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
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范文第1篇
【关键词】 社会科学研究 公共政策 作用 意义
一、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与公共政策制定
1、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内涵
现实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社会现象，需要解决各种社会问题，而在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案之前，我们就要搞清楚隐藏在这些表面现象后面的原因是什么。寻找真理、认识真理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我们可能会走很多弯路，甚至陷入绝境，为了少走弯路，我们就需要使用科学的研究方法。
在一个社会中，公共政策的决策是社会管理的重要环节。当前，我国正处于发展的新阶段，各种新事物、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日趋多元化。各种因素的错综交织，使得决策的风险和随机性不断加大，决策的难度和要求不断提高。为此，迫切要求公共政策的决策加快由经验决策向科学决策、由传统决策体制向现代决策体制转变。与传统的经验决策的随机性不同，现代决策是一种讲求科学化、民主化及其内在统一的制度性的程序决策。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作为现代公共决策的两个基本维度，共同决定着公共政策制定的质量。所谓决策科学化是指决策的方法和程序符合科学的要求，决策的结果符合客观规律。所谓决策民主化是程序民主并采纳公众意见，力求各方利益的正和博弈。
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是从纯粹理论层面上讲的。比如，休谟提出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关系问题；另一方面是操作层面的问题，即具体的研究工具。社会现象所表现出的不是单一的关系，而是涉及到多方面的关系，这客观上需要运用多种研究方法。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理论基础主要来自实证主义和解释主义。实证主义认为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必然存在某些逻辑因果关系，对事物的研究就是要找到这些关系，并通过理性的工具对它们进行科学论证。解释主义认为价值和理论中的事实是不存在的，人们看待事物的方式决定事物的性质。解释主义者特别强调研究者要深入研究现场，在尽可能自然的环境下和被研究者一起工作生活，以了解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并倾听他们的心声，同时对自己所使用的方法也要进行深刻反省，然后在这一基础上对被研究者的解释系统进行建构和再现。
2、公共政策制定中政治权力与科学分析的关系
公共政策是政府的一种政治输出，人们通过对这些公共政策的优劣判断来评估政府的绩效和能力，从而影响到政府管理的正当性和有效性。在现代社会，人们期待政治体系选择的公共政策是人类理智而不是政治权力的产物，人们也期望在公共问题存在或发生的场合，政治体系能够迅速反应，及时提供有效对策。在这种情况下，公共政策制定中便出现政治权力与科学分析的矛盾。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强调政治权力意味着排斥科学分析，但排斥科学分析势必增加公共政策失误的风险，使人类社会掉入自己设计的陷阱；强调科学分析意味着排斥政治权力，特别是排斥专断的、个人的权力，但排斥政治权力势必拖延决策，使公共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因此，要正确处理公共政策制定中政治权力与科学分析的关系。
二、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1、现代的政策制定手段和方式广泛采用，但经验决策方式仍较普遍
任何政策制定都离不开一定的方式方法，改革开放后，现代的政策制定方式和手段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推广与应用。一方面，中央积极鼓励加强包括为科学决策提供理论支撑的社会科学研究，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不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不决策，不经过系统的咨询论证不决策，不充分征求各方面意见不决策的“三不决策原则”，开始成为越来越多的政策制定者的自觉意识。另一方面，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未来学等一批新兴理论，为公共政策制定行为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并极大地推动政策科学向更高层次发展。此外，计算机、问卷调查、数据统计、模型分析等已经被越来越多地在公共政策制定中采用。所有这些促进了决策过程中宏观、系统、定量分析的内容逐渐增多，研究、评估、论证的成份明显增大。
目前，虽然我国公共政策制定的方法和手段有所丰富、但并没有完成由传统的经验决策向现代的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彻底转变。具体来说：一是在许多地方及部门特别是基层，经验型决策仍然是一种基本的政策制定方法。二是“单方案决策”现象比较普遍。决策就是从多个方案中选择一个或综合出一个最优的方案。“单方案决策”不仅无法保证决策质量，而且难以应对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突发事件。三是决策方案论证不充分。许多时候只是在拍板前匆匆忙忙开个座谈会，事先并没有让与会者有足够的时间对公共政策方案做认真的研究。四是战术研究多，战略规划少。在许多政府官员看来，所谓政策制定就是项目审批、资金分配、人事任免等等，决策视野狭窄、决策方法简单、决策手段贫乏。
2、政策制定者离科学决策的素质要求尚有较大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公共政策制定者无论学历水平，还是知识结构方面，均比过去有了显著提高，但离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要求尚有较大差距。具体表现在：一是一些政策制定者缺乏责任意识。二是一些政策制定者缺乏求真务实的作风。有的政策制定者不作深入的调查研究，不作认真的理论分析，未经专家的详细论证，未作广泛的充分讨论，凭想当然决策的情况时有发生。三是一些政策制定者喜欢依照习惯和传统，用老办法处理新问题，以至于出现一系列所谓“好心办坏事”和“交学费”等现象。
