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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理论范文精选

微观经济理论

微观经济理论范文第1篇

目前在国内的经济学教学和经济研究工作中,学习和使用西方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已经成为风气。这为我们研究实际经济问题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分析工具,对于提高我国经济学界的学术水平也很有好处。但是在这样一股持续性的学习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潮流中,也夹杂着一种有害的偏向,那就是把主流微观经济理论中的各种理论原理都当成了可以简单地使用于一切环境之下的信条,许多人已经把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视为不容质疑的新正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有必要清楚地认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缺陷,以免受误导而错误地滥用这些理论。

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性质和用途

谈到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缺陷,实际上就是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究竟能从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中学到什么。

要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要明白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不能教给我们什么,还要明白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在什么范围内可以是正确的。搞清了这些问题,就等于搞清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性质和用途。

中国的经济学人常常是急功近利的,许多人都想在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中找到有关最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的结论。由于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都是外国人阐发的,这样一种追求等于认定,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教给了我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是最优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可是在实际上,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不能告诉我们这样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我在《混乱的经济学》一书中已经详尽地说明,这样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是不存在的(左大培,2002,特别是第五章和第二章)。而精通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大师们自己也清楚,他们的理论绝不能论证诸如“在任何地方都应当实行自由交易的市场经济”之类的“政策指南”的正确性,因为微观经济学的标准教科书都承认,在存在着外部性和公共物品的地方,自由交易的市场经济很可能是低效率的。

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也不能告诉我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普遍适用的“经济规律”。恰恰是当代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本身的分析说明了它的每一条理论原理的局限性,说明了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理论,因为当代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每一条原理都是在一系列严格界定的前提下论证出来的。谁都知道,“价格上升供给就会增加”之类的规律,只有在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中才能成立。萨缪尔逊曾经说,经济学中真正到处都成立的是比较优势规律。可是英国在18世纪的棉布贸易问题上就没有遵循比较优势规律——按照这个规律,英国本来不应当生产棉布,而应当从印度进口棉布。违反了这个规律的英国不但发动了产业革命,而且上升成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左大培,2002,第七章)。

那么,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到底在什么范围内还可以是正确的?回答是:到处都正确,又到处都不正确。

这里的关键在于,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向我们提供的任何可靠的东西,都只不过是一些“模型”,是在这些模型内部存在的必然的条件联系。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用这些模型告诉我们,在哪一套假设的前提(“条件”)下,会出现什么样的经济后果,这些经济后果都是人的经济行为的产物。条件与经济后果之间的联系有着逻辑上的必然性,这种逻辑必然性产生于从假设条件出发所作的演绎推理。

自经济学这门学科在西方产生以来,经济学家们就对这门学科的性质和研究方法进行了无尽无休的讨论。这种讨论伴随着经济理论本身的研究进程,导致了经济学的主流、特别是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越来越走上依据给定前提进行演绎推理的道路。20世纪30年代的一些经济学中的思想家,如米塞斯和罗宾斯等人,恰当地总结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性质,强调经济学的重要原理都是从假设中演绎出来的。只不过这一代的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者还充满了自信,坚持说作为演绎前提的那些假设都是不可质疑的公理,它们来自于人们内心的自省。根据这种康德先验论式的观点,米塞斯甚至称经济学的理论原理为“先验的理论”或“先验的定理”(Mises,1976)。而他和罗宾斯那一代人所讨论的“经济理论原理”,其实就是当代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

对于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在方法论上的演变和发展,国内学者如胡乐明等人近年来也曾作过系统的论述(程恩富、胡乐明,2002,中篇)。

当代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家已经没有了米塞斯那一代人的自信。他们虽然将从前提中进行演绎推理的分析方法发挥到极致,使其更加严格和系统化,却不再坚持演绎的前提是内省而来的不证自明的公理。当代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性质更象米塞斯的同时代人、德国经济学家瓦尔特·欧肯所定义的“理论”:它包含着对可能的条件状况之间的必然联系的一般适用的陈述。在欧肯看来,理论就象力学上的自由落体定律那样,必须是必然的、假设性的;所谓假设性,是指理论只包括假言判断,具有“如果……,那么……”的陈述形式:“如果某物体自由下落,那么其降落速度必定为V=g·t”(Eucken,1954,S.29-30)。

明白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这种性质,我们就可以断定它在哪里正确,在哪里不正确:在实际情况正好合乎假定的条件的地方,相应的经济理论必定是正确的;在实际情况不合乎假定条件的地方,从这种前提条件推导出来的理论常常是不“正确”的——更严格地说,是不适用的、没有现实意义的。

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致命弱点,主要还不在于它的理论结论受预设的假设条件(演绎的前提)限制,而在于它的这些演绎前提往往是极其脱离现实实际的。用前边欧肯所说的自由落体定律为例:只有当一个物体真是在“自由降落”时,它的下降速度才是V=g·t。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物体完全自由下降的情况是很难见到的——空气的阻力就会降低物体的降落速度,而如果物体是在水中下降,则自由落体定律对说明它的降落速度几乎就没有什么用。而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所预设的假定条件,比自由落体定律的假设前提离现实要远得多。

当今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一直有一个非常统一的研究范式,这就是分析个体最优化决策下的供求均衡。为了在其分析中贯彻这一研究范式,它必须在对每一个理论原理的论证中、在每一个“模型”中都假设完全的理性、给定的企业可使用技术、给定的个人偏好,甚至假定每个人都知道并愿意实施那唯一的均衡行为。在至今为止最受偏爱的理论模型中,还附加了诸如完全信息、未来确定、不同企业有完全相同的技术和潜能等假设。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描述的其实是在这样一组给定的抽象条件下的理想状态,这是它的一切弱点的主要来源。

认真的观察和思考会告诉我们,上述那些假设条件几乎处处都不合乎实际情况,这就使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到处都丧失解释力。正是由于意识到了这些不合实际的假设妨碍了自己的解释能力,主流的微观经济学家们近年来自己在作出种种努力以放弃某些脱离实际的假设。这就出现了有关不完全信息和不确定条件下的理性经济行为的研究。甚至对完全理性这样的假设前提,也出现了修改它的努力。这就导致了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研究,这种研究最近还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尽管如此,微观经济学的主流仍然沉浸在我们前边所说的那一套不合乎实际的假设中,它的理论原理几乎全都是根据这一套假设前提推导出来的。

多年以来,笔者都是主流微观经济学的一个诚实的研究者。我承认主流的微观经济学也是一门科学,承认主流微观经济学对真理的要求权,只不过我总要附加一句:它只在它假设的那些条件的范围内,也就是在一个脱离实际的幻想的范围内,是确凿无误的真理;而在现实世界中,滥用它的理论原理往往会导致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的大萧条和90年代东欧国家的贫困化那样的经济灾难。

脱离实际的假设前提

既然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分析前提往往是不符合实际的,从这样的前提推导出来的理论原理就不可能完全正确地解释实际的经济生活。我在研究许多实际经济问题时都碰到了这样的问题:为了恰当地说明实际经济生活中的许多现象,我不得不在分析中提出与主流微观经济学不同的假定前提条件,这些前提条件更合乎实际,而根据它们得出的结论却与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原理相冲突。根据这样的分析,我们会看到一个与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所描绘的不同的世界。我之所以这样作,不是为了出语惊人,而是这样的分析所得出的是一个更接近实际的世界。

但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拥护者却对他们的不合乎实际的理论分析前提泰然处之。在他们看来,分析前提的脱离实际并不是一种理论的重大缺点。早在20世纪50年代,弗里德曼就在一篇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论文中以一种工具主义的说法来为不合乎现实的假设前提辩护。在他看来,经济学的假设从来就不现实,理论的有效性与假设的现实性无关;理论的有效性应由其对所解释的现象的预测能力来判断。

我们可以用使弗里德曼赢得了声誉的有关菲利普斯曲线的争论来解释弗里德曼的论点:在弗里德曼看来,一个理论是否有效,取决于它能否根据现在的信息正确地预测菲利普斯曲线未来的行为(诸如在多高的名义工资增长率下会出现多高的失业率),而不取决于它的假设是否合乎现实的实际。按照这种说法,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假设前提不合乎实际似乎就有了充足的理由。

由此就产生了为主流微观经济理论辩护的种种说法。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很大一部分主要原理是关于个体的最优化行为的。为了在给定的环境下实现这种最优化,需要进行复杂而困难的计算。现实当中的普通人当然不可能进行这样的计算,而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却宣称它说明的正是这些普通人的行为。这当然使它受到了不合乎实际的指责。但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拥护者们却辩解说,鸟儿并不懂得空气动力学,但是它的飞行却完全合乎空气动力学的原理;现实中的个人虽然不会进行最优化的数学计算,但是他们的经济行为却“似乎就象(asif)”他们懂得并按最优化计算行事一样。这样,只要人们的行为与理论原理的结论一样,我们就可以把现实的状况视为“似乎就象”理论上的假设前提所说的那样,从而不必再顾虑理论分析的前提不合乎实际。

初听起来这些辩解似乎很有道理。不过,这些辩解要想成立,就必须满足一个很严格的条件:个人的经济行为、他对外界环境的反应必须真象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所预言的那样;至少整个经济生活中各个方面现象之间的关联必须真的符合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预言,否则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不可能有足够的预测能力。而这个条件在不现实的假设之下是很难得到满足的。不合乎实际的假设所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它使整个经济生活中各方面现象之间的关联不可能完全合乎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预言,而且理论预言和现象关联之间的这种不相吻合很可能就发生在我们的研究所关注的问题上。

还以弗里德曼有关菲利普斯曲线的论述为例。弗里德曼为人称道的主要功绩之一,是推翻了原始的菲利普斯曲线中的失业率与名义工资增长率之间的替换关系,论证了长期中不存在这种关系。一般人注意的都是,弗里德曼强调工人计较的是实际工资,强调预期的作用,强调预期的通货膨胀率最终必须随实际通货膨胀率而调整。但是实际上,弗里德曼在论证长期中不存在失业率与名义工资增长率之间的替换关系时,还假设了劳动市场的一种特殊运行状况,而这种运行状况绝不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所认定的均衡的劳动市场。

市场供求均衡不仅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分析的核心问题,也不仅是它的研究范式,而且实际上是它看待整个经济生活的基本假设。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几乎每个模型其实都暗中假定每个经济当事人都知道并愿意实施那唯一的均衡行为。而对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这一均衡理念的最大挑战就是劳动市场上的大量失业:大量失业的存在、特别是失业率的显著波动证明了劳动市场没有处于均衡状态。而原始菲利普斯曲线所描述的失业率与名义工资增长率之间的替换关系,实际上是以劳动市场不均衡为前提条件的。

尽管弗里德曼认为长期中不存在失业率与名义工资增长率之间的替换关系,但是他并不否认短期中这种替换关系的存在。这样,他实际上就承认了劳动市场经常处于不均衡之下。不过,弗里德曼坚信长期中任何市场都会均衡。为了使劳动市场上始终存在的大量失业与均衡概念相容,他提出了“自然失业率”概念,把它定义为劳动市场均衡状态下的失业率,并利用这个概念来否认长期中失业率与名义工资增长率之间的替换关系。可是尽管如此,在论证长期持续的通货膨胀会使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向上移动时,他使用的论据却是:预期通货膨胀加速会使工人在工资谈判中要求名义工资加速上升,从而使名义工资上升速度加快。严格的数量化分析会证明,在这里,弗里德曼实际上假定了劳动市场上的名义工资是由供给方决定的,而不是由供求均衡的工资水平决定的,这样决定的工资才能容许失业率的波动。这也就是说,弗里德曼之所以能对短期和长期菲利普斯曲线之间的关系作出正确的预言,靠的是使用合乎实际的非均衡劳动市场模型,而不是使用不合乎实际的均衡劳动市场模型。

