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经济学研究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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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经济学研究范畴范文第1篇

关键词：经济学；研究；数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3-0015-02

当前，在中国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中，出现了滥用数学语言和方法的形式主义倾向。这种研究思路把经济学变成了数学，用定量分析代替了定性分析，把严密的科学论证变成了简单的数学推导，使经济学理论变成了一种完全虚构的假说，丧失了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应有的特征，从而导致理论研究的混乱和实际操作的重大失误。因此，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研究态度，正确处理好经济学和数学、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辩证关系，从而使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

一、经济学和数学是性质完全迥异的科学体系

科学发展的历史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任何一门科学都具有特殊的科学属性，这是科学发展的本质规定性，该门科学的发展必须遵循与这门科学相适应的内在规律来进行，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真理。经济学和数学在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结构和研究内容上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科学体系，二者的科学特色、科学范畴、研究思路、作用对象和发展规律是截然不同的。虽然二者在发展过程中可以互相学习、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渗透和互相利用，但绝不能互相替代。道理很简单，因为两种科学体系的运作方式和发展方向绝对不可能结合为一体，无法想象两种科学体系有朝一日会合二为一，不能改变科学体系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手段的位置，否则就丧失了科学研究的特殊价值和特殊意义。

马克思在论述经济学的研究规律时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1]十分明显，如果没有抽象分析，仅仅以客观的具体事物作为认识的出发点，就无法揭示社会科学的本质和规律，社会科学也就不具有一般性和指导性的特征，从而也就丧失了科学存在的真正价值。正是基于这种独特的分析原则和分析规律，才使该科学具有在更高层次上服务于社会实践的功能。数学是一种逻辑严密和计算精确的思维工具，运用这一思维工具来分析和研究经济问题时，可以起到纯粹经济理论研究所无法起到的功效与作用。数学作为一种语言和方法，实现了经济理论的定量化、模型化和简单化，使之能够对具有高度复杂性的经济系统得以在严格的假定条件下进行有效的研究，并利用现代信息手段进行加工处理，从中得出一般性的结论，直接为经济实践过程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诚然，数学语言和方法的运用，大大拓展了经济学研究的领域和空间，从而推动了经济学研究的深化。但不宜人为地把这种功效与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地步，更不宜用数学分析来代替经济学的分析。在中国当前经济学的研究中，有些研究者没有正确处理好经济学和数学的关系，不是在经济学的研究中科学、合理、有限地运用数学的语言和方法，而是数学语言和方法的使用已经远远超越了科学研究的必要程度，把经济学引入数学，甚至把经济学变成数学，从而使经济学完全变成一系列抽象、假定、复杂的公式和模型的堆积。虽然这些抽象、假定、复杂的公式和模型，对经济活动也进行了貌似严密的推导，但不能忘记一个常识性的问题，那就是数学语言和方法在经济研究中只起着辅助的、从属的作用。数学语言和方法只是从属于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只是作为社会经济关系分析的辅助，必须密切联系社会经济现象的质量来研究其数量表现。

数学毕竟是一门纯粹的逻辑科学，它是以一套初始假设开始并运用逻辑法则来推导结论，如果初始假设是错误的，无论在假设和答案之间利用了多少复杂的数学，其结论和答案都不是令人信服的。本来有些经济学理论完全可以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来说明问题，但研究者却故弄玄虚，极力用大多数人看不懂的数学语言和方法表达出来，而得出的结论却是人人通晓的一般经济学常识。显然，数学公式和模型并不能够全面反映经济学理论活动的真实世界，亦不能反映经济现象的本质内涵，而经济现象的本质内涵只能通过经济规律的运行才能揭示出来。同时，经济发展规律和经济实践过程是相当复杂和多变的，还可能会受到制度的、道德的、伦理的、文化的、心理的、历史的和社会的等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几乎大部分是无法量化的，它们根本不存在数学关系。事实说明，如果能够科学、恰当地运用数学语言和方法，把经济学和数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就能够极大地推动经济学理论研究和经济实践活动的进展。相反，如果盲目滥用数学语言和方法，企图将经济领域的困惑淹没在无穷的数学演算中，这样既无助于科学自身的发展，对经济实践过程也会产生严重的误导作用。

