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观论文范文第1篇

无数的哲学家、思想家都曾为生命的意义作过解释，但却没有定论。人活在世上，究竟为了什么，是听从于直觉的良心、他人的需要、社会的期待，还是听从于上帝的安排？谁都对生命的意义有自己看法，可是谁都无法对此做出完美的解释。

《走出非洲》是部讲述一位丹麦女性在非洲殖民地生活的影片。它通过描写女主人翁在非洲曲折的生活经历，对人们生命的观念提出了疑问，并引起了观众对生命意义的思考。

年轻的卡伦.布里克森，是丹麦一个富家女，她美丽、聪颖、性情深沉、感情丰富、但虚荣心较强。为了博得一个男爵夫人的称号，她不惜远离丹麦故乡而到东非肯尼亚去找在那里定居的表哥、瑞典男爵布罗.布里克森，并和他结婚。

但是，卡伦对名分的追求，却付出了感情的代价，她并不爱布罗，在感情上她非常失落。有一次她在行猎中，卡伦遇到一头猛狮，险被吞噬，幸好得一位男子芬奇.哈顿的营救，寂寞、空虚的卡伦对他一见倾心，两人迸出了爱的火花。

卡伦在非洲以经营农场来生活，她感到那里的土人十分纯朴、尤其是她的仆人和种植园农工，和他们的感情日益亲密。不幸的是她惨淡经营的咖啡园遭到火灾，几乎烧成灰烬。因此经济拮据，使她不得不卖出农场。可为了当地的土人能继续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活，她不顾自己的名份，跪下来向总督求情。与此同时，她心爱得好友芬奇也因驾机失事坠入山谷而丧生。在经济和感情上的双重打击下，卡伦不得不告别度过了她青春岁月得非洲，满怀哀怨怅惘离开了她喜爱的非洲......

这样的结局是悲凉的，卡伦失去了他的爱人，失去了她的财产，失去了她的名份，失去了她留在非洲的权利。她在非洲这段生活，什么不复存在，唯有记忆残存。然而，这段生活确实改变了卡伦的一生，成了她的晚年重要的回忆，同时她也发现了这经历的重要意义。

农场的财富，男爵夫人的地位，与芬奇爱情，和土人的友谊，哪个是卡伦所追求和渴望的，哪个是她所痛心失去的，哪个是她短暂的非洲生命的真正意义？这部电影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这需要我们自己去思考。它所阐述的内涵是深刻的，因而只有对生命的意义进行深入的思考，才能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可以说，在现实生活中，像卡伦早期一样追求名利和财富的人很多，也有非常多的人像她一样渴望甜蜜的爱情，这无可厚非，这些东西在人的生命中都是不可或缺的。如果你没有钱，你就无法生活，如果你没有地位，你就得不到尊重，而如果你没有爱情，你就会感到孤独和寂寞。人虽然是拥有文明的动物，但其本能的欲望却不可能因此而丧失。动物们为了填饱肚子整天为捕食而奔波，他们也为了在种群中占领优势地位和的权利而互相争斗。这些都是本性。映射到人类社会来，人们拼命地赚钱，使自己的生活变得好起来，同时想方设法地提高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让别人尊敬自己，并且渴望找到自己的恋人，得到真正的爱情，这些都是同样的本能。所以把这些作为人生奋斗的一种目标也是理所应当的，因为没有人喜欢作乞丐。然而，完成了这些是否就实现了生命的意义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人的生命似乎就过于简单了，我们只是为了这些而活着吗？我们拥有文明，这是我们与其他动物社会的不同，但如果我们都以那样简单的生命目标来度此一生，则原始的野蛮社会也就足够我们的发展了，自然不会有如此高级的文明。现在的我们已经可以完全证明人类存在的意义了，因为我们创造了地球事实上空前的财富，并可以对我们的未知世界开启探索的大门，但这只是宏观上的意义，它的组成基于个体存在的意义也就是个人的生命意义。所以如果人人都以追求金钱，名利，感情这些本性作为生命的意义，那人类社会与其他动物的社会也就没有多大差异了。因而这些绝非生命的真正意义。

卡伦在非洲的生活中，金钱，名利，感情这些东西都失去了，她不得不离开非洲，但她却留下了许多东西。在非洲生活的这段时间，她让在她农场生活的土人们可以有土地来居住，并为他们提供了工作，而且土人的孩子接受了教育。即使在她倾家荡产时，她还是在为土人们居住的土地而费尽周折。卡伦是以一个殖民者的身份进入非洲的，像其他殖民者一样它的目的是追求金钱、名利、感情，但是在与土人的交往中，她渐渐明白自己不是这片土地的主人，所以她竭尽全力使土人们拥有自己的土地。这是她的一个巨大转变，而这个转变也正是我们值得思考的地方。她这么做对自己毫无意义，但这并不能表明事情本身是的没有意义的，因为土人们得到了继续在自己土地上生存的权利，而这对每一个土人都是有意义的，也正是这一点使卡伦放弃了金钱和名利。

