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演变过程范文第1篇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在这一时期，中国古代许多思想流派的基础已经形成。儒家思想是这一时期的两座文化高峰之一，指的是儒家学派的思想，亦称儒学。它是中国古代影响最深远的哲学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它的兴起、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而且在各个朝代的地位也各不相同。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演变一、创立――春秋时期孔子，出生在春秋时期，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提出“仁”与“礼”的学说，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仁”，在政治上强调统治者要实行仁政，希望恢复西周的礼乐制度，主张“以德治国”。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但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分裂割据，缺乏稳定的政治环境，而且当时各诸侯国热衷于兼并战争和改革古制，以图自强；因此，孔子恢复周礼和仁政爱民的主张不符合当时统治者的需要。所以，儒家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不受重视，遭受冷落。二、发展――战国时期战国时期，孟子和荀子是儒家学派的两位重要代表人物。孟子主张实行“仁政”，进一步提出“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在伦理观上，孟子主张“性本善”，实行仁政来回复和扩充人的善性。荀子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重要思想，提出“君舟民水”的学说。孟子和荀子继承和发展了儒家思想的学说，孔子思想的目的是维护奴隶主的贵族统治，孟子和荀子思想的目的是缓和阶级矛盾，维护新兴地主阶级统治。三、遭压制――秦朝随着秦朝专制主义政治体制的建立，文化也成为政治权力的附庸，文化氛围由生动活跃转而死气沉沉。为了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秦始皇采用了有利于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统治的法家思想，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焚书坑儒”，这是对先秦思想文化的粗暴否定。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以场浩劫。儒学的发展因此进入低潮。儒家宣扬的仁政思想不适应中央集权和国家大一统的需要，因此秦始皇实行文化专制，排斥、打击儒家思想。四、独尊――西汉汉武帝时代是中国古代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著名儒学大师董仲舒建议皇帝倡导儒学，实践德政，推行教化，主张文化体制改革。他的文化体制改革的核心，是要确定儒学独尊的地位。他提出了“春秋大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天人感应”与“君权神授”儒学新思想。新儒学以儒学为基础，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具有神学色彩，给统治者披上了神圣的外衣，把儒家思想神学化了，但是又继承和发展了先秦儒学思想，因此受到了封建统治者的重视，迅速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处于独尊的地位，汉代儒学也就在这样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兴起。五、陷入困境――魏晋南北朝后汉代末年，儒学的权威性被严重削弱。魏晋时期新思潮流行，道教的兴起、尤其是佛教的传播，更是直接冲击着儒家思想作为核心价值观念的地位。隋朝时期，儒学家提出“三教合归儒”的主张，又称“三教合一”，主张以儒学为主，调和并吸收佛教、道教的理论。唐末五代之后，已沦为笺注之学的官方儒学不断受到质疑，其统治地位被进一步削弱了。六、儒学新发展――宋明时期唐代中后期，韩愈和李翱的思想，成为北宋儒学复兴和理学创立的先声。在相对宽松的文化政策的鼓励下，儒家学者展开了复兴儒学、抨击佛道的活动；同时，他们冲破汉唐儒学的束缚，融合了佛道思想来解释儒家义理，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理学”。理学在宋朝形成，代表是北宋的二程，南宋的朱熹，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理学的突出发展是陆王心学的出现，它标志着重建儒家信仰的理论任务已经完成。南宋的陆九渊是心学的开创者，提出了“心即理也”的核心命题，主张反省内心就可得到天理。明代建立了系统的心学理论，王阳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学以至圣的修养关键在于“致良知”，强调“知行合一”。明朝中期以后，陆王心学得到广泛传播，它们都属于宋明理学范畴，都把理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宋朝的程朱理学在产生初期不为统治者重视，但是它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道德规范和修养方法，有利于封建统治者巩固其统治秩序。因此从南宋以后成为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七、继承、批判――明清明清之际商品经济发展，君主专制强化，此时出现反专制蒙昧、倡经世致用的早期启蒙思潮。（1）李贽批判挑战正统思想以及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批判道学家的虚伪，抨击封建社会的一些传统观念，强调个性发展。（2）黄宗羲从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角度，批判理学视君臣之义为天理的伦常观（3）顾炎武从经世致用的角度提倡“经世致用”，批判理学的空谈（4）王夫之通过论述气和理的关系批判理学的唯心论；提倡运动绝对、静止相对的辩证关系，批判理学主静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明清之际，思想家从其思想主张表面上看似乎是对儒家学说的全面否定，但实际上他们的这些观点是对传统儒学中消极思想的否定，是在对这些方面否定的过程中，使儒家思想增加了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内容。因而其实质是对传统儒家思想的批判和发展，从而使传统的儒学重新焕发生机。八、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洪秀全为了宣传拜上帝教，把西方基督教教义、中国儒家大同思想和农民的平均主义结合起来，从事宗教理论建设。九、出“新意”――维新变法时期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把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学说同传统的儒家思想相结合，宣传维新变法的道理。宣称孔子是托古改制、主张变革的先师，其目的是利用孔子的权威来论证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理论的合理性，为维新变法思想制造历史根据，减少变法的阻力。十、辛亥革命时期19世纪晚期，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传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辛亥革命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儒家正统地位受到猛烈冲击。十一、遭受抨击――新文化运动时期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在文化领域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把斗争矛头指向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传统道德，宣扬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新道德。新文化运动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宣扬了民主与科学，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十二、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居主导地位、儒家思想被彻底，“”中再次遭到猛烈批判，成为无产阶级的对象之一。 1.时期：批林批孔运动，矛头直指。2.儒家思想地位上升――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儒家思想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儒家思想主要作为民族文化遗产被人们认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与新文化建设结合，成为了进行传统文化和道德教育的思想要素。可见，儒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思想。通过对儒家思想的演变过程的分析，可以高度概括出思想的演变规律，即思想自身随着历史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发展变化的影响；统治阶级的统治需要和扶植。