三、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离不开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运用
1、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运用是公共政策制定的重要前提
随着社会问题复杂性的迅速提高以及社会问题数量的不断增长，传统的研究方法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和挑战，方法问题作为解决实践问题的先导，在公共政策研究中尤为重要，忽视公共政策的方法研究必然降低政策研究中的进程和速度，降低研究成果的可信度和准确性。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公共政策研究提供了有效的手段，建立信息网络、构建数学模型等研究方法正为越来越多的公共政策研究者所采纳。
2、定性研究方法和定量研究方法的关系
定性研究注重社会现象质的方面，能迅速地、基本准确地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但是，任何事物都是质的规定性和量的规定性的统一，要全面准确地把握事物，还必须对事物进行定量研究。数学方法以及现代科技成果，特别是电子计算机为定量研究提供了基础。定性研究即在自然环境下、使用实地体验、开放型访谈、参与型和非参与型观察、文献分析、个案调查等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深入细致和长期研究，其分析方式以归纳为主。与之相对应，定量研究方法的基本理论基础来自于实证主义。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只有客观的、实证的和定量的研究才符合科学标准，只有当资料通过可信的计量工具用数量来加以表示时，不同研究者的研究结果才能直接地加以比较。没有量化，社会科学就只能停留在印象主义的臆想和未经证实的见解这样一种水平上，因而也就无法进行重复研究，更无法确立因果关系和提供证实的通则。定量研究方法的目的是通过对相关环境变量的控制以消除它们对研究变量的影响，从而考察研究变量之间的内在因果关系。
两种方法尽管有各种区别，但也有密切的联系。定性研究方法往往用来构建理论，而定量研究方法则用来检验理论的正确性，将两种研究方法结合起来运用，将会使研究的过程更加客观公正，理论支持更加丰富完备，得出的结论更加缜密准确。
3、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社会科学家参与制定公共政策
为了使决策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必须依靠集体的智慧。因此，组建由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参与的研究机构“智囊团”，让他们为决策提供多种方案，成为现代科学决策不可缺少的部分。比如，许多国家直接任用一些社会科学家进入政府部门工作，有的协助领导人就国内外重大问题提出建议和对策，有的直接担任政府重要部门的领导职务，在对内对外的重大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
4、社会科学研究进行广泛的科学调查，为公共政策制定提供客观依据
科学调查是对调查对象进行严密、系统、精确的统计，它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环节，不了解实际，就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例如，要进行宏观经济决策就必须了解基本国情，如人口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资源的分布、工农业的结构及布局等，要了解这些情况就要进行人口普查、资源普查、工业和农业普查。通过这些科学调查，我们可以预先知道决策的大致后果，以避免决策的失误，而且，通过科学调查也增强了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使我们可以及时了解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
四、运用科学研究方法提高公共政策制定的质量
1、决策参与民主化
在某种程度上说，政治产品是政治力量与社会力量相互博弈的结果。政治学理论认为，在一个民主、稳定的社会，公共政策的制定应该不是官僚特权，各类社会机构和全体公民都要参与到政策制定的过程中。由于公共政策的客体是全体公民或某些目标利益群体，要让政策目标群体最大限度地执行政策，就必须积极开发多渠道的决策参与途径，扩大决策的参与主体，由民意决定公共政策的制定。只有让政策相关人参与决策，充分表达他们的意愿和建议，才能减少公共政策执行中的政治冲突。单一的群体或个人，很难周全地判断所有相关政策因素。因此，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应建立容纳多种意见甚至是反对意见的科学的论证制度，严谨科学地对待“异见”。
2、完善公共政策制定的咨询系统和信息系统
（1）“有位才能有为”
决策咨询研究作为公共决策的智力支持系统，只有将其纳入法定程序，完善体制机制，才能充分和稳定地发挥其作用。因而必须从立法角度确立决策咨询研究机构独立的法律地位，确立决策咨询程序在政府重大决策中的法定地位。
（2）掌握科学的决策咨询研究方法
一方面注重社会调查，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用科学、客观的态度开展调查研究，掌握更多的第一手资料和全面真实有效的信息。另一方面，要善于借鉴和运用国外己经比较成熟的定性、定量分析和各种创造性思维的研究方法和技术，并加强对决策咨询研究的基础理论及方法论的研究，提高研究能力和水平，以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支持科学决策。
（3）确保信息管理过程客观公正
公共政策是一个政策信息不断输入、转换和输出的过程，即外部信息通过信道传导给政策主体，进入政策体系，通过政策体系转换机制变成公共政策方案输出，作用于环境，引起环境变化，产生执行反馈，进一步引发新一轮政策系统循环运行。政策制定中的信息管理都与人的选择取舍密切关联，因而，基于价值和偏好的判断始终贯穿于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信息管理过程。所以，在信息管理过程当中必须设法保证信息管理过程能够客观公正地进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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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范文第2篇
【关键词】 建构主义；科学社会学；方法论
一、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发展历程
