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出口贸易投融资
进出口贸易投融资范文第1篇
关键词：政府职能转变；投资贸易便利化；金融创新；经济转型升级
一、问题的提出
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面悄然发生变化，建立在人口红利、高资源消耗、高能源消耗、高投资、高污染、高对外贸易依存度、低科技贡献率基础之上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难以为继，产能过剩、结构失衡、流动性过剩、金融风险、债务危机等结构性问题日益显现。经济发展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等三期叠加的复杂阶段，面临着“刘易斯拐点”和“中等收入陷阱”的双重威胁。经济增长由金融危机时期的“周期性减速”进入发展红利消退导致的“结构性下滑”，[1]“中高速”增长成为经济发展的潜在趋势。面对中国经济发展出现的新形势和新变化，同志指出，我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阶段，我们要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新常态”的思想内涵进行了具体阐释，指出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新常态”阶段演化，经济发展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为应对经济发展呈现的“新常态”，我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努力推进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积极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大胆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①通过简政放权，开放民间投资，提升服务业比重，大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努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并在上海、广东、天津、福建四省市选取一定区域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意在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通过制度的先行先试，为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2013年9月30日，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成立，标志着我国开启新一轮的对外开放战略；2015年4月，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成立，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展区揭牌，把对外开放推向更高水平。自由贸易园区是继经济特区、国家经济新区之后，新一轮的对外开放，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创新发展的先行者。按照国家总体部署，各地自由贸易园区均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积极贯彻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探索区域经济合作新模式，建设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等方面，率先挖掘改革潜力，破解改革难题。积极探索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升事中事后监管能力和水平。力争建成符合国际高标准的投资贸易便利、监管高效便捷、法治环境规范、辐射带动功能突出的自由贸易园区，形成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②在经济发展呈现“新常态”的转型期，自由贸易园区作为我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桥头堡，承担着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示范、带动、服务国家经济转方式、调结构、促增长，实现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的责任，其功能设计应充分体现引领国家经济转型升级的作用。因此，分析自由贸易园区与经济“新常态”的内在关联，探讨自由贸易园区引领“新常态”阶段经济转型升级等问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以“新常态”下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为价值取向，以上海、天津、广东、福建四大自由贸易试验区为研究对象，综合考察国内自由贸易园区的功能设计，探讨其在经济转型期推动经济制度创新、引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中的意义和作用。
二、完善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③在全面改革开放的攻坚期和深水期，我国必须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自由贸易园区作为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一直把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作为一项重要探索内容。积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创新政府管理模式，按照国际化、法制化的要求，探索建立以国际高标准投资和国际贸易体系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系。大力推进监管模式创新，构建以“负面清单”为核心市场准入管理模式，转变行政审批管理方式，推进审管职能分离，制定政府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明确政府权力边界，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2]通过简政放权、放管结合，给市场让出更大的空间，创造更公平的环境，让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发展潜力、市场竞争力竞相迸发，释放更多改革红利。积极推进工商登记与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相衔接，试点推行企业注册资本认缴制、“先照后证”制，改企业年度检验制为年度报告公示制，放宽企业准入环境，为市场主体提供便捷高效服务。为提高行政效能，自贸区逐步完善企业投资贸易的信息网络平台，创建不同部门协同管理机制，建立一口受理、综合审批和高效运作的服务模式。改变了原有的工商、质检、税务、鉴定等职能部门办事窗口各自独立的格局，整合了各部门职能、简化了办事流程，形成了“一表申报、一口受理，部门流转、综合审批、统一发证”的运行方式。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自创立以来，逐步完善企业准入的“单一窗口”模式，并推进其向企业工商变更、统计登记、报关报检单位备案登记等环节拓展，扩大“单一窗口”受理事项范围，提高整体服务效能。④其他三大自由贸易园区积极效仿上海经验，大力推进“单一窗口”模式。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建立综合统一的行政审批机构，实施“一颗印章管审批”，⑤建立对外投资合作“一站式”服务平台；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推进行政审批标准化、信息化建设，探索全程电子化登记和电子营业执照管理，建立一口受理、同步审批的“一站式”高效服务模式，建设市场准入统一平台和“单一窗口”服务模式，实现多部门信息共享和协同管理。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实施“一口受理”服务模式，建立对外投资合作“一站式”服务平台。在国际贸易领域，四大自由贸易园区统一实施了“单一窗口”管理模式，完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的货物进出口和运输工具进出境的应用功能，进一步优化口岸监管执法流程和通关流程，实现贸易许可、支付结算、资质登记等平台功能，将涉及贸易监管的部门逐步纳入“单一窗口”管理平台。“一口受理”或“单一窗口”服务模式的实施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节约了企业运行成本，在自由贸易园区注册一家企业原来至少需要29个工作日，现在最快只需4个工作日就能办妥备案证明、营业执照、企业代码和税务登记等手续；货物进出口通关时间也压缩了三分之一以上。在着力为市场主体营造宽松准入环境的同时，自由贸易园区相应加强了对事中、事后的监管。逐步推进监管标准规范制度建设，加快形成行政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公众参与的综合监管体系，着力构建宽进严管的市场准入和监管制度。加强对自由贸易园区内企业在区外经营活动进行全过程跟踪、管理和监督，构建适应现代市场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体系；建立安全审查机制、反垄断审查机制、企业年度报告公示制度、信用管理体系、综合执法体系和部门监管信息共享机制，加强对自由贸易园区经济运行的管理和风险防控，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提高行政管理水平和综合服务能力。深化海关、质检、工商、税务、金融监管及外汇等部门协作，依托地方政府主导的电子口岸等公共电子信息平台，整合监管信息，实现相关监管部门信息共享，建立市场监管的综合执法体系，共同提高维护经济社会安全的服务保障能力。推动信息公开和诚信体系建设，探索建立市场主体信用评级标准，形成“一处违法、处处受限”的局面。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市场监督，探索把服务相关行业的管理职能交由社会组织；探索将原由政府部门承担的资产评估、鉴定、咨询、认证、检验检测等职能逐步交由法律、会计、信用、检验检测认证等专业服务机构承担，建立社会组织与企业、行业之间的服务对接机制。从而构建政府主导，行业自律、企业自控、公众参与，多元化的市场监管体系，提高监管效能，切实维护统一开放、诚信守法、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自由贸易园区政府通过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设置权力边界和责任范围，削减了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从不该管的领域退出来，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利用价值规律、竞争规律和供求规律自动调节经济运行。促进市场主体之间相互竞争，引导资源高效配置，激发市场和社会主体的创造活力，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促使经济更具活力、更具效率和更具效益地发展。推动政府职能向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强化市场监督、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把政府该做的事情做好，真正解决在某些领域存在的政府错位、越位和缺位现象。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保障经济安全，弥补市场本身具有的不足和缺陷，为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三、深化投资管理制度创新，引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经过改革开放30余年的发展，中国逐渐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和贸易大国。在增长指标导向下形成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虽然实现了产业规模化增长却难以推动结构优化和升级；政府以各种优惠政策扶持出口加工制造业，带来的却是高速增长下的产业低端化。