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作用的认识
儒家思想作用的认识范文第1篇
关键词： 儒家文化 高校党建 应用价值
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随着社会的变迁，儒家学说在内容、形式和社会功能等方面都在发展。当今社会，儒家文化不断得到重视，并且焕发出新的活力。生活在中国传统文化氛围下的当代大学生从小就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对儒家文化的认同感比较高，在大学生党建和团建上发掘儒家文化的价值、意义，充分利用儒家文化资源，发挥其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促进高校党支部、团支部在制度建设、思想教育、党团服务、创新党建等方面的发展。
一、儒家文化对中国社会的价值
（一）儒家文化对中国中产党人的历史价值。
中国共产党与儒家文化始终是紧密连接的。首先儒家文化中存在大量的唯物论和辩证论，比如《论语・先进》记载：“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明确地否定了鬼神的存在，这是儒家唯物论的一个论证。《易经》中“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则坚持矛盾统一的辩证观点，讨论了两个事物的相对运动变化。等老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都曾受过儒家传统文化教育，在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这一哲学后重新审视儒家思想，辩证地看待儒家文化，然后站在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剖析中国现状研究中国革命，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道路。多数学者都承认儒家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到推动作用[1]。思想中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融合的产物。儒家文化中的德治思想对共产党人修养产生了积极的意义，几代中央领导集体都强调党员必须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所以儒家文化与中国共产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必将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
（二）儒家文化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用。
党的十报告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提升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很有意义，此后全国上下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讨论和实践活动，掀起了一股热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单从字面上看只是一个简单的词，要深入理解，需要深入分析研究其背后的意义。儒家文化能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鲜活的实例。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足中国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脱离文化传统，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借助传统文化。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高校的宣传学习中存在学习不够深入，缺乏实际案例，与现实脱钩等问题。利用大学普遍能接受的儒家文化能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三）儒家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意义。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的召开对为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及为谁培养人指明方向。其中就有说到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要求。立德树人是儒家文化的一个方面，儒家思想中的“仁爱”，“谦恭礼让”、“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思想就是立德的过程，通过批判地学习和弘扬儒家文化思想，根据时代的要求诠释，能够达到服务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的目的。儒家思想中胸怀天下、立志报国有利于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礼记・礼运》篇有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孔子之后孟子提出：“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表达了儒家贤哲“尚公去私”的奉献精神。这种精神对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产生过积O的影响，已经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魂”[2]。这种甘愿吃亏、乐于奉献、不求回报的精神应该被大力提倡，有利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儒家文化中还有很多此类与思想政治教育相联系的主题和内容，需要用现代人的眼光分析延伸，多途径引导教育，使大学生立德树人，做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
二、有利于党建的儒家文化要素
（一）儒家大公无私精神有利于塑造学生党员的人格。
一个人的人格品质是其内在的核心力量，是一切行为的源泉，因此大学生党员的人格塑造是党员队伍建设的重要环节。儒家文化有利于个体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高尚的审美观。儒家文化中天下为公、大公无私的精神对塑造大学生的人格发挥重要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相通的，儒家文化中修己达人和为人民服务更是高度相通。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儒家推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能帮助大学生党员领会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在个人品质上，儒家主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主张“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的积极主义，提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乐观主义，使学生党员勇于面对挫折，提高抗压和适应能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价值观，有利于当代大学生树立集体主义观念[3]。此外，合理的大学生人格塑造能够端正大学生的入党动机，增强其为人民服务的决心，形成积极乐观向上的品质。
（二）儒家“修齐治平”精神有利于树立学生党员的理想。
大学生党员是大学生中的先进集体，在群众中起到表率作用，是普通学生的学习榜样。因此，大学生党员必须树立远大的理想，并为广大学生树立良好榜样。儒家文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有利于大学生党员远大理想的树立。这一思想将个人的发展与国家的兴衰结合、个人的修身与国家的发展相结合。大学生党员应当树立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有了这个理想才会从各个方面“修身”，时时刻刻严格要求自己，谨慎地遵守道德准则，始终保持良好的心态。只有这样才能一步步修正自我，完善自我。人的行为是社会的产物，整个社会的风气又是人的风气所形成的，一个人的行为和思想对社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孔子也强调“见贤思齐”的榜样学习作用，可见向别人学习的必要性。高校党员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他人的关注，良好的行为和思想会间接影响他人。青年大学生必须树立修齐治平的理想，跟着党的方针路线走。
（三）儒家和谐思想有利于促进党支部的和谐。
儒家和谐思想包含了人际和谐、社会和谐、生态和谐的思想，这一和谐思想同样能够促进党支部的和谐。将和谐思想运用到党支部建设中更能促进党支部快速有序地发展。《礼经・中庸》中所说的“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要求人们应自觉地把道德规范内化为发自内心的道德约束力。儒家和谐思想蕴藏着丰富的人文知识和人文精神，能丰厚党支部的文化底蕴，增强大学生党员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改善党支部中的不和谐现象。党支部成员遵守和谐的道德标准，融入党支部建设当中，自身发展和支部发展形成辩证统一的关系，能有效提高党支部的凝聚力。但是党支部的学生党员毕竟是一个完整的个体，个体与个体之间难免会发生某种摩擦，这些冲突和矛盾可以通过儒家“仁者爱人”、“以礼待人”的和谐思想化解。
（四）儒家创新精神有利于增强党支部的活力。
孔子提倡“吾日三省吾身”，学习他人优点，反省自身不足，提高自身德行。对于党支部的发展来说，一味地墨守成规是不够的。发展需要创新，这种创新不是简单地改变一切老的东西，追寻一切新潮的东西。强调每个党员要时刻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正确对待错误并真心改过，不重蹈覆辙。人就是在犯错误―正确认识错误―及时改正错误―自省自责―防止犯错误―提高修养的过程中成长的，以更好地适应社会，党支部也是如此，需要在不断继承创新中发展。每个党员还要对党支部提出合理的建议。去其他先进党支部学习，开展民主生活会、茶话会等，以轻松愉快的方式进行交流，形成良性的思想碰撞。开展内容充实、主题积极、形式活泼的党支部活动，让学生党员乐于参加政治活动，增强对党支部的归属感。
三、儒家文化促进党建的途径
（一）端正思想认识，重视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经历了封建社会的历程，或多或少存在封建思想，但它比封建社会有着更悠久的历史，内涵更加丰富。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我们必须认识到，儒家文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资源，对于当代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建立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高校党建工作中遇到的难点需要用全新的视角进行破解。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能为党建工作破题提供新的思路。高校党建工作者和思想教育者要用辩证的眼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儒家文化，形成符合党建工作内容、党建制度要求的教育材料，把儒家文化传承落到实处，使之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部门要认识到这一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并提供政策和财力的支持。总的看来端正思想、高度重视是儒家文化价值开发利用的前提。
（二）加强宣传教育，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发挥传统儒家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就必须让更多的人了解儒家文化，认识儒家文化。曾指出对儒家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的宣传是必不可少的[4]。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儒家思想的导入同样离不开宣传，在高校的党建和团建中要不断融入这一思想，比如在各个班级团支部中召开儒家文化学习主题班会，在班会上进行讨论。发放与儒家文化相关的学习教辅资料。组织儒家文化学习知识竞赛，在学校的各大文艺晚会上融入儒家元素，创造更好的儒学环境，让大W生浸润在儒家文化的学习氛围中。在党支部建设的日常中，有意识地组织一两场儒家文化、儒家先进事迹的学习会。给青年团员、青年党员灌输“仁爱”、“和谐”、“自省”的思想，在学习中不断完善自我，形成良好的儒学学习氛围。
（三）积极推进实践，创新工作模式。
儒家文化若要在党建工作中发挥实效性就需要大胆实践，以高校辅导员为思政教育前沿的教育工作者，发挥高校学生教育管理者和引路人的作用。越来越多的辅导员担任党支部书记。辅导员首先要深入学习研究儒家文化，具体到党建工作中，对学生在学校的各项党建活动，积极引导参与，让他们感受到集体的温暖。辅导员要深入学习儒家思想，在党支部开展的学习活动、重大主题活动中加入儒家文化，学生“亲其师、信其道”，自然会受到儒家文化的积极熏陶。在党员发展的各个环节中，可以适当以儒家文化作为参看依据，在团员推优、积极分子考察、预备党员转正等环节中，学生有没有做到大公无私地为他人服务，有没有在学生中起到修身、立德的表率作用，以儒家内涵考量一个学生是否符合党员发展的要求。
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思想结构中的重要部分，对党的成立、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对高校党的思想建设也起到一定指导作用。高校要搞好党的思想建设，可以从儒家思想切入，用好这一武器，切实推进高校党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推动高校党的建设及教育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秦宁波.近十年来中共与儒家文化研究述评（1920～1949）[J].党史研究与教学，2016（1）：102-109.