二、必须处理好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辩证关系

任何一门科学只有演化到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科学相结合的阶段时，也就标志着这门科学已经达到了完善化的程度。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一门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2]经济学在研究过程中，只有科学、有效地运用数学的语言和方法，才能促使经济学研究朝着定量化、精确化和严谨化的方向发展，从而使经济学成为一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统一的科学。不可置否，经济学完善和成熟的最终标志，显然是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科学融合。现在问题的争论焦点，不是经济学要不要运用数学方法，而是如何运用、怎样运用的问题。目前在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数学语言和方法运用的范围过泛过滥。尽管数学也是反映人们思维的一种语言，但并非所有的经济学范畴都能转化为数学的语言，有些范畴即使勉强转化为数学语言，也不具有可解性。理由很简单，因为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社会生产关系的学问，如果试图将经济学进行非人性化的解释，就有可能使经济学变成一种完全虚构和僵硬的假说，活生生的社会生产活动就会变得机械化、程序化和公式化。

问题的实质在于，经济学在研究过程中，必须处理好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辩证关系。质是事物在性质上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内在规定性。事物的质通过属性表现出来，任何质都是具有一定量的质，没有量也就没有质，同时质又制约着量。经济学研究中的质是指事物的本质属性，而量只是手段和方法。质处于主体地位，起着主导作用；量处于从属地位，起着辅助作用。判断事物性质和决定事物发展方向的只能是事物的质。尽管定量分析在经济学分析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无论如何是不能代替定性分析的。经济学是主人，数学是仆人，主仆关系是不能颠倒的，数学不能反仆为主。另外，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条件不是一个恒量，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量。这种变化不仅包括质的变化，而且包括量的变化，质的变化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而量的变化则是经常和频繁的。因此，定量分析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条件，进行及时的补充和调整。

马克思不仅通晓经济学理论，而且通晓数学理论，他是把数学方法成功运用到经济学研究中的最著名的先驱者。但是，马克思并不是为运用数学而运用数学，而是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已经有了定型的把握，即已抽象出可以用数学来表示的范畴体系，并具有数量化、标准化和规范化的度量标准，极力探索把理论加以模型化的最佳路径。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其研究的结果几乎都是通过数学方法推导出来的，可以说是成功运用数学方法的经典范例。社会再生产过程本来是一个相当庞大的复杂体，但在马克思的研究模型中，只是表现为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和商品价值的三个组成部分。马克思的这种数学模型，十分清晰地表明了社会总资本再生产活动中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揭示了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之间的动态运动规律和条件。这一模型结构的编排，乍一看，似乎很简单，但却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是极具科学价值的有机组合，表达了极其复杂的经济关系和深刻的理论内涵。

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并将进一步证明，经济学研究如果仅仅局限在定性分析的层次上，势必导致经济学研究的抽象化、空泛化和一般化，从而窒息理论的发展，使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和解释力。相反，如果滥用数学语言和方法，这种分析则缺乏科学性和可信度，也会导致经济学研究的简约化、片面化和硬性化。因此，数量关系所反映出来的社会经济现象的本质联系，必须以经济学所论证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作为基础，数量研究只有从这个基础出发，才不至于走偏。同理，经济学的定量分析也是有条件的。换言之，有些经济学范畴需要进行定量分析，有些经济学范畴则不需要进行定量分析；有些经济学范畴需要进行全面的、一般的定量分析，有些经济学范畴则需要进行个别的、特殊的定量分析。所以，只能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不能一概而论，如果不管实际需要与否，盲目地、无目的地、一味地运用数学语言和方法去解决经济矛盾和问题，很容易使经济学沉湎于方法论的探讨，拘泥于微观经济体的研究，从而忽略社会生产关系和经济全局方面的把握与变革。这样做的结果，只会把经济学的研究引入歧途，甚或走入死胡同，最终导致研究成本的增加和研究资源的浪费。