当前我国必须加快转变生产方式，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科技进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向世界产业链中上游攀升，支撑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自由贸易园区作为改革开放的新高地，肩负着探索经济转型新路径，实现发展模式新跨越的重要使命，需以制度创新，推动技术创新、产业创新、管理模式创新、市场机制创新，完善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投资管理模式，引导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坚持引进来、走出去并举，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自由贸易园区功能设置重点在于推进投资领域对外开放，探索实施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意在形成与国际接轨的、透明开放的投资服务体系,引导现代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入驻。负面清单以外的领域，按照内外资一致原则，外商投资项目由核准制改为备案制，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变更及合同章程审批改为备案管理，营造有利于各类投资者平等准入的市场环境。[3]备案制的实施彻底改革原有的不分投资主体、不分资金来源、不分项目性质，一律按照投资规模大小分别由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审批的企业投资管理模式，投资企业只需向自由贸易园区主管部门备案，并依法办理土地使用、资金利用、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城市规划等许可手续，即可自行组织建设。企业自行决策项目的市场前景、经济效益、资金来源和产品技术方案，并自担风险，从根本上削弱政府拥有的强大行政审批权，减少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强化了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真正体现了“谁投资、谁决策、谁收益、谁承担风险”的基本原则，确立了企业在投资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各地自由贸易园区借鉴国际通行规则，减少或取消对外商投资准入限制，提高开放度和透明度，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生产业和高端制造业，引导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选择金融服务、航运服务、商贸服务、专业服务、文化服务以及社会服务领域等六大服务领域扩大开放，暂停或取消投资者资质要求、股比限制、经营范围限制等准入限制措施，并将对外开放措施扩展到自由贸易园区的新增区域。[4]第二批设立的三大自由贸易园区借鉴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经验，积极探索扩大对外开放的途径和方式。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凭借临近港澳的优势，加强粤港澳合作，推进仓储、港口贸易、物流、加工制造、金融领域合作，从过去的加工产业向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等转型，为现代物流、航运服务、供应链管理、金融创新提供强有力支撑。并充分利用广州、深圳等地制造业基础雄厚的优势，推进实体经济与国外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合作，发展生产业和战略性新兴服务业，建立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综合服务枢纽，⑥激发强大的聚变、辐射和带动效应，以实现粤港澳经济一体化、服务贸易一体化，以及大珠江三角洲开放型经济率先转型。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以融资租赁和服务京津冀一体化为重点，进一步扩大投资领域开放，增加对内、对外辐射效应，凸显自由贸易港功能，天津港片区重点发展航运物流、国际贸易、融资租赁等现代服务业；天津机场片区重点发展航空航天、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高端制造业和研发设计、航空物流等生产业；滨海片区重点发展以金融创新为主的现代服务业，力争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中国经济转型发展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立足两岸、面向世界、服务全国，努力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现代服务业、国际旅游岛、“海上丝绸之路”交流合作平台、两岸服务贸易与金融创新合作示范区，促进闽台产业的对接，努力打造闽台产业合作新模式,促进闽台产业的深度融合。⑦各地自由贸易园区意在通过先行先试，探索扩大投资领域对外开放的新路径和新模式，从注重引资规模向注重引资质量和效益转变，凭借高新科技知识聚集和体制机制创新的有利条件，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着力构筑高端产业链阵地，引领区域乃至全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积极谋划引进来的同时，自由贸易园区也在为企业走出国门探索新路。目前，我国在钢铁、水泥、电解铝、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存在着严重的产能过剩，纺织、服装等行业随着劳动力价格的提升逐渐丧失了成本的优势，急需进行结构调整和产业优化，推动过剩产能走出去将是一种理性的选择。总理曾指出，许多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和推进工业化的需求强劲，而中国很多装备和产能质优价廉，综合配套能力强，与这些国家有很高的契合度。[5]支持中国装备走出去、推动国际产能合作，不仅有利于中国盘活存量资产，也有利于其他国家加快工业化进程、扩大就业，还可以为中国与发达国家合作开拓第三方市场创造更多机遇。因此，自由贸易园区内在地包含了促进对外投资的功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大胆改革境外投资管理方式，对境外实体投资以备案制代替核准制，提高境外投资便利化程度。创新投资服务促进机制，加强境外投资事中事后的管理和服务，强化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和年检工作。支持区内各类投资主体开展多种形式的境外投资，鼓励设立专业境外股权投资项目公司、投资母基金等。为构建对外投资服务促进体系，创新投资服务促进机制，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成立一周年之际，创建了境外投资服务平台，涵盖了综合咨询、境外投资备案、投资项目推荐、投资地介绍，行业分析、境外投资专业服务等功能，形成了第三方搭平台、专业机构提供市场化服务、政府购买服务的运作模式。在推进企业境外投资的同时，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也在积极探索个人境外投资工作，目前正在研究制定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联动的方案，加快启动个人境外投资试点。自由贸易园区对外投资制度的创新和流程的优化，提高了投资效率，减少了运行成本，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国门的助推剂。截至2014年8月底，自由贸易园区办结79个境外投资项目，对外投资17亿美元。其他三大自由贸易园区效仿上海的有益做法，积极构建对外投资促进体系。改革境外投资管理方式，对一般境外投资项目和设立企业实行备案制，确立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主体地位，支持企业及个人开展多种形式的境外投资合作，逐步减少个人对外投资的外汇管制，允许企业或个人自担风险到各国各地区自由承揽项目。支持企业在境外设立股权投资企业、项目公司，以及从事境外投资的股权投资母基金。建立对外投资合作“一站式”服务平台，加强境外投资事后管理和服务，完善境外资产和人员安全风险预警和应急保障体系，努力把自贸试验区建设成为企业“走出去”的窗口和综合服务平台。自由贸易园区逐渐成为境外投资的前沿阵地，推动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与技术先进、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同台竞争，倒逼国内产业不断提高技术、质量和服务水平，提高企业的整体素质和核心竞争力，推动中国经济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自由贸易园区实现了对经济特区、经济新区、保税区的超越，改变了传统的以特殊政策尤其是优惠的税收政策吸引外来投资的模式，进行出口加工、转口贸易、保税仓储的发展模式，更加注重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引导资本、劳动力、土地和技术等生产要素从低附加值、低效率和高消耗的生产部门或产业链环节退出，向高附加值、高效率、低消耗的先进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转移，以适应新常态下优化经济结构的需求。
四、完善以贸易便利化为重点的贸易监管制度，推进贸易发展方式转变
在传统贸易领域，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我国在低端制造业领域的低成本优势逐渐减弱、资源约束日益加重，继续以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将难以为继，迫切需要改变依靠出口，特别是依靠传统制造业出口的贸易发展格局，推动我国对外贸易从“大进大出”转向“优进优出”。[5]一方面有选择地进口紧缺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和重要零部件，提升我国的制造业水平；一方面推动高档次、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产品、技术、服务的“全产业链”出口，支持中国装备走出国门。让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与技术先进、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同台竞争，倒逼企业不断提高技术、质量、服务水平和核心竞争力，打造新引擎，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改造传统引擎，扩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努力构建开放型经济新格局。自创建以来，中国自由贸易园区一直秉持贸易便利化原则，努力构建自由、开放、高效、有序的贸易规则体系。积极培育贸易新型业态和功能，转变贸易方式，打造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外贸竞争新优势，引领我国对外贸易由“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向“优进优出”转变，努力向全球价值链的上游攀升。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创立伊始就以培育新的贸易方式为手段推动贸易转型升级。鼓励跨国公司建立亚太地区总部，建立整合贸易、物流、结算等功能的营运中心。⑧加快推进大宗商品现货市场和资源配置平台建设，深化贸易平台功能，开展能源产品、基本工业原料和大宗农产品的国际贸易，推动文化、文艺产品贸易，生物医药、软件信息等新兴服务贸易和技术贸易。⑨支持企业统筹开展国际国内贸易，发展企业离岸业务，实现内外贸一体化发展；开展跨境电子商务业务，加快培育跨境电子商务服务功能。推进期货保税交割，开展质押仓单融资业务，探索融资租赁物登记制度和境外融资管理新模式。天津、广东、福建等地的自由贸易园区在借鉴上海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发展定位，积极创新贸易业态，强化贸易功能集成，推进贸易方式转变。三地自由贸易园区在贸易服务平台、融资服务、离岸贸易、跨境电子商务、文化服务贸易基地、绿色供应链合作、知识产权服务、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汽车平行进口、期货保税交割、保税展示交易平台、再制造业务、第三方检验检测结果采用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积极培育贸易新兴业态和功能，力争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发展之路和运作模式。