[2]王祥云.儒家学说的主导精神对民族文化的影响[D].开封：开封大学，2007.
[3]刘和忠.孔子道德教育思想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儒家思想作用的认识范文第2篇
张丽芬 孟祥丽 张文杰 李丽满 河北联合大学迁安学院
摘要：儒家人本思想具有政治整合功能、经济发展功能、文化传承功能。从社会发展层次上讲，儒家人本思想的社会性功能与个
体性功能是密不可分的，社会性功能以个体性功能为基础，个体性功能以社会性功能为实施保障。在现代社会中，为最大限度挖掘人
本思想的潜在价值，应积极探索各种方式发挥其教育功能。
关键词：儒家思想；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人本思想
一、儒家人本思想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性功能
儒家思想在汉朝时期成为封建正统思想，这源于儒家思想包
含着众多社会观点，对社会有一定的服务功能。儒家思想的社会
功能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中着重体现为个体性功能。
（一）政治整合功能
在现代社会中，政治整合功能指的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培养高素质人才或者个体，通过高素质人才或群体的影响力去传
播政治思想，进而提升全民整体素质水平。政治整合功能能够最
大范围最大限度传播政治思想、最大程度造就政治人才、最大力
度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因而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诸多功能中，政
治整合功能占据主导地位。孔子认为政客在政治运行中扮演者重
要角色，政客的思想与行为直接关系这国家兴亡与衰败。在社会
生活环境中存在诸多人际交往的关系，这些复杂而细微的关系直
接影响着社会道德规范化。儒家善于从整体把握社会关系，提倡
人与社会建立和谐和谐，推动社会政治健康发展。
（二）经济发展功能
经济发展功能指的是个体在思想政治教育影响下受到启发，
在经济建设中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为经济的腾飞贡献自身的绵
薄之力。儒家不反对个人追求财富，只是在乎追求财富的手段，
儒家认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对财富的追求方式能从本质上区分
君子与小人。君子用符合道义的方式追求金钱，小人不择手段追
求财富，在关系到民族危亡的紧急时刻，君子愿舍利取义，贫困
中仍保持自身高尚的气节，而小人则会为一己之私投递叛国。儒
家认为对财富的追求无可厚非，但追求的程度要合乎“礼”的要
求，对过多财富欲望加以制止。针对国家的管理，儒家主张施行
仁政，爱民亲民，反对苛捐杂税。儒家思想认为，附属制度不应
成为酷吏施行不仁政策的依据，而应成为激发人们积极性的工
具，在赋税制度的激励下培养人们对经济的理性认知，进而发挥
主观能动性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儒家人本思想的经济发展功
能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有借鉴意义，我们应从民族经典中汲取营
养，进一步提升我国的经济实力。
（三）文化传承功能
文化传承功能指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对整个社会文化的影响。
儒家思想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其对个体精神世界有积极作用。儒
家思想是中华文明中耀眼的一颗明珠，经过千百年的发展和历史
的沉淀，其蕴含着丰富而充满哲理的思想。这种思想对现代社会
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种思想也已经深深内化到每一个中国人的
心中，成为凝聚社会的一种向心力。
二、儒家人本思想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应用
从社会发展层次上讲，儒家人本思想的社会性功能与个体性
功能是密不可分的，社会性功能以个体性功能为基础，个体性功
能以社会性功能为实施保障。在现代社会中，为最大限度挖掘人
本思想的潜在价值，我们应积极探索各种方式发挥其教育功能。
（一）主张学以致用，在生活中发挥学的价值
学而无用不可谓之学，儒家着为重视知识的应用性。孔子认
为，学诗旨在学习其中深刻哲理，从中领会侍奉父母道理、正确
处理君臣关系的方法，在实践中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修身治国
平天下的基础是个体生存需求的满足，个体是构成整个社会的基
本单位，只有满足个人的生存需要，实现个人的社会价值才能谈
及整个社会整体水平的提升与社会的进步。
（二）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健全个体人格
榜样的作用是无可估量的，在榜样的模范带头下人们会认识
到自身的缺陷，并以榜样为目标不断完善自身，使自身满足社会
的要求，成为社会栋梁。孔子曾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自省也，
这就告诉我们要虚心向他人学习，提升自身的道德需要，在看到
他人的不足时，要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
真正为社会需要的人。
（三）教育内化，内外统一
孔子率先提出“自省”，意在要求人通过惯常自身的行为，
对自身有正确而客观的评价，认识到自己的优势与不足，并针对
自己的不足进行有针对性的学习，以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儒家
要求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即使在没有舆论监督的情况下也要严
格要求自己，使自身的行为符合道德规范；在人际交往中，人要
真诚对待他人，不能将个人的意愿强加于他人。人的道德修养是
在犯错误与改正错误的过程中养成的，只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并下定决定改正错误，才能以错误为垫脚石成就自身的道德素
养，个人道德素养的提升会对其人际圈产生良好的带头作用，人
际间道德的广泛传播对推动社会进步有重要作用。
（四）实现个体与社会的统一，建立和谐社会
实现和谐的人际关系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个人做到谦让不争。
孔子在学习过程中丝毫不讲自己摆在德高望重的位置，而是以谦
虚的态度向有知识的人学习。面对别人的建议和批评，孔子也是
虚怀若谷的坦然接受。从孔子的谦虚态度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
对真善美的追求以及自身的高尚品德，孔子所表现出的这种道德
品质正是儒家所人本思想的核心，我们要领会其中深刻的哲学含
义，并将其应用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中。个体的学识程度与其处
理社会关系的能力有直接关系，一个知识渊博的人能通过自身良
好的道德修养处理社会关系，使自身的人际关系处在和谐状态。
结语
儒学发展至今已有千年历史，经过历史的洗礼与沉积，儒家
思想沉淀下意蕴丰厚的思想。在现代社会中儒家的人本思想逐渐
受到人们的重视，并以多元化的方式展现在人们面前。在时代进
步中，儒家思想发展也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但究其根源儒家思
想的核心为人本主义思想，我们对儒家思想进行研究、挖掘其内
在价值的首要前提是确立人本思想的首要地位。在对儒家人本思
想教育功能的研究中不仅要利用儒家的君子教育方法，也要与时
代相结合，积极融入各种具有时代特色的教育模式，只有在多教
育方式的引导下才能最大限度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
参考文献：
[1]王建林，王治中.儒家思想在教育中的解读[J].杨凌职业技
术学院学报，2008（3）.