综上所述，滥用数学语言和方法是不能揭示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规律的。这是因为经济学理论的运作过程是相当复杂的，各种范畴盘根错节，如果用变量来代表，必然是一个极其庞大而难以处理的数理模型。研究者为了方便起见，就只好减少变量，建立脱离现实的假设。又由于这些假设只是提示一些研究结果，根本无法说明为什么应用和怎样应用的问题，结果使经济学理论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越来越差，实践者不敢使用也不知道如何使用这些研究成果。这种研究思路不仅起不到对经济学理论的抽象概括，反而容易引起经济学理论的混乱不堪。所以，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要实现自身内容的重大突破与发展，决不能仅仅局限于表面上和形式上的数学语言与方法的应用，应当走出数学化的死胡同，努力实现经济学理论与数学方法的科学结合，从而在更高层次上服务于中国的经济建设。

参考文献：

规范经济学研究范畴范文第2篇

关键词:经济学方法论;科学哲学;启示

中图分类号:F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1001602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30年。身处中国纷繁芜杂的经济社会中,各种经济现象光怪陆离、引人入胜。经济工作者如何探明这些复杂经济现象背后所蕴含的一般性经济规律,以及是否能借用对已有经济事实的分析来预测未来经济发展趋势,这都成为我们研究经济学方法论的出发点。

1 经济学方法论内涵及范畴

经济学方法论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经济学方法论指论证经济学理论正确的某种原则,广义上则包含着什么是科学的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理论创新的方法论。具体来讲,西方学者研究经济学方法论主要围绕对一个核心问题的回答,即如何衡量与选择经济理论。换句话讲,有无一套标准来区别开“科学的”与“非科学的”理论?如果有,用什么标准?或者如何从所有理论中鉴别出哪种是“最好”的。现实意义上,这套标准就成为经济学家在建立与发展理论时必须遵守的方法规则。

经济学本质上属于社会科学,是经济学家面对经济理论难以消解的现实,试图提出自己的尝试性解释,也是作者的主观认识对客观现实的一种认识和把握。经济学方法论在其发展过程中深受西方科学哲学的影响。亓学太认为,经济学方法论属于哲学的认识论范畴,主要探讨经济学知识的性质、认识论地位以及获得途径等问题。严格意义上讲,方法论属于哲学的范畴,经济学方法论为经济理论构建提供了方法上的哲学观,即方法论哲学。张五常认为,“经济学方法论”应叫“科学的方法”,“因为科学方法论在经济方面与其他科学是相同的,所以要笼统地说一说,不应该分门别类”,“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因而适用于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均适用于经济学研究。

2 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阶段划分以及主要思想

针对西方经济学方法论阶段划分的问题,国内学者并无统一的看法,傅耀按照科学方法论的内在逻辑将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演进分为四个阶段,即前实证主义阶段、实证主义阶段、证伪主义阶段和历史主义阶段。亓学太则以20世纪70年代为界,将经济学方法论划分为两个时期,即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方法论研究的兴起与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繁荣时期。以下以傅耀的四阶段划分法来了解各时期的主要经济学方法论思想。

2.1 前实证主义阶段

前实证主义阶段的经济学方法论是一种不定型的、朴素的、自发的阶段,还处于朦胧的状态,但这一阶段的经济学方法论启迪了人们思想的火花。例如重商主义和重农学派的现象描述法和科学抽象法已经初露端倪,而在斯密经济学说中抽象演绎法和现象描述法得到了系统化的体现。斯密之后,抽象演绎法在李嘉图和西斯蒙第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使其渐趋精细化。此后,现象描述法又得到了马尔萨斯和萨伊的大力发展。

2.2 实证主义阶段

实证主义阶段是经济学方法论史上第一个具有较完整理论表现形态的发展阶段。比如这一时期,西尼尔将李嘉图的抽象法发展到当代意义上的假说演绎法的过程中,充当了不可或缺的中介环节。约翰•穆勒把归纳――演绎方法确立为经济学研究唯一合理的方法,他的方法论可以说是标准实证主义的样板,但他并不排除抽象法的功能。凯恩斯发展了演绎法并承认归纳法和演绎法有互补作用,他将西尼尔的抽象演绎法与历史学派的历史归纳法调和起来,但在原则性的问题上,他仍然是一个十足的实证主义者。罗宾斯摈弃了历史归纳主义,他指出了经济学不依赖于伦理上恰如其分的个人评价,他强调抽象在构成特定假设过程中的作用。奥地利学派对特定理论正确性的最终标准归结于经验事实表现了强烈的不满,他们反对方法论的一元性,主张个人主义的方法论,并对将自然科学方法不加批判地运用于社会现象中表现出强烈的愤慨,但是他们自认为是对于西尼尔――穆勒――凯尔恩斯传统的注释。

