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存在的基本特征范文第1篇

此处，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货真价实的解释学循环：一方面，是生产（即人类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使人成为一种类存在；但另一方面，人类之所以能够成为生产者，又恰好是因为他具备类属能力。这一循环既不是自相矛盾，也不是理论缺陷，相反，其中蕴含着马克思思考里的一个关键时刻。马克思自己也意识到了实践与“类生活”（ Gattungsleben）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他写道“劳动的客体是类生活的客体化”，而“异化的劳动，因其剥夺了人类生产的客体，也就夺走了人的类生活，夺走了其实际的类属客体性（Gattungsgegenst？ndlichkeit）”。

因此，实践与类生活在同一个循环里彼此从属，互为起源和基础。正因为马克思在他的思想中彻彻底底地体验了这一循环，他才能跟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anschauende Materialismus）保持距离，把“感性”当作实践活动来理解。也就是说，这一循环思想正是马克思思想的根源性体验。那么，类（Gattung）到底是什么意思？人是一种“类存在”（Gattungswesen）究竟意味着什么？

Gattung通常被翻译成“类”或“种”，两个词都来自自然科学领域，在日常生活中也常见。但Gattung的意思绝不仅仅是“自然物种”：马克思称正是“类存在”这一特质将人跟动物区分开，并把“类存在”直接跟实践，跟人类特有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而非动物的生命活动）联系到一起。如果只有人类才是“类存在”，只有人类才具备类属能力，那么“类”这个词肯定具有比一般自然科学用语更深层的含义。如果不考虑它在西方哲学思想内部的位置和作用，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其独特的回响。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五卷中几乎用了一整卷的篇幅来解释几个名词。他把类（γ？νο？）定义为“连续的生成”（γ？νεσι？συνεχ？？）。因此――他补充道――“只要人类存在”的意思就是“只要人类还在连续地生成”。γ？νεσι？ συνεχ？？一般被翻译为“连续的生成”（continuous generation），但想让这一翻译成立，我们必须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将“生成”理解为“诞生”（origin），而且“连续”也不只是“紧凑、无间断”之意，而应根据其词源，将其解释为“维持统一的（συν？χει）”，“并立・ 结合的（con-tinens）”。γ？νεσι？ συνεχ？？的意思就是：在存在层面上维持统一性的诞生。“类”则是从属其中的个体（无论从“维持保有统一性”的能动意义上说，还是从“持续保有自身之统一性”的反身意义上讲）诞生的根源性大陆（con-tinente originale）。

因此，人具备类属能力，是一种“类存在”――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对人而言，存在一种根源性的大陆，一条基本原则。在这条原则之下，作为个体的人不会觉得其他个体与自身是疏离的，相反，“类”在每个个体身上都直接并必然地存在，在此意义上，该原则使人成为“人”。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可以说“人是一种类存在……因为他的行动对待现存的、活生生的类就像对待自身一样”，而“说人与其类属存在之间产生了疏离，也就等于说每个人与其他人之间产生了疏离或每个人与人类存在本身产生了疏离。”

从上文可以看出，马克思不是从自然物种的角度，即与个体差异无直接关系的共同自然特征角度来理解“类”（genus）这个词的。为类存在这一人类特性奠定基础的并不是自然科学内涵，而是实践，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马克思更多是从“连续的生成”（γ？νεσι？ συνεχ？？）所具备的能动意义上，即从诞生（γ？νεσι？）的根本性原理上来理解“类”的概念。该原理在所有个体和行为中建立起人类存在的基础，从而使人成为彼此间保持统合的普遍性存在。

为了弄清楚马克思为什么启用“类”这个词以及具备类属能力这一对人类特性的定义为何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占据了极为关键的地位，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对“类”的定义。

当黑格尔谈及“类”在有机自然中的价值及其与具体个体性之间的关系时，他说道单个的生命体并不同时也是具有一般性的个体：有机生命的普遍性是纯粹偶然的。他还用了一段演绎推论作比：“两个极端，一边是一般性或作为类属的普遍生命，而……另一边则是作为一般性个体的普遍生命，”但作为中间项的具体的个体只要未能将上述两个极端包含在自身当中，就无法在两者之间进行斡旋调解，从而也就称不上真正的中间项。因此，黑格尔写道，与人类意识不同，“有机自然没有历史；有机自然是从普遍生命直接落入个别存在。”

统合黑格尔哲学系统的根源性力量解体后，“类属”与“个体”、“人的概念”与“人的肉身”之间和解问题就成为年轻的黑格尔派和黑格尔左派思考的核心。他们之所以会对个体与类属的调解特别关心，是因为在一个具体的基础平台上重构人的普遍性也就等于同时解决了精神与自然、作为自然存在的人与作为历史存在的人之间的统一问题。

莫泽斯・ 赫斯（Moses Hess）1845年发表的一份小册子在德国社会主义圈子里引起了很大反响。莫泽斯在文中描述了“最近的哲学家”（施蒂纳[Max Stirner]和鲍威尔[Bruno Bauer]）在调解黑格尔演绎推论里对立两项上所做的努力（和失败）。引文如下：

“没有人会主张熟知太阳系的天文学家跟太阳系是一回事。然而，按照最近德国哲学家们的说法，一个人如果掌握了自然和历史的知识，他就应该是‘类’（Gattung），是‘全体’。布希的杂志上写着，每个人都是国家，是全人类。‘每个人都是类，是整体，是全人类，是一切。’哲学家尤利乌斯最近这样写道。‘正如个体是自然整体一样，他也是类属全体。’施蒂纳如是说。”

“自从基督教存在以来，人们就一直试图消除父亲与儿子、神与人、‘人的概念’与‘人的肉身’之间的差别。但正如新教并未能通过打压可见的教会实现这一目标一样……最近的哲学家尽管消灭了不可见的教会，却反过来把‘绝对精神’、‘自我意识’和‘类存在’推上了天堂的位置。”1

马克思在《费尔巴哈提纲》第六条里对费尔巴哈的批评正是他没能成功地调解感性个体与普遍性之间的关系。费尔巴哈将存在单纯地理解为“类”（加了引号的Gattung），即“自然地连接起多个个体的沉默的内在普遍性（als innere， stumme， die vielen Individuen natürlich verbindende Allgemeinheit）”。对于马克思而言，作为能动的根本原理，即在生成（γ？νεσι？）意义上（而非作为不活动的物质普遍性）构成人类类属的中间项，是实践，是具有生产性的人类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实践构成了人的类属。也就是说，在实践中进行的生产同时也是人的“自我生产”。换言之，正是这种永远活动并在场的生成（γ？νεσι？）行为在类属中构成并包含了人类，同时建立起了人与自然，以及作为自然存在的人（man as natural being）与作为人的自然存在的人（man as human natural being）之间统一的基础。

既然生成行为本身是人类的本质性起源，那么在其生产行为中的人类就突然进入了一个用任何自然科学年表都无法进入的维度。同时从神（最初的造物主）和自然（人与动物一样同属其中，却完全独立于人类存在的一切）手里解放出来的人如今在生产行为当中，将其自身树立成了人的起源与本质。2因此，我们可以说，上述生成行为也是历史的起源和基础。此处的历史是指人类本质（对于人类而言）成为自然以及自然成为人类的过程。这样一来，历史，作为人的类属和自我生产，便废止了“人类历史以前的自然，除了最近才刚刚成形的澳大利亚环礁以外，自然已经不复存在，”而且通过强调与自然的差异，历史将其自身定义为了“真正的人类自然史”。又因为历史与社会是同义词，马克思便可以做如下论断：所谓社会（其生成行为是实践），就是“人与自然本质上统一的实现，是自然真正的复活，是人类达成的自然主义以及自然达成的人道主义。”也正因为马克思是从这种根源性的原初层面上考察生产，并将生产的异化体验为人类历史上的首要事件，他对实践的定义才能到达人类命运的某个本质性的地平线（即人类存在在大地上的位置乃是生产性质的）。然而，尽管马克思把实践放在了人的根源性维度上，但他对生产本质的思考并未超出现代形而上学的覆盖范围。如果我们问他是什么赋予实践和人类生产以类属能力，使其能够成为人的根源性大陆，或者换句话说，是什么特征使实践有别于其他动物的生命活动，马克思给出的答案就会让我们回到有关意志的形而上学。该形而上学起源于亚里士多德对实践（praxis）的定义，即：意志（？ρεξι？）与实践理性（νο？？ πρακτικ？？）。

马克思把实践跟其他动物的生命活动相比较后得出的定义是：“人将其生命活动本身作为其自身意志和意识的客体”，同时“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是人类的类属特征。”对于马克思来说，意识是一种派生特征（“意识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社会产物），而意志的根源性本质却在于作为自然存在、作为生命体的人。亚里士多德说，人是被赋予了逻各斯（λ？γο？）的理性动物（ζ？ον λ？γον？χων）。这个定义中必然包含着对生命体（ζ？ον）的解释。亚里士多德对生命体（即有生命的人）本质特征的定义是意志，其中包含三层意思：欲求、欲望和意念。同样，马克思把人定义为“人的自然存在（human natural being）”也暗示着类似的解释，即：作为自然存在，作为生命体的人。

作为自然存在的人，在马克思看来，其基本特征是冲动（T r i e b）和激情（Leidenschaft）。“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人被部分赋予了自然力（natürliche Kr？fien）和生命力（Lebenskr？ften），也就是说，人是活动的（t？tiges）自然存在；而这些力量在他身上以性情和能力，以各种冲动（Triebe）的形态存在。”；“因此，作为感性客体存在的人是被动的（leidendes），又因为他感受到了这种痛苦（Leiden），他也是充满激情的（leidenschaftliches）存在。激情，是积极指向自身客体的人类最为本质性的力量。”

实践的意识特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退居到派生特征的次要地位，被理解为实践意识或与周围感性环境的直接关系。这时，被定义为冲动和激情的意志就成为实践唯一的本源性特征。人类的生产活动说到底就是生命力，是冲动、剧烈的张力和激情。如此一来，实践的本质，作为人性和历史存在的人的类属特征就退回到作为自然存在的人这一自然科学式的内涵当中。有生命的“人”，进行生产活动的生命体，其根源性本质就是意志。人类生产就是实践。“人普遍地生产。”3