同时，各地自由贸易园区还通过贸易监管制度和监管模式的创新，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在自由贸易园区内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实施“一线开放、二线安全高效管住”的监管服务模式，推进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整合优化，不断探索口岸监管制度创新，如果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规划面积不能满足发展需求，可按现行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管理规定申请扩大区域面积。自由贸易园区内非海关特殊监管区，仍实施现行通关监管模式。推进企业运营信息与监管系统对接，加强电子口岸建设，推动海关、检验检疫等口岸监管部门信息共享和监管联动。创建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管理制度，建立贸易、运输、加工等跨部门综合管理服务平台，鼓励企业参与“自主报税、自助通关、自动审放、重点稽核”⑩海关通关作业模式。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还总结了“先进区、后报关”、“企业备案制”、“第三方检验结果采信”等23项改革举措向全国推广，以及“期货保税交割海关监管制”、“分线监督管理制度”等6项监管改革措施向海关特殊监管区推广；“企业设立实行‘单一窗口’”、“信息共享和综合执法制度”等6项改革措施在各省区市借鉴推广。贸易监管机制和模式的创新优化了口岸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减少了大量中间环节，提高口岸通关效率，减少进出口货物在岸时间，节约了贸易成本，实现了贸易便利化的目标。据悉，2014年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进口平均通关时间比区外减少41.3%，出口平均通关时间比区外减少36.8%，降低企业运行成本10％左右。制度创新红利初显，市场活力明显释放，新一轮对外开放逐步展开。为保证对外贸易的顺利开展和贸易功能的转型升级，各地的自由贸易园区积极创新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航运发展制度和运作模式，以增强国际航运的服务功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为打造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地位，大力提升国际航运服务能级。积极发挥外高桥港、洋山深水港、浦东空港国际枢纽港的联动作用，探索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航运发展制度和运作模式。发展航运金融、国际船舶运输、国际船舶管理、国际航运经纪等产业，支持浦东机场增加国际中转货运航班。推动中转集拼业务发展，优化沿海捎带业务监管模式，提高通关效率；简化国际船舶运输经营许可流程，形成高效率的船籍登记制度。其他三地自由贸易园区效仿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国际航运发展经验，探索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航运发展制度和协同运作模式，增强航运服务功能。同时三地自由贸易园区又根据自身定位，创新了独特的航运制度。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出，建立与粤港澳海空港联动机制，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物流枢纽，探索与港澳在货运和货物运输等方面的规范和标准对接，推动港澳国际航运高端产业向内地延伸和拓展。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海运快件国际和台港澳中转集拼业务，支持部分对外开放口岸对有关国家人员实施72小时过境免签证政策。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大力发展航运金融、航运保险业，力争建设中国北方国际航运融资中心，支持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建设航空物流中心。自由贸易园区意在通过航运制度和航运模式的创新，深化航运业改革开放、加强国际化航运人才培养、促进现代航运服务业发展，提升航运业国际竞争力，推进安全、便捷、绿色、高效的现代化海运体系建设，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际、区域航运中心。总体来看，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在促进贸易便利化方面已经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为进一步提升贸易便利与开放程度，形成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奠定了良好基础，有助于推动我国向全球贸易链中上游攀升。天津、广东、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借鉴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经验基础上，积极探索适合本地贸易发展的模式和制度，努力推动贸易发展方式的转变和贸易结构的转型升级。
五、推进金融创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相对落后的金融制度已经成为经济转型的内在瓶颈。金融制度的滞后导致资源错配、效率低下，无法有效激发制造业的活力和创新力，阻碍实体经济的发展和提升，金融改革势在必行。自由贸易园区作为当前最前沿的开放领域，连接国外的重要窗口，内在地包含着试点金融创新的功能。各地的自由贸易园区也都把加快金融制度创新作为一大主题，积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扩大金融业开放，培育新型金融市场，推进利率市场化、投融资便利化、资本项目可兑换和人民币跨境使用，引导资金合理流动、合理定价，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自成立后，就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推进金融制度和管理体制创新，加大金融创新开放力度，强化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联动机制。探索与国际接轨、与自由贸易园区相适宜的外汇管理体制，推进跨境投融资和人民币跨境使用，鼓励企业充分利用境内、境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实现跨境投融资自由化。鼓励跨国公司在自由贸易园区设立全球或区域资金管理中心，探索跨国公司总部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模式。扩大金融领域开放，增强区内金融服务业功能，支持在区内设立外资银行和中外合资银行，建立金融市场国际交易平台，鼓励金融产品创新，培育发展再保险市场。为支持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金融创新，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以加快金融制度创新、增强金融服务功能为重点，支持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实体经济发展，先后出台了支持自由贸易园区建设的51条金融细则，大力推进外币存款利率市场化，企业融资自由化，支付结算便利化，企业资金管理规范化，对外直接投资自由化，金融机构集聚常态化，从制度层面构建了自由贸易园区金融开放创新的整体框架，明确了金融改革服务实体经济的总方向。金融业已成为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的经济增长点，包括交易、清算、托管等一整套金融服务平台体系逐渐清晰，必将有力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其余三地的自由贸易园区，积极借鉴上海经验，构建自身的金融制度创新体系，扩大金融领域开放。探索实行本外币账户管理新模式，建立与自由贸易园区相适应的账户管理体系，简化人民币涉外账户分类，促进跨境贸易、投融资结算便利化。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试行资本项目限额内可兑换，直接投资外汇登记权限下放给银行。提高投融资便利化水平，支持企业境外融资活动，允许境外借款结汇使用，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放宽境外发债的审批和规模限制，允许所筹资金可调回自由贸易园区使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推动融资租赁业发展，创新租赁业政策，拓展融资租赁业务经营范围、融资渠道，简化涉外业务办理流程，统一内外资融资租赁企业准入标准，形成与国际接轨的租赁业发展环境。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利用自身在融资租赁方面的优势，积极建设国家租赁创新示范区，筹建中国天津租赁平台和金融租赁登记流转平台，推进租赁资产公示和租赁资产登记、公示、流转等试点。广东、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也分别结合适应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两岸金融合作先行先试、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金融合作的特点，大胆推进金融制度和监管模式的创新，探索两岸四地金融合作的新途径。自由贸易园区大力推进金融创新，在改革金融制度、发展金融工具、培育金融市场、强化金融机构等方面进行了大胆尝试，在推进利率市场化、融资便利化、资本项目可兑换、人民币跨境使用等方面取得一定成效，增强了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和功能。
六、结语
面对当前经济呈现的向“新常态”转型趋势，国家实施了一系列战略部署，希望在深化改革中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经济持续增长。自由贸易园区作为国家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创新发展的先行者，承担着为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的重大责任。因此，在经济全面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自由贸易园区更应发挥引领作用，在制度设计中充分体现经济健康发展的需求。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完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深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完善以“负面清单”和“准入前国民待遇”为核心的管理模式，实现资本引进来和走出去的优化组合，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完善以贸易便利化为重点的贸易监管制度，推进贸易发展方式转变；深化以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服务业开放为目标的金融制度创新，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职能，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构建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接轨的制度创新体系，打造开放度最高的投资贸易便利、货币兑换自由、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的自由贸易园区，以形成对区域经济的辐射带动效应，引领全国经济转型升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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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曹广伟.中国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研究[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3(6).
