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范文第1篇

关键词：鲁迅；传统文化；反思；生存境遇

中图分类号：I21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07)-02-0052-03

鲁迅研究作为一显学成果丰硕，但在对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上还存在偏颇：要不把鲁迅视为斩断与中国传统文化联系的罪人，要不把他视为一个结束旧传统文化而开启了中国现代新文化的启蒙者。无论哪种倾向，笔者都认为是一种主观化的武断。因为鲁迅就是鲁迅，他有自己对传统文化最本己的体悟和感受。离开鲁迅本己的生存境遇去妄加评议鲁迅与传统文化的“决绝”或“渊源”，都会导致一个背离鲁迅思想价值和意义的倾向。本文试图立足于鲁迅对“现在”的把握、对本己生存境遇的体验，来略谈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批判性审视的反思态度。

一

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性审视有一基本点：“立人”：“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1]正是立足于“人”这个基点，鲁迅开展出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反思。而民族、文化和人都只有在特定时空方能显出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鲁迅思想创作的独立价值就在于他能以清醒的态度把中外文化纳入自己的“时空”即“当下”生存境遇来感受理解。

鸦片战争，古老中国封闭的大门被撞开，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发现除“天、地、人”三位一体的大中国外，还有另一并列的“西方世界”。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空间”，各有其自足性和相对封闭性，且这两个空间互相激烈冲撞，两种全然不同的文化观念既互相吸纳又互相排斥。这是一新的“春秋战国时代”，鲁迅就历史地“被抛”于两个相撞空间的“夹缝”间：他立于此“夹缝”且不得不面对这激烈冲撞和这残酷现实：这是属于他的生存境遇。立于此境遇，西方文化对他而言，是异己之物，可信不可亲且无法驾驭无法左右；中国文化虽可亲却已是一幽禁自己的“笼子”。何去何从？如何选择？作为有思想有感觉的生命个体，他必须生存下去且要找到自己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在此生存境遇的感受体验中，鲁迅展开与中外文化清醒地“对话”。真正的对话，是每位参入者心怀本己的当下境遇和反思的，否则他就无法传达自己的立场和态度。而对话的生命力就源于现实生活的需要。被抛于历史夹缝的生存需要决定了鲁迅必须进行对话。“对话”本质上就是批判，是面对现实问题，清醒诊断、把握，并进行理性反思和反观。正是在这本真“对话”意义上，鲁迅认识到一切文化都有其局限性，在他那儿不存在任何文化神话，因此在对待中外文化的态度上，他是主张“拿来”：占有，挑选，创新，“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2]而在这“拿来主义”中内在隐含着一种鲁迅思想中最易为人所忽略的一点：“复古”的诉求，即守持与复苏中华民族“固有之血脉”的愿望。鲁迅不是一个为批判而批判，为消解而消解的文化虚无主义者，他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解构是立足于“当下”，以积极的建构意向为指引的。

作为一名受过传统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鲁迅别无选择面对的是本民族的生存境遇和自己的传统文化。尽管他坚信传统文化已无力保存民族，坚信只有向西方学习才能完成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尽管他也极力批判传统文化，将中国几千年的家法宗族礼教思想说成是“吃人”，但他对传统文化依然有一种无法割舍的精神联系：即在理智上反传统文化，在情感上却皈依传统文化精神。事实上作为对传统文化持激烈抨击和批判的文化建设论者的鲁迅，恰恰是现代中国最富于传统文化精神的人。因此他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复杂又矛盾，对传统文化的审视既清醒也痛苦：他在激烈批判传统文化中扼杀摧残人性的封建思想时，又时常“自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他清醒在于他并不绝对否定中国古代任何一种文化，他痛苦是因为他同时又失望于古代所有文化。在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中，他看到的不仅是文化，还有文化后面的“人”，他对文化的解剖，实际是对文化后面“人”的解剖。在内忧外患的生存境遇中，作为一个被抛于“此”而“在”的知识分子，他的“操心”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忧患与焦虑：他多么希望能在自己的传统文化价值中寻找到中国人自我肯定和尊严的依据，多么希望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到推进中国现代进程的“活力动源”。然而在中国历史里，他所看到的却是“中国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3]希望之深切，失望也就深切。正因此，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比之同时代的作家尤为深刻。

二

批判不是否定，而是一种反思，一种能达及事物本质的思考，其现实动机在于历史的反思。历史的线性流程往往给人们显示或摆明了事物的来龙去脉，但总为某些观念所遮蔽。因而只有凭借对历史的“清理”方能揭破这些观念的荒谬，触及事物的本质，从而把握“现在”筹划“未来”。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公正的：他批判传统却又否定与传统决裂，认为中国新文化建设应“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4]鲁迅的伟大就在于：他在继承传统文化精髓的同时，能清醒认识到传统文化存在的痼疾和缺陷，并能结合民族生存境遇和时代精神，将传统文化的部分内涵进行合理性改造和现代性转换，从而实现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使其合理内核得到现代性再生。正如西方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所说：传统是过去与现在不断遭遇、相撞、冲突、融合之中产生的种种可能性或可能世界，是我们所理解的未来，传统在本质上是一个属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概念，传统没有封闭的疆域，不是被限定被凝固的，它永远处于被制作状态，指向可能的世界。鲁迅以思想家深刻的洞察力反思到这点，所以在看似与传统文化“决绝”的背后其实是在寻找文化“新生”希望，“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时代”。[5]

文化是人的一种创造。人创造一种文化是为体现人的愿望和要求。反思传统文化，鲁迅寄予寻求的是“民族人”即“现代”健康的国民。而“现代”这一时间概念已表明鲁迅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是立足他当下本己生存境遇。中国与西方世界的接触与碰撞，于鲁迅意识中刻下了一鲜明的时间印痕“现在”。“现在”就是与过去、将来的时间性到时，而时间性就是“人”的存在。正是对“现在”这一时间概念的本真体悟，鲁迅在反思传统文化时提出了“立人”和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主张。“现在”属于个人，同时也属于民族、国家。“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6]于鲁迅而言，批判传统文化涉及的已不是个人好恶而是民族生存。因为时间只对生存而言，“现在”属于活着的人，要保留或批判传统都是为谋取“现在”人的生存发展：“要我们保存国粹，也要国粹能保存我们。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要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它是否国粹。”[7]由此可看出，鲁迅要改造的是“现在”，他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是为“现在”的人争取更多做人的权利和生存条件。传统自身已没有了变化的能力，它的任何发展变化都要通过“现在”人的改造和利用，而改造和利用了的传统也就“现在化”了。对传统文化的这种深刻认识，正是鲁迅立于“现在”中国的境遇中感受出来的。反思“过去”是为更好地把握“现在”去争取中国“未来”的发展契机，去思考中华民族在现代世界的出路和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自身的出路，正是在此意义上，鲁迅作为中国现代启蒙者的历史地位是无法抹杀的。而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反思就是立足于“现在”中国才获得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离开了这个“时空”，鲁迅就不再是鲁迅，他的思想文化价值也无法获得认证，当鲁迅在接受开放的西方科学理性光照之时，势必要反观并省思延伸在他脚下的传统文化，所以鲁迅不可能成为一个者或全盘“西化”者。我们在研究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时必须认识到这点。

三

“中国人向来没有争取过做人的权利”，于传统文化的反思中，鲁迅洞察到这点，也看到了传统文化自封式的对“人”的扼杀。在他小说创作中，无论是社会底层的农民还是知识分子都无立足之地丧失了做人的权利，人完全被排除在自己的生存空间之外，就连鲁迅自己也如此，他自喻为一个过客，也没有一个自由生活的“空间”。即使有能容纳人的空间也是令人无法呼吸的“铁屋子”，在这空间里，传统文化无形的力量摆布着人，人的生命力畏缩于这一顺从摆布而无反抗。“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哪一面，但又属于无论哪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吧，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干，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8]有这样“人”的民族是绝无生存发展希望的。鲁迅思想的深刻和睿智就在于他反思到：人创造了文化但文化反过来又可以扼杀人的生命这一文化悖论。在承载着传统文化的中国历史中，尽管“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又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9]但传统文化负面因子的影响使得活着的人只是些被砍去了藏着思想中枢的脑袋而还能动作――“服役”的国民。人的内在欲望、情感、意志和外在言语行动：“是早已布置妥贴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凌虐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地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10]传统文化的封建因子所导致的对“人”的个性斫伤与戕害，对“人”的思想与自由权利的规范与牵制，不能不激起鲁迅强烈的反抗、深刻的怀疑与否定的批判：人人都既吃人又被吃，既被吃又吃人，从而失去了作为独立“人”的理想，失去了追求独立“人”的价值能力，也失去了作为独立“人”的合理人生――这不只是个人的悲剧，乃是整个民族的悲剧。鲁迅的这种基于人的生存意识的文化批判，显而易见是为改变“现在”人的生态环境和民族的生存境遇的。

历史文化不是永不回返的某种独一无二的东西。作为历史文化载体的传统不承认有什么过去与现在，相反，历史文化将传统相应地伸展到“现在”，深入现实之中。正因此，鲁迅基于“现在”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就更显深刻。他在《摩罗诗力说》一文中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理想在不撄”，“宁蜷伏堕落而无进取”，是以牺牲个体人的欲望、情感来换取整个社会关系的和谐平静。正因此，鲁迅读古文化史，唯有寂寞萧条之感。清醒反思中他更多看到的是传统文化负面因子所导致的个体生命戕害与个性沦丧。“魔鬼手上，总有漏光的处所，掩不住光明”。[11]所以他要反戈一击，“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一条活泼泼的生命之路，这就是他“立人”的现代文化价值意识。“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衷的”[12]“向来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13]反思到传统文化对“现在”人的思想的渗透与规定，鲁迅激情地呼吁着一个真正的“现代人”，就要“大胆的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话发表出来”。[14]“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15]把对文化的反思与对人的思考紧密结合，是鲁迅立于“当下”的生存境遇的最本己的生存之思。