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掌握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本问题和基本构成，为社会研究的取向、设计、实施和策略提供程序上的指导，是社会学科学方法论的基本功能。法国哲学家孔多赛（Condorcet，1743-1794）自18世纪90年代提出“社会科学”概念以来，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发展，社会学科学方法论经历由实证主义和阐释主义两大取向的方法论对立体系，走向强调混合方法论，关注连续性、互补性、整合性的当代。蒋逸民将社会科学方法论发展概括为：大致经历了萌芽时期，形成时期，成熟时期和进一步发展时期。[1]
首先，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萌芽时期可以追溯到古代。如中国古代关于人口统计调查的方法，古希腊时期的商品买卖统计和测量方法，古希腊哲学自然哲学方法等等，此时的社会科学学科尚未形成，方法论多为哲学方法论。直到黑格尔哲学体系为止，古代哲学结束了辉煌时期。
其次，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30年代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形成时期，此时，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倍增，形成了自己的自然科学方法论体系，社会科学也从旧哲学那里分离出来，形成了自己的方法论。此时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体系以受到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影响的实证主义研究为主，哈金（Ian Hacking，1936-），波普尔（Karl Popper，1902-1994），石里克（Moritz Schlick，1882-1936）等科学哲学家围绕逻辑实证主义是否可以成为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如何对自然科学进社会科学研究等问题，提出实证主义的研究进路。与此相对的，是社会学家狄尔泰、韦伯提出的反对在人文学科中运用自然科学方法，强调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区别的经典阐释主义主张。至此，形成了经典的实证主义和经典的阐释主义两大基本社会科学方法论。
再次，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随着定量研究方法论模式和定性研究方法论模式的诞生，社会科学方法论走向了成熟时期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被普遍使用。其中，定量方法论被普遍用于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理论检验研究，定性方法论则被用于理论建构方面。
最后是进一步发展时期，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受后现代思潮深入和广泛的影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提出混合方法研究、超学科研究、参与行动研究和自我民族志等研究方法，强调多学科基础和研究方法之间的融合。这种混合方法，其实就是一种采用相对主义的立场，对特定研究问题随意使用某种方法论的方法。
回顾社会科学方法论发展的这四个阶段，不难发现，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发展是以哲学方法论为理论基础，融合具体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方法和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在当代，社会科学方法论逐渐呈现出方法论取向多样化，多方法论主张相融合的特征。在这一方法论指导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这一特征，正是建构主义研究进路对于多元化的研究主张的方法论体现。
二、建构主义进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主张
建构主义一词在不同的研究领域都各有其定义，从方法论的意义上来看，建构主义是方法论相对主义，即所有知识形式都应以同一方式来对待而不是所有知识形式同等有效。由此，方法论意义上的建构主义关注的是人类作为社会行动者在科学知识的制造中所扮演的角色。
首先，就建构主义的起源而言，现象学、哲学解释学、解构主义、修辞学、符号学等哲学视角为建构主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来源，并促使建构主义放弃用真理性或有效性问题来解释自然知识的独特研究进路。正如布鲁尔对科学的“自然主义”研究进路所主张的那样，[2]建构主义的研究进路排除了传统认识论问题，割断了科学研究与传统认识论先入之见的联系，进而对以前不受欢迎的关于“客观”知识是如何由“非客观”因素建构而成的话题进行探索。
其次，就科学社会学研究领域中持建构主义主张的研究者来看，大部分建构主义者都选择从著名的科学史家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引出各自的研究主题，库恩的范式理论将科学看作是受一个逻辑结构、一个世界观所统治的传统形象彻底打破，并认为科学更像是“一个传统权威的组织”、“一种工匠活动”、“一种地方性的（locality）知识形式”，[3]所以，应该把科学与其他文化形式同等对待。受这一科学观的启发，建构主义者放弃了宏观的科学研究主题，转向了狭窄而集中的微观分析，进而影响了社会科学叙事方式从宏观向微观转向。
三、结论
古已有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意思就是说送人一条鱼，不如教会人钓鱼的方法。这里的“授人以渔”，应该诠释为一种“方法论”。 社会科学方法论随着社会科学成果的丰富，受来自社会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广泛关注。通过考察社会科学方法发展的历程，分析其建构主义的理论研究基础，实现对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性质、特点、研究程序、规则以及哲学基础，把握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建构主义实质，为更好的开展社会科学研究打下方法论的研究基础。
【参考文献】
[1] 蒋逸民 社会科学方法论[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17-29.
[2] David Bloor.Wittgenstein，rules and institutions.London，NewYork：Routledge.1997.
