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哲学的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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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哲学的基本问题范文第1篇
[关键词]哲学 基本问题 辩证关系 社会发展
一、恩格斯“哲学基本问题”的认识
恩格斯在1886年初写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他进一步指出:“这个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以尖锐的形式针对着教会提了出来:世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从来就有的?近代哲学家依照如何回答世界的本原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来说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始说的人,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
二、“哲学基本问题”的发展
近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基本上是用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评定所有哲学或“全部哲学”。 既然是“全部哲学”,就应该包括古希腊哲学、恩格斯以后的西方现代各哲学流派,还应该包括全部中国哲学史。由于时代的原因,恩格斯对他之后的西方哲学不可能知道,中国哲学恩格斯基本不了解,又怎能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来硬套在“全部哲学”头上呢?把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来划分所有哲学家呢?
哲学产生以前,人们是用神话和,通过感性的、表象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哲学的产生意味着人们主要是通过思维、概念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世界观。古希腊哲学是从神话和的束缚下诞生的,其讨论的主要问题是普遍与特殊、一与多的关系问题。古希腊哲学是整个西方哲学的诞生地,西方哲学史上各种流派几乎都可以从古希腊哲学中找到自己的起源和萌芽。
最初的古希腊自然哲学家很重视自然的研究,开始不用神秘的、非自然的东西而用经验的物质性的东西来解释万物的本原,他们的思想中包含着一个如何用不变的东西来解释变的东西的问题。如赫拉克利特强调变,认为只有变才是真实的,没有永久不变的东西;巴门尼德认为存在的东西既不能产生,也不能消灭,变意味着“多”,不变意味着“一”,只有“一”才是真实的,“多”不过是幻想。
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哲学的兴趣由关注自然转向关注人。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他认为一切都同样的真,是非善恶都是相对于人的感觉而言的。苏格拉底认为真理不在个人,而在人类一般,不在感觉,而在思维,真正的知识就是从具体的道德行为中寻找道德的普遍性定义,而寻找定义的方法就是论辩诘难。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哲学进入了一种系统化的时期,代表人物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理念”是各类具体事物的普遍概念,他把“理念”看成在感官事物之外,普遍存在于个别之外,认为“理念”是最真实的,感性世界是不真实的。亚里士多德虽然也重视“理念”,他称之为“形式”,但他不同意把“理念”看成是和个别事物分离的、独立存在的实体,而认为“理念”或“形式”不能离开感官事物而独立存在,普遍的东西不能离开个别而东西而独立存在。
在哲学形成和发展的同时,西方许多国家也逐渐产生了其他各种哲学流派。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基本上代表了19世纪下半叶以来现代西方哲学对待世界万物的态度。在英美主要形成了以科学主义为特征的分析哲学,基本上把人和世界看成是互相外在的,人不过是自然界的旁观者、观察者和反映者,人站在事物的旁边而不参与其中;在欧洲大陆主要形成了以人文主义为特征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基本上认为人心具有融合人与世界万物巨大力量,它们关心人的存在,关心个人的东西、反对非人性化,反对传统哲学的学院气和远离生活。
现代西方哲学的主要特征有以下三点:第一,不再像近代哲学那样一心关注自然、关注外部的物理世界以及人对世界的认识,而是专心致志于语言问题、符号意义问题和交往问题,第二,都从不同角度批判传统哲学那种崇尚超感性的抽象概念王国的旧形而上学,反对超验的领域,强调现实生活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第三,不再像传统哲学那样崇奉确定的、普遍有效的准则或规范,强调一切都可以发生变化,多元主义和分歧在哲学界占统治地位。
中国哲学史从商代开始萌芽,到春秋时期形成,截止大体上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先秦哲学;二是秦汉至明清之际的哲学;三是明清之际至时期的哲学。中国哲学探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特点:
明清以前的天人合一思想包括:一是儒家的有道德意义的“天”与人合一,如以朱熹为代表的人受命于天、“与理为一”,以王阳明为代表的“人心即天理”的天人相通,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相类;二是道家无道德意义的“道”与人合一。天人合一实际上就是不注重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的区分,而是把二者看成浑然一体。明末清初开始兴起了一种反对天人合一的思想,而转向类似西方的主客关系和主体性思想。典型人物是王夫之,他认为“气者理之依”,强调“即事以穷理”,反对“立理以限事”。这是中国哲学史的一个转折点。
由此可见,从哲学史的现实内容来说,硬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来套整个古希腊哲学以及西方现代哲学的一切思想流派,来套中国传统哲学,显然不合适。哲学的基本问题不能只限于西方近代哲学所突出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从哲学史的现实内容看,同样说明了贯穿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应该是如何认识和处理人与周围世界(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关系。
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理论相对性
世界的本原是什么,是精神还是物质,它们何者为第一性、何者为第二性的问题?也就是归根到底谁先谁后,谁依赖谁、谁决定谁?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唯物主义是正确的,唯心主义是荒谬的。恩格斯指出:“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能在别的意义上被用。”
1. 唯物主义的局限性
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往往只从一种或几种常见的物质形态上去寻找世界的本原。近代机械唯物主义,恩格斯指出它的第一个局限在于“仅仅用力学的尺度来衡量化学过程和有机过程”,第二个局限在于“它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也就是说,机械唯物主义把不同质的事物和现象都用机械运动的原理加以说明,用孤立、静止和片面的观点来观察世界,在社会历史领域则无法用唯物论进行说明,因而陷于唯心史观。由此可见,恩格斯要创立和坚持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朴素唯物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
其实,从逻辑角度分析,唯物主义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的,这只是归纳的结果,事实上世界上所有的归纳都是一种不完全的归纳,因为在人的经验所不能触及的地方就不包括在人类的归纳之中。因此,通过归纳而获得的结论是不确定的,需要反思。
2. 唯心主义的合理性
唯心主义有两个分支。一支是主观唯心主义,把个人的精神(心灵、意识、观念、意志、感觉等)当作世界的本原,认为世界上的一切其他事物都只存在于“我”的感觉、意识之中。如宋代的陆九渊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明代的王阳明的“心外无物”,英国的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奥地利的马赫的“物是观念的复合”等。另一分支是客观唯心主义,认为不依赖物质、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着的“客观精神”是唯一真实的存在,在这种绝对的客观精神的发展过程中,才产生了物质世界。如柏拉图认为“理念”世界是高于一切的惟一真实的存在,黑格尔认为现实世界是“绝对精神”的外化或表现,宋学认为“理”是世界的本原,主张“理在气先”等。
唯心主义在探究精神生活的独立性方面有其积极意义。就主观唯心主义来看,它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客观世界的存在,只是强调没有人的参与,这些存在都是没有意义的。就客观唯心主义来看,认为上帝、神是造物主,肯定了人的意识、精神的价值高于身体存在的价值,从而使人获得了一种价值和道德上的至善的标准,提升了人存在的价值。成为人们辨别是非,科学实践,从而成为改造自然的理论工具。
参考文献:
[1]《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哲学与哲学的基本问题范文第2篇
