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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能全面准确记录和反映社会保险基金的负债情况,不利于防范基金风险
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采用的是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社会统筹部分采用的是建立在代际转移基础上的“现收现付制”,而个人账户则是“基金制”。“现收现付制”是按照一个较短的时期(通常为一年)内收支平衡的原则确定缴费率,来筹集社会保险基金。因此,本预算期内的社会保险费收入仅满足预算期内的社会保险金给付需要,一般保留有小额的流动储备金,即所谓“以支定收,略有结余”。这种制度是下一代人供款养活上一代人的制度,属于代际间的收入再分配。“基金制”是指在任何时间点上累积的社会保险费总和连同其投资收益,能够以现值清偿未来的社会保险金给付需要。这种制度的本质是“同代自养”。
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的会计核算,是以现金的实际收付作为确认收入和支出的依据,只能反映基金财务支出中以现金实际支付的部分,并不能反映那些已发生但尚未用现金支付的债务,如借入款项的利息、个人账户的应计利息等;这部分债务成为“隐性债务”。“隐性债务”在社会保险基金的会计账务和报表中得不到反映,只有在实际支付利息或归还本息时才能体现支出,造成社会保险基金的会计账务和报表不能全面准确记录和反映社会保险基金的负债情况,不利于防范基金风险。
2.不能进行正确的成本效益核算,不利于反映社会保险基金活动的真实结果
社会保险基金是为了保证劳动者在丧失劳动能力或失去劳动机会时的基本生活需要,在法律的强制规定下,通过向劳动者及其所在单位征缴社会保险费,或由国家财政直接拨款而集中起来的资金。社会保险基金具有强制性、基本保障性、特定对象性、统筹互济性、储存性和增值性的特点。
社会保险基金是先征集保险费形成基金,再分配使用。社会保险费是在劳动者具有劳动能力的时候,逐年逐月从其创造的价值中强制扣除一部分,经过长期储存积累,在其丧失劳动能力或失去劳动机会、收入减少或中断时,从其积累的资金中为其提供补偿。从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的角度看,征收的社会保险费本金及其应计利息是“负债”,是参加社会保险的劳动者委托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机构管理的资金,最终是要返还给劳动者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利用时间差和数量差,努力使基金增值,以达到社会保险的保障目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运行成本,除机构本身的行政管理经费由财政拨付可不予考虑外,其真正的成本就是参考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的社会保险基金利息。
收付实现制以会计期间款项的收付为标准入账,当收益实现和收到款项的时间不在同一期间时,收付实现制会计记录的收益便不能代表活动的真实结果;同样,当费用发生与支付不在同一期间时,收付实现制会计记录的费用也不能正确反映当期业务活动所支付的代价。
《社会保险基金会计制度》中关于“第301号科目-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说明是这样规定的:有条件的地区,年末,按养老基金个人账户储存额,参考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个人账户利息时,借记“统筹养老基金结余”科目,贷记“个人账户养老基金结余”科目。这一规定是立足于当年基金利息收入总额大于个人账户应计利息额,也就是统筹基金必须盈余。在全国大部分省市养老保险基金个人账户“空账”,甚至养老保险基金赤字造成养老保险待遇支付困难,需要由中央财政补贴或借款的情况下,收付实现制这一核算办法掩盖了保险基金运行的真实结果。因此,收付实现制会计核算基础不能公正客观地核算社会保险基金运行成本和反映运行结果。
3.不能全面反映社会保险基金的运行情况,不利于提高管理机构的工作效率和绩效考核
目前政策规定,社会保险基金结余只能用于购买债券和存放银行,不能进行任何形式的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效益的来源只有银行存款及国债利息。然而2000年以后,国家已经不再发行针对社会保险基金的特种国债,其他种类的国债利率还略低于银行同期利率,社会保险基金进行国债投资基本上已无利可图。因而,社会保险基金效益的高低取决于银行存款办理的及时性,也就是经办机构的办事效率。
对社会保险基金进行成本分析和对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机构进行绩效考核,是制定科学合理的收费政策、提高基金运行效益的重要手段;但在收付实现制上进行的会计核算难以满足这方面的要求-它不能真实、准确地反映社会保险基金的成本耗费和绩效水平,不能适应开展绩效管理的需要。并且,社会保险基金同时存在“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业务,若两者采用相同的会计核算基础进行核算,一方面由于现收现付制业务不核算成本,不利于节约费用和绩效的评价与考核;另一方面,在实际工作中由于两种业务同时进行,使得利息成本不能合理分摊、准确核算。这不仅不利于基金管理,也不利于社会保险基金的有效使用。可见,收付实现制已不能满足社保基金进行成本核算的要求,对社会保险基金中采用“基金制”管理业务进行全面的成本核算,更有利于提高社会保险基金的使用效率。
4.不符合政府会计改革的趋势,不利于政府会计改革的顺利进行
在传统公共管理体制下,政府开支是否遵守授权和法律法规要求,是受托责任的首要问题。使用收付实现制会计基础记录收支,可以作为核查政府履行责任情况的明确依据。但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背景下,绩效最大化、信息透明度、为社会公众维护国有资产等,已成为政府的主要责任。由于自身的局限性,收付实现制会计基础不能提供符合新公共管理要求的相关财务信息,不能显示财务状况及财务绩效的全貌。
有关研究表明,对于新公共管理体制,政府会计采用权责发生制为基础,具有以下几项优势:第一,权责发生制会计报告为社会公众提供了如实评价政府财务状况和运营绩效的信息,促进了有效管理;第二,权责发生制为量化计划和活动的效率水平提供了一种机制,以促使政府改进服务质量和效率,增强竞争力;第三,权责发生制给政府部门带来了一种文化的转变,使得管理者更重视政府机构的改革、效率等财务绩效管理问题;第四,权责发生制更适应新公共管理环境下拓展了的公众受托责任要求,增强了财务透明度;第五,全面、持续地推进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政府会计,可以提供增强财政长期支持能力方面的信息,从而优化政府的中长期决策。
在OECD国家的政府会计权责发生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的背景下,目前我国正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实际,实施政府会计改革的深层探讨。社会保险基金会计也应顺应政府会计改革的浪潮,循序渐进地进行改革。
二、对社会保险基金会计核算基础改革的建议
