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医药行业的估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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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药行业的估值方法范文第1篇

一般来说，创投家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是做投行的人；二是一些中介机构，比如法律、会计事务所中的从业者；三是从政府退休的官员，比如凯雷就聘请了多名曾在布什和克林顿政府中任职的官员担任顾问；四是有过产业经历、创业经历，有实业积淀的人。姒亭佑就是最后这类创投家中的一员，多年来对于医药产业领域的深入研究，已使他成为一名业内专家。

如今姒亭佑是多家医药企业的董事，被多家行业机构和社会组织聘为顾问，并常年在台湾的清华大学和中国医药大学授课。因为有着深厚的产业背景，他看问题时更关注企业本身而不仅是财务数字，投资理念更多是围绕着增值服务及产业嫁接展开，并由此形成了自己的投资风格，

产业背景凸显优势

姒亭佑的履历相当丰富，他曾历任美国药厂的中国区总裁、台湾地区制药同业工业公会顾问以及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生医所顾问，如今担任着台湾“经济部”南港生技育成中心的两岸事务顾问、台湾创业投资商业同业公会医药产业顾问、光谷3551人才计划评审专家委员等社会职务。这些经历让他在大陆、台湾以及全球医药行业都积累了广泛的人脉。

这些人脉资源涉及生物医药的产、学、研各个领域，在被投企业后期的项目整合、内部管理、市场销售等增值服务环节发挥了积极作用。具体而言，增值服务发挥作用的领域包括：医药企业公司治理、国际及国内公司发展战略制定、产品研发战略制定、营销团队建设、国内外医药产业资源对接以及战略投资者的引进等等。

不仅仅是姒亭佑，就整个富煜投资团队而言，主要合伙人都有着深厚的投行或其他行业背景，有些合伙人在其他行业工作时间超过20年。这使得团队在研究项目和投资的时候，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看待问题和风险，并能在投后为企业提供更有价值的增值服务。

对于企业的内部治理，财务投资者与产业投资者的视角有些许不同，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各有独到之处。谈到这个问题，姒亭佑介绍了自己在国内投资的一个案例。这是一家医药企业，当时一些美国大型VC也对该项目进行了投资。在合作过程中，因为中美产业领域的习惯做法和经验都有不同，加之投资人与企业家看问题的角度也存在差异，导致董事会和管理层之间经常出现意见不一致和沟通障碍，甚至产生冲突。

美国投资人多以从美国相关企业那里得出的行业数据作为评估董事会提案的标准，而中国企业家经常试图以中国经济环境的特殊性为由来说服国外董事，双方的沟通效果极为不好。这时，同时拥有国际、国内行业经验的投资人就有了用武之地，他可以在两者之间发挥积极的协调作用。例如，在公司薪资水平调整的过程中，国外董事希望企业能以中国医药行业的相关薪资水平标准作为调整依据，但企业一直无法提供相关数据，导致双方为此事争执多时。这时，同样是投资方的富煜投资为双方及时提供了国内医药行业及当地企业的薪资水平分析数据，让企业与海外董事都了解了中国的行业标准。双方有了数据参考，沟通有了基础，最终很容易地达成了一致。

在另一个案例中，由于企业中的本土高管与海归高管薪资水平差距过大，造成团队内部不和谐并在企业管理过程中发生冲突，如任由这种冲突发展下去，就会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和销售。在董事会和管理层难以协调一致之际，富煜投资介入调停。其中，姒亭佑的美国药厂中国区总裁职业背景以及管理本土和海归团队的经验，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调查了事情的前因后果，然后向董事会递交了一份解决方案。”姒亭佑说，这套解决方案并不复杂，但是很有针对性。新的薪资方案打破了既定的“薪资+考核+红利”设计，推出了“底薪+职务补贴+考核+红利+安家费”的组合。在新方案中，本土团队和海归团队在底薪、职务补贴、考核体系及红利发放体系方面的待遇是一致的，只是海归团队成员多了一笔安家费。这种薪资设计方式既不违反劳动法，又充分照顾了本土和海归团队的利益，还非常符合该企业的特点，并且透明公开，最终让本土和海归团队都感到比较满意。