2.3 证伪主义阶段

波普尔证伪主义在20世纪70-80年代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经济哲学界,引入波普尔的科学哲学思想、形成波普尔证伪主义流派的重要学者是哈奇森、布罗格。布罗格与哈奇森在解读与应用波普尔思想过程中着重吸收了其证伪主义的观点。他们认为,波普尔的理论是在批判逻辑实证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逻辑实证主义强调经验证实是评价选择理论的唯一尺度。但波普尔否认这种理论,强调“休谟归纳问题”使得达到经验证实是不可能的,“我们根本无法证实一个理论,即使它在十万次检验中被证实了,没有人能够保证它在十万零一次会继续被证实。但相反,只要有一次被证伪,我们则完全确信该理论是错误的”。因此,评价选择理论“不应当根据逻辑客观主义所主张的‘证实’而应当根据它能否可被‘证伪’”。

在证伪主义传统中还有部分学者坚持拉卡托斯的科学思想。拉卡托斯是波普尔学说的追随者,但他对杜恒-硅因论题(Duhem-Quine thesis)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他主张理论检验是比较性的而非绝对性的。当理论遇到经验窘境时,理论家总是试图对其进行修正。科学的修正必须能够产生可检验的引申结论。如果新的理论部分性地被证实了,说明修正是“经验前进的”(empirically progressive),我们就有理由舍弃未修正的理论而利用新理论,而不管新旧理论从普遍意义上讲是否是正确的。也就是说,评价选择理论应当以“经验前进”而不是经验检验的成败为标准。立足于波普尔传统,同时发展了库恩的“范式”学说,拉卡托斯提出“科学研究程序”(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及“硬核”(hard core)等系列概念来解释理论的普遍结构与发展过程。莱切斯引入拉卡托斯的理论来解释新古典经济学。他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本质上是一个研究程序,其基本前提与假定虽然被质疑但却仍占据主流,这种事实可以用“硬核”来解释(这些基本前提与假定正是新古典研究程序中的“硬核”)。但多数经济哲学家对拉卡托斯的理论持批判态度。他们否认主流经济学研究有什么“硬核”,而且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取得了所谓的“经验前进”也表示怀疑。

2.4 历史主义阶段

历史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经历了从旧历史学派到新历史学派、制度经济学到新制度经济学的变迁。但在主流经济学派眼里,都被视为异端而加以排斥。制度学派与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在构建他们的理论体系时,尤其是制度经济学,更多地专注于从历史资料的归纳中总结出带有一般性的规律,因为他们对实际历史的看法就持有这样一种归纳主义态度。无论制度经济学派还是新制度经济学派,都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紧密的学派,十分类似于肇始于库恩的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传统,他们遵循着共同的范式,形成一个稳定的“科学共同体”。这种特点在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中体现的更加明显。正是科斯、威廉姆森、阿尔奇安、德姆塞茨、诺斯以及张五常等学者的共同努力,围绕着“交易费用”、“产权”、“制度变迁”这几个核心概念,尽管他们之间的许多著作存在着很多方面的差异,但它们都有着共同的内在一致性。

3 经济学方法论对经济学研究工作的启示

经济学方法论应该是无地域和国家界限的,并不存在独立于他国的经济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那么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以及现代经济学的某些基本原理、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给予我国经济学研究工作者启示在于:

3.1 “常无”心态面对经济现象

林毅夫认为,任何现有的经济学理论都是经济学本体,也就是一个理性的人,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之下所做选择的一种因果关系的描述。对于任何现有的理论,都应该将其视为可能对、可能不对的“前识”。在解释一个现象的时候,要以“常无”的心态,从现象本身出发,去发现谁是决策者,他面临的限制条件和可能有的选择是什么,说明他为何在这些条件下,做了我们观察到的选择。