注释：

1. 莫泽斯・赫斯，《最后的哲学家》（达姆施塔特：Leste，1845），pp. 1 2。

生命存在的基本特征范文第2篇

一、会计核算在现代经济活动中的局限性

现代的会计损益核算的基本目标之一就是要表达关于一项经营活动的结果，而其基本方式就是以收入减去费用得到关于该项经营活动的利润。而会计基本理论中存在一个理性的假定-持续经营假定，正是由于这一假定从根本上否定了核算一项经济活动的最终结果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就不可能对没有终结点的过程做出完整的说明。基于这一假定，作为本身应该说明一项经济活动全过程结果的会计核算，却无法说明一项经济活动全过程及其结果，于是在确认损益结果的计算时，会计损益核算必须遵守会计分期假定。而遵守会计分期假定，则必然使得会计核算的结果，包括收入费用和利润这一系列指标，都具有了其重要的特征-期间性。这就是说，现代会计所计算确认的收入、费用和利润都只是一定期间的结果，因而也只是对一定期间所作的说明，而不是对全过程最终结果的说明。由于持续经营假定的限制，现代会计不可能将各个期间的结果进行汇总处理，以期获得关于一项经营活动的最终结果的结论。

应该看到，由于会计分期假定，使得各个期间的会计资料在形式上表现出彼此间的独立性或者说无关联性，并未表现出关于同一时间过程的内在统一性。由于这些资料只对本期间作出说明，因而也就未能显现出对各个期间资料进行时间价值调整的内在统一性和内在必然性。而在现代经营活动中，我们对一项经营活动全过程的最终结果作出核算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表现在一般所谓持续的生产经营活动本质上是分段落进行的，也就是说，经营活动实质上是由若干时间长度有限，且彼此相对独立的经营活动段落在观念上连接而构成的。

二、固定资产是微观主体经营活动的形式和时间组织特点的关键因素

随着企业固定资产的专门化趋势日益加强，以至于最后微观主体的经营活动将围绕固定资产的性质和特点而得以组织和进行。因为固定资产是以其自身的使用价值的发挥来为企业服务，也就是说企业经营活动过程所消费的是固定资产的使用价值。以使用价值来为企业服务的资产，典型的就是生产经营能力资产，而生产经营能力资产的主要内容就是固定资产，固定资产本身的自然性质尤其是经济性质决定了其寿命的有限性。随着固定资产的形态改变，其效用的降低乃至消失也是必然的。因此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时间特征就取决于固定资产的寿命特征，而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也就表现出是由若干个有限时间长度连接而成的过程。

还应该指出的是，在固定资产的寿命周期内，经营活动本质上是简单重复的过程。当经济寿命结束时，才又开始一个新的寿命周期过程。所谓扩大再生产其实是寿命周期之际的时点行为，这一行为完成后，就形成新水平上的简单再生产。如果在生产过程中存在扩大再生产，实际上就意味着原规模水平的简单再生产已经被人为地终结而开始一个新的简单再生产项目。虽然结果表现出生产规模的扩大，但这必然是在新规模水平上进行的简单再生产。严格地讲，所谓扩大再生产，只是一种投资行为，是一种对生产规模或时间属性具有改变意义的外在因素，而不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因而它决不可能是具有持续特征的生产行为的一个具体类别。

三、产品寿命周期现象对企业的经营活动在时间组织特征上的重要影响

这种现象源于宏观方面的经济结构调整因素，这种调整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影响是使得任何消费品都具有有限的寿命周期，其经济寿命周期日益缩短，产品更新换代将会加快。而产品经济寿命周期日益缩短，必然会选择小批量、订单式的商品生产模式。同时，这种产品的寿命周期特征又必然导致生产过程自身的技术结构的调整。而在现代经济活动的高技术含量特征的经济，则表现就是在总资产中固定资产的比重日益提高和其技术性日益先进化，决定企业生产组织时间性特征的固定资产专业化特征也日益明显。资产日益专业化又使得企业按照某一种特定产品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来组织的特征更加明显。于是，在企业这种经济活动组织形式的基础上，现代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就开始产生一种新的组织形式-项目。项目意义其实就是一次完整的资本投放和回收过程。同时，一次完整的资本投放和回收过程也就是固定资产的经济寿命周期过程。

既然一个项目的寿命周期过程取决于投放于其中的固定资产的寿命周期过程，那么这里就产生了一个可能，即按照固定资产寿命周期亦即按照项目的完整时间过程组织核算的可行性，也就是核算每一个按照固定资产寿命周期确定的经营活动可能的最终结果。这种核算，也就是对一个时间长度有限的经营活动过程所进行的核算，也就有可能将这样一个过程的全部内容以及最终结果进行完整准确表达。

四、怎样进行以项目为对象的会计核算

生命存在的基本特征范文第3篇

摘要:人类的根本性特征是铭刻于身体之上的,身体成为人类唯一能够感知的思想和实物存在。体育运动是人的自然需要和本能冲动,是一种寻求生存平衡、身体强大和生命意义的自然表达,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必需,也是最为真实的情感体验。体育运动对于人类身体的忠诚与可靠,就在于它对于生命的保护,是人类唤醒身体本能运动的思想存在。站在人类身体本能的视角来探寻体育运动的历史路径,试图从中寻找属于体育运动的哲学线索。体育运动就是人类身体本能的生命哲学。

关键词:体育哲学;身体本能;体育运动;攻击本能;生命保护

中图分类号:G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09)12-0027-05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of sport based on human body instinct

LIU Xin-ran,LE Yan-yan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Nanchang 330027,China)

Abstract: The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human beings are imprinted in their bodies. The human body becomes the only ideological and physical existence which human beings can feel. Sport is the instinctive impulse of human beings for natural needs, a natural expression of seeking for existence balance, body powerfulness and life meaning, the need of human beings for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also the most genuine emotional experience. The loyalty and reality of sport to the human body lie with its protection of life, being the ideological existence of human beings to arouse the instinctive movement of the bo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body instinct, the authors probed into the historical path of sport, along which the authors tried to find a philosophical clew belonging to sport. Sport is the life philosophy of human body instinct.

Key words: sports philosophy;body instinct;sports;attacking instinct;life protection

身体是什么?身体是指人或动物生理组织的整体,即人或动物的全身。自然人的身体在生物学意义则指由各种人体器官有机构成的具有生命力的人体[1]。身体是动物性的,在海德格尔[2]看来,“动物性是身体化的,也就是说,它是充溢着压倒性的冲动的身体,身体这个词指的是在所有冲动、驱力和激情中的宰制结构中的显著整体。”身体是一切冲动的起因,是能量产生的根源,是理性依赖的基础。兰德曼[3]说:“人主要是一种动物,理性在产生上或在机能上也要依赖生理基础。”身体作为动物的生理基础,理性、思想和能力都附着于身体之上,身体被赋予了文化和哲学意义。巴塔耶[4]谈到:“人是从动物生命来的,但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能比动物生命更令人迷惑不解的了。”人从根本上说就是动物,于是人类的“先天行为”和“本能”就是对于这种迷惑不解的解释。舒斯特曼[5]认为:“作为具有肉身的人类,行为只有通过身体来实现,因此,我们的意志力量,依赖于身体的功效。”因此,本能只能建立在身体的基础之上,没有身体作为基础,本能只能是虚假的设想。

本能是什么?“本能”就是指本来就有的能力,最本质特征就是与生俱来、不需要传授的能力,并且是固定的、不易变更的先天性的遗传特征。早在1859年,英国博物学家、生物学家查尔斯 达尔文便对“本能”主要特征进行了描述:“我们需要经验去完成一个行为。然而,当这一行为可以被一个动物完成……并且,当该行为是很多个体以同一方式完成,同时他们并不清楚做出这一行为的意图是什么,那么,我们通常称这类行为为本能。”《辞海》对本能的定义为:动物在进化过程中形成而由遗传固定下来的、对个体和种族生存有重要意义的行为。“人的本能”被看作是人格的驱动因素,它不只驱动了行为的发生,也引导了行为的方向。《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将本能定义为:“动物对外界刺激做出的无意识的应答。表现为一种可预见的、相对固定的行为模式。本能行为具有遗传性、模式的复杂性、适应功能以及外部条件变化下的稳定性等重要特征。”[6]身体是活生生的标记自身特征的实物存在,身体的能力、欲望、行为和思想都是身体的本能反应。身体是具有本能行为的,这种经验是由先天因素构成的无意识反馈,本能依靠于动物性身体的生理基础,因此,身体本能是由动物性的先天遗传因素所构成的意图和行为。对于身体来说,身体的存在是最为重要的,生存是最为基本的,在此基础上才有食物需求、交配、运动、攻击和自我保护等各种本能。身体本能是人类保持原始状态,标记动物性的唯一记忆,本能附着于身体之上,是因身体而产生的需要。运动是人类的身体本能之一。“每一种体育运动都建立在人体某种特殊运动的基础之上――而且仅仅是人的身体的运动,……运动都是以主动的身体运动为先决条件的”[7]。人体特殊的运动基础成为产生体育运动的先决条件,身体本能引导身体运动,运动是一种身体需求,体育运动是身体运动的特殊形式,因此,体育运动也是身体本能先天需求的产物。在人的自然需求中,体育运动是一种人类寻求生存平衡的身体本能,它是由身体运动所引发的冲动,是在自然状态下人类实现生理适应的必然结果,是叙写着生命意义的真切体验。

1体育运动审视身体的开始

运动是身体本能之一。从生命本原之初的单细胞体到进化至今的人类自身都是运动中的生命体,在运动中才能展示身体本能所具有的一切特征。身体运动是我们最为常见的现象:躯体的动作、脸部的表情、声带的发音、牙齿的碰撞、肠道的蠕动、心脏的收缩、血液的流动……都是那样的常见与自然,都是身体本能的运动。在身体运动的演绎中,人类才逐渐脱离了野蛮、愚昧与粗俗,才融汇了纷繁复杂的思想因素,才统治和主宰了动物界的生杀大权,使身体运动成为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导火索,这一切文明的演绎深刻地表达了人类对于身体运动的本能反馈。体育运动是身体运动的重要形式,是人类独有的行为文化。体育运动技能以其不多的形式和方式,在看似简单却包含着身体复杂生理构成的运动中,体现着人类身体适应和改造自然的历史情境和文化结晶,使得体育运动的魅力和精髓借助人类身体,表达着生命本原细胞的存在意义。身体本能的意识让肌肉有产生运动的冲动,体育运动让这种冲动得以合理实现,肌肉产生的收缩与舒张是造成身体疲劳或疼痛的根源,人类不喜欢这种感觉,但是疼痛过后力量的充盈与强大,又使人类自豪感和荣誉感上升。在两难的选择之间,人类徘徊于体育运动的思想边缘,选择与抛弃是随时发生的事件,体育运动没能上升为人类对于心灵的思考,这使得体育哲学的沉思一直没能苏醒。我们必须长久地呐喊、喧闹、奋斗与探索,来找寻体育运动的哲学线索,使体育运动回归到人类的思想中心,建立起属于体育运动的哲学世界,审视人类的身体本能就是寻找体育运动哲学线索的开始。