儒家思想作用的认识范文第3篇
关键词：先秦儒家 人本教育思想
中图分类号： B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1578（2009)5-0091-02
经过两千多年的社会国家教育实践，先秦儒家积累了丰富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经验，具有鲜明的人本色彩。
1 以人为本，天人合一的人性光辉萦绕着先秦儒家
1.1人性是先秦儒家建构其教育思想的逻辑起点与依据
为了对别人进行教育，先秦儒家对人的本性进行假设，从而为自己的育人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首先，孟子提出“性善论”，认为：“人无有不善……。”（《孟子・尽心下》）“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并且孟子认为一个人对于善“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所以他主张施行仁政，对老百姓进行道德教化。而荀子则主张“性恶论”，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所以他主张“礼为用”，对老百姓进行正确引导和教化，这样才能使之从善。注重人的道德是儒家思想的突出特点，正如哲学家罗素在《中国问题》中指出：“中国有一种思想极为根深蒂固，即正确的道德品质比细致的科学知识更重要。这种思想源于儒家传统。”先秦儒家的这一人性观，为统治者所接受，成为教育者进行教育与管理的理论依据。因而，要充分认识先秦儒家的教育思想，对人性观的探讨就成为认识其教育思想的逻辑起点。
1.2以人为中心来建构并阐述其天人合一思想
先秦儒家一开始就把人作为万事万物的中心，并以此来观照、建构并阐述其天人合一的思想。他们认为，天地之间只有人是最宝贵的，人是万物之灵，所以提出“天地之性，人为贵”。在先秦儒家看来，人不仅是万物之灵，更是宇宙的中心。作为《四书》之一的《中庸》，就旗帜鲜明地把人作为宇宙的中心来阐述其天人合一的思想：“唯有天下最诚心的人，才能过成认识到和实践自己的本性；能尽自己的本性，就能认识人有共有的本性；能认识到人的本性，就能认识到万物有本性；能认识到万物的本性，就能帮助天地间万物的变化发育；能帮助天地间万物的变化发育”，就“可以与天地参”了。儒家代表人物认为，正是人具有的这种中心地位，决定了人还能借此“知性、知命、知天”。孔子曾说：“五十而知天命”，天命即天道规律。这说明，先秦儒家把“智”作为人的一种内在规定性，借助它来认识人类自身与宇宙间万事万物的内在规律；人具有的智慧，不仅仅是一种内在的价值性的体现，也是体现人外在价值的一种表征。
1.3对群体人性的完善是先秦儒家思想的追求
先秦儒家教育思想一向重视认为“修己”、“治人”，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都非常关注修己，并通过修己实现自身人性的完善。他们把修己分为三个等级：最低等级是“修己以敬”，也就是说做一个普通的有道德的人，做到见贤思齐，不断反省自身；第二等级是“修己以安人”，这就是说不仅自身要有道德修养，而且在与人交往时，能使周围的人得到实惠，并且受到道德教化，即“以善先人者谓之教；以善和人者谓之顺”（ 《荀子・修身》）；第三等级是“修己以安百姓”，这就是说个人道德修养好了，能使所管理的百姓相安，使他们安居乐业，并都在道德上受到教化，即“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礼记・大学》）。儒家教育思想尽管强调修己、正己，但是这种强调与推崇是以群体的完善作为目标的，也就是说，先秦儒家崇尚人性的自身修炼，并推己及人，从而实现整个群体的修炼，进行达到育人治国的目的。
2 “人为邦本”“君轻民贵”的核心价值理念表征着先秦儒家
先秦儒家之所以为统治阶级所接受，能够用来教育社会，一个根本与核心的价值思想就是他们提出“君轻民贵”、“人为邦本”的价值理念，并借这一核心价值思想向世人表征着其价值追寻。众所周知，先秦儒家的教育思想是仁道教育，认为道德教化首先施仁，行仁。“治国”就是“治人”，这是先秦儒家“治国之道”的立论基础。治人是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儒家的一切教育活动都是国绕着治人展开的。儒家教育思想“治人”中的“人”既包括教育者以外的别人，又包括教育者自身。所以，先秦儒家认为得国的关键在于得民心，而育人的关键在于育人心。因而，先秦儒家的整个教育体系最终来源于“人为邦本”的民本思想。其中“爱民”“爱人”当为这一教育体系的核心思想，是先秦儒家的价值体现。孟子曾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也就是说民贵是统治人民的出发点。与此同时，孔子重视“民、食、丧、祭”，比较鲜明地提出了富民、教民的思想。从这些思想中可以看出，无论孟子，还是孔子，都非常关注人，关注老百姓，认为政在为民，只有治理好了民，才能算是为好了政，同样的，育在为人，只能育好了人，才能促进社会发展。
3 “正己正人”，自强不息的整体发展体系彰显着先秦儒家
先秦儒家一开始就把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的人生教育理想，并通过自身的修身养性与不懈追求去努力实现这一价值追求。
3.1“修己”“正己”“正人”的内在教育体系
先秦儒家思想认为，治人是目的，正人是目标，正己是手段，而修己则是基础。因此，他们认为“正人”即人性的改造非常重要。而人性的改造主要通过自身的修养――正己来解决。正己，是儒家教育所追求的理想境界，亦是儒家教育思想实施的主要途径。正如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雍也》）但这种“正己”决不是凭主观愿望就能轻而易举实现的，而是以身作则地去实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可见教育者表率作用的重要。教育者的行为准则就是以身作则，只有这样，受教育者才会认同与接受教育者的权威。同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也是每一个普通百姓的责任和人生目标。
“正己”的前提基础是“修己”。儒家对修身的论述笔墨之多、思想之深极大的丰富了传统教育思想对教育对象研究的范畴。《大学》规定“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格物”。这句话表明了修身与治国的关系以及一个人修身的方法与途径。可见，修身是儒家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也是儒家实现自身价值，展现个人光辉的重要性所在。正因如此，儒家把修身作为教育自己、教育国家、教育社会的逻辑起点。
3.2发愤忘食，自强不息的内在发展品质
先秦儒家为了实现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不仅强调自身的内在修身养性的发展体系，更强调个体的发愤忘食，自强不息的学习精神。孔子就曾提倡并努力实践“发愤忘食”的精神，鄙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生态度，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论语・述而》）。并把这作为正人的基础。孟子也认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苦其心志，空乏其身”。而要达到这种正人的目的，只有正己；面对上天所降的各种困难，只有借助自强不息的精神去克服。
4 以仁为核心，任举贤才的人才标准表现着先秦儒家
仁是儒家教育思想的中心观念，基本行为准则，同时也是儒家主张的教育伦理。“仁”的概念，古已有之。到了孔子，把“仁”发展成为他的思想核心，也是他道德教育的根本。孔子认为，仁是道德的最高标准，他鼓励人们努力去实践仁。《论语》中关于仁的论述不少，谈到“仁”的有58章，“仁”字出现了105次。其中重要的有下面几条。当孔子的学生子贡、樊迟、子张分别询问什么是仁德以及怎么样实行仁德时，孔子回答：“……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方可仁之方也己。”（《论语・雍也》）“爱人”（《论语・颜渊》）又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可见，以仁为核心，就是强调用一种道德伦理、道德准则来教化、指导人的言行。为什么要强调道德教化呢？理由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孟子也谈过：“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教化是“禁于将然之前”，刑罚是“禁于已然之后”。教化的目的和功能是“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可见，儒家“仁治”的教育思想是：用伦理道德来维护社会的安定与秩序，来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把推广伦理道德作为为教之道，同时教育者以身作则，做出榜样，使人感化，心悦诚服的归附。而且，其道德教化治本，刑罚只能治标。因此，治国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消极的惩罚上，而应该努力积极提高人们的道德觉悟。
正是在这种道德教化的影响下，先秦儒家极力维护尊卑贵贱等级。但同时在用人方面总的来看尽管是主张论资排辈，但也强调“举贤才”、“以道事君”。表现着先秦儒家用人制度的民主性。“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论语・颜渊》）孔子认为，真正有才能的人即使出身微贱，也可以推举任官。而且在君臣关系方面也强调“以道事君”“勿欺也，而犯之”。而且“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参考文献：
[1]刘玉嫦,林玉俭译注.孟子[M].广州：广东出版社，2000.