公司想上市，最重要的一点在于管理要做到透明公开，如果在薪资管理等方面不透明，就会影响企业未来的发展。在姒亭佑看来，企业治理需要“因地制宜，精耕细作”，“任何一个细节处理不好都会给企业的发展带来隐患，也许会导致企业经营不力甚至破产，投资人的钱也就打了水漂。”

医药企业非常重视创新，对于新技术、新项目的需求非常迫切，而医药行业技术含量高，研发产品需要经历一个持续的过程。投资人接触到的许多项目都处在研发阶段，投资风险大，因此，没有产业背景的投资人很少敢于介入早期项目。而富煜投资有一部分产业资金，可以投入到早期医药项目中。

谈及产业背景及产业资本对于投资早期项目的重要性时，姒亭佑表示：“我们在国内外有很多医药领域的资源，我们会把适合被投企业发展的项目从国内或国外引进来，这种项目嫁接对于推动中国医药企业发展的效果也是立竿见影的。”姒亭佑的团队曾投资一家国内大型医药企业，并为该公司积极引进海外项目，后被该企业评为“最佳增值服务股东”。

具体到相关科研项目，富煜投资在论证项目时经常能够与国内外顶尖专家直接探讨项目的可行性，比如在做尽调时，可以请到现任美国大药厂的专利律师、美国及国内医学及药学的顶级专家等。对于不具备医药产业背景的投资机构来说，这是很难做到的。

经过专家学者的分析，企业后续发展中的问题也会浮出水面。富煜投资会把这些问题列出清单，与企业讨论解决方案，并在一定时间内把这些问题逐一解决。

初创期的企业一般没有太多资源，企业治理的权限划分也不是很清楚。针对这些问题，富煜投资在介入时会协助企业完成企业发展的规划设计、企业管理的基本模式设计等有利于企业日后发展的工作。不过，这个阶段也是投资机构和企业发生摩擦和碰撞最多的时候。

“许多企业的创始人都是国际一流的科学家，拥有顶尖的技术。”姒亭佑介绍说，“但每家公司在不同的方面，比如市场营销、上市公司运作、公司治理、公司发展战略、国际授权等方面不同程度地存在短板，很难有一个完整的体系。这时，企业的经营与创新就会遭遇瓶颈，这些问题正是需要通过投资机构嫁接资源来协助企业解决的，这也是投资的价值所在。”

圈内人士这样评价姒亭佑：既懂国外，又懂国内；既懂行业、又懂投资。同时满足这四个条件的投资家在圈里可谓凤毛麟角，但对于别人的这种评价，姒亭佑只是淡然处之。他始终坚信，为股东带来回报，为中国医药产业的发展尽些绵薄之力才是自己人生的价值所在，也是自己的乐趣所在。

产业投资的接力跑

医药企业在研发阶段的投入非常大，这是最需要资金投入的时期，但是在国内资本市场退出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创投机构又很难投入医药企业的早期项目。“所以医药产业的投资需要接力跑式的资本投入。”姒亭佑表示，“研发阶段有天使投资，早期有VC投资，成长期有PE介入，只有不同类型的创投基金在不同阶段互相衔接，才能扶持医药企业走向壮大。”

“除了研发阶段，扩大再生产是医药企业需要大量资金的另一个阶段，此时引入VC正当其时。”姒亭佑深谙医药企业的发展规律，“这个阶段就好比上楼，靠企业滚动发展就像爬楼梯，速度会非常慢，而引入VC就等于坐上了电梯，可以从1楼快速到达10楼。”VC的介入可以使企业获得更多的资源，得到有益的帮助，就有机会超过同行，率先占领市场。