2体育运动铭刻身体的记忆

人类身体的基础性是世人皆知的道理,身体成为辨别你我,标志自身特征的唯一依据。罗兰 巴特[8]曾经谈到“我的身体和你的身体不同”,从特征和差异性的角度看,人类的根本性特征是铭刻于身体之上的,身体成为人类的决定性基础,身体是人类真正值得信赖的朋友。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身体永远处于进化的最前沿,正因为人类身体各个器官的逐步进化,才使得人类具备了改造、战胜和征服自然的能力。从人类对直立行走、奔跑、跳跃、攀爬、投掷和游泳等生存技能的掌握开始,身体就注定成为了人类自身首先改造的对象,身体运动无疑是这种改造的主动因素。体育运动需要借助人类身体得以实现,这些原本的生存技能被人类归纳和整理为文化行为,走、跑、跳、投等身体行为成为体育运动收集的目标。这一切的文化行为都来自于人类进化对于身体本能的反映,是人类对于身体本能探索和思考的结果,体育运动就是这种文化行为所引导出的身体行为的总和,是人类进化过程的结晶和成果。体育运动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因素,它使得身体运动更为规范、合理和文明,尤其是程序、规则和秩序的引入使得身体在主动和被动中都接受着能力训练,这样人类的身体更加适应生存的需要,从此人类的身体就离不开体育运动的帮助与保护,体育运动成为象征人类身体生存的生命符号。但是进化过程中的人类并没有深刻地认识到体育运动的重要性,身体只是随着本能在无意识地反应,体育运动也成为一种随意的活动。直到在两千年前的一个叫古希腊的地方,人类才开始认识到体育运动的魅力,奔向竞技场参加体育运动。在记忆中,古奥林匹克运动会铭刻着人类对于身体进化过程中的历史碎片,并逐步转化成为体育运动的梦想,标记着人类身体对于体育运动的依赖,而古希腊正是遗留下了这种依赖的历史情节。现代的社会中,人类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身体对于体育运动的这种历史依赖,转念之间,体育运动成为人类抛弃或可有可无的对象。体育运动沦落的开始,也是人类身体逐步退化的开始。为了保持身体的健康、强壮和有力,我们必须找回那些身体依赖的历史情节。让身体离开现在人类社会的嘈杂,让思想回归到体育运动的身体本能当中来,当人类身体有了体育运动的需求时,也就预示着人们逐渐接受体育运动的开始,是体育运动占据人类思想中心的开始,那些辉煌的身体运动的记忆,将成为人类永远不可磨灭的历史痕迹。

3体育运动唤醒身体的运动

“身体是动物性的东西,是人和动物共同分享的东西”[9]。但是随着文明的到来,在历史的推演过程中,人类逐渐产生了意识和思想,灵魂成为克制与把握身体的主宰。人类在意识的作用下,将灵魂置于身体之上,开始破坏、摆布、调遣和束缚身体感知,身体本能地沦为文明世界和意识存在的屠宰对象,人类身体与原始状态的分崩离析开始了漫漫征程。可是反思中的人类一直在思考,不论思想、精神还是意识的力量如何强大,人类是不能抛弃身体的基础地位,没有身体的灵魂只不过是虚无缥缈的过眼云烟。尼采[10]告诉我们“在你的思想和感情的后面,有个强力的主人,一个不认识的智者――这名叫自我。他寄寓在你的身体中,他便是你的身体。”将身体放置在合理的位置,“身体乃是比陈旧的‘灵魂’更令人惊异的思想”[11]。苏格拉底曾谈到:“身体对人类所有活动都很重要……大家都知道严重的错误常常产生于病弱的身体”[12]。可是在文明进程中的人类,始终摆脱不了灵魂对于身体的调遣和控制,人类身体的虚弱与无助写在了文明进程的历史长卷之中。身体的运动能力是自然的流露,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的学习总结,那些灵敏、柔韧、力量、速度、耐力和弹跳等基本素质,是体育运动对于身体能力的经验累积。“身体渴望运动,渴望向外界扩展”[13],只有身体运动才能保持人类的进化成果,使得体育运动成为人类获取生命感知的主要工具。体育运动使得身体力量充盈,在血液的急速运行过程中,完成了身体自身的力量竞技,竞技的结果不是力量的耗尽,而是力量在不断的消耗中逐渐聚集与增长,身体需要力量的增长才能感受到强大、健康与勇力,才能抵御疾病、虚弱与颓废的侵袭,体育运动成为唤醒身体运动的催化剂。在地球上的每一个生命体时时刻刻都在保持着运动的状态,人类是唯一能够了解这种运动本质的动物,然而解释清楚了运动本质的人类却开始享受起文明和思想赋予的特权,制造运动的假象和编制静态的借口,希望成为停止运动的高尚生物。正是这种错误的观念和意识流的出现,才使得人类编造起灵魂的神话故事,将身体运动拒之门外,享受起文明的精神成果。值得庆幸的是,当这一切都显得那样正常时,退化中的人类还具有与灵魂、与意识对抗的唯一武器――体育运动,是它一直在奋力抵抗文明对于身体的侵袭,保持身体的健康并找回那些属于身体的原始野性、本能力量、生命价值与本质精神。体育运动对于人类身体的忠诚与可靠,就在于它对生命的保护,是人类唤醒身体本能运动的思想存在。体育运动就这样成为了人类生命保护的“灵魂使者”。

4体育运动包容身体的行为

攻击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领,流淌在身体中的血液富含着攻击因子,攻击性是身体的本能属性。在人类历史的演化过程中攻击性被赋予了多种含义,起初攻击性是随身体的需要而自发形成的一种本能反应。“人与动物一样,原始生命中具有非道德特性,具有不可遏制的欲望,永远在呈现着自己的力量与猛烈”[14]。正因为这些欲望才有征服的想法,才有表现力量和勇气的决心,攻击本能的特征集中地体现在体育运动之中,体育运动成为这些勇敢、冲动、欲望和激情的收容所。但是随着个人、族群和集团利益的竞争加剧,攻击性打着战争与自由的旗号开始具备阴谋、诡计、欺瞒与狡诈等性质,来完成争斗使命,使身体本能的攻击性上升为一个民族和集团的利益工具。这一切对于文明世界来说是格格不入的,人类是高尚的动物,是不允许这些性质来破坏人类的正面形象。可是撕去文明面纱,流淌在人类血液中的攻击性本能又在撕扯、嚎叫和不安分。此时,体育运动又一次扮演着人类忠诚仆役的角色,将这些反面性质集中纳入到自身的行为范畴,维护着人类文明的形象。体育运动将这些反面性质放置在游戏运动的范畴中,不致使这些性质改变人类的思想轨迹,使人类社会偏离善良人性太远。因此,体育运动背负下了一些邪恶的骂名,在运动场上,尤其是在足球、篮球等游戏运动中能集中反映人类这种攻击性异化的本质特征。体育运动承担下了这些攻击行为异化的特质,但却始终没有改变它的原始初衷,保护人类的生命以免受虚弱和疾病的困扰。“他们在身体锻炼、身体练习及运动竞赛中寻求解放。面对现实生活中人的自然的堕落,人的身体正要求自己的权利”[15]。体育运动将人类这些权利集中地保留,随时保持着对人类身体的情绪影响,身体本能可以毫无保留地在体育运动中释放,人类天性和野性的回归是保持健康身体的唯一手段。“体育成为人类仅存的保持天性的工具,也是唯一能认知和感知身体的手段……体育保持着人类的野蛮,它是身体的艺术,是运动哲学,是人类不能缺失的身体教育”[16]。体育运动的过程是人类对于身体本能的反思,反思的唯一结果是身体必须用持续的运动来保持健康,攻击性的本能是身体的一种原始能力,直到现代社会,我们还能看到攻击性的本能反馈,体育运动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历史作用。体育运动使攻击性变成为一种艺术,变成人类释放天性的场所,变成人类找回自我野性的剧场,身体在体育运动中异常强大,身体的攻击本能成为体育运动表演的节目。

5体育运动对于身体的保护

随着哲学思想的到来,尤其是灵魂至上观念的出现,人类仿佛找到了精神寄托,厌世的情绪油然而生,当宗教的影响彻底地摧毁了人类对于身体本能的自我防线,身体开始沦落与飘零。柏拉图[17]认为:“带着肉体去探索任何事物,灵魂显然是要上当的……”在柏拉图的观念中正是身体的欲望和需求导致了世间的苦难和罪恶,身体是最不可靠的东西。身体,成为了柏拉图主义的反面价值,是被批判和抛弃的对象。“身体不可能被重建为高贵的存在;它仍是肉体,不管它受到怎样充满活力的锻炼和保持着健康”[18]。从柏拉图主义的产生和宗教的传播,身体地位的沦落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在灵魂的摧残下身体已经成为了文明世界的附庸,退化和病态伴随着人类的文明进程,对药物的依赖已经成为人类健康的标志。“人类的退化与背离已经从很早就开始,在希腊的思想里强者离不开体育,唯有体育才能有效对抗文明中的退化”[19]。当现代的人们再一次感受到奥林匹克运动时,人类突然意识到我还会体育运动,还会奔跑、跳跃,于是体育场成为除战争以外人群最为集中的地方。体育运动唤醒了人类对于原始状态的美好记忆,从直立行走开始学会的那些生存技能,集中地反映在体育场的运动项目之中,体育运动成为标记生命存在的因素之一。经过两千多年的文化洗礼,体育运动还是感到对于生命拯救的力量薄弱,人类这种奇怪的动物现在对于体育运动的爱好集中在观看与欣赏,但却并不亲自参与体育运动之中,体育运动成为人类闲暇之余观赏的娱乐节目。可悲、哀叹!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学会保护生命的手段――体育运动,就这样被抛弃和边缘化,居于思想中心的灵魂一直在腐蚀着身体,身体在看似强大的文明面前变得越来越虚弱和无力。庆幸、希望!惟有体育运动还在挽救生命的野性和躯体的血性,保存着人类尚存的那一丝丝野蛮气息,身体本能在体育运动中找寻那些失去的原始记忆。此时的人类应该呐喊、呼唤和嚎叫,在历史的时空中,在哲学的视野中,在身体的本能中,与体育运动一起保护着生命的野蛮。有了开始,就有了希望。保护生命的体育运动,是人类历史语境中最为可靠的、忠诚的和信赖的伙伴。体育运动就是人类身体本能的生命哲学。