儒家思想演变过程范文第2篇

一、法律的思想体系演变

法律的思想体系经历着由德到礼，由礼到儒，再到去除儒家的过程。西周时期的“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思想仍具有很强的封建迷信色彩，他主要包括敬天、敬祖、保民三个方面，认为上天把“天命”交给有“德”之人，实际上这也是为封建君王统治提供了借口、而“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更是突显出了平民百姓与贵族官僚之间的不平等，法律完全是统治阶级的私人工具；而儒家思想进入法典是由魏晋到唐，上请与恤刑、亲亲得相守匿法律条文的出台，是一大进步，儒家思想进入盛行阶段；宋以后至清末是法制的进一步深化，此时儒家精神在法律中已经定型，法律的演进也就仅仅是流于形式，直至清末近代化才开始引发新的变化，打破原有“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结构，引入民主理念，逐步去除了法律中的儒家精神。

二、法律的法律条文的完善与进步

郑国子产将郑国的法律条文铸在象征诸侯权位的金属鼎上，史称“铸刑书”，成为了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明确了“法律公开”这一新兴地主阶级的立法原则；战国时期的《法经》是历史上第一步比较系统地封建成文法典，为后世封建成文法典的进一步完善奠定了基础；而到了唐代《唐律疏议》的修订，成为古代立法的最高水平，也是迄今保存下来的最完整、最早、最具影响力的古代成文法典；至清末变法修律，中华法系开展解体，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使的法律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历史上第一步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宪法文件诞生，也在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了“民主”、“共和”的形象。

三、司法机关的进步历程

儒家思想演变过程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先秦 儒家 游戏

游戏与每个人的生活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是人们生活所不能或缺的部分，在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活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教育领域、教育家的眼中，游戏对于人的发展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游戏的娱乐性、竞争性、刺激性、知识性能使受教育者的身心两方面都得到发展。但对于游戏的产生及认识并不是到近现代才开始，早在代表中国文化先驱的先秦时期就已经存在，甚至还形成了一定的特点。

一、先秦时期儒家已产生诸多游戏活动

先秦是指秦朝建立之前的历史时代 ，经历了夏、商、西周、以及春秋战国等历史阶段。儒家为中国古代很有影响力的学派，儒家学说又称儒学，其学派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 “中庸”之道，主张“德治”、“仁政”、重视伦理关系。

（一）从史料记载和文物出土分析。

中国游戏的种类繁多，且历史源远流长，先秦时期的史书中便有相关记载。《论语》中：“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很明显的表达了孔子认为下棋的益处，以及认识到了游戏的作用并证明棋类游戏已经存在的事实。《孟子·告子》中：“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也证明了先秦时期人们是很注重围棋的功用。《史记·孔子世家》中：“孔子为儿嬉戏，常陈姐豆，设礼容”记录了当时的儿童角色扮演游戏。《左传·昭公十二年》中：“晋侯以齐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壶”记录了诸侯们所进行的投壶游戏。《战国策·齐策》中：“临淄之中七万户，其民无不吹竿、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踏鞠者”。这里所提到的“斗鸡”、“走狗”、“六博”、“踏鞠”，都为战国时期民间流行的游戏活动。如此详细的记载都说明了先秦时期游戏的存在。

游戏活动的存在不仅能从史书中找到证据，文物的出土亦是更有利的证据。1975年山东营南大店春秋时期营国殉人墓曾出土过一只陶壶，残高26厘米，腹径19.8厘米，底径17厘米。口沿残缺，长颈，鼓腹，平底，颈肩部四道凸弦纹，朱绘雷纹，腹部朱绘三角雷纹。考古学家后已证实这是较早的投壶实物资料。

（二）从游戏的起源分析。

追溯游戏的起源，诸多的学者都已做过颇多的研究，概括起来为以下几点，生产劳动、经济状况、军事战争、社会风俗等。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劳动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实践活动，也是人类生存的唯一来源，人们的生活离不开生产劳动。如射箭游戏就是由最开始的狩猎演变而成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个狼烟四起，兵荒马乱的天下大乱时期，很多当时演练的项目最后也都演变成了民间游戏。《左传》及《战国策》中就有很多有关战争最后演变成民间游戏的记载。其实在经济有了一定发展的背景下，人们也要求有一定的娱乐形式来丰富生活，经过了夏商周等时期，经济状况已有所发展也成为了游戏活动产生的前提条件。