进出口贸易投融资范文第2篇
关健词:人民币 区域化 调查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04-189-02
连续几年,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经济整体实力不断增强,伴随着人民币汇率的坚挺,人民币在周边国家的信誉度不断提高。人民币在蒙古国已成为贸易结算货币,蒙古居民逐渐认可和接受人民币作为交易货币,同时蒙古国居民把人民币作为一种贮藏手段存放在本国银行。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说人民币正在成为一种区域性的国际货币。如内蒙古满都拉口岸,2008年,以人民币计价结算的进出口贸易额为336万元人民币,占包头市进出口总量的份额虽然不大,但发展趋势不可小视。在满都拉口岸开关期间,所有的中蒙边境贸易均以人民币计价结算。2008年人民币现金跨境流通总量约为336万元人民币,其中:人民币流入、流出量分别为210和126万元人民币。人民币在中蒙地区的使用范围在逐年扩大。为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区域化,降低中蒙贸易交易成本,改善贸易环境,及时规避外汇储备风险,我们对中蒙边境地区人民币区域化情况进行调查。
一、中蒙边境地区人民币区域化现状
(一)中蒙边境地区贸易中人民币使用情况
内蒙古满都拉口岸自2002年开关以来,人民币一直是中蒙双方边贸结算的主要币种。由于我国政局稳定,经济发展迅速,因此人民币币值稳定性高。人民币已经成为中蒙边境贸易结算的主要币种,99%以上的结算使用人民币。由于交易的随意性,口岸开关期间,蒙方在口岸过贸,中方在口岸接贸,进出口贸易基本上在无合同的情况下进行,结算方式以人民币现钞交易为主。较大额度贸易通过二连口岸转账支付,交易税费通过网上支付。人民币在蒙古国享有“二美元”之称,受到普遍欢迎。
(二)人民币现钞在边境地区的流通情况
1.人民币现金流出情况。通过满都拉口岸人民币现金流出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货物贸易项下。自2002年开关以来,从满都拉口岸主要进口商品为石英石、木化石、废铁、废铝、废黄铜等。2006年之后,蒙古国出于保护地方资源性产品的角度,调整了对我国的资源性产品出口政策,导致满都拉口岸进口业务严重萎缩,故人民币现金流出数量呈下降趋势。二是服务贸易项下。由于种种原因蒙方环境不好、交通不便,满都拉地方还处于原始半干旱草原状态,旅游等服务贸易项目没有开发,导致人民币现金流出十分有限,金额可以忽略不计。
通过抽样调查推算贸易项下流出的人民币现金约为8141万元人民币[计算公式为:2008年全年边贸人员出境数17140人÷被调查边贸人员出境数18人×抽样调查中通过边贸活动人民币现金流出数量(15×2500+1×1500+2×22500)]。
通过抽样调查推算服务贸易项下流出的人民币现金约为363万元人民币[计算公式为:2008年全年边境旅游人员出境数1450人÷被调查边境旅游人员出境数2人×抽样调查中通过边贸活动人民币现金流出数量(2×2500)]。
2.人民币现金回流情况。受蒙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蒙方大量需要面粉、建材、轮胎、办公用品、玩具等产品,蒙方人员持人民币现金入境采购是满都拉地区人民币现金流入的主要方式。
通过抽样调查推算贸易项下流入的人民币现金约为5222万元人民币[计算公式为:2008年全年边贸人员入境数12288人÷被调查边贸人员入境数20人×抽样调查中通过边贸活动人民币现金流出数量(16×2500+2×7500+2×15000)]。
3.人民币在蒙古国的滞留情况。人民币在蒙古国滞留情况2005年表现明显。当时由于满都拉口岸进口蒙古废铁业务迅猛发展,人民币现金大量流入蒙古国当年根据贸易量推算,净流入蒙古国人民币达3228万元人民币。包头所辖金融机构未发生调运人民币情况。由于双方口岸均未开办结算业务,故没有金融机构调运人民币情况。满都拉口岸所在地满都拉镇,目前只有一家农村信用社,尚未开办对蒙结算业务和外币兑换业务。调查了解开关期间,只有零散的蒙方客户存入人民币现金,存期最长2天。
满都拉口岸近两年呈现贸易项下人民币回流状况。由于蒙古限制资源性商品出口,2005年8月份以后,满都拉口岸进口贸易呈现快速萎缩状态。从满都拉口岸2008年贸易进出口情况看,2008年边境贸易进口额126万元,边境贸易出口额为210万元,人民币回流84万元。调查中了解到,蒙古客商手中的人民币多数从以往边贸交易中取得,人民币在蒙古国的滞留量逐渐减少。
(三)对蒙投资中人民币使用情况、双方账户行情况
从2005年至今,经批准的包头市对蒙投资企业共3家,投资方向主要集中在矿产资源开发上,以美元现汇投资和实物投资为主。从旅蒙客商中了解到,民间在蒙有大量投资,主要使用人民币和实物投资,在蒙方从事贸易、加工、采伐树木、煤石灰等行业。这些投资往往在国内没有备案。
出于经营成本的考虑,包头市各商业银行没有在边境口岸设立开办结售汇业务的网点和外币兑换点。没有与蒙方建立账户行关系(见表1)。
二、中蒙边境地区人民币区域化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1.人民币结算出口不退税。近几年,人民币持续升值,增加了进出口企业的产品成本。为了规避汇率风险,越来越多的中方企业愿意采用人民币与蒙方进行计价结算,对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的需求较大。但企业出口以人民币结算的仍然比较少,其主要原因:一是国家仅对以外币计价结算的出口给予出口退税的鼓励政策,而人民币计价结算的出口业务不能享受出口退税政策,企业利益得不到保证,对蒙出口坚持用美元结算。二是由于无法控制人民币现金结算的真实贸易背景,外汇局核销部门对人民币现金结算的出口贸易不予核销。为完成核销,个别企业甚至将已出口收到的人民币货款在银行购汇为美元,用于核销。这对人民币通过贸易渠道回流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不利于推动人民币在周边地区的计价结算(见表2)。
2.边境地区金融服务落后,影响边境贸易的快速发展以及人民币的区域化进程。由于双边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工具较少,非现金结算手段欠缺,在中蒙边境满都拉口岸边贸交易主要通过人民币现金结算,现金投放量大,现金管理难度也随之加大。客商大量携带人民币现金出入境,存在安全隐患,同时也制约了边境贸易的开展,阻碍了人民币的区域化进程。
3.人民币境外投资相关管理政策不健全。从2005年至今,包头市所属企业对蒙投资总额16878万元人民币,投资领域以“矿产资源开发”为主。由于人民币在蒙古国被广泛认可和使用,实际上在民间存在着人民币境外投资。目前有关部门出台了一些人民币境外投资的优惠政策,但存在相关政策规定不衔接的情况,缺乏规范性操作和引导。民间个人使用人民币直接进行境外投资,造成境外投资的盲目性和对境外投资监管的滞后性。
三、对策建议
1.统一出口退税政策,推进人民币区域化。边境贸易用人民币结算的出口商品,应享受出口退税政策,与可自由兑换货币出口退税政策相一致。一些边贸企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出口退税增加效益,由于人民币结算与外汇结算在优惠政策上不统一,使得本来可以用人民币进行结算的货款转为使用其他可自由兑换货币,不利于推动人民币区域化。只有将以人民币结算的出口纳入退税优惠的政策范围,才能进一步促进人民币结算量的扩大,从而促进边境贸易和人民币区域化的发展。
2.政府鼓励、银行积极参与设立季节性开关的临时金融服务网点,推动贸易便利化的同时,有利于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结算中发挥支付手段的作用。
地方政府应积极创造条件,吸引商业银行在口岸、居民集聚区设立临时的金融服务网点,为此种季度性开关的如满都拉口岸这样的口岸提供临时金融服务。距离口岸较近的农村信用社应主动增强为口岸服务的意识,确保开关期间客商存取款的需求,让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口岸经济。此外,在能够提供担保的情况下,对涉及口岸经济的中小企业和个人给予小额担保货款支持。加强与蒙古金融机构的联系和沟通,尽快在满都拉口岸开通两国间账户往来业务,方便两国客商进行贸易结算,减少不必要的现金流通。进一步规范口岸对外贸易活动,推动贸易便利化。大力发挥人民币在国际结算中的作用,推动人民币区域化进程。
3.在支持购汇境外投资的同时,规范用人民币进行境外投资,加快人民币区域化进程。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国力的增强,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日趋稳定和坚挺。投资主体以人民币进行境外投资,可以降低汇率风险。切实拓宽境外投资渠道,鼓励境内投资主体投资方式的多元化.规范人民币境外投资管理。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充分利用人民币在蒙古国已成为强势货币的有力时机,利用当前包括蒙古国在内的全球经济金融形势恶劣,中国表现较好的时机,进一步加大人民币向蒙古国投资的力度,营造有利于规范人民币境外投资的政策环境,加快人民币区域化进程。
四、预测中蒙边境地区人民币区域化未来
从长期看,人民币迈向区域化乃至国际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和客观需求。人民币担当国际贸易结算货币是众多国家的期待。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参与全球化的程度有了显著提高。这表现在近些年来我国对外贸易总量较快增长,进出口占GDP比重的逐年提高。同时在吸收大量外商直接投资的同时,我国产业资本也跨出国界,实施“走出去”战略。2000年后,我国参与全球化的程度加快,这为人民币迈向区域化乃至国际化创造了一个客观的环境。
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的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已经对我国经济产生深刻影响,致使出口明显下滑,企业蒙受打击。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美元汇率出现大幅振荡,从而导致各国贸易结算的汇率风险也因此加大。人们更多地趋于避免使用美元,而与我国相关以及我国对外进行的贸易和投资越来越重要,我国经济参与全球化的程度在显著提高,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地位逐渐提高,许多国家期待人民币能够担任国际贸易结算货币。