[3]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范文第3篇
关键词：《科学基础方法论》 方法论 比较 书评
中图分类号：B0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2）09（a）-0202-01
近年来，国内在方法论方面的研究困境，依然和七年前北京师范大学刘啸霆教授所指出的情况相似。20世纪80年代国内的方法论热，主要是讨论科学认识方法论；当时的科学认识方法论著作，也不是从科学活动的实际出发，而是按哲学方法来划分。因为当时的科学观把科学认识论化，忽视了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科学所包含的丰富内容，而认为科学只是一种知识；当时的哲学观（知识观）则往往把科学知识与哲学知识混为一谈，认为科学是分门别类的知识，而哲学则是知识的总括，进而混淆了哲学方法与科学方法的界限；当时的方法论也仅限于思维方法，而不认为是实践方法或活动方法。进入90年代，哲学认识论让位于价值论，“真理与方法”向“真理”倾斜，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实际问题而从分析转向“面对实事本身”，那些本来似乎有一定操作性的方法论，因与实际并无多大关系而遭废弃；同时，科学认识论也让位于科学价值论，学术支点开始下移，一些具有方法论特点、富有方法论探索潜力的交叉学科纷纷兴起。[1]20世纪后期，科学研究的重点发生从哲学到社会学的转向，崛起社会学也引发了方法的革命。但是，相关的方法论研究却缺乏对新出现的各种方法的系统整理，新世纪就科学的人文社会性研究则强烈表现出整合的趋势，需要从新的层次和视角出发，重建新的、具有复杂性的科学方法论范式。“这是目前方法论研究所必须面对的历史真实。”
《科学基础方法论》就是循着这样的学术惯性，在复旦大学陈其荣教授1996年10月主持申报并获批准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基金项目”《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比较研究》课题的基础上，由厦门大学曹志平教授主笔而成。
科学基础方法论，揭示的是隐藏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三大基本科学类型的活动中，共同表征人类科学最基本特性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及其实现机制。它既不同于自然科学方法论，也不同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但又构成它们最基本的部分，并使科学成其为科学。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比较研究，无疑属于科学基础方法论研究，既填补科学方法论理论研究的空白，在对比分析中，把握人类科学方法的基本特质，揭示人类科学认识的基础或者基本方法论，为在认识论和本体论上克服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立提供方法论依据；又通过科学基础方法论的探索，促进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实现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相互渗透、协调发展。出于这种建设性的目的，作者提出并探索科学的基础方法论，力图在把握人类科学的基本认识特征的基础上，揭示科学的基本方法和基本方法论属性（即书中所说的基础方法论），阐述科学思维方式的基本内容，说明包含人文科学在内的科学发生、发展的基本的方法论机制，而不是全面地展开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差异性的一切方面。[2]
难能可贵的是，该书不是空谈，而是具有示范意义地，在科学基础方法论的探索中，坚持了作者认为是“以往的研究表现出这样或那样不足的根源”的两个基本的方法论原则。
（1）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比较研究，是一个属于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研究的范畴，面临选择论证的立足点的问题：要求超越各自的领域和方法论，既不应该从自然科学（特别是精密科学）方法论出发，像实证主义那样论证它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统摄；也不应该从传统的人文主义或“人文学科”方法论出发，像浪漫主义那样为自己辩护，而排斥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方法的渗透和运用。但实质上，要避免这两种倾向是非常困难的。作者认识到，“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比较研究，本身就存在一个（该书提出的）认识主导观念的‘非中心化’问题，研究者不应该从这种或那种主导观念出发，而是要面对人类科学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实践，像科学的历史主义那样，强调对科学的历史分析与哲学的方法论研究的有机结合。”
（2）方法论的矛盾要在认识论层次展开，上升到本体论层次才能得到解决；同样，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比较研究，也不仅仅是方法论问题，而是一个涉及方法论、认识论、本体论的课题，它本质地需要一个方法论、认识论、本体论辩证统一的认识论平台。但过去的一些研究，实质上只以实证主义认识论为平台，在科学上，完全没有看到现代自然科学，特别是量子力学对经典认识图景的革命性变革，没有看到现代生命科学的崛起和系统论思维方式对自然科学认识论的意义；在哲学上，没有看到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和科学历史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解释学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和发展。因此，作者提出：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比较研究，需要分析、把握人类科学的最新发展及时代精神，吸收现代哲学发展的最新成果；脱离了现代科学的发展，就不能恰当地把握科学思维方式的发展脉络，不能正确地抽象人类科学的基础方法论，也不能正确地讨论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研究方法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的连续性和间断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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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范文第4篇