VC的使命一般完成于PE介入之后，“是在PE进来的时候退出，还是在企业上市的时候退出，是根据VC的性质而定的。”姒亭佑还介绍说，投资时间的长短与基金的属性密切相关。如果募集的资金在企业还未上市时就到期了，不能再跟着企业走下去了，就要中途退出。但如果LP是家族，期限就会比较长，那就能继续陪着企业往下走，这主要得看VC募集资金的来源与背景。

对于富煜投资来说，由于具备深厚的产业背景，它在企业发展的各个投资阶段都能够自然切入。“早期项目多会以产业基金的形式投入，有些基金无法投这个阶段是因为它们的资金都是募集来的，最长期限也就是5+2，没等到投资项目出成果时资金就到期了。”姒亭佑表示，产业基金的优势是投资时期比较长，可以跟企业走10年甚至20年。有些早期研发项目，投资后可能会实现控股，此时就需要安排人员做更多的关注，一般需要每个月开进度会，每季度再开检讨会总结一次，看研发是否在依进度进行，以做到医药研发项目的风险可控。

姒亭佑表示，有些好的医药产品在投入临床试验前的估值就能达到四五亿元，到了临床二、三期的时候，估值甚至已经高达10亿。只要产品有市场，价值能够被发现。富煜投资曾有一个案例，在项目早期投资了300万美元，当时项目的估值是6000万美元。该项目一年后的估值已达到6亿美元，一年间价值提高了10倍。这个项目近期将在海外上市。

生物医药行业的估值方法范文第2篇

但斌：市场会更残酷 看好消费和中药

但斌，东方港湾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被业内人士誉为中国巴菲特

2011年的行情只能用绞肉机来形容，而2012年可能会更加残酷。目前很多私募基金、公募基金的净值都面临着生死线，如果股市再下一台阶，生存危机就会更加严重。第一波下跌一般不容易死人，但二次探底一般情况下时间维持得比较长，钝刀子割肉伤害更大。对未来行情应保持谨慎，小心为上。

长期看，我们关注那些方向明确增长稳定的行业。从经济结构看，投资、消费、出口中，投资和出口面临很大的问题，只有消费可能会有更大的发展，泛消费板块还是具有长期投资机会的。

今年是中国人口红利的转折年，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会越来越突出，医药行业中某些企业会有机会。但中国药企改革到底走日本路线还是美国路线，目前有很大的分歧，所以医药行业会出现分化。我们主要看好中药，生物医药由于搞不懂，我们不去赚搞不懂的钱。

另外，TMT行业中的部分企业，互联网导致生活方式出现深层次的变化，但TMT行业国内没有投资标的，主要在中国香港和美国。

常士杉：进入价值投资元年 经济转型需3～5年缓冲期

常士杉，南京世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2010年阳光私募冠军

2011年A股下跌是经济转型期的阵痛。从当年日本、中国台湾、欧美等股市看，在经济转型期间，市场都经历了非常大的调整，市场永远都存在不确定，这也是市场的魅力所在。而从较长时间看，未来两三年，A股市场可能都不太乐观。因为经济转型期要解决很多问题，如产业资本和二级市场对接。

郭树清上任后提出的创业板退市、严查ST借壳等都会引起A股的地震，中国从此会进入理性投资时代。以往坐庄式、题材式投资的跟随者会越来越少，创业板甚至主板，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低于一块钱的“仙股”。投机时代基本宣告结束，2012年是中国股市真正价值投资时代的开始。

我国经济下行势不可挡，改革开放30年来，每年都保持9%以上的高速增长，但这一趋势难以为继。目前，依靠外贸的模式已经行不通了，投资增速在下降，PMI低于临界点，都已经说明了我国经济增速的下降，经济转型势在必行。

在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期间，不可能再维持之前的高速增长，因为经济转型是有期限的，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一个缓冲过程。如中国台湾、美国等地都经过3～5年的缓冲期，中国可能也不会低于这个期限。

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转入调整期，需要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方向也比较明确，就是新兴产业、文化传媒等，这是一个巨大的产业，而这些都是以消费为驱动的。