身体的本质,有时是运动的,有时是静止的;有时是健康的,有时是病态的;有时是强健的,有时是虚弱的;有时是强权的象征,有时是臣服的表现;有时是力量的爆发,有时是疾病的累积。在这一切正反的堆积过程中,体育运动永远代表着身体的强力和健康,是保持身体强健,战胜病态的天性特征和本能赋予,体育运动给予身体最完善、最优雅、最健康的状态。如果说人的身体是处在粗俗的、感性的、物欲的和心灵的、理性的、情感的,两种冲动之间来回徘徊和撕扯之中,那么体育运动是一种居于中间游戏心态的表现,是身体和灵魂的重要调节力量。体育运动使得以上两种冲动协调运转,成为人类个体内部和个体之间培育和谐的土壤。我们可以通过更多地关注体育运动领域所涉及到的身体感觉和感受,来增进对体育运动的理解,而不是将体育运动单纯的置身于偏狭的、机械的身体活动之中,将体育运动降格为粗俗的、混杂的本能行为。身体应该被看成是构成体育运动的物质基础,是神秘并且感性的权力象征,是一个值得反思的思想中心,可以有意识地进行哲学把握和感受,是体育运动乃至人类所有行为的动力源泉。但在人类的长久观念中,体育运动被认为是从现实世界语境中区分出来的社会历史的产物,因此体育运动被打上了社会结构的烙印,而成为社会生活中需要与丢弃之间的随意选择,并没有真正纳入人文关怀和生命视阈。体育运动对身体基础的作用和生存保护的能力被视而不见,遗忘在社会历史文化的黑暗角落。体育运动的思想起源于身体的需要、行为的赋予、生存的愿望和一切与生命相关联的神秘力量与精神寄托,通过人类的群体行为达到一种独特的人文关怀,在社会生活中保持长期的情绪影响,使得体育运动的价值、功能、意志、理念与追求形成有形与无形的文化氛围。体育运动的思想预示着天神与英雄荣誉的完成,是无与伦比的力量,是超然脱俗的状态,是美妙神秘的经验,是强大生命的复制,是身体本能的展现,是与人类社会共同演绎的文明起源。

参考文献:

[1] 金川江. 从身体视角重新审视体育教育[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8,32(1):79-81.

[2] Martin Heigegger,Nietzsche. Volumes three and four[M]. San Franciso:Harper,1991:218.

[3] 米切尔 兰德曼[德]. 哲学人类学[M]. 阎嘉,译.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138.

[4] 乔治 巴塔耶[法]. 宗教理论[M]. 罗伯特 赫利,译.纽约:地带图书公司,1992:20.

[5] 理查德 舒斯特曼[美]. 生活即审美:审美经验和生活艺术[M]. 彭锋,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87.

[6]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

[7] 汉斯 乌尔里希 古姆布莱希特[美]. 体育之美:为人类的身体喝彩[M]. 丛明才,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06.

[8] Roland Barthes. Roland barthes by roland barthes[M]. New York:Hill and Wang,1975:117.

[9] 汪民安. 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10.

[10] 尼采. 苏鲁支语录[M]. 徐梵澄,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7-28.

[11] 尼采. 权力意志[M]. 张念东,凌素心,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37-38.

[12] Diogenes Laertius. 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M]. Cambridge:Versity Press,1991:153-63.

[13] 理查德 舒斯特曼[美]. 通过身体思考:人文学科的教育[J]. 学术月刊,2007,39(10):5-14.

[14] 李力研. 谁能与我同醉?――试解波普尔“世界3”中的体育运动(上)[J]. 体育文化导刊,2004(7):14-17.

[15] 翁中清. 人文体育论[J]. 体育文化导刊,2008(1):28-32.

[16] 刘欣然,黄海波. 艺术的线索:从艺术哲学中对古希腊体育运动的哲学解读[J].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8,23(6):519-522.

[17] 柏拉图. 斐多[M]. 杨绛,译.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15-17.

[18] Max Horkheimer,Theodor Adorno.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M]. New York:Continuum,1986:232,234.

生命存在的基本特征范文第4篇

关键词：人本生态观；节律感应；节律形式；生命精神；审美特性

 

把审美活动置于人本生态观的思维视野之中，节律感应就成了美学的核心范畴。我在《人本生态美学的思维路向和学理框架》（1）中曾说，从节律感应出发，人本生态美学的“一点三维”的学理框架已经呼之欲出。所谓“一点三维”的“一点”，指的就是以“节律感应”为基本范畴所概括和标示的审美活动生态本性这个理论出发点和生长点。以“节律感应”为核心，一维连着审美对象的“节律形式”（生命的或者类生命的），一维连着审美主体的“生命节律”，第三维则是由感应而生的“节律体验”即美感。围绕着“节律感应”这个核心，就这样形成了人本生态美学基本学理的核心范畴群。“一点三维”的结构框架所展示的这个范畴群，乃是对人类审美活动的本体模态的理论描述和学理展开。既然如此，理解“节律感应”，就成了深入理解人本生态美学学理内涵的关键。

 

审美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对象性特性

人本生态美学绝不只是作为一种特殊的生态世界观——人本生态观从上而下的推理与演绎，它更是基于审美活动的生命模态和生态本性在生态思维的视野中由下而上、由中心到边缘的展开。在生态学的视野中，世间事物作为感性的真实的存在，都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按马克思的说法，就都是对象性的存在。所谓对象性，是说事物都是互为对象的，都是以特定的对象为存在条件而相互依存的。审美活动也不例外。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论述人类生命活动的对象性联系时正是特别以音乐欣赏这种特殊的审美活动为例的，从而为认识审美活动的对象性打开了一扇窗户。一切艺术都趋近于音乐，审美活动的秘密也在音乐之中；音乐欣赏可以说是审美活动生命模态的最为本真而典型的表现。

在音乐审美中，欣赏者的美感是在作为对象的音乐和作为主体的人的相互作用中生成的。在这里，音乐作为类生命的节律形式通过主体“懂音律的耳朵”作用于他的生命节律，在两者的感应（即对主体生命节律的激发、调节、引导与交融）中，主体获得美的节律体验，也就是产生音乐美感。音乐如此，其他一切审美活动无不如此。正是对象和主体共同具有的节律这种生命特征，使审美的主体与对象能够互为对象，发生节律感应，实现审美活动。在美感状态里，主体与对象交融合一，在最原始、最本真的生命层面上获得审美的生命体验。这正是由于具有的感应力的节律作为对象性的中介，才把主体与对象以一种特殊的肯定方式结合起来了。

人和事物是否能够互为对象，人作为主体他能够把什么事物作为自己的对象，并由于这种对象的特殊性而形成特殊的肯定方式，从对象得到特殊的满足和享受，这是要由他与对象之间是否具有这种特殊的对象性中介决定的。而审美活动的对象性中介，也是审美的对象性基础，就是对象的节律形式和主体的生命节律所共同具有的节律。

节奏是节律的重要形式或因素，但这里所说的节律不只于节奏。就笔者目前的认识，节律包括了事物运动所呈现的力度、气势、节奏、韵律和张力结构，有的节律还可以是这一切的总和。在音乐中，在中国的书法里，节律的这些具体形态随处都可以找到生动的表现。这一切形态的节律也存在于人的生命结构和运动中。由于节律作为信息往往还附着有势能或者一定势能的意向，在一定的条件下（如审美态度下），就会发生相互激发、调节和引导的互动，最后彼此交融，物我同一。

我们说艺术和审美离不开形象，就是因为任何形象都实际上或者应该是一个生命的或类生命节律形式。我们说艺术和审美离不开情感，就是因为情感是人的生命的最生动、最丰富而又精微的节律表现。难怪林语堂要说“艺术上所有的问题，都是节奏的问题”，说“美感便是节律感”。（2）也难怪卡西尔要说：“美感就是对各种形式的动态生命力的敏感性，而这种生命力只有靠自身中的一种相应的动态过程才可能把握。”（3

节律作为审美活动中主体与对象得以实现审美活动对象性中介，正好就是主体的审美需要与对象的审美功能能够相互耦合的必要中介。审美需要是生命体通过与美的对象的感应提升和优化自身生命节律体验的欲望，审美功能就是对象的美的节律形式通过节律感应提升和优化主体生命节律体验的作用。无论是审美的需要还是审美的功能，都生成于世界和生命共通的节律和由此而生的节律感应。在这个以上，节律感应就理所当然地是审美活动的生态本性的本体性特征所在。

 

审美感应与象征之网的生态性共生

节律形式的感性表现是色彩、声音和形体。在人类从自然生态系统中生成之后，外在物质世界的各种节律形式有可能以精神的方式存在于人的意识世界之中了。这是因为，节律本来就是这个运动着的世界中最感性地表现着其运动－生命特性的一种信息，而且是各种信息中最自然、最原始、最本真、也最普遍的一种。在宇宙生成之初，他就与物质、能量存在并对宇宙的生成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世界生成特别是生命的生成，就是信息系统不断进化到主导地位的结果。在植物那里，准意识的信息交换活动就不仅表现而且深刻地影响着生命的生态调节了。到了动物身上，这种信息交换有了专门的器官，还逐渐生成了大脑这个能够在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综合的中枢，并且能以情绪体验反馈自身的生命状态。大脑发展到人的水平，无论信息交换的内容上的丰富性，还是方式上的多样性，以及信息调控的自觉性，还有自反馈作用的灵敏性和深刻性，都大大超越于动物。与自觉目的意识同步生成的自我意识，更是借助信息反馈在更大的广度和深度上强化着生态调节的功能，深刻地影响到人的实践。

节律感应本是生命体相互作用的最早的也是最原始的方式。后来虽然有了各种专司其事的感官，节律感应潜在地被不同的感觉反应所遮蔽，如被信息符号的认识意义所取代，但是在深层的生理体验中，在情绪和情感的活动中，它依然以不同的方式或者在不同的层面上存在着，并影响着人的生命质量和自我感受。

达尔文以生动的事实揭示了的动物美感在生命进化人类由来中的重要作用，在笔者看来，美对性选择发生的作用就是来自节律感应的魅力。雄性动物的色彩、声音和形体之美，不仅是表现生命力优化水平的鲜明信息，而且无不是具有特殊的生命激发能量的节律信息。这些信息在向雌性动物传达相应的意义的同时，还必然以节律特有的能量激发对方的生命活力，在意义认同基础上发生的生命力的高度激发，必然使双方互相强烈吸引，在生命力的高峰状态中实现优质的综合，创生出更优秀的新生命。这恰如尼采所说：“一切美都刺激生殖，——这正是美的效果的特性（proprium）从最感性的至最精神性的”，“艺术使生命的伟大兴奋剂（stimulans）”。（4）在人类的生命进程和人性生成，美依然依赖节律的能量而具有这样的生殖力——不仅是物质的，同时也是精神的。

由于节律在一切事物——自然的与社会的，物质的与精神的领域中的普遍存在，节律不仅成了物物之间、心物之间、心身之间、天人之间的普遍中介，而且也沟通了色彩、声音和形体三种不同的感性形式。那个周行天下的“气”，由于节律的原因，在自动和互动中生成了神秘的“风”和“韵”。由于节律感应的存在，世界才到处都存在着和生成着诗意。在人类现实生成，从而世界的人本性得以确立的情况下，就生成了覆盖整个大千世界的感应之网和象征之网。于是整个世界的生命和灵性都能为人的感官心灵所感应，并在感应中生存在诗意的生存。特别是由于人的意识的微妙作用，即使是真善的内容也可以通过心灵的作用而被赋予具有鲜明节律特征的形式，从而超越有限的内容。同时，异质的事物可以由于节律上的相似相近而彼此映照，也将有限提升为无限。节律形式和由节律造成的感应，就这样不仅赋予世界以灵气和诗性，也建构起世界最深邃的统一性。