弗里德曼关于就业和产量波动的思想以后又经过了两论的发展,一代是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另一代则是所谓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这两代经济理论对就业和产量波动的解释很不同:理性预期学派把它归结于预期通货膨胀率和实际通货膨胀率之间差别的变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则把它归因于技术和实际财政开支等“实际”因素的冲击。但是这两代经济波动理论都在同一点上完全回归到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上:它们都坚持“市场出清”的理论模型,把劳动市场看作始终是供求均衡的,从而名义工资总是会使劳动供给等于其需求。

不管理性预期学派和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在解释产量和就业的波动上取得了多大的成就,它们的理论模型在对现实的解释力上都有一个根本的缺陷:它们不能解释失业特别是失业率的波动。它们解释的只是劳动供给和就业的波动,至多解释的是实际劳动投入的波动;但是这显然不能与失业和失业率的波动划等号,失业率的上升既可能与劳动供给增加同时发生,也可能与就业的增加同时发生。而且在这两种模型所假设的那种均衡的劳动市场下,失业、至少是失业率应当不会发生明显的波动。这样,这两种解释产量和就业波动的模型并不能解释失业的波动。而在解释和预测能力上的这种根本缺陷,显然是由于这两种模型预先作了劳动市场始终是供求均衡的这种不合乎实际的假设。

理性预期学派和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在解释失业率波动上的无用性是一个最明白无误的证明,说明严重违反实际的假设会破坏理论的预测能力,脱离实际的假设不可能产生一个有完美预测能力的理论。

其实弗里德曼以预测能力来衡量理论有效性的标准也完全可以拿来为中医的理论辩护:中医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的理论范式虽然对人体作了不合乎实际的假设,但是只要它有足够的预测能力,就应当把它视为一个有效的理论。但是实际上,中医的阴阳五行理论由于对人体的性质作了不合乎实际的假设,它就不可能对人类的健康和疾病状况作足够有效的预测。

主流理论的预言与实际状况的差距

我们可以从演绎前提如何脱离实际上来说明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预言为什么与现实的状况之间有那么大的差距。

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基本研究范式是分析个体最优化决策下的供求均衡。要使这种理论分析合乎经济生活中的实际,现实生活中的人就不仅必须具有完全的理性—完全的计算能力,而且必须知道并愿意实施那唯一的均衡策略,并且他必须预期到别人也是这样。

不仅如此,这种个体最优化决策下的供求均衡分析要想得出确定的结论,还必须假设个人的偏好和企业可以使用的技术对于人们的经济行为来说是外生给定的。本来许多有见识的经济学家早已指出了个人的偏好会如何受他人消费、受市场状况影响,这表现在以流行的消费为好的“随大流效应”、以与众不同为好的“snobeffect”、以消费高价物品为幸福的“凡勃伦效应”等等。但是如果这些效应很严重,个人的偏好和市场的需求函数就难以确定,以个人满足最大化为基础的静态均衡要么可能不存在,要么可能极难认定和达到。这就使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不能不几乎完全漠视个人偏好之间的相互影响、个人效用之间的互动以致情绪上的相互影响等等,从而也就不能不漠视当代经济中的许多重大特点——通过广告来影响销售、市场上和社会中的情绪因素对股市的作用等等。

同样的考虑还导致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在生产上假定了外生于经济行为的生产技术可能性—生产函数,从而忽视进入和退出一个行业的实质成本——学习效应一类的东西。学习效应指出生产的效率随历史上累积产量的增加而提高,但是累积产量的增加也会使生产效率提高的速度递减。这种学习效应其实时时处处都存在,它表明新的生产者往往有提高生产效率的最大潜力。但是学习效应给静态均衡分析带来了巨大的难题:由于学习效应的作用,生产率和生产函数受生产行为本身影响,而在主流的静态均衡分析中,生产行为本来是在生产函数制约下的企业最优决策的产物。这样,由于学习效应的作用,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所偏爱的那种唯一的静态均衡几乎是无法存在也无法找到的,未来的均衡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之前的动态演化路径。正因为如此,主流的微观经济分析在其理论模型中几乎从来就不给学习效应一类的东西留下任何空间。

正是这种生产函数上的非现实假设严重损害了主流经济学的解释力。按照主流的国际贸易理论,能够按照比较优势安排进出口结构的国家应当经济效率最高,而这里所说的比较优势,是按照当下给定的生产效率来确定的。根据这样的假设,主流的国际贸易理论证明了完全的自由贸易能使一国达到最高的经济效率。但是一旦考虑到学习效应,考虑到学习效应会使一国通过生产现在生产效率相对较低的产品而很快提高其生产效率,保护关税等促进幼稚产业发展的保护主义措施就可能有利于提高一国的经济效率。这已被历史的事实所证实:当今的那些大的发达国家在其制造业严重落后于其它国家时都靠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发展幼稚产业,这方面19世纪的美国更是一个典型(左大培,2002,第7章)。以主流微观经济分析为基础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无法说明美国的崛起,这是不现实的假设导致理论丧失解释力和预测力的又一个证明。

实际上,给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带来最大伤害的不现实的假设还不是这些。假定一切人都遵守自愿交易的市场规则、起码是遵守法律,假定经济当事人都具有完全的理性,才对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解释力造成了最大的损害。

现实当中的人往往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包括不那么合乎自愿交易的市场规则、甚至不那么合乎法律的作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本是人人都能看到的市场现象。据说洛克菲勒早年曾指使人使用炸药包来对付不听自己话的竞争者;就是在今日美国的“法制社会”中,公司之间的经济斗争也往往采取不那么依靠市场的办法:有的公司从别的公司挖人以夺走其采购和销售网络,别的公司则以诉诸法庭作为回敬;你以捆绑销售来垄断市场,我则以反垄断诉讼来打击你。但是在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中几乎看不到对这些现象的分析。其结果是当前苏联在还没有建立市场经济秩序的条件下搬用美国的经济政策时,繁盛的黑手党活动使整个经济陷入一团混乱。对此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几乎作不出什么象样的预测。

由于不能容许出现不合市场交换规则的行为,而且由于只注意交换下的市场均衡,并且实际上把平等的交换当成必定均衡的,市场经济中最普通的现象——资本雇佣劳动、资本在企业中统治劳动竟成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一直解释不了的尖端难题。其实资本雇佣劳动本身就是对可能违反市场交易规则的作法的一种事前防范,它只有在普遍存在故意违约的可能性的环境下才可以理解。

完全理性的假定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最重要的分析前提。但是在数量化的分析中,完全的理性相当于完全的计算能力,而现实生活中的人不可能具有这种能力。在现实生活中,计算的能力和精力是一种稀缺的资源,甚至可能是人类社会中最宝贵的资源。可是在完全理性的假设下,计算能力上的资源稀缺性根本就不存在。于是人人的行为都被描写成在预见力上超过了未卦先知的诸葛亮。

在这种假定之下发展起来的经典博弈论,典型地暴露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思维方式:它描述的博弈就象是这样一盘棋——下棋的双方都永远不会犯任何错误,每一步都实施的是最优策略。而在实际上,任何懂得棋艺的人都会说,这样的一盘最优对弈的棋可能至今也没有下出来。现实中的对弈者不可能每一步都走得最优,这决定了每一盘棋都与完全理性的棋局有相当的差距。

仔细的观察会告诉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人往往连自己的钱是如何花出去的都不能完全说清。用微观经济学的语言说,他们常常并不很清楚自己的“预算约束”到底在哪。在这种情况下,连在消费行为上使用完全理性假设都会将理论分析导入歧途。

与完全理性假定相联系的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通常假定了同质的企业,甚至假定经济当事人也都是同质的。由于假定了企业都是同质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在论证一种处于完全竞争市场上的产品的供给曲线时,只能以单个企业的边际成本曲线来说明这种供给曲线为何向上倾斜。其实熟悉市场情况的人都知道,价格高时供给量之所以大,往往是因为一种产品价格高时许多效率较低、成本较高的企业也进入该产品的生产,而价格低时这些企业退出该产品生产又导致其供给下降。而由于假定了当事人的同质性,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竟不能指出许多人在一起工作的企业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样的企业可以通过有在市场中经营的才能的人与没有这种才能的人之间的分工而优化资源配置。

同质企业的假设使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对实际的市场经济中最不令人愉快的一面完全闭口不谈: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往往是优势的企业、优势的人挤垮劣势的企业、劣势的人。这种同质企业的假设还使经济理论家们对有市场竞争优势的外资企业进入本国丧失了警觉,以致以漠不关心的态度客观上助长了外资企业垄断中国经济的行为。

显然,如果现实中的人都象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假设的那样具有完全理性并且遵守市场交易规则,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和个人破产将会少得多,企业和个人的亏损和财产损失将会消失。在竞争中被排挤出局的人,不过是其财富的回报少了一点,而一般不会血本无归。但是我们在现实的市场经济运行中看到的,往往是企业和个人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是企业的破产和巨额亏损,是个人财产的巨大损失。在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中看不到这些现象,是因为这种理论假设了不合乎实际的前提,漠视了个人理性的不完全、人们在理性程度上的巨大差别和现实中处处存在的不遵守市场交易规则的行为。

一般来说,人们在理性程度上的巨大差别和大量不遵守市场交易规则的行为会大大加剧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由于在假设前提中就排除了这些因素,它就不能完整地解释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状况,不能完全说明现实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程度为何如此之大。这就使对分配不平等问题的理论解释成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最大弱点之一,其根源在于它的均衡分析根本无法解释社会中的两极分化。

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最终关注的是市场经济中的均衡状态。但是要达到均衡,不仅当事人要有完全的理性并遵守市场交易规则,而且他要知道并愿意实施那唯一的均衡策略,并且他必须预期到别人也是这样。这就等于要求人人都有充分理性的预期,并且在这个预期下实行那唯一的纳什均衡战略。但是对现实经济生活的观察会告诉我们,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不会如此行动。

正如市场有效性假说证明的那样,理性预期的假设等价于完全没有套利机会。但是对没有套利机会的论证本身就会导致一个悖论。主流微观经济学家们论证说,如果有套利机会存在,那么人人都会利用它去牟利,结果就会使套利的机会不再存在。这种论证,等于假设了人人都会努力去发现和利用套利的机会。但是如果人人都坚信市场有效性假说从而认为不会有套利机会存在,他们又怎能有动力去发现和利用套利的机会呢?显然那时将存在很大的套利机会。这个简单的悖论告诉我们,没有套利机会的前提是至少有许多人在搜寻并利用套利机会;没有追求套利机会的努力存在,经济生活中将不存在均衡。