3.2 理论构建是一个往复循环过程

林毅夫(2001)谈到,我们学习现有的理论,最重要的是要学习有成就的经济学家是如何构建理论的,学习著名的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以及从经济现象中抽象出关键限制条件的能力。关于构建理论方面,他给出了建议:第一,在建立经济学的理论时必须对所研究的问题和给定的条件有明确的定义;第二,方法论规范化的第二个要求是严格检验那些依照这个理论的逻辑推演产生的推论是否与所要解释的经验事实相一致。如果不一致,这个理论就必须受到修正或摈弃。从而更进一步去了解经验现象,再根据经验现象构建一个可以解释这个现象的理论。可以看出,经济学理论的构建过程是一个从“定义提出假设假说借用分析工具验证假说”的往复循环的过程。

3.3 解释现象的理论越简单越好

对于如何构建的问题,张五常也提出了看法,他认为“事实是不能解释事实的”。“当事实不能解释事实时,就要有一点理论,并且加上些条件上去,然后来解释这个事实。可是解释这个事实的理论是有系统的”。他提出“解释现象的理论越简单越好”。从整个科学方法来说,一个极端是套套逻辑,另一个极端就是特殊理论,理论分析应该从一个极端开始或者从另外一个极端往中间走。套套逻辑一般性非常强,但是没有内容;而特殊性是在很特殊的情况下可以用,因为加入的限定性条件太多,其结论是没有可能错的,但也正是其过多的条件限制,使特殊性理论失掉了一般性,这样的理论也就失去了意义(张五常 2002)。理论是信息节约的工具,一个理论应该用越少的假设解释越多的现象(林毅夫 2004)。

3.4 理性使用数学工具

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经验表明,数学工具在分析工作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甚至引致了实证主义与规范主义之间的现实鸿沟。但是,我们应正确对待数学这个工具,如果仅仅追求数学模型的复杂和艰深,而忽视了理论是用来解释经验现象的,那么一旦数学模型的推论和经验现象不一致,这样的模型充其量只是数学游戏,不能称为经济理论(林毅夫 2001)。但同时,数学又是个很好的工具,我们应该让数学为我们的经济学研究服务。

参考文献

[1]林毅夫.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对话[J].东岳论丛,2004,25(5).

[2]亓学太.当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演进与评介[J].社会科学战线,2006,(3).

[3]张五常.经济学方法论[J].社会科学战线,2002,(4).

[4]傅耀.试析经济学方法论演进的四阶段及其内在逻辑[J].当代财经,2002,(5).

规范经济学研究范畴范文第3篇

近读葛守昆先生的专著《由个人到世界的经济学》一书，让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尤其是该书的逻辑体系，与已有的经济学理论相比，我认为既有收敛性，抓住了经济学的本质；又有离散性，在本质基础上充分展开，尽可能多地解释了由个人到世界范围的经济现象；也与从微观个体到宏观世界经济活动展开的现实图景相一致。

将人之利己性即人利己的经济本性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坚实基点和起点

一门基础性的经济学建立在什么根基之上，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和制度以什么作为前提？无可回避的，是对人自身经济属性的认识。假如连这个基本的问题都真假难辨，一切都将是枉然。本书系统总结了作者多年来对人作为“经济人”特征的研究，明确提出：根据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来看， 这里，利己性是排他性的，并不包含利己利他的两面性，也无利己会利他的必然性。利己是“经济人”的一元规定性，是理解整个经济学的一把钥匙。