可是，这个由节律及其感应建构起来的感应和象征之网后来却遭到了严重破坏，很多感应和象征的环节被割裂，被打断，被隔绝，往昔的整体之网被撕扯为大大小小的碎片。这个世界的诗意也就因此逐渐失去了，魅力不再。于是人们一方面发出对世界返魅和重建诗意栖居家园的强烈呼唤，一面又狂热地用各种非自然的眩目震耳的手段寻求暂时的陶醉。

节律及其感应就这样成了可以给一切事物生成美和诗意的精灵。动物对节律形式的意义认知是狭隘的、浅表的，不可能像人那样可以认知和感悟无限的普遍和深远，更不可能感悟世界的微妙复杂的整体上的神秘关联。在人的审美感知中，任何微细之物都幻化成了无限的存在，显示出深邃而悠远的意义。不仅如此，这意义还伴着节律的绵延与扩展，在音乐式的运动中形成诗意的韵味。中国古代诗学高扬的“兴”，作为情绪和情感的激发式生命活力的提升，体现了节律感应最原始的动力性方面，而作为意义的启迪（它因此才能直接引出“观”来）就同时具有生命意义象征感悟的作用。这样两方面的作用，在音乐里可以得到更加生动的说明。

 

多层次生态系统关联的审美性中介

由于节律和节律感应的普遍中介作用，构成了生态系统中审美生态的特殊层面，并赋予世界以生态之美。节律普遍地存在于世界的各个领域，由于它的感应作用，整个世界形成了多层次生态系统关联的审美性聚焦。何谓审美性聚焦？就是处在这个系统中的任何事物，这个生态之网上的任何一个结点，都可以是透视和辉映整体生命精神的聚光点或透视镜，一个可以借以窥见大千世界、感悟世界生命和宇宙魂灵的窗口。宗白华在论及“道的生命”和“艺的生命”时说：“音乐的节奏是它们的本体。”“《易》云：‘天地氤氲，万物化醇。’这生生的节奏是中国艺术境界的最后源泉。”又说““音乐和建筑的秩序结构，又能直接地启示宇宙真体的内部和谐与节奏，所以一切艺术趋向音乐的状态，建筑的意匠。”（5）不特如此，而且一切景语皆情语，任一事物都是一象征。

就整个世界的生态构成而言，自然生态、社会生态、文化生态和人性－精神生态都因节律的存在而存在着美，各个层面的生态存在由于节律及其感应而互相映照、对应和沟通。这四个层面的节律存在，既互相影响整合，也存在着差异、矛盾甚至冲突。在今天，自然生态遭到严重破坏，与社会生态、文化生态及人性－精神生态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以主体性片面高扬为主导的社会、文化和人性－精神生态的反生态运行和畸形化病变，把自然生态的诗性节律弄得破碎不堪、奄奄一息，多层次生态关联的审美性聚焦的效应因此失去，以自然生态为基础的诗性世界被肆意践踏和颠覆。这就是今天的诗人们距离真正的诗性灵感愈来愈远的根本原因。

就人的个体的生态存在而言，乃是由生理、心理和意识三个子系统构成的生命整体。是什么把这三个层面沟通起来、整合起来，使之能够互相映照、彼此感应的呢？是节律这个无处不在的精灵。在人的生命整体结构重，生理是基础，意识为主导，而心理是把两个层面结合起来的中介。人们重视审美的心理活动，但是须知，心理活动的形式是以生理结构为基础的，而心理活动的内容就是意识。通过心理活动，审美在节律感应中作用于人的生命整体。席勒说只有形式才能作用于人的整体，即人的全身心，而不是像许多美学家主张的那样只是作用于意识和精神。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形式必具节律，它既作用于心理，也必然通过心理而作用于生理和意识，其结果就是身心整体的沉迷和陶醉。

除了与个体生命的实体存在相对应的生态整体性之外，还有与生命的空间关系存在和时间关系存在相对应的生态整体性。这些笔者在《文艺的绿色之思》中已有论述，这里就不再罗嗦。（6）

人性－精神的生态处在人类生态系统的核心地位。正如恩格斯所说，人是自然界的自我意识，因此整个生态世界的的节律都可以而且应该反映和聚焦在人的精神世界里。这些美的形态主要有：反映客观物质世界美的表象之美，对原有表象进行加工重建的想象之美，各种心理活动形式本身所具有的节律形式之美，以及以人的价值观念为和行的人格精神（即所谓“内心形象”）之美。在人的精神世界里，相对于审美者（包括主体自己）的感受和判断而言，这各种形态的美都是客观地存在着的。

在审美的过程中，直接引起主体的审美感应的是外在物质世界的审美对象由审美主体的能动作用而生成的审美意象。这个具有情理之意的意中之象，乃是对象与美感之间必然而又必须的中介。我们既不能看不到这个意象环节的存在和作用，也不能用它取代外在物象作为审美对象的客观存在。有时候，那个贮存在意识之中的表象和意象 ，也是可以加以唤醒，作为对象而引起感应，生成美感的。从客观的外在物象到美感生成这样一个多环节的序列性过程，也是是由节律这个精灵贯穿始终，统一起来的。

节律作为审美感应中介，实际上发挥着多种多样的作用。通过感应，它首先是生命体验的中介，同时是生命意义象征的中介、生命整合的中介、生命生成的中介，还是生命实践的中介。（7）

感性活力与理性秩序的生命化融合

以节律为中介的感应在主体身心所引起的生命体验的质量，决定于节律本身所具有的生命意蕴。只有真正美的节律所激起的愉快感、满足感，才是真正的美感。美感便是节律感，在这节律感中，蕴含和敞亮着最生动也最深邃的生命意义，也正是节律所蕴含和敞亮的生命意义使它成为能够通过感应给人美感的特殊对象，即成为美。

节律是生命精神的感性表现，是生命意象最本真而普遍的形态。它传达出的生命情调，能够让人体验到具体而微的生命意蕴，使特定的生命意义以音乐化的意态而被人的生命存在所持有。通过节律感应，节律形式的美传达和感染给审美者的生命体验，并在这体验中展现审美活动的所有奥秘。

人本生态美学把人看作自然－社会－文化生态的生成性结晶，在人的生命精神中应该最集中、最鲜明地表现出美之为美的理想化的生命精神，亦即我用“生、和、合、进”四个字概括的生态美的规律。人的生命精神在他的实践活动，即自觉能动的生态调节活动中的最基本的表现，就是感性活力与理性秩序的融合和统一。马克思在论述古代希腊艺术永久魅力的原因时所说的古代希腊人，可以说就是这种生命精神的典范。在与“早熟的儿童”和“野蛮的儿童”的比较中，马克思把古代希腊人看作“正常的儿童”。“早熟的儿童”如某些东方民族，理性过早成熟并压抑了感性。“野蛮的儿童”如某些原始民族，理性尚未充分发展而任由感性张扬。避免了这两者的人性片面性，希腊人作为“正常的儿童”所具有的天性，就是感性的生命活力与理性的生命秩序之间的平衡交融、互补共生。在感性和理性的这种高水平的结合和互动中，以爱为核心的社会性亲和和合作的精神，以理想与创造为核心的自觉超越的精神，成为人的理想性生命精神的基本内涵，这也就是人类世世代代所追求的美所应有的生命意蕴。在人的实践中存在和表现出来的理想性生命精神，本来就是从自然界的生态运动中生成的，并且最充分地体现了自然生态形态的这种生成性本质。在生态系统的生成性里，感性活力与理性秩序相互结合。没有感性活力，不会有生成；没有理性秩序，也不会有生成。感性活力与理性秩序的互动共生，乃是这个世界之所以生生不息的最后根源，它的奥秘植根于宇宙生成的那一瞬间之中。人类实践所要求和表现的这种理想化的生命精神，通过节律形式成为生命的或类生命的存在，这就是美。这与“生、和、合、进”的生态美的规律是完全一致的。

美是从节律形式体现出来的生命精神。节律之所以能成为美的精灵，不仅如前所述，它的感应既是生命的动力又是生命意义的现实、敞亮和象征，而且还因为节律本身就是集动态和秩序于一体的。节律表现为力度、气势、节奏、韵律和张力结构，这一切虽存在着差别，但无不是具有一定秩序结构的动态形式。其中的力度和气势着重于动力性的方面，但是无论是色彩、形体还是声音，要表现出特定的力度和气势都必须依凭一定的秩序结构。节奏、韵律和张力结构偏重于秩序性的方面，但是显而可见，它们也无不具有鲜明的动势。在各种艺术里，音乐和书法把节律所具有的生命意蕴的这一特征表现得最充分。难怪林语堂总是在谈到中国的书法时一再阐发节奏和韵律对于艺术的重要意义。

书法和建筑一样，是凝固起来的音乐，同时又是墨舞，是看得见的音乐。在书法、音乐和建筑之外，宗白华还激情满怀地说到过“舞”。他说：“尤其是‘舞’，这最高度的韵律、节奏、秩序、理性，同时是最高度的生命、旋动、力、热情，它不仅是一切艺术的究竟状态，且是宇宙转化过程的象征。艺术家在这时失落自己在造化的核心，沉冥入神，‘穷元妙于意表，合神变于天机。’‘是有真宰，与之浮沉’，从深不可测的玄冥的体验中升化而出，行神如空，行气如虹。在这时只有‘舞’，这最紧密的律法和最热烈的旋动，能使这深不可测的玄冥的境界具象化、肉身化。”（美的本质所在的生命精神的全部内涵就这样在节律感应的过程中得以全面生成为主体的生命体验的现实。在这理想化生命精神的体验性持存中，生命向本体之道沉潜，并因圣明的完美充盈而陶醉和狂欢。8）通过舞，节律所具有的生命精神的内涵全面地表现出来。正是由于节律，宇宙精神那“深不可测的玄冥境界”才有所附身，成为感性的具象的存在，被赋予可闻可见，甚至有肌肤之感、气息熏拂的肉身。对于审美的人来说，通过这具象的肉身化的存在所具有的节律，又感应到那音乐似的宇宙精神和生命意蕴。以节律为载体和中介，

   