从以上两个角度分析，毫无疑问、先秦时期已经产生了游戏活动。

二、重智能游戏而轻体能游戏

如果根据钟敬文先生对游戏的三种分类法把游戏分为：智能游戏、体能游戏、智能与体能结合的游戏，那儒家则重智能游戏而轻体能游戏，儒家“君子勤礼，小人尽力”的观点就表达了剧烈运动的游戏是不合温文尔雅的君子要求的，故批评乃至抵制这类游戏。他们主张用“合于礼仪”的“雅戏”如棋类、射箭、投壶等来代替体能游戏。如孔子的教育文献中都较少见到关于体育游戏的论述，除了“歌诗、习礼、读书”等“积极”的游戏外，对其他游戏基本不持肯定态度。

三、 游戏的礼节性、道德性

重礼的思想影响了儒家各个领域的活动，包括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当然也包括游戏娱乐活动，儒家的游戏必定是一种礼节性很强的游戏。《礼记》中关于投壶游戏有着详细的记载，记录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投壶非常注重礼节，有专门用具、程序与步骤。

除了“礼”，“仁”也是儒家思想的又一重点。以仁为人、以德为政都是儒家所宣扬的观点。毋庸置疑，儒家游戏在“仁”思想的影响下更注重道德性。西周时期对于“射”就提出了“德”和“体”两方而的要求，即以射观德，以射强体。

儒家的“中庸”思想也存在于他们的游戏观上，“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描写就是最好的证明。“中庸”思想要求人每时每刻都保持理性，不偏不倚，游戏活动时也一样。只是这种思想某种程度上会导致游戏的功利性而损失其本身的娱乐性。甚至从某个角度可能阻碍个人身心的自由发展，而导向一定的目的。

参考文献：

[1]黄绍文,卿丽蓉.中国传统儿童游戏观探析[J].长沙师范专科学报,2005.

[2]熊振强.中国古代体育游戏的渊源、类型及社会影响[J].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9,3.

[3]吕逸.中国古代儿童游戏研究[J].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4]揣静.中国古壶游戏研究[J].陕西师范大学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2010.

儒家思想演变过程范文第4篇

关键词：儒商 精神 嬗变 儒家

引言

儒商积极倡导以儒家理念去经商，大力强调以儒家宣扬的诚信仁义等伦理道德作为商业经营的基本指导理念，由此形成了具有浓厚儒家文化特色的商人精神——儒商精神。儒商精神是市场竞争法则所促成，体现着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能够有效地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保障商业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目前，商业领域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的欺诈之风日盛，损人利己、尔虞我诈的不正当竞争时常发生，极大地破坏了正常的商业经营秩序，市场经济的发展遇到了严重的道德危机。在商业道德普遍滑坡的情况下，儒商精神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和广泛探讨。积极倡导弘扬儒商精神，大力培养造就一批具有儒商精神的高层次经营管理人才，成为时代和社会的迫切要求。然而，怎样界定“儒商精神”？儒商精神起源于何时？其涵义历代有无变化？这些都是必须首先要明确的重要理论问题，值得进行深入探讨。所以，为了对儒商精神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和准确的界定，必须从归纳、梳理史料中追根溯源，对儒商精神进行客观的历史考察。大致而言，儒商精神的嬗变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孕育滥觞期、发展形成期、西化转型期、现代重塑期。

孕育滥觞期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商品经济快速发展，文化创新和发展处于一个百家争鸣的鼎盛阶段，儒家学说应时而生，并和商业经营内在地融合起来。初步形成的儒家思想与商业经营活动的逐步结合，催生了一批名垂千古、被后世奉为楷模的儒商，如子贡、范蠡、白圭等。他们进行商业经营的主导理念都在较大程度上溶入了儒家的思想学说，能够取利不忘义、周急济贫，具有智、勇、仁、强、信等基本商业素质和伦理道德规范，强调商德乃“万利之本”，反对巧取豪夺、坑蒙拐骗，从而为后世儒商提出了许多经典的经营之道，初步规定了应当遵循的伦理准则、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由此开创了注重以德经商、具有儒家文化特色的商人精神。

这就是说，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儒家学说的创立和儒商的出现，儒商精神开始在商业经营中被倡导。不过，当时儒家思想和商品经济还处在早期发展阶段，二者融合的深度和广度及其影响的范围程度还较为有限，所以儒商精神还处于孕育滥觞的萌芽时期。

发展形成期

（一）潜在发展

自秦统一中国，由汉至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儒家学说逐渐成为封建社会政治统治的正统主流思想，其先义后利观被极端化为重义轻（贱）利论，此时儒者被视为道德高尚、博学多才的君子，而商人则被视为唯利是图、道德卑下的小人，“重农抑商”的理念被奉为金科玉律，统治者大力奉行抑商政策，商人的经营活动受到极大的限制和打击。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儒”与“商”几乎成为两个截然对立的范畴，难以较为顺利地相互融合，儒商失去了正常存在的客观生态环境，只能在夹缝中缓慢生长，儒商精神也由此进入了一段艰难曲折的潜在发展时期。