该书坚持认为，人之利己性是人类与生俱来、亘古不变的本性。针对有些学者借口有人单纯追求货币利益、经济利益、物质利益、眼前利益，因此否定人的利己属性的认识，指出“‘经济人’利己性涵盖十分广泛，并不局限于金钱财富”，“利己性作为个人追求自身最大化利益的表现，包含十分丰富的内容”。针对一些人在特殊场合出现的“利他行为”，指出“一个人为什么会发善心，对别人产生同情，慷慨帮助别人，不排除就可能出于利己的考虑，并不改变人利己的本性”。“在经济学中，‘自利原则’作为人类行为的永恒动机是不可证伪的，它不仅是西方经济学体系的“阿基米德支点”，同时也是用于解释人类行为最有效的工具”。针对长期以来一些学者从恶的角度看待“经济人”的自利特性，指出“追求自身利益和享受是人的一种固有的本能倾向或行为动机，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人既没有先天的美德，也没有先天的恶行。对于利己孰善孰恶的判断，必须放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考量”。人类要改变的，不是利己之本性，而是规范利己的行为，改变不平等的经济利益关系。

纵观长期以来经济学界对“经济人”的研究，该书作者的认识应该比较彻底和到位。

在人之利己性这个维度基础上，强调利己行为之规范性

在肯定人的利己性、保护人的利己权利的基础上，该书进一步指出：经济学仅仅揭示人的“经济人”属性是不够的，必须认真揭示“经济人”心理特征及其产生的行为影响和后果，从而进行必要的引导和约束。正是人之利己性的客观存在，才提出了利己行为之规范的问题。否则，如果人是利他的，人类的行为规范和制度完善就是一个伪命题，甚至道德劝导也属多余，整个经济学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

该书作者明确指出，“当人的利己行为不只跟本人有关，必须与他人发生联系和关系的时候，必须参加与他人的合作和协作以后。如果没有外在的限制和束缚，往往会出现为了个人利益最大化追求而影响和损害他人与社会利益的情况。这是任何人都不能避免的事情”。比如，“人们心照不宣地希望：与别人一起劳动的时候，自己劳动的付出比别人少，但得到的比别人多；在与别人交换产品的时候，最好是别人吃亏，自己得益；在与社会协作中，最好别人是诚实守信，而自己如果不被发觉或没有惩罚条款的话，却从欺骗别人中获益；在社会分配问题上，最好是自己占有比别人多得多的资源财富，让别人有求于自己；在权力与义务上，最好是自己拥有的权力很大很大，承担的义务却很小很小……”。

如何在不改变人的利己属性前提下，规范和限制个人的行为，保证人的利己行为不影响、不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这就要求在生产关系即人与人相互关系的范围内研究和解决这个问题。通过构建良好的利益关系，规范人的行为，保证人们自身利益的满足以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为前提。这也是经济学研究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第二个维度。否则，光有人之利己性，却缺少行为之规范性，人类经济必然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

最重要的是设计违规成本大于违规收益的制度，确保每个经济当事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人们既要从自己的经济行为中获取利益，又要同时承担相应的责任，特别是为违规行为担负的责任。

宏观调节之有效性将经济学上升到最高层次

该书提出，承认人的利己属性、保护人的利己权利、加之以必须的行为规范，只是满足了微观的基本规定性。但微观上有效的经济活动，在宏观上并非一定有效。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些问题市场没办法自行解决，必须依靠第三方的力量，发挥第三方的作用，即通过宏观来协调微观的利益矛盾关系。在本质上，宏观主体对经济调节与管理的职能（在广义上，调节也可以纳入管理的范畴）不是从外部强加于微观的东西，而是微观自利的内在要求，是微观自身难以自行和自发解决的难题。

关于宏观主体对于微观行为的调节范围，主要包括：（1）建立秩序，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之间的利益矛盾，有些是可以由个体或微观自行协商解决的，相当部分则要依靠和通过宏观出面制定法律形式的“游戏规则”来仲裁和处理。（2）资源的合理配置。市场对于资源的配置有着基础性的重要作用，但市场并非万能。解决资源的合理和有序利用问题，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对象。（3）促进经济的长期发展。人类的长期发展和长远利益的实现，虽然有赖于微观层面的努力，但不是微观自身所能解决的问题，必须仰仗于宏观的导向和协调的行动。（4）收入的理性引导。在宏观上，解决收入分配的非均衡性问题，必须进行有效的收入调节，既反对平均主义，防止夺富填穷，又要通过税收调节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保证由于多种原因导致的低收入人群有基本的生活保障。