关键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差异
自然科学以物质自然界为研究对象，它起源于人类对各种自然现象的困惑，是人类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是关于自然界各种事物和现象的性质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社会科学则以人类为中心，研究和解释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它的研究主体是人，因而具有价值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法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它们各自具有的功能。这不仅为深入探讨科学研究方法的体系与结构提供必要的依据，而且也为在科学研究中更好运用自然科学方法以及社会科学方法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
1 研究方法主导的方法不同
所谓主导方法是指“在同一领域，在众多的方法中，经常被用到的起决定性作用、处于主导地位的一类方法。”自然科学把实验（试验）方法作为主要的研究手段。在自然科学领域，大量的、新的、精确的和系统科研资料，往往是通过试验而获得的。而社会科学的研究途径则以观察或调查研究的方法为主，例如问卷法、访谈法、统计分析法等。
实验方法与观察方法在本质上的不同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从内容上看，实验方法是简化、纯化、强化、优化研究事物的自然过程或以典型的形式再现客体。而观察方法是在对社会所发生的现象和过程不进行人工干预或控制的情况下进行有计划有目的观察，尊重客观的社会过程。从特征上看，可重复性是实验方法的根本特征。就是说，在相同的实验条件下，实验结果决不会因人，因时，因地而变化。重复此项实验，应该得出相同的实验结果。不能重复再现的实验结果是不能作为相关的科学理论的客观支撑点。而社会现象则因时间和地点不同有着不尽相同的内容，即社会历史不具有重演律。
当然自然科学研究中也会运用到观察的方法，为了将二者进行区分，笔者将自然科学中运用的观察方法称为科学观察，将社会科学中运用的观察方法称为社会观察。就研究主体的身份而言，科学观察是一种非参与式观察。而与其不同的是，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不一定都是以旁观者的身份进行研究，社会观察还包括参与式观察，研究者既是研究的主体，同时也是研究的客体的一部分。
此外，自然科学主要使用定量的研究方法来进行研究，而社会科学除了使用定量的研究方法外，还大量使用访谈、参与观察等定性的方法。这是因为自然科学研究和的对象领域是物质世界，而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领域人类社会中参杂有精神世界的要素。社会科学研究涉及到社会行为、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而这些内容除了具有物理系统的非线性动态机制的复杂性之外，还具有凭借人自身的经验来进行内在调适和学习的复杂机制。尽管其中存在着内在的量化关系，但是这种内在的量化关系是极其不稳定的。因而，社会科学研究往往采取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混合的方式进行。
2 研究方法的结构不同
根据研究方法适用范围的大小和概括的程度不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一般可以化分成三类。一类是最普遍的研究方法即哲学方法和逻辑方法，它适用于一切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等）。二类是适用于各门自然科学的一般研究方法，例如观察、实验（试验）、模拟、数学等方法（广义的观察、实验和数学等方法，研究社会科学也需要）。三类是适用于某一门或几门自然科学的特殊研究方法，例如在生物学研究中运用解剖法研究生物的构造和功能的关系。根据人类认识过程的发展顺序和深度不同，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又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通过科学观察、实验、模拟、调查获取感性经验材料的基本方法――经验方法。二类是通过对科学技术研究资料的加工得出科学结论的基本方法――理论方法。例如科学抽象法、各种逻辑方法、想象和灵感、数学方法、科学假说等等。由此可见，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具有多层次性，且在每个层次里，经验法和理论法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例如在许多基础科学理论研究中，研究者将研究工具、仪器设备作用于研究对象从而获得第一手事实材料，在这一阶段研究者使用观察实验和模拟等方法。然后研究者运用经验方法进一步将事实材料进行加工和整理。再次研究者把通过经验方法加工获得的事实材料，通过科学抽象，使用数学、逻辑、模型、归纳、演绎、假说、等方法上升为科学理论，这个阶段所使用的方法即为理论方法。因此可以看出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是呈立体网络状结构。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包括三大领域――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本身、与之相关的统计方法以及计算机统计软件的应用（如SPSS）。社会科学的研究目的有探索、描述、解释和评价四种。科学家在进行探索性研究时，往往采用定性的方法。问卷调查、实地研究、内容分析等在描述性研究中较为普遍使用。解释性研究常常需要运用相关性分析、线性回归等方法进行。而评价研究则较多的采用实验研究和比较研究。可见，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结构是平面化的。