与此相关的是,只关注完全理性选择下的均衡行为导致了经济理论家在预言股市走势上的无能。笔者本人就是一例。由于偏重理论,对股市上的炒作不感兴趣,笔者从来就不能在中国股市的短期动态上发表任何意见。基于我对均衡状态的分析,我不仅认为热衷于炒卖股票的人是在拿钱瞎胡闹,而且认为中国股市的总市值多半都过高。我经常为股市的过热而担忧,早早就预言这种过高的股票价格早晚要崩溃。股票市场的事实最终也都证明了我的这些预言。但是现在我却要根据我这些年观察股市的经验承认:作为对股民的忠告,我那样的均衡分析自有其益处,因为偏离基本面的股市行情不可能不下挫;但是最为一个实证的说明,作为说明大多数股民实际上是如何行动的实证模型,这种均衡分析却是完全失败的,因为我根本不能根据这种模型来预言明天的股价会多高。在近年的中国股市上,追涨杀跌是最普遍的行为,有人根据分形理论甚至测算出,股价上涨导致股价进一步上涨的作用可以延续将近一年。就是在美国,这种正反馈的动态也可以延续一天左右。而这样的正反馈行为完全违反了均衡分析的预言。

其实我在论证股价出现泡沫的股市早晚会崩溃时,依据的也不是对最优化的均衡行为的分析,而是其它的一些论据,如资金流量的限制等等。这种论证类似于以自然选择来说明人们的经济行为。著名的企业经济学家泰勒尔曾经引用谢勒尔的话说:当必须回答企业为什么要最大化其利润时,经济学家就诉诸他们武库中的最后武器——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的变种。从长期看,市场经济中的企业要生存,其利润就必须是非负的(Tirole,1988,绪论)。这其实也是对最优化行为的最有力的论证:市场经济中的生存竞争逼迫人们选择最优化行为,可以把最优化行为看作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但是这种论据并不能抹煞大量的、甚至是占绝大多数的非最优化的行为的存在。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忽略这些非最优化的行为是极其有害的。其所以有害,不仅是由于这样它就不能说明实际的经济运行,而它总是宣称它说明了实际;而且是由于针对他人的非最优化行为的最优战略,一般将不同于他人行为最优化时的最优战略。这就是为什么坚信“可错性”的索罗斯能靠投机而暴富的原因。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只关注最优化的均衡行为的分析结构导致它忽略了社会中每日都在进行的自然选择。

当代博弈论的分析表明,要使最优化的行为达到均衡,需要的信息和计算远非任何个人所能承担。为了避开这个难题而保留个体最优化下的均衡模式,主流微观经济理论不得不死死抓住完全竞争的市场价格机制。在它定义的完全竞争市场中,单个的企业和买者都不能影响物品的价格,而只能把它看作是外生给定的。这种给定的价格极大地节约了最优化决策所需要的信息量和计算任务。而以根据给定的价格所作的最优化行为作基础,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才能证明,完全竞争能够保证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完全竞争在资源配置效率上优于其它的制度形式。

但是这样一种分析框架使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陷入了另一个难题:它必须说明,完全竞争条件下的物品价格是如何形成、如何决定的。它从来就没有从个体最优化的理性行为这个层次上说明,完全竞争市场中的价格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它把问题简单地从个体推给那个神秘的概念——“市场”,说任何单个的企业和消费者都不能独自影响完全竞争的物品价格,完全竞争条件下的物品价格完全是由“市场”决定的,归根结底是由“市场”上的“均衡价格”决定的。至于个体最优化的理性经济行为如何参与决定物品价格,如何在“市场”决定价格的过程中起作用,它只好闭口不谈。

由于不能从个体最优化的理性行为出发来说明完全竞争市场上的价格如何决定,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当然也不能从个体最优化的理性行为出发来说明市场价格的调整过程。正如瓦里安(HalR.Varian)在其著名的微观经济学教科书《微观经济分析》中所说的:这里“最大也是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存在于竞争思想和价格调整之间的悖论:若所有当事人将市场价格视为给定并在其控制之外,那么价格怎么会变动呢?还剩下谁来调整价格呢?”(Varian,第21章第4节)

这就产生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中的一个最大笑话:它力图以个体最优化的理性行为来说明市场价格机制如何运行,但是对于这个市场价格机制中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完全竞争的市场价格如何决定,它却不能根据个体最优化的理性行为作出解释!

正如瓦里安所指出的,“这个谜团导致了一个精心编造的神话的出现”,在这个神话中,一般均衡分析的奠基人瓦尔拉斯设想有一个统揽经济全局的“拍卖者”,其唯一职能就是寻求市场出清的均衡价格:他先随机地喊出一套价格,各个经济当事人再根据这套价格来确定自己的供给和需求。拍卖者比较每一种物品的供给和需求,提高求大于供的物品的价格,降低供大于求的物品的价格,直到找到那一套一般均衡的价格为止(Varian,第21章第4节)。

微观经济理论范文第2篇

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性质和用途

谈到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缺陷,实际上就是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究竟能从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中学到什么。

要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要明白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不能教给我们什么,还要明白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在什么范围内可以是正确的。搞清了这些问题,就等于搞清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性质和用途。

中国的经济学人常常是急功近利的,许多人都想在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中找到有关最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的结论。由于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都是外国人阐发的,这样一种追求等于认定,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教给了我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是最优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可是在实际上,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不能告诉我们这样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我在《混乱的经济学》一书中已经详尽地说明,这样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是不存在的(左大培,2002,特别是第五章和第二章)。而精通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大师们自己也清楚,他们的理论绝不能论证诸如“在任何地方都应当实行自由交易的市场经济”之类的“政策指南”的正确性,因为微观经济学的标准教科书都承认,在存在着外部性和公共物品的地方,自由交易的市场经济很可能是低效率的。

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也不能告诉我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普遍适用的“经济规律”。恰恰是当代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本身的分析说明了它的每一条理论原理的局限性,说明了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理论,因为当代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每一条原理都是在一系列严格界定的前提下论证出来的。谁都知道,“价格上升供给就会增加”之类的规律,只有在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中才能成立。萨缪尔逊曾经说,经济学中真正到处都成立的是比较优势规律。可是英国在18世纪的棉布贸易问题上就没有遵循比较优势规律——按照这个规律,英国本来不应当生产棉布,而应当从印度进口棉布。违反了这个规律的英国不但发动了产业革命,而且上升成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左大培,2002,第七章)。

那么,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到底在什么范围内还可以是正确的?回答是:到处都正确,又到处都不正确。

这里的关键在于,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向我们提供的任何可靠的东西,都只不过是一些“模型”,是在这些模型内部存在的必然的条件联系。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用这些模型告诉我们,在哪一套假设的前提(“条件”)下,会出现什么样的经济后果,这些经济后果都是人的经济行为的产物。条件与经济后果之间的联系有着逻辑上的必然性,这种逻辑必然性产生于从假设条件出发所作的演绎推理。

自经济学这门学科在西方产生以来,经济学家们就对这门学科的性质和研究方法进行了无尽无休的讨论。这种讨论伴随着经济理论本身的研究进程,导致了经济学的主流、特别是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越来越走上依据给定前提进行演绎推理的道路。20世纪30年代的一些经济学中的思想家,如米塞斯和罗宾斯等人,恰当地总结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性质,强调经济学的重要原理都是从假设中演绎出来的。只不过这一代的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者还充满了自信,坚持说作为演绎前提的那些假设都是不可质疑的公理,它们来自于人们内心的自省。根据这种康德先验论式的观点,米塞斯甚至称经济学的理论原理为“先验的理论”或“先验的定理”(Mises,1976)。而他和罗宾斯那一代人所讨论的“经济理论原理”,其实就是当代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

对于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在方法论上的演变和发展,国内学者如胡乐明等人近年来也曾作过系统的论述(程恩富、胡乐明,2002,中篇)。

当代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家已经没有了米塞斯那一代人的自信。他们虽然将从前提中进行演绎推理的分析方法发挥到极致,使其更加严格和系统化,却不再坚持演绎的前提是内省而来的不证自明的公理。当代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性质更象米塞斯的同时代人、德国经济学家瓦尔特·欧肯所定义的“理论”:它包含着对可能的条件状况之间的必然联系的一般适用的陈述。在欧肯看来,理论就象力学上的自由落体定律那样,必须是必然的、假设性的;所谓假设性,是指理论只包括假言判断,具有“如果……,那么……”的陈述形式:“如果某物体自由下落,那么其降落速度必定为V=g·t”(Eucken,1954,S.29-30)。

明白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这种性质,我们就可以断定它在哪里正确,在哪里不正确:在实际情况正好合乎假定的条件的地方,相应的经济理论必定是正确的;在实际情况不合乎假定条件的地方,从这种前提条件推导出来的理论常常是不“正确”的——更严格地说,是不适用的、没有现实意义的。

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致命弱点,主要还不在于它的理论结论受预设的假设条件(演绎的前提)限制,而在于它的这些演绎前提往往是极其脱离现实实际的。用前边欧肯所说的自由落体定律为例:只有当一个物体真是在“自由降落”时,它的下降速度才是V=g·t。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物体完全自由下降的情况是很难见到的——空气的阻力就会降低物体的降落速度,而如果物体是在水中下降,则自由落体定律对说明它的降落速度几乎就没有什么用。而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所预设的假定条件,比自由落体定律的假设前提离现实要远得多。

当今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一直有一个非常统一的研究范式,这就是分析个体最优化决策下的供求均衡。为了在其分析中贯彻这一研究范式,它必须在对每一个理论原理的论证中、在每一个“模型”中都假设完全的理性、给定的企业可使用技术、给定的个人偏好,甚至假定每个人都知道并愿意实施那唯一的均衡行为。在至今为止最受偏爱的理论模型中,还附加了诸如完全信息、未来确定、不同企业有完全相同的技术和潜能等假设。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描述的其实是在这样一组给定的抽象条件下的理想状态,这是它的一切弱点的主要来源。

认真的观察和思考会告诉我们,上述那些假设条件几乎处处都不合乎实际情况,这就使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到处都丧失解释力。正是由于意识到了这些不合实际的假设妨碍了自己的解释能力,主流的微观经济学家们近年来自己在作出种种努力以放弃某些脱离实际的假设。这就出现了有关不完全信息和不确定条件下的理性经济行为的研究。甚至对完全理性这样的假设前提,也出现了修改它的努力。这就导致了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研究,这种研究最近还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尽管如此,微观经济学的主流仍然沉浸在我们前边所说的那一套不合乎实际的假设中,它的理论原理几乎全都是根据这一套假设前提推导出来的。

多年以来,笔者都是主流微观经济学的一个诚实的研究者。我承认主流的微观经济学也是一门科学,承认主流微观经济学对真理的要求权,只不过我总要附加一句:它只在它假设的那些条件的范围内,也就是在一个脱离实际的幻想的范围内,是确凿无误的真理;而在现实世界中,滥用它的理论原理往往会导致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的大萧条和90年代东欧国家的贫困化那样的经济灾难。

脱离实际的假设前提

既然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分析前提往往是不符合实际的,从这样的前提推导出来的理论原理就不可能完全正确地解释实际的经济生活。我在研究许多实际经济问题时都碰到了这样的问题:为了恰当地说明实际经济生活中的许多现象,我不得不在分析中提出与主流微观经济学不同的假定前提条件,这些前提条件更合乎实际,而根据它们得出的结论却与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原理相冲突。根据这样的分析,我们会看到一个与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所描绘的不同的世界。我之所以这样作,不是为了出语惊人,而是这样的分析所得出的是一个更接近实际的世界。

