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和宏观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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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和宏观的区别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中国大陆澳门市场经济宏观调控
中国大陆的经济改革把计划经济逐步转变为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中出现的“市场失效”和周期性波动产生了宏观调控的必要性。随着市场经济实行的时间越长，人们发现市场经济中产生的问题越多。特别是改革开放30周年前后举办的一系列关于市场经济的反思，许多人发现中国的经济高增长伴随着经济结构不合理化，经济财富的增多伴随着社会矛盾的大量积累，收入的增长伴随着收入分配和资源环境生态的恶化，如此等等。面对这些问题，许多疑问相应而生。对于种种疑问的思考，自然离不开我们手边既有的经济学理论，但是我们更需要从历史和现实出发，寻找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性，丰富和发展我们的经济理论。
中国大陆历史：通过改革干预而非市场发育建立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大陆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历史，与绝大多数其它市场经济体情况不同，不是沿着“自给自足―以物易物―小农经济―简单商品经济―三次产业分工―劳动力商品化（资本主义经济）―市场经济”的“自然”脉络或“斯密―扬格”定理的逻辑发展形成的，而是沿着“自给自足―以物易物―小农经济―简单商品经济―计划经济―三次产业分工―改革开放政策―劳动力商品化（中国特色资本化经济）―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道路发展起来的。所以，与其它市场经济体不同，中国的市场经济与体制改革密切相关，没有体制改革就没有中国的市场经济。
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不仅扭转了计划经济时期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困局，而且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成为发展中国家克服贫困的典范。然而正如古人所云：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正是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通过人为的行政手段创建，而不是通过市场自身的演化发育成熟而形成的，当改革从体制外转向体制内，从“浅水区”转向“深水区”，从行政命令接受对象的改革转向行政命令系统本身改革的时候，中国以建立现代化市场经济体制为取向的改革就遇到了空前的困难。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是，在市场经济不完善中遇到的问题不是通过完善市场体系，而是试图由政府的宏观调控来解决，使得宏观调控的范围太广和边界太大。政府的宏观调控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市场经济取向改革的深化，宏观调控自身也难以得到正确的定位及恰当的功能发挥。
宏观调控政策实施的重要前提：微观规制
目前仍然存在一个较为普遍的误解，即认为政府发挥作用的领域就是“宏观调控”，或者说，“宏观调控”等于市场经济中的政府作用。其实，正如市场经济中的“政府”绝不仅仅是行政执法意义上的狭义政府而是包括立法行政司法等在内的广义政府那样，政府介入市场经济的作用，也绝不仅仅是宏观调控，而且还包括微观规制。
微观规制在本质上，它是对于市场经济规则及其秩序的建立和维护，是对市场上的微观主体行为确立一种制度性的规范和制约。
首先，微观规制为宏观调控提供基础。如果没有微观规制为市场经济确立规则和秩序，宏观调控就无法确立自身的定位，进而宏观调控的功能就不能正确发挥。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离开了一定的微观规制所确立的制度环境和微观主体的行为规范及其主要行为反应方式，这些宏观政策的效果就会成为零或者为负。
其次，微观规制的实施主体是广义政府，而不仅仅是行政当局。广义政府中的立法部门通过立法来建立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行政当局通过行政法规和执法规定来具体实施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司法部门通过检察和判案来监督和维护市场经济规则的有效运行，从而有效维护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广义政府的微观规制把干预涉及到每一个微观个体，微观个体只有在政府规制的范围内才能享有自由竞争、自由选择和自主决策的权利，而同时广义政府的微观规制本身是不能朝令夕改的和随意的，微观规制活动必须严格遵循立法、执法、司法的规定程序来完成。
再次，微观规制的实施方向是不变的，而不像宏观调控那样方向常变。这是因为，宏观调控的目标是应对市场经济中的景气波动，而微观规制的目标是为了建立竞争、高效、公平、自由、健康的市场经济秩序。因此，在这个方面，那种把政府微观规制定义为政府仅仅通过行政权力来随机干预个人和企业的正常活动的观点，就产生了把“微观规制”模拟于“宏观调控”的想法，即微观规制也存在所谓的“收紧规制”、“放松规制”、“不规制”、“再实行规制”等等周期性规制波动的糊涂观念。
最后，在微观规制政策和制度的制定方式上，其属于公众和公众代表参与性较强的“民主决策”，而不是公众参与性很弱的“精英决策”。
澳门的市场经济与宏观调控
如果对于中国大陆经济与澳门行政特区经济进行比较，首先需要厘清二者之间的可比性所在。由于发展历史、文化背景、制度模式、经济规模、区域特征、产业结构等等方面的不同，大陆经济目前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包括经济改革、对外开放、二元经济结构、三农困境、宏观调控与微观规制的区分等等，在澳门也许并不存在、并不重要，或者仅有很间接的影响。但是，中国澳门与中国大陆作为两个经济体，依然存在一些相同的性质，其中包括市场经济体制、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面对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冲击、华人文化的因素影响、彼此的经济关联度提高等等。
基于这些共同的性质，中国大陆与澳门行政特区之间，在经济上仍然存在许多可以相互借鉴、相互学习之处。尽管澳门没有大陆的改革开放的重大转折，但是澳门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和完善，依然需要遵循公平竞争、自由选择、分散决策的原则，依然需要深入认识特区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合理定位，需要特区政府正确行使合理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需要在建设“法治特区”的基础上完善特区广义政府的体系及功能。
最近几十年来，对于澳门的市场经济和政府功能影响最大的历史事件，莫过于1999年的澳门回归祖国和建立特别行政区。
在市场经济发展方面，按照“一国两制，澳人制澳，资本主义制度保持50年不变”的回归原则，澳门经济在回归11年来，获得了稳定高速的增长。GDP年增长率，在回归前的1993~1999年，为负增长至5%左右，而回归后的2000~2008年，每年增长率达到3%~28%。人均GDP水平已经位于亚洲第二。澳门经济结构在波动中也得到了优化。如以博彩业为主的公共及个人服务业，回归前占GDP的比例为46%，2004年上升到最高比例的55%，而最近两年又下降到回归前的46%左右。相反，建筑业从回归前的4%左右，下降到2%，最近上升到14%左右。由于澳门没有第一产业，第三产业的比重在回归前为90%左右，最近两年下降到85%左右，而第二产业相应上升至15%（见《中国统计年鉴》各年度）。