[2]荀子简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3]黄朴民等.白话四书・大学[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
儒家思想作用的认识范文第4篇
【关键词】王充 鸿儒 探析
王充（约公元27~97年）字仲任，东汉时期上虞人。当时文坛崇尚章句之学，信奉神学迷信，俗儒所学之文，大多失去了真实性，而王充喜欢博览群书，不守章句，反对“信师是古”，因其不能与时苟合，仕路坎坷，命途多舛。王充的主要代表作是《论衡》，这本著作阐述了他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认识论、人性论以及独到的教育理念等。其中王充的鸿儒观，体现了他教育思想的批判性和创新性，对我们当今社会人才的理解和培养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鸿儒应具备的条件
鸿儒是王充心目中最为理想的培养目标，他希望教育能够造就出为当时陈旧的东汉文坛注入活力、推动社会发展的人才。王充对鸿儒寄托了无限的期望，因此他在鸿儒的培养上提出了非常严格的要求。他强调鸿儒不仅要具有渊博的知识，重要的是求真务实的态度和创新精神，这些是一代名儒应具备的条件。
学习名师的治学精神。东汉初期，光武帝非常重视儒术，便大量收集典籍，征兆隐士，一时间四方名儒聚集在东汉的政治文化中心洛阳。其中就有对王充教育思想影响很大的两位名儒：班彪和恒谭。班彪是东汉时期著名的古文经学家，其文风“言不为华，述而不作”。他提倡儒士应“学不为人，博而不俗”。王充以班彪为师，在学问文章上深受其影响。他常批评俗儒只知背诵古人之章句、思想僵化、不懂变通，因此提出学习贵在通达。而在学习态度上，王充则得益于恒谭。恒谭是两汉之际著名学者，他极其反对当时盛行的神学迷信之说，认为学习应讲求效验和经验的积累。恒谭对神学迷信的批驳和求实的学术态度，王充很欣赏。《后汉书》记载“充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他批判当时社会上学习虚妄之文和读死书、不能为所用的俗儒，认为教育应该造就在求实基础上有自我突破的鸿儒。他认为成为鸿儒所具备的首要条件是学习名师的治学精神。
论学取友，博采众家之长。当时与王充一同在京师的学者还有班固、贾逵、傅毅等。他们风华正茂，博学多识，才气冲天，不仅精通五经，更能兴文作赋，深受当朝皇帝的赞赏，这让经常与他们交往的王充羡慕不已。直至晚年窘迫之时，王充还在憧憬“蹈班、贾之迹”，期盼得到朝廷的欣赏。可见王充终身以他们为榜样，学习他们不随世俗，敢于抒发己见的处世态度。体现在鸿儒观上就是希望培养出具有高尚品质、能够著书兴论的鸿儒。王充认为论学取友、博采众家是一名鸿儒应具备的品质。
博览群书，不拘一家之言。《后汉书》记载“充家贫无书常游洛阳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途通众流百家之言。”东汉时期宣扬独尊儒术和罢黜百家的思想，使众儒生目光短浅、独守一经、排挤他学，认为儒学就是精华，视其他学说为糟粕。而王充则不然，他认为“人含百家之言，犹海怀百川之流也”。①一个人拥有广博的知识才能开拓视野，站到更高的层次评判知识的真伪，持一家之言，只会使自己陷入“独学而无友，孤陋而寡闻”的境地。因此他博览群书，贯通百家之学，并提出这是成为鸿儒应具备的知识基础。
王充善于向他的良师益友学习，学习他们博而不俗、求真求实、勇于创新的学习态度，自身更是砥砺德行，博闻强识，这些也是作为鸿儒所应具备的条件。
鸿儒培养的具体内容
王充认为“人才高下，不能钧同”。②他把当时社会上的儒士分为四种，“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故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③王充在对儒生和通人讥讽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自己最为理想的培养目标――鸿儒。
培养思维灵活，具有批判精神的鸿儒。东汉时期，儒家学说已经发展成为神学迷信之学，严重限制了儒士的思想自由和当时学术的发展。文人大多“信师是古”，提倡章句之学。在这种环境中培养出来的儒生“记事不实”，“不览古今”，④不重视知识的实际运用能力，是“目盲”“耳聋”“鼻痈”的废人⑤。而通人虽学问渊博，但缺乏思维能力，“即徒诵读诗，虽千篇以上，鹦鹉能言之类也”，⑥不能“掇之以论”⑦。王充对这种墨守成规的教育痛恶至极，认为培养这类无用之才对社会毫无价值可言。他强调客观的知识理论必须要与主观的思想相结合，才能体现知识存在的价值，因此提出教育要培养思维具灵活性和批判性的鸿儒。
培养有真才实学，能够学以致用的鸿儒。王充认为文人“抒其义旨，损益其文句，而以上书奏记”。⑧文人比儒生和通人优秀之处在“贵其能用之也”⑨。文人虽思考能力有些欠缺，但能在自己所学知识的基础上作奏章和公文等，是当时统治者需要的行政人才，在从事政治活动中起到一定作用，是王充比较赞赏的有用之才。王充强调鸿儒不仅应该胜文人，即能够独立思考，有独到的见解，还应和文人一样学以致用，将学到的知识能真正运用到实际生活当中，解决实际问题。可见王充非常重视学习与运用之间的关系，强调知识的实效性。
培养有创造能力和创新精神的鸿儒。在王充心目当中“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⑩，且进一步强调“然则著书表文，博通所能用之者也”{11}。如果说文人已经是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那么鸿儒则是比其更优秀的人才。鸿儒是王充最为理想的培养目标，作为“超而又超者”拥有着与众不同的特质。首先，在知识层面上鸿儒不拘于儒家典籍，涉猎各家学说。王充非常强调知识的广泛性，他形象比喻道：“涉浅者见虾，其颇深者察鱼鳖，其尤深者见蛟龙”{12}，鸿儒则应是具有广博知识的人才。其次，在思想层面上鸿儒反对因循守旧，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思想不拘一格。王充说：“凡学问之法，不为无才，难于距师，核道实义，证定是非也。”{13}鸿儒对待学问应一丝不苟，敢于距师问难，思想具有先进性和独创性。最后，鸿儒异于俗儒之处在于他们求学做事讲求效验，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学以致用，能够独立的思考，兴论立说。王充认为像司马迁、恒谭这样博览全书、不苟合与时、具备创新能力、能够写出旷世巨作的人才就是鸿儒。
在神学盛行，虚妄之作充斥文坛的封建社会，王充能够开创性地提出教育应培养不拘一格、创造性、学以致用的人才，不仅给当时的文坛带来了新鲜的空气，使人们耳目一新，而且对当今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
鸿儒观对当代人才培养的启示
王充关于鸿儒观的论述不仅为禁锢已久的两汉教育带来新的曙光，而且对当今社会树立正确的人才培养目标具着很大的借鉴意义。
强调知识学习的广博性。随着社会更新步伐的加快，知识爆炸时代的到来，各行各业都要求人才不仅精通自身的专业，而且能够放宽眼界，涉猎其他行业知识，使自己的思路更加宽广，思维更加灵活。因此，作为新时代的人才，要不断充实和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为自身的成长打下良好的基础，为时代的发展贡献力量。
强调思维的独立性和创造性。当今社会的竞争与其说是人才的竞争不如说是创造力的竞争。知识不仅仅需要传承，更重要的是创新，只有创新，才会前进。一味因循守旧、人云亦云，这不是真正的人才应具有的学习态度。中国传统的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人才”缺乏大胆质疑的精神和批判意识，缺乏创新的果敢和否定权威的勇气，做事畏首畏尾，思想僵化。这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一大弊端，也是教育界无可奈何的现状。这样的“人才”就像王充所提到的俗儒一样对社会毫无用处。
强调知识运用的实效性。当今社会越来越看重人才的培养。学历和职称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体现了人才的受教育状况，但是不能仅以学历和职称作为衡量人才的标准。高学历说明了一个人的受教育状况，但是无法体现其能力的强弱。知识要想真正的变成力量，不仅需要广泛而深入的学习，更重要的是将其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现实生活中不断的实践，让知识发挥它的实际效力，为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
