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
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范文第1篇
［关键词］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替代；互补；互动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49-0213-01
1 “替代关系”阶段
由于早期从事国际直接投资的企业多为市场导向型,并且其投资行为通常跟随在贸易行为之后发生,因而人们习惯上认为国际直接投资是对国际贸易的替代,企业之所以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来代替出口贸易是为了寻求东道国当地更为理想的市场。对于这些市场导向型企业来说,它们往往是从国内生产和对外出口开始其国际化经营活动,然后逐渐过渡到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行为的转换是出于占领和扩大市场的需要。这又分为两种具体情形：追求低成本的市场导向型和绕开贸易壁垒的市场导向型。在前一种情况下,当企业已丧失对某项产品生产上的技术垄断优势,生产工艺已达到“标准化”程度时,继续在国内生产该产品并出口到国外市场就不如到国外投资设厂,就地生产并销售更能获利,因此企业会提出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来代替先前的出口。尤其是当国外的目标市场上存在众多同类产品竞争者时,为了降低产品生产成本以提高其市场竞争力,这种决策转换更显得重要。这时到国外投资生产比出口产品到国外更有利于降低成本,维持市场份额,从而企业行为会从国际贸易转向国际直接投资。
2 “互补关系”阶段
关于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互补关系,可从日本对东南亚国际直接投资的实践中求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迅速恢复,国家实力雄厚,奠定了在资本、技术方面较为明显的比较优势,但由于其国内劳动力成本较高,自然资源缺乏,所以劳动力、资源密集型的产业处于比较劣势地位。于是日本在定位于发展本国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同时大量向拥有廉价劳动力及自然资源的东南亚发展中国家输出资本,到东道国当地兴办相应产业如资源开发、纺织品、食品、标准化零部件生产等,产品不仅返销日本,还推向其他国家市场,大大促进了投资东道国与母国日本之间的贸易增长。
3 跨国公司全球战略控制下的“并重、 互动关系”
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增长已同跨国公司国际化生产的扩张密不可分,跨国公司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从事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活动的主体,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着“无国界的生产活动”。作为国际社会中经济联系和交往活动的完全行为能力主体,跨国公司个体利益和国家整体利益并非完全一致,它实现个体利益的市场规则并不完全服从于国家实现整体利益的博弈规则。因此必须重视跨国公司个体的作用,采用微观分析方法。将它们从国家背景中独立出来研究。对跨国公司而言,贸易和投资决策之间关系的重点不在于实现相互替代或相互补充,而在于如何搭配协调使企业在全球迅速获得最佳资源配置,进而实现利润最大化。于是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体现为在跨国公司全球战略控制下的“并重、互动”关系。
3.1 跨国公司成为世界贸易的主体和组织者
跨国公司与越来越多的世界进口和出口相关,例如,美国在1989年商品贸易近一半是通过美国跨国公司的外国子公司或外国跨国公司的在美子公司。同时,1/3以上的美国贸易表现为外国子公司与其母公司之间的公司内贸易,从而使跨国公司成为当今国际贸易的主体重要组织者。
3.2 扩大了国际贸易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总体上看,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互补性大于替代性,国际直接投资的增长带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贸易的扩大。外国公司在自然资源丰富国家(主要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打破了这些国家在自然资源的投资、技术、生产与营销等方面的“瓶颈”。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直接投资明显地导致了国际贸易的增加,即扩大了东道国的出口和母国或其他国家的进口。
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范文第2篇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 对外贸易 替代关系 互补关系
一、引言
江苏省外向型经济显著，对外贸易发展迅速，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985年的19.87亿美元增加到2015年的5456亿美元，贸易规模和发展速度在全国均处于领先地位。其中2015年出口额为3386亿美元，进口额是2069亿美元，进出口贸易总额占江苏省生产总值的48%。与此同时，江苏省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在不断发展，2015年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额已经达到103亿美元。但是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还存在很大差距。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都是促进江苏省经济发展的因素，它们之间联系紧密。因此，研究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江苏省的相关数据，运用计量的方法来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以期对江苏省的对外直接投资于对外贸易有所益助。
二、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一）理论基础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理论研究有两种比较重要的理论：替代关系理论和互补关系理论。
1.替代关系理论。蒙代尔（R.A.Mundell 1957）利用两个国家、两个产品和两种生产要素的赫克歇尔――俄林（H-O）模型，得出以下结论：存在贸易壁垒的情况下，对外投资厂商在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下安排自己的生产，从而使得对外投资处于最佳的效益或者最低的生产要素转换成本之上，这样能够实现对外直接投资对商品出口的完全替代。按照蒙代尔的逻辑：资本要素的国际流动与商品之间存在相互替代关系，即限制资本流动可以促进贸易，增加贸易障碍可以刺激资本流动。
弗农（R.Vemon）于1966年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他将产品的生命周期划分为3个连续的时期：创新阶段、成熟阶段和标准化阶段。这三个阶段产品的要素密集型会发生变化，因而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地点也会变化，各生产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也会发生变化。第一阶段：创新阶段的产品往往是知识密集型产品，技术创新国是生产国，也是理所当然的出口国；第二阶段：技术逐渐稳定，市场上开始出现仿制者和竞争者，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增大，为了降低成本，创新企业开始对外直接投资，出口减少，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发生替代效应。第三阶段：生产过程和机器设备都标准化，产品由技术密集型变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创新国完全成为该种产品的进口国。
2.互补关系理论。日本学者小岛清（Kojima，1977）在其代表作《ν庵苯油蹲事邸芬皇橹刑岢隽硕酝庵苯油蹲世砺郏他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投资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依次进行，这种对外直接投资能过扩大本国比较优势的幅度，带动相关的产品出口，并且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增加就业，加速技术的创新，从而将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两者结合起来。20世纪80年代，Markuson也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是互补的关系，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促进对外贸易，对外贸易也能促进对外直接投资。
（二）文献综述
针对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很多研究。国内学者张应武（2007）运用2000～2004年我国进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资料，使用引力模型分析得出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显著的互补性。魏刚（2009）根据我国1983 ～2007年的数据，运用VAR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得出进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没有因果关系，出口贸易对对外直接投资有长期显著的拉动作用。李良新（2011）运用湖南省1985～2005年的数据，通过协整检验、格兰杰检验表明湖南省对外直接投资是对外贸易的原因，而对外贸易不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胡兵（2015）根据我国2005～20014年的数据分析得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存在稳健的促进效应，认为随着生产销售型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扩大，可能会与出口存在替代效应。