美学史审美特性观念的通释性谜底

节律作为世界生态存在中最原始而本真的信息形式，最早就是以感应的方式成为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的中介的。随着生命体的进化，信息的接受有了专门的器官，但是感应并没有因此而被取代。节律感应依然存在，而且依然是生命体体验自身生命状态及其与环境的关系，进而加以调节的一种不可缺少的生命活动方式。生命体的生态存在，不仅与环境之间要进行物质的和能量的交换，也要进行信息的交换，而且信息交换对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发挥着调解制衡的作用，因为信息交换不只是对外来信息的接收，同时还有对生命状态的反馈。在信息的反馈中，生命体的自主意识才越来越明确，也越来越自觉。对于人来说，由于大脑的充分发展，对信息的接受不仅有高度的分工与合作，对各种信息进行分析与综合，而且形成了以自我意识为中心的反馈机制，于是信息的生态地位就变得空前重要。还是在动物那里，节律形式的节律特征就开始被作为认知符号而淡化了它的感应动力的作用了。由于认识需要与实用功利以及实践需要的关系更加密切，在人的生命需要的系统结构中处在比审美相对低一些的层次，于是节律形式的认识功能压倒了审美的功能，甚至只把它看作供认知的符号，它那原本最原始、最本真的感应动力的特性和机制就几乎全部被屏蔽了。即使在文艺家和美学家那里，也有很多人失去了对节律作为审美基因的敏感，甚至长期把艺术和审美混同于认识。

由于节律存在和节律感应的上述生态本性，它也就理所当然地是审美活动特性奥秘的谜底所在，它可以对美学史上几乎所有贴近审美事实的特性观加以解释，从而成为美学史上很多审美特性观念的通释性谜底。

首先说影响深远的摹仿说。西方的摹仿说影响了两千余年，中国的“传移模写”和“形似”说也影响巨大。在音乐、舞蹈和绘画、雕塑中，所谓摹仿实际上就是一种外在形状上的感应。通过摹仿，或者由于向美的对象的节律趋仿而美化了自身的生命节律，从而产生美感；或者把那些引起自己美感的对象以强化其节律特征的形式摹仿下来，以作为更为普遍的感应中介。托尔斯泰在回答“什么是艺术”的问题时说：“在自己心里唤起一度体验过的感情，在唤起这种感情之后，用动作、线条、色彩、声音以及言词所表达的形象来传达出这种感情，——这就是艺术活动。艺术是这样一项人类活动：一个人用某种外在的标志有意识地把自己体验过地感情传达给别人，而别人为这些感情所感染，也体验到这些感情。”（9）这里说的是摹仿，实际上也说到了表现，只不过表现所摹仿的乃是自己主观情感的“客观对应物”，比如为自己的心情找一片节律特征相似的风景或者生活场景之类。

至于影响巨大的移情说，就更是基于节律感应才可能的了，甚至可以说它本来就是对节律感应的结果的表述。无论是近代西方的“我移物情”（这主要是立普斯的移情说）还是古代东方的“物移我情”，都是由于主体于对象之间的节律感应造成的。由于节律感应，主体的生命节律于对象的节律形式交融合一，于是或者对象着我之色，或者我被对象之色所移易。植根于先秦气论的锺嵘和刘勰的“物感”说，早就把这种感应的事实描述得很清楚了。西方近代的移情说还包括浮龙李和谷鲁斯等人的“内摹仿”说，揭示的是主体主动被“物移我情”的情况，更说明摹仿与移情本来就是相通的。后来的“直觉”说，实际上就是移情说。所谓成功地表现了情感的表象，作为“直觉品”，就是由节律感应生成的意象。如前所述，节律感应本来就最原始、最本真的一种生命信息活动，常常被有意识的认识活动掩盖和屏蔽着，它的发生往往在无意识之间，而且是基于生命本能的一种敏感。既然如此，说它是直觉，也就自然而然了。审美活动中的直觉现象，大概都应由此得到解释。

上世纪中叶以后影响很大的“生命符号”说和“同构对应”说，一样可以用节律感应来解释；不仅如此，他们还需要节律感应说的校正和补充。说艺术是生命的符号或者一种“类生命形式”，强调的是艺术的符号或形式所表现的生命精神，这与节律形式的生命本性是一致的。进一步，这样的符号或形式怎样对人发生作用，把所表现得生命精神传达给欣赏者呢？归根到底要靠节律感应。认识是重要的，可以帮助理解符号或形式的生命意蕴，为审美的意象灌注相应的理性秩序内涵。但是，这个在认识中生成的意象必须以其生动的节律激发主体的感应，对象的生命意蕴才能在主体生命节律随物婉转的变化中，成为真切的生命体验。格式塔心理学的“同构对应”说，突出了张力结构（“力的图式”）这种最复杂的节律形式在审美中的作用。同构对应引起同构感应，即同类相感，这是不成问题的。然而，审美活动中的感应并不都是事先准备好的相同的结构，而更多的却是不同的结构经过感应才趋于一致，彼此交融，物我同一。沮丧的心情可以因欢快的歌声而变得愉快，浮躁的情绪也可以在宁静的山水中变得澄明安谧。这不是同构对应，而是感应同构。这说明，节律感应对于审美活动的内在机制具有更为广泛地阐释力。

这里还谈谈康德的鉴赏判断说。康德把美等同于美感，是因为它只是把主体反映外在物象而生成的审美意象视为审美的对象。他以无功利性、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无概念的必然性和无概念的普遍性规定鉴赏判断。引起主体美感的直接对象确实是那个生成于主体意识中的意象，有的符号化的外在物象还必须首先成为生动的意象才能引起美感。但是，作为对象的外在物象，对这个意象的生成所具有的基础性的意义却不可忽视。无论物象还是意象，都是以其节律特征而成为审美对象的。而正是这个节律形式，才具有康德所说的“四性”。形式的节律特征，自来不在人们的功利视野之内，最多不过是鲁迅当年说的“不用之用”。尽管从生态学的眼光审视节律的生命意义，认识到它是生态调节的重要中介，人们还是习惯于将其视为无功利的存在，而把物质和能量的功用视为有用。因此，康德提出无功利性的规定，是毫不奇怪的。由于美的节律及其感应表现并激发了相应的生命精神，在无意识的感应中人的生命体验趋向理想的状态，这不就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吗？节律是非概念的，一个具体的节律及其生命意蕴也是用任何概念说明不了的。然而，它却必然而普遍地通过感应引起美感，这不就是无概念的必然性和无概念的普遍性吗？至于康德所说的“共通感”，应该说也与任何生命都有的引起感应的节律感密切相关。

可以从节律感应说对美学史上关于审美特性和美感生成的各种重要观点进行阐释性的清理，使美学的思维实现推十合一的简化和深化，但这不是这篇文章所能承担的任务。

节律感应这个核心范畴的确立，说明人本生态美学决不只是主题关怀上的转变和提升，而是从人类生态系统的内在构成和活动机制寻求自身的学理根源，以求把美学建立在生命本体的真实基础之上。也只有这样植根于人类生态内部的美学，才可能适应生态文明建设的迫切需要，同时使美学在人文性与科学性的统一中更具有丰满的血肉和氤氲的灵气。“这里就是陀罗斯，就在这里跳舞吧！”人本生态美学把节律感应作为核心范畴，就是在这里确立自己借以安身立命的真正生长点。由此出发，美学必然获得新的不竭.

（1） 见《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年第24卷第5期。

（2） 参见林语堂《苏东坡传》，海南出版社1992年，第200页。

（3） 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192页

（4） 《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三联书店1986年，第324、325页。

（5） 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6－67页。

（6） 详见曾永成《文艺的绿色之思》，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99－112页。

（7） 详见曾永成《文艺的绿色之思》，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198－202页。

生命存在的基本特征范文第5篇

关键词：积极语用；个人主体；表达欲；个性表达力

中图分类号：G4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3）04-0122-08

中国母语教育改革的实质就在于深度实现其教育范式的新旧转型，包括居于范式上位的哲学观与居于其下位的方法观之转变。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向历史纵深的日益提速，以语言为载体的多元文化之深度博弈已经不可回避。国外学术界已经明确提出了以充满活力的“核心英语”（Nuclear English）作为文化博弈之核心竞争力的战略新思维。作为当代中国人精神文化之表征的当代汉语，正面临着强势英语的严峻挑战和如何遏制语用趋势走弱的紧迫选择。十政治报告提出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建设五大方面共同组成国家未来发展的战略愿景。这种国内外挑战和契机并存的全球化逻辑，必然深刻推动中国母语教育创新语用哲学观，进而带动母语教育实践观的重大蜕变。

一、个人主体：撬转语用行为的哲学支点

语用主体观的内涵廓清与“主体”的精确定义，当是汉母语教育范式转型的逻辑起点。长期以来，社会语用和学校教育中基于“泛主体”的“同质接受”、“公共表达”曾经普遍流行，导致因个人主体的普遍缺失而“被思考、被体验、被表达”的消极语用现象泛化，即所谓人与自身的思维、自身的表达之间两相分离甚至两相对立，人在表达中不是实现自己而是撕裂自己，沦为了异己的角色――这就是“表达的异化”。积极语用观认为，重新确立“个人”即单数第一人称“自我”作为语用行为的真正主体，对思想观念的蜕变具有重要的“祛蔽”作用。当然，这种“个人”不是游离社会整体而存在的孤立、纯粹的“单子式个人主体”，而是置身社会实践、特定语境和交互关系中的个人主体。唯有个人主体，才是语用行为的真正承担者和施行者，因而也唯有个人主体，才可能构成深刻撬转语用行为、使之从消极语用趋向积极语用的哲学支点。

新时期以来，思想解放运动实现了多维度和全方位的巨变，其中比政治和经济上诸多思想之突破更为重要的是哲学意义上人的“主体意识”的逐渐觉醒。长期过度崇拜的“唯物”情结已导致对主体和主体精神的迷失，导致对智慧生命心灵的严重异化。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美学、文学、教育学领域内的思想先驱们纷纷扬起“主体论”旗帜：无论是李泽厚的“主体实践性哲学”和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理论”，还是顾明远的“教育主体”新观念，均将人的主体理性精神与客体现实世界的存在链接起来。这些新鲜思想唤醒了人们被“暴力”话语深深禁锢的“主体意识”，赋予人自身的存在以较之肉体更为重要的“意义”，象征着人学意义上的新时代的开始。毫无疑问，比较“前改革时期”社会语用和学校母语教育的“无人”和“失语”状况，新时期“主体意识”的复活是在“无我”“大我”（“群我”）“小我”（“个我”）这条历史上升通道上运行着。其中的“大我”即脱离语境的“泛主体”，而“小我”即置身具体语境的独特的“个人主体”。