四

执著现在重视自我生存体验，也是鲁迅改造传统文化的基本方式。他强调要“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要“睁了眼看”，“人们的确是由事实而重新醒悟的”。鲁迅深知“现在”是“过去”的继续与变异。在他看来，中国历史上的两种时代：“暂时做稳奴隶的时代”与“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正是中国人现实奴隶根性的由来。这样鲁迅就对奴隶性文化的历史展开了“刨祖坟”式的反思，进而促使国人从“铁屋子”里醒来，重塑敢想、敢说、敢干的现代文化人格。“从前没有听到苦闷的叫声。即使苦闷，一边叫错；少的老的，一起摇头，一起同骂”，[16] “中国的人，大抵在如此空气里成功，在如此空气里萎缩腐败以致老死”，生命要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跨过了灭亡的人们向前进”。[17]“立人”的文化价值取向和重本己生存体验，势必促使鲁迅反思传统文化的同时，首先面对的就是处于传统文化中的自我。人有作出个体决定的独创倾向，同时又必须依赖于某种传统，在这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二律悖反的冲突。在鲁迅正如此，处于当下本己的生存境遇，鲁迅体会到了传统惰性的强大而深感悲凉沉重，他竭力发现并摒弃自己灵魂中渊源于古旧文化的鬼气与毒气：“别人我不论，若是自己，则曾经看过许多旧书，是的确的。为了教书，至今也还在看。因此耳濡目染......但自己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18]就是在这最本己的自我反思中，鲁迅表现出作为独立个体生命的自我欲望、情感、理性，开出国人新生之路的希望。也是在此清醒反思中，在“五四”不乏盲目的热情乐观时，唯有鲁迅时时用历史的顾盼，“抵抗暗夜的袭来”，而深处忧患孤独之境。

传统既是一历史概念，又是一现实概念：它不是历史陈迹，不是已死亡的东西，而是来自“过去”且“现在”仍有生命活力，是“现在”的“过去”，是“现在”的一部分，并且还是“未来”的基因。传统文化是无所不在也是无法割断的。作为中国思想界之精神战士，鲁迅面临着深刻的历史性冲突――从共时性角度看，处于中西文化交互撞击与震荡之际，他必然会接受现代意义的价值观念；从历时性角度看，他又处于蕴含着传统文化结构的现在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与传统保持着亲和关系。这种深刻的悖论使鲁迅产生了一种悲剧性生存意识：既要把自我视作传统与现实的异己力量，又要观察醒悟出自己与之对抗的传统文化的生存关系。他要批判的不仅是“吃人”的历史、可憎的现实，更有满带“鬼气”的自我。他要与传统、现实，更要与自己进行搏战，其间的悲凉与寂寞、痛苦与沉重使他反思传统文化的心情、态度更显复杂。事实上鲁迅反思传统文化过程中显示出的乃是他向自己的生存境遇和局限的抗争精神。于这种抗争中，鲁迅选择了自己的命运与生存的方式，同时也接受了命运所带来的责任：执著“现在”，反思“过去”，开出一条真正“现代人”的新路。“遇见所是和所爱的，他就拥抱，遇见所非和所憎的，他就反拨”，[19]鲁迅就这样“背负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力图使中国的国人“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20]

“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21]被抛，是人的命运所在。当命运把鲁迅历史地抛在两个“空间”的夹缝，两种文化的对峙之际，除了面对，除了反思，除了抗争，他别无选择，他只能与夹缝、对峙中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不管这条路有多漫长、多坎坷、多孤寂，他只能孑孓而前行。

参考文献

[1]鲁迅．坟・文化偏至论[A]．鲁迅文集[C]. 哈尔滨：黑龙江出版社，2002年版. (以下同)

[2]鲁迅.且界亭杂文・拿来主义[A]．

[3][5][8][10]鲁迅.坟・灯下漫笔[A]．

[4]鲁迅．坟・摩罗诗力说[A]．

[6]鲁迅．热风・随感录五十七[A]．

[7]鲁迅．热风・随感录三十五[A]．

[9]鲁迅．且界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A]．

[11] [17] [21]鲁迅．热风・四十，六十六[A]．

[12][13][14]鲁迅．三闲集・无声的中国[A]．

[15]鲁迅．坟・论睁了眼看[A]．

[16][18]鲁迅．坟・写在坟后面[A]．

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范文第2篇

关键词：传统文化景观；景观空间；图式语言；生态设计；进展与展望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背景

传统文化景观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记忆，是人类文化景观的共同遗产。在当今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浪潮下，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呈现出高度破碎化、孤岛化和边缘化的特点。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威胁到传统文化景观的保护与传承。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图式语言研究就是立足于地方性的人文生态系统和文化景观空间的特征与模式，充分发挥传统文化的适应性和语言的逻辑性，探索传统文化景观空间保护与传承的全新途径。

1.环境景观的人文化与生态化：文化是人类适应、保护和营造环境的工具

作为人居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艺术和生态已经成为景观建设与发展中不可分割的三个基本特征。风景园林师作为土地的守望者、资源的守护者和景观环境的营造者，是有效协调人地作用机理与从事生态规划设计的主体之一。面对机遇与挑战，罗德岛设计学院教授玛格丽特-麦克埃文（Mar—garet McAvin，1990）认为生态与环境破坏是工业化时代的突出问题，生态文明是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社会文化的标志。生态文明建设是在我国快速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提出的国家发展战略。文化文明与生态文明是风景园林适应国家发展战略的时代性目标与途径。

2.景观空间的破碎化与孤岛化：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困境

伴随着大开发与建设，资源保护与利用、土地开发与建设、生态保护与恢复、文化保护与传承等成为发展过程中需要大量面对的实际问题。原本是传统文化突出的很多地区又是今天我国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最快的地区，“传统”与“现代”矛盾极为突出，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呈现出高度“破碎化”、“孤岛化”和“边缘化”特质。在此过程中风景园林承担起了国家发展所赋予的时代责任，开展了大量开创性的关于城乡发展与生态建设、保护、恢复等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因此，探索“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图式语言及形成机理”成为解决传统地域文化景观保护与传承的重要基础。

3.生态设计的图式化与语言化：传统文化景观空间解读、保护与传承的体系

风景园林规划设计是人运用景观的语言在自然与文化之间营造和谐健康环境的过程和途径。因此，“景观的语言”应是风景园林最基本也是最核心的理论。其中，“景观生态化设计与生态设计语言”成为该理论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景观空间的图式语言”就是试图在自然生态景观及过程、文化景观及人文过程、网络化与网络格局典型研究的基础上，以空间组合图式为表达形式，构建起以生态过程为依据，由景观要素、景观空间单元、景观空间组合依次耦合叠置所形成的具有尺度、秩序、语法、意义等功能的生态景观形成过程与规律。“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图式语言”就是以传统文化地域为典型，研究传统地域文化景观在人文和文化过程的作用下，文化景观要素、文化景观空间单元在尺度、秩序机理下依次耦合形成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过程、机理、形态和空间组合规律。

二、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图式语言研究进展

1.文化景观与人文生态系统规划设计成为近年来发展最快的学科领域之一

在风景园林学科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生态规划设计由偏重于自然的设计，走向文化景观与人文生态系统的设计，以及整体人文生态系统的规划设计，生态规划设计的内涵不断将文化因素和技术因素纳入到生态规划设计方法体系中，推动了生态规划设计学科的长足发展。

（1）以自然生态研究为核心的景观适宜性评价研究

景观适宜性评价方法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纪早期，拉尔夫·艾默生（Ralph Emerson）、佛里德里克·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Olmsted）、乔治·马什（George Marsh）、沃伦·曼宁（Warren Manning）、帕特里克·格迪斯（Patrick Geddes）等人为早期偏重于自然生态研究的景观适宜性评价方法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在资源管理研究的持续压力下，景观适宜性方法吸收了现代系统理论、环境保护主义、文化景观理论和现代技术发展成果，形成了以“优化技术”为核心的景观适宜性评价方法Ⅱ，该阶段主要以安格斯·希尔斯（Angus Hill）、菲利普·刘易斯（Philip Lewis）、理查德·托斯（Richard Toth）、佛里德里克·斯坦纳（Frederick Steiner）、卡尔·斯坦尼兹（Carl Steinitz）、伊恩·麦克哈格（Ian Mcharg）、约翰·莱尔（John Lyle）、朱利安-法布士（Julius Fabos）等为代表。

（2）文化景观与人文生态方法成为快速发展的领域

此后人文与文化成为生态规划设计的重要趋势之一，形成了应用人文生态学方法（佛里德里克·斯坦纳（Frederick Steiner）、朱利安·斯德维特（Julian Steward）、鲁克曼（F.Lukerman）等）以及景观价值与感知研究（肯尼斯·卡瑞克（Kenneth Craik）、伯顿·林顿（Burton Linton）、威廉姆·萨菲（WilliamShafer）、埃文·朱比（Ervin Zube）和斯蒂芬·卡普兰（Stephen Kaplan）等），将人的价值观、行为心理、文化人类学纳入到生态规划设计的发展体系中，形成重要的发展阶段。

（3）新兴分支学科的发展，逐步建立起整体人文生态系统的研究体系

应用生态系统生态学（尤金·奥德姆（Euqene Odum）、布兰达·李（Brenda Lee）、安格斯·希尔斯（Angus Hills）等）和应用景观生态学方法（莫妮卡·特纳（Monica Tuner）、理查德·福尔曼（RichardForman）、米歇尔·戈登（Michel Godron）等）的发展推动了整体人文生态系统的研究。应用生态系统生态学立足于景观的垂直结构与功能系统，探讨人类对自然的影响和自然对此做出的回应，通过生态系统能力、目标和行为评价，探讨人类制度因素，以实现对生态系统的有效管理。应用景观生态学则立足于景观空间在水平方向的结构与功能，探讨自然与人文过程对景观格局、景观功能的影响，将景观视为一个相互作用的系统和在空间上的综合镶嵌体，它有助于通过生态完整性的最大化和土地退化的最小化实现生态规划设计的目标。

2.“景观的语言”与“图式语言”成为风景园林学的学科前沿

在生态规划设计中，人与自然界相互作用的关系一直是生态规划设计力图认识、协调和解决的核心关系，经历了自然决定论、相互作用论和文化适应论三个发展阶段，文化适应成为场所构建、可持续设计、景观再生等领域的现代生态规划设计的时代特征。