国外学者Wakelin（1998）对11个国家的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存在替代效应。Lipsey（2000）对美国和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存在正相关关系，并且这种关系随时间越来越强。Head（2001）运用日本的数据分析了日本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发现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与投资的方式有有关。以垂直的方式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互补；以水平方式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两者关系是替代的。
国内外的实证研究大多集中在研究整个国家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分省份分地区研究的比较少，本文试图通过实证分析来研究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选取
本文研究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故选取江苏对外直接投资额作为被解释变量，选取江苏省进口额、出口额作为解释变量。用符号OFDI表示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额，用符号IM表示江苏省进口额，用符号EX表示江苏省出口额。
（二）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是1996～2015年的年度数据。数据都来自于江苏省历年统计年鉴。其中，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额（OFDI）选取江苏省历年统计年鉴中的中方协议投资额来表示。江苏省进口额和出口额均是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总额。为了降低异方差的影响，对所有数据都取对数Ln。
四、实证分析
（一）平稳性检验
由于非平稳的时间序列会出现伪回归问题，所以本文首先对上述序列进行ADF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
表1 ADF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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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D（）表示变量的一阶差分；检验类型（c，t，1）中的c代表有截距项、t表示时间趋势、1表示滞后1阶。
从表1中可以看出，上述时间序列的原序列在10%的显著水平下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因此原序列是非平稳的。而其一阶差分序列均在10%的水平下通过了平稳性检验，说明上述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可以继续进行协整关系检验。
（二）协整检验
虽然一些经济变量本身是非平稳序列，但是，它们的线性组合却可能是平稳序列。若它们的线性组合是平稳的，则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也就是协整关系。本文采用检验多变量协整关系的Johansen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
表2 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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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检验和最大特征值检验结果都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没有协整关系、至多有1个协整方程、至多有2个协整这三个原假设，说明方程至少存在三个协整方程。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变量OFDI、IM、EX之间存在某种长期均衡关系。
（三）最小二乘估计
由于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所以回归结果有可性度，用OLS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3
表3 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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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回归结果，R2=0.934672，表明模型有很高的拟合优度。每个变量的参数T统计量的P值都小于一般显著水平0.05，说明各解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单独影响显著。可以建立如下模型：
OFDI=-18.98-4.03IM+5.77EX
从模型结果看，江苏省进口总额与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负相关，二者存在替代效应，江苏省进口总额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会降低4.03个百分点；江苏省出口总额与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正相关，两者存在互补效应，江苏省进口总额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会增加5.77个百分点。
（四）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为了进一步研究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格兰杰检验。检验结果如表4。
表4 格兰杰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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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4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IM不是OFDI的Granger原因、EX不是OFDI的Granger原因，说明江苏省出口是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原因，江苏省进口是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原因。在5%的显著水平下不能拒绝OFDI不是IM的Granger原因、EX不是IM的Granger原因，表明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不是进出口变化的原因。
五、结论与建议
第一，江苏省出口额、进口额和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关系。并且江苏省出口额、进口额都是引起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原因。江苏省发展外向型经济，是外贸大省，在国际贸易中获得了贸易顺差，为对外直接投资积蓄了动力，对外直接投资获得发展。
第二，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口存在负相关关系，即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口之间存在替代效应，江苏省进口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会降低4.03个百分点。
第三，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存在正相关关系，即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之间存在互补效应，江苏省出口的增加会带来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表明江苏作为外贸大省，发展对外贸易的同时将出口收益用于对外投资，逐步从“商品输出”向“资本输出”过渡。因此，江苏省在促进出口贸易健康发展的同时，也应该激发江苏出口贸易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正面促进作用，促进企业走出去。
第四，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对江苏省进出口影响不明显。这可能与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总体比较小有关，江苏省的对外直接投资处于起步阶段。2015年，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额约103亿美元，而江苏省2015年的出口额为3386亿美元，进口额是2069亿美元，从数据可知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较小，故对进出口的影响不大。江苏省政府需要正视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鼓励企业走出去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分析结论是依据特定的样本数据得到的。如果改变样本的数量或者样本涵盖的时问，则上述结论可能会发生改变。也就是说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可能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但总的来说，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因此，江苏省在积极发展对外贸易也要不断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实现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共同繁荣。
参考文献
[1]李振，沈言言.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J].对外经贸，2016.