笔者认为人民币区域化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首先应做到保持汇率的基本稳定,进一步完善和深化金融市场,加大金融产品尤其是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的步伐。加大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继续推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同时,对产业资本、金融资本跨出国门应作进一步研究。这是因为我国是贸易大国,但还不是资本输出大国,如何在把握风险的前提下,让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抓住机遇,走出国门,为人民币区域化乃至国际化发展奠定经济环境和金融基础,是我们当前应解决的问题。
进出口贸易投融资范文第3篇
[关键词]引力模型;金融危机;国际贸易
一、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通过多种渠道影响着世界经济。
金融危机与国际贸易方面的研究大都集中于金融危机的传导，意在寻求防范金融危机传染的策略。
普遍认为国际贸易是金融危机传导的重要渠道之一，但关于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影响方面的研究成果却很少。如果金融危机不影响国家的进出口，如何通过贸易渠道传导呢？所以，需要弄清楚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的影响。zihui ma等（2003）首次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国际贸易所受的影响程度是测度金融危机传导的一个前提条件；国内学者主要分析了金融危机对我国贸易的影响。这些工作对国际贸易视角下的金融危机影响的研究是十分有益的,但仍需至少在下列几个方面完善:(1)现有研究成果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讨,尚未形成有说服力的系统理论；(2)缺乏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为此,本文将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对此展开研究：首先，对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影响的理论进行梳理；
其次，用引力模型定量测度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二、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影响的理论分析diamond和dybvig（1983）发展了一个银行挤提的经典框架。在一定假设下，认为投资者可通过建立一个银行来集中风险从而提高其效用。
所有的投资者在银行中储蓄他们的财产，根据无耐心的投资者的数量，银行划出一部分存款准备金，把其余的进行项目投资。但是，由于投资者的类型是私人信息，所以有耐心的投资者可能会自称是无耐心的而在项目到期前提取其存款。正常情况下，他们没有动力这样做，因为较早收回资金会降低他们的效用。但是，如果出现经济恐慌，有耐心的投资者会希望收回他们的存款。当出现这种情况时，银行的存款将不足以满足这种提取。银行不得不在长期项目到期前进行清算，因为项目的销售回报少于最初的投资，结果是出现银行挤兑和一些投资者什么也得不到。
上面的框架没有分析银行挤提对国际贸易的影响。zihui ma和leonard k.cheng（2003）通过提出四个假设，把这个模型扩展到包括国际贸易的情况，即在下面的假设下，就可以分析金融危机对进出口的影响了。
（1）假定投资者分为两类：本国投资者和外国投资者。本国投资者拥有本国商品，外国投资者拥有外国商品，外国投资者和本国投资者是有耐心的或无耐心的概率是一样的，本国商品和外国商品都可以在国际市场上进行买卖。
（2）生产本国商品的长期项目需要外国商品和本国商品作为投入。由于总投资增加，所以对本国商品和外国商品的需求也会增加。为了简化，假定外国投资者的储蓄少于对外国商品的投资需求。所以，为了进口外国商品，不得不出口一些本国商品。
（3）外国投资者仅消费外国商品，本国投资者既消费本国商品又消费外国商品。投资者从银行收到的回报是本国财产，所以他们需要用一部分或全部回报在国际市场上交换外国商品。
（4）存在有重叠的后代。新一代的投资者像前一代一样，把其财产储存在银行里，银行把储蓄投资到一个长期项目中。假定本国投资者的数量是固定的，但外国投资者的数量依赖于前一资者的经历。如果以前出现银行挤提，新外国投资者的数量将会减少，即银行挤提后资本流入会减少。
如果在项目到期前出现银行挤提，所有的投资者都会提取他们的存款。由于项目的非流动性，只有其中的一部分能取回存款，通常投资者会遭受损失。所有的外国投资者（如果没有银行挤提，只有无耐心的外国投资者）会带着提取的存款离开这个经济。在金融危机后，资本流入减少了。
综上，金融危机主要通过两个渠道影响国际贸易。
（1）外国资本流动渠道。在没有银行挤提时，有耐心的外国投资者会在项目到期后提取存款，且存款将会被下一代外国投资者带来的新投资的流入抵消。但是，银行挤提会使他们较早收回资金并减少未来的新外国资本流入。所以，金融危机在危机期间能刺激出口，但是在危机后会减少出口。
（2）投资需求渠道。随着总投资的降低，对外国商品的投入需求也随之减少。所以，通过这种渠道，金融危机对进口有长期的滞后负影响，短期内这种负影响不会显现。另一方面，由于外国投资的降低，经济必须出口更多的本国商品以便进口外国商品以增进投资投入。因此，金融危机在危机后将会促进出口。
三、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
本文运用引力模型来检验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引力模型源于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即两物体之间的作用力与两物体的质量成正比，与物体间的距离成反比。最早将引力模型应用到国际贸易领域的是tinbergen(1962)和poyhonen(1963)，他们指出两国的双边贸易流量与它们各自的经济总量成正比，而与它们之间的距离成反比。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引力模型已经被广泛应用于估计双边贸易值，较好地解释了现实中的一些经济现象。为揭示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本文把引力模型扩展到包括金融危机变量的情况，采用的回归方程如下：log(expa,b)=c+λ1log(pexpa,b)+λ2loggdpi+λ3loggdpe+λ4logpgi+λ5logpge+λ6logdis+λ7comland+λ8island+λ9bi+λ10pbi+λ11be+λ12pbe+εa,b其中，被解释变量expa,b是从a国到b国的出口额，关于各解释变量的含义及其对被解释变量影响的理论假设(正向或负向)和说明参见表1。
下面解释模型中部分自变量的选择依据:(1)名义变量与实际变量。有的研究指出，当引力模型样本中包含发展中国家或转型经济体时，最好使用基于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收入指标,这样可以减少一些偏差。但通常的观点是，购买力平价收入指标适合估计长期贸易流量，基于汇率的名义收入适合分析短期贸易流量。由于本文样本所考察的时间跨度小,所以使用了常采用的名义指标体系。
(2)人口与人均gdp。除了gdp这一衡量经济规模的指标外，原始的引力模型还包括人口变量，但bergstrand（1985）等认为人均gdp比单一的人口变量包含了更广的经济意义,它包括经济发展的程度、代表性需求水平和要素禀赋比例。因此，本文在实证检验时采用了人均gdp。(3)绝对距离和相对距离。在地理距离这一变量上，一般采用的是两国政治或经济中心之间的空间距离来衡量绝对距离，绝对距离通常由两国首都或经济中心间的球面距离，或两国主要港口间的航海距离测定。
绝对距离通常代表贸易阻力，主要包括运输成本，两国间绝对距离越远，相关成本越高，贸易流量也就越小，所以绝对距离与双边贸易流量负相关。
近年来有学者主张采用相对距离来表示成本，即两个贸易伙伴之间的距离与它们与其他贸易伙伴的距离的比值，并有若干具体表述的统计形式。
但从已有的研究看，相对距离回归系数的显著性较低，所以这里选取了绝对距离。
（二）样本、数据和方法
选取的国家有美国、澳大利亚、日本、九个欧盟国家（丹麦、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瑞典、英国）、亚洲四小龙中的香港、韩国、新加坡、“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及遭受金融危机较严重的冰岛，这些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占据了世界贸易总量的大部分，所以很有代表性。
各样本国家之间的双边出口额数据来自联合国的comtrade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gdp和人均gdp均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数据库；距离数据通过网站/default.htm中的距离计算器(distance calculator)计算得到；金融危机虚拟变量的赋值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09年四月的《世界经济展望》。
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基于年度截面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鉴于所使用的样本为单一时点的截面数据,模型应当不存在序列相关问题,而通过对数变换也基本上克服了引力方程的异方差问题。
（三）实证结果