社会科学在研究过程中虽离不开理论思维方法，但更多运用的则是感性认识的方法。社会科学试图说明个人和群体的动机和行为，以及社会制度对它们的影响等复杂现象。这些现象往往不能在人为控制的条件下直接观察到或者加以量化，而更多的是依赖于人们的感性认识。因此，社会科学的研究呈现出大体上以感性方法为主，理论方法为辅的平面结构状态。
3 研究方法的特性不同
3.1 刚性与弹性
自然科学较为关注数据，它总是在受控的条件下收集数据，并把数据作为检验理论的一种方法。其研究结果具有很强的可检验性。在同等的条件下，运用适当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大体上是一致的，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很高。这是因为，不同的研究者在运用同一种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时要求严格遵循方法本身所给出的规则，也就是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刚性。
而社会科学的很多研究，尽管在同等条件下，运用同样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并不是唯一的。例如，两个研究者在同一时间运用同样的方法――比较法对相同的两个社会群体的文化心理进行比较研究，得出来的结果却有很大的不同。原因就在于研究者在比较对象时，待入了不少主观选择性，所观察和比较到的结果自然不一样。可见，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弹性。
3.2 精确性与价值性
自然科学的研究强调在同样条件下运用同一方法的可检验性，也就是说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更具有精确性。其研究结果依赖于实证数据的支撑。例如，在经典数学中，科学家用微积分方程将力学、热力学、电磁学等等的基本规律一一地表示出来，然后运用这些微积分方程去解决问题。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之所以具有精确性，是由于它本身的研究对象和目的决定的。在对自然现象的性质和运动规律的描述中，往往描述的是量的关系。事物的量虽然常常以变化的形态出现，但这种处于变化形态的量，在每个确定的条件下，也是有确定的值的。即使是数学中的概率与统计规律，其量的变化也是有规律的。
与自然科学不同，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人们的价值观对研究目标、研究工具、研究路径的选择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研究者在探索中渗透着个人的价值观，在数据中参杂着个人意愿。例如，为了考察城市居民对外来流动人口的接受性程度，我们可以采取问卷调查与访谈相结合的方式。首先问卷的设计就会因人而异。由于研究者对这个题目的主观感受不同，所以所设计的题目的侧重点和考察点就会有很大差异。有的从邻里关系的角度来考察，有的从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评价来考察。其次，访谈中，即使访谈的提纲一样，调查者在记录被访者的回答时，也会因为个人价值的差异而使得记录的侧重点完全不同。调查很容易被个人情感所驱使，对受访者产生同情、怜悯等心理。虽然社会科学研究一再强调价值中立，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上的价值性不可能完全的消除。
4 结束语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研究方法上存在明显差异。自然科学以实验方法作为主要的研究方法，其研究方法具有多层次性、刚性和精确性，呈现立体网络状结构。社会科学以调查研究方法为主要研究手段，其研究方法具有平面化、弹性、价值性的特征，呈现平面结构研究状态。在二者的研究中，我们需要采用正确的研究方法，才能正确的描述研究对象，得出正确的结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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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范文第5篇
[关键词]图书馆学 社会科学 学科性质 实证方法
[分类号]G250
1 当前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困境
一门学科的发展史也是这门学科研究方法的发展历史，科学知识和方法论从来就构成科学的两大部分。从1981年刘迅先生在《图书馆通讯》发表《要重视图书馆学方法论的研究》一文，开启了图书馆学方法论研究的序幕以来，我国对图书馆学方法研究如火如荼，取得了不少成就。一方面，学者引入、移植了大量的研究方法，并构筑了较为完整的图书馆学方法论研究体系；另一方面，沿着专门方法是衡量一门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的基本命题出发，大量学者试图研究构建图书馆学的专门方法。然而，在现实研究中，图书馆学所使用的方法极为有限，对于实际工作的总结多为概括与描述，缺乏科学论证与推理，经验方法为主要方法，使图书馆学研究难免长期停留在经验总结式的感性认识水平上；而在理论构建中，研究者又似乎把理论当成纯粹思辨的产物，大多出于研究者的主观臆想而缺少经验、数据的支撑。虽然思辨方法能够把图书馆置于整个社会系统中进行理性考察，但却造成了图书馆学研究的泛化，使得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的脱节。在专门方法的研究中，对图书馆学专门方法的有无及其何谓图书馆学专门方法仍然没有取得共识，而即使大多学者赞同文献计量法与引文分析法为图书馆学的专门方法，可这两种方法在目前图书馆学的实际研究中应用的比率也比较低，并没有成为图书馆学的核心研究方法。图书馆学方法论研究的困境直接影响到图书馆学的科学性，“图书馆学是不是一门科学，至今仍然是一个问题”，我国图书馆学的科学化至今仍是一门未竟的事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方法论上的保障。那么在现阶段，图书馆学研究方法论的出路又在何方呢?