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范文第3篇
一、国际直接投资对投资国与东道国间收入趋同的影响
在过去的20年中，国际直接投资已迅速地扩散到世界经济的各个角落。越来越多的国家和部门变成了国际直接投资网的一部分。国际直接投资的高水平和互异的形式促进了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国与国之间的收入趋同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主题。经验和理论的研究已聚焦在国与国之间是否存在收入趋同的现象（ben－david，1994：greasley and oxley，1997；rassekh et al.，2001）。
自从 lucas（1988）强调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后，关于收入趋同的理论分析在内生变量模型的背景下就发展了起来。tamura（1991）认为技术投资中的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导致了国家间资本收入和产量增长率的趋同。yuen（1997）使用与lucas（1988）类似的内生增长模型研究了要素流动性在收入趋同中的作用。他们认为，资本流动将加速收入水平和增长率的趋同，并且收入水平和增长率的趋同能够通过附带劳动流动性的人力资本而可观地获得。通过使用一个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增长模型发现，如果人力资本积累过程中存在知识溢出，作为劳动力流动代替者的跨国公司可能也提供一个学习国外技术的机会。
国际直接投资本身是资本流动的最重要类型，并且作为劳动力流动的代替者能够影响国家之间人力资本的溢出。a. mody（2002）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在过去的20年中已经促进了国与国之间收入的趋同，而国际直接投资之所以能够促进投资国与受资国之间收入趋同的主要原因在于：（1）国际直接投资比间接投资效率更高。bosworth and collins（1999）研究了外资对当地投资的影响，他们发现，在发展经济状态中，一美元的国际直接投资转化成了一美元的当地投资；相比之下，银行贷款和债券发行在东道国产生的投资效率则要低一些。因为大部分的国际直接投资是以“绿地”投资的形式进行，这涉及新的投资。而银行贷款和债券发行可能不涉及新的投资；（2）国际直接投资产生了生产力溢出，能够通过溢出效应提高当地的生产力。从水平溢出角度来看，通过非正式的接触和外国投资者对当地企业员工的培训，当地企业能够提高生产力。从垂直溢出角度来看，国际直接投资企业在东道国会产生一种纵向联系，外国投资者从而有机会转移技术并提供培训以提高当地供应者的生产力。
changkyu choi（2004）使用1982－1997年间oecd的16个投资国和57个东道国的双边国际直接投资的数据，运用平行数据回归的方法对国际直接投资在国与国之间收入水平和收入增长趋同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发现当双边国际直接投资增加时，投资国与东道国收入水平和收入增长的差距是降低的，并且发现，地理接近和语言相近在收入水平和收入增长中起着重要作用。choi假设双边国际直接投资对收入水平和收入增长率产生趋同作用，那么国与国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规模越大，收入增长率的差距和每单位资本收入的差距就越小，并且所有的差距变量用绝对数据而非原始数据来表示；同时假设当国际直接投资由低收入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时，存在逆人力资本溢出的可能性，亦即甚至在国际直接投资是从低收入国家流向高收入国家时，低收入国家也能够有机会改进人力资本从而与高收入国家进行竞争。另外，地理接近和语言接近被认为是收入趋同的重要因素，因为它们能够促进跨国人力资本的溢出。
需要说明的是，不像已有的经验研究，choi是在考虑人力资本溢出的前提下，通过运用收入水平和增长差距的绝对值方程，来检验双边国际直接投资的增加是否导致了收入水平和增长率的趋同。他认为，不论什么情况，只要国际直接投资率增加，收入差距就将减小；而且，如果两个国家距离接近并使用相同的语言，收入水平和增长率就会趋同。以此为基础，choi又进一步对收入水平和增长差距的绝对值方程，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和平行数据回归，发现当双边国际直接投资流动增加时，两国之间的人均收入水平和增长率确实趋同了。这证明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动对人力资本溢出是很重要的，从而产生了趋同。同时发现，地理接近和拥有相同的语言在趋同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当两国接近并使用相同语言时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加强。
由此可见，伴随着国际直接投资的显著增长，国际直接投资将驱使世界收入趋同或趋散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以前关于收入趋同的研究表明，通过劳动力流动而产生的人力资本溢出是造成收入水平和增长率趋同的非常重要的因素，而choi（2004）则以收入水平和增长差距的绝对值方程为基础，通过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和平行数据回归，证明国际直接投资是造成投资国与东道国之间收入水平和增长率趋同的一个重要驱动力。
二、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
国内收入差距的影响
（一）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内收入差距影响的两种理论
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内收入差距的影响是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产生作用的结果。而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结果有着相互对立的两种理论－－“发展／现代化”假说和“世界系统／附庸”假说。
1.发展假说理论。发展假说理论建立在边际生产率理论和储蓄、消费倾向的传统经济学概念之上。该理论认为收入差距是改进每个人收入的必要的前提条件。其研究主线是沿着库兹涅兹倒u型曲线假说进行的，根据这一曲线，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收入差距扩大，但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时收入差距就会缩小。在经济发展的前期阶段，高收入和低收入部门间的收入差距会扩大并且每一部门内部的收入差距也会扩大。这直接导致了整个社会收入差距的扩大（adelman and robinson，1989）。在增长的后期阶段，当更多的产品被生产和足够的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门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逐渐消失并且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将提高到工业劳动力的水平。随着实际劳动收入的增加，经济增长和政治自由的增加将导致收入分配的更加平等（fei and rains，1964：lenski，1966）。
虽然发展假说理论的经济学家很少直接涉及国际直接投资的分配结果，发展经济学家也还没有关于考察国际直接投资和收入差距假说的经验研究，但是发展假说理论的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和收入差距研究已经做出的重大贡献，足以使我们对其代表性的研究进行概括和总结。根据发展假说理论，更为重要的是现在的投资而非原来的投资。资本，无论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带来了增长并且其益处会最终扩散到整个经济中。因此，即使国际直接投资仅在几个领先部门带来了收入的增长，但从长远来看将有利于收入分配的平等。例如，东亚出口加工区的国际直接投资，曾经对低工资就业的增加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从而改进了收入分配的范围。大多数的发展假说理论经济学家认为，经济系统的类型和发展策略等因素，是收入分配的决定性因素。只要充分考虑这些因素的影响，外资数量的不同不能引起收入差距的任何变化。因此，发展假说理论的观点是：从长远来看，国际直接投资有利于东道国内的收入分配，不会引起东道国内收入差距的扩大。
2.附庸假说理论。相对于发展假说理论的内隐论证，附庸假说理论则提出了一些关于国际直接投资分配效应的观点。附庸假说理论从世界经济和历史的角度研究差距问题，认为影响收入差距的是社会体制和生产组织，而不是经济产量和财富。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位置是决定其收入分配的关键。更确切地说，收入差距是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之间关系的对应物，并且边缘国家收入差距的程度由附庸发展过程决定（girling，1973；rubinson，1976：bornschier and chase－dunn，1985）。