强调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王充对东汉时期盛行的虚妄之学痛心疾首，并写下《论衡》对这一现象进行严厉的批判，为知识“订其真伪，辩其虚实”{14}。当今社会越来越多的人精通借鉴他人的著作，却很少有人亲自地去学习知识，去质疑和考证其真伪。我们需要在不断的实践中检验知识的真伪，而不是人云亦云。求真务实是当代社会对人才的要求，也是人们成才的保证。只有在此基础上不断追求真理，个人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社会才会进步。
从古至今，有不计其数的教育家发表过他们对教育培养目标的观点和看法，而王充的鸿儒观富有进步性和创新性。当今社会，我们的教育只有培养出越来越多的鸿儒才能与时俱进，创造出更加美好和充满活力的未来。（作者分别为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教育史教授）
儒家思想作用的认识范文第5篇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l（2016）03-0032-08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在1997年提出了“核心素养”的概念，并将其视为基础教育的DNA、人才培养的指针。因政治体制、文化背景等不同，不同国家所提出的核心素养有所不同，但也有一些共通的地方，比如强调合作与交流能力、信息与通讯技术的掌握、公民素养、创造性、批判性思维，等等。核心素养，将成为未来基础教育改革的灵魂。钟启泉认为：“核心素养是指学生借助学校教育所形成的解决问题的素养与能力。”由此可见，核心素养强调的不是知识和技能，而是获取知识的能力。吴伟先生指出：教育部在《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中，就把普通高中历史课程定位在是“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历史意识、文化素质和人文素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一门基础学科”，尤其指出“掌握历史知识不是历史课程学习的唯一和最终目标，而是全面提高人文素养的基础和载体”；《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11年版）中则指出：“历史教育对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有着重要的作用。”历史课程的重要特性之一就是人文性，即“以人类优秀的历史文化陶冶学生的心灵，帮助学生客观地认识历史，正确理解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提高人文素养”。同时，在“课程基本理念”和“课程设计思路”两部分中，都明确提出了培养学生的“历史素养”，并把其作为宗旨和出发点。
为贯彻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要求，迫切需要立足国情，结合时代特点，根据学生的成长规律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把对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总体要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关内容具体化，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新一轮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号角正式吹响。与上述要求相适应，新的高中历史课程标准研制随之启动，其主体是研制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朱汉国教授指出，所谓核心素养，是指学生在接受相应学段的教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适应个人终生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所谓学科核心素养，是以学科知识技能为基础，整合了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在内的，能够满足特定现实需求的综合性品质和相关能力。历史学科核心素养是历史课程的总目标，是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在历史课程学习中的具体体现，是学生在历史学习中获知的关键能力和个人修养品质，是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方面的综合体现。
基于上述背景，2015年新课程高考历史试题在依据考试说明基本规定的前提下，融人和渗透了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考查。本文以2015年新课程高考全国I卷第40题为例，从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角度谈一点粗浅的认识。
[例题]（2015年新课程I卷，40）（25分）阅读材料，完成T9l要求。
材料1：在历史中，儒学一直在发展与创新。唐代韩愈以周公、孔子的继承者自居，排斥佛、道，鄙薄汉代以来的儒学，认为周公、孔子之道在孟子之后已经断绝。他在《原道》中说：“吾所谓道也，非向（先前）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他的这一主张被宋代儒者接受并发扬。当代学者认为韩愈开了宋代“新儒学”的先河。
――摘编自卞孝宣等《韩愈评传》
材料2：19世纪末，康有为撰写《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二书，认为汉代以来儒者奉为经典的《周礼》《左传》等书，是汉代学者为王莽篡汉而伪造的，影响恶劣，导致“中国之民，遂二千年被（遭受）暴主夷狄之酷政”。他主张回归孔子所编写的《诗经》《札记》等原典，理解真正的儒学精神。在他看来，孔子是一位伟大的改革家，《春秋》便是孔子为“改制”而创作的。他甚至用西学来解释《春秋》，认为《春秋公羊传》中的“三世”说为：“始于据乱（世），立君主；中至升平（世），为立宪，君民共主，终至太平（世），为民主。”
――摘编自张海鹏等编《中国近代史》
（1）结合材料1及所学知识，指出汉代儒学与孔盂儒学的不同之处（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理解、历史阐释），并概括宋学在哪些方面对儒学有所发展（时空观念、历史理解、历史阐释）。（10分）
（2）根据材料1、2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韩愈、康有为关于儒学认识的共通之处（时空观念、历史理解、历史价值观）。（8分）
（3）我们应当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孔子与儒学（历史理解、历史价值观）？（7分）
一、从时空观念角度辩证地看待儒学思想的历史演进。
时间和空间是在历史进程中对历史事物进行定位的两大维度，它们都表述了一种“序”的概念，反映了历史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考生具有时空意识，是正确认知和解读历史现象，建立历史思维的前提和基础。如何从时空观念理解掌握历史事实、历史人物、历史现象和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呢？其一，运用有关时间、空间的各项技能（包括使用有关时间的各种术语；制作年表、时间轴；阅读地图），熟悉重要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活动发生的地域、时段及其先后顺序；识别历史地图中的相关信息。其二，区分不同史实的历史阶段特征和地域特征，理解教科书中的历史分期及其依据；对所学重要史事依时间顺序编制成图表。其三，准确判断相关史料的时空范围；辨识历史著述中不同的历史分期方式；准确运用历史的时间术语和分期方式对历史发展进行自己的论述。