摘要:恩格斯将哲学基本问题确定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一方面将物质与存在混为一谈,同时沿着这一思路,无法确立完整的哲学体系。事实上,只有把客体与主体的关系问题确立为哲学基本问题,才能将整个哲学体系完整地建立起来。
我们的哲学教科书一直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一观点是由恩格斯提出的。恩格斯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我认为,恩格斯在这里将物质与存在的概念混为一谈了。这是因为:首先,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只能解决思维或意识是不是存在的问题,而不能解决物质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然而,哲学既要研究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也要研究物质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可见,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并不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其次,哲学的基本问题也不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因为,哲学是唯物辩证法哲学。唯物论首先说的是物质与精神或思维的关系问题。所以说哲学的基本问题,也不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再次,恩格斯在哲学基本问题上发生错误的主要原因是将物质与存在混为一谈。其实,物质与存在并不是同一概念,也没有等同重合性。存在要比物质的概念宽泛的多,包括思维也是存在。物质是实存在,意识是虚存在。只有把意识和物质都看做是存在的,才能进一步研究它们之间的绝对相对问题和决定性作用与被决定性作用的关系问题。如果根本就不承认思维或意识的存在性,那就既不会存在绝对相对问题,也不会存在决定性作用与被决定性作用的关系问题。所以说,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并不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即使是我们“修正”一下,将存在换为物质,那么,意识和物质的关系问题是不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呢?我看也有问题。因为,从宇宙自然的角度来看,质量和能量、空间和时间以及静止和运动,这些范畴还既不涉及意识,也不涉及和意识相对应的“物质”概念,完全是从宇宙自然本身的角度来考察的。如果在考察宇宙自然时就以人划线,以人定位,势必陷入“唯我论”、“唯心论”的泥潭。再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对立统一律、否定肯定律以及量变质变律,这些规律之中对立统一律是基础、前提、核心,说明对立与统一是辩证法哲学的基本问题。
因为,对立与统一规定着否定与肯定及量变与质变,由此,也说明了意识和物质的关系并不是辩证法哲学的基本问题。再从主体的角度来看,经济主体的基本问题是劳资关系问题,政治主体的基本问题是公民和国家的关系问题,或曰官民关系问题。再从历史主体的角度来看,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是历史主体的基本问题。很长时间以来,甚至直到现在,我们的哲学教科书仍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看作是一对矛盾统一体,这是发生混乱最根本的原因。社会存在是与自然存在相对而言的,自然存在反映的是自然客体,而社会存在反映的则是社会主体。然而,社会意识则一方面是与自然意识相对而言的,另一方面又是与社会物质相对而言的。因为,社会意识包括经济意识和政治意识,而社会物质包括经济物质和政治物质。这样,我们就可以发现,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并不是对应概念。二者只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以及被包含与包含的关系。把握这一点,是认识社会意识能动性的关键。因为,如果否认社会意识的存在性,否认社会意识属于社会存在的范畴,就等于说意识是不存在的,那么,不存在的东西又哪里能有能动性呢?有人对与社会意识相对应的社会物质的概念提出质疑。其实,社会物质包括经济物质和政治物质。经济物质是容易理解的,一切资本,如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及其产品都是经济物质。而政治物质则是指国家机关、军事力量、法庭、监狱等等,这些难道不是政治物质吗?
虽然在社会存在中也包括社会意识与社会物质的关系问题,甚至在社会经济中,包括经济意识和经济物质的关系问题,而在社会政治中包括政治意识和政治物质的关系问题,但都不是基本问题。经济意识和经济物质的关系问题,不是社会经济的基本问题,政治意识和政治物质的关系,不是社会政治的基本问题,同样,社会意识和社会物质的关系问题,也不是社会历史的基本问题。况且,将意识和物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无法说明哲学体系的科学性。哲学是自然观和历史观的互补。自然观反映的是客体存在,历史观反映的是主体存在。客体并不等于物质,因为,自然人意义上的意识,也是客体。同样,主体,亦即社会也不等同于意识。社会物质,包括经济物质如资本和政治物质,如监狱、法庭、军队等,也属于主体范畴、社会范畴。由此,也说明了意识和物质的关系问题,并不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意识与物质的关系不是哲学的基本问题,那么,它在哲学中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呢?我认为,意识与物质的关系是哲学本体论的基本问题。哲学与本体论并不存在等同重合的关系,二者也不是同一概念。哲学与本体论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本体论当然是哲学,然而即不能反过来说哲学就是本体论。哲学包含本体论,本体论只是哲学的一部分内容。哲学不仅包括本体论,而且包括自然观、辩证法、以及经济观、政治观、历史观等内容。其中,自然观是本体论的前提,它们与辩证法共同组成哲学客体的范畴。自然观的基本问题是质量和能量的关系问题,这一点是由爱因斯坦的质能关系原理确立起来的。因为,空间和时间以及静止和运动的关系,都是建立在质能关系的基础上。这无论是在哲学上,还是在物理学上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主要是解决了自然辩证法的基本问题,人们可以由质量和能量的关系入手,进一步认识空间和时间的关系以及静止和运动的关系。遗憾的是,我们的哲学教科书还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原因在于马克思在前,爱因斯坦在后,抱着“凡是论”态度的哲学家们,并未能将爱因斯坦的这一哲学与自然科学上的突破性发展成果接纳入哲学的体系,还在一百多年前的哲学水平上徘徊和原地踏步,更谈不上对爱因斯坦相对论思想的批判性发展。
建立在自然辩证法基础上的是本体辩证法。本体论的基本问题是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因为,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直接制约着实践和认识的关系问题。实践是物质的,认识是意识的,客观是物质的,主观是意识的等等。
建立在自然辩证法和本体辩证法基础上的是客体辩证法。辩证法的基本问题是对立和统一的关系问题,这一点理论界是明确的。现在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对立和统一的关系、否定和肯定的关系以及量变和质变的关系。自然辩证法和本体辩证法以及以它们为前提的客体辩证法,共同构成哲学的客体,而和客体相对应的是主体。主体包括经济主体、政治主体以及以它们为前提的历史主体。主体经济的基本问题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问题,即劳资关系问题;而主体政治的基本问题是公民和国家的关系问题,即民主和法治的关系问题。建立在经济主体和政治主体基础上的历史主体的基本问题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整个哲学实际上是如下一个体系:通过上述哲学体系图,我们就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哲学与本体论既不是等同重合关系,也不是同一概念。
二者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本体论只是哲学的一部分。既然如此,本体论的基本问题与哲学的基本问题,就不是一回事。本体论的基本问题是意识和物质的关系问题,而哲学的基本问题则是客体和主体的关系问题。当然,哲学是一个多层次体系,然而每一个层次和每一对范畴的基本问题都必然反映客体和主体的关系问题。如自然辩证法的基本问题是质能关系问题,而在质能关系中,质量是客体,能量是主体。因为,质量具有可动性,而能量具有能动性。由此决定了空间具有客体性,时间具有主体性;静止具有客体性,运动具有主体性。因为,空间是质量的存在形式,而时间是能量的存在形式;静止是质量的本质特征,而运动是能量的本质特征。再从本体论来看,它的基本问题是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而物质具有客体性,精神具有主体性。由此决定了实践具有客体性,认识具有主体性;客观具有客体性而主观具有主体性。因为实践是物质的,而认识是精神的;客观是物质的,主观是精神的。再从辩证法来看,它的基本问题是对立和统一的关系问题,对立性是反映客体与客体的对立性以及主体与主体的对立性,而统一性则是反映客体和主体的统一性。由此说明了否定性反映的是客体与客体的否定性以及主体与主体的否定性,而肯定性则是反映客体和主体的肯定性。同样,量变反映的是客体与客体的量变以及主体与主体的量变,而质变则是反映客体和主体的质变性。因为,否定和量变都是反映事物的对立性特征,而肯定与质变都是反映事物的统一性特征。再从社会经济主体来看,它的基本问题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问题,资本是客体,劳动是主体,因为资本具有可动性,而劳动具有能动性。