伴随着国际直接投资的工业化进程的逐渐加快，在发展中国家跨国部门任职的员工明显地形成一个新的社会阶层。这些“劳动精英”的收入是标准收入的4－10倍（girling，1973），以至于促使在传统部门工作员工的工资伴随着生产过程的资本密集程度的不断提高而逐渐增加，这反过来又导致传统工业部门失业人数的增加。结果，劳动收入相对份额的增加不仅没有带来更大的平等，而且直接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换句话说，在这种附庸工业化的类型下，收入的扩散和混合效应没有出现。而且，当融入世界经济后，劳动精英通常会努力维持和巩固他们的领先地位。由于共同的利益，当地劳动精英会为外国投资者压制甚至驱逐本土企业家。这种为了使利益最大化的国家间利益联合的尝试，具有深层涵义。在世界系统框架中，国家被认为具有市场和生产的权力。当劳动精英包括了国家组织中强有力的执行者，并且当劳动精英和国家通常由国外信用支撑时，一个经济加政治的“三角联盟”就出现了（evans，1979）。然后，当市场不能为它们的利益服务时，这个经济加政治的联盟就会操纵国家的独有权利来干预市场。这个联盟的形成因此意味着，任何想改进收入分配的政策都具有内在破坏性的因素。实际上，这可能是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的最根本原因之一。
chase－dunn（1975）
第一次简单地检验了国际直接投资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其研究发现基尼系数与国际直接投资水平正相关，从而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危害了经济发展进而导致了收入差距的产生。随后rubinson（1976）进行一了更为复杂的分析，证明国家势力、直接金融控制和对外部市场的附庸是实施经济控制和影响的三条主要渠道。rubinson用政府税收占gdp的比重、外国储蓄的数量、出口／进口占gdp的比重来分别代表以上三条渠道，得出了结论：哪个国家国内对国际直接投资控制的程度越大，这个国家收入差距的程度也就越大，特别是在任何将基尼系数作为因变量的方程中。然而，rubinson的研究有其缺陷性。在其他人的研究中，控制发展水平和收入差距之间关系的二次方的失败对rubin-son的研究结果提出了怀疑。事实上，weede andtiefenbach（1981）所进行的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包含在他们的样本中的研究，并没有重新产生rubinson的结果。然而，bomschier（1981）有力地证明了weede and tiefenbach（1981）没有发现国际直接投资对收入差距影响的原因是，他们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放在了同一个样本中。根据bomschi-er的观点，“附庸倾向于增加国家内收入差距数量”仅在发展中国家成立。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国际直接投资具有降低其收入差距的趋势。结果当一个样本中既有发达国家又有发展中国家时，这两个效应相互抵消，因此不会发现国际直接投资对收入差距的显著效应。bomschier and chase－dunn（1985）在其所进行的包括14个发达国家，52个发展中国家、6个计划经济体国家的总共72个国家的分析中，引入了14个发达国家的附带变量，证明国际直接投资确实与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差距正相关，而与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负相关。但他们发现，公共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越大就越容易引起收入差距的改善。他们认为这是因为样本中包括了6个计划经济体国家，在这6个计划经济体国家中基本上没有私人资本，并且基尼系数仅仅是关于劳动收入的分配，而实际上劳动收入的分配比资本或总收入的分配更平等。
（二）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内收入差距影响的主要表现
国际上对收入差距的经验研究已经进行了较长一段时期。最初是用kuznets（1955）的研究成果来优化这一理论。在随后不断进行的研究中，一些研究者发现外资渗入进一步恶化了收入差距。的确，在国际直接投资大量流入东道国的同时，一些国家的收入差距也日趋严重。因此，国际直接投资也被认为是造成东道国内收入差距扩大因素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fijita and hu（2001），venu（2001），xingand zhang （2004），tsai p. l.（1995）研究了国际直接投资和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他们运用数据比较和模型说明的方法，通过附带和没有附带地理因素两种模型的比较，发现国际直接投资在东南亚欠发达国家中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tsai p. l.（1995）严格选择了33个发展中国家作为样本来研究开放经济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问题，认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入进一步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changkyu choi（2006）使用来自世界银行的1993－2002年间119个国家的基尼系数，发现当国际直接投资占gdp的比例提高时，由基尼系数定义的收入差距扩大了。
综观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内收入差距影响的研究，可以发现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地区与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国际直接投资在地区间分配的不平衡扩大了东道国内地区与地区间的收入差距。资本的本性是追求利润，为了追求更多的利润，国际直接投资往往倾向于流向基础设施优良、地理位置优越、具有资源优势的地区，从而造成了国际直接投资在地区间的不合理分配。ka-malakanthan and laurenceson（2005）调查发现，进入中国和印度外资的一个显著性质是它过度集中于某些地区。在中国和印度，外资已经势不可挡地流到了沿海地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虽然很多，但主要是因为沿海地区具有进行贸易的区位优势，从而吸引了以贸易为导向的国际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同时，沿海地区一般都是国内最富裕的地区，因此吸引了以当地市场为导向的外资的进入。srivastavaand sen（2003）研究发现，在印度除了delhi，其余5个沿海州karnataka、tamil nadu、maharashtra、gujarat以及andhra pradesh吸引的国际直接投资占国际直接投资总数的60%－70%。由于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国际直接投资会因其便利的技术扩散而促进沿海地区经济的整体发展（caves， 1996 ；markusen，1995）。同时，国际直接投资的大量集聚会使当地企业通过与外资企业做贸易而学到它们的先进管理经验；而且跨国公司可增加当地的竞争，推动当地企业更具效率；跨国公司还能通过传播国际市场信息或改进东道国的交通运输设施而帮助当地企业出口（blomstrom and kokko，1998；unctad，2000）。因此，国际直接投资提高了沿海地区的劳动收入，从而扩大了沿海地区和内地之间的收入差距。sun and parikh（2001）、demurger （2001）以及demurger et al.（2002）的研究都考虑了国际直接投资在中国地区间收入差距的作用。这些研究发现，国际直接投资对中国沿海地区收入的增长有着显著、积极的影响，但对内地却没有。这些研究为有关国际直接投资提高了东道国内地区与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论断提供了证据。
2.国际直接投资企业与内资企业间的收入差距。国际直接投资企业一般是资源寻求型的。这些企业大量进入后，会增加对当地生产资源的争夺并使政府的优惠政策向国际直接投资企业倾斜，从而提高内资企业的生产成本，这就导致了内资企业工资水平的下降。而国际直接投资企业凭借其技术、资源等优势，往往倾向于支付相对于内资企业而言更高的工资水平。这样，国际直接投资企业和内资企业之间的劳动收入差距就会不断扩大。a. sav-vides（1998）的研究表明，随着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大，收入差距也在逐渐扩大。而且，在某一行业内国外投资者销售额的提高，短期内也会使没有国际直接投资的当地同一行业的企业的平均成本提高、产出下降（aitken et al.，1999），从而在短期内拉大国际直接投资企业和内资企业间工人工资的差距。aitken et al.（1996），lipsey and sjoholm（2001），feliciano and lipsey（1999），gorg et al.（2002）研究发现，国际直接投资企业之所以趋向于支付更高的工资，主要原因在于：国际直接投资企业在东道国从事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生产；它们拥有技术和所有权优势，在这些企业从事生产的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更高；支付高工资可以降低这些企业先进技术的外流；充裕的资本促使这些企业提供更多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培训；而且国际直接投资企业比内资企业具有更大的规模，从而趋向于支付更高的工资。driffield （1996）以英国为例发现，在一定程度上，由于国际直接投资企业拥有技术优势而导致其生产率比内资企业高，因此国际直接投资企业支付比行业平均水平高约7%的工资。conyonet al.（1999）发现，由于国际直接投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生产率的不同而导致他们之间的工资差距达到3.4%；girma et al.（1999）也发现国际直接投资企业与内资企业间存在着5%的工资差距。而根据edward and wads（2000）对墨西哥的研究，国际直接投资企业所支付工资高于东道国的平均水平，当非熟练劳动力的相对收益降低时，收入不均就会更加严重。