第40题的材料涉及儒学的发展与创新，问题求答的内容包括孔孟儒学、汉代儒学、唐代韩愈的儒学观、宋学和当代对待孔子与儒学的态度等。据此而论，要全面理解和掌握儒学的发展与创新，就要依据“古今贯通”的原则，综合梳理儒学思想演变的基本线索和时代特征。
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孕育和发展是同步的。儒而成为学，始于孔子。孔子指出：“儒有不陨获于贫贱，不充诎于富贵，不溷君王，不累长上，不闵有司，故日‘儒’。”（见《礼记・儒行》）孑L子通过这种努力促成了早期“儒”者的分化，奠定了创立儒学的人才基础，进而通过整理和继承古代重要的文化典籍和文化精神而初步建立了儒学的理论框架。这个理论具有以下几个特色：第一，强调文化传统，提倡人文精神；第二，重视道德修养，在人伦关系中实现人生价值和人格完善；第三，“仁者爱人”“克己复礼”；第四，追求“中庸之道”“以和为贵”“天人合一”的王道理想；第五，信天命“敬鬼神而远之”，更重人事“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孔子之后，儒学薪火相续而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传统，是为传统儒学。传统儒学在历史的长河中经过了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先秦儒学初步发展时期。以子思、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后期儒学，将孔子创立的儒学由初步的理论框架过渡到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形成了《孟子》《荀子》《大学》《中庸》等～批相对系统化的理论成果。
第二个阶段为两汉儒学经学神学化时期。汉武帝实行“独尊儒术”，逐渐结束了各学派思想的平等竞争，儒学由一家之言上升到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进入经学化时代。两汉经学，由于所据文本和师承渊源不同，因而在阐发和解释儒学经典中形成了思想与风格迥异的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无论是今文经学或古文经学，为了迎合最高统治者的意愿，都与统治者所崇信的谶纬之学相结合，与儒学的经学化相伴而生的则是儒学的神学化。总体上说，两汉儒学构建了一个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完整的伦理道德体系，并贯彻于社会生活及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促进了儒学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的发展和巩固。同时，由于经学神学化，儒学的形成发展完全依赖于皇权，因而必须服从于以皇权为核心的上层建筑的发展。随着东汉王朝政治危机的逐步加深，经学神学化的儒学亦必然步入没落的境地。
第三个阶段为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儒学统治地位的动摇及其与佛、道交融的时期。汉末迄魏晋，玄学流行，加速了经学神学化、儒学衰微的进程。玄学对儒学的冲击，一方面有些玄学家致力儒学名教与道学自然的调和，从而在内容上摈弃了两汉神学目的论，拉开了儒学传统天道性命之学与神秘“天”意的距离，这是对儒学发展的一种有益抑制；另一方面，玄学将先秦儒学开创的性命之学、理想人格、外王之道的现实性品格等与道学的自然原则、无为本体结合起来，从而强化了儒学宿命论的消极因素，进而使儒学与其“王道”理想相背离。在玄学冲击和三教并争的过程中，儒学虽然努力保持先秦时期形成的传统品格和人文精神，但总体上呈现出在纷争中求生存、在融合中求发展的曲折进程。唐中期以后，韩愈等人公开打出排佛扬儒的旗帜，于是形成儒学在低迷数百年后的一次强有力的复兴态势，为开启宋明理学作了理论上的铺垫。
第四个阶段为宋明儒学的理学化（道学化）时期。宋明儒学继承吸收前人丰富的思想资料，综罗古人，吞吐百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理学（道学）体系，集中反映了儒学的基本立场、观念、方法和风貌，从而成为传统儒学发展最为成熟的理论形态。理学虽然以复兴儒学的形式出现，但实际上受到了佛、道思想的深刻影响，是以儒家礼法、伦理思想为内核，吸纳佛、道思辨哲学、宇宙生成、万物化生等理论及精神修养方法，而最终形成的一种既有精巧的思辨形态，又有极为现实的纲常伦理内容的哲学体系，突出地表现为重视本体论之建构和心性哲学中心地位之确立。理学形成以后，被统治阶级奉为官方哲学，成为六七百年间（宋、元、明时期）居于正统地位的社会思潮，从某种程度上主导着经济、政治及文化思想的发展。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五个阶段为始于明清之际儒学渐趋衰颓的时期。儒学的衰颓表现为前后两个不同的历史过程：其一是出现了以“崇实致用”为特征的早期启蒙思想，对宋明儒学作了总结性的批判，表现出强烈的时代精神和鲜明的时代风貌；其二是出现了以考据为目的乾嘉汉学，一时学风趋向“避世”，从而使宋明以来形成的儒学基本精神成为思想界的幽魂。
以上传统儒学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表明，儒学在不同的时期具有各自鲜明的时代个性，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以贯之的基本精神。正因如此，儒学才能虽曲折而终究发展、虽低落而必将复兴。尤其当儒学发展中出现偏差从而动摇其思想地位时，这个基本精神愈会特别地被儒学学者所强调。始于韩愈，延及宋明理学家们一再关注儒学的所谓“道统”，就是这一现象的最典型表现。现代儒学重构所延续的也正是这一缕命脉，直接透过这一缕命脉，从而在宏观上把握传统儒学的基本特点，是评价现代儒学重构得失的必要前提。
二、从史料实证角度分析材料。最大限度地获取有效信息。
试题对考生处理历史材料的能力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历史材料的搜集和鉴别。这是研究和探讨历史问题的基础准备阶段。由于高考考试特点的限制，不可能复制在历史学习过程中考生自己搜集历史材料的过程。因此，只能通过某种方式加以适度的体现。（2）获取和整合历史材料信息，解决历史问题。对历史材料的阅读与解读有层次之分。一种是浅层次的理解，即理解材料的语言符号结构，获取材料的表层信息。另一种是属于深层次的对信息的解读。浅层次的历史材料阅读需要简单技巧就可以完成，但并不能真正培养学生的材料处理能力。通过历史材料的处理，让考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才是高考历史考查的重点。
具体而言，史料实证能力的考查要求考生：其一，能够从多种渠道和不同类型的材料中提取有效信息；能够表现出对所提供的文献史料的理解；其二，能够对各类相关历史材料进行整理和辨析，识别材料中的客观性表述和主观性认识，认识史料的性质和价值；能够运用有价值的材料支撑自己对历史问题的解答。其三，能够识别、比较、分析不同观点的材料，判断材料的真实性、权威性和可靠性，规范地选择运用相关材料论证问题；能够使用史料的证据来检验自己提出的假设。
第40题的材料来源于对《韩愈评传》和《中国近代史》的摘选，属于第二手史料。解题依据是“结合材料及所学知识”，求答内容是“汉代儒学与孔孟儒学的不同之处”，“宋学对儒学的发展”及“韩愈、康有为关于儒学认识的共通之处”。据此，需要抓住材料和所学知识关于孔孟儒学、汉代儒学、韩愈的儒学认识、宋学、康有为的儒学认识等相关信息进行思考和说明（见表1）。
三、从历史理解角度分析历史现象的特征，透过历史表象探讨历史事物的本质。