这不禁让我联想到了居里夫人，同样也是这样的一位女性，在她与其丈夫皮埃尔一起寻找镭的过程中，他们付出的远比得到的多，但他们仍要继续下去，这不仅凭的是一种科学的精神，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件对人类有意义的事。居里夫人很伟大，而卡伦却更生动，她曾象平凡的人一样追求物欲，过着没有多大意义的生活，所以在她转变后的所作所为就给人们留下了更加深刻地印象，从而使生命意义的无与有变得明确，让人们在思考中得出了结论。

人生观论文范文第2篇

一、坚持科学发展观，必须正确处理增长速度与经济效益的关系。保险业践行科学发展观，要以发展为第一要义，不断扩大保险覆盖面，不断提高保险贡献度，不断增强保险保障功能。但是，保险业是经营风险的金融行业，必须在维护投保人利益的前提下，实现稳健、积极、健康的发展。民生人寿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和保监会部署，认真落实“又好又快”指导思想，正确处理增长速度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在实践中形成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观，即“适度效益原则下的业务发展优先策略”。一方面，我们强调追求经济效益，但绝不能片面地追求当期效益而忽视业务发展，否则就会失去市场先机,影响公司长远利益，无法在更大范围发挥保险保障功能。另一方面，只讲业务增长，不讲投入产出，只讲业务规模，不讲成本控制，就会陷入盲目扩张的误区，蕴含风险，埋藏隐患。我们强调业务增长与经济效益并重，就是要充分认识企业规模、经济效益与整体实力之间的密切关系，将保费增长、市场份额、预算管理、业务结构调整和投资收益等纳入公司发展的整体规划中统筹考虑，协调发展。业务发展的实践告诉我们，必须坚决避免只要市场份额不顾经济效益和只要经济效益忽视市场份额两个极端。这是民生人寿的现实选择，也是践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二、坚持科学发展观，必须正确树立眼前利益与基础管理的关系。百年大计，基础为本。基础管理就是生产力，就是竞争力，就是影响力，就是发展力。特别是对于寿险行业，由于市场发育不尽成熟、行业发展不尽成熟，必须扎扎实实，苦练内功，这是实现长远发展、体现行业价值的根本途径。去年以来，民生人寿将基础管理摆到突出重要位置，作为可持续、全面、协调发展的核心工程。

我们强调的基础管理，首先是全面的管理，既包括对销售系列的管理，也包括对后援体系、产品体系、人力资源体系、财务管理体系的管理;其次是系统的管理，既要建制度，又要抓落实，还要常完善;第三是科学的管理，在外在层面要实现速度、品质、成本有机统一，在内涵层面要做到工作作风、敬业专业、管理能力有机结合。

三、坚持科学发展观，必须正确处理市场开拓和客户服务的关系。随着竞争主体的增加，市场竞争日益加剧，竞争的着眼点正在由浅层的价格战、广告战逐步向服务竞争转变，寿险业服务竞争的时代正在来临，客户服务终将成为寿险公司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元素。在这一认识指引下，我们坚持“一切以客户满意为标准”，探索建立差异化客户服务机制，把客户满意度作为衡量和检验客户服务工作的首要标准;从保全、投诉、理赔等环节入手，抓好基础服务，特别是对于理赔服务，推出了“非常6+1”，做到既不滥赔，也不惜赔，避免出现“展业理赔两张脸”的情况;努力提升客户服务人员专业技能，建立客服培训体系，加大人员培训力度，提高整体素质和专业技能;探索新的服务机制，大力创新和实践增值服务新模式，先后针对家庭教育、健康知识组织了两次全国性“客户嘉年华”活动，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客户需求;加强对外勤人员的诚信教育，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处理;大力实践客户服务的“后监督”理念，将客户投诉率、案件结案率、违规发生率作为衡量分支机构基础管理水平的重要指标，千方百计维护行业形象和市场口碑。近年来，民生人寿客户服务体系初步建立，基础工作开始加强，客户的忠诚度和满意度逐步提升，为民生人寿稳健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坚持科学发展观，必须正确处理股份制企业机制优势和党的建设的关系。越是股份制企业，越要重视和依靠党的建设，这是民生人寿近5年发展历程的经验总结。保险行业的人员流动性强，民营股份制保险公司员工队伍来源多样，面临着员工思想和企业文化整合的问题。抓好党建工作，有利于企业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发挥党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优势，统一思想，

人生观论文范文第3篇

在党的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这不仅折射出我国对当前的生态问题的重视，同时也为对我国现阶段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进行生态文明建设不仅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汲取生态伦理思想，同时也要注重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生态伦理意蕴进行挖掘与梳理。《齐民要术》(以下简称《要术》是我国古代农学家贾思瓣对北魏以前黄河中下游地域的农业科技成果进行记载并整理而成的一部综合性农学著作，具有相当丰富的生态农学知识、农业耕种技术及农产品储藏方法。而其著作《要术》是在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思想指引下所编撰出来的，其必然表征着对人与自然共命运的关切，具有深刻的生态哲学意蕴。         