由于国际直接投资可能引起国际直接投资企业和内资企业之间的工资溢出（machin and van re-enen，1998），有的学者认为，国际直接投资企业与内资企业之间的工资差距是否会扩大，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工资溢出。aitken et al.（1996）在对墨西哥、委内瑞拉和美国三个国家所分析的基础上得出如下结论：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入均导致了三国工资水平的提高。但在墨西哥和委内瑞拉，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入只导致国际直接投资部门工资水平的提高，未发生工资溢出，亦即非国际直接投资部门的工资并未同步提高，因而国际直接投资部门和非国际直接投资部门之间存在显著的工资差异。在美国则发生了工资溢出，国际直接投资部门和非国际直接投资部门之间的工资差异甚至几近消失。在他们看来，这可能是由于国际直接投资企业大多比美国国内企业规模更大、资金更加密集，因此较墨西哥和委内瑞拉更易产生工资溢出效应。
但是，关于国际直接投资导致了东道国国际直接投资企业和内资企业之间收入差距的观点，有的学者则提出了不同意见。graham and krugman（1995）讨论了美国的国际直接投资、贸易和工资率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1986－1990年间经济分析局的数据，他们几乎没有发现支持有关国际直接投资企业支付了更高工资的证据。
3.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间的收入差距。国际直接投资导致东道国内收入差距的另一个显著表现是，国际直接投资增加了东道国社会中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许多学者在实地调查和理论研究中都支持这一结论。juhn etal.（1992）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工资差距剧烈增加，因为熟练劳动力的工资相对于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增加了。markusen and venables（1997）提出了一个工资差距和长期资本来源的跨国公司的理论框架。在这个框架中，他们发现，如果放宽对国际直接投资的限制，可能增加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blonigen andslaughter（2001）研究发现，1987－1994年间，国际直接投资具有促进美国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间工资差距不断扩大的作用。weiyan chen（2003）调查了国际直接投资的后果，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国际直接投资对工资的非理论影响。他运用特定因素模型的扩展导出了国际直接投资的国民收入的功能框架，调查了国际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各种类型劳动的不同影响。认为国际直接投资提高了熟练劳动力（非农业劳动力）的工资，降低了非熟练劳动力（农业劳动力）的工资，因此国际直接投资可能是导致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的一个根源。figini and gorg（1999）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国际直接投资与1979－1995年间爱尔兰制造业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增加相关联。tay-for and driffield （2000）发现，国际直接投资对美国制造业内部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有显著影响。这表明，国际直接投资对同行业内部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差距存在着影响。
国外学者们还进一步研究了造成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深层次原因。概括起来就是：
首先，源于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熟练劳动力需求的增加。feenstra and hanson（1997）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向一个地区的集中流入会提高对当地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从而提高当地熟练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他们通过研究发现，20世纪80年代墨西哥由于熟练劳动力相关工资的增加而导致的工资差距的增加是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引进相联系的。他们研究了1975－1988年间墨西哥maquiladoras地区国际直接投资对工资差距的影响。该地区吸收了来自美国跨国公司的大量的国际直接投资。在分析技术报酬时，他们认为从长远来看，国际直接投资具有提高该部门熟练劳动力的相对工资的趋势。他们研究的结果支持了有关更多的国际直接投资增加了熟练劳动力需求从而提高了熟练劳动力相对工资率的假说。
driffield and taylor（2000）认为，国际直接投资的进入主要通过两种效应的结合来增加一个行业或一个地区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一是跨国公司的进入直接增加了一个行业或一个地区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二是国际直接投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技术溢出，使得内资企业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也增加了。korv（2000）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观点，他以更广泛的非理论研究和独立估计，发现熟练劳动力对资本更多的是互补，而非熟练劳动力对资本更多的是替代。因此，国际直接投资的大量进入，增加了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而降低了对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根据劳动力市场供求理论，需求增加的熟练劳动力的价格将增加而需求降低的非熟练劳动力的价格将降低，因而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将增加而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将降低，从而二者的工资差距将扩大。feen-stra and hanson（1995）发现，国际直接投资的引进，增加了1975－1998年间墨西哥制造业内部对熟练劳动力的相应需求。这种由国际直接投资引起的对熟练劳动力需求的增加，提高了熟练劳动力的工资，从而增加了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间的工资差距。freenstra and cordon（1995）对墨西哥的研究也发现，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入与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正相关，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增长中，国际直接投资的作用达到50%。
其次，源于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技能偏向的技术需求的增加。dunning（1993）认为，大约3/4的r&d和市场经济中90%的技术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贸易是由跨国公司引起的。根据国际直接投资的交易成本理论，公司在国外建立生产往往因为它们在调动拥有的有形资产或无形资产方面（新产品、技术拥有权、先进的管理技能等）具有优势，这样技术往往随着跨国公司而转移。acemoglu（2002）、card and dinardo（2002）认为，美国工资差距增加的标准解释是技能偏向的技术需求的变化。按照这种假说，技术发展带来了与熟练劳动力互补的投资，这便提高了熟练劳动力的工资，降低了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事实上，由于东道国的技术发展吸引了国际直接投资，而国际直接投资的进入又带来了先进技术，便利了技能偏向的技术需求的变化，因此国际直接投资的增加便引起了对熟练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从而提高了熟练劳动力的工资，造成了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间的工资差距。