历史理解是历史学习的一般性能力要求。它主要是指抓住历史事物的特征，从本质上把握历史知识，即透过历史表象去探讨历史事物的本质。在试题中，考生进行历史理解的客体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客观史实，二是人们对历史现象的解释，如历史叙述和历史结论等。当前，历史叙事方式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间接的、情境式的微观叙事，一种是直接的、结论式的宏观叙事。两种方式虽然殊途同归，都是要求考生通过历史现象把握其本质特征，但是对考生历史思维方式、思维品质却有着不同的要求。
由于历史知识积累、历史思维运用、历史方法选择的不同，不同的考生对相同的历史现象的理解在全面性、准确性和深刻性上会存在较大差异。两种不同的认识，体现了考生对同一历史问题理解深刻性的差别。具体而言，历史理解的考查要求考生：其一，了解主要的历史人物、事件和文明成果等；认识重要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和人物活动的基本事实及其性质、特点、影响和意义并归纳出要点，全面理解重要历史概念的含义。其二，了解重要的历史变迁及其特征，分析历史的原因与结果、动机与效果、必然与偶然、局部与整体、普遍与特殊等关系，正确理解历史事件、人物及文献等的地位和作用。其三，了解历史事实、历史变迁之间的关联，理解历史叙述或历史材料的客观性、主观性及其历史局限性，运用发展的、联系的、辩证的观点揭示历史发展规律。
第40题对历史理解的考查是全方位的。从材料和设问角度看，第一，考查的历史人物包括孔子、孟子、董仲舒、韩愈、宋学的代表人物、康有为等；第二，考查的历史事实和历史现象包括春秋战国时期、汉代、唐代、宋代、晚清等不同时期儒学的历史变迁及其特征；第三，考查历史线索和规律性认识侧重对春秋战国时期、汉代、唐代、宋代、晚清等不同时期儒学变迁的关联的理解，以及运用全面的、发展的、联系的、辩证的观点揭示儒学演变的历史规律等。据此，需要依据材料和所学知识全面理解春秋战国时期、汉代、唐代、宋代、晚清等不同时期儒学发展和创新的基本背景、主要内容和历史地位等。
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特殊自然环境下形成的农耕文明使中国很早就形成了“家国同构”的伦理型政治，家族本位是人们最基本的道德判断，由此引出了对祖先的崇拜，而家族宗法观念也因此渐渐得到强化，这直接影响到后来以人伦关系、以“孝道”为主导的儒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东汉史学家班固概括道：“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汉书・艺文志》），这段话说明，儒家的源头来自于原始宗教中的一个职能分工（据甲骨文记载，商代的儒，专职为贵族祭祀祖先、办理丧事、担当司仪等）。
社会变革影响儒学的发展，儒学的演变又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社会变革。古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变化是儒学具体形态发展演变的深刻根源；同时，儒学，特别是儒家伦理对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或影响。儒学是维护和巩固传统宗法社会的重要力量。
春秋时期，孔子创立儒家学派，把“仁”作为儒学的基本范畴，开始了关于哲学、伦理、政治、教育诸方面的课题，即关于人的价值的探讨。战国时代的孟子，忠实地继承并发展了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其政治思想的中心内容是兴“王道”，行“仁政”。后人将孔子和孟子的思想并称为“孔孟之道”。从孔子主张“德治”到孟子提出“仁政”，是儒家政治学说的重大发展。孔子提倡的“仁”的基本内容属于道德伦理范畴，孟子将“仁”的思想发展为系统的“仁政”学说，为后世儒家政治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
秦汉至隋唐时期，儒学发展出现了两个高峰。一是在经历秦始皇“焚书坑儒”、汉初黄老之学兴盛之后，董仲舒以儒家义理架构为基础，吸取法家、道家、墨家、阳阳五行家思想的合理成分，创立了“天人之学”，通过“天人三策”说服汉武帝实施“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方略，将儒学第一次创造性地用于指导中国大一统王朝政权和礼乐刑政制度建设的实践，并取得巨大成效。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经学有“南学”“北学”之分，表现为“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南人约简，得其精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各自以不同方式推动经学向前发展。二是在经历了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的一度兴起和佛教的普遍流行之后，隋末大儒王通创立了以重建儒家“王道政治”为理想的“河汾之学”，通过门生影响唐太宗推行儒家王道仁政。同时，王通还第一次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提出了“三教合一”的思想，直接影响唐王朝实行尊儒、崇佛、礼道，三教共奉的开放文化政策，形成“三教鼎立”、多元文化相互包容并存的气象。
结束五代十国战乱、重建纲常伦理、加强中央集权的客观形势，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儒学自我改造、自我完善的主观要求与活力，是宋代儒学以理学形态出现的深刻的社会背景。理学的基本精神是以儒家仁道主义为价值内核，批判吸纳佛学、道教思辨哲学的某些理论命题、范畴及精神方法，建构起较为精致的形上本体（天、道、理）与心性相贯通的道德形上学，为儒家思想提供了宇宙论、本体论的论证。理学论证了“理”的本体地位和道德理性的至高无上性，一方面为宋元明清宗法社会政治伦理秩序的合理性与永恒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另一方面用儒家道统限制封建政统，抑制君主和官僚专制权力滥用，对于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和宋、元、明、清王朝的稳定起了积极的作用。
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潮水般涌入中国，儒学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原本就具有开放、会通、融合潜质的儒学，适应时代变迁，努力寻求自己的学术地位和现实价值，构成了近代儒学的兴衰交替。儒学对西学的认同、接纳，可以上溯到龚自珍、魏源、林则徐时代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沿着“师夷长技”思想的逻辑发展，儒学与西学碰撞的直接结果，就是“中体西用”理论模式的出现。中学为体，就是坚持形而上的中国孔孟之道；西学为用，就是采纳形而下的西方科技之器。显然，“中体西用”学说是儒学初步认识西学、寻求中西结合的一种理论模式。
甲午中日战争后，中西文化的交汇日益频繁，儒学与西学的会通从器物层次提升到了制度层次。这不但反映了中国人学习西方认识的深入，而且也体现了儒学自身命运的危机。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力图构建近代中国思想理论体系和建设蓝图。康有为以儒学思想为基点，兼采吸收西方的民主、平等、博爱的社会政治学说以及近代自然科学知识，试图通过对文化传统的重新解释，寻求变法维新的历史依据。
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在建立三民主义思想体系过程中，吸取了西方文化中的民权、平等思想和共和国方案，也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继承了“民贵君轻”等民主精神和大同社会的思想。同时，还对封建君权、封建礼教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顺利进行扫除了障碍。
新文化运动时期，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开始了救国救民道路的新探索。为了宣传民主与科学，他们发动了一场规模空前、更加猛烈的批儒反孔运动，造成了全国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儒学的独尊地位受到严重冲击。