在特区政府建设方面，改变过去澳葡当局倾向于将立法权、行政权主要集中于总督一身，而司法权完全听从于葡萄牙法律的做法，逐步建立起适应特区民情、区情和政情，并且在中国宪法下“高度自治”的立法、行政、司法权力相互分工和相互制约的新法治体系。总体上看，澳门的广义政府结构如下图所示。
从上面分析可以得知，政府的宏观调控需要以微观规制作为基础。微观规制其实是由广义政府构成的经济活动的整体规范和制约。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我们可以看到广义政府与狭义政府的明确区别。对于关键性的立法权和行政权，澳门特区进行了明确地分工。
微观和宏观的区别范文第2篇
[关键词]宏观调控；政府干预；微观干预；通货膨胀
[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9)02-0022-03
近几年，大家对宏观调控这个词可能是再熟悉不过了，特别是从去年到现在，我们经常听到政府官员或是学者提出要加强宏观调控，比如加强宏观调控，抑制流动性过剩；加强宏观调控，防止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加强宏观调控，防止物价由结构性上涨转为通货膨胀；加强对房地产行业的宏观调控；等等。然而对宏观调控的正确理解、对其真正内涵恐怕很少有人能说清。本文拟就宏观调控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谈点粗浅的看法，并对宏观调控与微观干预的本质区别谈谈自己的观点。
一、宏观调控与政府干预
宏观调控完全是中国化的经济理论术语，西方经济理论中没有宏观调控这一词语，而是使用政府干预(government interference)，其基本含义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意指当市场出现需求不足、就业率下降等失灵时，政府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刺激市场或弥补市场不足，使经济总量恢复均衡。而现代宏观经济学产生的标志，正是由于1936年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使得亚当・斯密自由经济理论从此走向幕后，国家干预经济理论走到历史前台，看不见的手也被看得见的手所取代。
我国的宏观调控这一概念源自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①而最早在党的文件中正式提出宏观调控则是在1988年9月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报告》指出：“这次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必须同加强和改善新旧体制转换时间的宏观调控结合起来”。至今已有20年。虽然在这20年里关于宏观调控的定义或者说内涵的界定在理论界还没有统一，但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宏观调控是对经济总量与经济结构的调节与控制。许小年认为，宏观调控指的是运用宏观政策调节社会总需求[1]；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辑的《现代经济辞典》中，宏观调控的解释是“为了防止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失效和保证国民经济总体的稳定运行，政府在市场发挥配置经济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下，通过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来调节国民经济，以最终实现国家的宏观经济目标的一整套运作过程。”
我个人理解的宏观调控是当国家宏观经济出现波动，市场自身不能自动修复时，政府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及必要的法律和行政手段进行调节和控制，以熨平经济波动，实现其目标，使其平稳持续发展。为把这一概念讲清楚，笔者从以下三个层面来做进一步阐述。
一是宏观调控的主体。笔者认为宏观调控的主体一定是政府，而且是中央政府，不能是地方政府。因为只有中央政府才能调控整个宏观经济，才能对经济总量指标负责，地方政府只能无条件执行或是监督宏观调控政策的执行情况，而同时地方政府也可能是中央政府的调控对象，甚至有些时候地方政府为自身的地方利益而对国家的宏观政策进行抵制或消极执行。所以宏观调控的主体只能而且必须是中央一级政府。
二是宏观调控的手段。宏观调控的手段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其次还有必要的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财政政策包括财政收入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具体有：税收、预算、国债、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付等[2]；货币政策主要包括利率政策、汇率政策、存款准备金政策、信贷政策及公开市场业务等。
三是宏观调控的客体。从客体看，宏观调控主要涉及到国民经济的总体和总量，这主要是通过一些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体现出来，比如经济增长的速度，商品的总供求平衡，劳动力的总供求平衡，货币的稳定等。具体指标有：GDP增长速度、CPI、失业率、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国际收支平衡程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
以上关于宏观调控的表述可以看出，政府干预还不能等同于宏观调控。有的学者认为政府干预主要是指以行政手段代替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一种行为，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也不够科学，这只是说出了政府干预的一个方面；而西方意义上的政府干预也似乎不能涵盖政府干预的实质，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是与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相对应的，而这里面的政府也是指中央政府，所以可以看出，这里的政府干预与我国的宏观调控其实质是一样的。但笔者认为政府干预应该是个宽泛的概念，可以包括中央政府的干预，也可以包括地方政府的干
预；可以包括政府(中央政府)对宏观层面的干预，也可以包括对微观层面的干预。这样一来，
政府干预就可以概括成宏观干预与微观干预的统称。
二、宏观干预与微观干预
上面提到，政府干预包括宏观干预和微观干预，而宏观干预其实就是指宏观调控，这一概念前面已进行了详细表述。所谓微观干预，是针对市场由于种种原因而缺乏效率的情况所采取的措施，是在某个领域上用政府的干预或管制来取代市场机制的作用。例如，商品的价格本来是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但由于一些特殊的情况，某种商品的市场价格出现了异常的变动，以至引起了被认为是不合意的或不能接受的收入分配结果，这时，作为一种特殊安排，政府限制价格在一定时期可能是必要。或者说就是政府为了短期经济运行的平稳，直接干预企业的产出和价格，直接管制市场的准入和退出。而更通俗地说微观干预则是指对某一行业(如金融行业、汽车行业、房地产行业)，某一产品(如猪肉、鸡蛋)，或是某个市场(如钢材、电力、煤炭)出台一些政策，进行干预，或限制，或鼓励。比如某一地方政府对鸡蛋价格的限价，或者前一段时间兰州政府对当地牛肉面价格的限价这都是微观干预。再比如国家针对房地产行业出台的有关土地、贷款等方面的政策也是微观干预，不能看作宏观调控，所以诸如 “加强对房地产行业的宏观调控”，“加强对煤炭行业的宏观调控”的这种说法就很不准确。这使我想起几年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卢卡斯来访中国时，正值政府的各项宏观调控措施出台，他在一个学术会议上对此作了一句话的评论：中国出台了这么多措施，没有一项是宏观(调控)政策，全都是微观(干预)政策。