社会保险基金核算在实行收付实现制的同时,应根据社会保险基金统筹部分实行现收现付制、个人账户实行基金制管理的需要,对个人账户采用权责发生制为核算基础,以弥补收付实现制的缺陷。社会保险基金会计核算采用什么样的会计核算基础,不应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性质决定,而应与社会保险基金的性质或业务内容相适应,采用不同的核算基础。
社会保险基金会计执行“收付实现制和权责发生制相结合”的核算基础是可行的,它既可解决社会保险基金会计现行收付实现制核算基础存在的局限,满足政府对社会保险基金实行宏观管理的需要;同时又能促使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经办机构提高工作绩效。
1.采用“收付实现制和权责发生制相结合”的核算基础,可以弥补收付实现制在社会保险基金会计核算工作中的弊病。
如社会保险基金协议存款的核算,就可采用“收付实现制和权责发生制相结合”的会计核算,即以权责发生制为核算基础,对协议存款进行日常核算。
核算方法为:(1)转存协议存款时,借记:财政专户存款-协议存款,贷记:财政专户存款-活期存款;(2)按照协议存款利率计算利息时,借记:财政专户存款-协议存款,贷记:待结转利息;(3)按照承诺利率给个人账户计算利息时,借记:待结转利息,贷记:利息收入-个人账户利息;(4)年终将利息收入-个人账户利息结转养老保险基金-个人账户;(5)协议存款到期转回时,借记:财政专户存款-活期存款,贷记:财政专户存款-协议存款。待结转利息的贷方余额,表示社会保险基金运营盈余,利息可用于按一定比例提取计息准备金和给个人账户增记利息;借方余额则表示社会保险基金运营亏损。这种核算方式不仅能反映社会保险基金运营成本与社会保险基金结余的真实内容,而且又能克服单一使用收付实现制会计核算基础的弊病。
2.采用“收付实现制和权责发生制相结合”的核算基础,有助于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成本正确计量,真实反映社会保险基金财务运行状况和财务成果;同时又能有效地将社会保险基金的运行绩效与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经办机构的责任联系起来,促使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机构从“保征收、保发放”向“管好、用好社会保险基金,实现基金保值增值”的管理目标迈进,为深化社会保险体制改革创造条件。
3.采用“收付实现制和权责发生制相结合”的核算基础,能够比较全面、准确地反映社会保险基金现在和未来隐性债务的信息,增强社会保险基金财务信息的完整性、可信性和透明度;也能正确反映社会保险基金的持续能力,为政府规避基金风险、实施稳健的发展战略、制定长期的发展政策提供重要依据。
4.采用“收付实现制和权责发生制相结合”的核算基础,可以降低政府会计制度改革的难度,有助于将政府会计对象由现金流扩展为受托责任,更好地反映政府活动和履行这一受托责任的连续性;同时能把社会保险基金运动的前因后果联系起来,提供全面、连续、系统、完整的财务信息,符合政府部门实行绩效管理的现实需要。
当然,社会保险基金会计核算基础由收付实现制向“收付实现制和权责发生制相结合”转变,不仅需要社会保险基金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的修改,还需在立法、人员培训、软件设计等多方面协调配套;更需要政府会计制度的改革,以保证社会保险会计核算的正常有序,提高社会保险基金的使用效益和财务信息的披露质量。
「参考文献
关键词:三位一体 医疗保险基金 权责发生制 收付实现制 利弊分析
中图分类号:F 842.6 文献标识码:A
一、医疗保险基金特征
医疗保险基金是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物质基础,其自身的运行规律除了具有专款专用、独立核算管理等一般基金所具有的特征外,还具有如下一些特征,主要表现在广泛性、强制性、专项性、社会性,以及确保收支平衡,笔者将对其进行分析。
(一)广泛性与强制性
医疗保险基金具有一定广泛性与强制性,其广泛性主要表现在基金主要来源于参保企业或个人的缴费,并且还受到财政部门的支持,这一特点充分体现出公助与自助的相结合。
(二)支出具有专项性
医疗保险基金还具有专项性,所谓专项性实际上是指,医疗保险基金只能应用在劳动者医疗保险项目支出,不能用于其他,更不能用来弥补政府财政赤字。
(三)运行具有社会性
医疗保险本身属于社会制度的一种,基金的筹集是在社会范围内进行。目前我国医疗保险基金筹集范围已经得到了一定扩大,因此具有一定社会性,与企业相比影响力更大。这主要是由于,医疗保险基金运行会受我国政治、经济制度影响;另一方面,我国医疗保险基金在实际运行中会对社会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社会生产、消费以及国家财政产生重大影响。
(四)目的是保证收支平衡
医疗保险基金旨在保证收支平衡,从而确保劳动者基本需求,不为国家增加负担,从而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和谐。医疗保险基金收支平衡,又包含短期平衡,还包括长期平衡。医疗保险基金在实际运行中必须遵循“以收定支、收支相抵、略有结余”的原则,从而确保医疗保险基金的有效运行。
二、权责发生制与收付实现制概述
(一)权责发生制
权责发生制(Accrual Basis)也称为应计制,凡是当期己经产生的收入和支出款项是否实际收付,均要确认为当期的收入和支出;但凡不归于当期的收入和支出不管,即便在当期实际收支资金,也不确认为当期的收入和支出。很明显,它强调权责的相互配比,要求一定会计期间内的收入和支出要能配比,适合政府把公共资源及其变动作为管理焦点。采用应计制的核算基础,收入支出与资金实际收支二者的时间存在差异,由此产生了非资金的资产和负债,能更好地反映会计主体当期的资产负债信息和营运业绩信息。权责发生制核算基础的重点在于反映会计主体在一个期间内经济资源的收益与耗费差额的财务信息。权责发生制中对政府会计人员的业务水平及能力要求较高,我国政府会计人员大多学历低,掌握政府会计知识也少,因此其素质和能力也不高,引用权责发生制后的后续工作很繁重;我国政府部门及其他公共部门中的分级制度较复杂,开展管理与改革需要投入的资金多,其改革成本就高。
(二)收付实现制
虽然传统的收付实现制(Cash Basis)的概念有不同的表述方式,但它们实质基本是一致的。收付实现制对经济交易与事项进行确认和计量的依据是资金的实际收支时点。也就是说,所有当期实际收到的资金都确认为当期的收入,所有当期实际支出的资金都确认为当期的支出,而不管资金收入和支出的事项所发生的时间。同时,收付实现制也无需实现收入和支出的配比。收付实现制核算基础提供的信息主要是关于会计主体在一定期间内资金的来源,侧重于反映对资金的控制、利用及结余状况,重点反映这一期间的资金余额的财务信息情况。如果政府管理的重点聚焦于对资金的变化控制上,那么收付实现制是正确的选择。
三、医疗保险基金采用收付实现制的利弊分析
根据《社会保险基金会计制度》第四条的规定,医疗保险基金的会计核算采用收付实现制,会计记账采用借贷记账法。采用此方法的主要目的在于,如实反映医疗保险基金收入、支出情况,避免虚收、虚支问题的出现。从这些年的实施情况来看,基本上满足了医疗保险基金管理的需要。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改革的深入,医疗保险基金会计核算已不再是简单的收支核算,对于医疗保险基金财务信息全面性、真实性、透明性的要求越来越高,各方面的信息使用者都希望获得更加全面、真实的财务信息。由此,有必要对两个核算基础进行分析。首先:从总体进行利弊分析,详情见表1。
(一)收入与支出配比方面