（1）生态规划设计的概念、内涵和核心基础理论的研究与拓展

Sim Van Der Ryn（2007）认为生态设计具有五个基本特征：由地方性衍生的设计方法和途径、生态帐户的设计、设计结合自然、每个人都是设计师以及使自然本质性的设计。生态规划设计是设计师在深入了解我们周围世界的基础上营造出具有生态本质及其内在联系的景观与环境，是被用来改造自然景观的文化工具（Frederick Steiner，2002）。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伯顿·立顿（Burton Litton，1990）教授认为：在面对生态规划设计自然一文化复合系统复杂性的时候，规划设计需要超越经验之上的更加科学的方法并因此产生较好的实践价值。生态规划是“在时间和规律综合作用下的关于自然、生活、过程一体化的方法体系”（Ian McHarg，1997），也可以视为“对人类土地利用形成显著机会的同时所形成的制约条件”（Frederick Steiner，1990）；生态设计定义为“在生态规划基础上的形态设计，它需要设计师的视觉形象以及对图形富有创造性的技巧”（Ian McHarg，1997）。詹姆斯·卡尔（James Karr，2004）认为“健康性与整体性（Integrity and Health）、系统与尺度（System and Scale）、景观与语境（Landscape and Context）”等14组生态概念是风景园林规划设计最重要的生态概念，从而建立起景观生态规划设计的基本体系。

（2）生态规划设计方法及新技术、新理论的引入与发展

在生态规划设计学科发展的不同时期，生态规划设计的方法也不同，但方法的发展是连续的，随着社会、经济、制度以及技术的变革而不断完善和发展，从而揭示出不同时期生态规划设计方法的特点、优势和不足，以及该方法的发展演变过程，成为指导、学习和应用生态规划设计方法的重要研究领域。该领域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福斯特·卢必升（Forster Ndubisi，2002）完成的《生态规划——历史与综合比较》。该研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研究生态规划设计方法的发展、演变和比较分析，从而建立起生态规划设计方法的全方位透视。随着人地矛盾的加剧和可持续发展的紧迫性日益加剧，文化过程和现代技术应用已成为现代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的重要特征和发展趋势。景观规划设计中的应用人文生态学派（人文生态系统设计：John Lyle，1985）、应用生态系统生态学派（可持续设计与可再生设计：John Lyle，1999）、应用景观生态学派（整体人文生态系统设计：Zev Naveh，2000）都成为现代技术和文化过程研究的典型代表，成为推动风景园林学科发展的重要动力。

（3）“景观的语言”与场地景观设计的语言体系研究

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安妮·斯派恩（Anne Spirn）在1998年出版的《景观的语言》（The Languageof Landscape）成为该领域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开辟了风景园林学科发展的新的研究途径。景观的语言立足风景园林规划设计（Landscape Architecture）、景观（Landscape）、景观评价（Landscape Assement）和人文生态（Human Ecology）四个关键环节，探讨景观构成的修正（Modifica—tion）、一致（Agreement）、对应（Correspondence）、从属（Subordination）、协调（Coordination）等语言规律，研究景观语言的基本构成（景观语汇）、景观要素的秩序（空间组织）、塑造上下文关系（景观的环境）、环境（上下文）的法则（景观语法）和景观语言的应用（语用学、诗学和辩证法）。安妮·斯派恩（Anne Spirn）以The Mill Creek社区为例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和MIT开展了长期的规划设计实践研究与教学探讨。与此同时，温彻·德拉穆斯塔德（Wenche Dramstad，1996）等人提出了55条景观生态规划的法则、概念及生态设计关于斑块、边界（界线）、廊道（连通性）和镶嵌体的图式语言。理查德·杜比（Richard Dube，1997）尝试性通过草图、照片、结构分析和美学特质等方面研究了48种自然景观图式，并就每种图式进行变形以适应具体空间规划设计的需要。西蒙·拜尔（Simon Bell，1999）教授研究了图式（Pattern）的含义和感知图式的方式与途径，探讨地形图式、生态图式和人文图式等图式形式。罗曼·布什（Norman K.Booth，2012）针对性研究风景园林场地空间的要素、空间构成的基本形态、特征、景观利用、功能耦合的过程和设计语汇，形成场地设计的导则，成为风景园林设计的重要理论与方法基础。

3.借鉴国外研究进展和成果，国内“景观的语言”研究呈起步态势

（1）对西方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大师设计语言的研究

从园林历史和设计的角度，研究1920—1970年间北欧有代表性的园林设计师的作品；运用语言学研究方法，探讨北欧现代主义富有地域性与艺术品质特征的设计语言生成基础和原因（蒙小英，2006）。在欧洲现代主义园林设计的发展和设计语言的量化与生成研究中，万艳华（2007）等人研究亚历山大的“模式语言”，探讨既延续传统地方特色，又适应当代社会需求的历史文化村镇保护规划体系。芬兰建筑大师阿尔瓦·阿尔托在处理建筑与环境的对话和建筑向自然的延伸中，形成了对欧洲风景园林设计师产生重要影响的独特设计语言（蒙小英，2008）。丹麦现代主义园林大师C·索伦森从丹麦本土景观和历史元素中提炼设计词汇，创造了以圆和椭圆为代表的几何景观的特征词汇，形成了秩序、时态、建筑化的方法和构成的构图句法规则，它们既是索伦森个人的景观语言，也是丹麦现代主义园林的景观语言（蒙小英，2010）。

（2）“景观的语言”的理论与方法体系研究

景观语言的研究起源于将安妮·斯派恩（Anne Spirn）教授《景观的语言》的引入，讨论景观语言的语法和修辞手法（卜菁华，2003），并开展景观语言符号的研究，探讨符号的意义、生成机制、传达机制、主题类型、作品类型与表达方式，揭示语言化机制，为景观创作提供依据，并提出景观语言的交际性、符号性和社会性三大基本属性以及景观语言的语音、语义和语法三要素（陈圣浩，2007；邱冰，2010）；其次是对风景园林设计语言从地域性角度进行分析和研究，探讨风景园林实践中景观的地域性特征（王向荣，2002；林菁，2005；肖辉，2008；王浩，2009；王云才，2009）。研究风景园林设计语言和地域性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风景园林地域性的构成体系，特别是自然和人文在地域性特征中的实质性影响。再者就是景观图式语言的研究（王绍增，2006；吴洪德，2007），探讨图式的特点、图式的转换和图式构成。其中景观生态化设计的图式语言是近年来作者开展的重点研究领域（王云才，2011）。

（3）景观生态化设计的图式语言及其应用体系研究

景观生态化设计需要一个完整的生态设计语言来指导生态规划设计，并构成生态规划设计的基本范式和框架。景观要素、景观空间单元、基本组合与空间格局以及生态过程作为生态设计语言的基本构成，以生态过程为内在连接规律，将生态规划设计的自然景观图式、文化景观图式、网络化图式等连接为一个具有整体性、完整性、动态性特征的整体性景观（王云才，2010）。其中文化景观形成了以建筑与聚落、土地利用肌理、水利用方式、地方性群落文化和居住模式5个方面为解读传统地域文化景观的核心环节，在通过分析江南水乡、皖南徽州、广东珠三角和中原河南传统地域文化景观对比的基础上，揭示传统地域文化景观的代表性图式语言，并以江南生态园林规划设计为例，探讨风景园林地方性设计和整体人文生态系统设计的关键途径（王云才，2009）。

三、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图式语言研究存在的问题与突破

1.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图式语言研究存在的问题

从国内外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和景观生态规划设计的理论与实践发展来看，景观的语言研究不足和景观生态规划设计语言研究的缺失已成为风景园林学科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风景园林生态规划设计语言研究不足，缺乏基本理论与方法

生态规划设计必须是依据生态学原理、理论和方法，在对生态过程和生态关系分析的基础上，运用风景园林学科独特的“人居环境”观、风景园林理论和规划设计方法，营造基于资源保护、景观保护和人地协调的可持续景观。近年来，生态规划设计的理论与方法不断发展，风景园林已经强烈地认识和感受到自然与人文的重要性，也接受生态规划设计是当今设计师最基本的概念和法则，但依旧缺乏对生态规划设计的基本方法和理论的研究，“生态”依旧困扰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始终处在没有依托、没有切人点和没有抓手的状态。

（2）文化景观与人文生态规划设计系统理论与方法研究不足

文化景观是自然一人文相互作用的历史景观，是揭示一个阶段人文生态空间演变的代表性景观类型。传统文化景观与人文生态空间更是这些代表性空间的典型，它凝聚着历史过程中的人一地协调统一的人文生态过程。由于对人文生态空间的类型、质量、空间组织等缺乏系统的研究，使文化景观与人文生态空间规划设计缺乏系统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只能局限性地开展孤立、零星的个案化研究与实践。“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图式语言及形成机理”试图立足土地利用、资源保护、文化调适、视觉体验等，认识独特环境中的文化景观，掌握环境中的文化进程，研究其基本构成、形态特点和空间耦合过程与形成机理。

（3）传统文化景观整体性保护的实证研究不足，缺乏相应的依据和范式

文化景观是区域性的和地方性的。长期以来，在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冲击下，文化景观保护片面地集中在风貌建筑、村落核心区、风景地段、历史街区、特定的文化景观区等局部空间的保护上，由于缺乏整体性的保护依据和可借鉴的范式，客观上形成了一系列文化景观空间保护的政策与景观“孤岛”和“人工盆景”。立足于中尺度空间的“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图式语言及形成机理”就是试图通过地方性文化景观与人文生态空间的类型、形态和内在过程的研究，探讨地方性文化景观空间耦合过程与形成机理，将过程和空间形态统一在传统文化景观的整体性保护过程中。

2.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图式语言研究的突破点

（1）以传统文化景观空间为对象，突破生态规划设计理论与应用的制约瓶颈

长期以来，风景园林在艺术与生态、花园与区域之间探索发展，形成了现今多元化的发展方向和格局。自然与文化的交织是风景园林发展的源泉，但风景园林并没有从这一源泉获得内在的发展。安妮·斯派恩（Anne Spirn，1998）认为：这正是由于景观设计语言的缺失所造成的结果。单一的建筑语言和纯粹的生态语言对风景园林来说都是不充分的。以传统文化景观空间为典型，“图式语言与形成机理”尝试性探讨风景园林独特的视点、方法、模式以及风景园林能够表现的事物和对象。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图式语言就是探索风景园林生态规划设计理论与实践中的关键问题，试图探索突破生态规划设计发展瓶颈的途径。

（2）研究文化景观空间耦合的基本过程和规律，探索规划设计语言的基本图式

研究生态设计语言，建立生态设计的语言图式，是基于以下四个重要议题：①生态规划设计成为解决土地与景观环境等问题的重要途径；以土地为核心的生态系统在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之间建立起一体化的途径和媒介，是生态设计语言描述的核心对象。②多学科理论引入风景园林、生态学富有成果的发展、人类文化的多元性以及大胆的尝试和多样化途径有助于营造自然与人类共同繁荣的土地空间。③传统文化景观空间是自然与人文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产物，通过传统文化景观空间探讨景观生态化设计图式语言的基本图式，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因此，以传统文化景观空间为核心，以多学科发展为基础，以空间生态格局为框架有助于奠定景观生态规划设计语言的基本范式。