2 从图书馆学的学科定位来寻求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出路
影响图书馆学科学性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对图书馆学的学科性质定位不明，目前，学界对图书馆学学科性质的认识存在5种代表性观点，即认为图书馆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综合科学、应用科学、管理科学，信息科学。对于图书馆学学科性质的论争，笔者赞同王子舟先生的观点，即图书馆学应是一门社会科学。从科学对知识门类的划分来看，当代的科学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以自然现象为研究对象；人文科学以人的内在世界为研究对象；社会科学则以社会现象与社会规律为研究对象。显然，图书馆现象既不是纯粹的自然现象，也不仅仅研究人的内心活动。“图书是保存人类记忆的社会机制，而图书馆则是将人类记忆移植于现在人们的意识中去的社会装置”，图书馆是应社会对知识信息的需求而产生并随其发展，尽管每个人的知识信息需求不同，但图书馆知识序化与用户的知识需求是超越个人的，其一经采用，就会形成一种无形的强制力，并以一种相对稳定的形式发生作用，因而图书馆现象是独立于个人的、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社会存在，图书馆知识序化及用户知识需求机制超越个人的强制力显示了图书馆现象的社会性。
此外，对于图书馆学非科学性的认识，也在于图书馆学研究内容的局限性。侯经川先生指出“图书馆学学科名称的失当和学科定位的庸浅是这门学科难以立足的根本原因”，以机构命名的图书馆学研究长期为一种“馆内科学”，研究内容局限于图书馆内部具体的工作方法、操作技巧与工作流程，而没有真正把图书馆现象作为一种客观的社会现象来研究，当一门学科仅仅研究其工作技巧与规则，对这门学科的学术性质与学科地位存在怀疑也是理所当然的。“社会是图书馆的支柱，反过来，图书馆必须满足社会的要求并对其负有责任”，我们只有突破图书馆学机构研究范式，将图书馆学的注意力从内部转向外部，持续保持对图书馆作为社会机构的功能，即人的知识信息需求与满足机制的研究，深入研究图书馆的社会性，才能克服当前庸浅的学科定位，以此为基础，逐渐改变人们对以机构名称命名的图书馆学的印象，才能从学科的层面来认识图书馆现象。
3 社会科学的科学化历程与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启示
当我们厘清了图书馆学的学科性质，把图书馆学定位于社会科学时，再看看社会科学是怎样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并成为独立的科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时，我们似乎找到了突破图书馆学方法论困境的一条出路。
社会科学是以社会现象与社会规律为研究对象的科学，虽然对社会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古代，但作为专业的学术体系与学术制度的社会科学则出现在19世纪中叶。当时，社会科学的主要科学门类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都取得了相对独立的学科地位。在此之前，人类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包含在哲学中，“独立于哲学，反抗哲学，是现代社会科学建制化或科学化的根本要求和表现”，当时反抗哲学的工具就是从已成熟的自然科学借鉴而来的实证哲学或实证主义，沿着客观实证的道路去揭示和再现人类社会，“实证”是近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实证地研究社会思想来源，可以追溯到圣西门，圣西门认为“关于人的科学迄今为止只是一门猜想的科学，为此人们应努力使人类科学具有实证性质，把它建立在观察的基础上”。社会认识的实证化倾向在孔德那里得以强化和发展，它将“实证”问题上升到哲学高度，创立“实证”哲学，孔德依据对社会现象的本质认识，提出了实证认识社会的基本方法，即：整体方法、观察方法、实验方法、比较方法、历史方法。到了20世纪20年代后，逻辑实证主义成为科学哲学的主流，逻辑经验主义以归纳推理为理论构建模式，认为科学就是能被经验所证实，而批判理性主义以假说演绎为理论构建模式，认为科学就是能被经验所证伪，虽然逻辑经验主义与批判理性主义基本哲学倾向不同，但他们都是在“理论――经验”模式下讨论问题，都以经验作为判别科学与非科学的唯一标准。
20世纪下半叶，虽然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进入了多元主义时期，但以分析的、经验的、定量的、客观的实证方法仍然是社会科学的主要方法，客观性与实证性仍然是社会科学的基本内核，“迄今为止，一体化的和实证的科学观仍然是社会科学哲学的主要思潮之一，是人们衡量社会科学是否属于科学的主要标准”，社会科学理论不仅仅是一些观念或词闻藻，而是一些可以用经验和可检验的形式加以阐述的命题。
实证，即可检验、可验证、可证实，一种观察陈述或假说只有得到足够充分的实证材料或实验结果的支持，才被认为是科学的。实证是近代社会科学认识形式的基本倾向，而“近代社会认识形式的实证化倾向，是与社会研究科学化的要
求内在相关的”，社会科学正是借鉴从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从而从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科学门类。可见，在社会科学科学化的历程中，一开始并没有强调专门研究方法的运用，而是借鉴成熟的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从而实现了社会科学的科学化。芝加哥学派也是从图书馆的社会性出发，把社会学研究的实证方法引入图书馆学，强调图书馆学研究的社会性与客观性，给当时以经验技术为主导的美国图书馆学补上了“近代科学方法论”这一基础课，从而领导了西方图书馆学科学化的历程，“他们是从图书馆外部的视角选择和社会紧密联系的研究课题，并采用内容分析、田野调查、调查统计分析等社会学的最新实证研究手法分析图书馆问题。”早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就已认识到图书馆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到了80年代，其研究方法体系初步形成，标志是查尔斯・H・布沙和斯蒂芬・P・哈特合著的《图书馆学研究方法》，该书的主要论点是在图书馆学研究中能够有效地运用科学方法，从观察、实验和其他有成果的研究方法中吸取系统化的知识，他们建立的图书馆学方法论体系为：实验方法、调查方法、历史方法、运筹学方法、其他研究方法。该方法体系强调的也是社会科学的实证方法，对比较图书馆学、内容分析法、图书馆用户研究等专门方法只是在其他研究方法中论及。