我对卢卡斯这句话的理解是，作为中央政府应该出台更多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就是要进行宏观干预，而不是微观干预。在市场经济十分发达、相对成熟的国家，中央政府进行宏观干预就足以使经济总量恢复均衡，足以解决市场中的一切问题，就不需要或是极少用到微观干预，正如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所言：“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中不能广泛使用微观干预手段，因为它的副作用很大。”而具体到我国，一个市场经济欠发达、由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才几十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完全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调控经济，想让其恢复正常，实在有些勉为其难，完全按照发达国家的作法或是照搬经济学理论也常常以失败告终。如2008年上半年我国政府有意让人民币加速升值，以此来抑制通货膨胀，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了10%，但通货膨胀不但没有下来反而高达7.9%。那么是不是就可以大量使用微观干预，大到提高电价、打压煤价，小到限制蛋价、规定牛肉面价格?笔者看来都不可行。作为新型加转轨的市场经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在诸多领域不起作用，或是作用不明显，甚至与政府的初衷相背离，宏观调控不能医治百病，更不能药到病除，一定要有微观干预；而微观干预不能处处干预，要恰到好处，点到为止，永远处于辅助的地位。比如2008年6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为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于2008年6月15日和25日分别按0.5个百分点上调，但同时又宣布，对于此次准备金率的调整，地震重灾区法人金融机构暂不上调。这就是宏观调控中有微观干预，可谓合法合理，恰到好处。
微观干预和宏观调控是政府干预的两种形式，微观干预多一些还是宏观调控多一些主要取决于不同类型的政府，当然也取决于这个国家所处的阶段。一般认为发达国家的政府主要以宏观调控为主，发展中国家则到处是微观干预。而在某一特定阶段无论是什么样的政府或国家都是更重视微观干预，如最近出现的金融危机，特别是影响较大的美国，无论是对“两房”的国有化还是对投行的并购及对汽车业的保护(注资)都是明显的微观干预，这无疑是必须的，也是合情合理的。所以笔者认为，宏观调控与微观干预虽然有本质的区别，虽然我们更多时候更青睐于宏观调控，但在非常时期，或是某个领域进行微观干预也许效果更显著、更直接。当然，在正常时期，特别是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应该更多地使用宏观调控手段，微观干预只能是辅的有益的补充，尽量少用、慎用。
既然说到宏观调控，就不能不说一下当前的宏观调控。
三、我国当前的宏观调控
改革开放以来到现在，我国政府共进行了6次宏观调控[3][4]，其中5 次是反通货膨胀(包括这次)，一次是反通货紧缩(1998年～2003年)。而每次出现经济波动、总量失衡时，开始都不在意，政府也不太重视，每次问题严重了进行宏观调控时，宏观调控政策也似乎不很奏效，政府心里也没有底数。从时间上看，每次进行的宏观调控的周期也逐渐拉长，当然这也因为一次比一次情况复杂，每次经济波动的原因也不尽相同。那么从2003年10月份到持续至今的经济波动，特别是从去年到现在的明显的通货膨胀，其造成的原因是什么?宏观调控的目标如何调整呢?
本轮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十分复杂，最开始时是2003年10月份的粮食价格上涨(其实这是对粮食价格长期扭曲的合理回归)，后来进行宏观调控有所缓和，再后来2006年开始又出现粮油等农产品价格普涨，以及2007年开始肉禽蛋价格飞涨，直到现在由于国内国外的原因而出现通货膨胀。当然对本轮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见仁见智，笔者认为主要是成本推动型，以及资本泡沫的膨胀加上国外通货膨胀的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后者是本次通货膨胀所独有之原因，因为2001年我国加入WTO后，已经成为其中一员，全球经济一体化必然使一国经济更多的受到其他国家影响，同时也影响到其他国家，特别是在2006年后我国的银行等金融领域对外全面放开，就更受其他国家的影响。
宏观调控的目的就是减少经济波动，促进经济平稳协调发展。经济过热时我们采取措施使其降温，经济过冷时我们采取措施使其回暖。对于从2003年到2008年上半年的宏观调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树成教授给了很高的评价，认为五年来的宏观调控无论从增长速度、波幅，还是与国际比较上看都成效显著[5]。对于这点笔者也很认同，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当前所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如结构性矛盾、增长方式粗放问题、体制机制问题等，这些矛盾和问题如得不到根本的解决，我国的宏观调控就会失灵或没有成效，当然这又是个长期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地深化改革，毫不动摇。
我国本轮宏观调控的具体目标或者说首要任务，从2007年的“一防”，即“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到2008年年初的“两防”，即“防止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物价由结构性上涨转为通货膨胀”，再到2008年中提出的“一保一控”，即“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抑制通货膨胀”，最后再到2008年底提出的“保增长，扩内需”，出台了扩大内需的十条措施，并确定总额高达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进而提出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从宏观调控的目标或任务的变化上，特别是2008年一年中的前后变化，让我们看到了经济形式的“突变”，也显示出了我国宏观调控的“灵活”，因时而变、相机决择固然是好的，但要“审慎”。由于受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2009年的宏观调控任务要转到“保增长，促调整，防通缩”上来，而这一任务可能要持续一段时间，而笔者认为，从长期来看，作为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我国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还是防通货膨胀，这虽然有些不合时宜，但这万万不能掉以轻心。
[注 释]
①1985年9月，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联合举办的“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在从重庆到武汉的长江“巴山号”轮船上进行。来自国外的一批著名学者和专家，就宏观经济管理问题和我国经济改革过程中碰到的许多重要问题，如改革的目标模式选择问题、经济体制模式转换的方式是“一揽子”还是“渐进式”问题等，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使与会的中国经济学家大开眼界，从此展开对中国宏观经济管理问题的系统研究和讨论。
[参考文献]
[1]许小年.为宏观调控正名[J].现代商业银行，2008，(3)：51-52.
[2]王 建.新全球化时代宏观调控工具的选择[N].中国证券报，2008-1-28(14).
[3]李宏伟.我国宏观调控与国家干预理论[J].西南金融，2008， (2)：25-26.
[4]欧阳觅剑. 改革三十年中的5次宏观调控[N].21世纪经济报道.2008-1-7(24).
[5]刘树成.五年来宏观调控的历程和经验[N].人民日报，2008-4-2(7).