传统的收付实现制只关注医疗保险基金主体资金流量的信息,不能反映收支配比信息,不能真实列式政府履行职责的资源消耗,对绩效预算没有太大作用,不利于分配公共受托资源。比如说居民在当年年末前缴纳下个参保年度居民保险费,按现行核算方式财务上只能当年收入全部计入当年账中,这就造成财务数据和居民医保政策在时间上的不匹配。相比之下,权责发生制能够明确区别收支的时间归属,突出在一定会计期间内进行收支配比,以突出政府、医保管理机构及定点机构等各方的职责、促进全面的绩效管理改革。
(二)负债披露方面
收付实现制下支出只包含当期已经实际对外支付的部分,而对相关的“隐性债务”(如本月应拨给定点机构的以往未结算款)是不确认的。如此处理会隐藏医疗保险基金财务风险,虚增基金资源,不利于评估医疗保险基金的持久性。而权责发生制对所有满足负债要素定义的事项都进行核算,大大降低了隐性负债藏而不露的可能性,真正意义上增加了信息的透明度,有利于进行预算决策。
(三)反映受托责任的真实履行情况
收付实现制的实质是对医疗保险基金收支总量信息的比较,因这些信息缺乏连续性和可比性,从而使信息使用者无法准确获取医疗保险基金使用、管理、控制方面的信息,更无法评价医保管理部门的履行情况。而权责发生制对属于医疗保险基金资产、负债、收入、支出进行了正确无误的计量,并分摊配比。这样能够使财务信息的透明度大大提高,从而真实反映公共受托责任的完成情况。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收付实现制的做账依据明确,会计事项的记录简单客观,可以很好地控制资金收支的合规性;而权责发生制则更加客观、真实、准确地反映医疗保险基金信息,能为医疗保险基金管理提供良好的依据。因此医疗保险基金会计核算基础改革是顺应社会经济发展、医保改革深化的必然趋势。
四、医疗保险基金收付实现制与权责发生制相结合的可行性
为促进医疗保险基金收付实现制与权责发生制结合于一体,就必须将收付实现制及权责发生制相联系,共同发挥作用。在改革的初始阶段,主要以收付实现制为中心,在一些领域可以引用权责发生制;随着不断深化改革,可以逐渐扩大权责发生制的使用范围及深度,使权责发生制为中心、收付实现制为辅助。
相关人员须根据权责发生制或修改后的权责发生制进行财务核算,政府预算会计人员须根据收付实现制或修改后的收付实现制进行财务核算,从而确保医疗保险基金的有效运行。
最后,取“收付实现制与权责发生制相结合”的确认基础能完整、准确地反映医疗保险基金现在和未来隐性债务信息,为规避基金风险、制定基金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决策依据。
五、结束语
加强对医疗保险基金会计确认基础的研究,有利于完善我国医疗保险基金会计制度。本文对医疗保险基金中采用权责发生制与收付实现制的利弊进行深入研究,对我国医疗保险基金中收付实现制与权责发生制相结合的可行性进行分析,以期对医疗保险基金会计制度及财务制度改革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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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参保者抱怨医保报销比例低,另一方面却是城镇医疗保险基金结余7644亿元。
这是为什么?
7644亿元不能反映医保结余
2013年的一次卫生会议上,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雷海潮一句“到2012年年底,全国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累计结余7644亿元。”将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结余现象公之于众。
关乎大众利益的7644亿元就此引来热议
“我国医疗保险结余过多由来已久。”中投顾问研究总监郭凡礼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自1999年至今,除2010年外,我国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结余率都在20%以上,其中2001年的结余率最高达到35%。
在郭凡礼看来,出现长时间的医保基金结余,反映出我国医保制度存在缺陷,由于结余量较高,不仅不能使这笔基金使用效率最大化,反而容易被挪用,滋生风险。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褚福灵认为,分析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切不可笼统来看,更不能简单的以结余的钱多钱少来评价。
褚福灵告诉记者,对于城镇基本医疗保险来说,要把医保基金的统筹基金累计和个人账户积累分开看待。统筹账户基金是采取现支现用方式,因此这一部分基金的结余应该适中,要始终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内;然而,个人账户是公民随时取用的,如果参保人没有生病,个人账户就处于积累状态;如果一旦生病的话,个人账户有可能随时花完。
“个人账户这一部分比较复杂,到底是花得差不多了,还是大量结余了,与一定时期的人口结构有关,也与当时当地的疾病发生率有关,7644亿元的结余到底多还是少,还是要进行一定的科学测算。”褚福灵表示。
事实上,按照2009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管理的指导意见》,目前的结余规模并不算过多。《意见》明确表示,统筹地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累计结余原则上应控制在6—9个月平均支付水平。当累计结余超过15个月平均支付水平时,为结余过多状态。
据悉,2012年年末,全国城镇基本医保基金支出5544亿元,月平均支付462亿元。统筹基金累计结存4947亿元,相当于10.7个月平均支付水平,稍微超过9个月的规定,不算“结余过多”。
国际医保结余标准不一
在这场争辩中,业内人士多认为,国内城镇医疗保险结余比例高于发达国家控制在10%以下的水平。
对此,郭凡礼认为,对于结余比例的控制,每个国家有不同的国情和制度,各国也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做适当的调整,尽可能的缩小结余量。
褚福灵也认为,发达国家结余比例只是一个数据,并不能拿来比照我国的医疗保险结余标准。他说,由于各个国家的医保基金制度各不相同,彼此必然存在差异,那么也就有各自的医保结余标准。
他举例,在一些国家,医保基金是必须要花空的,不允许有结余,有些国家医保基金甚至要呈现赤字才符合制度,但对我国而言,一定的医保基金结余是符合实际的。
“我国医保制度统筹层次低,地区又十分广泛,包括了30多个省区市、2800多个县,各地情况还是要具体分析。比如医保基金的类型、地区发展情况、生活水平等都要考虑,不能一概而论。”褚福灵表示,必须统筹看待我国医保基金的结余状况。
此外,就个人账户积累而言,所有人的结余是交错在一起的,相比较,年轻人的账户是累积的,而老年人的账户可能已经空了,因此,不能简单的从一个方面比较不同制度下的医保基金。
在北大医学部主任助理、卫生经济学教授吴明看来,7644亿元的结余看上去非常大,但这个数据却不能清晰地表明不同地区间和制度间的差距,也就是说,其只在总量数据上具有纵向比对的作用,而缺乏有效的横向对比。
吴明认为,不仅不同地区之间的城镇基本医保基金结余率差距较大,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3种基本医保之间的基金结余率也存在差距。
一边医保结余,一边看病因支付费用较高而看病难。该如何化解中间的矛盾?