但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拥护者却对他们的不合乎实际的理论分析前提泰然处之。在他们看来,分析前提的脱离实际并不是一种理论的重大缺点。早在20世纪50年代,弗里德曼就在一篇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论文中以一种工具主义的说法来为不合乎现实的假设前提辩护。在他看来,经济学的假设从来就不现实,理论的有效性与假设的现实性无关;理论的有效性应由其对所解释的现象的预测能力来判断。

 我们可以用使弗里德曼赢得了声誉的有关菲利普斯曲线的争论来解释弗里德曼的论点:在弗里德曼看来,一个理论是否有效,取决于它能否根据现在的信息正确地预测菲利普斯曲线未来的行为(诸如在多高的名义工资增长率下会出现多高的失业率),而不取决于它的假设是否合乎现实的实际。按照这种说法,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假设前提不合乎实际似乎就有了充足的理由。

由此就产生了为主流微观经济理论辩护的种种说法。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很大一部分主要原理是关于个体的最优化行为的。为了在给定的环境下实现这种最优化,需要进行复杂而困难的计算。现实当中的普通人当然不可能进行这样的计算,而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却宣称它说明的正是这些普通人的行为。这当然使它受到了不合乎实际的指责。但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拥护者们却辩解说,鸟儿并不懂得空气动力学,但是它的飞行却完全合乎空气动力学的原理;现实中的个人虽然不会进行最优化的数学计算,但是他们的经济行为却“似乎就象(asif)”他们懂得并按最优化计算行事一样。这样,只要人们的行为与理论原理的结论一样,我们就可以把现实的状况视为“似乎就象”理论上的假设前提所说的那样,从而不必再顾虑理论分析的前提不合乎实际。

初听起来这些辩解似乎很有道理。不过,这些辩解要想成立,就必须满足一个很严格的条件:个人的经济行为、他对外界环境的反应必须真象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所预言的那样;至少整个经济生活中各个方面现象之间的关联必须真的符合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预言,否则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不可能有足够的预测能力。而这个条件在不现实的假设之下是很难得到满足的。不合乎实际的假设所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它使整个经济生活中各方面现象之间的关联不可能完全合乎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预言,而且理论预言和现象关联之间的这种不相吻合很可能就发生在我们的研究所关注的问题上。

还以弗里德曼有关菲利普斯曲线的论述为例。弗里德曼为人称道的主要功绩之一,是推翻了原始的菲利普斯曲线中的失业率与名义工资增长率之间的替换关系,论证了长期中不存在这种关系。一般人注意的都是,弗里德曼强调工人计较的是实际工资,强调预期的作用,强调预期的通货膨胀率最终必须随实际通货膨胀率而调整。但是实际上,弗里德曼在论证长期中不存在失业率与名义工资增长率之间的替换关系时,还假设了劳动市场的一种特殊运行状况,而这种运行状况绝不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所认定的均衡的劳动市场。

市场供求均衡不仅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分析的核心问题,也不仅是它的研究范式,而且实际上是它看待整个经济生活的基本假设。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几乎每个模型其实都暗中假定每个经济当事人都知道并愿意实施那唯一的均衡行为。而对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这一均衡理念的最大挑战就是劳动市场上的大量失业:大量失业的存在、特别是失业率的显著波动证明了劳动市场没有处于均衡状态。而原始菲利普斯曲线所描述的失业率与名义工资增长率之间的替换关系,实际上是以劳动市场不均衡为前提条件的。

尽管弗里德曼认为长期中不存在失业率与名义工资增长率之间的替换关系,但是他并不否认短期中这种替换关系的存在。这样,他实际上就承认了劳动市场经常处于不均衡之下。不过,弗里德曼坚信长期中任何市场都会均衡。为了使劳动市场上始终存在的大量失业与均衡概念相容,他提出了“自然失业率”概念,把它定义为劳动市场均衡状态下的失业率,并利用这个概念来否认长期中失业率与名义工资增长率之间的替换关系。可是尽管如此,在论证长期持续的通货膨胀会使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向上移动时,他使用的论据却是:预期通货膨胀加速会使工人在工资谈判中要求名义工资加速上升,从而使名义工资上升速度加快。严格的数量化分析会证明,在这里,弗里德曼实际上假定了劳动市场上的名义工资是由供给方决定的,而不是由供求均衡的工资水平决定的,这样决定的工资才能容许失业率的波动。这也就是说,弗里德曼之所以能对短期和长期菲利普斯曲线之间的关系作出正确的预言,靠的是使用合乎实际的非均衡劳动市场模型,而不是使用不合乎实际的均衡劳动市场模型。

弗里德曼关于就业和产量波动的思想以后又经过了两论的发展,一代是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另一代则是所谓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这两代经济理论对就业和产量波动的解释很不同:理性预期学派把它归结于预期通货膨胀率和实际通货膨胀率之间差别的变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则把它归因于技术和实际财政开支等“实际”因素的冲击。但是这两代经济波动理论都在同一点上完全回归到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上:它们都坚持“市场出清”的理论模型,把劳动市场看作始终是供求均衡的,从而名义工资总是会使劳动供给等于其需求。

不管理性预期学派和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在解释产量和就业的波动上取得了多大的成就,它们的理论模型在对现实的解释力上都有一个根本的缺陷:它们不能解释失业特别是失业率的波动。它们解释的只是劳动供给和就业的波动,至多解释的是实际劳动投入的波动;但是这显然不能与失业和失业率的波动划等号,失业率的上升既可能与劳动供给增加同时发生,也可能与就业的增加同时发生。而且在这两种模型所假设的那种均衡的劳动市场下,失业、至少是失业率应当不会发生明显的波动。这样,这两种解释产量和就业波动的模型并不能解释失业的波动。而在解释和预测能力上的这种根本缺陷,显然是由于这两种模型预先作了劳动市场始终是供求均衡的这种不合乎实际的假设。

理性预期学派和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在解释失业率波动上的无用性是一个最明白无误的证明,说明严重违反实际的假设会破坏理论的预测能力,脱离实际的假设不可能产生一个有完美预测能力的理论。

其实弗里德曼以预测能力来衡量理论有效性的标准也完全可以拿来为中医的理论辩护:中医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的理论范式虽然对人体作了不合乎实际的假设,但是只要它有足够的预测能力,就应当把它视为一个有效的理论。但是实际上,中医的阴阳五行理论由于对人体的性质作了不合乎实际的假设,它就不可能对人类的健康和疾病状况作足够有效的预测。

主流理论的预言与实际状况的差距

我们可以从演绎前提如何脱离实际上来说明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预言为什么与现实的状况之间有那么大的差距。

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基本研究范式是分析个体最优化决策下的供求均衡。要使这种理论分析合乎经济生活中的实际,现实生活中的人就不仅必须具有完全的理性—完全的计算能力,而且必须知道并愿意实施那唯一的均衡策略,并且他必须预期到别人也是这样。

不仅如此,这种个体最优化决策下的供求均衡分析要想得出确定的结论,还必须假设个人的偏好和企业可以使用的技术对于人们的经济行为来说是外生给定的。本来许多有见识的经济学家早已指出了个人的偏好会如何受他人消费、受市场状况影响,这表现在以流行的消费为好的“随大流效应”、以与众不同为好的“snobeffect”、以消费高价物品为幸福的“凡勃伦效应”等等。但是如果这些效应很严重,个人的偏好和市场的需求函数就难以确定,以个人满足最大化为基础的静态均衡要么可能不存在,要么可能极难认定和达到。这就使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不能不几乎完全漠视个人偏好之间的相互影响、个人效用之间的互动以致情绪上的相互影响等等,从而也就不能不漠视当代经济中的许多重大特点——通过广告来影响销售、市场上和社会中的情绪因素对股市的作用等等。

同样的考虑还导致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在生产上假定了外生于经济行为的生产技术可能性—生产函数,从而忽视进入和退出一个行业的实质成本——学习效应一类的东西。学习效应指出生产的效率随历史上累积产量的增加而提高,但是累积产量的增加也会使生产效率提高的速度递减。这种学习效应其实时时处处都存在,它表明新的生产者往往有提高生产效率的最大潜力。但是学习效应给静态均衡分析带来了巨大的难题:由于学习效应的作用,生产率和生产函数受生产行为本身影响,而在主流的静态均衡分析中,生产行为本来是在生产函数制约下的企业最优决策的产物。这样,由于学习效应的作用,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所偏爱的那种唯一的静态均衡几乎是无法存在也无法找到的,未来的均衡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之前的动态演化路径。正因为如此,主流的微观经济分析在其理论模型中几乎从来就不给学习效应一类的东西留下任何空间。

正是这种生产函数上的非现实假设严重损害了主流经济学的解释力。按照主流的国际贸易理论,能够按照比较优势安排进出口结构的国家应当经济效率最高,而这里所说的比较优势,是按照当下给定的生产效率来确定的。根据这样的假设,主流的国际贸易理论证明了完全的自由贸易能使一国达到最高的经济效率。但是一旦考虑到学习效应,考虑到学习效应会使一国通过生产现在生产效率相对较低的产品而很快提高其生产效率,保护关税等促进幼稚产业发展的保护主义措施就可能有利于提高一国的经济效率。这已被历史的事实所证实:当今的那些大的发达国家在其制造业严重落后于其它国家时都靠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发展幼稚产业,这方面19世纪的美国更是一个典型(左大培,2002,第7章)。以主流微观经济分析为基础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无法说明美国的崛起,这是不现实的假设导致理论丧失解释力和预测力的又一个证明。

实际上,给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带来最大伤害的不现实的假设还不是这些。假定一切人都遵守自愿交易的市场规则、起码是遵守法律,假定经济当事人都具有完全的理性,才对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解释力造成了最大的损害。

现实当中的人往往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包括不那么合乎自愿交易的市场规则、甚至不那么合乎法律的作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本是人人都能看到的市场现象。据说洛克菲勒早年曾指使人使用炸药包来对付不听自己话的竞争者;就是在今日美国的“法制社会”中,公司之间的经济斗争也往往采取不那么依靠市场的办法:有的公司从别的公司挖人以夺走其采购和销售网络,别的公司则以诉诸法庭作为回敬;你以捆绑销售来垄断市场,我则以反垄断诉讼来打击你。但是在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中几乎看不到对这些现象的分析。其结果是当前苏联在还没有建立市场经济秩序的条件下搬用美国的经济政策时,繁盛的黑手党活动使整个经济陷入一团混乱。对此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几乎作不出什么象样的预测。

由于不能容许出现不合市场交换规则的行为,而且由于只注意交换下的市场均衡,并且实际上把平等的交换当成必定均衡的,市场经济中最普通的现象——资本雇佣劳动、资本在企业中统治劳动竟成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一直解释不了的尖端难题。其实资本雇佣劳动本身就是对可能违反市场交易规则的作法的一种事前防范,它只有在普遍存在故意违约的可能性的环境下才可以理解。