（3）通过图式语言体系构建，形成有效保护和传承文化景观的设计方法

文化景观的语言是由人一地作用过程中不断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而形成的描述文化景观的基本要素、文化基本单元空间和具有文化群体性特征的空间组合构成。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图式语言就是通过揭示图式的基本构成、典型图式和空间组织过程，通过对自然的模仿和文化的传承，依据独特的空间肌理过程将不同的景观要素、典型的空间组合进行耦合，形成文化与人文生态规律、生态特点和生态空间形态统一的有机景观。图式语言是生态景观表达的基本语汇，是生态设计的基础。图式语言及空间形成机理研究能够形成有效的生态规划设计方法和途径，同时也是生态规划设计的切入点和抓手。

四、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图式语言的理论体系与框架

1.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图式语言的理论体系

（1）“景观的语言”与“图式语言”理论

“景观是语言”的结论来自于景观规划设计最核心的工作领域，在由花园到区域的多层次规划设计中，景观规划设计都在尝试着进行充实功能和表达思想的艺术化塑造过程。在我国，景观语言研究正逐步起步，但缺乏对系统全面的研究。景观的语言理论将景观语言的基本构成概括为以下几个部分：①景观语汇。景观语言的构成是由景观的要素和景观独立的基本空间单元构成，以及由这些单元组合形成的空间基本格局。“land”的含义是指空间场所和生活在其中的人，因此景观的语言就是将场所及生活在其中的人连接起来的动态纽带。景观要素主要包括自然景观要素和人文景观要素。它包括了地形、地貌、土壤、水体、岩石、植物、动物和天象等自然要素以及建筑、劳作、人群、构筑物、活动以及地方性语言与文化景观等人文要素。要素依照特殊的过程和关系组合成基本的景观空间类型，并复合成典型的空间格局。②景观要素的秩序：空间组织。不是所有的景观都是和谐的，缺乏秩序会造成杂乱，但造成杂乱也有可能不是因为秩序的缺乏，而是太多秩序的冲突。景观中以很复杂的结合方式将很多秩序整合在一起。③塑造上下文关系：景观的环境。④环境（上下文）的法则：景观语法。⑤景观语言的应用：语用学、诗学和辩证法。

（2）景观生态学与“景观格局一过程”理论

景观生态学是一门新兴的多学科之间交叉的学科，主要研究空间格局和生态过程的相互作用。景观生态学是20世纪60年代在欧洲形成的，土地利用规划和评价一直是景观生态学研究的内容。到20世纪80年代，景观生态学在北美得到迅速发展，成为景观规划设计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它以整体景观为对象，通过生物与非生物以及人类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对生态过程的研究，揭示景观结构与功能、景观动态变化及相互作用机理、景观的美化格局、优化结构、合理利用和保护。景观生态学理论重点强调空间异质性理论，景观斑块、廊道、基质的镶嵌体格局理论等景观格局的分析与研究理论；同时强调景观的破碎化过程、景观的网络化均质化与连接度和连通性理论。景观格局一过程理论是景观综合体及其形成并稳定发展的机理的系统研究，是景观生态化设计的图式语言研究中典型生态空间研究的基础依据。

（3）人文生态学与“文化适应一场所构建”理论

人文生态学应用人类与生物物理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的信息指导形成环境与自然景观的最优化利用决策。该理论重点研究人类影响环境并被环境影响，以及完成与环境相关的决策影响人类的机理和特征。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作为环境运动的组成部分，人文生态规划重新得到重视。人类及其与土地间的互动是人文生态规划的首要关注点。斯坦纳（Steiner）在《生命的景观》（1991）一书提出的生态规划方法中不仅列出了社区信息分析清单，而且主张将社会经济分析与生物物理信息联系起来。麦克哈格（McHarg）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为新泽西Medford镇做的规划实现了整合社会价值的创新工作。赛佛·纳维（Zev Naveh）和亚瑟·利伯曼（Arthur Lieberman）提出的“整体人文生态系统”理论也更具有人文生态偏向。人文生态规划设计的基础理念是综合自然和人文过程信息以指导规划设计决策，尽管人们看待人类和环境之间关系的种种观点不同，人文生态规划者和设计者的中心论点是寻求生态适宜和文化空间之间的最佳匹配，将区域利用类型的适应优势最大化。

2.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图式语言的框架体系

（1）生态规划设计的基本构成与图式语言的基本理论与方法研究

生态规划设计语言的基本构成是由景观要素（自然景观要素和文化景观要素）、景观空间单元（自然景观空间单元、文化景观空间单元和复合空间单元）、基本组合与空间格局（自然景观空间组合、文化景观空间组合和整体人文生态系统空间组合）和生态过程（自然生态过程和人文与社会经济过程）构成的生态规划设计的基本框架和范式。景观要素和景观空间单元是生态规划设计的基本单位和构成，基本组合和空间格局是生态规划设计的基本模式和范式；生态过程是生态规划设计必须遵循的规律和句法。景观生态规划设计是以生态过程为核心，融合生态要素和空间单元，有效组织基本组合范式和空间单元模式，形成自然与人文一体化的具有整体性、连续性和有机性的景观整体或整体人文生态系统的设计。空间图式语言研究生态空间基本构成及其形态特征，重点研究典型生态空间组合的整体空间单元的图式，揭示生态空间耦合的内在机理。它是空间组织和空间优化的基本特征，是生态规划设计必须遵循的空间法则。

（2）典型地区传统文化景观空间耦合过程与形成机理研究

传统文化景观是自然一人文相互作用过程的历史综合，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多种景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形成“文化环境中的自然景观空间”、“以聚落为核心的居住与生活景观空间”、“以土地为核心的生产性景观空间”、“文化景观网络化空间”等多种空间类型，并通过特定的空间关系复合成为具有完整性、连续性和整体性的景观空间。每一种景观空间类型的形成都具有各自的影响因素、作用过程和相互调适机理，这些机理与过程是认识传统文化景观形成的人文生态过程的规律，是“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图式语言”研究的基础。由于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具有较强的地方性，因此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研究应结合典型地区的实际情况，重点研究传统文化景观空间耦合的运行过程与动力系统、空间组织的典型模式及其演变、空间耦合过程与形成机理，探索典型地区传统文化景观空间耦合过程与形成机理。

（3）传统地域人文过程与文化景观空间耦合形态及图式语言研究

形态与过程的耦合是以人类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为切入点，探讨文化景观图式语言的构成与模式。①传统文化环境中的自然景观图式语言构成、形态与组合模式。②以聚落为核心的居住空间的图式语言构成与模式。居住模式就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在地方性知识体系支撑下，综合考虑自然环境、土地利用、建筑与聚落形态以及水资源利用方式后形成的整体景观特征和格局。③土地形态与肌理空间图式语言构成与模式。土地肌理是人类社会生产性景观自我创造和自我维持系统在环境上形成的记忆，集中反映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应用和改造成果，是文化景观的核心反映，是人地作用系统的集中体现。④自然一人文复合型景观空间的图式语言构成与模式。即以居住和生活空间为核心，在空间上耦合生产空间和生态空间，形成自然一人文过程相统一的复合型文化景观空间。⑤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网络化过程与网络图式语言。无论在任何尺度空间中，网络都是空间中最重要的生态特征。以网络化过程为切入点，探讨传统文化景观在中等尺度空间上的相互作用过程和耦合关系，并探讨网络景观图式化语言构成与模式。

（4）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图式语言的优化与传承

文化景观图式语言是对地方性文化景观空间过程和组合形态等规律的描述和反映。在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新技术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形成了新的空间组织过程和形态耦合特征，成为冲击传统文化景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现代语境下的传统文化景观保护、传承与发展依赖于对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图式语言的优化与传承。因此，我们应在图式语言基本构成与模式研究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地方性图式语言特征、图式语言的调适优化和基于实践的传统文化景观整体性保护策略。

五、结论与展望

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图式语言研究建立在三个基本认识的基础之上。首先，在自然一人文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自然一文化高度统一的“景观”展示出其存在的科学性和高度统一性，也揭示出景观规划设计的内在过程和空间组合规律。其次，典型人文生态空间的客观存在和空间生态要素、单元、组合体可以通过空间解析的方式用图式表达出生态空间的组织规律和形成机理。第三，典型自然生态空间和人文生态空间的存在和示范作用成为今天景观生态规划设计向“自然学习”和向“历史学习”的重要途径。基于以上的前提，可以看出：首先，生态规划设计是一门规律性、科学性和规划设计专业技能很强的学科领域，典型生态空间的剖析揭示出生态空间的组合规律和形成过程，学习、了解和掌握这些专业知识和技能是开展生态规划设计的基本专业素质。其次，生态规划设计的图式语言是在典型生态空间剖析的基础上，依据生态学理论、景观生态学理论、景观形态学理论和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理论，借鉴“景观的语言”研究方法，开展典型生态空间的要素、空间单元、空间组合的特征与过程研究，形成生态景观的基本图式、单元图式和组合图式体系，并通过一定的作用机理将不同景观层面的图式进行组合研究，初步建立起景观生态化设计的图式语言。再次，采用语言学的研究方法的出发点在于通过生态空间“原型”的研究，获取生态空间的基本语言的要素和构成，并通过重新组合和应用这些生态设计语汇，构成生态规划设计的基本理论与方法。