（二）逐步形成

唐宋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鼎盛时期，商品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由此人们的轻商思想日趋淡化，重商意识开始兴起，儒士已开始重商，商人也明显地表现出好儒倾向，相互之间的转变和融合逐步变得普遍，同时朝廷的抑商政策也在逐步放松，由此儒商开始逐步崛起。在此情况下，社会上涌现出一批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儒商，他们在商业经营活动过程中力行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主张以德为商，不仅讲究诚信无欺、货真价实，而且坚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追求义利兼得，同时急公好义、热心公益，能够仗义疏财、乐善好施，“人有急难，倾财救之”，此外他们还非常注重以和为贵、团结互助，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互助会和行会的大量出现。唐宋商人在商业经营活动中积极倡导儒家道德规范和伦理准

，为儒商精神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从而儒商精神开始逐步形成。

（三）成熟兴盛

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儒商”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壮大鼎盛期。深受儒家学说影响的明清儒商，将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用来指导商业经营活动，把儒家仁义作为立身之本，遵循以义制利、诚信无欺、公平守信、以人为本、以和为贵等一系列商业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从而树立了与儒家道德价值观相符合的经商理念，实现了儒与商的沟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儒商精神。这些基本规定在明清以前的大部分儒商中是难以达到的，而明清儒商则完全具备了这些条件。明清儒商从形式上看是“儒而从商”、“贾而好儒”、“亦儒亦商”，从实质上看则是“用儒意以通积聚之理”，“以儒学饰贾事”，实现了儒家思想与商业经营法则在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方面的高度统一和有机结合。由此可见，随着明清儒商的日益发展壮大，儒商精神亦愈呈现成熟兴盛的态势，不仅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而且得到大力的倡导和宣扬，被广泛地融入到商业经营活动的各个方面，充分体现了明清儒商的精神气质和风貌，从而提高了其整体素质，使其商业经营活动获得了更大的发展。

西化转型期

鸦片战争以后，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和“西学东渐”的影响下，随着儒商的近代转化，儒商精神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近代儒商精神。

近代儒商传承了儒家文化精神，强调以儒经商，用儒家思想进行企业管理，更为凸显重道德、重和谐的经营理念，构筑了以儒家理念为核心的企业精神。根据时展和经济现实的客观需要，近代儒商又对传统儒商精神想进行了合理扬弃，赋予了一些新的思想内涵。例如，在作为儒商精神核心的义利观方面，由传统儒商精神的“先义后利”或“重义轻利”，转变为了“义利并重”、“义利统一”；在诚信方面，由依靠传统道德维系的伦理信用观，进步到“重合同，守信用”的契约信用观，突出了法制意识，使商品交换行为建立在更规范、更可靠的正式制度基础上；在终极目标方面，强调“经世济民”的价值追求，把商业活动与民族救亡、富国强兵等有机地结合起来，使自己的商业利益和民族利益、国家的整体利益相统一，充分体现了崇高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 更为重要的是，近代儒商对西方商业精神也由鄙视、排斥、抵触转向有条件的正视、相容和接受，在一定程度上学习、借鉴和运用了西方科学的商业经营管理理念，从而把传统儒商精神和西方商业精神进行了相互融合，使儒商精神添加了近代化的因素，初步具备了作为科学商业精神的应有特征。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近代儒商精神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不仅扎根于中华大地，而且开始冲出国门，从中国走向了世界，在海外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尤其对中国港台、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儒家文化圈的各国商人和海外华裔商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可见，转入近代，儒商精神进入了一个西化转型期。在继承传统儒商精神的前提下，将其与西方商业经营意识相融合，从而构建一种适应近代商品经济要求的儒商精神，成为近代儒商精神发展的基本方向。近代儒商精神虽然是在传统儒商精神的基础上转型而来，二者之间具有自然继承的某些明显痕迹，但它已经突破和超越了仅仅作为经验和习惯的传统儒商精神，实现了传统儒商精神的升华和自我改造，从而把儒商精神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基本上反映了儒商精神在近代商品经济条件下所具有的时代特征。

现代重塑期

“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现代儒商群体开始形成并逐步壮大兴盛起来。他们深入挖掘了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吸收了其合理内核，并自觉地将其渗透到自己的商业经营活动之中，积极倡导以仁为本、以和为贵、以义取利、诚实守信、自强图新、勤俭廉洁等伦理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大力宣扬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勤勉敬业的职业精神、人本主义的管理理念、重群克己的合作意识、热心公益的仁爱精神、经世济民的商业理想，严格遵循节俭寡欲的自律准则、以义驭利的经营原则、诚信为本的行为规范。以上商业经营原则和指导思想，都成为现代儒商精神的重要内容。

此外，现代儒商十分注重吸取西方现代商业经营管理思想的精华，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将儒家思想和西方商业精神进行了有机的结合。他们所具有的和平竞争、

共谋发展的共赢意识，顾客第一、服务至上的营销观，趋时应变、科学决策的经营观、以和济争的善意竞争意识以及标新立异的创新精神等，充分显示出了一种全新的儒商精神，构成了现代儒商精神所独特内涵。

这一时期，儒商精神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进一步走向世界。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以及中国港澳台地区商人、海外华侨商人，扬弃了旧有儒商精神的缺陷，规避了西方商业精神的弊端，将儒家思想与商业经营活动进行了更加完美的融合，提出了与现代市场经济法则相统一的现代儒商精神。尤其是，近年来，儒商精神在欧美一些国家得到广泛传播，并被人们普遍认可，从而产生了更加深远的影响。在此情况下，儒商精神正逐步实现全球化，形成一种世界性儒商精神。1994年国际儒商学会的成立和首届世界儒商大会的召开，就是这一阶段开始的显著标志。21世纪的儒商精神，应是具有世界性的儒商精神。