完全理性的假定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最重要的分析前提。但是在数量化的分析中,完全的理性相当于完全的计算能力,而现实生活中的人不可能具有这种能力。在现实生活中,计算的能力和精力是一种稀缺的资源,甚至可能是人类社会中最宝贵的资源。可是在完全理性的假设下,计算能力上的资源稀缺性根本就不存在。于是人人的行为都被描写成在预见力上超过了未卦先知的诸葛亮。

在这种假定之下发展起来的经典博弈论,典型地暴露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思维方式:它描述的博弈就象是这样一盘棋——下棋的双方都永远不会犯任何错误,每一步都实施的是最优策略。而在实际上,任何懂得棋艺的人都会说,这样的一盘最优对弈的棋可能至今也没有下出来。现实中的对弈者不可能每一步都走得最优,这决定了每一盘棋都与完全理性的棋局有相当的差距。

仔细的观察会告诉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人往往连自己的钱是如何花出去的都不能完全说清。用微观经济学的语言说,他们常常并不很清楚自己的“预算约束”到底在哪。在这种情况下,连在消费行为上使用完全理性假设都会将理论分析导入歧途。

与完全理性假定相联系的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通常假定了同质的企业,甚至假定经济当事人也都是同质的。由于假定了企业都是同质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在论证一种处于完全竞争市场上的产品的供给曲线时,只能以单个企业的边际成本曲线来说明这种供给曲线为何向上倾斜。其实熟悉市场情况的人都知道,价格高时供给量之所以大,往往是因为一种产品价格高时许多效率较低、成本较高的企业也进入该产品的生产,而价格低时这些企业退出该产品生产又导致其供给下降。而由于假定了当事人的同质性,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竟不能指出许多人在一起工作的企业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样的企业可以通过有在市场中经营的才能的人与没有这种才能的人之间的分工而优化资源配置。

同质企业的假设使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对实际的市场经济中最不令人愉快的一面完全闭口不谈: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往往是优势的企业、优势的人挤垮劣势的企业、劣势的人。这种同质企业的假设还使经济理论家们对有市场竞争优势的外资企业进入本国丧失了警觉,以致以漠不关心的态度客观上助长了外资企业垄断中国经济的行为。

显然,如果现实中的人都象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假设的那样具有完全理性并且遵守市场交易规则,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和个人破产将会少得多,企业和个人的亏损和财产损失将会消失。在竞争中被排挤出局的人,不过是其财富的回报少了一点,而一般不会血本无归。但是我们在现实的市场经济运行中看到的,往往是企业和个人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是企业的破产和巨额亏损,是个人财产的巨大损失。在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中看不到这些现象,是因为这种理论假设了不合乎实际的前提,漠视了个人理性的不完全、人们在理性程度上的巨大差别和现实中处处存在的不遵守市场交易规则的行为。

一般来说,人们在理性程度上的巨大差别和大量不遵守市场交易规则的行为会大大加剧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由于在假设前提中就排除了这些因素,它就不能完整地解释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状况,不能完全说明现实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程度为何如此之大。这就使对分配不平等问题的理论解释成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最大弱点之一,其根源在于它的均衡分析根本无法解释社会中的两极分化。

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最终关注的是市场经济中的均衡状态。但是要达到均衡,不仅当事人要有完全的理性并遵守市场交易规则,而且他要知道并愿意实施那唯一的均衡策略,并且他必须预期到别人也是这样。这就等于要求人人都有充分理性的预期,并且在这个预期下实行那唯一的纳什均衡战略。但是对现实经济生活的观察会告诉我们,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不会如此行动。

正如市场有效性假说证明的那样,理性预期的假设等价于完全没有套利机会。但是对没有套利机会的论证本身就会导致一个悖论。主流微观经济学家们论证说,如果有套利机会存在,那么人人都会利用它去牟利,结果就会使套利的机会不再存在。这种论证,等于假设了人人都会努力去发现和利用套利的机会。但是如果人人都坚信市场有效性假说从而认为不会有套利机会存在,他们又怎能有动力去发现和利用套利的机会呢?显然那时将存在很大的套利机会。这个简单的悖论告诉我们,没有套利机会的前提是至少有许多人在搜寻并利用套利机会;没有追求套利机会的努力存在,经济生活中将不存在均衡。

与此相关的是,只关注完全理性选择下的均衡行为导致了经济理论家在预言股市走势上的无能。笔者本人就是一例。由于偏重理论,对股市上的炒作不感兴趣,笔者从来就不能在中国股市的短期动态上发表任何意见。基于我对均衡状态的分析,我不仅认为热衷于炒卖股票的人是在拿钱瞎胡闹,而且认为中国股市的总市值多半都过高。我经常为股市的过热而担忧,早早就预言这种过高的股票价格早晚要崩溃。股票市场的事实最终也都证明了我的这些预言。但是现在我却要根据我这些年观察股市的经验承认:作为对股民的忠告,我那样的均衡分析自有其益处,因为偏离基本面的股市行情不可能不下挫;但是最为一个实证的说明,作为说明大多数股民实际上是如何行动的实证模型,这种均衡分析却是完全失败的,因为我根本不能根据这种模型来预言明天的股价会多高。在近年的中国股市上,追涨杀跌是最普遍的行为,有人根据分形理论甚至测算出,股价上涨导致股价进一步上涨的作用可以延续将近一年。就是在美国,这种正反馈的动态也可以延续一天左右。而这样的正反馈行为完全违反了均衡分析的预言。

其实我在论证股价出现泡沫的股市早晚会崩溃时,依据的也不是对最优化的均衡行为的分析,而是其它的一些论据,如资金流量的限制等等。这种论证类似于以自然选择来说明人们的经济行为。著名的企业经济学家泰勒尔曾经引用谢勒尔的话说:当必须回答企业为什么要最大化其利润时,经济学家就诉诸他们武库中的最后武器——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的变种。从长期看,市场经济中的企业要生存,其利润就必须是非负的(Tirole,1988,绪论)。这其实也是对最优化行为的最有力的论证:市场经济中的生存竞争逼迫人们选择最优化行为,可以把最优化行为看作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但是这种论据并不能抹煞大量的、甚至是占绝大多数的非最优化的行为的存在。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忽略这些非最优化的行为是极其有害的。其所以有害,不仅是由于这样它就不能说明实际的经济运行,而它总是宣称它说明了实际;而且是由于针对他人的非最优化行为的最优战略,一般将不同于他人行为最优化时的最优战略。这就是为什么坚信“可错性”的索罗斯能靠投机而暴富的原因。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只关注最优化的均衡行为的分析结构导致它忽略了社会中每日都在进行的自然选择。

当代博弈论的分析表明,要使最优化的行为达到均衡,需要的信息和计算远非任何个人所能承担。为了避开这个难题而保留个体最优化下的均衡模式,主流微观经济理论不得不死死抓住完全竞争的市场价格机制。在它定义的完全竞争市场中,单个的企业和买者都不能影响物品的价格,而只能把它看作是外生给定的。这种给定的价格极大地节约了最优化决策所需要的信息量和计算任务。而以根据给定的价格所作的最优化行为作基础,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才能证明,完全竞争能够保证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完全竞争在资源配置效率上优于其它的制度形式。

但是这样一种分析框架使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陷入了另一个难题:它必须说明,完全竞争条件下的物品价格是如何形成、如何决定的。它从来就没有从个体最优化的理性行为这个层次上说明,完全竞争市场中的价格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它把问题简单地从个体推给那个神秘的概念——“市场”,说任何单个的企业和消费者都不能独自影响完全竞争的物品价格,完全竞争条件下的物品价格完全是由“市场”决定的,归根结底是由“市场”上的“均衡价格”决定的。至于个体最优化的理性经济行为如何参与决定物品价格,如何在“市场”决定价格的过程中起作用,它只好闭口不谈。

由于不能从个体最优化的理性行为出发来说明完全竞争市场上的价格如何决定,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当然也不能从个体最优化的理性行为出发来说明市场价格的调整过程。正如瓦里安(HalR.Varian)在其著名的微观经济学教科书《微观经济分析》中所说的:这里“最大也是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存在于竞争思想和价格调整之间的悖论:若所有当事人将市场价格视为给定并在其控制之外,那么价格怎么会变动呢?还剩下谁来调整价格呢?”(Varian,第21章第4节)

这就产生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中的一个最大笑话:它力图以个体最优化的理性行为来说明市场价格机制如何运行,但是对于这个市场价格机制中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完全竞争的市场价格如何决定,它却不能根据个体最优化的理性行为作出解释!

正如瓦里安所指出的,“这个谜团导致了一个精心编造的神话的出现”,在这个神话中,一般均衡分析的奠基人瓦尔拉斯设想有一个统揽经济全局的“拍卖者”,其唯一职能就是寻求市场出清的均衡价格:他先随机地喊出一套价格,各个经济当事人再根据这套价格来确定自己的供给和需求。拍卖者比较每一种物品的供给和需求,提高求大于供的物品的价格,降低供大于求的物品的价格,直到找到那一套一般均衡的价格为止(Varian,第21章第4节)。

在这个以“瓦尔拉斯拍卖者”为主导的价格调整过程中,完全竞争下的价格实际上是由那个“瓦尔拉斯拍卖者”决定的。当然,现实当中并不存在这样一个拍卖者;而且如果有这样一个拍卖者的话,他更应当是一个计划经济中的中央计划者。其实奥斯卡·兰格就是根据这个思路设计了他的“竞争社会主义”。

在历数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这些缺陷之后,我要向读者们声明:我并不想象一位著名的经济史专家那样,把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说成是“无用的多余之物”。但是我认为,按照个体最优化下的均衡行为这个范式推导出来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并不能告诉我们实际的经济生活是什么样子。它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参考点,它是一个类似坐标系中的原点那样的东西,根据这个参照点,我们可以大致地测出并且说明我们现在的经济运行在什么地方,运行在离这个原点多远的地方。

参考文献

Eucken,Walter(1954):KapitaltheoretischeUntersuchungen.2.Auflage,1954,PolygraphischerVerlagA.G.Tuebingen/Zuerich.

Varian,HalR.:MicroeconomicAnalysis.ThirdEdition.

Mises,Ludwigvon(1976):EpistemologicalProblemsofEconomics.中译本《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著,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

Tirole,Jean(1988):TheTheoryofIndustrialOrganization.MassachusettsInstituteofTechnology,1988.