在测度金融危机的影响之前，先检验基本的引力模型，见表2的第1列，回归结果显示，该模型拟合的是比较好的，大部分解释变量的系数都显著。这说明引力模型的基本形式可以较好地决定样本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额。值得注意的是，在各种国际贸易的决定因素中，反映经济规模总量的gdp的影响力大于人均gdp的影响力，进、出口双方的人均gdp均不显著，出口方的该值系数甚至为负值。这可能是由于各国的贸易规模更多情况下是由本国和贸易伙伴国的总供求能力决定的，另外样本中的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的贸易结构还处于较低级阶段，参与国际贸易的商品主要是资源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
然后，把金融危机变量加入回归方程，其结果在表2的第二列中。可以看出，拟合效果也较理想，前一年度的出口和进出口双方的gdp对双边贸易仍然是显著正相关的。从表可以看出金融危机对进出口的短期影响（bi和be的系数）都是正的，但不显著，长期影响（pbi和pbe的系数）是负的，并且达到了1%的显著性水平，这说明外国资本流动效应大于投资需求效应。此外，进出口双方的人均gdp、距离和共同的陆地边界虽然与预期相符，但均未达到显著水平。
为了获得更好的模拟结果，采用“后向法”对解释变量进行筛选，即从加入了危机变量的方程开始，每次减少一个变量，标准是其t值不显著而且过低，这样直到新方程中所有变量的回归系数的t值都是显著的。依据这个原理，剔除变量logpgi、logpge后得到表2第3列的回归结果，再继续剔除logdis和comland，得到的回归结果见表2第4列。结果表明，在未改变回归方程有效性的基础上，除了出口国当年的危机变量外，其他解释变量基本都保持了较高的显著性，调整后的r2仍高达0.989，pbi和pbe的显著性水平高于bi和be说明金融危机对贸易的长期影响更为重要。
（四）结论
本文基于国际贸易的视角对爆发于2007年的金融危机的影响进行了分析。采用2008年20个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基本与理论预测一致，即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有显著影响，外国资本流动效应大于投资需求效应，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具有滞后性。
文中的实证分析采用的是双边贸易值，也可用双边贸易量来替代。另外，本文的研究至少可以在下列几个方面延续：（1）国际贸易商品分为很多类别，详尽研究金融危机对不同类别产品的国际贸易的影响，对有的放矢地指导贸易策略是有意义的；（2）不同国家由于其开放程度的不同，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因此，金融危机对the impact of financial crisis on international tradeand its lesson for chinawang xiaomei1,2 qin xuezhi1(1.management school,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dalian 116023,china;2.business school,shandong university at weihai,weihai 264209,china)abstract:observing the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is a direct way to measure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crisis.by quoting and comparing theclassical bank run theory and gravity model,this paper firstly makes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effects of financial crisis in the perspective ofinternational trade.it then uses bilateral trade data and macroeconomic data in 2008 from 20 selected countries to do an empirical research.thefindings show that financial crisis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ts impact can be lagged.finally,the paper discusses severalcountermeasures for the impact.
key words:gravity model;financial crises;international trade（责任编辑：张积慧）单个国家国际贸易的影响也是值得研究的。
四、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金融危机主要通过外国资本流动渠道和投资需求渠道显著影响国际贸易，因此，要尽可能减少金融危机对我国贸易的冲击，需要在以下两个方面下功夫。
（一）吸引外国投资
在世界金融危机，资本流动性趋于缓和的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提高fdi水平显得尤为重要。
提高fdi的引进，不仅能促进我国的出口贸易，而且能弥补出口下降产生的外资短缺。
（1）扩大吸引fdi的领域。根据全球fdi的发展趋势和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我国应利用外资政策引导外资的投向，可着重在基础设施、服务业、高新技术等领域积极吸收外国直接投资，这些领域近年来是投资的热点，而且通过引进外资来促进这些产业的发展也有助于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
（2）拓展fdi的来源地。之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国外国直接投资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有限，很大程度上是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直接投资增加的结果。我国在充分吸收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直接投资的同时，应加大对发达国家投资促进的力度，大幅度提高利用发达国家资金的比重，这样既能提高外资规模，也有助于提高外资质量。
（3）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目前，我国的整体投资环境已有了很大改善，但随着外商投资进程的推进，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对此，我国一方面应尽快建立和完善各类法律，创造良好的制度框架，并使今后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制定更加公正和透明。另一方面，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要素供给的市场化改革，促进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融合，增强环境因素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
（二）促进贸易融资
在进一步放松银根，扩大贷款额度，降低银行利率，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等措施的基础上，还应采取以下措施：（1）创新金融机构贷款方式。一般来说，金融机构贷款是企业最主要的融资来源。应鼓励和支持金融机构积极探索保单贷款、出口订单抵押贷款等多种贷款方式，并开展延长贷款期限、实行灵活的还款方式等支持出口企业融资。
（2）扩大出口信用保险。企业投保出口信用保险，不仅可以控制收汇风险，加速资金周转，增加贸易机会，还能从银行获得融资，对企业可谓是一举多得。所以，相关政策的出台是很有必要的，一方面扩大出口信用保险的承保规模，使出口信用保险的覆盖率进一步得到提高；另一方面降低保险费率，以减少出口企业的成本。
（3）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大部分出口商多为中小企业，这类企业在贸易融资时困难重重，金融危机的发生对其无疑是雪上加霜。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建立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加快发展短期融资券等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拓展资本市场融资渠道。此外，鼓励金融机构针对中小企业的特点，充分运用银行信用、商业信用等多种信用增值工具，设计多层次的贸易融资产品组合，满足企业的不同需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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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盛斌,廖明中.中国的贸易流量与出口潜力:引力模型的研究[j].世界经济,2004(2):3-12.
[5]bergstrand j.the gravity equation in international trade:some microeconomic foundations and empirical evidence[j].the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85,20:201-219.
[6]曹晓蕾.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影响新探[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9(4):13-17.