Macroeconomic Control and Microeconomic Intervention
Sun Qingyan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Dalian 116025， China)
微观和宏观的区别范文第3篇
宏观微观经济学论文范文一：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关系论略
摘要：把西方经济学的产生划分为重商主义、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以及当代西方经济学四个阶段，然后阐释了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本质区别和联系。从基本假设、基本内容、研究对象、核心理论等不同方面对比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区别;从研究目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角度阐述了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最终指出了二者之间的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要解决的本质问题是相同的，都是面对资源的稀缺性和人类欲望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所进行的资源配置的选择，对正确引导初学者认识和理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有一定的帮助。
关键词：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区别;联系
由凯恩斯开始，西方经济学便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通过研究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来说明价格机制如何解决社会的资源配置问题;而宏观经济学则更多地涉及到社会经济问题，涉及国家如何管理社会经济的问题和采取何种经济政策促进实现社会经济发展、解决社会中不同利益矛盾实现社会稳定问题。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上讲，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配置问题，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上讲，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利用问题，因此，如何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有限的资源，就成为人类社会永恒的问题，这也正是经济学所要研究的问题。
一、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形成
西方经济学从产生到现在，已经经历了重商主义、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以及当代西方经济学四个时期。
1.重商主义：西方经济学的萌芽阶段
重商主义产生于15世纪，终止于17世纪。马克思称重商主义是对现代生产方式的最早的理论探讨，但由于重商主义者研究的范围仅限于流通领域，其内容也只是一些政策主张，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所以，只能说是经济学的早期阶段。
2.古典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形成时期
古典经济学是指从17世纪中期到19世纪70年代之前的经济学。亚当斯密是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其代表作是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国富论》的发表标志着现代经济学的诞生。古典经济学的政策主张是自由放任，让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经济，使人们在追逐自己私利的过程中实现社会资源合理而有效的分配。古典经济学家把经济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了生产领域，使经济学真正成为了一门有独立体系的经济科学。
3.新古典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的形成与建立时期
新古典经济学从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开始，到20世纪30年代结束。奥地利经济学家K.门格尔、英国经济学家W.S.杰文斯、瑞士洛桑学派的法国经济学家L.瓦尔拉斯分别提出了边际效用价值论，并经由其继承者庞巴维克，发展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1890年英国剑桥学派经济学家A.马歇尔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他把边际效用价值论和生产费用论结合起来，建立了一个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经济学体系，奠定了现代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4.当代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建立与发展时期
当代西方经济学以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的出现为标志。在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空前大危机的背景下，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J.M.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本著作把产量与就业水平联系起来，从总需求的角度分析国民收入的决定，并用有效需求不足来解释失业存在的原因，提出了一整套国家干预经济、进行需求管理的办法。凯恩斯所提出的以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为中心，以国家干预为基调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形成了当代宏观经济学体系。
二、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区别
1.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不同
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是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展开的，其基本假设有以下三点：(1)完全理性;(2)市场出清;(3)完全信息。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有两个：(1)市场机制是不完善的;(2)政府有能力调节经济。
2.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内容不同
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均衡价格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分配理论、一般均衡理论与福利经济学、市场失灵与微观经济政策等等，现代微观经济学还包括了产权经济学、成本―收益分析、时间经济学、家庭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等。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理论、开放经济理论、宏观经济政策等。
3.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同
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单个经济单位指组成经济的最基本的单位：居民户(消费者)与厂商(生产者)。居民户与厂商经济行为的目标是实现最大化，即作为消费者的居民户要实现满足程度(即效用)最大化，作为生产者的厂商要实现利润最大化。微观经济学就是要研究居民户如何把有限的收入分配于各种商品的消费，以实现满足程度最大化，以及企业如何把有限的资源用于各种商品的生产，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例如，美国经济学家亨德逊强调：居民与厂商这种单个单位的最优化行为奠定了微观经济学的基础。宏观经济学不研究经济中的个体单位，而研究由个体单位构成的整体。宏观经济学主要研究整个经济的运行方式与规律，从总体上分析经济问题。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所说，宏观经济学是根据产量、收入、价格水平和失业来分析整个经济行为。美国经济学家夏皮罗则强调说：宏观经济学考察国民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的功能。
4.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解决的问题不同