郭凡礼认为,可以根据当前结余情况,适度提高报销比例,以解决看病难、看病贵以及基金结余等问题,但是他强调,进行调整的过程中一定要慎重,避免潜在风险。
医保转移续接仍是难题
采访中,一些专家告诉记者医保转移难续接的问题也是造成医保结余的原因之一。
张美珍这一次没有要求公司给她办理社保。
河北籍姑娘张美珍曾在南方几个城市工作,今年年初,她来到北京投奔姐姐成为了北漂。与其他同事不同的是,张美珍执意要求公司不要给她上社保。因为张美珍认为对于像她这种将来还要漂到其他城市的人,转移续接手续太麻烦了。
“医疗保险是最让我头疼的。”回想此前的经历,张美珍说,在换城市工作的过程中,医疗保险的转移续接让她“煞费苦心”,以至于,在各项社会保障中,她首先“放弃”的便是医疗保险。
几年前,张美珍从南京换到江苏另外一座城市工作,但由于省内各地政策不同,在新的工作城市,用人单位不能接收张美珍以前的医保个人账户,直接影响了她个人入职新单位的进度。为了尽快办理入职,张美珍只能忍痛舍弃原来的医保个人账户,在新城市又开立了她的新个人医保账户。她苦笑着告诉《经济》记者,幸好工作年限不长。
此次来到北京工作,张美珍下定决心不上医保了,当然也只能放弃了其他社保项目,“反正我以后还得换城市工作,每个地方政策都不一样,担心再次白交这些钱。”张美珍说。
张美珍绝非个例。
对于我国大量流动性务工人员来说,转移医疗保险的确成为不小的难题。就全国来看基本医疗保险多为县级统筹,收支医疗保险费的行政区域之间的政策各不相同,缴费年限不能直接叠加,导致流动务工人员的基本医疗保险关系难以接续。
这就造成一个局面,由于流动人口流动性频繁,其在某个城市办理的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却不能轻易跟着他走,并且个人医疗保险属于个人所有、不能作为他人医疗支付所有,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城镇基本医疗保险沉淀下来。
对此情况,褚福灵认为,目前,这种不同统筹地区医疗保险缴费年限不能叠加的制度模式,非但严重弱化了基本医疗保险的保障功能,而且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劳动力在全国范围内的正常流动和合理配置。应打破“户籍”限制,消除“城乡”分割,以“劳动”为标准实现基本保险关系的跨地区转移接续“一卡通”。
医保报销的“门槛”过“高”,也是医保结余的原因。
以北京地区规定为例,参加基本医保的在职人员纳入门诊大额医疗费用互助资金报销范围的费用标准,为累计超过1800元,超出的部分报销比例为70%。
此规定对于年轻人来说,一年内很难累积到1800元。此外,关于医疗保险报销的比例以及覆盖的医疗项目还较少,比如看牙基本不在报销范围等。对此,接受采访的参保者多认为比例仍可提高而报销的医疗项目也希望增加。
而对于提高报销比例和扩大覆盖范围的问题,郭凡礼认为,我国城镇基本医疗保险报销制度存在着问题,没有充分发挥医疗保障的作用。
郭凡礼说,在当前形势下,提高报销比例,既能够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又能缩小结余量,但是,扩大覆盖范围,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容易滋生政策性风险,难以保证下一年结余量继续为正。
王虎峰:应建立医保绩效评价体制
当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结余超过7600亿元的消息公布后,参保者的质疑声音响起,为何存在大量结余的基金,参保者的医疗报销比例却不高呢?
在梳理这个问题时,我们首先要问的是,超过7600亿元的结余到底“余”在了哪儿?我们又该如何衡量“结余”的水平?这对今后医疗保险制度的调整又有何意义呢?
王虎峰,中国人民人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这位曾在地方社会保险局任要职、后又在原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医疗保险司任职的公共卫生政策专家,在接受《经济》记者专访时表示,调整我国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的前提是,要建立相应的绩效管理评价体系,以此作为参考,从而对医疗保险结余、医保筹资标准、报销比例等关键问题进行有效调整。
三部分结余
《经济》:截止到2012年年底,我国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累计结存7644亿元,您如何评价这样的“结余”?
王虎峰:社会上的认识各有不同。有人认为这个钱是不是可以马上花掉,去提高医保待遇呢?我认为,国内统筹的层次比较低、多数是以县为单位,这么多的基金平均下来就没有多少钱了。而更关键的是,这笔钱是不能平均的,因为不同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筹资比例、医疗消费水平都不同,所以不能简单来看钱是多是少。
《经济》:结余的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具体组成部分有哪些?