目前，在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中，经验描述方法为实际工作的总结方法，而理论构建方法主要为哲学思辨方法，正是这种方法的经验性与思辨性才使得图书馆学长期处于形而上学阶段，图书馆学专门方法的研究并没有使图书馆学摆脱困境。当我们把目光转移到图书馆学的上位学科来寻求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时，这似乎是一条出路。图书馆学的理论需通过对经验数据的分析与概括而形成，并按一定程序被经验数据检验，图书馆学的观察陈述或假说，只有得到充分实证材料的支持，才能认为是正确的。叶鹰先生在论及图书馆学科学化的路径时，也提倡以经济科学、物理科学为参照学科，采用现代科学方法尤其是数理方法等实证方法，以主流科学方法和话语系统与学术界进行平等对话和交流。
4 图书馆学实证研究方法的基本内涵
实证(positive)一词，来源于拉丁文，其原意是“肯定”、“明确”、“确定”，准确性、精确性、确定性、可重复性等是“实证”的基本内涵。实证方法在具体学科中有不同的运用，在图书馆学实证研究中，蕴涵着以下基本认识取向：
4.1 尊崇科学理性
理性精神与人文精神是科学发展的两条基本线索，尽管西方对理性规定的认识莫衷一是，但作为科学精神的内在要求，理性的界定具有某些共通的规定，即理性是对普遍必然性的追寻和确认，“理性的本质不在于认为事物是偶然的，而在于认为事物是必然的”。理性作为思维能力和价值尺度的统一，应用于一定的社会客体，则转化为一种理性的方法，科学方法在本质上是合乎理性的。实证方法，就其思想渊源，则直接根源于培根的经验理性观，培根认为理性是“一种人人具有的从经验中学习的能力”。在图书馆学界，人文精神浓厚而理性精神缺乏，近代图书馆的形成、公共图书馆运动、资源共建共享、全面开放等理论和实践的成果中，都包含着深厚的人文情愫，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在图书馆理论中，人文主义、面向人的思想已构筑了一块理论基石，以人为本、人文关怀已经成为图书馆学研究的学术传统和基本价值取向。相对而言，图书馆学理性精神的追求滞后，理性是科学的内核，而科学是理性的外现，目前我国图书馆学的非科学性，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图书馆学研究中理性精神的匮乏。
4.2 尊重客观事实
孔德认为，科学的任务是拒斥那些“不能解决的”(既不能证实也不能的)问题，而是要依靠事实，借助于观察来确定事实，并发现诸现象之间经常地重复出现的联系的那些规律，以求得确切的、肯定的知识。实证方法的根本点就在于它遵循培根的“以被观察到的事实作为一切思维的基础”这一方针，社会事实是实证方法的基础，实证方法就是从社会事实出发，来研究社会的发展规律。在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中，我国一直重视对图书馆学本质的探求，众学者根据当时的社会环境及其对图书馆学的理解，形成了要素说、矛盾说、规律说、文献信息论、知识交流说、知识组织说、知识集合论及知识管理论，我国对图书馆学的本质，众人各持一端，争持不下。实证的图书馆学研究则舍弃对图书馆学本质的追求，把视线转移到用户的信息知识需求，强调事实与经验的重要，从图书馆实践工作中来选择那些与社会紧密联系的现实问题，采用社会调查、统计分析、内容分析等方法，探求用户知识信息满足机制的客观规律性。
4.3 坚持理论的精确性
“实证”意思是实在、有用、确定无疑和严谨之意，实证研究的基本特点就是把数学作为理论分析的基本工具而普遍采用。目前，在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的构建中，大多数理论都是基于研究者的主观与臆想，出于研究者的体验与理解，哲学思辨方法成为理论构建的主要方法，构筑在思辨方法基础上的图书馆学理论以想象的联系来代替现实的联系，具有高度的模糊性与歧义性，所得的结论过于抽象，这造成了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虚化与范化，同时也是国内图书馆学理论与实践脱节的主要原因。而以实证方法构建的图书馆学理论以客观事实为基础，强调定性或定量的数据、研究者的客观和中立的立场，所得出的结论是具体而明晰的，一般都能用公式、数据、图形来表示，并可应用于图书馆实践。实证研究可克服当前图书馆学理论过于抽象、思辨，找到理论与实践沟通的桥梁，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我国图书馆学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可见，至少在现阶段，相对于哲学思辨方法，采用精确、定量的实证方法的研究尤为迫切。
4.4 坚持理论的可检验性
可检验性是实证方法的重要特性，以实证方法推导出来的理论在原则上都是可检验的，如果一个假说不但无法接受经验的检验，而且在原则上也不可能被检验，那就不能称之为实证科学的理论，而我国图书馆学理论构建的困境在于此，即大多理论是研究者思辨的产物，既不能证实又不能证否，它只是一个封闭的理论构架，虽然自身可能逻辑自掐恰，但缺乏自我纠错机制而流于玄想。而以实证方法得出的图书馆学理论以图书馆实践为基础，或者能解释已知的实践结果，或者能预言未来可能得出的实践事实，在解释或预言中，可以把理论同实践中得出的数据相比较，从而证实理论的正确性。图书馆学理论构建应将研究者个人的知识以他人能够判断其真实性的方式认知，即坚持理论的可检验性，以理论的可检验作为自身的保护机制，这也是图书馆学获得社会承认的基本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