微观经济学解决的问题是资源配置。资源配置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资源的最优配置会给社会带来最大的经济福利。微观经济学从研究单个经济单位的最大化行为入手，来解决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宏观经济学解决的问题是资源利用。研究现有资源为什么没能得到充分利用，怎样才能得到充分利用，以及经济如何增长的问题。
5.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不同
微观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是价格理论。在市场经济中，引导和支配居民户与厂商行为的是价格，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都由价格决定。价格像一只看不见的手，调节着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价格理论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其他内容是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的，所以，微观经济学也被称为价格理论。宏观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宏观经济学把国民收入作为最基本的总量，以国民收入决定为中心来研究资源利用问题，来分析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国民收入决定理论被称为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其他理论都是围绕这一核心而展开的。
6.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不同
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个量分析。个量分析是研究经济变量的单项数值怎样决定，个量分析就是考察个量的决定、变动及其相互间的关系。例如，对某种产品的产量、价格的决定的分析就属于个量分析。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总量分析。总量是指能反映整个经济运行情况的经济变量。总量分析就是分析社会经济活动中的总量的决定、变动及其相互关系，并通过这种分析说明经济的运行状况，决定经济政策。例如，国民收入是构成整个经济的各个单位的收入总和，总消费是指参与经济活动的各单位消费的总和等。
三、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联系
1.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目的相同
经济学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对人们的经济活动提供正确的指导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经济福利的最大化。
2.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内容相互补充
微观经济学是在假定资源已实现充分利用的前提下，分析怎样才能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的问题;而宏观经济学是在假定资源已实现最优配置的前提下，分析怎样才能使资源充分利用的问题。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分析社会经济问题，因此，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就其内容来说，是互相联系、相互补充的。只有把它们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构成经济学的完整的理论体系。
3.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实证分析法
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都假定社会经济制度是既定的，它们不探讨和考察社会经济制度变化的原因和后果，而只分析在经济制度不变的条件下资源的配置与利用问题。这种不涉及制度和价值判断问题，只分析具体问题、只对经济运行过程进行实证描述的方法就是实证分析法。从这种意义上看，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都属于实证经济学的范围。
4.微观经济学是宏观经济学的基础
整体经济是单个经济单位的总和，微观经济学应该成为宏观经济学的基础。然而，这两个领域曾一度界限分明，对如何把微观经济学作为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不同的经济学家有不同的理论。不过，近来这两个学科已逐渐融合起来，因为经济学家们已经运用微观经济学的工具来分析诸如失业和通货膨胀这类属于宏观经济学领域的问题。如凯恩斯主义学派用微观经济学中的均衡概念来解释宏观经济问题，新古典综合派也接受了这一基本观点，并把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综合在一个经济学框架之内。
总之，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虽然先后形成，但二者要解决的本质问题是相同的：面对资源的稀缺性和人类欲望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所进行的选择――资源配置。在基本假设、基本内容、研究对象、解决的问题、核心理论和研究方法方面，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存在着区别，但是，我们更应该强调它们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即辩证统一的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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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微观经济学论文范文二：微观经济学理论对宏观问题的解释
微观经济学是研究经济个体的行为及运行规律的科学。经济社会个体的总和构成经济总体。因此，由个体的一般规律就有可能得到经济总体的一些规律。
一、微观经济学的均衡价格理论
微观经济学的均衡价格理论分析了市场的需求、供给、供求均衡及供求变化对均衡的影响。
商品的需求是指消费者在一定时期内在各个价格水平上愿意而且能够购买的该商品的数量。商品的供给是指生产者在一定时期内在各个价格水平上愿意而且能够提供的该商品的数量。需求定理是对于经济社会的大多数商品，价格与需求量之间呈反向关系。对应需求曲线D为负斜率。供给定理是对于经济社会的大多数商品，价格与供给量之间呈正向关系。对应供给曲线S为正斜率。当非价格因素变动使需求增加时，需求曲线向右平移;反之，向左平移。当非价格因素变动使供给增加时，供给曲线向右平移;反之，向左平移。市场是由需求和供给共同作用的。当价格高于均衡价格时，供过于求，价格会下降;当价格低于均衡价格时，供不应求，价格会上升。市场通过价格杠杆作用的调节趋于均衡点E，对应的均衡价格为P0，均衡数量为Q0。如图1所示。
当非价格因素变动使需求或供给变动时，需求曲线或供给曲线改变，对应的均衡改变。如消费者收入增加，对于正常品而言，需求增加，需求曲线向右平移为D1。均衡点为E1，对应的均衡价格为P1，均衡数量为Q1。如图2所示。再如，生产成本下降，供给增加，供给曲线向右平移为S2。均衡点为E2，对应的均衡价格为P2，均衡数量为Q2。如图3所示。
二、微观经济学的均衡价格理论对宏观问题的解释
从图2可以看出，当消费者收入增加时，需求曲线向右平移，均衡价格由P0上升到P1。由于经济社会大部分商品属于正常品，就经济社会整体而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收入水平会不断提高，价格水平也会随之不断提高;当消费者收入增加时，需求曲线向右平移，均衡数量由Q0增加到Q1。均衡数量一方面是生产者的供给量，另一方面是消费者的需求量。在这里不考虑新产品的出现和旧产品的退出，只考虑现有产品。供给量增加意味着经济增长，需求量增加意味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所以，消费者收入增加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社会生活水平，同时伴随价格水平上升。
从图3可以看出，当生产成本下降时，供给曲线向右平移，均衡价格由P0下降到P2，均衡数量由Q0增加到Q2。说明生产成本下降会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社会生活水平，同时伴随价格水平下降。引起成本下降的主要原因有技术水平管理水平的提高和生产要素的价格下降。在经济社会中，生产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但生产要素的价格却一般是上升的。如果生产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引起的成本下降高于生产要素的价格上升引起的成本上升，就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社会生活水平，同时伴随价格水平下降。