微观经济理论范文第3篇

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新古典经济学家发现了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的薄弱,标志是一篇名为“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论文。在20世纪70年代他们创造的新版宏观经济模型成了这个领域的标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以完全竞争的一般均衡模型为基础。但不同的是,它更强调所有的决策都是和最优化行为相一致的。为了将失业和经济波动纳入分析之中,新古典经济学家首先是求助于不完全信息,而后是技术变革。

新的理论至少在一方面有了进展:价格和工资决策有了清晰的微观基础。但是其中的行为假设过于原始粗糙,以至于至少有六种经济现象不能得到解释。在一些情形中和新古典假设的矛盾导致了对这些现象的否认。在其他的情形中,新古典的解释只不过是同义反复。六种现象如下:(1)非自愿失业的存在:在新古典模型中,只要失业者接受只比市场出清水平低一点点的工资,他马上就可以找到工作。所以非自愿失业不可能存在。(2)货币政策对产出和就业的作用:在新古典理论中,货币政策对产出和就业完全没有作用。一旦货币供给被完全预期到,价格和工资就会相应地变化。真实工资和相对价格是保持稳定的;实际经济不会受到任何影响。(3)高失业下通货紧缩并未加剧:由新古典模型可推导出自然失业率的菲利浦斯曲线。如果失业率低于这一自然率,通货膨胀就会加速;反之通货膨胀会持续减速。(4)普遍的退休储蓄不足:在新古典模型中,个人决定消费和储蓄的数量已最大化其跨期效用函数。这样的话私人的储蓄额应该是最优的。但是人们却常常对他们的储蓄感到失望。而且,如果没有社会保险计划的话,许多人都认为他们会过少的储蓄。“强迫储蓄计划”非常流行。(5)股票价格的过度波动。(6)自暴自弃的低下阶层的长期存在。

我将从我的一个最早的尝试开始,这个尝试导致了对非对称信息在市场中的作用的发现。

一、非对称信息

信息问题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于所有的市场中。在一些市场中,不对称信息可以由于重复交易和声誉的存在而较为容易得到解决。在其他市场,如保险市场、借贷市场、劳动力市场中,买卖者之间的非对称信息并不容易解决,而且造成了严重的市场失效。例如,老年人不容易买到保险,小公司的贷款受到限制。同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少数者”会受到统计歧视,因为人们总是被归入根据可观察的特征确定的各种类型中。借贷市场失效是失业的主要原因。即使在声誉和重复交易克服了不对称信息的地方,这些惯例也影响了市场的结构。

要了解不对称信息的根源,知道哪个时代正在进行的一场更加广泛的思想革命是很有用的。在20世纪60年代初以前,经济理论家们很少为刻画特殊市场的特殊制度而建立模型。张伯仑的垄断竞争模型和琼·罗宾逊的相似的理论出现在研究生课程甚至一些高年级本科生的课程中。但这些是少之又少的例外。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增长理论家们开始建立有特殊技术特征的模型——如边干边学等,“特殊”模型开始增加。把这些特殊因素纳入模型中并未损害原有的价格理论,但是它们播下了即将到来的革命的种子。

二、非自愿失业

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非自愿失业是不可能存在的。失业者是那些正在寻找工作(否则他们不是失业,而是非劳动人口)但是拒绝了不能提供使他们满意的工资的工作的人,因为他们期待更高的工资。由于找不到能提供符合自己要求的工资的工作而失业是不如人意的,但是受到最低工资规定和工会讨价还价影响的人除外,他们是自愿失业者。在市场出清价格下每个人都能找到工作。在新古典理论中,就业下降的时期——商业周期低潮——可能是由于意外的总需求水平下降造成的。同样的,就业下降也可能是由于负的供给冲击,这造成了劳动者退出劳动市场,放弃可得到的工作。然而任何关于由自愿的工作决策引起的商业周期的描述都遇到了经验上的困难——先于周期的辞职行为是不争的事实。

行为经济学家并不否认非自愿失业的存在,相反他们对此给出了自成一体的解释。20世纪70到80年代首次出现的效率工资模型使得非自愿失业这一概念有了意义。这些模型假定由于道德、公平、内部力量或非对称信息的存在,雇主有强烈的动机向劳动者支付高于最低水平的工资。这种“效率工资”高于“市场出清”的工资,所以使工作机会受到了限制。一些劳动者因此找不到工作,这些人就是非自愿失业者。

有许多关于同质的工人所得工资的经验研究证明了效率工资是普遍存在的。早在效率工资进入宏观经济学家的视野之前,劳动经济学家就记录了在相同的工作或有相同特征的工人之间收入的广泛差别。看起来确实有“好工作”和“坏工作”之分。好工作和坏工作的存在使得非自愿失业有了意义:失业者愿意接受但是没能得到那些被同等能力的人把持的工作。

但是为什么厂商们会支付在最低限以上的工资呢?就我看来,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解释在经验上是最有说服力的。三个要点如下:互惠(人类学中的礼物交换理论),公平(心理学的平衡理论)以及对集体规范的遵循(社会学中的参照群体理论和心理学中的群体信息理论)。在最早的基于礼物交换理论的“社会学”版本的效率工资理论中,厂商给劳动者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工资,劳动者则回报以对公司的忠诚。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工资的另一个原因是对公平的考虑:根据心理学的平衡理论,劳动者可能会由于认为他们的工资低于“公平”水平而不积极工作。集体规范通常决定了工人们关于礼物互惠的交换形式以及公平工资的概念。Fehr和其同事用实验的方法确定了互惠行为和集体准则对工人效率的重要性。我最喜欢的效率工资模型是内部人—外部人模型。其中内部人阻止公司以低于现行工资的市场出清工资雇用外部劳动者。一个暗含的假设是内部人有能力破坏公司雇用外部劳动力的努力。DonaldRoy的一份细致的关于伊利诺斯机动船厂的研究也许反映了这种行为的发生机制。内部人针对外部人的串谋是许多公司支付高于市场出清水平工资的原因。

另一个版本的基于非对称信息的效率工资模型把高于市场出清工资看作是纪律工具。在夏皮罗·斯蒂格利茨模型中,公司支付“高”工资来减少员工的偷懒行为。然而当所有公司都支付“高于平均水平”的工资时,平均工资提高了,使得失业出现。失业作为一种纪律工具起作用,因为工作不努力而被炒鱿鱼的工人只有在过一段时间之后才可能找得到工作。

工人纪律模型比基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模型更符合经济学的标准逻辑。但是心理学和社会学模型,虽然依赖于标准经济学分析之外的因素,却可能为非自愿失业提供了更好的总体解释。行为模型刻画了凯恩斯在“通论”前几章所强调的重点:公平以及相对工资的比较。

三、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新古典经济学家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只要被完全预期到,货币政策对产出和就业没有作用。对货币供应量变化的完全预期使得理性的工资和价格确定者会以适当的比例调整名义工资,使得产出和就业不发生变化。这种新古典假设和关于货币政策的经验证据以及人们对中央银行对经济作用的普遍信念是相矛盾的。

宏观行为经济学的一个主要贡献是清楚地展示出在合理的行为假设下货币政策确实能够影响实际经济,就像凯恩斯经济学很早就断言的一样。认知心理学把决策者描述为搜集信息,并把决策建立在简化的意识结构上的“直觉科学家”。依赖拇指定律(ruleofthumb),而忽略那些对利润或效用影响很小的因素是这种心理节约机制的一个应用。在工资—价格体系中,简单法则造成了总工资(价格)水平对外部冲击反应的惰性——被新古典经济学家所轻视的“粘性价格/工资”行为。在新古典的批评中,“新古典综合派”所假定的惰性的工资行为是非理性的,于厂商和工人是不利的,因此是不合理的。相对的,行为经济学家指出包括“货币幻觉”在内的拇指法则不仅是广泛存在的,而且是合理的。因为以此原则行事带来的成本是很小的。

在和JanetYellen合作的文章中,我用一个有效率工资和垄断竞争特征的模型首次展示了这一结果。我们假定一些定价者遵循拇指法则,在需求冲击(由货币供给造成的)之后仍然保持价格不变。我们说明遵循“拇指法则”而没有根据货币供应量变化调整价格的厂商的损失是“第二性”的(小的),而货币冲击对产出的影响在这样一个经济环境中相对冲击的水平而言是第一性的(显著的)。我们把厂商采取的粘性价格确定的拇指法则称为“近似理性”,因为它们由于偏离完全最大化行为而承受的损失是第二性的(小的)。

关键性结论——近似理性的价格粘性足以赋予货币政策显著的力量——的逻辑是简单的。在垄断竞争条件下,每个厂商的利润函数都是对其价格二阶可导的,所以在最佳价格的领域内是平坦的。因此任何对利润最大化定价行为的偏离带来的利润损失都是较小的——相对于偏离本身而言是第二性的。但是如果大量公司的偏离行为都是相似的话,那么真实的均衡——去除价格水平之后的货币供给——相对于完全最优化行为下的情形而言将会产生第一性的变化;真实均衡的第一性的变化,反过来又引起总的需求、产出和就业的第一性的变化。因此对完全理性行为的微小偏离——实际上是小而合理的偏离——反驳了认为被完全预期到的货币供给变化不能影响实际收入和产出的论点。

近似理性的拇指法则模型解决了Lucas的关于在理性预期条件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家很难发现货币政策和产出之间除了暂时的关系之外还有任何联系。新的行为经济学以相当数量的近似理性行为为依据,确定了货币供应量变化同产出之间紧密的联系。

四、菲利浦斯曲线和自然失业率

也许菲利浦斯曲线代表了最重要的宏观经济关系。菲利浦斯曲线把通货膨胀率同失业率、通货膨胀预期以及影响总供给的各个因素如食物或油的价格联系起来。在这个关系中通货膨胀和失业的此消彼长的关系定义了货币政策的“可行性范围”,并且因此对其制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菲利浦斯曲线首先在英国得到估计,然后是美国和其他国家。

菲利浦斯曲线的基础是供给与需求。菲利浦斯认为当需求水平高或失业低的时候,厂商的定价方针会将工资通货膨胀(根据生产力调整过的)传递到价格通货膨胀中。因此,对定价者而言,在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存在一个可接受的权衡。

在20世纪60年代,米尔顿·弗里德曼(1969)和爱德华·费尔普斯(1968)提出了一个新见解。他们认为工人们是为实际的而非名义的工资讨价还价:工人理应预测到通货膨胀并由此得到补偿,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讨价还价。在低失业的时候要求更高的预期实际工资。又一次的,定价方针将工资通货膨胀传递给了价格通货膨胀。这样一个微小的假设的修改(人们为了实际的而非名义的工资讨价还价)的效果是巨大的:可接受的失业—通胀权衡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惟一的“自然”失业率,与稳定的通货膨胀率并存。有了“真实工资”讨价还价这一假定,长期的菲利浦斯曲线——与实际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预期的恒等式并存的价格/工资组合——是垂直的,因为有且只有一个失业率——“自然率”,实际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预期在这个失业率处相等。

要了解为什么长期菲利浦斯曲线必然是垂直的,让我们想象一个中央银行希望通过货币政策把失业率维持在自然率以下。在劳动力市场异常紧张的情况下,工人们要求超过通货膨胀率的工资增长额。相应的,厂商将相关成本的增长转嫁到价格中去,所以通货膨胀超出了工人们在讨价还价时所预期到的值。因此当失业率在自然率之下时,实际通货膨胀率超过了预期通货膨胀率。最后,工人们被愚弄了。所以在较长时期内,通货膨胀预期,相应的还有通货膨胀都不断加速。相似的弗里德曼·费尔普斯模型预测如果中央银行尝试把失业率维持在自然率之上的话,最终将会造成不断加速的通货紧缩。只有自然失业率才能产生稳定的通货膨胀率。弗里德曼和费尔普斯首次提出自然率假设之后,经济学家们以惊人的速度接受了它。但是我怀疑这个理论在失业率很高的时候依然适用。

我对自然率假设的怀疑得到了一个经验事实的支持,它揭示了自然率的适用性不是普遍的。毫无疑问,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失业率极度地超出了任何合理的自然率。根据自然率假设,在整个十年中价格通货紧缩应该是持续加速的。但这并没有发生。价格下降了一段时间,但是通货紧缩在1932年之后停止了;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没有明显的通货紧缩,虽然失业率非常之高。这个证据说明,至少在有些时间段里,存在高失业和低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自然率假设失效了。