进出口贸易投融资范文第4篇
关键词:贸易融资;进出口;银行
Abstract:The dramatic contraction in trade finance compromises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ntional trade during the finance crisis.This article explores why and how much trade finance flows decline during finance crisis with case studies of several banks in Shandong province,and looks forward to potential policie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trade finance,exports and imports,banks
中图分类号:F83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09)07-0007-03
当前, 90%以上的全球贸易依赖贸易融资。金融危机发生后,世界贸易受到重大冲击,贸易金融服务停滞不前。据世界银行统计,全球贸易融资流动性缺口已经从2008年初的250亿美元骤增至目前的3000亿美元,直接影响了全球经济复苏。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贸易融资业务大幅萎缩,对外贸进出口产生不利影响。本文在对山东省17家银行贸易融资业务经营状况进行全面调查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贸易融资业务萎缩的原因,并提出了促进贸易融资业务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金融危机发生后山东省贸易融资业务的基本情况
(一)从总量看,贸易融资同比大幅萎缩,贸易融资缺口可能继续扩大
数据显示,进出口贸易融资余额在2009年前4个月呈现持续下降的态势。截至2009年4月底,山东省金融机构进出口贸易融资余额为36.64亿美元,较年初下降5.3亿美元,降幅达12.8%。贸易融资资金缺口有进一步扩大之势。2009年前4个月,17家被调查银行贸易融资产品总业务量为73.51亿美元,同比减少15.75亿美元,降幅为18%(见表1)。调查发现,金融危机发生后,大宗商品价格跳水、进出口贸易总量下降和客户贸易结算量减少是造成贸易融资规模迅速萎缩的主要原因。同时,2009年上半年,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明显减弱,企业负债外币化意愿降低也推动了贸易融资规模的萎缩。
(二)从结构看,出口贸易融资规模缩减速度快于进口业务
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前4个月,17家被调查银行出口贸易融资业务量同比下降48%,而进口贸易融资仅同比下降6%。出口贸易融资产品包括出口押汇和打包放款等,主要用于支持境内企业产品出口;进口贸易融资产品包括进口押汇等,主要用于支持境内企业产品进口。当前,出口融资产品缩减速度快于进口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与出口业务相比,进口业务对贸易融资依赖性大,随着进出口规模的萎缩,部分出口业务不再使用贸易融资,转向流动资金贷款,而进口仍需依靠贸易融资支持;二是山东省从事铁矿石、大豆等大宗商品进口的企业都是当地支柱企业,这些企业的进口业务较容易得到当地银行的大力扶持。
(三)从币种看,本币贸易融资降幅大于外币业务
数据显示,外币融资产品业务量降幅为13%,而本币降幅则达到49%。2009年上半年,国内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本币流动性相对充裕,企业取得本币短期贷款相对容易,短期贷款规模的迅速增长对打包放款等人民币贸易融资产品形成了替代作用。打包放款约占本币贸易融资规模的50%,这类产品规模的下降是本币贸易融资快速萎缩的重要原因。
(四)从投向看,贸易融资产品更加集中于大型企业,中小企业贸易融资额占比很小
2009年前4个月,山东省各大型银行的中小企业贸易融资额均不超过其业务量的30%。目前,大部分进出口商尤其是纺织、服装等轻工业产品出口企业多为中小企业,往往因为信用评级、抵押担保等条件限制而与银行贷款无缘。大企业抗风险能力较高,是银行的重点客户,金融危机发生后银行的贸易融资资源更加向大企业集中。个别商业银行的贸易融资资源高度集中于当地大企业。2009年前5个月,山东省某地方性商业银行对当地中小企业的贸易融资余额不到80万美元,仅占该行贸易融资余额的1.78%。
(五)从产品看,银行普遍加大贸易融资产品开发推广力度
金融危机发生后,如何防范信用风险和加快资金周转是企业面临的两个突出问题。各银行纷纷加大了贸易融资产品创新和推介力度。如某银行贸易融资产品具有无追索权买断、不占用卖方授信额度的特点,较传统的保理业务有了很大突破,能解决作为卖方的中小企业对买方核心企业的应收账款融资问题。部分银行抓住境外并购热的时机推出了一些新产品,如某银行针对境外上市收购企业,提供内保外贷、外保内贷、外汇理财、专业咨询等专业服务。
二、贸易融资业务萎缩的原因分析
(一)部分银行为防范风险而对部分企业提高业务门槛
金融危机发生后,企业收汇风险普遍提高,企业收汇逾期和信用证被外国银行无理拒付的现象明显增多。据某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反映,截至2009年4月上旬,该公司接到客户报损案件47宗,涉及投保金额1300万美元,金额同比增长近两倍。各银行纷纷采取措施加大风险控制力度,部分中小企业贸易融资业务门槛提高,而且面临不平等融资价格。部分银行变相提高贸易融资门槛。据某公司反映,银行对当地进口大户的贸易融资利率为年利率3%左右,但对中小出口企业的贸易融资年利率大多超过6%。融资门槛的提高对企业经营造成了较大不利影响。
(二)银行贸易融资收益降低不利于提高银行对贸易融资的重视程度
当前,各家银行将工作重点放在落实刺激经济政策和加大信贷投放上,在本币信贷投放规模出现井喷式增长的同时,贸易融资产品规模明显萎缩。同时,银行外币资金相对充裕使贸易融资产品报价降低,九成以上银行表示贸易融资业务收益同比下降,导致银行对开发推广贸易融资产品积极性不高。例如,某银行对客户发放贸易融资的利率由2008年同期的LIBOR+500BPS左右下降到现在的LIBOR+100BPS左右。
(三)政策性银行对贸易融资的支持力度有待加强
与其他商业银行相比,进出口银行在支持大型设备进出口等中长期贸易融资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但其贸易融资属于自营业务,风险自担,财政不会对相应的风险予以补偿,因此,面对信用风险不断加大的贸易融资,进出口银行比较谨慎。
(四)商业银行与信用保险合作公司在贸易融资业务方面的合作不到位
出口信用保险能够帮助企业较好地规避外贸风险,同时办理了出口信用保险的企业容易获得银行的贸易融资支持。当前,被调查银行普遍表示愿意与进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合作,以降低贸易融资产品坏账率。部分银行已开始了有益尝试。如某银行与进出口保险公司合作推出新型产品,在较少甚至无需占用客户授信额度的情况下,为企业解决融资难问题。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企业投保积极性有了较大提高,投保率显著上升,但由于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实力有限,出口信用保险费率较高,保险覆盖率仍然较低。出口信用保险与商业银行在贸易融资领域的合作亟待加强。
三、促进贸易融资业务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
当前,贸易金融对经济发展和贸易活动的支撑作用日益明显。近期,20国集团领导人已经同意在未来两年内提供2500亿美元用于贸易融资,以提振颇显颓势的全球贸易。我们应以此为契机,通过发展贸易融资促进外贸稳定增长。
(一)加大对出口信用保险和银行贸易融资产品的政策扶持力度
政府应加大对出口信用保险的财政补贴力度,帮助更多中小企业利用出口信用保险获得担保以取得银行贸易融资支持。对银行推出的针对中小企业的贸易融资产品,政府可以进行财政补贴,以降低中小企业费用负担。由政府主导或推动建设一批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担保服务的中介机构,解决贸易融资经营的后顾之忧。
(二)建立科学的外贸企业信用等级制度,努力解决中小外贸企业融资担保难问题
商业银行应探索建立适应外贸企业经营特点的信用评级制度,科学合理地反映涉外企业的经营状况和偿债能力,创建有别于其他企业的授信管理新模式。在进行传统财务报表分析的同时,重点加强对外销渠道、经营者素质、结算方式、产品科技含量、市场潜力等方面的审查,对基本面好、有订单、有市场但暂时出现经营或财务困难的中小企业加大融资支持力度。
(三)顺应宏观调控政策导向,结合企业实际加大贸易融资产品开发力度
银行应配合国家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把握好规避银行风险和满足客户融资需求的关系,更新观念,调整方向,通过整体营销策略、优势产品和资源倾斜,适时拓展贸易融资业务市场空间。尤其是积极发展区域内优质的中小型进出口企业融资业务,通过理顺产品体系、业务创新和完善业务模板,推进交叉销售和集群式客户开发,促进中小型企业国际业务取得突破性进展。
进出口贸易投融资范文第5篇
关键词：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基础设施建设；对外贸易
中图分类号：F06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17-000-02
2014年10月24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在北京宣布成立，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和印度、泰国、马来西亚等21个国家的代表参与签约。该行旨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项目贷款，中国将成为该行最大的股东。本文就“亚投行”的成立意义及对我国对外贸易情况的分析，浅谈两者之间的关系与意义。
一、解读“亚投行”