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范文第3篇

关键词：传统仿古街区；同质化；商业文化；地域文化；传统建筑；形式外延；商业建筑特征；原住居民

1 忽视对地方传统商业文化的发掘和继承，使得新开发的传统仿古商业街区文化内涵缺失

所谓“商业文化”，即传统商人在从事商品交易活动的实践中创造的人文文化以及由此衍生的包括商业组织制度、商业技术、经营艺术、城乡建筑、庙宇奉祀、商业教育、社会习俗等整个商业文明体系。它是支撑中国传统商业街区最重要的精神文化内核，也是凸显地方文化特色的重要方面。中国传统的商业文化包含有几个方面的特质：（1）传统文化性。中国传统商人绝非我们一般意义上认为的贩夫走卒，而多是有着极深中国传统文化背景的传统文人。这些传统商人不论是世界观、价值观还是道德观等都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如作为儒学基本内涵的“礼”，原是尊敬和祭祀祖先的仪式，后来逐步演化为以血缘为基础、以等级为特征的伦理规范。[1]（2）地域文化性。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小农社会。封建小农社会的特点就是社会封闭且自给自足。因此，地方传统文化可以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得到继承和发展。而中国传统的商业文化就植根于这种地方传统文化之中的，中国传统商人无不是以此为纽带结成了商帮从而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地方商业文化体系。地方商业文化所涵盖的范围十分广泛，包括特色的商业组织制度，经营艺术，地方特色的城乡商业建筑，市井民俗等。这些都为传统仿古商业街区打造提供了丰富的文化素材。（3）商业活动的时效性。中国传统商业交易活动一般有两种类型，即职业商人、商行开展的规模较大的商品交易，还有就是普通百姓自发的商品交换。这两种商业行为都是传统商业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对后者而言多是有一定时效性、周期性的。这些商业活动多是依附于一些民俗活动或地方的特色吉庆节日，如庙会、场会、春节等。

2 有地方特色的人文类、文化类商业项目在街区商业业态构成中所占比重过小，使得这些新开发的仿古商业街商业形态趋同

所谓商业业态，即商业经营的形态包括商业经营的类型、场所、规模、形态等。[2]我国目前传统商业仿古街区项目根据业态可分为：旅游休闲类、文化休闲类、商贸购物类、餐饮类、商贸休闲综合类等。但不管是哪一类，由于是传统商业仿古街区而不是商业街区，其传统文化性都应当得到尊重。特别是在仿古商业街区业态构成中能够代表地域文化特色或地方市井民俗的文化商业类项目比重应当达到适当的比例。也许这些商业项目不会带来直接的经济效应，但是其对整个项目文化内涵的提升以及特色化经营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3 过度的商业运作使得原住居民流失，从而导致地方特色、市井民俗日渐消亡

一个地方的特色区域文化往往是以人为载体承传和体现的。人们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民俗文化无一不体现出当地的传统文化特质。同样一个传统商业街区的最大魅力在于受众可以体会到其有别于现代商业街区的特色市井民俗、轻松惬意的传统生活方式。而这种市井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就在原住民身上。当下很多传统商业街区在改造过程中将原住民迁出，改造完成后沿街的大量民房被改作铺面并采取市场化的招商方式进驻。使得改造后的传统商业街区日趋贵族化。高企的地价、物价以及喧嚣的商业环境使得原住居民难以回迁。这就使得改造后的传统商业街区人口结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依附在原住居民身上的地方传统文化、市井民俗荡然无存。这种只有经济利益没有人文关怀、只有商人没有原著居民的仿古商业街区无非只是披着伪劣仿古形式外衣没有灵魂的“躯壳”而已，其生命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4 忽视对地方传统建筑文化的整体继承，使得新打造的传统仿古商业街区外延外观单一形式僵化

我国传统商业街区建筑形态源自中国传统建筑，而中国传统建筑不管是从建筑文化、营造方式还是形态特征都有着一套独特且完整的体系。其单体建筑形式、建筑组合、材料、装饰手法都极为考究且各具特点。笔者以为目前我国大多数传统商业仿古街区的建筑设计在继承传统建筑方面有几个方面的问题：（1）没有站在一个系统、全面的高度承传中国传统建筑的形式外延。而仅琐碎、零星甚至异化地堆砌中国传统的建筑的形式元素。使得很多仿古街区建筑外貌有粗糙、肤浅甚至庸俗的感觉。（2）忽视中国传统建筑的材质、色彩特征。中国传统建筑历经了数千年的发展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建筑体系。用钢筋混凝土代替了传统木质结构，用机器加工代替了手工营造，使得这些建筑外观看起来粗糙而肤浅。在色彩方面，中国传统建筑的色彩受到封建礼制、民族审美情结和所使用材质等多方面的影响从而形成了一个非常严密的色彩体系。中国传统建筑非常讲究含蓄内敛意境的表达。[3]同时，中国传统建筑的审美与营造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释三家文化影响极大。儒家讲求礼制的思想；道家讲求“道法自然”“天人合一”“阴阳五行”的思想；佛家讲求“隐忍”“苦修”“顿悟”“禅意”的思想。忽略了对本地区传统建筑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建筑形式上相互抄袭导致仿古商业街区建筑形式外延趋同。中国民居建筑由于受到地理、气候、文化的影响既有中国传统建筑的共性特征又带有各自的地方特点，而现在很多仿古街区的建筑设计忽视甚至漠视地方传统建筑的形式外延特点，教条化的复制中国传统建筑的共性特征。

5 只关注传统建筑的共性特征而忽视传统商业建筑的商业特性

在建筑功能构成方面，中国传统经济是典型的封建小农经济。（1）其特点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和交易活动。在规划方面，中国传统城市规划受封建儒家礼制思想影响呈现出一种封闭性、领域性的特点。封闭性，即中国传统城市规划强调以街坊为单位封闭设计与管理模式。一个商业街坊区域内集居住、商业于一体，呈现一种自给自足的状态。领域性，即由居住区发展而来的商业街区是居民居住生活的场所。时间越长则领域性越强。领域圈内，物质形象、人文形象越来越呈现出一个整体的面貌。导致地块大多只能向纵深发展。遂致窄边向街、家家紧靠，呈现“小、密、多”的特点。（2）街道尺度适宜。传统商业街区大多街道宽度较小临街建筑低矮，街道轮廓比多为1∶1.5。小型商业街道宽度一般为4～8米，沿街建筑高度通常为4～6米。具有这种尺度关系的街道空间容易让人感觉亲切、怡人。容易展开商业行为。（3）建筑形态古韵浓厚。商业街道和建筑均具有古朴窄小的特点。

参考文献：

[1] 魏云.国内外仿古街区开发的成功经验和启示[J].未来与发展，2010（07）.

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范文第4篇

关键词:美术；文化传统；存在样态；文化特征；传统观

中图分类号：J20 文献标识码：A

Traditional Connotation of Fine Art

YAN Qing-lai

(School of Fine Art,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Henan 453007)

面对当下纷繁复杂的美术事象，彷徨困惑的同时，我们忽略了一个逻辑点，即美术文化传统是指什么，或者说美术文化传统的实质和特征是什么，美术文化传统又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样态？这些问题严重影响着美术文化的良性变迁。

一、美术文化传统的内涵界定

“传统”一词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传”最早见于甲骨文，其意为“驿站”，以后逐渐引申为“传达”、“延续”、“继承”之意。“统”，其本意为“丝的头绪”，引申为“系统”，“纲要”之意。“传统”合为一词后，指历史沿传下来的，具有根性的模式及行为规则。《辞海》界定传统为“历史沿传下来的思想、文化、道德、风俗、艺术、制度以及行为方式等。对人们的社会行为有无形的影响和控制作用。”①在文化学中，对“传统”的代表性表述是“传统是围绕人类的不同活动领域而形成的代代相传的行事方式，是一种对社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同时也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创造性想象的沉淀。” ②在此意义上的“传统”，就是文化要素构成的有机系统，就是文化传统的同义语。然而，现实生活中，当我们以传统相称时，大多指向为历史。这就不可避免造成“传统”、“文化传统”以及“传统文化”之间的混淆。“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区别。《人学词典》对“文化传统”的定义是“由历史沿袭而来的思想、道德、风俗、艺术、制度等与人类实践活动有关的各种生活方式。” ③这与“传统”的界定近似。而“传统文化”，则指“由传统的作用而产生的凝固、稳定的文化形式。……它相对于现在，却是一个相对凝固而稳定的即成事实。……体现传统形式化的文化就是传统文化。” ④此外，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二者的差异。庞朴在其著作中论述说“传统文化是指具体的文化，……是一个死的，……是过去已经完成了的那些东西。” ⑤而所谓文化传统一般“指的是支配千百万人的习惯和力量，可以说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是一种潜意识。……集体的无意识是整个民族即凡是这个文化背景下的民族都具有的这样一种无意识的集体行动或集体的无意识的行动，这些东西叫做文化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一种传统，叫做文化传统。” ⑥朱维铮在文章中从不同的层面详细论述了二者的联系与区别⑦，而张岱年、姜广辉则指出“‘传统文化’是相对于现代文化而言的概念，‘传统文化’的意义大致相当于过去的一切文化现象，而‘文化传统’的意义是指历史文化中影响深远，以致对现代仍有重大影响的内在因素。” ⑧刘梦溪认为“‘传统文化’，是指传统社会的文化，一般把周秦以降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称作传统社会。……‘文化传统’是指传统文化之后的精神链接链，并不是所有的文化现象都能够连接成传统。” ⑨王炯华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横向的概念、静态的概念、文化‘源’（狭义）的概念。中国文化传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绵延流传、通古贯今的外汇内涵。中国文化传统则是一个纵向的概念、动态的概念、文化‘流’的概念。” ⑩从众多学者关于“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内涵的界定看，无论各种界定的侧重点为何，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二者不是可以互换的概念。总之，所谓“传统文化”，是指历史上存在过的文化事象，相对于现代而言，就是传统的。“文化传统”是指贯穿人类发展的整个历史阶段，世代沿传的那些相对稳定的，体现文化的质的规定性的本质内核。

简要地区分了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切入美术文化传统与传统美术文化的区分。传统美术文化是历史上一切美术文化现象，相对于现代美术文化而言，它并不对整个美术文化有决定作用，只是指明时间概念，是体现传统形式化的凝固、稳定的文化形式，是历史上出现过的处于定型样态的文化现象。美术文化传统是人类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美术文化演进中出现的对人类美术文化有过很大决定性作用，并且依然活在现实中的那部分根性传统，是一个动态的流向，其影响及于现在以至未来的那些具有根本性的内隐和外显的要素，是历史沿传下来的美术文化域内的规则，制度，思想，信仰等等行为模式的总和。

二、美术文化传统的存在样态

所谓存在样态，是指事物（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两方面）在一定环境条件下所体现出的形式与状态。任何事物在特定环境条件下都呈现出特殊的形式与状态。美术文化传统是内隐的，动态的。因此，美术文化传统的存在样态不是简单的机械的线性构成排列，而是呈现为有机联系的复杂的存在样态。梳理清楚美术文化传统的存在样态，有利于我们正确地认识美术文化传统，形成相对合理的美术文化传统观。