driffield and girma（2003）进一步认为技术与熟练劳动力是互补的。技术输入可能增加熟练劳动力的生产率，从而产生高工资率。barrels and pain（1997）的研究表明，伴随着国际直接投资的技术是扩大劳动需求的，其提高了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和熟练劳动力的工资，降低了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和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xiaodong wu （2001）通过研究发现，中国已经选择了合适的经济政策来吸引国际直接投资以促进技术的发展。自从国际直接投资的大量引进引起了对技术的偏好，国际直接投资对收入在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分配的影响就不再是微不足道。他在研究中引进垂直生产差别来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对技能的回报，得到的结论是，在一个劳动力充裕的国家，这种影响主要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引起的这种技术转移是技能偏向的还是劳动力偏向的，而不是究竟哪个部门吸收了国际直接投资。分析显示，当国际直接投资伴随着劳动力偏向的技术时将降低工资差距，而当国际直接投资伴随着技能偏向的技术时则将增加工资差距。
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范文第4篇
关键词：出口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
出口贸易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之前有密切的联系，一般来说，出口贸易的发展会促进该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进行，但也有学者对此持相反的观点。本文将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对出口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进行梳理。
一、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界定
对外直接投资虽然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当中很早就开始存在，但将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联系起来研究确是上世纪中叶才开始，首先对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关系进行研究的是美国经济学家Mundell（1957），其在代表作“国际贸易的影响因素”一文中提出了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之间可能存在的替代关系，在Mundell的理论中国际投资主要指的是一般的货币资本投资，而不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包括技术、资本和管理等综合要素在国际间的转移。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经济学领域内也逐渐有学者开始了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正式研究，Hymer和Vernon的研究是当时比较有代表性的，他们的研究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是寡头垄断企业的发展与行动扩大的必然结果，从而在理论上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根据，说明了它的合理性。
目前关于对外直接投资比较权威的定义主要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其给出的界定。IMF把对外直接投资定义为某种国际投资，该投资反映了某一经济体直接投资者获得其他经济体企业持久权益的目标 。OECD在IMF对国际投资定义的基础上，把对外直接投资阐述为：某一经济体的常驻居民或企业（投资者）为在另一个不同于该投资者所在经济体的企业确立“持久权益 ”而进行的跨国范畴的投资，该投资的目的是与被投资企业建立一种战略性的长期关系，以确保能在管理方面对被投资企业施加显著的影响 。
也有学者从其他侧面提出对国际投资这一概念的理解，Kojima（1985）提出对外直接投资与其它资本流动的不同在于它不仅包括金融资本（比如外汇）的流动，也包括有形资产、技术和管理技能等资源的转移。Kenwood和Lougheed（1992）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是一个国家的企业在另一国家建立分支机构或通过获得该国某一家企业的股票而拥有控制权。而Salvatere(2002)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与资本和管理相关，其实质是投资于东道国的资本、工地、厂房等生产要素，同时投资者保留其对所投资资本的控制权力。国内学者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定义则主要强调资本的流动以及相应的控制权。钟新昌(2009)提出对外直接投资的核心是投资者对本国或本地区以外的企业有一定的控制力，该控制力表现为对被投资企业的经营管理有掌控权力。
二、出口贸易影响对外投资的理论研究
Ruffin（1984）曾在其对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的研究中发现，基于经过修正的H-O-S贸易模型，当放松要素不能流动的假定时，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和出口贸易有负相关关系。Buckley和Casson（1981）提出贸易因素与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潜在动机有非常紧密的联系，比如对东道国出口的替代，通常被解释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之一。Buckley和Casson的模型给出了这样的理论，可以认为出口贸易是一种固定成本比较低，而运输和贸易壁垒等可变成本比较高的活动，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在国外建立分公司，来为原来的出口市场提供销售产品的服务，可以明显的降低可变成本，但这个过程可能比出口贸易产生更高的固定成本。只要国外市场对跨国公司产品的需求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从出口贸易到对外直接投资的转换将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即出口与投资会表现出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
但大部分的学者的研究还是支持出口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观点。Vernon（1966）的产品生产周期理论认为出口贸易是一个对外部市场探索与熟悉的过程，对外投资会在这个过程之后进行。Vernon是从产品技术垄断的角度，展开了对国际直接投资产生原因的分析，他将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称为初始阶段、成熟阶段和标准化阶段，当产品处于生命周期的前两个阶段时，主要表现为产品从创新国通过贸易的形式出口到其他国家，同时在第二阶段后期，创新国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将一部分产品的生产转移到国外进行，而在标准化阶段，产品的生产则通过在国外设立生产工厂方式，完全转移到国外进行，贸易和投资在整个过程之中的表现就是前期的出口贸易不断积累，引致了后期对外直接投资的产生。Johanson和Vahlne（1977）认为公司的国际化一般都遵循这样一个典型的过程，先从出口贸易开始，确立出口渠道，进而建立销售分公司，最后开始在东道国生产，整个对外投资的过程完成，作者认为出口是一种减少市场开发成本的方法，可以帮助了解东道国市场的特点和规模，为以后对东道国的投资提供了必要准备。Kumar（2007）研究了印度改革之后对外直接投资大量增加的情况，发现出口贸易不仅增强了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同时也给企业提供了其他国家可能存在的新兴机会的信息，因此印度国内企业的出口强度会增加企业在国外经营的可能性。