要想探析“亚投行”与我国对外贸易产业的关系，就要全面解读“亚投行”，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亚投行”的概念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简称亚投行，AIIB），是以支持亚太地区国家建设基础设施为重点，以促进亚洲区域的建设互联互通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并且加强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为宗旨而成立的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其总部设在北京。
截止至2015年4月15日，中国财政部公布亚投行意向创始国全名单，其中包括中国、英国、法国、俄罗斯、韩国、新加坡、印度等57个国家，而之后加入亚投行的国家只能作为普通成员国。
作为区域性金融机构，亚投行主要业务是援助亚太地区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为亚洲各国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融资支持。主要通过贷款、提供担保以及股权投资等方式进行融资。目前，亚投行已确定第一个目标就是投入“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包括从北京到巴格达的铁路建设。
（二）创立背景及原因
亚投行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机构，但其业务定位为准商业化的金融机构，说明它同时具备政治性及经济性，正如它的创立背景，亦是同时具有政治及经济两方面因素。
1.政治因素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金融体系为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宰，一切导向也以西方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国际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包括以亚太区域经济为主的亚洲开发银行，无一例外的被西方国家所主导。公开资料显示：在以亚洲为定位的亚洲开发银行中，中国的表决权为5.474%，日本、美国的表决权分别为12.835%和12.747%，非亚洲国家的表决权占比达到34.875%。[1]正是由于政治地位及经济实力相差较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愿望很难实现。
事实上，针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愈发具有影响力，要求改革国际国际金融机构的呼声也日渐高涨。但美国担心自己的权利及地位受到威胁，拒绝了改革方案。而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贸易大国的中国，急需提高自己的经济实力及政治地位。寻求他舍不如自救。中国提出建立亚投行的倡议，全面推动亚太地区的经济建设，保障亚太地区的共同利益。亚投行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被迫之下的无奈选择，同时可看作是崛起的新兴市场国家力量对现有国际金融秩序一次最直接的撞击。[2]
2.经济因素
近年来，亚洲各国经济总体发展较快，各区域合作不断深入，亚太地区已成为最具发展潜力的区域之一。但高速发展亦面临诸多挑战，特别是基础设施不发达，阻碍了亚洲新兴市场发展。而融资需求巨大，也是令发展中国家头疼的难题。亚洲开发银行曾预测，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地区在2010年到2020年间，约需要8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综上所述，中国倡议成立亚投行是顺应了当前世界形势的发展，并表现了想利用自身优势与亚洲各国实现共同发展的愿望。
（三）对亚投行的前景简要分析
首先，亚洲地区多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普遍滞后，要释放其发展经济的能力，必须加快基础设施的建设。尤其是对铁路、港口的建设，对于实现亚洲区域互联互通化尤为重要。“要想富，先修路”，对基础设施的需求正是体现了这一简单愿望。而亚投行的创立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充足资金，包括经验技术。其次，对于发达国家来说，面对亚洲国家基础设施融资的重大需求，它们可以通过亚投行这个平台进行海外投资，以提高资本利用率和回报率，获取收益，促进经济发展。并且，亚太区域经济潜力巨大，从长远看，亚投行为其提供与亚太各国经济往来的契机。
可以看出，在全球化格局形成的需求下，亚投行的建立是被世界所支持的，它的发展前景是无限的。但是，对于一个刚刚孕育出的国际机构来说，也面临着挑战。
亚投行的成立看似是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挑战了美国对国际金融体系话语权的掌控力，这触及到了美元霸权的神经，美国必然不会坐以待毙，而在大国的制约下，亚投行的发展并不一定是一帆风顺的。另外，亚投行的主要业务为建设基础设施融资，但对于投资者来说，投资就意味着回报，而基础建设投资项目具有投资金额大、投资周期长、利益回报慢等特点，使投资者对基建项目融资审核更为严谨，可能会有更多的顾虑和要求。
二、我国对外贸易现状分析
（一）我国对外贸易现状简述
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将实行对外开放视为重要政策，对外贸易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中的重要因素，已成为一个贸易大国。我国出口贸易的主要对象包括、美国、日本、中国香港、欧盟等一些发达国家。而上述地区同时也都是我国进口贸易的主要对象。2013年，面向上述国家（或地区）的出口额总和占我国出口总额的将近60%，进口额占我国进口总额的60.27%。[3]
由于我国一直具有劳动力资源丰富且成本低的比较优势，因此我国传统上的对外贸易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以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形式为主对外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我国进出口商品大部分都是机电产品，属于资源密集型产品，但是我国机电产品的生产大多为贴牌生产，属于加工贸易，除高新技术产品外，我国外贸出口较多的是服装和纺织品，其技术含量也比较低。然而，我国进口的产品主要是原油、农产品等原材料和集成电路等，且进出口的主要产品很多都是重复的。由于这种“进口原材料――加工――再出口”的加工贸易方式，使我国一直处在贸易顺差状态。
（二）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未来趋势分析
由于我国的进出口总额在世界进出口总额中占据很大的份额，已经产生了“大国效应”，既能够占据的市场份额越来越有限，使我国对外出口的扩张有了很大的难度。另外，由于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与中国进行贸易合作的国家对中国商品进口需求逐渐减弱，都开始实行加强出口的政策，使得国际出口竞争愈演愈烈。
因此，中国必须实行新的对外贸易战略。十报告指出：“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坚持出口和进口并重，形成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出口竞争新优势，推动对外贸易平衡发展。”因此，我国要要全面实行从单一的劳动力优势转变成多种要素禀赋的发展，在以制造业为主的基础上，提高科学技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生产贸易，优化我国对外贸易。同时，要与世界各国建立友好的贸易合作关系，经济互通，从沿海到内陆地区全面推动对外贸易，实现共同富裕。
三、浅析亚投行的建立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
亚投行作为国际性的金融机构，如何对我国对外贸易产生影响呢？首先，要注意的是，亚投行的宗旨是促进各国间的“互联互通”，而国家间互联互通正是互相开展贸易往来的基础。因此可以说，亚投行的建立对我国外贸发展是有深远意义的。
首先，亚投行的主要业务是建设基础设施，而所谓的基础设施除了医疗、教育等设施，最主要的就是包括公路、铁路及港口等运输设施，可以看出其从本质上加强了亚洲各国的联通，主要为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提供便利。例如亚投行确定投入从北京到巴格达的铁路建设，在我国对原油需求越来越大的时刻，为我国与伊拉克这一重要原油出口国的贸易合作更加深入。
其次，近年来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压制意图愈加明显，从经济及军事上对中国实行围堵。通过利用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国家部署军事力量，将海上封锁，使中国无法发展对外贸易，尤其阻碍中国对矿产、石油等能源型货物的进口。而亚投行的建立，不仅得到了亚洲国家的全力支持，甚至得到了欧洲、非洲等世界各个区域的积极响应，显示了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并慢慢打破了美国对中国的封锁，从而使我国一直被阻碍的对外贸易产业积极发展。
再次，亚投行的建立将推动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这样不仅提高会中国在国际金融方面的话语权，并且会在经济交易中取得主动权，从而增加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量，使人民币成为定价货币，获得定价权。
最后，通过亚投行投入“一带一路”的建设，中国内陆地区将实现全面的对外开放，将对外贸易核心从东部沿海地区向内陆分散，有效的推动力对外贸易平衡发展。
综合来说，亚投行加大了中国对相关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基础设施为中国的对外贸易提供了便利与稳定，尤其促进中国出口贸易的繁荣。中国在亚投行的主导地位显示了她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亚投行强力的推动了中国成为贸易强国的进程。
参考文献：
[1]张俊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立的背景、意义及展望研究[J].北京金融评论，2015，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