由此可见，随着现代儒商群体的壮大兴盛，儒商精神也进入了革新重塑期，开始由传统形态进一步向现代形态转变，在传承、革新、转型等一系列重大过程上进行了自我演进与发展，在扬弃传统儒商精神的基础上，又在一定程度上融汇了西方商业精神的有效成分，更加之以现代科学理性作为自己的思想基础，从而实现了儒商精神的升华，形成了一整套同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富有较强包容性、继承性和鲜明创新性、时代性特质的现代儒商精神，即新儒商精神。

结论

儒家思想在商业经营活动之中的成功运用，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儒商精神。儒商精神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它在儒商长期的商品经营实践过程中从萌芽到逐渐形成，又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交互作用下，随着时代的前进和社会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地发展演化，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具体表现和品质特征，是一个动态的历史概念。由于儒家思想和商业经营活动的互相沟通、结合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儒商精神跨越历史的隧道，随着儒家思想、商品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地发展演变，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大致说来，儒商精神经历了先秦的孕育滥觞、秦汉的潜在发展、唐宋的逐步形成，清末至民国时期又开始了西化转型，而在“二战”以后，儒商精神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得到了进一步的扬弃和优化，实现了现代重塑。儒商精神的变迁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历史发展的要求，更是由市场竞争法则所促成，体现着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是商业经营获得成功的思想保障。在每一次转变过程中，儒商精神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完善和优化。儒商精神的合理内核，在今天仍充盈着活跃的生命力，对现代商业经营活动具有积极的理论借鉴价值和实践指导作用。当代商人应当大力倡导和弘扬儒商精神，努力塑造良好的人格形象，以提高社会地位和名誉声望。只有这样，商业经营才能够获得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强大的智力支持，在市场交易活动中表现出强大的竞争实力和明显的比较优势，从而提高市场占有率，实现利润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

1.张大红.儒商伦理与现代中国企业家精神[d].湖南师范大学，2003

2.尹砥廷.论儒商[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4）

儒家思想演变过程范文第5篇

一、两汉经学及经学思想研究

众所周知，汉代学术的核心在于儒家经学，汉代的政治史称经学政治，汉代的法制也是以经为法，因此，以经学为核心，对汉代的思想学术、社会政治、法律生活等方面进行考察研究，是近年来两汉儒学儒教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出版的论著和发表的论文相对比较多。

第一，从思想学术角度全面考察和研究两汉经学，代表性的论著当首推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二卷第24章至39章的汉代经学部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9月），该书是目前中国大陆第一部系统研究经学思想史的论著，基本上涵盖了两汉经学的主要人物、主要经典和主要的经学问题。既有总括性的论述，又有个案性的研究，特别着重从思想史的角度把握经学在汉代的发展演变及其与汉代学术、政治之间的关系。该书研究的主要特点是对汉代的诗学、易学、尚书学、礼学、春秋学、孝经学、纬书学等作了全面的研究，既注重经学传承关系的史料考证，又注重经学思想本身价值的解释与发掘，就一个经学人物或一部经学典籍而做充分的、展开式的、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涉及到的思想学说广泛而且深入，涵盖了汉代的政治、道德、宗教等多个方面。王葆?《今古文经学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是一部以两汉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学派形成、演变及相互间的论争为纲，兼论汉代春秋学、礼学、易学的学术演变的著作。该书史料考据和理论探讨相结合，对一些经学问题包括经典的传承谱系、经学人物的学派分野、汉代宗庙（明堂、辟雍、太庙）礼仪制度等进行了细致缜密的考证，并特别对五德终始、阴阳五行、宇宙系统论的经学思想从“宗教到哲学”的演变历程有深刻思考。

第二，从政治的角度讨论两汉经学的影响和作用的著作有，汤志钧等《西汉经学与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5月）着重于考察论述有关西汉儒家独尊和董仲舒的法《春秋》、崇《公羊》对西汉政治的影响，儒经博士从“备顾问”到“参国政”的政治地位变化，从“盐铁论”到“石渠阁论”儒生的直接参与议政和经学成为统治思想的依据，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的经学与政治的关系，以及五经博士与今文经学、西汉经学的传授、“庙议”所体现的西汉礼制建设、伴随着西汉终结的今古文经学更替与王莽改制等问题。陈苏镇著《汉代政治与〈春秋〉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3月）一书重点在于探讨汉代政治的演变以及《春秋》学在其中所产生的作用和发挥的影响。孙筱《两汉经学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0月）对两汉经学兴盛的历史背景与制度基础、两汉经学的文化渊源、两汉经学的传承与经说、通经致用下的汉代社会等问题进行了考察研究。张涛《经学与汉代社会》（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则是全面介绍汉代经学与社会的简明读物。这方面论文有，张涛《经学和汉代的选官制度》（《史学月刊》，1998年第3期），仝晰纲《公羊学与汉代政治文化》（《辽宁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谭德兴《齐诗“四始五际”与汉代政治》（《贵州文史丛刊》，2000年第5期）等。