国际学术界也有学者专门针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行研究，Buckley和Clegg（2007）从主流的解释新兴工业化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入手，同时特别强调中国市场的特殊性，从资本市场不完善、所有权优势和体制因素三个方面引入了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分析，构建了一个全新的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框架，作者认为对于那些市场寻求型的中国企业来说，来自中国的出口代表着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贸易强度，1980-1990年间大部分对外直接投资的产生都是为中国的出口提供支持，因此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对东道国的出口正相关，进口同样也应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正相关关系。
总的来说，虽然大部分的研究都支持出口贸易有利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结论，但分歧仍然存在，目前尚不存在一个确定的结论。有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理论研究，区分了企业发展的阶段或动机的差别，并较好的融合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其结论更具有一般性，比如Bergsten（1978）从公司全球化过程中垂直一体化和水平一体化的角度展开分析，认为在公司全球化过程的早期，垂直一体化可能是占主导地位的，在这个阶段贸易和对外投资更多的会体现出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而在后期，水平一体化会变的更为重要，这个时候贸易和对外投资会出现相互替代的关系。Blonigen（2001）注意到两国间贸易的产品可能是最终产品，也可能是中间产品，如果是最终产品的贸易，那么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直接在东道国建厂生产，满足东道国市场需求，东道国原先从母国进口的商品就会减少，即出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表现出负相关关系，而如果是中间产品的贸易，中间产品将会成为海外分公司的投入品，从而加强了母国对东道国的出口，即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会表现出正相关关系。
三、出口贸易影响对外投资的实证研究
针对出口贸易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在理论上的分歧，有大量的学者也对该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与理论分析结果类似，主要形成了以下两种不同的观点，但出口贸易有利于对外投资的结论仍然是大部分实证研究的结论。
出口贸易不利于对外直接投资的观点。Kim和Kang（1997）运用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了韩国和日本1989-1993年间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出口市场的规模对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大多是负向的，尤其是在韩国对发达国家的金融及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上，出口对其影响是显著负相关的。但对日本的实证分析结果则刚好和韩国相反，出口贸易对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显著的正面影响。Trevino和Daniels（1994）对影响日本制造业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因素进行了研究，包括公司规模、公司先前出口经历、行业集中度、公司盈利能力和技术密集度，并将日本制造业分为十个细分部门，运用1984-1988年的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日本对美国之前的出口经历并没有与日本对美直接投资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反而在某些年份，出口对直接投资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出口贸易有利于对外直接投资的观点。Leftwich（1973）较早研究了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并回归分析了1962-1971年间35个国家对美国直接投资的数据，包括美国市场规模、增长率和关税等等。Ajami和Barniv（1984）在Leftwich研究的基础上，增加了更多的独立变量来解释各个国家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变化，作者认为公司通过国际扩张的方式来为贸易创造条件，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应该是相互补充的关系，因此进口或出口的变化会对对外投资有直接和正面的影响，其实证分析结果也表明，母国先前对美国的出口、母国的真实国民生产总值和利率都显著解释了1975-1980年间对美直接投资的变化。Damijan和Polanec（2007）运用公司层面的微观数据，建立了概率模型对斯洛文尼亚的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拥有出口贸易份额越高的公司，其在国外建立分公司的可能性越大。Lipsey和Weiss（1981,1984）用实证的方法分析了美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和对东道国的出口之间的相关关系，结果也表明了美国对东道国的出口对美国的对外投资有正向的影响。
对中国市场的研究方面，Buckley和Clegg（2007）研究了进出口贸易、市场规模、汇率等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作者在研究中采用了混合普通最小二乘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对49个接受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国1984-2001年间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出口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该结论与作者之前的假设相符合，表明对外直接投资是跟随贸易的发展而产生的。
参考文献：
[1]小岛清．对外贸易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
[2]R.Mundell.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actorMobility [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57
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范文第5篇
关键词：国际直接投资国际间接投资融合
一、国际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传统区别
哪里有能带来足够的利润的投资机会，资本就有向哪里流动的趋势，当这样的机会出现在海外时，国际投资的发生就顺理成章。像国内投资分为直接和间接一样，国际直接投资也有这样的分法：把钱交给别人使用然后拿利息的间接投资，自己管理资本、自己控制项目运作以赚取利润的直接投资。
逐利的本性决定了资本扩张的必然。在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扩张的主要手段是“商品输出”，但作为掠夺资源输出商品之辅助的对外投资也是新兴资产阶级热衷的活动。它可以追溯到18世纪时期东印度公司、哈德逊湾公司等为进行掠夺性贸易而在殖民地进行的各种投资活动。到了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过剩资本”的大量出现使得国际投资（尤其是以借贷为主的间接投资活动）大张旗鼓地展开，并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带到文明世界的每个角落。
二战后，这种产业资本的跨国流动得到了更迅猛的发展，并表现出与传统的资本流动迥然不同的特点。首先，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直接投资对国外企业控制权的要求。直接投资既全部或部分的拥有国外企业，又直接或间接的经营国外企业。而间接投资则很少涉及到这一问题。第二，从资本移动的形式上看，直接投资不只是单纯货币形态的资本转移，而是货币资本、技术设备、经营管理知识和经验等经验资源在国际间的一揽子转移。第三，直接投资具有实体性，它一般通过投资主体在国外创设独资、合资、合作等生产经营性企业得以实现；而间接投资则通过投资主体购买有价证券或发放贷款等方式进行，投资者按期收取股息、利息，或通过买卖有价证券赚取差价，其投资具有虚拟性。最后，由于直接投资直接参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其投资回报与投资项目的生命周期、企业经营状况密切相关，通常周期较长，风险较大；而间接投资则更具流动性，风险也相对要小。