三、由微观经济理论到宏观问题的结论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提高消费者收入或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都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社会生活水平。但提高消费者收入会使价格水平上升，削弱人们的实际购买能力;而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会使价格水平下降，提高人们的实际购买能力。
现实社会中的许多产品如彩电、冰箱、电脑、汽车等等，由于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生产成本不断下降。在供给量增加而不断满足人们需求的同时，价格也不断下降。现实生活中，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各种物品的消费数量不断增加，价格水平也随之上升，如奢侈品、食品、旅游产品等。
微观和宏观的区别范文第4篇
关键词：金融监管；宏观审慎；微观审慎；协调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进而迅速蔓延全球，对世界各国的经济稳定和金融安全造成巨大的影响和冲击，进而引发了人们对传统的巴塞尔资本协议提出的以资本监管为核心的金融微观审慎监管思路的质疑和反思。事实表明，片面强调以个体金融机构偿付能力为基础、专注于单个金融机构稳健经营的监管理念和实践已不能适应当代金融安全的客观要求，尤其对系统性风险的监控和防范无能为力，迫切需要加以改进。
一、金融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内涵和关系
（一）金融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概念
宏观审慎监管是当前金融监管改革中的核心问题，是指宏观金融管理当局为减少金融动荡给金融体系带来的经济成本，从金融体系整体而非单一机构角度实施的金融监管。宏观审慎监管以系统性风险为监管对象和以金融稳定为监管目的，将金融系统看作一个整体，其中包括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全面地权衡风险和收益。
微观审慎监管是一种通过跟踪资本充足率、大额风险暴露、拨备覆盖率、不良贷款率等一系列监管指标的发展变化来监测和发现每个金融机构存在的风险，并通过非现场监管和现场检查的方式促进金融机构建设，只针对单个金融机构的稳健运营而进行的监管。微观审慎监管的基于一个逻辑：只要每个金融机构安全稳健，那么整个金融体系就安全稳健。事实上，这种逻辑被证明是站不住脚的，它直接表现出一种“合成谬误”。它没有考虑单个金融机构的失败会带来的外部性，即金融机构之间存在关联，单个金融机构为了保证自身稳健的审慎行为可能会导致风险在系统内的转移和传播，微观审慎监管在这方面没有予以考虑和重视。
（二）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关系
微观审慎监管和宏观审慎监管之间是一种互补的关系。一方面，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的根本区别体现在监管目标，其他区别随之体现在监管措施和监管方式上，宏观审慎监管也并非微观审慎监管的简单加总。另一方面，宏观审慎监管作为微观审慎监管的补充和拓展被提出，二者同是金融审慎监管的两大支柱，可见二者之间不可割裂的关系（表1）。
首先，在监管目标上，微观审慎监管的目标是控制个体风险，避免单个金融机构的危机，保护消费者（存款者和投资者）的利益；宏观审慎监管的目标是防范系统性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减少金融危机带来的宏观经济损失。由此也可以看出，不管是微观审慎监管还是宏观审慎监管，防范风险、维护金融机构的稳定运营是它们共同的根本目标。
其次，在监管对象上，微观审慎监管关注具体金融机构的风险暴露情况；宏观审慎监管关注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性以及个别金融体系内的大型系统重要性机构，而不过分关注其余单个机构是否稳健。随着现代金融市场的发展，一些非银行体系的出现产生了系统性风险，也成为宏观审慎监管的关注对象。
最后，在监管方式上，微观审慎监管自下而上实现监管，依赖于资本要求和会计准则，它关注单个机构的稳定性，然后将其汇总；而宏观审慎监管的运行机制更为复杂，包括监管和监测两部分，“监管”自上而下实现，使用的工具是部分或全部微观审慎工具之和，通过建立一个宏观审慎框架来减小系统的整体稳定性受到威胁，但不保证个体金融机构不发生危机，“监测”则侧重市场数据的搜集和分析、压力测试和预警系统等等。可见，宏观审慎监管在监管方式上对微观审慎监管做了有益补充，其监管工具也是互相交叉渗透的，但二者仍需要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监管手段。
二、金融宏观审慎监管实施的必要性及其挑战
（一）宏观审慎监管实施的必要性分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金融监管缺陷是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质疑，金融监管缺陷主要包括微观审慎监管偏差和宏观审慎监管缺位。作为全球最先进和完善的金融系统，美国、英国和欧元区的监管体系在这次危机中没有很好地发挥监管的职能作用凸显了传统微观审慎监管方式的不足。其问题在于：
1.片面重视微观审慎监管。过去历次金融危机都显示出宏观审慎监管缺位的问题。如今，各国和国际监管当局已经普遍认识和体会到破坏力巨大的系统性风险隐匿在原有的微观审慎框架之下，微观审慎机构难以识别此类风险，更无法防范此类风险跨机构和跨行业蔓延，而宏观审慎监管则能够弥补微观审慎的监管盲点。因此，宏观审慎监管成为各国加强金融监管力度、完善金融监管框架手段的不二选择。
2.微观审慎监管对顺周期性无能为力。在资本约束之下的信贷行为、宏观经济因素和宏观政策对违约概率的影响等等，都会引起金融机构、监管当局和政策制定者得顺周期性为。从单个机构的角度看，监管者只能看到个体是够稳健经营，却看不到系统内各个机构之间顺周期性为可能会带来的风险。顺周期对系统性风险有聚集和扩大的作用，而微观审慎监管对此是无法识别和控制的。只有在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之下，通过对能体现系统内存在不稳定因素的指标监控，才能对顺周期性实现有效的预警和监控。
3.微观审慎监管无法有效监管对市场流动性。流动性常常是与市场预期和参与者的信心联系在一起的。传统的监管当中以银行的资产决定银行的流动性，没有与市场预期和参与者信心等因素挂钩。如果单从个体机构的资产比率和贷款比率，难以发现流动性风险。这就显示出宏观审慎监管的重要作用和必要性。
（二）金融宏观审慎政策实施面临的挑战
实行宏观审慎政策需要构建有效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这是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国际金融监管界达成的共识，也是金融监管改革的主要内容。宏观审慎监管提供了监测和处理金融风险的总体框架，它能够从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更为准确地检测金融系统性风险，减少系统性风险的生成、积累以及最终以危机的形式爆发所产生的溢出效应。
但与此同时，单纯地强调宏观审慎监管的而忽视微观审慎监管存在以下挑战：
1.高成本。主流的宏观审慎监管思路提出的开发宏观审慎监管工具、构建宏观审慎监管新框架以及新框架下政策的协调配合，这些都会大大增加个体金融机构和监管当局的监管成本。严格的监管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个体部门的经济活动，使经济复苏脚步放慢。
2.技术障碍。宏观审慎监管的核心问题在于引入对系统性风险的考虑。首先，系统性风险是一个关乎金融机构之间的相关性和金融体系与宏观经济的作用机制的问题，复杂而庞大，对系统性风险的识别和计量是一大挑战。其次，目前对于系统性风险的估计基本上基于市场数据，这些数据本身就自然具有亲周期性，这些数据尽管可以为解决空间维度的问题提供依据，却会带来时间维度的亲周期问题，因此，数据的可得性也是一大难题。
3.与宏观政策协调问题。宏观审慎监管的目标是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而目前监管部门的主要职能更多的是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二者存在一定冲突，协调二者需要在机构设置上有所改变，可能需要设置新的机构或者在原有机构内设立新部门，以加强信息交流和沟通。此外，宏观审慎政策的实行涉及包括监管部门、中央银行、会计准则制定部门和税收部门等众多部门，各部门有各自的主要目标，如何为这些部门分配职责，实现跨机构跨部门的协调配合是实现宏观审慎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强化协调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建议
不论是微观审慎监管还是宏观审慎监管，单单采取其中任何一种都有失偏颇。既然微观审慎监管重点关注个体风险，而宏观审慎监管的核心是系统性风险，那么如何协调微观审慎监管和宏观审慎监管的关键在于采取何种措施兼顾个体风险和系统性风险。宏观与微观审慎监管的协调配合，可以达到相互促进，增进彼此的监管效果。
（一）基于微观监管层面的协调：重点完善个体金融机构的评估体系
1.调整微观审慎监管指标。在危急中，传统金融监管思路暴露出来的问题不仅出现在宏观审慎监管的缺失，微观审慎监管本身也存在问题，这些问题需要克服，而不是一味寻求宏观审慎方面的突破。微观审慎监管通过一些硬性指标来识别和判断金融机构的风险暴露状况，这是一切金融监管活动开展的基础,但在金融市场自由化的形势下，使用原有的各项指标和标准已经不能实现有效的监管，因此需要对微观审慎监管指标做出调整。比如各项指标的设定是否适应当前的市场对金融机构的要求，单纯依靠8%的资本充足率能否有效地覆盖风险暴露，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能力水平可否被引入作为考量其风险承担能力的指标以及如何引入等等。资本充足率仍是最为重要的微观审慎性工具。