王虎峰:对于医疗保险基金结余要做具体分析,一是职工医保基金累计中近40%为个人账户资金结存。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归参保者个人所有,不参与统筹调剂,因此不能做结余统计(2012年个人账户累计结存资金2697亿元,占职工医保基金结存总量的39.2%)。
二是职工医保统筹基金结存中包括了一次性趸拨资金。2009年以来,为解决关闭破产企业退休人员参保等历史遗留问题,中央和地方财政专项安排了约1300亿元资金,占累计结存额的20%左右。这笔资金要保障相关群体今后二三十年的医疗支出。
三是基金结余在地区间分布很不平衡。一些劳动力流入大省由于参保人员结构的原因结存较多;一些老龄化突出的地方如北京、天津等地基本持平;还有一些省出现了当期收不抵支。
其中,对趸交资金来说,当时是我国改制高峰,这笔钱未来还是会慢慢消化的,当年只是一次性缴费,二三十年这部分基金就会用完,有可能还需要往里“填”。
《经济》:在您看来,医疗保险基金产生结余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王虎峰:一是医保基金收入增幅较大。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发展较快,职工工资增长也较快,居民医保制度建立初期,财政补助增长率也快速提高。二是医疗保险有效管理减少了浪费,特别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进以来,医疗保险通过加强医疗服务管理,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滥用医疗资源现象,由此节约下来的资金形成结存,仍将用于参保人员。三是医疗保险统筹层次和预算水平还比较低。城镇医保刚实行地市级统筹不久,资金“蓄水池”小,一些地区存在多预留资金的情况。
“花钱”不是出路
《经济》:针对目前医疗保险的运行情况,今后调整的大方向是什么?
王虎峰:针对当前医保基金运行情况,在坚持保基本、守底线、促稳定、可持续的原则下,要加强分类指导。一是稳步提升保障水平。全面推进大病保险,把基本医保结存资金作为大病保险的筹资来源之一,以困难群体为重点,加大大病保障力度,承担更多“守住底线”的责任。
二是对于基金结余过多的地方,在保障基本待遇的前提下,通过降低缴费率等方式,支持产业结构调整,减轻企业负担,将结余控制在合理水平。
三是全面实行和完善市级统筹,有条件的地区实行省级统筹和省级调剂金制度,做大资金“蓄水池”,提高预算水平,减少冗余的结存资金。
《经济》:在加强分类管理过程中,如何对一次性趸交资金和个人账户分类管理?
王虎峰:我们的出路不是简单地把钱给花了,而是进一步调整和完善现在的制度,使其更加科学合理,医保基金存量应该进行制度调整和优化。
首先,过去趸交的那部分钱,有关部门应该靠出台特殊政策,保障这部分基金最大限度保值增值。因为趸交资金的周期比较长,应该作为单独的数据来统计、单独处理,可剔除出来衡量每年的实际收支情况,以便有效观察基金的变动趋势。
其次,医保个人账户的设置要适时而变、进行政策调整。随着时间推移,不同年龄段和不同人群的个人账户积累不同、有多有少,而使用效率不是很高,监管也很高。既然大家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我们也要适时而变,可以制定政策促进个人账户功能的转变、促进资金高效率使用。
比如,未来对补充医疗保险的支付,可考虑选择个人账户支付,建立多层次的保险制度,鼓励转化、不要呆滞。另外,个人账户在现有基本医保范围内不能支付的医疗项目,根据个人账户积累较多的人群的医疗需求,在卫生技术评估的基础上,可以研究用个人账户来支付。
总之,就是实现多渠道转化个人账户基金,逐步解决基金沉淀,尤其是在当前没有好的增值保值方法的前提下。
提高统筹层次要慎重
《经济》:在明确调整方向后,您认为,当下亟需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王虎峰:建议参考公立医疗机构建立绩效管理评价机制的方法,建立相适应的医保绩效管理评价体系,通过这个体系对各项指标进行评价、做出有针对性的调整。
据我们研究发现,不同地区医保待遇差距还是很大的,简单的靠是否有结余来评判医保管理好坏是不科学的,也是很难持续的,医保的绩效特别需要横向的评价,因此不能用一个统筹地区差不差钱来衡量医保管理情况。
其中,我们要引入一些客观科学的指标来衡量、考评各项情况,从而得出什么样的收支情况,该怎样管理更加有效。这样,很多问题就能一目了然,避免盲目的通过调整报销比例、提高筹资标准来维持医保制度运行。
《经济》:在这样一个评价体系上,医疗保险的统筹层次该如何提高?