由此决定了剩余资本具有客体性,而剩余劳动具有主体性;资本股份具有客体性,而劳动股份具有主体性。因为,剩余资本与资本股份都是资本的特征,而剩余劳动与劳动股份都通过上面的分析,就可以十分清楚地说明:其一,无论哲学有多少层次,每一个层次中的基本问题都是反映客体和主体的关系问题。其二,只有客体和主体的关系问题,才能将哲学的所有范畴从始至终贯彻到底。其三,这就更清楚地说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并不是哲学基本问题。一方面是由于存在既包括意识存在,也包括物质存在。思维与存在是直接同一的,二者既不存在对立关系,也不存在统一关系。再从物质和意识的关系来看,虽然物质是客体,意识是主体,但客体并不等同于物质,主体也不等同于意识。客体和主体的关系,要比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宽泛的多,深刻的多。只有客体和主体的关系问题,才能将哲学各个层次的所有范畴从始至终作为主线贯穿到底,而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则只能说明本体论的基本问题。超出本体论的范畴,如自然哲学、辩证法哲学和经济哲学、政治哲学以及历史哲学的基本问题,就都不是由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所能说明得了的。过去,正是由于哲学教科书没有认识到哲学是客体哲学和主体哲学的互补。所以,一些哲学家便一再否定历史观的哲学属性。其错误在于:首先,哲学既包括对认识对象,即自然的认识,也包括对认识者,即社会人自身的认识。如果只完成对宇宙自然的认识,而不完成对社会人自身的认识,就不是完整的哲学。其次,人类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为人类自身的存在而服务。如果连人类自身是怎样存在的都弄不清楚,那么,对自然的认识就毫无意义,从而也就否定了哲学的价值。最后,从哲学本身来看,历史观正是哲学区别于一切西方旧哲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部分,历史观的创立是整个哲学实现变革的枢纽和焦点。马克思如果不创立社会历史观,就不可能完成哲学上的根本变革。
由上可见,无论从哪方面看,都说明历史观不可能不属于哲学的范畴。还有一种观点,虽然承认历史观属于哲学的范畴,但认为只有客体哲学是哲学的基本内容,而历史观则属于哲学在社会科学中的“推广和应用”。这是斯大林的观点。他说:“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这种观点的要害在于把客体哲学和主体哲学看做是两门学科,而不是看作哲学的不同组成部分,这就割裂了哲学本身的完整性。其实,列宁关于客体哲学和主体哲学是一块整钢的思想才是正确的。列宁说:“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哲学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常说既要坚持,又要发展。在哲学基本问题上,我们所要坚持的,正是由哲学为我们开辟出来的客体和主体相互补的这种完整领域。在这个问题上的任何倒退,都只能导致哲学本身的倒退。
在客体和主体的关系中,二者都是非决定性的。从主体的非决定性来看:首先,自然可以决定社会的存在。当自然还没有进化到人类的时候,社会就是不存在的。同时,如果自然发生大的灾变时,就有可能将人类大部或全部毁灭,玛雅文化、希腊文化等的突然性毁灭,就很有可能是大自然的灾变造成的。其次,自然可以决定社会的富裕程度。一切自然资源,都是大自然本身的分布所形成的,矿藏、物产、地势等都可以造福一方,这都不是人的力量所能达到的。
关于主体的非决定性,是的基本原理。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所创造。”马克思的论述,很明显地说明了主体具有非决定性。这是因为大自然本身具有规律性,人类的社会活动如果不符合客观规律,其目的就不能实现,甚至反过来对人类违反客观规律的错误行为实施惩罚性报复。
当然,主体具有非决定性,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问题的另一方面来看,客体也具有非决定性。马克思就曾高度赞扬了作为社会存在的人在改造自然过程中的能动性作用。他说:“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是社会化了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变换。”所以说主体对于自然存在,也具有能动性作用。这是因为:
哲学与哲学的基本问题范文第3篇
关键词:哲学根本方法;唯物主义哲学方法;唯心主义哲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0)07-0028-05
长期以来,人们都将辩证法、形而上学作为两种基本的方法,然而这种理解却是不准确的,哲学的根本方法应该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大类,而辩证法、形而上学以及现象还原方法、实证方法等都是从属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方法的。一切旧哲学,包括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根本方法都是唯心主义的,唯物主义哲学方法是哲学的独创,同时,也是哲学的根本方法。不了解这一点,就不可能准确掌握哲学的发展历史,也不可能真正掌握哲学及其实现的根本变革的实质与意义。
一、旧哲学的根本方法都是唯心主义的
长期以来,人们都习以为常地认为唯心主义的哲学方法自然是唯心主义的,而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也当然地是唯物主义的,然而,在这里人们却犯了一种惯性错误。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关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用语的意义作出了非常明确的阐明:“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承认某种创世说的人(而创世说在哲学那里,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往往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繁杂和荒唐得多)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1]224恩格斯接着又说:“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是在别的意义上使用的。”[1]224-225就是说,从哲学史看,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只是关于世界本原观的不同观点及其由此组成的哲学派别。对于恩格斯的这段论述一直存在着重大的分歧,恩格斯在这里确实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这两个用语只有唯一含义的意思,就是本原观上的不同观点及其由此形成的哲学派别。“本来”是说在旧哲学那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区别只在于本原观的观点不同而已,我们不得作扩大的解释。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是世界本原问题上对立着的两种观点,也因此哲学被区分为对立的两个基本哲学派别。毫无疑问,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尽管关于世界本原的观点多种多样,然而概括起来不外乎两大类,或者认为物质是世界的本原,或者认为意识是世界的本原。这里蕴含更为深层的含义,就是说以往哲学派别的区别也仅此而已,除此之外,不同的哲学家、哲学团体和哲学派别并不存在什么实质性的差别。首先体现在历史观上,这早已是为人们公认的了,在哲学诞生以前,所有的哲学派别在历史观上都是唯心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否定人民群众历史的创造者的地位,否认人类社会有其内在发展规律,在这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混同了,不存在对立与分歧。这在哲学研究领域没有不同观点,倒是绝对地一致。然而,在我们看来,恩格斯的话语中至少还应该蕴含着另一个更为深层的、且鲜为人知的深义,这就是他们在根本的哲学方法上也都是一致的,即都是唯心主义的哲学方法,或称之为体系哲学方法。
翻开整个哲学史,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那就是唯心主义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长期以来,人们都被这样一种观点主导着:整个哲学史就是一部唯物主义不断战胜唯心主义的历史。然而,事实情况却是,在哲学诞生之前,整个哲学史是唯心主义不断取得对旧唯物主义的优势,而旧唯物主义则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并最终向唯心主义屈服的历史,特别是在历史观点上则与唯心主义握手言和,其根本原因就是在哲学诞生之前哲学的根本方法是唯心主义的一统天下。唯心主义不仅在本原观上主张精神是世界的本原,在认识论上主张从思想、感觉到物,在历史观上主张上帝或所谓的英雄创造历史,而且哲学的根本方法又是从主观想象出发构建体系。这样,唯心主义哲学方法与其基本主张具备了内在逻辑的自洽性,正是这种自洽性使唯心主义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哲学史中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唯心主义的哲学方法被马克思概括为“把概念归并在一起的方法”[2]415,恩格斯则将这种方法描述为“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1]692,可以简称为体系哲学方法。这种方法的基本特征就是从主观设定的概念出发,通过推演建构出关于外部世界的体系,并试图以这种构造出来的体系解释客观世界;当这种体系与外部世界不相符合时,不是去修正主观构造的体系,使主观体系符合客观世界,而是试图用主观体系裁剪客观世界。显然,这种体系是不可能与客观世界相符合的,客观世界也是不可能去将就主观构成的体系的,因而唯心主义哲学方法及其构造的体系总是以与客观世界相背离为特征的。