2.引入宏观审慎监管指标。完善个体金融机构状况主要属于微观审慎监管范畴。金融机构的单体指标会随着宏观经济的状况得到正反馈或负反馈，但由于单体指标的有十分明显的亲周期性，由此采取的措施可能会进一步扩大系统性风险，因此，从宏观审慎监管角度评价单体金融机构状况变得十分必要。从宏观审慎监管角度评估系统性风险，就是要同时考虑正反馈和负反馈两方面因素，从逆周期的角度通过金融个体机构状况指标对系统性风险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及时的调节，尤其是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状况。关注重点包括资本充足率、杠杆比率、贷款损失准备率、不良贷款率和客户信用评级分布等。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的监管对象不一致但也并不矛盾，正因为它们的监管目标一个在个体一个在整体，某种程度上可以更好地补充配合，以达到最佳的监管目的。
3.评估金融系统联结性。金融系统的联结性对系统性风险的产生和传播有重要作用。传统的微观审慎监管正因为过分强调注意力放在个体机构上而忽视个体机构之间的联结性，为系统性风险的最终爆发创造力有利条件。因此，在掌握单个机构的状况评估的基础上，还需要重点关注金融系统的联结性评估。金融系统联结性评估需要把握几个方面。一是评估一个金融机构发生风险的外部性，即会给其他金融机构带来的影响。二是评估各金融机构共同的风险因素。三是分析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研究金融机构被卷入危机的可能性。四是研究单个金融机构由于直接或间接关联原因而违约的可能性。
（二）基于宏观监管层面的协调：重点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监管框架
1.健全审慎监管法制建设，设立专门的宏观审慎监管部门。法律应该明确对宏观审慎监管的权力和职责。在我国，对于金融监管的法律法规仍侧重于微观审慎监管。《人民银行法》规定人民银行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主要明确人民银行在微观审慎监管领域的职责。《商业银行法》、《证券法》和《保险法》主要目的在于规范市场交易行为，保护消费者利益。这些法律是确立我国“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模式的基础，但是在新形势下，需要进一步健全审慎监管相关的法律法规，为金融监管改革提供法律基础。有必要以法律形式设立专门的宏观审慎监管部门，明细部门的职责。
2.扩大监管范围，限制个体风险和系统风险在单个机构之间的转移。出于微观审慎角度，银行体系中存在着转移风险的动机。这一动机的后果是，单个金融机构行为具有趋同性，风险只被转移而不被平息，由金融系统和社会承担风险成本，诱发系统性危机。解决该问题的关键在于将金融审慎监管的范围扩大，把游离在传统审慎监管之外的影子银行系统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纳入监管范围，金融机构行为的溢出成本内部化，消除转移风险的动机。这对风险监管指标、会计准则都会有一系列新的要求和改变，需要积极关注国际会计准则的最新进展。
3.实施动态资本要求和动态拨备制度。对于宏观审慎的资本要求的建议，主要分为一般准备和专项准备。一般准备具有逆周期性，采用反周期乘数，这个乘数根据宏观经济状况来确定，与信贷增长和杠杆、资产与负债的期限错配有关，对新协议基础的最低资本要求进行调整。另外，经济过热往往起源于个别部门，逆周期的资本要求还应该对这些特定部门进行设定，调整特定部门特定资产的风险权重，提高这些部门的信贷边际成本。专项准备具有亲周期性，根据已经出现损失迹象的资产进行提取，具有动态拨备的特点。这样，一般准备和专项准备之和为总拨备，这部分拨备既可以作为监管资本的一部分也可以独立于监管资本。根据《巴赛尔协议III》，增加了防护缓冲资本和反周期准备资本的要求。在此之外，可以尝试新增一个宏观审慎资本要求，以覆盖系统性金融风险。
4.完善流动性监管。流动性风险监管包含微观审慎和宏观审慎两个层次。微观层次上控制单个机构的流动性风险，需要分析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与负债期限的错配期；宏观层次上避免资本市场的流动性危机，要关注资本流动的数量和方向，监控国内和国际的金融市场状况。有必要在国际范围建立起统一的流动性监管框架，对金融机构的流动性风险管理提出具体的要求，保证商业银行持有足够的甚至更多的流动性高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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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和宏观的区别范文第5篇
>> 产业投资基金与产业结构调整： 机理与路径 CFO与产业结构调整 产业结构调整中的金融投资机理 浅谈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投资机理 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的路径选择 产业集群与区域产业结构调整 产业结构调整与主导产业选择 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政策 论投资制度变异与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失效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调整关系的实证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与河北省产业结构调整 外商直接投资、知识产权保护与出口产业结构调整 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FDI与省域产业结构调整 产业结构调整与就业演变 农民增收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资源配置效率与产业结构调整 河北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措施 产业结构调整与“十二五”机遇 制度环境、FDI与产业结构调整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2014年12月3日。，因此，产业投资基金通过对中小企业进行金融支持实现了劳动力吸纳。
企业既是微观效应的作用主体，也是承载投资与劳动力的重要载体。企业层面获利能力的提升和技术对生产转型的推动，拓宽了资本的生产性投资渠道，并借由产业的发展提升了社会劳动力吸纳能力，实现就业增长，由此，产业投资基金微观层面的效应通过集聚传导至宏观层面。在宏观层面借由资本积累效应和就业效应，产业投资基金的投资行为提升了资本和劳动力这两类基础生产要素在产业间的配置效率，有助于实现产业结构调整。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4：产业投资基金的发展在宏观层面有正效应。
H4a：产业投资基金的发展对资本积累有正效应。
H4b：产业投资基金的发展对就业有正效应。
H5：产业投资基金的微观效应对宏观效应有正影响。
H6：产业投资基金的宏观效应对产业结构调整有正效应。
据此，可初步设定研究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二、 影响路径的实证研究
（一） 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
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是一种综合运用多元回归分析、路径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方法的统计分析工具，能够测量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致力于研究与某一群组相适配的路径模型图，可以帮助我们在复杂的多变量数据间检验假设路径的正确性，研究产业投资基金是否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如何通过微观效应和宏观效应的传导作用影响产业结构调整。本文选用SPSS Amos 220软件完成统计分析。
结构方程模型的路径图中包含了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两类模型；两类模型涉及三类变量：潜在变量、测量变量和误差变量。测量模型描述了测量变量和潜在变量相互间的关系，表明一个潜在变量是由哪些测量变量来度量的，本文中使用不同变量分别描述产业投资基金、微观效应、宏观效应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故有四组测量模型。结构模型显示了潜在变量相互间的关系，本文研究产业投资基金、微观效应、宏观效应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内在关联的过程，即为结构模型。
（二） 变量界定与数据来源