1、美术文化传统是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存在样态。

正如前面所说，美术文化传统是人类美术文化演进中出现的对人类美术文化有过很大决定性作用的，沿传下来的根性的东西。既然是美术文化演进史上沿传下来的，那么一定有其历时性的延续性。它是贯穿美术文化演进史的，是历史延续性的表现。比如，属于美术文化传统范畴的视觉性因素，是美术文化自形成时直到现在以至将来都在沿传的因素。因此我们说，美术文化传统是历时性存在。“讨论文化传统，必须辨别现实中间有无踪影。”B11辨别是否为美术文化传统，必须注意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依然活在现实中的那部分根性的传统。如若只是存在于美术文化演进史中，而现实中不存在，那就是历史的遗存，属于“死文化”的范畴，而只有“活文化”才属于文化传统的范畴。B12由此，美术文化传统必然存在于当下各种美术事象中，我们可以用共时性存在来描述。而相对于传统美术文化而言，它仅仅是历史的存在，它出现在美术文化演进中的某个阶段，只是美术文化演进中的一个过程，一个已经定型化的美术文化现象而已。因此，美术文化传统一定是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存在样态。任何美术文化传统必定有其历时性的发展轨迹，以及其共时性的存在样态。

2、美术文化传统是时间性与学理性相结合的存在样态。

按照刘梦溪提出的“‘传统文化’，是指传统社会的文化，一般把周秦以降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称作传统社会”B13的观点，传统文化仅仅指明时间性存在，即仅仅指明传统文化存在的历史阶段，并没有任何的感彩，不具有褒贬之意。传统美术文化同样是仅指明历史时间阶段。比如我们说汉、唐、宋、元、明、清美术文化，都是一种定型的特定历史阶段的美术文化现象，属于传统美术文化。当我们说古希腊的艺术如何如何，中世纪的艺术如何如何时，仅仅是我们对特定时期已经定型的传统美术文化的个人喜好的表达，而不是一种深入本质的内涵界定。因为，它们仅仅是美术文化演进史中的一个特定阶段，是已经稳定的无法改变的美术文化演进的一个过程。但是，美术文化传统并不仅仅是历史中的美术文化现象，而是这种美术文化现象背后的反映美术文化本质的规律性的精神内涵。换言之，特定时期的美术文化蕴涵着美术文化传统在其中，这是美术文化传统时间性存在的体现。美术文化传统是这种特定历史时期美术文化现象背后的反映美术文化本质规律性的精神内涵，这体现了美术文化传统的学理性存在样态。不同时代的美术文化现象，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了美术文化的质的规定性。比如，萌芽期美术文化孕育了整体自律性美术文化传统范畴的内在因素之视觉性以及美术文化传统生成的动力源；史前美术文化发展完善了美术文化传统的内涵结构之思想－视觉性、语言－体系性、创生－演进性；文明期美术文化则促使美术文化传统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再比如谈到古希腊美术时，我们自然会想到和谐的数的比例，这里就蕴涵了属于整体自律性美术文化传统范畴的视觉性。当我们谈到文艺复兴时期美术文化时，透视、结构、体积等概念就会出现在脑海中，这就是整体自律性美术文化传统范畴之语言性的体现。这些都是美术文化传统的时间性存在与学理性存在相结合的具体体现。总之，美术文化传统是以时间性的存在样态蕴涵了学理性的存在样态，以学理性存在样态反映了时间性存在样态。这是与仅仅体现时间性存在的传统美术文化的重要区别之一。

3、美术文化传统是正面性与负面性相结合的存在样态。

美术文化传统是美术文化演进的中轴线，是沿传下来的规定了美术文化质的规定性内涵的东西。因此，美术文化传统是促使美术文化变迁演变的内核因素。这就是美术文化传统的正面性存在的体现，也是我们强调学习传统，深入传统的理性支持。但历史不是线性结构发展的，文化也不是直线式承传的。因此，文化传统中不同的内涵成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受到了不同的礼遇。比如一直围绕着笔墨发展的中国画历来以笔力墨气为表现手段，以线的力度与气势，以水与墨的谐和作为评价作品的重要因素。然而，在当下多元化发展趋势下，“水墨实验”的兴起，综合手法的运用，中国画所谓的“底线”已经不复存在了。如果，我们仍然以各种局部他律性美术文化传统为标准衡量各种实验性美术文化的艺术价值，就会忽视甚至否定实验性美术文化的价值。况且，创生性是美术文化传统的重要内涵之一，任何有悖于创生性的约束限制，都是不利于美术文化的变迁演变的。因此，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美术文化传统不再是我们必须遵循的依据。相反，会成为约束甚至阻碍美术文化变迁演变的因素。此时，美术文化传统的绝对正面性也就随之颠覆了，美术文化传统成为没有明确价值取向的中性词汇。但是，美术文化传统无论被视为历史沿传下来的美术文化的质的规定性的体现，还是被视为约束或阻碍美术文化变迁演变的因素，都是具体历史阶段的个别化。宏观的看，美术文化传统就是正面性与负面性相结合的存在样态，美术文化就是以美术文化传统的正面性与负面性的回旋波动为轨迹变迁演变的。

4、美术文化传统是主体性与客体性相结合的存在样态。

任何文化传统都是人类认识选择的结果，没有人类主体的选择，就没有文化传统的延续。美术文化传统是人类艺术意识B14的选择的结果。中国画以线作为重要的表现手段，是我们这个民族共同艺术意识的选择的体现。众所周知，早期绘画中，无论西方还是东方都是以线为主要表现手段。随着历史的演进，我们选择了继续以线为重要表现手段，而西方民族却逐渐偏向了色彩与体面。B15其中的原因自然有很多，但不同的变迁方向与民族的共同艺术意识的不同取向有着必然的联系。某种程度上说，就是行为主体选择的结果。美术文化传统的客体性存在，表现为美术文化本身的规定性的存在。不论个体选择与否，美术文化传统是客观存在的，是永恒存在的，不可消亡的。从美术文化传统开始生成起，视觉性、语言性、创生性就形成了。在美术文化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这些美术文化传统从来就是客观存在的，并不因人类主体的选择而有任何改变。换言之，美术文化传统是相对存在的，相对于人类主体的选择而存在的；美术文化传统又是绝对存在的，它是不以人类主体的选择改变而变化的，是客观存在的。这看似矛盾的结论，却恰恰是我们认识美术文化传统时应该遵循的重要原则之一。

5、美术文化传统是专门性与融合性相结合的存在样态。

从学科分类学角度讲，美术文化广义上就是视觉文化，包含绘画、雕塑、摄影、书法、篆刻、建筑、设计等等，绘画中又分为水墨画、油画、版画等等画种。每一画种有其自身独特的传统。比如水墨画与油画，就有着相互独立的表现工具和表现技法。版画、年画、连环画各自有着各自的内涵规定性。总之，不同民族地域的美术文化有着相对独立的传统内涵，不同画种之间有着不同的专门性内涵。这就是美术文化传统专门性存在样态的体现。但是，各种画种或不同民族地域的美术文化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在特定条件下是相互交流融合的。东西方美术文化的交流与借鉴，是事实。不同画种之间的表现技法相互借鉴、工具材料的相互借鉴，也是事实。再如，宫廷绘画、文人绘画、民间绘画之间的相互借鉴等等。这就是美术文化传统的融合性存在样态的体现。美术文化传统是一个复杂的体系，是由相对独立的众多小体系共同构成的一个大体系。小体系之间呈现出相互排斥又相互融合的状态。这种状态决定了美术文化传统的专门性与融合性相结合的存在样态。

6、美术文化传统是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的存在样态。

探讨美术文化传统是一种纯粹的理论问题，研究美术文化传统，就是一种理论性探讨。通过理性思维，去分析美术文化传统内涵结构及其价值体现。没有一定的理论体系框架的梳理建构，就无法认识美术文化传统的真实面目。但是，我们不能简单的把美术文化传统看作是理论性问题。美术文化传统研究的宗旨，是促进当前美术文化良性变迁，是促进美术文化的实践创作活动。美术文化传统是存在于当下美术文化现象中的，与当下美术文化创作实践是分不开的，这就是美术文化传统的实践性存在的具体体现。美术文化传统的重要作用，就是对当下美术文化良性变迁的推动作用，没有这种推动作用，美术文化传统就失去了自身的价值。研究本课题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通过对美术文化传统的认识梳理，促进美术文化的生态性可持续性变迁。因此，美术文化传统只有应用于美术文化创作实践才有其存在意义。这就是美术文化传统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的存在样态的体现。

通过以上对美术文化传统的存在样态的简要梳理。我们可以看出，美术文化传统就是在众多的悖论中不断变迁的，是众多矛盾的结合体。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以简单的直线式逻辑去认识美术文化传统。

三、美术文化传统的特性

对美术文化传统的特性的梳理，是建立在正确认识美术文化传统的存在样态的基础之上的。对美术文化传统存在样态的梳理，是对美术文化传统的浅层感知的感性梳理。这种感性认识必须通过概括、抽象等思维手段上升为理性认识，我们才能深刻地理解与认识美术文化传统。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历史承传性。

首先，任何文化传统都是历史的延续，是人类实践生活的积淀，是人类世代相传的文化因素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术文化传统是在一定的时空背景中，从众多美术文化事象中抽象、提炼、凝聚而成的。比如，属于局部他律性美术文化传统范畴的工具材料是历史承传的。原始美术文化中无论是石制工具的刻制，是骨制工具的运用，还是其它各种具有制作美术作品功能的工具，都是人类的一种选择。随着人类的不断实践，随着历史的积淀，人类选择了笔作为最具表现性的美术工具。无论是东方柔软的毛笔还是西方挺硬的油画笔，在美术文化演进史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在高新技术不断问世的今天，“电脑美术”、“数码美术”开始兴盛。如若只看表面，这些工具没有体现出历史承传性。但是，从深层审视，原始美术中的石制骨制工具，后来笔的运用，以及现在逐渐兴起的电脑等等，其本质都是一种表现工具，是实现人类创生美术作品的工具，是视觉转换的工具，是美术语言体系的承载体。原始时期的美术工具，当下的美术工具，以及将来出现的各种美术工具，都是以此为线索的有机联系的系统。再比如，民间美术中，同样的“五毒”形象，为什么会同时出现在肚兜，枕头上？小孩子的鞋子为什么会用一个夸张的虎头来修饰？这种防身护体的寓意就是美术文化传统历史承传性的体现之一。其次，美术文化传统是人类选择的结果。一种美术文化要素之所以成为美术文化传统，重要的一点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适应人类美术文化变迁的需要。只有满足人类美术文化变迁演变的需要，人类才会选择，进而沿传下来。仍然以工具为例。石制骨制工具满足了原始人类在岩壁等坚硬物体上创作的需要，于是原始人类选择了它们。毛笔、油画笔的出现满足了运用水墨和油彩的需要，于是毛笔、油画笔得到了重视。电脑数码技术的运用，更是满足了信息时代美术文化变迁演变的潮流趋势，自然也蓬勃发展起来了。因此，美术文化传统是历史继承的结果，也是人类选择的结果。