第三，从哲学、文学、学术史等方面来考察汉代经学的影响的著作有，严正《五经哲学及其文化学的阐释》（齐鲁书社，2001年8月），该书对汉代经学有专门的论述，具体包括三家诗说和毛诗说、西汉《尚书》学的意义和作用、西汉的礼制建设、西汉的易学发展、董仲舒春秋公羊学思想的意义等。刘松来《两汉经学与中国文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年6月），从文学视野中的经书文本，文化视野中的两汉经学与经学视野中的两汉文学这三个方面，考察了两汉经学与文学的关系问题，重点在于考察经学语境中生成的汉代文学理论，两汉经学对后世文学的深远影响等问题。王继训《汉代诸子与经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主要探讨汉代诸子百家之学与经学的关系，经学与诸子学的相互交汇、融通的历史进程，透视两汉经学融合诸子学而构成汉代儒学的发展过程与思想理论上的贡献，并特别论述了经学与诸子百家学的界限、与阴阳五行及谶纬的关系等问题。蒋庆《公羊学引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6月）是针对春秋公羊学方面的专门性论著，其中对司马迁、董仲舒、何休等人物与公羊学的传承关系有所论述，尤其是所论司马迁传公羊学、司马迁史学承继了公羊学的精神，多有启发性的见解。谭德兴著《汉代〈诗〉学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从社会政治、经济和学术文化等背景上分析了汉代《诗》学发展演进的特点和规律，探讨了其在经学与文字互动中的表现及意义，研究和论述了其发展方向和影响，最终揭示了汉代《诗》学与中国古代儒家思想、文学及文论的内在关系。庞天佑《秦汉历史哲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3月），该书在上编第6章“经学与汉代史学”着重从经学对汉代史学家知识结构与汉代史学思想的影响，汉代史学的经世致用，汉代史家的治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的考察研究；在下编集中对董仲舒、司马迁、王充、班固等人的历史哲学思想进行分别了论述。刘玉建《两汉象数易学研究》（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9月）对两汉时期象数易学的代表人物蔡景君、孔安国、孟喜、焦延寿、京房、马融、郑玄、荀爽、刘表、宋忠、虞翻等人的生平、著述、学术传承及其后世影响进行了详细、系统地论述。还有吴雁南、秦学欣、李禹阶主编《中国经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是新近出版的经学全史，包含有汉代经学部分的记述。

第四，对汉代谶纬之学的研究，也有一些专门性论著发表和出版。钟肇鹏《谶纬论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1月)是系统研究谶纬的研究专著，该书第5章专论“谶纬与汉代今文经学”，其中对《春秋公羊传》、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与谶纬，孟喜、京房易学与易纬，今文尚书、齐诗与谶纬，《白虎通义》与谶纬等问题有细致的考察，对谶纬与后汉政治、谶纬与农民起义，以及谶纬的哲学思想、谶纬的神学体系、谶纬与历史等问题有所研究。冷德熙《超越神话——纬书政治神话研究》（东方出版社，1996年5月）着重对纬书神话学进行了充分的考察和研究，作者详细讨论了圣王、圣人、孔子神话的意义、功能及得失。这方面的论文有，刘泽华《汉代〈纬书〉中神、自然、人一体化的政治观念》(《文史哲》，1993年第1期)，董平《论汉代谶纬之学的兴起》(《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2期)，张广保《纬书与汉代政治》（《原道》第五辑，1998年），孙曙光《谶纬与汉代政治的神秘性》（《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2期）等等。

第五，从法制史角度研究春秋决狱的文章有，周少元、汪汉卿《〈春秋决狱〉佚文评析》（《安徽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华友根《西汉的春秋决狱及其历史地位》(《政治与法律》，1994年第5期)，颜雅彬《略论汉代春秋决狱之利弊》（《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朱宏才《春秋决狱及其对传统文化的危害》（《攀登》，2001年第2期）等等。

二、儒学史及儒家人物思想研究

以儒学为核心，从宗教、政治、思想、学术等多个研究领域考察其与汉代社会的广泛关系，成为两汉儒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第一，儒学史和儒教史。两汉儒学史的著作，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不断出现。赵吉惠、郭厚安、赵馥洁、潘策主编的《中国儒学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6月）是中国大陆第一部全面论述儒学发展和演变历史的著作，该书第二编“两汉时期儒学的经学化”集中考察论述了汉初儒学、汉武帝独尊儒术、董仲舒与春秋公羊学、两汉经学的传承授受及其法典化、两汉经学的今古文之争、谶纬的流行与反谶纬、《白虎通》与谶纬神学、古文经学对谶纬神学的批判、东汉末年经学的衰微等问题，简明地勾画出了两汉儒学发展的基本面貌。李申《中国儒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该书上卷第2章、第3章为“两汉儒教”部分，如张荣明所评论的，与以往的研究重点放在“对儒学观念体系本身的描述和分析上而较少涉及祭祀、天文、历法和音乐等方面的内容”不同，《中国儒教史》是“把思想学说、祭祀制度、历法制度等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做系统性的勾勒和描述”，“以儒教信仰的上帝观念和天信仰为核心，把封禅、郊祀、祭祖等祭祀制度作为信仰的具体展现，并把儒教信仰对天文、历法、音乐诸方面的影响综括起来叙述”。刘蔚华主编的《中国儒家学术思想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12月）第9章到第16章为两汉儒学部分，该书包括了一般儒学史的基本问题和内容，而更多地着眼于学术史的角度展开叙述。此外还有，姜林祥、李景明著《中国儒学史》（秦汉卷）（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6月版)等。