四、从历史阐释角度对历史信息进行整合和重组。
历史阐释和历史表述是考生根据考试要求对自己所具备的历史信息进行整合和重组的过程。它不是对既有观点的背诵，也不是对史实的简单堆砌，而是依据材料和所学知识重新构建历史的过程。这一过程是考生所具备的历史知识、历史理解能力、历史思维能力、历史方法、历史态度和价值观的集中展示。
具体而言，历史阐释的考查要求考生：其一，能够运用多种方法理解历史（包括比较、归纳、推理、移情、想象等方法），能够对所学重要史事的基本情况做出条理、清晰的描述；能够准确阐释史事发生的前因后果。其二，从不同的视角解释历史，运用多种方式表述历史（包括概述、叙述和论述），能够讲清历史发展过程的基本线索和各种联系；能够运用历史术语对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阐释与评价，并形成完整的历史概念。其三，能够选择、组织和运用相关材料和信息，准确地运用历史术语来建构自己对历史的解释；能够对不同的历史著述或历史观点作出恰当的评价（即逻辑上做到论点、论据与论述一致；价值观上体现出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对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尊重和对人类共享价值观的认同等）。
例如，作答第40题时，考生需要提取、调动和整合两方面的信息，一是材料所提供的新信息，二是以往所学和问题相关的时代背景信息。考生对这些信息进行综合性的重组，才能在情境、问题和史实之间建立起正确的逻辑关系，从而产生全面、正确的历史认识，进行客观的历史评价。进行历史表述时，要做到史论结合，不能空发议论。也不应简单的罗列史实；要运用恰当的历史思维，立论正确，观点鲜明，逻辑合理；要采用正确的历史方法，使表述符合题目要求，语言通顺，表述完整、准确。
以汉代儒学和宋代儒学的发展为例，如何从历史阐释的角度认识儒学的发展和创新呢？
秦朝建立了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汉承秦制，从上层建筑方面巩固和加强君主统治。汉武帝时期儒学被定于一尊。在此背景下，汉代儒学成为一种丧失了早期儒学中孔子“人学”思想特色的统治哲学。董仲舒的儒学虽然吸取了孔孟关于人格完善的学说，但更多地吸取了荀子从政治理论方面探讨“人”的思想。在二者的结合点上，他附会《公羊春秋传》，利用阴阳家的神学观把思孟学派的“天人合一”论、荀子的政治哲学结合在一起，为皇权装饰圣光，从而使儒学披上了神学的外衣。他把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装进阴阳的框架，加上一个最高的主宰“天”，成为一种神秘的天人感应论。他所强调的不是从道德伦理意义上探讨人格的完善，而是着重论证君臣父子、夫妻之间“三纲”论之不可移位。但在政治学领域，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却有利于国家的巩固，而且适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西汉时期，儒学虽然推崇孔子，但他们所说的孔子已经不是本来的孔子。这种神化了的儒学失去了早期儒学生动的理论思维，成为后来封建礼教的发端。同时，“人格”观念逐渐演化成为明确的“国格”观念，这比“夷夏之辨”进了一步。中国儒学中的“国格”观念尽管带有鲜明的历史烙印，但它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却使许多仁人志士在民族危亡之际不惜牺牲个人而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的独立，由此谱写出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从11-19世纪中期，程朱理学用一套思辨的唯心哲理修正了孔子学说的那种缺乏哲理抽象的朴素的政论形态，同时便也取代了汉儒那种专讲灾异感应的粗鄙的神学形态。程朱理学在抛弃佛、道宗教外衣的形式下，巧妙地用佛、老哲理构筑起一个“天理”论作为儒学政治、伦理观念的哲学基础。他们把这种儒学传统中从来没有过的“天理”论，同《孟子》《中庸》和《易经》中的一些哲学命题揉在一起，建立了唯心的理气论。于是，以“三纲五常”为中心的政治理论，“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说教，“格物致知”的训练方式，保守倒退的社会历史观点，使一个庞大博杂、看上去无所不包的儒学体系建成了，它标志着儒学发展成哲理化的新阶段。明朝初年，程朱之学被统治者定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但学术成就并不突出。明代中期，王阳明的心学达到主观唯心主义的高峰，“知行合一”学说达到了历史上知行观发展的新水平。明末清初，出现总结理学的著作，黄宗羲、全祖望的《明儒学案》、补续《宋元学案》是这方面的巨著。与此同时，也开始了对理学的批判，早期启蒙思想的出现表明理学已走向没落。
五、从历史价值观角度对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考查。
历史解释本身具有主观性和选择性，而选择就需要以相应的立场和价值观为根基。所以，不同的历史解释和学术观点反映了对待历史的不同的态度和价值取向。在考生对这些不同的历史观点进行评价时，不同史观的运用、不同的阐释和评价也反映了考生的立场、态度和历史价值观。具体而言，对历史价值观的考查：其一，与历史知识相结合，让考生通过试题了解人类历史上的优秀文化成果，深刻体会一定的观念、价值观、行为和制度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其二是与历史认识相结合，运用有关人文历史知识，明辨历史叙述中的思想倾向和价值取向，考查考生运用内化的历史态度和价值观，客观地对历史现象进行评价和阐释的能力，进而独立形成正确的历史认识。其三，与历史体验和感悟相结合，注重历史反思，汲取历史经验教训，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客观、全面地看待社会历史与现实问题，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认识中外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与特殊性，形成积极向上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价值观是人的信念系统，决定着人们的思想取向和行为选择。确立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直接关系一个国家的精神旗帜和发展道路，并深刻影响其凝聚力和感召力。党的十报告在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三个倡导”：“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和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相比于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特点是以伦理为中心，道德为灵魂，强调“德”性文化。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升个人道德品质的重要文化资源。
第40题以历史上儒学的发展与创新为线索，要求学生梳理从汉代至晚清儒学在阶段性发展过程中呈现的思想特色，并对孔子与儒学进行评价。众所周知，儒学是我国影响深远的学术思想，其所倡导的仁爱、信义、和平等观念很早就传播到整个东亚文明圈，至今仍在影响人们的行为与精神世界。该题一方面考查了学生的历史素养与人文情怀，另一方面使学生加深了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更加热爱祖国历史文化，进而树立对国家、民族的历史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增强国家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