规范经济学研究范畴范文第4篇

1中国经济学的目标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2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2.1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经济学的不到10篇。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也日益缩小。

2.2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仍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经济学专业的新发展。首先，教学内容重复。以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例，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政治经济学内容在高中就曾经完整的学习过，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专题性课程，但在体系性、知识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没有差异。其次，理论体系被人为割裂。一是将政治经济学从体系中分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范畴与原理上没有科学衔接，尚未建立整体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就是，教学方式的“封闭性”。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缺少足够的教学参观或社会调查等课外活动。

2.3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理论脱离经济现实，难以满足本土化的要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师选定一本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国内经济学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较长，教材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极易产生距离与脱节；再者，由于国内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本身也有距离。其次，“满堂灌式”教学，忽视教学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可能讲清楚全部的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老师主要传授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化训练，则缺乏课堂交流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2.4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还认识模糊。这一点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穿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怎样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尚缺乏基本规范，认识相当混乱。

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排斥和轻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一是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否定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总起来看，后一种倾向在当前呼声甚高。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诸如选题过于宽泛、研究结论草率等其它问题。

3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将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份嵌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两种经济学说的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劳动价值论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源性问题，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均衡分析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为揭示价格与供求的内在关系及其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将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克服马克思经济学说价格变动分析的不足，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3.2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注重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认为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及其行为动机的本质特征，但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却“往往具有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将两种行为动机理论整合为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

3.3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马克思晚年时期未能构建起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古典学派，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理论；从宏观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微观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是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

3.4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来生产方式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及各劳动者阶级之间以及阶级成员内部潜在的利益矛盾对其的影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供求关系、均衡价格的技术分析转向了产权关系、交易费用的制度分析，从而揭示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条件下，产权界定、国家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妨碍我们将该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嵌入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框架中。

4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走向规范和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落后于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4.2走向开放和世界

经济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决于是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而不论源于何时，出于何人，来自何方。经济学走向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引进来，将外来的理论综合到中国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实践中去；二是坚持走出去，要加强交流和不同学科间的联系，进行多学科理论、多元研究方法与手段的综合运用。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学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必须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须立足经济，关注技术，立足当代，面向未来，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始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参考文献

规范经济学研究范畴范文第5篇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哲学主义;唯物史观;人道尺度;历史尺度

一、人道尺度与历史尺度的统一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

在的理论来源，尤其是空想社会主义和费尔巴哈哲学当中，思想家对市民社会、对资本主义奴役制度的批判和对人类幸福的向往，最终都陷入了抽象人道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一方面，他们根据理性预设人类社会的理想状态，并将其作为人道尺度衡量现实，从而得出现实“不合理”的批判性结论;另一方面，当他们想使异化现实“恢复”到理性状态时，又不得不诉诸哲学家的道德呼吁和统治阶级的良心发现。总之，从 “破”到“立”，旧哲学的方法论皆走不出抽象人道尺度的窠臼。

只有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实现哲学革命之后，被世代进步思想家孜孜以求的人道尺度，才真正填平了应然与实然的鸿沟，找到了理想现实化的道路。抽象的“理性”并不能实现世界的大同，对人类解放何以可能这一问题的回答，只能是无产阶级依据历史规律改造世界，解放自身，从而解放全人类的革命实践活动。因此，我们把马克思恩格斯哲学革命的实质称为人道尺度与历史尺度的统一。所谓人道尺度，是应然、规范、价值性范畴，主张尊重人、爱护人、以人为本、“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其最初产生时直接针对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受奴役、受剥削的现实;所谓历史尺度，是实然、事实、真理性范畴，即科学地看待人类社会的发展，研究历史运动的规律性，从而在历史的可能性空间中选择、塑造理想生活。可见，历史尺度作为对抽象人道尺度的扬弃，内在地包含了人文关怀，是人道尺度与历史尺度的统一。

唯物史观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前代思想成果的创造性发展，是一个动态、开放的概念系统，梳理唯物史观的形成、发展史，我们才能看到人道尺度与历史尺度相统一的生成过程。

二、历史观的历史演进——唯物史观的动态生成

的历史观经历了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的过程，其唯物史观又经历了提出、运用、发展诸阶段。