第二，除了专门的儒学史著作之外，就是在新近出版的一些思想通史类的著作中，两汉儒学部分也成为不可缺少的内容。比如刘泽华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该书第2章至第8章是关于两汉政治思想的内容。具体包括：汉初思想家对汉帝国的政治设计，汉帝国的政治“大一统”与独尊儒术，儒家政治观念的经典化与社会意识化，西汉后期的政治调整思潮与王莽复古改制思想，东汉前期谶纬化的经学政治观与怀疑论，东汉后期的名教与政治反思思潮等内容。杨鹤皋主编《中国法律思想通史》（一）（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第三卷西汉、东汉部分从法律思想的视角考察和阐述汉儒的思想，具体内容包括：汉初法律思想的演变，陆贾、贾谊的法律思想，西汉中期法律思想领域的斗争，汉武帝的法律思想，盐铁会议和桑弘羊的法律思想，司马迁的法律思想，封建正统思想的形成和董仲舒的法律思想,西汉后期法律思想的演变与谶纬神学的兴起，扬雄的法律思想，东汉初中期法律思想的演变，桓谭、班固、王充的法律思想，《白虎通》的法律思想、汉末社会批判思潮中的法律思想，崔??、王符、荀悦的法律思想，郑玄的“以经注律”等等。王高鑫《中国史学思想通史·秦汉卷》（黄山书社，2002年12月）有相当比重的篇幅从史学思想的角度对汉代儒家人物的历史思想进行了考察。俞启定、施克灿《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一卷（先秦、秦汉）（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该书第二编第二节至第五节讨论了儒学与汉代教育制度的关系，涉及的内容有：汉代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及其对汉代教育的影响，博士官学以及师法、家法，今古文经学之争到师法、家法的削弱，通经教学和研究的发展，从石渠阁、白虎观议经到郑玄集大成的经注的出现等。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该书第三编第三节“国家意识形态的确立：从《春秋繁露》到《白虎通》”和第四节“经与纬：一般知识与精英思想的互动及其结果”是专门书写两汉思想中儒学的成分及其影响的部分。该书认为，《春秋繁露》中的根本依据在于宇宙秩序和历史经验，并且就《白虎通》对宇宙秩序和人间秩序的简约化、数字化表述有所讨论。主张重新理解和评价纬学，认为纬学的数术、天文、地理等知识背景，提升了知识的文化品格，同时也加重了儒士中的神秘化与政治化的风气。指出以定“汉仪”、撰《王制》、设明堂为标志的儒者的实用倾向与策略成为当时重要的思想表现。正是在两汉时期，儒家思想中的宇宙观念与实用规范得以建立，经典的揭示系统也得以确立。

第三，在一些关于学术史研究的论著中，也包含两汉时期的相关篇章。比如，卢钟锋《中国传统学术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该书第3章《西汉中的儒学独尊与正史儒学史卷的设立》不仅论述了儒学的独尊与经学的盛行，还以司马迁的《史记·儒林列传》和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作为正史儒学史卷而加以考察论述。张国刚、乔治忠等《中国学术史》（东方出版中心，2002年7月）第2章“以经学为核心的汉代学术”，考察记述了儒家经典化之历程、五经的阐释与传授、经学的今古文之争、阴阳五行与儒学的政治化谶纬化、封建正宗史学宗旨的确立、汉末社会批判思潮及其学术价值等方面的问题。周裕锴《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第2章“两汉诸儒宗经正纬”，从古典阐释学的视角，对两汉儒学经典的诠释形式和特点作了论述和概括。著者认为，在表现形式上，阴阳谶纬属于神学的诠释，诗学教化讽谏属于政治的诠释，训诂笺注属于语言的诠释。又指出，以谶纬为依据来改造经学旧说，以纬书依附于经书而别立新说，经学的高度繁荣导致训诂学的空前兴盛，而经学训诂所强调的文字的载道功能等等都是汉代儒学诠释学的特点。此研究颇见新的角度。关长龙《中国学术史述论》（巴蜀书社，2004年6月）第2章“两汉经学”部分，针对经学的兴起与儒学的重建进行了论述，内容包括：六艺内涵的转变、从《六艺略》说起、大一统王朝的学术张力、董仲舒的经学体用论、经学的异化等。特别指出汉代经学异化的三种表现，即微言大义的谶纬化、章句训诂成为学术主潮、名教问题的出现。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研究两汉儒学的著作有，孟祥才、胡新盛《齐鲁思想文化史：从地域文化到主流文化》（先秦秦汉卷）（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以两汉经学中的齐鲁儒生为主要线索，对成长和发展于齐鲁之地的两汉儒者的思想学说及历史贡献作了比较详细的考察和论述，包括叔孙通、公孙弘、董仲舒、贡禹、匡衡、曹褒、郎?、襄楷、郑玄、徐干、仲长统等人得的思想学术。