在最近的论文中,WilliamDickens,GeorgePerry和我探讨了两种行为假设。这两个假设和自然率假设不同,它们使得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稳定的此消彼长关系在足够高的通货膨胀率和足够低的失业率下成为了可能。第一个假设是“纯凯恩斯”的:工人抵制、厂商很少实施名义工资削减;第二个假设考虑了通货膨胀预期在工资讨价还价中的地位:我们认为在通货膨胀率很低的条件下,有相当数量的工作者并不把通货膨胀作为一个足够显著的因素而纳入讨价还价的考虑当中。

凯恩斯关于工人抵制裁减工资的假设反映了他深刻的心理学洞见。这个假定也是和心理学理论以及证据相一致的。期望理论认为个体通过将损失或获益与一定的参照点比较来评价他们面临的环境的变化。证据表明比起获得新收入,人们更加注意避免损失。Kahneman和Tversky的研究已经表明许多与预期效用函数最大化理论不相符的现象在期望理论中都是理性的。如果人们把现有工资作为一个参照点的话,可以看出向下的工资刚性是期望理论的一个自然的应用。Shafir,Diamond和Tversky(1997)在一项问卷调查中发现人们的意识结构不仅仅是像古典经济学假设的那样以现实单位为基本定义,而是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货币幻觉,这一发现支持了以上观点。

如果存在对名义工资下降的抵制,在低通货膨胀率下通货膨胀和失业就存在长期的此消彼长关系。弗里德曼·费尔普斯模型中这种关系是暂时的,现实情况则是长期通货膨胀率上涨(如果它是接近于0的话)会造成显著的失业减少和产出增加。逻辑如下:不论经济处于景气或是不景气的时期,总有一些厂商的表现要比另一些厂商好。工资因此需要做出调整,以和这些不同的经济境遇相适应。在通货膨胀率和生产增长适中的时期中,相对工资是很容易调整的。“不幸”的公司可以将工资上涨率确定在低于通货膨胀率的范围之内,而“幸运”的公司可以把工资上涨率确定在平均水平之上。如果生产增长率低而不存在通货膨胀,需要减少实际工资的厂商则只能通过减少名义工资来达到效果。在关于公司面对的需求冲击的现实假设下,减少名义工资的需要随着通货膨胀率的下降而上升。公司不愿意采取名义工资裁减的措施使得长期失业率上升。因为在低通货膨胀条件下在每个就业水平中决定劳动供给的真实工资都更高,与稳定通货膨胀率并存的失业率会随着通货膨胀率逐渐下降到0而不断上升。对于那些不能降低工资的厂商来说,这种溢出产生了超出这些公司内就业变化的总就业效应。因此,有一点低通货膨胀的好处是它“润滑了劳动力市场前进的车轮”。

对包括了交叉冲击和不愿减低货币工资的厂商的模型的模拟结果表明,在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参数的条件下,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此消彼长的关系在低通货膨胀和低生产增长率下是很明显的。例如,通货膨胀永久性的从2%减少到0%,每年会造成失业率的大概2%的永久性增加。相应刚才提到的对模型的模拟,用美国二战后的数据估计菲利浦斯曲线可以得到相似的结果。当这个菲利浦斯曲线被用于模拟20世纪30年代的通货膨胀率的时候,得到了和大萧条时期美国通货膨胀实际情况惊人相似的结果。而一个具有可比性的标准自然率模型的模拟结果则和事实相反,它表明20世纪30年代一直有加速的通货紧缩。

另一种行为理论也可以推导出在低通货膨胀条件下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永久性的此消彼长关系。其基本观点是由于低通货膨胀是不显著的,所以在讨价还价过程中人们会忽略掉感觉到的价格水平变化。在垄断竞争和效率工资条件下这种对通货膨胀的忽略是近似理性的。显著信息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都表明人们倾向于忽略那些对他们的决策不重要的变量。允许由于通货膨胀高低不同而使得当前通货膨胀对通货膨胀预期的形成其不同作用的Phillips曲线的经济计量估计和这个假设是一致的:在高通货膨胀时期,过去通货膨胀的系数和接近于1;在低通货膨胀时期,这个系数和则接近于0。相似的,使用预期通货膨胀的调查值作为自变量的回归分析在高通货膨胀时期会得到比低通货膨胀时期更高的通货膨胀预期项的系数。

宏观行为经济学所展示的结果——很低的通货膨胀率会带来高失业和低产出——有很重要的政策意义。大多数人都认为中央银行是小心的、保守的、安全的。但是我认为许多中央银行是危险的司机:为了避开通货膨胀的车流,他们在道路的另一端远远地行驶,使得通货膨胀率过低而失业率过高。

五、储蓄不足

对新古典经济学家来说,储蓄的太少或是太多就像非自愿失业一样,是和其基本假定相矛盾的。因为储蓄是个人最大化行为的结果,因此在不考虑外部情况的条件下,它必定是最优的。相反,行为经济学发展出了理论上和经验上的方法来增进人们对这种时间不一致行为的理解。

使得时间不一致行为分析成为可能的关键理论创新是认识到人们可能在最大化一个和代表“真实利益”的效用函数不一致的效用函数。一旦这一点被接受,“储蓄太少”就成为了有意义的概念。要确定人们是否储蓄过多或过少需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他们是否有一个(跨期的)效用函数,而最大化另外一个。既有的证据潜在地表明两个概念之间有重大的区别。很高的负贴现率是解释实际的财富—收入比的首要因素。然而,对于人们认为应该实行的消费—储蓄权衡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跨期贴现率是正的(虽然很小)。

曾被用于研究跨期储蓄决策的双曲线贴现函数可以用来表现决定实际储蓄的效用函数和评价这种储蓄行为的福利结果的效用函数之间的区别。双曲线函数描述了人们在自控制中遇到的困难。和新古典经济学中的标准的指数递减贴现率不同,双曲线函数假定随时间范围增加,人们用来比较相邻时间的权衡的贴现率是递减的:人们在评价需要在当时做出牺牲而在未来得到收益的选择时使用的是较高的贴现率,而同样的选择如果被推到较远的将来,人们对它进行评价时使用的是较低的贴现率。因此,当所需要做出的牺牲被推迟的时候,人们有耐心选择那些延迟支付的行为;但是对于近期的延迟支付却显得不耐烦。因为现期消费比未来消费更显著,人们总是拖延储蓄。

双曲线贴现可能产生两种形式的拖延行为。当人们认为在未来他们的效用函数会发生变化时,会出现“幼稚拖延”。他们错误地认为,虽然今天明摆着是这样的,但是明天会有所不同。他们没能意识到明天的自己也将不再是今天的自己,因此当明天到来时,它明摆着也会是这样的。幼稚拖延者错误地认为明天的自己会去储蓄(节食、锻炼、戒烟……),虽然今天自己并没有这样做。而且他们会惊奇地发现,明天的自己也将和今天一样拖延下去。更成熟的拖延行为的形式是提前行动——根据O’Donoghue和Rabin(1999)的术语。提前行动者对未来的自己有充分的认识。他们对自己说:如果明天我会把今天的储蓄都花光的话,那么为什么我今天还要储蓄呢?

Laibson用双曲线贴现作为一个储蓄行为和政策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共同作者Repetto以及Tobacman(1998)一道,研究了在消费者提前行动的世界中,不同的税收激励政策的作用。他们的估计表明微小的激励政策的变化将会大大减少提前行动,从而产生巨大的正福利效应。

除了社会保险和其他“强制”储蓄计划的流行之外,储蓄不足的最好证据是退休人口消费的大量减少。实际上,退休消费的下降是不连续的。那些有更多资产和补偿收入的退休者消费的减少量要少得多。这很难被标准的指数贴现的生命周期模型所解释。

Thaler和Benartzi(2000)设计了一个储蓄计划来克服人们的拖延行为,并在一个中等规模的制造企业试验了这一计划:雇员们被邀请参加一个储蓄计划,在其中他们可以优先选择工资增量中多少比例留为存款。和双曲线贴现(而非标准的指数模型)相一致,雇员们把现在收入中的较少部分,以及未来收入中的较大部分留为存款。在短期内,平均储蓄率增加了一倍。

六、资本市场

凯恩斯的“通论”是资本市场的现代行为金融学视角的鼻祖。在凯恩斯的隐喻中“专业投资可能就像报纸竞争一样,在这种竞争中竞争者必须选出上百张照片中最漂亮的六个脸蛋,其选择最接近所有竞争者的平均水平的竞争者获得胜利”。因此资本市场过于不稳定,对各种消息过于敏感。对股票市场的这种看法和有效市场模型是相抵触的:在这种模型中,股票价格是根据风险水平调整过的未来预期收入的现值。

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RobertShiller对凯恩斯的过度活跃假定作了一个检验。他推论如果股票价格真的是未来收入的预测值,它们的波动应该小于它们的收人的贴现值本身。Shiller的洞见是一个简单的统计学应用:好的预测应该比被预测的变量本身有更小的方差。用美国100年的股票价格和股息的数据,Shiller(1980)比较了趋势平滑后股票价格的方差和趋势平滑后股息的当期贴现值的方差。他研究的结果和凯恩斯的预测是一致的:(趋势平滑后)股票价格的方差比(趋势平滑后)股息贴现值的方差大10倍。这个结果也被更成熟的允许股价和股息当期贴现值波动的检验所支持。股票价格的过度波动性也可由股票真实回报率的高频率变动得到解释。但这种周期变动和大多数的标准古典经济模型不符。在这些模型中真实回报主要是由技术状态和资本劳动比决定的。而在新古典模型中技术和资本—劳动比的变化是缓慢的。

虽然有如上的方差波动的检验结果,对有效市场的信念也得到了一些经验证据的支持,如根据月度数据,人们发现回报的自相关并不显著。对回报自相关假定的拒绝表明股票市场的表现近似于一个随机游走的过程。而相应地,Summers(1986)在一个“狂热”模型中——有对完美市场的序列相关偏差——说明自相关检验的说服力是很弱的。

除了确定过度波动的存在,Shiller也检验了它的可能的原因。在“非理性繁荣”(1999)中,他回顾了20世纪90年代对于股市泡沫的新闻报道,并解释了在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中的“新经济”的思想是如何传播的。当股价上涨时,“新经济”的福音在人间传颂;个人投资者按照媒体的意愿行动,这些媒体夸大了经济基础如网络对生产力的作用。这种股市泡沫是普遍存在的;它们在许多国家,在历史进程中曾多次发生。实际上,金德尔伯格的对恐慌和狂热的描写以及加尔布雷思的1929年大萧条的历史描写是“非理性繁荣”的优秀前辈。

第二个对理性的股票市场提出质疑的实证研究是股票超额收益之谜。在过去两百年中,股票超额收益显著高于债券的收益。其差距之大,以至于拒绝理性假设是合理的:在跨期效用最大化的假设下,今天消费的边际效用和明天的预期边际消费效用应当是相等的。在确定的风险厌恶的效用函数下这个条件表明出售股票的收入应当等于风险规避系数与消费增长和股票回报的协方差的积。然而对合理的风险规避系数而言,这个积远远小于出售股票的收入。