唯心主义在哲学方法上是唯心主义的这一点人们自然没有什么悬念,旧唯物主义在根本方法上也是唯心主义的似乎让人们感觉到不合情理,可事实却偏偏就是这样的不尽“情理”,旧唯物主义根本没有属于自己的哲学方法,而只是套用了唯心主义方法。相对于唯心主义的自洽性而言,旧唯物主义蕴含了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这也正是唯心主义对于唯物主义的优势所在。为什么列宁说“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呢?为什么哲学史上有价值的思想大多产生于唯心主义哲学而不是旧唯物主义之中呢?最关键的就在于旧唯物主义没有属于自己的哲学方法,套用唯心主义哲学方法的必然结局就是最终为唯心主义所控制。即便在自然观上旧唯物主义也并不是对客观世界的真实反映,而只是一种主观的猜测。真实的反映必须来自于客观实践过程中,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一样都是鄙视劳动的,不可能亲自参加变革社会的实践活动,因而他们无法将对象理解为感性的活动。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批评费尔巴哈时所指出的那样:“既承认存在的东西同时又不了解存在的东西――这也是费尔巴哈和我们的对手的共同之点。”[3]97旧唯物主义虽然主张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认为物质是世界的本原,在认识论上主张反映论,然而,由于他们并不了解现实的物质世界,在他们那里所谓的物质世界仍然只是一种主观的想象,无论是在本体论还是认识方面他们的出发点都只是一种主观想象,而不是现实的客观世界。加之为了建构体系达到解释世界的目的,旧唯物主义又不得不借助于以主观设定的概念进行演绎建构体系的哲学方法,这正是唯心主义体系的哲学方法,这样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在最根本之点上就不再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了。所以恩格斯说:“在古希腊人和我们之间两千多年来存在着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世界观。”[1]306本质上是唯心主义世界观也就是受唯心主义方法支配的世界观。
二、唯物主义哲学方法是哲学根本变革的实质所在
恩格斯的“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是在别的意义上使用的”结论是不是对哲学方法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分的否定呢?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除了在本原观上的不同主张之外还有没有别的意义呢?还能不能体现在根本的哲学方法上呢?对于恩格斯的这段论述一直存在着重大的分歧,特别是恩格斯还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表述为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和基本问题。这似乎非常明确地告诉人们,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这两个用语只有唯一的意义,就是本原观上的不同观点及其由此形成的哲学派别。由此引发的哲学基本问题的讨论延续至今:如果说唯物主义只有唯一的意义,那么关于哲学方法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区分是否还成为可能呢?要使唯物主义哲学方法的命题得以成立就必然要肯定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这两个用语具有多重含义。这无疑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难题。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不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或者说在什么意义上说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恩格斯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表述为精神与自然界的关系,甚至被一些学者认为恩格斯还停留在自然唯物主义水平上,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澄清这一问题。首先必须正确把握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的“哲学”是指什么?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了科学的哲学理论体系之后就很少在正面的意义上使用哲学一词,也不将他们创立的科学理论称之为哲学。在他们看来,“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3]74。马克思恩格斯称他们创立的科学理论“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4],或称之为新唯物主义或现代唯物主义。毫无疑问,恩格斯所说的哲学是指旧哲学,也即体系哲学。因而在旧唯物主义那里只有关于本原观上的唯物主义观点,而且这种观点又仅限于自然观,所以恩格斯说“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是在别的意义上使用的”。“本来”是说在旧哲学那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区别只在于本原观上的观点不同而已,我们不得作扩大的解释。在历史观和根本哲学方法上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则是没有实质性区别的,旧唯物主义的半截子不仅表现在自然观与历史观的矛盾上,而且更在于自然观与其根本哲学方法的对立。旧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这是众所周知的,而旧唯物主义在根本方法上是唯心主义的这一点却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然而这是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因为这是哲学得以产生并且区别于其他一切哲学的实质所在。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旧哲学的基本问题,因而不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和最高问题”,这是一部分学者所坚持的观点,而另一些学者则坚持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包括哲学在内的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因而也是哲学的最高问题。我们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与最高问题是有着重大区别的两个概念,哲学的基本问题是贯穿于哲学发展始终的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任何哲学都不能回避的,所以我们说哲学也必然蕴含着这一基本问题,否则,就不能称其为哲学。但最高问题则不同,因为哲学是发展的,在不同的时代以及不同的哲学中有着不同的最高问题,旧哲学的最高问题就是精神对自然界的问题,而在哲学中最高问题则是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或者说是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问题,而精神对于自然的关系问题却成为隐含其中的低层次问题。我们从恩格斯的论述中也不难看出,即使在旧哲学中基本问题与最高问题也是有区别的。在谈到基本问题时,恩格斯是这样表述的:“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1]223在谈到哲学的最高问题时,恩格斯的表述是“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1]224。就是说精神对自然界的问题是旧哲学所能达到的最高层次,旧哲学,包括旧唯物主义是不知道感性的活动即人们的社会存在的,而现代唯物主义正是从根本上实现了这一突破,因而哲学的最高问题就不再是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而是人们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关系问题。哲学的基本问题所体现的是不同哲学间的共性,而最高问题体现的则是不同哲学的特殊性,所以我们必须加以清晰的区别,而不能混为一谈。基本问题是贯穿哲学始终的,没有例外,可以说是绝对的,而最高问题则只能是相对的,因为哲学也是发展的,任何最高问题都只能是特殊时代哲学所能达到的水平的体现。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哲学自身的发展,一个最高问题必然为更高的问题所代替,这是历史的必然规律。
哲学的基本问题与最高问题的区别是明显的,但又不是截然分离的,最高问题其实就是基本问题在不同历史时代的具体体现,基本问题又是通过最高问题得以体现和展开的,二者是辩证的统一。从恩格斯对哲学的基本问题与最高问题的表述中不难发现,恩格斯是在“哲学”范围内考察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或者说是在旧哲学范围内考察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这时的唯物主义只在本原观上具有一般唯物主义的观点,而且这种本原观仅仅停留在自然观上,而在历史观上都毫无例外地是唯心主义。所以恩格斯说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用语“不能在别的意义上使用”,即不能扩大到社会历史观上,同样,也不能扩展到哲学方法上,因为在哲学方法上旧唯物主义根本没有属于自己的方法,他们的方法都是套用唯心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则是哲学创立的,从而超越了整个旧哲学。在全新的哲学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这两个用语必然拥有了新的含义,哲学的最高问题必然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譬如,列宁在认识论问题上就明确指出:“是从物到感觉和思想呢,还是从思想和感觉到物?恩格斯坚持第一条路线,即唯物主义的路线。马赫坚持第二条路线,即唯心主义的路线。”[5]这样,唯物主义哲学方法就有了肯定的答案。