但是，新时期以来主体意识的觉醒只是从“无我”到“大我”（即“群我”）的一种有限进步。虽然，“学生主体意识”的觉醒，无疑是既有思想含量、且具可持续增长前景的教育观念的进步，但是，这种所谓“主体”还是留有“后革命时代”的明显局限。真正的“主体”从来就不是一种脱离具体历史场景、脱离实践语境的抽象物，而是一种置于特定时空背景和实践语境中的价值存在，是一种生成式、动态化和个别化的独特“所在”。从汉语的语用看，由于缺乏英语中那种鲜明的单数与复数之区别，语境中名词的“数”常常是不甚清晰的，而“学生主体”则被意会成与“教师主导”、“事物客体”等名词相对应的一种概念，自然就是作为“复数”的集合体而存在的。这种语用现象，就类似于汉语语用中“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和“军人”等名词一样，除非语境中该类名词前面冠以明确的数量词予以限定，否则就当然习惯性地作为类型化的复数名词使用。在汉语的“潜规则”里，作为单个体和第一人称代词的“我”，在已经普遍复数化的“红色革命词典”里久已缺失，在现实语用生活中更以外延宽泛、对象众多的“大我”（即“群我”）取代内涵独特、指向具体、个性鲜活的“小我”（即“个我”），以致当今语用生活中常常可见个人主体缺失的消极现象及其负面影响。

正因如此，从母语教育实践看，语用主体亟需从“大我”（“群我”）到“小我”（“个我”）的更深刻转变。迄今为止，作为教育活动和教育学语境中的“主体”概念，很大程度上还是停留在符号化的“泛主体”（即“群体主体”）层面，只是作为被抽空具体语境中实质性“小我”内涵即被抽空个性鲜明、形态丰富的特殊意蕴而出现的。当学者们普遍认同“学生既是教育的客体，又是教育的主体”这个观点的时候，所谓“主体”仅仅是一种脱离语境、抽空具体内涵的“泛主体”。无论是教育研究或教育实践，尊重学生“主体”往往从普适或共识的视角而将其作为符号化复合体即“学习者群体”来看待。这种“异化主体”所暴露出来的病症就是以“共同的评价标准”去要求并衡量“具体的学生”，并且刻意引导学生个体向着标准化、普遍化和共同化的方向“规训”与“发展”――最典型的莫过于至今奉为圭臬的所谓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说”。具体反映在母语教育上，就是偏废学生个体语用个性的深度发展，尤其是忽视潜在表达个性的努力发现与鲜明表达个性的自觉形成。在马克思实践哲学中，“实践主体”首先是指具体、独特、流溢感性活力的社会化生命个体，是指充满了能动、变革和创新精神的单数智慧人。由于作为实践者的人，是在生生不息的实践中而昭示自我的存在本质的，必然是以一种独特、具体的存在者而呈现在一定的历史时空中。虽然，不能忽视人作为实践主体所共有的“类本质”，即实践活动的自觉自由性、合目的合规律性，但“类本质”的显现形式必然是个别化和具象化的，尤其处在彼时彼地之时代背景和话题语境中的语用实践行为，必然蕴含着与其背景、语境和对象或潜在对象相适切的内在规定性，从而表现出语用的特殊性质。因此，置身特定语境中的语用主体不可能是、也不应该是种属化、类型化的“泛主体”（即“群体主体”）。这个语用实践中的独特的个人主体，就应该是英语语用哲学观的精华即单数第一人称“Ⅰ”：无论句首、句中还是句尾，只要是主格意义上的“Ⅰ”总是毫无例外地“出格”大写，上面一横代表无垠苍穹，下面一横象征广袤大地，中间一竖――这顶天立地的单数“我”，总是在阳光下昂然地凝眸沉思、在大地上坚毅地蹒跚而行。每一个作为个人主体的智慧“自我”，正是通过以语用行为作表征和载体的基本实践活动来显现出存在的必然价值与生命意义。

我们之所以论证语用主体的个人性及其历史的进步性与合理性，就是为语用行为找到真正的支点及其生成的动力。古希腊科学家、“力学之父”阿基米德曾经自信地说：只要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转整个地球。这个独一无二的“自我”就是语用行为中的个人主体，即作为最终唯一可能撬转母语教育范式的强劲“支点”。马克思曾经意味深长地反诘：“如果我自己的活动不属于我，而是一种异己的活动、一种被迫的活动，那么它到底属于谁呢？属于另一个有别于我的存在物。”这位伟大的思想家警示我们：凡不属于自我意志的活动就是一种异化的、不可持续的活动。语用活动亦复如此。个人主体“自我”心灵深处天然蕴藏着强烈的表达动机和创造激情，它们实质性地构成了催生个人从内语用到外语用、从输入型语用到输出型语用的根本动力。而且，伴随着人的现实生活与精神体验的拓展，这种智慧生命所特具的催生语用的动力，显著地具备无限制性、可再生性、可持续性、可发展性诸特点，从而决定了人的语用行为与生命长远血肉相连、与心灵始终水融。地球人中的任何个体，都深深贮存着凭借熟悉的语言（特别是母语）而释放表达欲望、达成一己价值的无穷动力――而且在这种表达欲的持续释放中不断真切感受着思想的愉悦和精神的满足，因此，唯有语用主体的支点转移至世上这一个独特的“自我”，才能够促使个人的语用行为不断突破消极状态、持续趋向积极境界并长期处在活跃和旺盛状态，才能够促使人们各自的语用行为及其品质伴随着生命的成长而升华、促其语用生活的质量追踪着心灵之成熟而卓越；而展望未来，个人主体不断发展的语用能力将同步趋向与文化创造和谐相称的高级阶段――这就构成了积极语用及其教育观的逻辑始点。

将语用行为的支点转移到个人主体身上，不但可以为语用行为的可持续发展找到不会枯竭的强大后续动力，而且能够确保每位个人主体“语用个性”的逐渐形成与鲜明呈现。由于个体之间生理基因和文化基因的不同、后天文化习染和语言熏陶的不同，它们自然地决定了个人主体之间“语用个性”的种种差异甚至大异其趣。这种“语用个性”表现在内语用与外语用、输入型语用与输出型语用这一系列语用行为上，即呈现在听读、鉴赏、思维、说写、评论等全部语用活动中。个体的“语用个性”之成熟，又将催生社会群体语用风貌的丰富多样，玉成一个开放、大气和充满蓬勃生机的积极语用新时代。尤其是其中输出型语用中的表达个性，伴随着人生阅历的丰富与精神生活的拓展，将不断趋向稳健和鲜明并可能形成奇崛独特的表达风格――而表达风格的形成恰恰是一个社会文明高度的深刻象征，且构成更高层次的文化创造活力的本体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唤醒个人主体的表达意识、确立表达活力在社会语用生活中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对于一个国家蔚然形成斑斓多姿、丰富灿烂的文化创造格局，意义重大而深远。

二、个性表达力：积极语用新思维的核心价值

积极语用观是在反思学校教育乃至社会现实语用中长期泛滥的消极语用异象后而提出的。消极语用是指偏重学习者机械认知、单向接受从而趋同外化、共性输出这种被动狭隘的复述型言语行为。所谓“被动”，是指学习者虽有输出型的言语表达，但这种表达并不是基于心灵本位的；所谓“狭隘”，是指学习者虽有语用行为，但这种语用行为主要局限在输入型的听、读、视等活动中而缺少口头或书面的独立自由的表达，其基本价值取向是“接受本位”。因此，消极语用的本质就是“被思考”、“被体验”、“被表达”。积极语用的价值取向是顺应时展趋势而构建的，正与之完全相反。它是指表达主体基于独立人格和自由思维而以个性言说、独立评论和审美表达等为形式特征因而富于表达力和创造力的自觉完整的语用行为，是“自觉语用”、“全语用”和“深度语用”三者的乘积（不是机械之和）：

积极语用=自觉语用（语用动机、激情）×全语用（完整语用）×深度语用（表现性和创造性语用）

这个语用方程式揭示了人的语用活动之全部奥秘和深蕴真义：“自觉语用”表明语用行为的动力来源，“全语用”涵盖“思、视、听、读、说、写、评”七字语用行为，“深度语用”是指输出性语用的高级阶段即其表现性与创造性。“积极语用”将构成语用学发展史和语言教学史上一种意蕴丰富、导向理想境界的新阶段。

积极语用作为主体生命积极存在的一种深刻表征，蕴涵着丰富的哲学子命题，从而必然地通向积极语用教育观。首先，作为实践主体的人，以语用行为作为基本的实践内容与实践形式。前已论及，作为实践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强调个人是以实践主体的独特角色而存在于世的；而语用行为正是个人最基本的实践形式，因而也是个体生命最基本、最常见的存在形式。由此进而言之，积极语用构成了人的积极存在的基本形式，表征着积极存在的本质内涵与特质。在网络一体化的当代，人的常见语用行为包括“思、视、听、读、说、写、评”七字言语体系，其中作为内语用的“思”是统领全部语用行为的灵魂；作为外语用的“视、听、读、说、写、评”，又可以分为输入型语用与输出型语用两个层次。在所有语用行为中，源于思考、基于输入的“表达”是个人主体语用行为的目的所在，是实现个体生命价值的最重要手段，因此，也是作为实践主体个人的最本质和最核心的存在形式――积极语用当是个体生命积极存在的深刻表征。正如马克思所阐释的那样：“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空间。”生命的存在就是一种人格化的时间流程。语用实践是主体人赋予自然性时间以人格化特质的一种社会性本质存在；生命的积极内涵必然转化成充实自然性时间、并使其获得人文内涵的积极意蕴。志存高远、视接霄壤的智慧生命，能以超越肉身蝇头微利的弘毅精神而拓展事业境界、追求人生真义，其积极有为的心灵世界必然显现在包括口头和书面的语用行为上，尤其鲜明而强烈地凝聚在独具才情和哲思的输出型语用上，形成积极向上、豁达坚定、充满创造风采的思想力和表达力――这些历尽岁月的过滤往往就积淀为一个国家或民族至为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且，卓越的思想力和表达力之形成，标志着智慧生命的价值拓展，作为一种积极存在的时间自然随之而升华为生命发展的象征性精神高度，延伸为心智怒放的更广大和更开放的发展空间。总之，现实生存中独立评论、自由表现的创造精神必然凝结为人的积极语用，而积极语用必然表征着人的一种积极存在。

从人类语言哲学演进来考量，我们同样可以从语用哲学到母语教育理论之间辟出一条敞明的思维通道，使当代哲学中心转换过程中最重要的学术增长点即“语用思维”获得教育层面上的实际应用价值，为逻辑地创新母语教育而确立起上位的哲学元命题：表达为本。20世纪以降，人类哲学研究的中心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向：语用问题已经上升为哲学研究的中心，所谓“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乃至“语用学转向”（pragmatic turn）即是。当代法国杰出的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在1978年曾表示：“这种对语言的兴趣，是今日哲学最重要的特征之一。”这里所谓的“语言”也是指语用，尤其是言语表达（下列相关引文同此）。这一由德国语言哲学家卡尔・威廉・冯・洪堡特所开启、历经索绪尔、维特根斯坦、奥斯汀、塞尔、乔姆斯基等哲人之思的学术长旅，贯穿着一条鲜明的学理探索的主题线：人类日益深刻地关注着自身的语用现实和语用行为，持续深入地将研究中心置于作为存在主体的言语生成、表达和创造之上，共时态的静态语言观逐渐进化到历时态的动态语用观，而全部语言之“用”则聚焦在思维主体置身于特定时代、生活场景和具体语境中自由而独立的表达。可以明确无误地推论：人类所有富于意义的精神活动就是形式各异的语言（尤其母语）表达活动。表达才是人的根本目的！