王虎峰:目前,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在不同资源配置管理条件下,同一政策不同地区差异很大,在服务水平和监管力度没有提高的情况下,单一提高医保统筹层次的风险会加大,因为当基金池做大后,各地的风险也是联通的。
关键词:财政资金;预算绩效管理;绩效考评
2018年国务院了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从顶层设计对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做出了重大部署,以提高各个部门对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关注度和重视程度,也为财政资金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提供了战略指引和工作方向。这对于提升财政部门整体财政资金管理能力具有重大意义,需要财政部门深入研究意见的具体工作要求,并结合实际工作现状不断探索,强化预算绩效管理。
一、预算绩效管理的意义和重要性
(一)宏观层面政策的推动和落实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提出推动了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而2018年出台的意见中将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建设工作的战略高度再次提升。因此,各级财政部门积极探索并推动财政资金的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是对国家顶层设计工作部署的响应和贯彻落实。只有按照政策要求形成一套规范健全的预算绩效管理机制,并有效贯彻执行落实才能符合国务院工作要求。
(二)可以有效提升财政资金使用的效率和规范性实施严格的预算管理和绩效管理工作,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确保对财政资金使用过程的一个全流程监督,通过全流程监督可以确保所有财政预算资金按照规定用途进行使用,不存在浪费或者是随意乱花的情况。只有严格的绩效管理制度,才会对所有不合规或者是不规范行为进行严厉的问责处罚和约束,进而对大家起到警示和震慑作用,杜绝一切不规范行为的发生,从而推动整体财政资金的使用规范性和效率的提升。
(三)有利于提升政府部门工作效能和治理能力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是规范政府行为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衡量政府部门工作业绩的指标之一。所以,推动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也是在对政府各单位工作进行监督约束,强化他们关注并治理财政资金配置和使用中低效无效问题的主体责任,进而促进各部门更好地履行自身职责,规范自身行为,夯实主体责任,加快政府部门工作能力和工作职能的提升。
二、财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现状分析
随着国家和地方政府多层面的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改革不断深化,各级财政部门的预算管理体系也在不断健全之中,财政预算资金使用效益不断提升。但是在整体的财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中仍然还存在一些需要完善和调整的事项,尤其基层工作面临很多实际困难。
(一)绩效管理的深度和广度还有待提升在部分单位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虽然也实实在在开展,但不同程度仍存在一种走过场的现象,没有横到边竖到底,绩效管理工作没有完全深入到有关工作的各个维度和角落,也就没法触及到工作中的痛点,导致工作执行效果不佳。不仅工作的深度不够,绩效管理广度也不够,覆盖面没有包含所有的财政预算资金使用情况,也未覆盖全部财政预算单位。
(二)预算绩效管理理念还有待深化和牢固尽管绩效管理的重要性一再被提及、被强调,但是财政部门和有关单位对于预算绩效管理的重视程度还不够深刻,相关工作理念未能贯穿到具体工作中去,进而导致相关人员在开展工作时并没有将如何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和规范性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职责,或者说是这种理念还不够牢固,没有在工作中得到真正的贯彻落实。这也就使得在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中,对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投入产出比虽然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并没有充分发挥出其应有的功效,原因可能是绩效管理的约束力度不足或者是绩效管理的方法不对,并没有起到激励约束作用。
(三)预算绩效管理缺乏有效的监督考核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的成效还是需要通过有效的考评体系来予以支持,但实际工作中整体过程缺乏有效的监督和评价,不仅体现在对财政预算执行方面,还存在信息不全或失真等情况,这样也就会造成财政部门的工作量大,还会影响预算绩效管理的工作质量。
三、财政部门加强预算绩效管理的工作建议
(一)加快建立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要确保财政预算绩效管理对财政资金治理能力的推动,首先就要体现出“全面”这个关键词。从管理对象、管理内容和管理过程等方面都要做到“全面”,以此为基础构建工作体系,确保能够真正对实际工作起到管理约束作用,提高财政资源的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1)要构建一个全方位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财政部门需要将预算绩效管理体系覆盖到相关的各个单位部门,只要是使用财政预算资金的都要纳入到绩效管理体系当中,工作面覆盖到所有有关单位,不搞特殊化,全面推进绩效管理工作。(2)要建立一个全过程的绩效管理评估体系。是指工作体系惯出财政预算资金的工作全过程,从预算的编制、执行、事后评价,实现对所涉及工作环节的全流程管理和考核。(3)要确定对所有财政预算资金的覆盖。也就是说绩效管理内容需要包括所有财政资金预算,包括一般公共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等。同时也要做到重点突出,对于社会关注度高、投入资金多跨度大的项目要坚持问题导向,持续重点关注。
(二)实现预算绩效管理节点前移国务院出台预算绩效管理意见中也提到要将绩效管理的关口进行前移,这样可以更好地从源头上来防控财政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效能。因为绩效管理工作并不是单单的事后管理,如果只针对历史数据来进行分析和管理考评,对于整个工作的触动作用不是特别明显。所以需要将整个预算绩效管理的节点向前移,开展对于重大政策或项目的事前绩效评估,而财政部门就需要加强对重大政策和项目的预算审核,将此作为财政资金预算安排的一个参考依据,提前谋划,做好早期财政预算下达的科学合理性。