恩格斯关于“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是在别的意义上使用的”判断是有特定含义的,即只在旧哲学范围内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只在关于世界本原问题上有不同的观点,而在其他方面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哲学诞生以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个用语被赋予更为广泛的意义,打破了从古代至近代在哲学方法上都是唯心主义的一统天下,第一次真正确立了哲学方法上的唯物主义基础,从此唯物主义作为哲学方法的含义就被确认下来。唯物主义方法的确立实现了社会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唯物主义又具有了作为一种社会历史观的意义。哲学实现的根本变革就是哲学方法上的变革,从根本上说,唯物史观也是唯物主义方法变革的结果。对此,列宁作出了这样的解答:“马克思究竟是怎样得出这个基本思想呢?他所用的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把它当做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关系。”[6]所以哲学实现的根本变革是唯物主义方法上的变革,这一根本性的变革开创了哲学的全新时代,从此结束了唯心主义的一统天下,使唯物主义对于唯心主义的优越性得以充分地展现出来,并最终使唯物主义成为真正的科学的理论形态。
三、哲学的根本方法是唯物主义方法
唯心主义在本原观上主张精神是世界的本原,在认识论上主张从思想、感觉到物,在历史观上主张上帝或所谓的英雄创造历史,哲学的根本方法是从主观想象出发构建体系。由此不难看出,唯心主义从本原观到历史观、从认识论到方法论都贯彻了精神第一性的唯心主义特征,从而实现了自身逻辑的一致性。唯心主义之所以能够实现自身逻辑的一致性,根本原因就在于作为逻辑支撑的唯心主义方法。唯心主义的哲学方法被马克思概括为“把概念归并在一起的方法”[2]45,恩格斯则将这种方法描述为“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1]692,我们将这种方法简称为体系哲学方法。这种方法的基本特征就是从主观设定的概念出发通过推演建构出关于外部世界的体系,并试图以这种构造出来的体系解释客观世界;当着这种体系与外部世界不相符合时,不是去修正主观构造的体系,使之符合客观世界,而是试图用主观体系裁剪客观世界。显然,这种体系是不可能与客观世界相符合的,客观世界也是不可能去将就主观构成的体系的,因而唯心主义哲学方法及其构造的体系总是以与客观世界背离为特征的,即使有一些聪明的唯心主义者“天才”地猜测到了外部世界的某些特征也只能是局部的、或然的。旧唯物主义在本原观主张物质第一性,认识论上主张反映论,但是他并不了解物质世界,也不知道获得正确认识的途径,因而他们的对象世界仍然是一种主观抽象,在建构哲学理论的方法上借用了唯心主义从主观想象出发、通过概念间的关系进行推演建构体系哲学的唯心主义方法,并最终在历史观上完全步唯心主义的后尘。由于唯心主义做到了自然观、认识论、历史观和根本方法自身逻辑的一致性,旧唯物主义却埋藏了自身无法克服的逻辑矛盾,即观点与根本方法的矛盾,从而导致其在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中处于劣势,并且节节败退,为唯心主义的方法所支配,并最终形成从古代到近代哲学唯心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这一局面直到哲学的诞生、唯物主义哲学方法的创立才被彻底打破。
唯物主义方法是哲学的根本方法,这是由哲学实现的根本变革决定的,正是唯物主义方法的创立,哲学才实现了哲学的根本变革,这一变革最终使哲学与整个旧哲学区别开来。这是由经典作家告诉我们的,当批判黑格尔并表明与黑格尔哲学的区别时,马克思说:“我的阐述方法和黑格尔的不同,因为我是唯物主义者,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1]578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并不是新旧哲学的根本区别,这种对立古已有之。当批判费尔巴哈并表明与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哲学的区别时,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3]59马克思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定性为直观的唯物主义,相比之下,哲学表现出的能动的特征无疑优越于直观唯物主义,但这也不是新旧哲学的根本区别,正如马克思所说:“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那么,新哲学与旧哲学的根本区别究竟是什么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这样写道:“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3]73德国哲学无疑代表着旧哲学发展的最高水平,它不仅包括唯心主义最高水平的黑格尔哲学,而且包括集旧唯物主义大成的费尔巴哈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与“从人间升到天国”是哲学根本方法上的对立,是哲学区别于一切旧哲学的根本之点,同时,也体现了哲学所实现的根本变革。“从人间升到天国”,即从现实的物质实践出发,并从对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的历史过程的观察中抽象概括出符合实际的哲学理论。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差别,即都是主观构造体系。由于一切旧哲学都是以主观想象构造体系的,他们的方法从根本上说都是唯心主义的,而哲学是从客观的物质实践出发,是对现实的概括和总结,因而是彻底的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是马克思恩格斯独创的哲学方法。可见,能够将哲学与一切旧哲学区别开来的就是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这一方法的确立体现出哲学实现了哲学史上最深刻的根本变革,所以这一方法也必然是哲学最根本的方法。
唯物主义作为一种方法马克思、恩格斯都曾有过专门的阐述。马克思曾经作了这样的表述:“事实上,通过分析来寻找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得多。后面这种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7]不难看出,马克思将“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的方法称之为唯物主义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称之为“从人间升到天国”的方法,并且指出:这种方法“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唯物主义哲学方法以“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为出发点,这个出发点就在于“思辨终止的地方,即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3]73。简单地说,唯物主义方法就是从物质实践出发,并在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的历史过程的观察中抽象概括出符合实际的理论的哲学方法。与“从人间升到天国”相对立的哲学方法是“从天国降到人间”的方法,即唯心主义的哲学方法。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将唯物主义方法称之为唯一科学的方法,而且将这一方法作为与一切旧哲学相区别的根本标志,因而唯物主义方法是哲学最根本的方法。
不仅历史观是哲学方法上唯物主义变革的结果,就是科学的辩证方法的确立也是唯物主义方法变革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并不是简单地接受黑格尔辩证法,虽然辩证法的基本形式在黑格尔那里已经初步具备,“但是这种方法(辩证法)在黑格尔的形式中是无用的。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概念的自我发展”[1]242。“它实质上是唯心的,而这里要求发展一种比从前所有世界观都更加唯物的世界观。它是从纯粹思维出发的,而这里必须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8]。马克思恩格斯正是批判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即抛弃了唯心主义的思辨性,才使辩证法奠基于唯物主义方法之上。从根本上说,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法思想仍然来自于客观的物质实践过程中,只不过是支配着现实世界的“客观辩证法”的主观反映。哲学的科学实践观也是以唯物主义方法为前提的,而不是相反,并不是如有些人理解的那样:哲学是确立了科学的实践观然后实现了哲学的根本变革。离开唯物主义方法就不可能有科学的实践观,马克思恩格斯在亲自参加变革社会现实的实践活动中发现了外部感性世界只不过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人们的一切认识都只能在实践中产生,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正是在此基础上才逐步形成了科学的实践观。由此可见,唯物主义方法是整个哲学的灵魂之所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81.