在《莱茵报》和《德法年鉴》时期(1842—1844年)，由于现实力量的介入和思想内部的矛盾，马克思开始了其世界观转变的艰巨过程。在 1843年撰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分析了黑格尔在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上的唯心主义观点，论证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思想。但此时马克思还没有从市民社会划分出经济关系、生产关系，并且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把市民社会、国家等社会形式视为“人的本质的实现”或“人的本质的客观化”，把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政治国家视为人的本质的异化。在次年写就的《巴黎手稿》中，马克思首次较为系统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问题，提出了著名的异化劳动思想。异化理论的隐性前提，是预设一个永恒不变的人之本性，当现实与该预设不符甚至相悖时，则为异化状态。异化的扬弃就是人向本来面目的复归。可见，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的基本思想仍未脱离近代的人本学模式。所以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巴黎手稿》之前，马克思所持的历史观本质上仍旧是唯心史观。但是，从1843年开始的、在《巴黎手稿》中全面展开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却为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提供了思想策源地。

1845年春，马克思写下了被恩格斯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到1846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合作完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两篇论著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在新世界观探索中发生了质的飞跃，唯物史观已经形成。在从旧世界观向新世界观的跃进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转折，并不是法国结构主义者阿尔都塞所称的神秘的“断裂”，而是马克思在其特定的理论背景和历史情境下，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取得的伟大成果——实践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在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作了概括之后指出，这是他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以及后来在布鲁塞尔继续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总的结果”。恩格斯指出，所提供的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因此，对于初创时期的唯物史观，我们有必要分两个层次进行理解：第一，唯物史观的提出是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它使得人道尺度与历史尺度的统一成为方法论上的现实;第二，唯物史观作为方法论所生成的基本原理，是以科学假说的形态出现的，必须要在实践中予以求证。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著《资本论》正是这一的思想实验室。

马克思从1843年开始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直到1883年去世为止，历时整整40年。如上文所述，唯物史观的提出是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总的结果”，唯物史观的证明和运用，更是在其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具体展开、实现的。《资本论》是马克思毕生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高成果，也是马克思最重要的理论著作，是思想体系的百科全书。《资本论》的哲学意义首先在于，它把唯物史观作为新世界观和方法论应用于一种社会形态，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应用于一门具体科学，即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说：“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实现了这一目的，从而使得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得到较为充分而严格的验证。因此，列宁指出：“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说，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对于这一论述，我们同样要作辩证理解：一方面，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在资本主义经济研究中得到了确证;另一方面，需要反思或深入思考的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唯物史观，主要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研究的成果，然而，从本质上是西欧社会发展规律的唯物史观理论出发，能否推演出普适性的历史规律?相信科学研究、拒斥抽象思辨的马克思在晚年正是陷入了这一沉思，而作为其思考成果的则是《古代社会史笔记》。马克思晚年的学术变化，有三点值得特别注意。

第一，马克思毕生的心血之作《资本论》，其后两卷却被马克思搁置不发，在他逝世之后才由恩格斯整理出版，而从这两卷可以看出，马克思的手稿并不完整，《资本论》并未杀青，他就已经转移了思考重心。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第二，虽然马克思毕生都在关注原始社会问题，但在晚年他却投入了异常巨大的研究精力，写下了大量的读书笔记。第三，马克思把视阈从西方转移到东方，探讨落后国家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可能性问题，提出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以上三点，值得每一位力图从生成、变化的发展立场来理解哲学的研究者的重视与反思。如果说，在唯物史观的初创阶段，马克思提出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提出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假说，在唯物史观的求证和运用阶段，证明了其在资本主义社会研究中的真理性的话，那么，在唯物史观的第三阶段，即马克思重点研究古代社会和东方社会的时期，唯物史观已经在自觉反思其方法论和具体原理的双重向度。这是因为，马克思在《古代社会史笔记》中的研究思路依然坚持着人道尺度与历史尺度相统一的指向性，但在得出的具体结论中已有了重大突破，即打破了把西欧社会发展线索作为普遍历史规律的隐蔽归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