2、文化指令性。

此特性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群体认同。美术文化传统之所以能够沿传下来，必然有一定的原因。一方面是上面论述的物质实用需要，另一方面是思想上的群体认同。美术文化传统包含着美术文化域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等。这些深层的内涵得到了群体的普遍认同。人类的美术文化实践行为都是围绕着这种沿传下来的模式变迁的。如果仅仅是个人习惯，而不被普遍认同，就是贴上传统的标签也不会沿传下来。只有当一种美术行为范式、价值观念、信仰系统等等被社会群体所共同认同，才会被承传。其二，引导趋势。当美术文化传统被群体认同后，社会群体自然会以美术文化传统为轴心推动美术文化的变迁演变。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说，正确认识美术文化传统，是辨别美术文化变迁演变趋势的重要因素。仔细梳理清楚美术文化传统变迁的脉络，就能把握住美术文化的变迁演变趋势。当我们以整体自律性美术文化传统为衡量标准时，我们就会以一种相对宽容的心态来欣赏所谓的现代以及后现代美术，我们就会充分理解艺术是有无限可能性的深刻内涵。当我们在不懈地讨论美术的“真”、“善”、“美”标准时，我们是否认真地研究过美术文化的整体自律性传统呢？如果，我们想当然的一贯地以意识形态来匡正美术文化，那么美术文化将不会成为润泽人类心灵的精神养料，只会是统治阶级的工具，是约束人类思想的缰绳而已。因此，研究美术文化传统，揭示美术文化传统所蕴涵的被社会群体所认同的具有引导趋势的文化指令，是认识美术文化变迁演变趋势的重要途径。

3、开放互补性。

任何文化传统都是开放的、互补的。没有新鲜血液的注入，人类文化将无法前进。正如佛教传入我国，历经扎根、发展、结果，成为我国的一大宗教，并最终影响促成了现在这样的民族共同心理意识。可以说，没有佛教的传入，也无法形成现有的中华民族文化。文化需要交流，封闭自守只会束缚自身的发展。历史证明封闭、保守之路是行不通的。易言之，文化的进步，必须以文化传统的开放为前提。开放的文化传统，并不是没有限制的开放，而只是对于于己互补的那些文化因素的开放。对于互补的内涵，我国很早就有了深刻的认识。中国人以阴阳来标注世界，有阴必有阳，阴阳调和，万物兴盛。某种程度上说，阴阳就是相生相克相补的矛盾统一体。没有互补，就意味着残缺。因此，美术文化传统必定不应该是死水一潭，而是开放的，互补的。当西方艺术的科学理性精神成为东方艺术追求的目标时，“天人合一”与科学理性相结合。当厌倦了科学理性精神的西方当代艺术，意识到东方艺术的圆融精髓所在时，一味以科学理性著称的西方美术，也开始关注处于混沌状态的“道”的存在。这就是东西方美术文化的开放交融，就是东西美术文化传统互补的价值。当民间绘画，文人绘画，宫廷绘画相互融合时，民间绘画的“趣”，文人绘画的“意”以及宫廷绘画的“技”也就融为一体了。B16当“所谓”的国、油、版、雕、连、年、宣B17相互借鉴融合时，我们不能以某一画种的特征不明显，不能以画种之间界限的不明确，而否认整体美术文化的发展。

4、时代变迁性。

任何文化传统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迁的。时代的更替，社会的发展，导致人类生存的社会文化环境也在不断的变化。这就势必要求美术文化传统也要相应的变化。而这种变迁体现为扬弃与继承，吸收与创生。即原有的美术文化传统一部分被扬弃，一部分被继承发扬，新环境下形成的新的美术文化传统一方面来自于吸收其它优秀美术文化传统，一方面产生于自我的创生。原始美术那种实用的创作动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生活的改进，渐渐被淡化弱化。而以情感的宣泄，思想的阐述为动力的创作成为美术文化实践的主流。这些就是扬弃与继承的体现。魏晋时期佛教传入我国，促进了我国佛教美术文化的形成，产生了莫高窟、云岗窟、龙门窟等一批经典的石窟艺术。我国的书法传入日本、韩国，分别形成了书道与书艺。南画经过大和民族的改进发展成为日本人引以为豪的日本画。早期东西方绘画同样以坚硬的工具在岩壁上刻划为主要的表现手段，同样重视线条的运用。但由于西方油制颜料的运用，解剖学、透视学、色彩学的快速发展，产生了西画以油制颜料为主，重结构、重体面、重色彩的美术文化传统。而随着毛笔水墨的发展，生熟纸张的运用，以及“以形媚道”的绘画思想的产生等等，最终形成了现有的中国美术文化传统。这些就是吸收与创生的明证。总之，美术文化传统就是在这种不断延续的过程中不断地变迁，并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机与活力。美术文化正是在美术文化传统的不断变迁中演变的。

5、生态多元性。

生态学方法已经广泛运用到各种学科中。“所谓生态学方法，是用生态观点研究现实事物，观察现实世界，又称生态学思维，用生态观点思考问题。”B18我们有必要运用生态学方法梳理认识美术文化传统。“生态”最早运用于生物学科，是关于有机体与周围外部世界的关系的一般学科。二十世纪下半叶，环境问题成为社会的中心问题，使之快速地渗透到其它学科中。于是，由自然生态推衍到生态文化观念，生态的含义也就不仅仅局限于是生物学含义了。从广义上去理解，“生态就是人们具有的主体与环境相互作用和承认差异性和谐生存的整体的价值观与规范体系。简言之，异质同构为生态，差异性是生态的重要标志之一。”B19美术文化传统的范畴，是由相对独立的小系统构成的，它们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中国美术与西方美术之间存在差异。国、油、版、雕、连、年、宣之间的存在差异。宫廷绘画、文人绘画、民间绘画之间也存在差异。即使是同一画种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历史阶段也会有一定的差异。正是这些差异，误导了我们对美术文化传统的认识，也正是这些差异共同构成了内涵丰富的美术文化传统的内涵体系。这就是异质同构，就是美术文化传统生态多元性的体现，就是美术文化多样性变迁的内因，就是美术文化“没有绝对标准”B20的标准依据所在。

以上就是理性分析美术文化传统存在样态后得出的结论。在充分认识了美术文化传统的存在样态与特性之后，我们不应仅仅简单地以“继承传统”为口号，而应该理性的分析、梳理美术文化传统，并有效的加以继承。但是，我们应该如何把握美术文化传统，以促进我们当下的美术文化实践创作呢？我们如何继承学习美术文化传统以作用于自身的美术文化实践行为呢？有学者认为“继承传统、弘扬传统，首先必须分析、研究传统，弄清它的精华和糟粕，在今天条件下有可能继承的精华和不可能继承的精华，以继承它的精华而不是糟粕，继承它在今天条件下有可能继承的精华而不是不可能继承的精华。”B21但是，什么又是美术文化传统的精华，什么又是在今天条件下有可能继承的精华呢？要解决这个问题，笔者认为，首先要形成合理的美术文化传统观，即认知美术文化传统的态度观念。

四、美术文化传统观的提出

我们提出的“熔铸中国气派，塑造国家形象”的目标，如何构建？虽然我们无法明确地提出“中国气派”的风格概念，但是“中国气派”一定不是固定模式的呈现，而应该是多元呈现，兼容包并的体现，是中国传统精神内涵的支撑与当代社会氛围有效结合的产物。面对当下复杂的美术文化事象，我们如何认知？一个关键点就是认知美术文化传统。在系统研究美术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必须形成以辩证的眼光审视美术文化传统、以严谨的逻辑思考美术文化传统、以变迁的理念接受美术文化传统、以宽容的心态欣赏美术文化传统为基本内涵的美术文化传统观，实现及时宏观把握美术文化变迁趋势的诉求目标，促进美术文化的生态性可持续性演进。（责任编辑：帅慧芳）

① 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587页。

② 傅铿《论传统》译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转引于刘守华《文化学通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99页。

③ 黄楠森、夏甄陶、陈志尚《人学词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0年版，第416页。

④ 同上，第416页。

⑤ 庞朴著《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版，第159－161页。

⑥ 同上。

⑦ 朱维铮《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

⑧ 张岱年、姜广辉《中国文化传统简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⑨ 刘梦溪《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人民政协报》，2004年7月12日。转引于《新华文摘》，2004年第19期，第104页。

⑩ 王炯华《中国传统十二讲》，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9页。

B11 同⑦。

B12 同⑦。

B13 同⑨，第104页。

B14美术文化不仅仅是人类审美意识选择的结果，美不是美术文化的唯一。审美与审艺是有区别的。此观点参见梁玖《新编艺术概论》，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审艺学”相关内容参见梁玖《审艺学》，江西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此处以艺术意识指代包含审美与审艺的两个层次。

B15此处所说中国绘画以线为重要表现手段，西画逐渐转向了色彩与体面，并不是简单的认为中国绘画和西画的区别在于此，也不是指明中国绘画不存在色彩与体面，西画不注重线的运用。此处仅是相对的便易的以此区分二者。

B16 此处的趣，意，技只是相对来说，不能绝对看待。

B17 之所以用“所谓”一词，因为本人不认同这种分类法。这种划分所依据的标准本身就存在差异，不同标准下划分出的类别自然导致混乱的出现。

B18 余谋昌《生态哲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1页。

B19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梁玖教授的观点。根据记录整理。

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范文第5篇

关键词：文化自觉；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构建

中图分类号：B82-0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7）06 ― 0027 ― 0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求构建与之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理应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学科支撑，理应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理论和实践告诉我们，在文化振兴的历史过程中，观念往往比行动更具根本性、主导性的功能。观念上的主动性、积极性、自发性与自觉性往往能够使行动的效果大大升级。近年来，或许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这一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构建与一个代表进步观念的“时髦”词语――“文化自觉”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这或许能够对我们科学设计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的构建路径提供些许启示。