以上聚焦个人表达、以此为核心价值的积极语用观，具有一系列“积极价值”，简言之，廓清了个人语用行为中的几种基本关系。

第一，输出型语用与输入型语用两者构成目的与条件的关系。输出型语用即表达行为是全部语用活动的根本目的和价值达成，实现酣畅淋漓、感人肺腑的表达，是一切语用活动的终极意义所在，而那种高水平表达力的最终养成是公民立身现代民主社会的精神支柱；输入型语用则是输出型语用的必要条件，就人的全部语用活动而言，它是构成积极表达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基础。正是以视、听、读为基本形式，以认知、记忆、理解和鉴赏为主要心理功能的输入型语用，为输出性语用提供了文化积淀与心理准备；而以说、写、评为基本形式，以思维为灵魂、口头和书面为手段、评论为最理性表达的输出型语用，则标志着完成输入型语用的最终意图。没有输入型语用，思维无所凭依，表达无以形成；而没有输出性语用，人作为主动积极的创造性智慧存在，就自然贬值为一种单纯接受语符指令的工具性存在，久之，必然荒废人脑这个“智能金矿”所潜蕴的巨大创生力。唯有基于输入型语用（即言语接受）的表达行为，才能显示出完满语用流程的价值：在这种循环往复而又渐次递升的语用流程中，目阅口诵、有所过滤的输入型语用持续积淀着并转化为人的输出型语用素养，从而不断提升表达之效应。

第二，内语用与外语用两者构成正比例关系。在“思、视、听、读、说、写、评”七字语用能力体系中，主体的内语用即思维是一种不可省略或跳跃的基本环节。它构成了以感官为载体的输出型语用之逻辑基点。再轻车熟路的思维，也无法脱离语言符号及其运用――即使思维主体对此熟视无睹、习焉不察，也并不能改变这个基本事实：无论何时何地何语境，思维自然是凭借语言符号的承载而运作。如果思维愈是深刻、成熟和富于创造精神，那么表达欲愈趋旺盛、表达行为愈趋劲健，并且凸显出主体独具的思维特质与表达个性。唯有思想者内语用的成熟度和深刻度，才能决定主体表达的成熟度和深刻度，使其凭借感官显现的表达行为逐渐向审美表现乃至审美创造升华，最终形成超凡脱俗的言语表达力乃至创造力（表达力包涵两个方面：主体的表达能力与其对客体思想和感情产生的积极效应）。因此，内语用决定外语用，换言之，主体思想力决定其表达力，而表达力则构成主体思想力之深刻象征。两者的这种关系，决定了主体的表达行为成全了表达者自己，主体正是在这种表达中直观地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并快乐地享受表达本身。故日：我存在我表达。

第三，积极语用的最高本质特征就是凸显个性表达力。作为“语言学转向”的代表性哲人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其语用意义理论表明：“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那么，也可推理：一个主体生命的价值就是他（她）在表达中的价值。主体生命因思维而获得存在的真义，存在的真义因表达而获得亮丽的确证。积极语用的“核心价值”，就在于高度强调主体对“思维”的“表达”并由此进一步形成卓越的“表达力”：具有一定高度、强度、敏度和美度的表达力，不仅敞亮独特生命的“此在”（自我），而且“照亮”本心之外客观世界的“他在”（他者），赋予“他在”以被表达所获得的应有价值和意义。换言之，表达力不仅成为智慧生命之主体价值与创造精神的象征，而且，它在投射到语境对象上时，使之同时被激活生命的意义，进而更深切地彰显了表达者自己的主体价值。人，作为一种自觉自为的创造性存在，最终借助这种情思横溢、感染人心的表达力，才能凸显出自己精神的本质力量：实现思想的创生和意义的持续拓展；换言之，既然人是作为一种“表达的存在”而与广袤世界建立价值联系并拥有之，那么，富于高超美感的表达力就是主体生命积极存在的亮丽标志，就是这种积极存在最深刻和最鲜明的象征――今天，人类对这两者在本质上同一性的认识，已经超过了以往任何历史时期，以至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大家马丁-海德格尔如是说：“我们首先就在语言中并寓于语言了。”而个性表达力中的“独立评论力”又是最能显示语用主体基于自持自足自享之人格的理性力量，因此，既然积极语用是个人主体积极存在的一种表征，那么，个性表达力特别是其中的“独立评论力”当是积极语用所追求的核心价值。

三、培养个性表达力：中国母语教育的目标和意义

个人主体我思我言凸显表达个性养成个性表达力――这是积极语用观基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和世界哲学研究重心之演绎而在母语教育领域内的一种逻辑推论。这样，就形成了以培养个性表达力为终极目标的积极语用教育观，构筑起突破“阅读教育核心论”怪圈、祛蔽“接受本位”旧观念的中国母语教育新思维、新体系。只要能在形成共识的基础上将积极语用教育观付诸实施，必定能够消解“被思考”、“被体验”和“被表达”这种消极语用异象，很好蓄养中国青少年的“母语童子功”，并在课程流水线以外获得可持续的长远发展，为中国文化复兴、中华文明创造而奠定软实力根基。详言之，积极语用教育观的基本内容和终极目标是：从个人主体积极有为的本质存在这个价值支点出发，以释放学习者天然的表达欲望和创造激情为原动力，追求其内语用与外语用、输入型语用与输出型语用之间的有序循环与和谐递升，唤醒表达意识、享受表达过程、养成表达习惯、铸就表达能力――这是中国母语教育顺应人性舒展和天性释放的应然途径。

这种积极语用教育观的诞生标志着中国母语教育范式的深度转型。“范式”（paradigm）这一特定概念，为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S.Kuhn）于20世纪60年代所创。库恩否认了科学知识和理论的积累式发展这个旧命题，确立了科学理论的进步是通过具有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的新旧范式之间的转换而来实现的这个颇有创意的革命性科学观。库恩“范式论”的理论贡献在于不仅给予连续积累的旧科学进步观以致命打击，而且给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发展带来了新视角和新启发。今天，作为哲学用语的“范式”一词已经演化为特定时代被人们所公认的、某个专业领域内的范例或体系。观照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所发生的具有实质内容的革命性变化，当是显著对立的新旧范式之间的划时代转换――力促学习者从消极语用到积极语用的行为转型，就是中国母语教育顺应时代民主潮流而将至的一场历史性范式变革，其中包括居于上位的哲学观与居于下位的方法观这双重意义上的蜕变。

积极语用教育观将在当代中国母语教育发展中释放出强大的正能量，产生一系列建设性的重要意义。

第一，积极语用教育观是对中国当代母语教育的价值归正。长期以来，在凯洛夫教育思想和极“左”政治意识形态思潮的影响下，在封建专制主义教育传统的遗风习染下，中国教育不幸形成了禁锢甚多的指令性课程范式，以适应于高度垄断的计划经济模式和过度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它以全预制、全垄断和全封闭为主要形态特征，从课程目标的预制到课程内容的设定和实施直至课程终端的考试，整个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处于严格的监控之中，缺失教育活动本应有的宽松、自由、和谐的精神氛围。反映在母语教育中，学生的视野被局限在统编公共教材的狭隘选文内，其母语语用能力的训练则拘囿在对既定“字词句篇、语修逻文”这八字大法的全盘承纳中；久之，铸成以“公共接受”、“同质表达”为特征的接受本位的教学范式。这样，母语教育自然偏废对基于学习主体独立思考、自主人格的表达力的砥砺，更遑论对源于心灵、自成特色的个性创造力的怡养。因此，今天置身于不可逆转的全球化时代潮流，以母语教育为基础工程的多元文化博弈自然对如是变相失语、接受本位的教学范式提出了无可回避的严峻挑战。简言之，消极语用教育观束缚了未来公民个人思想力和表达力的深度发展，所谓以“废言”而“废人”即是；而积极语用教育观旨在强化未来每位公民可持续的思想力和表达力，所谓以“立言”而“立人”即是，进而持续不断汇合成磅礴充沛的国家文化创造力。

第二，积极语用教育观在中国母语教育发展史乃至整个教育发展史上深具革命性意义。既然个性表达力构成积极语用的核心价值，那么，培养表现性言语能力和表现性言语品质当然是积极语用教育观的最终目标。换言之，从公共接受一自主表达、从自主表达一活力表现、从活力表现一审美创造：这是消极语用教育观向积极语用教育观范式转型的清晰理路，是中国母语教育目标升华的逻辑演绎。从此目标出发，重新设计以培养个性表达力为目标的母语教育课程模块，将阅读、口语交际与写作这三种基本课程内容统筹安排、有机融合，形成从输入到输出、从接受到表达、从思考到创造这互补循环的完整体系，从而深刻刷新统领母语课程的思想主线和价值取向；围绕课程目标重置以“思、视、听、读、说、写、评”为基本形式的完整语用能力，特别注重炼就以“独立评论”为基本形式的理性表达力，在提升学习个体思维品质的缜密性和严谨性的同时，铸就每位学习者以崇尚自由、酷爱自主、善于自持为基本特征的现代人格；激励每位学习主体放飞内心深处的表达欲、真切体验表达自我的成就感与愉悦感，强化可持续、发展性和创新性的语用能力体系――这不仅是中国母语教育史上一次实质性的目标蜕变，尤其评论力的自觉培育更是对改良理性思维薄弱、批判意识滞后的东方五千年文化教育传统具有革命性意义。

第三，就国家文化建设而言，积极语用教育观必然催生积极语用的新实践，并将奠定未来公民的“母语童子功”――而这正是全面、完美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文化资本。就文化强国的宏观战略而言，母语文化的持续更新有赖于母语教育对未来每位公民语用能力的坚实奠基。“母语童子功”从来就不是背功、不是复述功或者变相复述功，而是基于此又远超越此的表达力乃至表现力、创造力。由于母语是一个国家文化载体和本体的最好象征（基于汉语作为母语和国语两者一致这个基本前提），故母语表达力自然指向母语表现力和创造力、指向国家文化软实力、指向中华民族新文明蔚为壮观的创生期。由是观之，以表达力为内核的“母语童子功”终将成为东方文明古国文化复兴的深刻象征，成为圆满实现“中国梦”的一种重要文化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