[5]列宁.列宁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37.
[6]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6.
哲学与哲学的基本问题范文第4篇
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国内行政哲学研究很少系统地探讨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从近年召开的哲学或行政学研讨会上的发言和已经发表的少量涉及行政哲学的有关论著看，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行政活动”是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行政哲学是“关于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的科学”。事实上，对“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有成效有意义的研究只能属于行政科学研究范围，是理论行政学的研究对象。“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在行政哲学研究中，是终极意义的研究对象，行政哲学不可能也不能够取代行政科学去直接研究行政活动。第二种观点认为，行政哲学是以行政科学、行政理论为研究对象，是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即元行政学。这种基本思路是可取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符合逻辑的，但由于把行政哲学当成了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元行政学），因而存在两个难以自圆其说的问题：其一是如果把行政哲学当成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即名曰行政哲学又是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显然就会产生一个学科性质问题。人们必然要产生行政哲学究竟属于哲学学科还是属于行政学科的疑问。虽然行政学家和哲学家是可以而且应该联盟的，但行政学属于社会科学，它与超越科学的哲学在知识性质上有本质的区别，因而行政哲学不可能既是哲学的又是具体科学的。否则，只会产生一种非哲学非科学的怪异知识和学科。目前出现的那种把哲学的概念、术语往现实行政生活贴标签的“研究”，和直接借用哲学的原理、规律构建的种种行政哲学体系的“研究”，无不是受此种观点的影响。其二是把行政哲学当成行政科学的元理论，即元行政学，也不符合国际通行的学科研究规范。行政科学的元理论准确地说应该是“行政学学”或“行政学学理”。行政哲学属于“行政学学”的范畴，但行政哲学不同于“行政学学”，只是其一部分。行政学学或元行政学从不同的角度和领域对行政科学进行研究，行政哲学则是从哲学角度研究行政科学的行政学，它可以属于元行政学的一部分，但不能等同于整个元行政学。因此，行政科学、行政学学（元行政学）和行政哲学是三个不同的概念。第三种观点认为，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是行政科学，是对行政科学的哲学考察。即，行政哲学以行政科学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就学科性质而言，行政哲学属于部门哲学，是哲学的分支学科。
对行政哲学的研究内容，国内一些学者在涉及到行政哲学的论著中也作了一些简略的描述。如王沪宁认为，行政哲学主要研究和分析一定行政活动和行政关系的性质、行政活动的目的和宗旨、行政活动中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伦理原则等基本理论范畴[1]。薄贵利则将对人性的基本判定、政府的价值取向和现代政府的责任问题作为行政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2]。颜佳华在《行政哲学论》一书中构建了一个行政哲学的研究框架：行政活动论（逻辑起点）、行政主客体论、行政认识论、行政实践论、行政方法论、行政价值论[3]；后来，他又在《行政哲学：一个亟等进一步开拓的领域》一文中，将行政哲学的研究内容界定为：行政哲学导论、行政学对象论、行政学结构论、行政学功能论、行政学评价论、行政学发展论等[4]。
仔细分析国内行政哲学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界定我们不难发现，在我们称之为“行政哲学”的名称背后，实际上存在着两种行政哲学：一种是以行政活动为研究对象的行政哲学，一种则是以行政科学为研究对象的行政哲学。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分别用“行政活动的哲学”（简称为“行政哲学”）与“行政（科）学的哲学”（简称为“行政学哲学”）这两个称谓来标示行政哲学研究的上述两种主题、两个方向。这两种行政哲学，一个涉及“实际的行政活动”领域，一个涉及“理论的行政科学”领域。
行政活动的哲学主要研究行政的本质及其分界、行政的基本假定、行政的目的和宗旨等问题。由此可见，行政活动的哲学是对“行政活动中的问题”或简称“行政问题”做出根本性的寻根究底的反思，以便为行政活动提供一些根本性的实践原则或“行政观”。这些根本性的实践原则不等同于各种具体行政行为的“规范”、“准则”，而是后者的“原理”、“基础”或“根据”具体行政行为的“规范”、“准则”除了要依据于这些原理之外，还要考虑具体实践过程中诸多的内部和外部条件，包括那些隐而不显的“缄默因素”。
行政学哲学则主要研究行政科学发展的模式、行政科学理论评价、行政科学研究方法及其评价、行政科学研究的价值判断等问题。由此可见，行政学哲学是对“行政学活动中的问题”或简称“行政学问题”进行根本性的寻根究底的反思，以便为行政学研究提供一些根本性的指导原则或“行政学观”。同样，这些根本性的指导原则也不等同于各门具体的行政科学的研究规范、方式、方法，而是为后者的研究提供认识论和价值论的“原理”、“基础”或“根据”。
二
行政哲学的上述两个研究主题之间存在着逻辑的与历史的联系：