一、何谓文化自觉

我国学界对文化自觉的研究肇始于著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费孝通先生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16个字高度概括文化自觉的实质。费孝通给予文化自觉的界定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坚守传统’”〔1〕。

费孝通先生对于文化自觉的释义为我们理解文化自觉内涵提供了重要参考和深刻启示。首先，文化自觉应该是一个思维与存在相融合的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历史进程。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至少包括四个环节。其一，对自身文化历史有清晰的认识和把握。其二，对自身文化现今所处环境和地位有深刻的理解和反思。其三，对自身文化未来发展状态和趋势有科学的分析和预判。其四，拥有建基于前三层含义基础上的体现文化自主转型能力的文化创建之实践。从根本上说，文化自觉最终表现为一种文化的自我创建之实践，这一实践建基于人们对文化的觉醒和反省。其次，文化自觉要求生活在一定文化圈子中的人既弘扬“过去”之文化精华，又彰显“现在”之文化精神；既保留本土文化之优秀特质，又借鉴吸收外来文化之优秀品质。再次，文化自觉要求各文化圈子中的人互相尊重彼此的文化传统、文化形式和文化发展道路，也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以至“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一般而言，文化自觉的研究场域侧重国家和民族层次的大文化圈子。鉴于此，文化自觉更多的指在了解本国、本民族文化历史，明晰本国、本民族文化发展现状和地位，以及对本国、本民族文化未来发展状态和趋势有科学分析和预判的基础上，弘扬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之精华，彰显本国、本民族现代文化之精神，保留本国、本民族文化之优秀特质，吸收借鉴其他国家、其他民族文化之优秀品质基础上对自身文化的自主创建。文化自觉体现了人类对自身生存和发展之前途命运的理性思考和深度把握，体现了一种勇于承担历史使命的高度责任感和攻坚克难的担当精神。

二、从文化自觉视角看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的构建

任何学科建设与理论构建都需经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同理，生态伦理学的构建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历史工程。我国学界对于生态伦理方面的研究起步晚，上世纪八十年代才提出生态文化范畴的概念，落后西方国家二三十年。正因为如此，国内学界对于构建中国生态伦理学的努力肇始于评介西方生态伦理思想，以致于中国的生态伦理学在很长时期内带有浓厚的“西化”色彩，尚未脱离西方的研究模式和学术框架，“水土不服”现象严重。随着中西思想文化的交融、交流与交锋，中国文化的独特气质与魅力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生态伦理学的构建赋予民族文化的意蕴，认为文化自觉是构建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生态伦理学必须矢志不渝坚持的“文化精神”。在构建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的实践过程中，应以民族的视角、历史的眼光、群众的路线坚持和贯彻“文化自觉”之“文化精神”，也即要将西方生态伦理中国化，将中国传统生态伦理F代化，将精英生态伦理“民俗化”。

（一）民族视角：西方生态伦理中国化

中国生态伦理学由于起步较晚，从总体上而言，还未摆脱西方生态伦理学的固有逻辑，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生态伦理学的简单叠加与移植。确切地说，中国生态伦理的民族属性未能充分发掘，也即未能实现西方生态伦理的“中国化”。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华民族特有的生态伦理品质在相当程度被广大学者所忽视。在不少学者看来，中国传统生态伦理只是一些零散的思想片段，既无精确概念分析，又无严密逻辑论证。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有的生态伦理思想往往被置于比之西方生态伦理次要的地位。事实上，恰如学者云杉所言，“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若能够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2〕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现代世界梦寐以求的优秀的生态伦理品质。

学者刘福森认为，中国生态伦理学没有按照中国文化的价值理想、没有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进行重构，并呼吁构建中国人自己的生态伦理学。文化自其产生之日起就深深打上了文化圈子（地域）的烙印。也就是说，民族性是文化的先在属性。伦理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与民族特质紧密相连。不同民族文化培育、酿造不同的生态伦理，不同生态伦理追随、契合不同的民族文化。中国的生态伦理学也是中华民族的环境理论学。中华民族的生态伦理学理应彰显中华民族自己的民族特性和文化特性。这就明确了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的构建必须摆脱西方生态伦理学的内容框架和思维模式，在引进、消化、吸收的基础上进行再创新，找到适合中华民族特色、与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相通、能够融入中华民族文化的合理成分。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的构建并非全盘否定西方生态伦理，而是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确保中国生态伦理的主导和主体地位，真正实现西方生态伦理“中国化”。

（二）历史眼光：传统生态伦理现代化

中国有着悠久的生态伦理思想文化，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因此，中国并不缺生态伦理思想。早在神农氏时代，就有“春夏之所生不伤不害”之类的保护生物资源的禁令颁布。大禹时代又颁布了《禹禁》。周朝更加注重环境保护，资源保护的系统思想、资源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相应的管理机构均已出现。随后流行的儒道释家在生态伦理方面造诣更高。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道法自然”，释家的“万物皆佛、众生平等”都可以作为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的重要思想渊源。就连当代西方著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代表柯布及其学生格里芬都公开看好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并希望中国借助自己得天独厚的思想资源走出一条有别于西方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路。“中国传统文化是有机整体主义的，中国文化特别是作为其根基的儒、道、释所倡导的天地人和、阴阳互动的价值观念，不仅是生态运动的哲学基础，也应成为未来后现代世界的支柱性价值观念”〔3〕。我们要做的是将这些生态思想精华保留、延续下来，为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提供深厚的哲学基础和有力的价值支撑。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伦理思想的独特性和启发性，对挖掘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资源，构建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津津乐道。但是，多数学者只是停留在对中国传统生态伦理的宣传与说教层面，并未深入分析传统生态伦理对现今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构建的实用性。更确切地说，传统生态伦理由于“尘封已久”，在未深入“雕琢”的情况下很难适应现代生态伦理学的构建需求。因为“伦理同哲学一样都是有时代性的”。生态伦理几乎同人类文明史同在，是一种在人类历史中潜在发展的观念形态和价值体系。如果从历史的维度考察生态伦理，可以把生态伦理看做一个随历史条件和时代内涵不断演变的概念。翻开生态伦理思想发展史，我们能够发现，总体而言，生态伦理在每一个时期都会摈弃与时代不符的旧思想，更新与时代相符的新内容。生态伦理，这面历经时代沧桑巨变，发端于原始文明，成熟于农业文明，沉睡于工业文明，觉醒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度前夜的精神旗帜不能说是属于哪一个时代，而是一个随时代变更、完善的概念。从这个意义可以确定，生态伦理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高扬“扬弃”与“更新”旗帜，从而具备贞下起元、历久弥新的独特品格。处在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的拐点处，今日的中国需要认真思考传统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需要慎重把握传统伦理思想的时代转换。也就是说，构建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必须审慎应对传统与现代、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内在关系。我们要清楚地意识到，将传统生态伦理吸收到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中并不是对传统生态伦理的简单回归，而是促成传统生态伦理与现代生态伦理的最大耦合，实现传统生态伦理与现代生态伦理的时代转换，使我国的生态伦理学既保持民族文化传统，又适应现代生态伦理发展的需要。

（三）群路线：精英生态伦理“民俗化”

一般而言，受知识背景、资源禀赋、思想观念等因素的影响，理论往往由社会精英分子首先发现和掌握。然而，理论和事实一再表明，国家抑或民族文化的强弱，从根本上而言，并不是由精英文化决定，而是取决于大众文化。因为，真正代表一个国家和民族内在精神特质的恰恰不是精英文化，而是大众文化。对生态伦理思想史进行简单回顾与考察，不难得出结论：一般而言，生态伦理首先作为精英文化而存在，并呈现出不断转化为普通民众保护自然的道德实践的发展趋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有研判――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强大的力量。众所周知，任何科学理论都以掌握和服务民众为宗旨。生态伦理存在的目的是使之成为“万民膜拜”的社会法则，并随之化为自觉的道德实践。因此，产生、活跃于精英阶层的生态伦理必须转化为普通民众的内化价值和外化实践。也只有如此，才能体现生态伦理的内在价值。那么，如何将生态伦理转化为普通民众的道德实践呢？这就必须经历一个使精英生态众化、通俗化的过程，姑且称之为精英生态伦理“民俗化”过程。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使精英生态众化、通俗化，也即作为精英文化的生态伦理如何能够成为普通百姓津津乐道的通俗话题？众所周知，社会精英文化只有通过普通百姓内心早已认同的文化形式才能得以传播和延续。这就需要充分挖掘和发挥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衔接紧密的文化形式―民俗文化的中介力量。对此，关于什么是民俗文化，知名学者刘福森教授早有见解：民俗文化在民族特有的自然环境、经济方式、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等因素的制约下孕育和发展，在文化传统的延续中保存和传承，并通过民间信仰、民俗节日、民俗礼仪、民间文学艺术等形式表现出来。因此，以特定信仰、节日、礼仪、文化艺术为主要内容的民俗文化形式就是沟通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桥梁，是实现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转化的中介力量。不难得知，民俗文化直接产生并依附于普通百姓的现实生活。这就决定了其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直接决定普通百姓的日常行为。因此，要使精英生态伦理“民俗化”，充分发挥民俗文化的中介作用，把理论化、抽象化的生态伦理通过民俗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展现给广大民众，让他们在潜移默化中主动认同并自觉实践不失为一大良策。从根本上说，走群众路线，将精英生态伦理“民俗化”，其最终目的是要使保护环境成为普通民众心中的一种信仰。这才是构建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的重点和难点。

三、结语

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要构建得有声有色、有血有肉，必须将“文化自觉”精神贯穿始终，以更加理性、更加主动、更加负责、更加自信、更加开明的态度将生态伦理在东方―西方、传统―现代、精英―民俗之间进行恰当融合与适时、适度转换。值得着重一提的是，在西方生态伦理中国化，传统生态伦理现代化，精英生态伦理“民俗化”是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构建过程中的有机环节，缺一不可。不过，三环节中，将精英生态伦理“民俗化”，使保护环境成为普通民众心中的一种信仰是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构建的根本要义之所在。我们甚至可以说，生态伦理“民俗化”的程度与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构建的效果呈正相关。

〔参 考 文 献〕

〔1〕费孝通.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回顾和体会〔J〕.中国社会科学，2000，（01）：37-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