运服务、商贸服务、专业服务、文化服务、社会服务等领域进一步扩大投资准入，探索建立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对外商投资试行准入前国民待遇。

美国的一些行业，如航运、能源、金融、媒体、基础设施等，也存在对外国投资的这样或那样的限制，同样有扩大市场准入的空间。再比如，无论是对国外的还是对中国自身的知识产权保护都必须进一步加强，这对中国加快技术进步、促进中外合作、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十分有利的。美国的外资审查制度也需要提高透明度，明确判定跨境投资威胁国家安全的具体标准，以尽量减少政治因素对跨境投资的负面影响，降低外国投资者在赴美投资时面临的不确定性。

正在谈判中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正是为了给两国投资者创造一个更开放、更公平、更可预期的商业环境，它对于中美两国乃至全球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市场准入的扩大和投资障碍的消除将为新一轮的中美相互投资开启大门，为两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增添新的动力，而全球经济两大引擎的稳定运转，势必会为世界各国创造更多的需求，推动全球经济从金融危机中加快复苏。另外，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的达成也将为其他国家之间达成类似协定提供重要的示范，从而有力地推动全球范围内的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进程。目前，中美双边投资协定最终达成还有一些难点，如市场准入、劳工规则、知识产权、国有企业、国际仲裁等，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考虑到中美两国加强互利合作的大局，双方必将努力弥合分歧，早日达成一致。这也是中美双方企业界所期待的。

资本市场的合作前景

第三，对于有关资本市场的议题，我的看法是合作前景非常广阔。

一方面，中国高科技、高成长性优质企业利用海外资本市场融资的需求依然旺盛。5月22日，中国最大的自营电子商务企业――京东商城正式在纳斯达克挂牌交易，融资18亿美元，超过预期。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平台企业阿里巴巴已于5月7日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递交上市申请，并有可能缔造有史以来最大规模IPO。京东、阿里巴巴等企业的主营业务和主流客户都在中国内地，他们选择赴美上市，固然有中国资本市场及PE/VC行业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但确也是资本市场全球化背景下的正常现象。通过在美国上市融资，企业可以在短时间内树立国际化的企业形象，有利于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快速推进。

另一方面，近期的政策走势表明中国资本市场将更为扩大、更为开放。新“国九条”，即《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出台，勾勒了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新图景。一些具有突破性的改革措施业已出台，例如，新三板市场扩容；推出“沪港通”这一上海与香港股票市场的交易互联互通机制；向证券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以及私募等资产管理机构放开公募基金业务等。更多措施正在酝酿中，包括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进一步改革创业板，放宽财务准入标准；建立创业板再融资制度；进一步扩大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的范围等。这些措施无疑都与提高中国资本市场投融资的可及性、便利性和高效息相关。

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红利的真正释放还需各方的切实努力。中国资本市场正面临很好的发展机遇，不论是国内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还是国企改革的推进、混合所有制的发展，都赋予了资本市场各利益相关者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例如，对于私募股权基金而言，新三板的扩容不仅使其成为中小企业实施定向增发、引入新投资者、进行股权转让的重要交易平台，而且为PE/VC机构增加了新的投资和退出渠道。中国资本市场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相信这正为有远见、有能力的金融界相关人士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中美金融业面临的宏观经济抉择

最后，对于中美金融业面临的宏观经济抉择这一议题，我的想法是大调整、大协调。

当今世界正处于深刻变革的时代。全球经济仍处于政府债务危机的后期，复苏进程缓慢艰难，既缺乏明确的新增长动力，又面临原有刺激政策退出带来的挑战。随着美国经济的稳定复苏，特别是房地产和消费市场的增长，失业率的稳步下降，美联储从2014年1月开始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削减月度资产购买规模，加强对超低利率政策的前瞻性指引。在美国宣布和正式实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时候，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出现较大规模的资本流出和汇率贬值，给全球经济金融稳定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中国经济仍处于经济增长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从要素投入驱动的粗放式增长向创新驱动的集约式增长的阶段转换期，正在经历着结构调整的阵痛期。目前正围绕缩小城乡、区域差距和解决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以结构改革推动结构调整。中国还通过体制机制改革，逐步形成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当然，在寻找新平衡点的系统转换过程中，由于市场预期不稳，经济运行具有不稳定性、脆弱性等特征，长期积累的潜在风险也会逐步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