从逻辑上看，对“行政学问题”的哲学研究是对“行政问题”研究的“次一级”的研究，是对实际的“‘行政问题研究’之研究”，具有元研究的性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对任何行政问题的研究总是先在地包含一个方法论，即总是从某一个特定的角度、立场来研究的。这种角度、立场尽管可能不为研究者自己所知道，但却客观地存在着。而且，这种角度、立场本身就制约着对行政问题的认识结果。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立场出发往往得出不同的结论。要对这些结论的可靠性做出判断，就必须检讨他们的方法论。按照荷兰著名经济学家库普曼（197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研究，无论是在自然科学中，或者是在社会科学中，任何系统的理论体系均表现为一个“价值观假定＋逻辑推理”的结构[5]。库氏的这一逻辑式提示，至今尚未遇到有力的挑战。显然，任何行政学理论体系，均是从某种价值观或方法论见解出发的逻辑推理系统，其中的价值观或方法论假定，只能表现为某种行政哲学。因此，任何行政学理论体系都是以某种行政哲学的逻辑展示的，它不能不内含着某种行政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行政学哲学”是以“行政哲学”为思想资料的和最终归属的。我们也只有对行政学的根本问题进行了哲学的研究，才能真正地把行政问题的研究提升到一个自觉的、理性的水平和高度。
从历史上说，对行政活动根本问题的哲学研究是古已有之的事，历史上许多伟大的哲学家、政治家都对此做过深入的论述。而对行政学根本问题的研究则不过是近100年来的事。按照时间顺序，对行政活动的研究先后产生了行政思想、行政理论、行政学说或行政学、行政科学、行政哲学。其中行政思想是先于行政理论的分散的、不系统的、粗浅的行政理论；行政理论则是后生于行政思想的比较完整、系统、深刻的行政思想；行政学说或行政学往往是较为完整、系统的关于行政的知识体系；而行政科学则是更加系统化、科学化了的行政思想、行政理论、行政学说、行政学，是关于行政活动的基本规律和一般方法的科学；行政哲学则是对行政理论、行政科学研究活动进行思辩的产物，是行政科学的哲学。由此可见，“行政学哲学”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在出现了独立的行政科学时才出现的，是行政问题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必然，对行政学活动的哲学思考是人类的行政认识和行政实践从童年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条件。行政学哲学与行政科学研究的问题是显著不同的，各自的任务和目的也是不同的。行政科学是通过对行政活动的考察——这种考察主要包括历史上的各种行政思想、行政理论和行政方法——概括出行政活动的一般原理，形成理论并给出某种行之有效的合目的的行政方法或模式。也可以说，行政科学主要关注的是为实际的行政活动提供一套具有普适性的系统的行政知识、思想、原则和可操作的方法，它的特点即在于它的工具性。行政科学为行政学哲学提供思想，行政学哲学则对行政科学起指导作用。任何时代的行政学哲学，除依据各自的一般的哲学观外，都必须吸收以往的以及现时代的行政科学研究成果。反之，行政科学研究要接受行政学哲学的指导，这不仅体现在任何行政科学研究者都要在一定的行政哲学观的指导下从事研究，而且，行政科学体系的构建、其逻辑分析与论证也要符合哲学方法论的要求。由此可见，行政学哲学考察的是行政科学的基础，行政科学的基本问题便是行政学哲学的研究主题。那么，这个基本问题究竟是什么呢？
一般而言，行政科学的基本问题，在正常的或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是行政学者以及行政人员较少或不特别考虑的问题。情况也许就是这样，人们通常是在一种没有批判的前提下，追求行政知识的增长，提出概念、形成理论，获得某种高效的行政方法。这一切都是围绕着行政活动的目的而进行的，行政学者为的是行政知识的不断增长，而行政人员则是把行政学者的研究成果，诸如理论、方法、模式等，作为正确的东西应用于行政活动之中。他们的问题常常是一种理论或方法对他们的行政活动是否有效，也即如何使用一种理论或方法才能够达到一种活动的预期目的。人们一般并不考虑一种理论或方法的合理性问题，只是在少数情况下，比如当理论或方法的功用开始减弱或失效的时候。一些人才可能会对已有的关于行政的一些最基本的假定、理论和方法本身进行反思。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他们正在进行着对行政中的某些基本问题的哲学思考或批判。而所谓的对行政科学中的基本问题的研究，就是对关于行政科学元问题的研究。这个元问题就是行政科学中的最基本的核心概念“行政”。行政哲学正是以此作为出发点而展开讨论的，对“行政”这个基本问题的明确和把握，就构成了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
三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行政哲学是对行政本质以及行政科学发展进程进行考察和反思的哲学。行政哲学能否有一个好的发展前景，从根本上为行政科学呈现出实质性的理论进步提供基本性的支持，使实际的行政活动更富有成效和具有合理性。这首先取决于我们对行政哲学本身是否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和把握。如果在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不能达成一致的意见，那么，不要说对行政科学的发展不会起到推动和支持的作用，就是行政哲学本身的发展和存在，都将会面临巨大的困难。笔者在本文的讨论中，就是试图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使概念理解得到澄清，消除“行政哲学”这一概念本身及其研究对象上存在的歧义性和含糊性。当然。我们在这里给出的关于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的讨论还只是探索性的和试验性的。但是，只要我们能够真正把握住行政哲学的精神实质，研究主题的问题就不再是一个理论难题了。因为，它将会随着我们研究的深入而不断得到扩展和进一步的完善。
【参考文献】
[1]王沪宁.行政生态分析[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
[2]薄贵利.中国行政学：问题、挑战与对策[J].中国行政管理，1998(12).