传统的资本流动理论对这种日益流行的海外直接投资也越来越没有解释力。直接投资并不绝对的取决于东道国的利率水平，而且很多情况下东道国的利率并不高于母国利率。海默是最早注意到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之不同的西方学者，并开创性地提出了大型跨国企业之所以热衷于海外直接投资乃其拥有东道国企业无法比拟的垄断优势，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他们可以充分地利用这些垄断优势，实现利润最大化。英国学者伯克雷和凯森从内部化的角度解释了这种直接投资行为，他们认为，海外直接投资是跨国公司为克服海外市场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管制、信息缺失和不对称、垄断的市场结构等造成）而进行的内部化行为。邓宁的折衷理论是有关FDI理论的集大成者，他认为FDI的进行取决于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以及区位优势三方面因素。
二、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融合趋势
当理论界对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条分缕折地分而论之时，这二者的界限在实践中却并非同样地泾渭分明。在越来越多的场合它们相伴相随，有时甚至很难在它们之间划出界线。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资本市场的高度发达使大量对外投资行为既有直接投资的内涵，又有间接投资的手法和特点
在资本市场上，资产表现为以下四种基本形式：（1）现金资产：各种货币资产；（2）实体资产：表现为各种固定资产、流动资产、无形资产等生产资料；（3）信贷资产：各种债权债务；（4）证券资产：表现为股票、债券、商业票据和各种投资收益凭证等证券。实体资产的国际流动是FDI的本质特征，而间接投资则侧重于其他金融资产的流动。然而在现代经济中，实体资本的转移必然大量的借助于各种金融资产的流动。当柯达投资于中国的彩卷行业时，它不是简单地把生产线、管理人员、专利技术等搬入中国，而是通过股权投资、信贷安排、长期合同、现金流动等多种方式进行。随着资本市场的高速发展，在金融中介和各种金融工具的帮助下，这四种资产的相互转化变得越来越便利和快捷。从FDI的发起看，FDI中涉及间接投资因素的情况简要列举如下：
1.兼并收购（M＆As）在FDI中的比例越来越高，方式也日趋复杂。较之新建方式的直接投资，并购具有独特的优势：首先，它可以让投资者在进入东道国市场的同时就消灭一个竞争者；而且，它可以让投资者获得公开市场上不易获取的被收购企业的商标、技术、管理经验、关系网、销售渠道等等；并购方式建设周期短，使投资者可以迅速进入东道国市场，迅速扩展产品线和营销渠道，从而有利于降低经营中的不确定性；并购方式还可以让投资者利用东道国货币贬值、股市大跌、东道国企业面临财务危机等情况廉价地获取资产从事海外经营。
托宾（JamesTobin）的Q理论为投资者对并购或创建方式的选择提供了理论解释和指导。假设R1，R2分别为收购和新建两种方式的投资收益率，C1，C2分别为两种投资所须资本的成本。Q1=R1/R2，Q2=R2/C2，如果Q1>Q2，且Q1>1，则跨国公司应选择收购方式进行投资，反之，如果Q2>Q1，且Q2>1，则跨国公司应选择新建方式进行投资。
在这里，对跨国公司而言，对外投资，不论是间接还是直接，都可以被抽象为一种数字的决策。而对东道国来说，这种投资又具有间接投资的某些特点。从经营管理的控制权来看，很多情况下跨国公司只是部分地拥有被收购企业的控制权，同时，为了充分利用被收购企业的当地优势，跨国公司对被收购企业的经营管理也并非面面俱到。从资源转移的角度看，资源首先是通过货币资本的形式支付给被收购企业的原股东的，而随着并购方式的日趋复杂，并购的支付方式可能是股票等有价证券。而其他技术、管理经验等经营资源的转移则视需要而定，有时这些资源并非由投资者转向被收购企业，而是相反。当被收购企业在东道国是上市公司时，投资者既可以通过被收购企业每年的赢利收回投资，也可以通过出售其股票的形式收回投资。
2.少数股权投资。这种投资虽采用股权形式，但并不要求对受资企业的控制权，同时也有别于单纯追求股票升值的间接投资。通常，它是企业间欲达成某种联盟而采取的形式。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技的迅猛发展，如今的商业竞争比任何时代都要激烈、复杂，即使是像500强这样的大企业也没有能力在各个方面保持领先。为了在竞争中立于不败，很多企业积极地在技术、产品、市场等方面寻求与同行乃至其他行业的优秀企业的合作，以求强强联合，优势互补。通过对对方进行股权投资（有时这种投资是相互的），可以在加强这种联盟关系的同时保持各自经营管理上的独立性。
3.从FDI的资金来源看，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的资金来源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1）公司集团内部的资金。（2）母公司以外的母国资金，主要指母公司利用母国资本市场获得的资金。（3）东道国当地的资金，主要指跨国公司利用东道国当地资本市场获取的资金，或从东道国的合作伙伴处获取的股东资金。（4）国际资金，指利用国际资本市场获得的资金。从第二和第四种资金来源看，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只是一线之隔。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行为是由其母国乃至第三国的无数投资者的间接投资行为所支撑的。
4.从FDI的回收来看，传统的直接投资是通过海外企业的赢利逐步收回，而在资本市场高度发达情况下，企业还可以利用各种资产证券化的方式转移风险、收回投资，从而使得FDI在回收上要利用间接投资的回收手段。
（二）一些投资机构的国际投资行为往往兼有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特征
1.国际资本市场风险大、技术要求高，能在这样的舞台上提供大量资金的多为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各种基金会等机构投资者。相对于个人投资者，它们的投资通常数额大，期限长，注重通过投资组合降低风险。传统上，机构投资被认为是间接投资，但由于其投资规模庞大，为保证投资的安全性和收益性，它们通常与被投资企业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并常常作为战略投资者成为被投资企业的一员。这又使得它们的投资具有直接投资的特点。它们虽不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但时时监督着企业的运营状况，并对企业的发展方向、利润分配乃至一些关键人员的变动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它们虽不会直接向企业提供技术、管理经验等经营资源，但却可以成为被投资企业获取这些国际经验的桥梁。
2.风险投资基金作为一种特殊的投资基金，更是兼具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双重特性，它以权益资本的形式向那些新兴的快速发展的小企业（通常为高科技企业）提供创业资金。它是一种直接投资，因为它提供的是权益资本，而且常常占有风险企业的大部分股权；风险投资不仅为企业提供资金，而且提供技术上和经营上援助，帮助企业发展业务计划，促成企业成长；风险基金在投资时必须对风险企业有全面的了解，从技术水平到产品的市场前景乃至管理团队的综合素质等，只有这样，它才能对企业的发展潜力有适当的判断。同时，它也是一种间接投资，因为风险投资的目的不是控股，也不是直接经营企业，而是通过资金和技术的帮助，促进受资企业的发展，从而使资金得到增值。受资公司的经营管理仍是由原管理层负责，即使风险投资者可能是大股东，原管理层也不必担心失去企业的控制权；从风险投资的退出看，风险资本越来越多地通过企业上市、管理层收购、大企业收购等途径退出，反映了其追求资本增值的本性；风险投资往往通过组合投资的手段同时投资于多家不同领域的风险企业，以降低风险。
三、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融合带来的启示
1.引进外资需要加大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如前所述，外商直接投资的发生往往和间接投资是相伴相随的，对金融资本流入的限制也会阻碍直接投资的进入，特别是在兼并收购在FDI中的比例越来越高的情况下，限制国内企业向外商发行或出售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也变相地限制了直接投资的流入。同时，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融合也使得直接投资一定程度上带有了间接投资灵活性、流动性的投机性的特点，这又让资本市场在金融监管尚不完备的情况下的开放成为一柄双刃剑。因为一些“热钱”可能会趁机进入，进行高风险的投机活动，从而加大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
2.两者的融合趋势，既反映了金融中介力量的发展，也对金融中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没有金融中介的穿针引线，它们的紧密结合是不可想象的。收购、兼并、各种资产的证券化、相关信息的收集等等，都需要大量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需要金融中介提供专业服务才能顺利而高效地进行。同时，在这种条件下生产企业对金融中介也有更高的要求，它不仅要能够提供从资金融通到投资顾问的全方位金融服务，而且要能够在全世界开展业务提供服务，为跨国公司的国际拓展提供金融支持。
参考文献：
1.何小凤，黄崇。投资银行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