(三)健全完善预算绩效考评体系绩效考评是绩效管理体系当中重要的一个环节,为了提高绩效考评结果的客观性和准确性,财政部门需要从多维度多角度来进行考虑,建立健全预算绩效管理的考评体系。(1)要科学合理选取设定绩效指标框架。绩效考评指标以及计量标准的设置,要分行业、分领域分别进行规划和设计,确保绩效考评指标和体系的层次性和区分性。同时也要保证考评指标中定量和定性的和谐比例关系,两者相结合,确保考评体系的丰富性和全面性。另外还要保障绩效考评结果的可比较性,提高绩效考评结果的参考价值,用于评价各个单位预算的使用情况和使用效率。(2)要建立层次丰富的绩效评价体系。绩效评价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多种方法相结合,可以采用自评和外部评价相结合的多层次的丰富评价体系。这样不仅能够实现财政部门还有财政预算资金使用单位的绩效管理主体责任,同时也能够确保整个绩效管理成效考评结果的客观性,能够从多个角度多个层次来对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及效果的评价。(3)加强对考评结果的运用,实现考核管理结果对工作的促进作用。财政部门应该将预算绩效考评结果与对应预算单位的财政预算资金配置和调整相挂钩,对于整体预算考核较好的单位或项目优先配置资源,对低效无效的资金予以取消或削减,对表现一般的可以督促整改或是予以调整,切实发挥考评工作对整个财政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的推动。
(四)强化预算绩效管理约束(1)明确各环节工作职责,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在明确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对象的同时,财政部门还需要明确由谁来主导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确保权责对等,明晰每个工作环节所负责单位或部门的详细职责,以及相关激励约束机制,对于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严格问责,秉持从严从紧的原则,特别是对于重大项目出现的问题要加重问责;对于业绩突出的单位部门或人员应进行奖励,调动单位和部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2)强化监督考核,增强责任人员的能动性。为了切实提高财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实效,需要将该项工作执行情况纳入实施单位的考核评价体系,作为各级政府和工作人员的一项考核指标,并作为后期选拔任用的参考依据。并做到监督考核信息的公开,广泛接受监督。(3)加强过程管控,形成快速预警,及时纠偏的长效机制。对于财政预算资金执行情况和绩效目标完成进度做好过程管控,工作进程实时监督,问题发现一个改正一个,避免越积越多、影响越来越大,最终影响绩效目标的实现。对于财政资金预算执行中出现的偏差要及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配置,有效堵住管理漏洞,避免财政资金的浪费和低效无效使用,保障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益。
分级诊疗格局下健全基层医保支付
分级诊疗是我国当前医改的重要内容,2015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标志我国医改进入新阶段。在服务模式转型的情况下,我国的社区卫生组织医保支付应该如何运作?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给出解答。
据悉,我国社区卫生服务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随后发展迅速,截至2012年底,我国设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8182个,服务站25 380个,乡镇卫生院37 707个。而国际上社区卫生组织支付方式主要有以英国为代表的按绩效支付为主的复合式支付,以德国为代表的总额预算下的按点数付费,以美国为代表的商业保险灵活支付,新加坡为代表的按市场价格全额自付等。
面对国际上对全科医生及基层医疗机构医保支付的经验,王虎峰指出,国外社区卫生组织门诊支付相对独立,医保支付方式更加注重对全科医生的激励,积极探索后付制向预付制发展,更为聚焦总额控制下多种支付方式相结合的支付模式。
对于我国来讲,未来社区卫生组织医保支付改革路在何方?王虎峰给出了四大“处方”。
首先,强化医保基金总额预算,建立复合式支付方式。
目前,社区卫生组织的医保支付方式多种形式并存,按项目付费、总额预付,按病种、人头付费等形式纷纷在各地开展,而未来要在强化医保基金总额预算的基础上根据社区医疗服务的变化,特别是分级诊疗后就诊需求的变化,对社区卫生组织建立以按病种付费为主,按人头付费、按服务单元付费等复合式支付方式。
“长期来看,随着健康信息系统的完善及社会办社区卫生组织的健全,支付方式应逐步向基于患病率的按病种加权的人头费方式转变,同时附加部分按项目付费的方式。”王虎峰表示。
其次,鼓励社区卫生组织通过签约服务将慢性病纳入管理。基层签约服务制度的建立是落实社区卫生组织职能的具体措施,以老年人、慢性病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孕产妇、儿童、残疾人等为重点人群的签约服务,需要规范签约服务收费,完善签约服务激励约束机制。
再者,从医保实际出发开展门诊统筹。即立足参保人员基本医疗需求推行门诊统筹,合理确定门诊统筹支付比例、起付额和最高支付限额,并随着基金承受能力的增强逐步提高,通过差异化的偿付比例提高医疗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性,最大限度吸引患者到基层就诊。
最后,需要完善人事薪酬等相关配套措施。“全科医生是海、陆、空部队的军总,应该是和大医生并列的,具有相同报酬体系。”面对当下基层“守门人”全科医生待遇低下的问题,王虎峰表示,在创新医保支付方式的同时,应切实完善基层人员编制管理,深化人事分配制度改革,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管理体系,强化全科医生团队建设,完善绩效激励措施。与此同时,要通过组建医疗联合体、对口支援、医生多点执业等方式提高社区卫生组织服务能力,有条件的地方可根据实际状况积极拓展服务项目。
医院需在“总额预付时代”做好内控
2012年《关于开展基本医疗保险付费总额控制的意见》出台,各地纷纷探索其可实施路径。北京地区于2013年在二、三级医院实施城镇职工医保费用总额预付,核心内容为以收定支、科学分配、公开透明、激励约束,强化管理。
对此,作为北京地区的三甲医院――航天中心医院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院长杜继臣结合医院实际与参会者分享了在总额预付制度下医院的控费心得。
航天中心医院于1958年建院,现为北京市大型三级综合医院、北京大学航天临床医学院,拥有介入诊疗、微创外科、再生医学、急危重症救治等四大技术优势。
杜继臣表示,付费方式改革能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医疗保险对医疗服务行为的规范和引导作用;能够调动医院和医务人员参与医疗费用管理的积极性,将医疗行为主动权还给医生;能够提高医疗保险基金使用效率,把有限的资金使用好。然而,随着参保范围的逐步扩大,医保基金成为医院收入的主要来源,实行总额预付以后医院发展面临巨大挑战。因此,医院提出以提升内涵发展为抓手应对医保付费方式的变革。
对此,医院以精细化管理为抓手,制定可行的指标管理体系,并将体系于绩效管理挂钩,约束到人。
为了降低各项成本支出、增加医院收益,结合医院实际情况,医院推出管理“组合拳”:将门诊药占比、住院药品加耗材比、门诊住院次均费用、平均住院日等指标纳入科室绩效考核;定期对门诊住院药品进行排名,定期进行处方和医嘱点评;对违规、超量用药的医生加大处罚力度;将高值耗材进行条码管理杜绝以领代耗;针对低值收费耗材,对科室请领进行动态趋势分析,与工作量对标,控制异常请领。