[3]颜佳华.行政哲学论[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哲学与哲学的基本问题范文第5篇
关键词：古代本体论；近代认识论；现代语言转向
一古代“本体论”哲学的存在
一般认为，哲学本体论是一种关于一般存在或存在自身的哲学学说，关于脱离具体存在的超验存在的学说。作为一种追本溯源式的意向性追求，它是一种理论思维的没有穷尽的指向性，其中，指向的是无限的终极关怀，主要目的是为了在浩瀚宇宙中获得生存的归属感，古人通过存在寄希望在人的心灵世界和外在的世界建立起某种终极稳定的联系，希望寻求一个超感性绝对和历史恒久的终极存在来实现生命的价值所在。“哲学本体论具有三重蕴涵，即：追寻作为‘世界统一性’的终极存在(存在论或狭义的本体论)；反思作为‘知识统一性’的终极解释（知识论或认识论）；体认作为‘意义统一性’的终极价值(价值论或意义论)。”[1]古代的哲学家认为世界的本源是一种物质，比如，泰勒斯认为“水”是世界的本源，后来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又将“火”“气”“种子”等视为当时的世界本源。由此可以得出，古代哲学家们提出的“始基”一词，带有一种经验主义的色彩，而且是感性直观的。相当一部分的思想观念或者著名学说都是属于最原始的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前者属于存在论或本体论，后者属于狭义宇宙论。古代本体论思维模式关注的是对知性的追根问底和本原的探索，即是将“物理”问题转向“物理学之后”的顶端智慧的终极探索，希望能够在一定时期内建构一个具有绝对真理价值意义的形而上学体系，因此，这也就确立起了一种知识形态的哲学探索框架和具有理性主义思想观念的传统文化，这在当时生产力条件下对人类的理性积累、科学知识的进步和社会文明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和历史价值。古代和近代有一种本体观的形态叫“本质论”,这一理念认为本体是万事万物的内在本质和普遍的共相。比如柏拉图的理念，绝对观念等当作世界的本体，从中可以看出古近代对本体性的理解是本原性、本质性、基础性的，然后它符合了形而上学的最基本的要求。人类的实践活动具有理想性、现实性、有限性、指向性。人类实践的本性是建立在理论思维的基础之上的，总是渴望着能够在最深层次的基础上认识世界、把握和解释世界，从而对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价值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二近代“认识论”转向的哲学存在
培根和笛卡尔是近代认识论哲学的开创人，在培根所有的理论哲学中，大部分的思想是他的知识方面的思想。虽然笛卡尔的所有哲学观念中，知识学占的比重不大，但是他的经典著作中大部分是属于知识学的。认识论转向哲学是近代哲学的基本特征。恩格斯指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而且具体的指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只是”在近代哲学中“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2]近代哲学能够确切的区分“意识外的存在”与“意识界的存在”，也就是明确区分了“客观世界”和“意识内容”，这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从“内容”上去考察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因此，掌握近代哲学的基本特征对我们理解、掌握哲学基本问题的历史前提、基本内涵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认识论转向是相对于古代的本体论哲学而言的一个概念。认识论转向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能够自觉到了“思维和存在”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视为最基本的哲学“问题”来探讨研究。也就是说，近代哲学所实现的哲学基本问题的“完全的意义”，主要是在“认识论”意义上来实现的。近代认识论思维模式把思维和存在视为探索存在问题的逻辑出发点，“思想”的主题地位得到了确立，它根本的价值就在于：以主体的人作为核心，在主客体之间探寻思想的客观性和知识的确定性的根本依据，从而为人和世界的知识提供根本的保障。近代哲学产生了认识论的转向，不管是唯理论也好，经验论也罢，最后的目的所在都是为了探索认识与存在的关系，区别就在于两者的研究方向、出发点不同而已。笛卡尔在他的《第一哲学沉思录》开篇就明确的提出了“上帝和灵魂这两个问题是应该用哲学的理由而不应该用神学的理由去论证的主要问题。”[3]洛克制定了经验理论体系，即主体意识原理的理论。他说道：“在我们考察那类（知识的）问题之前，我们应该先考察自己的能力，并且看看什么物象是我们的理解能够解决的，什么物象是它所不能解决的。”[4]对洛克而言，知识的问题本质就是人的理智能力的问题。
三现代西方“语言转向”的哲学存在
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把语言问题视为哲学最基本的问题来研究，是从认识和存在的关系转向了语言和存在的关系。这时的人类也顿悟到，思想观念的经历也即是语言的经历，哲学的体验感受也即是语言的游戏，因此，语言的这种意识使得语言问题在某个世纪主体化了，并且包含在语言中的语法、语义等受到了高度的重视。“所谓语言学转向，指的是哲学接过语言学得对象为自己的对象，但哲学对语言的研究在方法、目的和结果等诸多方面都有别于语言学。”[5]现代西方哲学语言转向包括了语言论的反思方式、存在论的反思方式和文化论的反思方式。而且了解语言转向的基本内容对于我们认识研究哲学基本问题是非常有必要的。脱离对人类语言的考察进而直接断言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是现代西方哲学语言转向所要批判的。并且关于哲学家们对人类意识和世界的相互关系的是建立在语言的基础上的，这也是现代西方哲学语言转向的必然要求，其实质是把语言作为研究思维和存在关系的基本出发点。现代西方哲学如此重视从哲学的角度来研究语言，主要原因在于形成了一种基本的共识，即世界在人的语言之中，尽管世界在人的意识之外；语言不仅是人类存在的消极界限，而且是人类存在的积极世界；通过对语言的反思达到“治疗”传统哲学的效果；既从批判传统哲学和实现“哲学科学化”的角度去对待哲学语言转向，而且更加深切地从“文化批判”和“人文研究”的角度去看待哲学语言转向；语言相对于观念而言，更具有广阔的哲学反思价值尺度。语言学转向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它是哲学本身灭亡的救世主，化解了这场岌岌可危的劫难。而且这次转向有它自身的客观必然性，原因在于哲学从未消停过对存在的探索与追求。从这个角度来讲，哲学不是对它的方向作了改变，而在于它遇到危险的时候能够转变思维方式，换一种介质继续向前进。古代自然哲学为了往外寻求“始基”，而无法实现时，就转化为认识存在的精神实质。现代语言哲学家们对诸如语言的原则、性质、规范等等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力图通过语言分析来创立一门既严格又清晰的工作语言。语言是一个纷繁复杂的系统，而它的意义则是更加的难以确定，对于相同的话，相同的信号系统，不同的人对于这些持有的看法和观点是不一样的。正所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四西方哲学“存在”的理论缺陷
人是现实的存在，但是却要寻求着超验的存在，原因在于人对世界的认识总是处在感性和理性的矛盾之中的。感性所把握的存在是经验的，理性所把握的存在是超验的存在。古代的本体论是人们在没有经过认识和反思的情况下而直接的追问下，所以这种幻想只能是世界之外的遐想。西方哲学史上的哲学家们都力图通过对求知的方法来解决本体论的问题，但是古希腊的哲学家的研究重点在于本体论上，而不是在认识论方面，随着认识论哲学的发展，探求存在本身为核心的本体论哲学模式，就被以反省人类认识为理论核心的认识论哲学模式所取代。近代西方哲学对于理性和主体的自我意识的思索，仅仅是看作能思的存在，过于局部地看重理性的认识，没有意识到能思主体的价值所在，原因也在于人类判断力、理解力的局限性、狭隘性，使得近代认识论不能走出思维主体的枷锁。在认识论哲学中，存在与自我意识中的存在、世界和主体的人相脱离，使得对哲学的追问又陷进了古代本体论那种窘境。这表明，近代哲学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解存在的缺陷就在于脱离了人类的实践活动及其发展历史去回答“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由此，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6]进而，产生了新的革命性的“语言转向”。现代西方哲学家他们并不是像传统思想家们把语言视为具有逻辑和理性的东西，仅仅是看作生活经验和非理性的东西，与此同时，否定了逻辑在语言活动中所起到的作用，比如，德里达在批判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时就把人的语言活动认为不是人的理性活动的一种认知活动，仅仅是一种非理性、非决定论的杂乱无序的活动。缺乏抽象的社会历史性的实践观，例如，胡塞尔与哈贝马斯等人的主体性关键是以种语言交往的形式为基础的作为人的主体性的社会性，是一种抽象的经验和精神交往的关系。“视域融合”作为伽达默尔解释学的内容也主要体现在文本中的作者与读者间的思想交流以及读者阅读文本的反思。所以，哲学语用学说明的语言意义不仅仅是来自于语言自身的要素以及结构框架，而且还来自于语言的使用等范畴之间的相互作用。
参考文献
[1] 孙正聿.思想中的时代——当代哲学的理论自觉[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50.
[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