非理性的进一步的证据来自于跨截面数据。与Shiller的关于伴随着向平均价格/股息率回归的过度波动的时间序列发现相似,DeBondt和Thaler(1987)在跨截面数据中发现了对平均股票回报的回归:由过去五年表现最好的50家股票组成的成功的投资组合的表现远远低于市场平均水平,而过去五年表现最差的50家股票组成的投资组合后来的表现则远远高于市场平均水平。其他的股票市场异常现象也对有效市场假设提出了质疑。

资本市场的意义不仅在于它们本身,它们对宏观经济至少在下面三个方面也有重要影响。第一,资产价值影响收人,从而相应地影响消费。第二,与新资本价格相关的既存资产的价格——托宾的q——影响着投资,因为投资可被看作是在代表新资本的股票和相似的既存资产之间的套利行为。最后,资产价值影响着公司破产的可能性。接近于破产的公司发现很难借款,从而错失有利的投资机会。

七、贫困和身份

如果收入分配也是宏观经济学的一个主题,那么行为经济学也为长期困扰美国的一个问题——大多数的白人和少数的黑人之间的收人和社会境遇的巨大差距——提出了解答。黑人比白人贫困率多了大约7.7%。尽管只占美国总人口的1/8,黑人几乎占了美国贫困人口的1/4。实际的情形更加严重,因为最贫困的黑人面临的远远不只是贫困问题。他们有很高的犯罪率、药物和酒精滥用率、非婚生育率,单亲(母亲)家庭和福利依赖也大量存在。大概有4.5%的黑人男性被收审或入狱。黑人女性入狱率超过了白人男性的入狱率1/8。黑人男青年比白人男性在一生中入狱的可能性要大1/4。

标准的经济学理论不能解释这种自我毁灭的行为,RachelKraton和我发展出了一些基于社会学和心理学观察的模型以求解释美国黑人的长期不利地位。我们的理论强调身份的作用以及人们根据他们自己的理想身份所做出的决定。在我们的少数人贫困理论中,被剥夺了种族和阶级身份的人面临着一个Hobbesian选择。一个可能的选择是接受和主流文化相符的身份。但是这种选择的后果可能是这个人不被多数主流文化的成员承认。这种选择同样可能在心理上给个人造成负担,因为要求个人成为一个“不同的”自我;在主流文化之外的家人、朋友可能也不会接受这样一个接受了主流文化的人。因此人们可能会觉得他们永远不可能“过关”。第二种可能的选择是适应由历史决定的身份,对多数少数者来说,这是与主流文化相反的身份。每种身份有其理想的行为模式,对反面身份而言,这些模式和主流文化是完全相反的。因为主流文化赞同“自我成就”,所以反面文化就是自我毁灭的。对个人来说这种反面文化可能较为容易适应,但同时这种文化在经济上和生理上对个体是不利的。

某些贫困的身份理论的政策含义和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政策含义是不相同的。例如,标准的关于犯罪与惩罚的经济理论认为应该用威慑来阻止犯罪:将犯罪成本提到足够高,就像加利福尼亚的“三次就出局”法那样,可能的犯罪者就会三思而行了。但结果是监狱满了而犯罪仍未停止。以身份为基础的理论认为,入狱的巨大的负外部效应可能抵消通过严厉的判决来阻止犯罪的短期收益:监狱本身就是一个反社会文化的学校,也同样是未来犯罪的温床。而且,身份形成的外部性要求在犯罪发生之前有相应的预防措施,这些措施包括,例如:有效易得的药物治疗,恢复计划以及提供给城市中心地区青年的公共就业机会。身份理论认为增加黑人聚居区附近的学校数量的好处是巨大的,也许我们应该在完成常规教程的老师之外配备老师,增加对和身份形成有关的学生事务的关注。

八、结论

微观经济理论范文第4篇

(一)事业单位经济管理内部监督事业单位经济管理首先需要注意内部的管理和监督体系的构建,对于事业单位而言,最大的问题是事业单位内部管理水平不高,财务管理人员管理意识薄弱,管理水平不高,因此需要加强自身素质和专业能力的提升。内部管理和控制体系的构建就需要建立健全内部管控体系,确保从预算、资金使用、资金结算以及核查账目全过程都有完善的管理体系,确保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事做。一直以来事业单位对于预算拨款的计划一直没有落实,预算比较宽松随意,没有建立健全的体系控制,而且也没有使用会计电算化等高新软件,使得财务管理的方法比较落后,无法及时有效地实现监督核查。目前我国事业单位对于日常支出情况都没有有效的监督、检查和规范制度,从而为财务管理工作起到了预警作用。我国当前事业单位编制的预算现金表格以及资金损益表格等等需要根据事业单位具体的财务状况如何加以分析。我们事业单位经济管理活动需要结合自身人力、财力以及物力的规范标准对于单位进行的生产技术、工作方法以及其他手段等等进行严格的制度化制定,从而有效提高单位经济管理水平,促进事业单位实现自身的目标。

(二)事业单位投资策略事业单位作为非盈利性的组织机构,其最大的目的不是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是为了促进社会整体福利的不断提升,促进社会资源配置优化。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当前我国事业单位进行投资活动成为了一项不可避免的工作,如何确保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以及制定正确投资的策略,需要事业单位的领导以及财务管理人员有良好的战略意识,进行科学的决策。

(三)完善职员收入分配制度事业单位经济管理当中收入分配对于工作人员积极性有很大的影响,如何确保工作人员在实际工作当中保证效率,如何使得事业单位留住人才,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关系到收入分配制度的构建和完善。事业单位经济管理需要注意这一方面方法路径的系统性提升,紧密结合国家政策,不断落实员工收入福利分配制度的完善,促进事业单位工作目的的最终落实。

二、事业单位经济管理水平提升策略

(一)转变财务管理观念随着社会发展,事业单位的经济管理制度体系改革是迫在眉睫的问题,如何调整和改变传统的经济管理模式、方法和理念关系到事业单位的长远发展。第一需要事业单位强调经济效益的重要性,不能因为自身是非盈利机构,或者是财政拨款,就浪费有限的资源,经济管理的目的就是使得有限资源最大化的利用,优化资金管理的方式。第二就是事业单位经济管理的人员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的管理水平,不断地提高办事的效率,防止实际工作当中出现一系列财务风险问题。

(二)构建科学合理的经济管理制度科学规范的经济管理制度是事业单位落实经济管理的基础,如何构建系统性的经济管理制度,需要事业单位内部每一个人都发挥主观能动性,将具体的经济管理分解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环节当中,包括预算、执行、核算等,确保内部监督以及外部监督的有效性,提升事业单位经济管理的整体水平。

微观经济理论范文第5篇

关键词:微观;经济学;博弈论;企业管理

前言

微观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而其中的博弈论又称之为对策论,也是经济学中标准的分析工具之一,其在我国金融学、证券学、政治学等领域都被广泛运用,而将微观经济学中的博弈论与企业管理相结合能使其行为更加具有科学合理性。

1微观经济学博弈论在企业制度建设中的运用

企业的制度建设是一个企业实现内部资源与外部环境协调的核心条件,在实现企业战略目标方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微观经济学博弈论中纳什均衡的概念能够帮助企业塑造相对公平公正的企业制度,帮助企业实现工作计划[1]。以纳什均衡中的经典案例囚徒困境来说,在制定和实行企业制度时不仅具有科学、客观、理性地分析,还能够运用心理学通过制度约束的方式,进一步把控员工的思想动态。在传统的企业制度建设中存在着极多的不确实性,其无法将不确定因素与市场环境、员工需求相结合,因此就不能改善企业管理层所出现的问题。而使用纳什均衡结合相关模型的分析方式,能够帮助企业管理层更加深入地进行制定分析,像扩展性博弈法、逆推归纳法、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等方法,能够将其不确定因素与企业发展结合市场环境和员工需求得出较为完美的制度。这种科学的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也能够限制每一个个体的行为,根据纳什均衡解的概念,其每一位管理者在制度设定的背景之下,单方面地改变自己的策略,其不会提高自身的利益,也就促使了管理者与员工都能够自觉遵守制度。这也是企业内部管理中的最高境界,无需外界力量的监督,依靠条例和标准代替人的监督,能够实现各就其位,各司其职的管理目标,进一步的也提升了企业的工作效率。

2微观经济学博弈论在企业人力资源中的运用

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是企业得以发展的重要基础条件,其主要是以经济学和人本思想作为指引,将企业内部人员进行合理分配,定岗分化,能够优化企业的配置,培养企业人才的队伍建设[2]。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就是人才之间的竞争,而人才的培养离不开人力资源规划工作中的招聘配置、培训开发、绩效管理、薪酬福利发放以及劳动关系的管理,将微观经济学博弈论与企业人力资源相结合能够减少企业对于外部条件的依赖,提高核心竞争力。其结合的主要优势体现在绩效管理中的激励机制方面,通过结合能够进一步的挖掘员工的潜力,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拿博弈论经济学中著名的智猪博弈为例,小猪由于进食能力差于大猪,所以在进食过程中只能作为弱者,而弱者的代价是无论在进食方法中出于哪一种选择,最后都是被动的那一方。而大猪由于能力较强,在进食中就是强者无论小猪出于哪一种选择,都不会对其造成太大的影响,并且在进食中还具有掌握主动权的优势。利用这种概念,在企业中制造适当的竞争压力,激励员工在工作中不断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及专业知识,在工作中作为强者就会拥有更多的选择权以及主动权,利用薪酬福利和岗位晋升,将不上进者和工作中的强者拉开距离,实行优胜劣汰的激励机制。

3微观经济学博弈论在企业管理决策中的运用

企业的管理决策是企业决策中重要的分支,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经营者的战略目标,在实现战略目标的过程中不仅仅是出于对于目前企业经济利益的决策,还要结合市场信息,制定行动方案,并付出实施过程。这种科学的理论方法,不仅能够实现经营管理的目标更能将商品经济与企业经济控制相结合,实现生产和经营的全面发展。将博弈论相关的研究成果及模型计算方式直接带入到企业经营管理决策相关资料收集及计算中,能够使决策从商业性、盈利性和竞争性的角度出发,稳定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经济效益。在收集市场信息的过程中,由于要具备时效性,所以部分信息会存在不全面的现象,但现实是要求企业通过这种不完全的信息做出类比和相关决策。在这种决策形式中,每一位经济主体都会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与行业内企业的竞争过程中都会对其他对手造成影响,这种决策就带有了博弈色彩。在每一个博弈模型中,都需要有类比对象及相关结论分析,只有在收集其他企业资料的过程中,将市场经济和自身企业发展数据相结合,通过机理方式的分析,选择对于企业最具有优势可能性,才能降低企业的安全风险,提高市场占有率。管理即是决策,只有在管理中充分运用好科学、合理、有效的方法,才能使企业增强活力,适应时代经济发展。

4结语

综上所述,微观经济学博弈论是管理企业的重要分析和决策工具之一,基于国际一超多强和我国市场经济逐渐进入深水区的背景之下,企业应在不断试错和自我革新的过程中,引入科学的管理决策方法,使得自身能够稳于波动的市场经济环境之中。

参考文献:

[1]李佳泽.博弈论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应用[J].环球市场,2020(23):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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