“医疗费用中30%?40%都是药品,因此要把合理用药作为长期的管理制度。”杜继臣强调:“我们始终坚持不将医保基金简单地分解到科室,以免造成科室推诿患者、危重患者得不到就医的情况,给医院带来了良好的社会声誉。”
通过近年来医保总额预付的实施,杜继臣感受到医院管理有了很大转变:从“卖药品、耗材”变为“卖服务”,更加注重规范医疗行为;更加注重对市场需求的研究,扩大医院辐射面,努力拓展非医保市场;从眼中有“病”到“心”中有患者,更加注重患者感受;促进医疗安全和质量持续改进,更加注重医疗内涵的提升;更加注重医疗费用的构成,降低医院成本,减轻患者经济负担;更加注重医院内部人、财、物有限资源的合理分配,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
DRGs引导医院精细化管理
2011年,北京市人社局、市卫生局、市财政局、市发展改革委四部门联合了《关于开展按病种分组(DRGs)付费试点工作的通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以下简称“北医三院”)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DRGs(Diagnosis Related Groups),即根据疾病诊断、治疗过程、病情 (合并症)等因素,将资源消耗近似、病情近似的病例分类组合为若干诊断组。目前,多数发达国家以此为手段进行医保支付。
北医三院医保办主任胡牧介绍,试点以来,医院住院服务绩效在综合产能、效率、安全三个维度的指标值一直保持较好状态。“外部补偿依靠制度设计,内部挖潜依靠医院的精细化管理。”他指出,成绩的取得与医院开展精细化管理有着巨大关系,医院不仅开展了预算管理、成本核算、内部管控,同时设定科学考核指标、加强临床路径使用。
谈及科学设定考核指标时,胡牧指出,应该将“平均住院日”与“病例综合指数”指标进行更好地利用。其中,平均住院日可以作为管理的核心指标,以全市、全国、国际最好水平为目标,将提高绩效作为长期战略;病例综合指数(CMI)反映医院收治患者的病情复杂程度,用它作为控制指标,保证了重病患者及时收住院。
对于北医三院来讲,医院采取标杆法,选取了澳大利亚2003年的平均住院日和北京市2004年的平均住院日为参考值进行对比,设定自身的目标值。与此同时,医院将平均住院日的纵向值与横向值进行比较,反映学科服务效率的改变;对于各科室来讲,医院还将每一个DRGs组的每年改变情况进行分析,并找出与同行中最好学科的差距。以此类推,医院还运用DRGs对学科收治患者的疑难程度、中低风险死亡率等质量指标进行比较,对学科进行精确指导。
谈及临床路径时,胡牧分享道,根据北京市实施的DRGs付费108组,医院按照医疗服务流程近似的原则,设计研发出能够照顾多个疾病诊断和手术操作的病组临床路径共计275个,从而使52%的病例能够入组并完成,提高效率、保证安全的同时使管理部门能够有效监管。
在分享经验的过程中,他也指出了需要注意的问题。面对资源结构严重扭曲的挑战,若将医务人员的奖励与直接利益指标挂钩,容易出现改诊断、高编码假象,可以采用加台阶式方法来激励医生创新,采用时间度量方法确保护服务质量,采用时间节点法提高服务满意度。
“再好的绩效激励方法都不如建立一个能够调动员工积极性的组织文化氛围。”胡牧强调,竞争价值构架(CVF)在帮助管理和解释各种组织现象时非常有效,目前已广泛应用于组织文化的诊断和变革中。
竞争价值构架把组织文化的指标按照内部外部导向和控制授权两个维度进行分类,形成四个基本的价值模式―四种文化类型:合作式文化、创新式文化、市场式文化和等级式文化。对此,胡牧表示,中庸之道使我国文化的结晶,如何将其更好运用是管理者的责任。
医保管理需“四分合一”
作为医保试点改革的样板,青岛市社会保险事业局医保处处长刘军帅分享了青岛市医保支付改革“从疾病费用财务技术管理到健康服务保障管理”的创新实践。
他表示,在以往的观念中,医保的关键与核心在于支付,基金支付的本质是财务管理,其主要做法是基于医疗机构的支付,注重基金支付的空飞价值,即收入与支出的平衡。在刘军帅看来,医保支付本质上是医保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未来医保支付将会更加关注基于支付的质量价值。
近年来,青岛医保在支付改革方面不断探索,实现了从简单支付到支付与共付并举,从关注基金支付到强化资源配置,从旧常态转型结合慢性病管理、长期护理、社商合作的新常态,从局部创新到全面改革基础上的创新,从疾病费用财务技术管理到健康服务保障管理的转型。
在医疗机构端,政府对住院费用采取总量控制与复合式付费相结合的方式;在门诊,主要以按人头付费的方式,门诊大病采取按项目限额付费,慢性病管理采取按人头付费与服务包付费相结合的方式;长期护理保按项目限额付费。
“任何一种支付方式的作用都是有限的,尤其是在总量控制的情况下。”“基础条件及配套措施是否具备对支付方式改革的实践效果影响巨大。”刘军帅强调,支付改革牵一发动全身,其深层内涵是实现资源配置前提下的有价值购买,重要任务在于选择的支付方式是否合适。
面对目前状况下支付方式改革单兵突击的局面,他指出,总量控制本质上只是一种管理手段,可能间接影响患者福利,也会对医院发展以及医疗、医药技术发展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支付方式的改革“出路”在何方?
刘军帅强调医保到了做资源的时代,而不是做基金的时代,需要开源、节流、系统改革。他指出,应当开展“以选择性适应为基本、技术性创新为导向的支付方式系统改革,并且将定价体系、共付模式、风控机制、业务拓展等配套推进。”
“功夫还在诗外。”刘军帅表示,改革的首要问题是转变观念,同时要清醒地意识到改革的最终症结在于政府与医院,改革的关键在于体制机制的创新。
谈及如何定义改革成功,刘军帅给出了“四分一合”对策,医疗分流、医生分解、医药分开、管办分离与三医联动。
“仅仅凭借支付方式改革就能做出一片崭新的天地,我认为做不出来。它的价值更多需要通过外在事物体现,所以我说它是‘功夫在诗外’。没有这些改革,支付方式改革不可能成功,你再要求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控费,那也只能暂时的,不可持续的。”刘军帅强调。
医保管理应“整合资源”
“最优秀的医保制,或者最先进的医保支付制度不等于是最好的支付制度,这点各方要有共鸣,很关键的一点是干活的人是不是适合这种方式。”镇江市卫生计生委主任林枫如是认为。
镇江,作为我国医疗卫生改革的先行军,始终在改革中勇于探索、大胆实践。至于收获如何,林枫给出了这样一个概念――管理型医疗。他强调要通过医疗费用支付的方式,激励和引导供方能动整合资源,转变医疗模式,删除不必要的医疗行为,降低医疗成本,提高效率和效益,从而取得保方、需方、供方共赢的局面。
“管理型医疗并不是医保机构深入到医院心脏内部手把手地教。”林枫指出,在美国,医疗管理机构更多地介入医疗管理,其主要原因在于自身在办医院,但是在中国,此种方法行不通。
“在我国,我们要用支付制度改革推动公立医院能动性地改变自己的行为。”对此,林枫强调医疗资源的整合。
“第一,需要整合医院与基层。”林枫指出,在进行医保支付改革前,首先要进行体系的调整,建立医院与基层融为一体的健康服务联合体。与此同时,也要整合全科与专科,整合预防与治疗,整合康复与医养,整合医疗与药品,整合线上与线下,整合医保与公卫,整合医保与医疗。
在谈及医保与公共卫生整合时,他表示,需要进行资金的整合。“长期以来应该叫做全面健康保险,应该是公共卫生经费与医保经费能够整合使用,从而发挥健保作用。”林枫举例表示,一件事情应该交由一个人做,如果一定要两个人做,两个人一定要系统地完成。
在医保与医疗整合过程中,林枫强调打包服务与打包支付,尤其医保支付方式改革需要整合资源,建立连续全程的健康管理服务,并且需要整合资金,开展总额预算人头点数法付费。他对“资金跟着人走肯定是对的,全世界最好的办法是总额预算人头点数法”深信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