第四，专门性地论述和考察儒学与两汉社会、政治的关系方面的论著有，刘厚琴《儒学与汉代社会》（齐鲁书社，2002年1月），该书从九个方面论述了儒学与汉代政治、经济、法律、礼仪制度、民族关系、教育、自然保护及抗灾救荒、社会生活、文化的关系等。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5月），该书在第8、9、10章中的一些论题涉及到汉代儒者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内容包括：“独尊懦术”下的汉迁、汉儒的政治批判、汉儒的“奉天法古”、东汉的“经术”与“吏化”、儒法合流、儒生与文吏的融合即士大夫政治的定型。陈明《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士族：特殊型态的知识分子研究》（学林出版社，1997年）一书，第5、6章专门就儒学与汉代吏治、儒学与汉代王权展开论述。著者认为，汉代帝王正是看中了儒学的教化功能希望以之弥补吏治的阙失，而汉代“士大夫儒者与宦官、外戚间的冲突，实质上是儒学公天下的价值理念与专职王权思天下之心的斗争”。在论文方面有，刘红叶《汉代儒学伦理政治一体化的形成》（《西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论述了儒学在汉代从日常伦理向政治伦理演变的历史过程。马育良《俗吏吏风：西汉儒家批判的一种治政现象》（《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白华《汉代儒学官学化的动力及其影响》（《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论述了君主****和儒家学派利益决定了汉代儒学走上官学化的道路，而官学化的儒学对后世的政治、道德、思想学术和社会生活有着多方面的历史影响。惠吉星《论汉代儒学的社会化走向》（《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3期）一文，以“社会化”一词来概括汉代儒学的变迁，并对其过程进行了论证，亦即在当时国家政权倡导和推动下，儒家知识分子和儒生化的官吏通过教育、教化的手段，将儒学的文化知识、思想观念、伦理道德和礼仪规范灌输给社会的各个阶层，使之成为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信仰和生活模式，其对后世的思想文化、民族文化心理、国家社会生活影响之为深远，所谓“儒教中国”就是汉代儒学社会化的结果。赵沛《汉代儒学入仕到门阀垄断》（《甘肃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提出，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入仕成为汉代选官制度变革的具体体现，也成为儒学传家世代为官的“士族”登上政治舞台的历史开端，并认为以儒学入仕就是以经学入仕，这也就导致了东汉时期一些士大夫家族纷起，专攻一经或兼通数经，由经学入仕到累世公卿的现象出现，而且两汉的察举选官中的举孝廉、茂材、贤良文学，也都与经学有关。从儒学入仕到门阀垄断演变，主要源自于儒学入仕中的门第观念以及经师、门生与故吏集团的形成对选举产生的影响，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谢谦《汉代儒学复兴运动与郊庙礼乐的正统化》（《四川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认为，汉武帝罢黜百家，建立起大一统王朝的国家宗教，但其郊庙礼乐制度仍依据神仙方士之说，不合西周古制者甚多，于是在西汉中后期兴起了一场以复兴古礼为目的的儒学复古运动，其高潮就是元始改制，其结果就是王莽代汉。王莽虽然身败名裂，但“元始改制”的成果，西周模式的郊庙礼乐制度被东汉王朝承袭，并成为历代礼乐郊庙制度的正统。林存光《汉代儒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分析与批判》（《孔子研究》，2002年第1期）认为，儒学在汉代意识形态化而成为一种官方指导思想，具有特定的意识形态功能，表现在三个方面，汉儒以文化守成自任而成为意识形成阶层职能的自觉意识，儒学意识形态的合法化功能在对自身的反思与辩护的两个层面运作，儒学阐明现状和提示行动方向的社会历史功能。该文对这三个方面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并给以了历史的批判。

第五，两汉儒学人物及其思想研究一直为研究者所重视，论著、论文层出不穷，思想人物评传更是比较集中地出现。比如董仲舒研究方面有，华友根《董仲舒思想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3月)，王永祥《董仲舒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黄朴民《天人合一：董仲舒与汉代儒学》(岳麓书社，1999年1月)，李宗桂《董仲舒与中国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周桂钿《董仲舒评传》(广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余治平《惟天为大——基于信念本体的董仲舒哲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12月）。其他方面有，王兴国《贾谊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1月），该书在充分占有原始资料并认真分析前人及时人对贾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其生平事迹及著作真伪、写作年月进行了比较详尽的考辨，对许多理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某种程度上是贾谊研究的总结性著作。该书还对陆贾、晁错的生平、思想进行了系统分析，亦不乏新意。其他还有，张大可《司马迁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许凌云《司马迁评传》（广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钟肇鹏、周桂钿《桓谭、王充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1月），王举忠《王充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周桂钿《虚实之辨：王充哲学的宗旨》(人民出版社，1994年)。王青《扬雄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陈其泰、赵永春《班固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周桂钿《虚实之辨：王充哲学的宗旨》（人民出版社，1994年），刘文英《王符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9月；该书附有崔??和仲长统评传），王伯欣《王符评传》（陕西人民出版，1993年)，黄朴民《何休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卢央《京房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许结《张衡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2月），马育良《汉初三儒研究》(黄山书社，1996年)等。

三、汉代历史与儒学的多样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