我国经济转型可能需要3～5年时间，国家扶持的新兴产业等上市公司的盈利开始得到体现，才会出现超级产业和超级公司，诞生如微软、谷歌等大市值公司。

钟兆民：私募发展进下半场 历史性投资机会再现

钟兆民，深圳东方港湾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

以2004年赵丹阳设立“赤子之心”作为阳光私募开端的标志，已经走过了8年时间，私募发展已经进入了下半场。机构和投资者越来越成熟，私募从原来“单枪匹马”机会型，转向要依靠团队和系统竞争力。研究要靠团队，决策依靠核心人员，先民主再集中。同时，私募风格开始出现分化，量化、对冲、高频交易及价值等不同风格的私募将涌现。

从2007年下跌以来，股市调整已经进入第5年，经济层面看上去虽然存在许多值得担忧的地方，但股市是提前反映经济基本面的，2012和2013年，专业的投资者需要从防守转为进攻。现在从估值、国家政策和产业资本增持各方面看，历史性的投资机会再现。

以下几种商业模式有超额投资回报的机会：长期复利型企业、拐点型企业、垄断型企业、免费高杠杆、物流以及光速经营类型的企业。我们主要集中在非周期性行业，周期性行业不是我们研究的主要方向，一个研究员专注于一个细分领域，在投研上懂得放弃，有舍才有得，“小舍小得，大舍大得”。

过去几年，我们曾经对巴菲特的价值投资产生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倾向。投资风格和策略要和管理资金的性质和周期相匹配，不能短钱长投，也不能长钱短投。

根据我们近年对价值投资的反复实践和研究，长期投资是价值投资最重要的方法，但不是价值投资的“全部内涵”。假如短期内，市场使上市公司的股价从低估到太高估，投资者及时获利了结，这仍然是经典价值投资的一种类型。

仇天镝：中小市值个股估值回归 操作上以防范风险为主

仇天镝，深圳市海润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兼投资总监

2012年将会是中小板创业板整体价值回归的一年，会出现分化，部分能体现出业绩的新兴产业的上市公司股票会独立于市场走强。有危就有机，中小市值的价值回归也会提供机会，等水落石出后，投资机会也会明朗。我们将回避高估值的中小市值个股，重点关注一二线蓝筹，目前市场上估值比较低的板块如银行、石化、煤炭等，有色金属的业绩弹性比较大，比较难以估值。

2011年A股可以说是硬着陆，但未来经济是否硬着陆不好说。2012年会是波段行情，存在大机会的可能性不大，存在局部性机会，驱动性事件会带来局部行情，估计只能做波段操作，整体策略是以防范风险为主。

从基本面上看，我国货币政策不会出现根本性的变化，会谨慎松动，处于一个微调的状态。我国经济增速仍处于回落的过程，经济转型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对未来经济短期相对悲观。

2012年市场难出现系统性机会，但会存在局部性机会，驱动性事件会带来局部行情，例如南海局势紧张，会带来军工股、钢铁股、医药股的机会。这些驱动性的机会是不确定的，我们将密切关注。真正对市场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的走势，经济转型成功，产生内生性增长，股市才会出现好的行情，才有可能出现牛市。国家将重点放在结构调整上，就需要出台相应的优惠政策来扶持新兴行业，带动新一轮消费。

王林：股市宽幅震荡 养老金入市雷声大雨点小

王林，上海富晶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总经理

2011年A股全年抵抗性下跌，表明了形势、大势和趋势这些股市内在的东西是比人强的，势来如山倒，逆市而行肯定不可取。

A股的走势由经济走势决定。目前市场走势和基本面的结合越来越紧密，如果经济不好，即使银根放松，出现阶段性的炒作，也难以长期偏离实体经济的基本面。2012年，A股应该还是一个宽幅震荡反复震荡的过程，毕竟经济走势现在还不明朗，存在比较大的不确定性。

2012年货币政策应该趋于中性，不会如市场预期乐观；房地产调控既是结构问题，也是总量问题，这两者需要结合起来做，应该打掉高价房、大力发展低价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