鉴于中国产业投资基金统计资料较为有限，为扩大样本容量，本文选取中国省际产业投资基金数据。中国权威的PE/VC行业研究《中国创业投资及私募股权投资市场统计分析报告》资料来源：投中集团， 2014年1月5日，http：//.cn/， 2014年12月5日。从2010年开始增加投资地区分析，从中可获得2010年开始的分省市的投资规模数据，因此本文研究样本区间为2010―2012年。由于产业投资基金包括VC、PE两种形式，本文分别设置VC群组和PE群组进行研究，以控制产业投资基金形式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最终获得数据完整的VC群组和PE群组的样本数量分别为63和61。产业投资基金的测量变量选择案例数量和投资金额，来自投中集团（China Venture）2010―2012年《中国创业投资及私募股权投资市场统计分析报告》披露的各省市数据；产业结构调整的测量变量选择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宏观效应的测量变量选择资本积累效应和就业效应，原始数据来自2011―2013年历年各省市统计年鉴；微观效应的测量变量选择价值创造效应和研发投入效应，来自2011―2013年国家统计局和科学技术部编的《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2013年版）中披露的各省市数据。
（三） 实证检验
参照理论机理，设计结构方程模型初始路径图如图2所示。图中椭圆形内为潜在变量，矩形内为测量变量，圆形内为误差变量。为设定分析结果的测度比例，图中部分路径系数被固定为1。系数a1、a2、a3、a4为测量系数，同时初始路径图设置了6条假设路径，分别是产业投资基金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促进作用（结构系数b1，检验假设1），产业投资基金对微观效应的影响（结构系数b2，检验假设2），微观效应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结构系数b3，检验假设3），产业投资基金对宏观效应的影响（结构系数b4，检验假设4），微观效应对宏观效应的影响（结构系数b5，检验假设5），宏观效应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结构系数b6，检验假设6）。
从研究目的出发，本文设置无限制参数模型A和结构系数相等模型B。模型A用于检验理论模型对样本的适配性，是结构方程的预设模型；模型B假设VC群组和PE群组的结构系数相等，用于检验VC群组和PE群组在作用机制上是否存在路径系数的差别。
结果显示，模型A、B均可收敛辨识。考虑到模型A未设定任何参数限制，是研究的初始模型，本文以该模型为基础进行模型修正。模型拟合度方面，模型A的卡方值为81177，卡方值自由度比值为2899，小于3，尚可接受。但另两项重要的绝对适配指数并不理想，其中RMSEA为0125，理想值应低于008；GFI为0875，理想值应高于09，这表明模型A需要进一步修正以提高适配性。
结构方程模型修正可通过参考修正指标（modification indices），即根据系统提示，有选择地在测量误差变量间设定共变关系，从而释放测量误差项。根据系统提示，在测量误差变量e2和e3、e5和e8间建立关系，从而减少模型的卡方值，提升模型拟合度。模型A中VC群组和PE群组修正后的运行结果详见图3和图4。
假设检验方面，由表4可知，产业投资基金对产业结构调整在5%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产业投资基金对微观效应、微观效应对产业结构调整、产业投资基金对宏观效应、微观效应对宏观效应均在1%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验证了前文提出的假设1、2、3、4、5。由表5可知，产业投资基金、微观效应、宏观效应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各测量指标均通过了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需要说明的是，产业结构调整中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测量系数为负，这是因为文中将产业结构高级化测量系数设定为参照值，而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越高，指标值越小，与高级化指标测量值变动相反，故这一指标为负与预期相符。因此，研究验证了子假设2a、2b和4b。对于产业投资基金是否并如何影响产业结构调整，首先，实证结果肯定了产业投资基金是政府推动现代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有效手段。其次，在传导机制层面，实证研究支持了产业投资基金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微观效应的传导路径。产业投资基金的发展对价值创造和研发投入这两项微观效应存在正影响，同时微观效应对产业结构调整产生正影响。这表明产业投资基金的发展在微观层面通过投资目标选择为各产业甄选出新兴力量，并通过提供增值服务和对技术研发的资金支持，提升企业的内在价值。微观层面企业的盈利能力提升、技术引导生产经营转型后，再传递至产业层面，实现新产业的企业集群和上下游产业链的布局，最终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在宏观层面，产业投资基金对就业效应有正向影响，表明产业投资基金能够带动劳动力向更高生产率产业部门移动，实现就业增长。
宏观效应的资本积累效应为负，与预期相反；产业投资基金的宏观效应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研究不支持假设4a和假设6。资本积累效应为负，表明产业投资基金的投资方向并不趋同于经济总体的资本流向，这可能是由目前我国产业投资基金主要流向非投资驱动地区所致。产业投资基金的宏观效应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意味着产业投资基金通过宏观效应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推动作用仍未完全释放。这可能由于从资金规模上而言，目前我国各地区产业投资基金仅仅占社会融资总量的极小比例，且这一市场本身尚处于摸索发展阶段，因此，其集结社会闲散资金用于生产性投资的能力有待商榷，通过有效配置资本与就业两种生产要素进而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宏观传导机制尚不能完全发挥作用。
三、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研究旨在探讨产业投资基金是否及如何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理论机理部分将产业投资基金的微观效应和宏观效应纳入整体的研究框架，设计出产业投资基金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促进作用的具体传导路径，在微观层面通过企业价值创造和研发投入效应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在宏观层面通过资本累积和就业增长效应传递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同时微观层面的效应可以传递至宏观，进而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实证研究部分选取2010―2012年我国省际产业投资基金数据，采用多群组潜在变量路径分析产业投资基金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路径和作用效果。实证结果表明：首先，我国产业投资基金的发展对产业结构调整已发挥促进作用；其次，产业投资基金通过微观效应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传导路径被证实，产业投资基金的发展对价值创造和研发投入这两项微观效应有正影响，并借由微观效应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最后，产业投资基金宏观效应的传导路径不显著，产业投资基金虽然在宏观层面上对就业增长有正影响，但通过宏观效应这一传导路径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功能尚未实现。
结合本文理论机理与实证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引导产业投资基金行业有序健康发展。为更好地发挥产业投资基金带动实体经济发展的正面效益，行业规范发展、基金良性运作是一个必要前提。建议政策引导产业投资基金充分发挥专家管理型资本的投资优势，审慎选择投资目标，为受资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和增值服务，重视企业研发投入，为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奠定基础，形成技术驱动的企业发展方向，通过微观层面实现社会财富累积和资本有效配置，进而推动产业结构调整。
第二，构建多层次的产业投资基金退出渠道。建议政策引导通过扩容新三板，分散A股IPO退出的存量压力，发展与深化并购重组退出，以畅通产业投资基金的退出渠道，加速资金周转投向更多有潜质的企业。同时提高行业后续的募资和投资者的市场信心，通过产业投资基金投资总量和资金使用效率的提升，双重推动产业投资基金宏观效应的释放。
第三，平衡地区间产业投资基金的发展步伐。中西部地区肩负着更为严峻的产业结构调整的历史使命且具有更多的调整空间，产业投资基金在这些地区的发展却较为缓慢。应通过发挥中西部政府引导基金的杠杆效应和优化行政程序，引导产业投资基金投向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强化产业投资基金对资本和就业这两种生产要素的配置功能，以通过宏观层面的传导机制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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