“自欧洲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之后，人类的技术理性和功用理性占据了主导地位，理性被人类运用于任何一个领域，把征服自然的一切行为都当作理所当然的、正义的，”正当人类高歌进军自然界之时，恩格斯就警告过人类:“我们不要过分的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这样每一次的胜利自然界都会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的胜利，初期确实都取得了预期的结果，但往后再往后，结果就完全不同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被打破之后，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接踵而来，从臭氧层的破坏到生物多样性的减少，从酸雨的出现到全球性的气候变暖，这无不是“控诉”着人类理性的狂妄和人类的贪欲。如此，守护生态平衡的生态伦理学也就应运而生了，生态伦理学问世于20世纪中叶，其旨在是为实现由人际伦理向自然伦理的拓展，反思人与自然之间的道德关系，实现由进军自然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转变，寻求与自然和谐共生。    

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哲学意蕴主要凝结在“天人合一”这一命题的思考上，从儒家的“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署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到佛教的“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如来常住无有变易”的非人类中心主义(《大般揉磋经》)，再到道家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合一。”(《庄子·齐物论》)儒释道三家所提出的理论形态虽然各不相同，但对于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关系的思考却是趋同的，都是倡导以万物为友、复归自然，尊重大自然的本质属性，与大自然通溶为一。 

贾思瓣认为在农业生产中必须以“天人合一”的和谐观为基础，以“顺自然”与“骆马首”相结合的农业科技伦理为指引，做到顺应天时、迎合地利与把握物性，杜绝过度的生产与消费，把人的欲望约束在自然的承受能力范围之内，保持天、地、人、物四者的和谐共生、互为一体。    

从《要术》的文本内容分析，不难发现它所阐述的生态农业思想与“天人合一”的和谐观、当代的生态伦理观是趋同一致的，都是提倡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融入自然，与自然通溶为一，在满足人们物质需求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发展。

人生观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以人为本　税收文化　中国传统哲学

社会主义优秀税收文化的构建是我国各级税务机关适应当前税收新形势发展需要，努力优化税收工作环境的尝试，也是税务部门目前思想上高度重视、工作中努力实践的一个热门话题。而税收是作为国家财政收人的主要形式参与GDP分配且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存在着有机关联的多元化的历史文化范畴。税收需要有完善的税收法律制度，而且需要良好的税收环境，并需建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厚重人文底蕴的税收文化。由此，税收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环节，体认着人本管理的最高境界，它崇尚精神文化的力量且祈望营造一种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可以说，现代税收文化的创设须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加以整合，倡导“依法治税”和“以德治税”的有机融通，以保护纳税人权益，并处理好纳税人、征税人和用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在社会主义公共财政体制下拓展能真正推动生产力演绎的先进税收文化。

    一、社会主义税收文化的人文蕴含

    中国传统税收文化是公众心目中有关“税”概念的最原始的审美色调，史料记载，从夏代“且以并农力，执成男女之功”的这种氏族公社内部将无偿提供劳役奉献的公益事业作为税的雏形伊始，以及公元前594年《初税亩》的出现，到1950年新中国《全国税政实施要则》的颁布为止。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皆把税收当作暴权苛政的内容，更多表现的是统治者对人民的残酷掠夺以及揭露抨击苛敛重赋的愤怒怨恨之词，诸如《伐檀》、《硕鼠》等诗。孔子当鲁国税务官时就曾坚持用标准化的“解”作为一种量器来征收粮税，孔子曰:“苛政猛于虎也”，国人从“厚赋税以实鹿合之钱而盈巨桥之粟”中感悟到奴隶主对人民的凶狠和野蛮。柳宗元在《捕蛇者说》中更是把收税人刻画成骚扰村民、鸡飞狗跳、狼奔泵突的“叫嚣乎东西，缤突乎南北”的悍吏恶霸。国民党时期的税收成了“民国万税”、“屠宰民众”的代名词。凡此种种，皆无可避免地在华夏国人的心目中笼罩了可怕的税收文化的历史阴影，也形成了老百姓对税收反感甚至恐惧的审美心理范式。由此可见，税收与文化有着广泛的联系和共同的历史渊源。也就是说，税收作为一种事物的产生存在与之相匹配的文化渊源，税收体现着社会历史文化的人文内涵。

    《中国大百科全书》对文化概念的表述为:“文化即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能力和创造的成果”。具体解析是:“广义的文化包括人类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能力、物质和精神的全部产品”;“狭义的文化则是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可以说，文化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面联系主要表现在:人既创造着文化，同时又被文化所塑造。而“人是文化的存在”业已为国人所体认。可见，税收文化特指在税收管理和税收实践中逐步创造、长期积淀而形成的观念形态、文化形式和价值体系的总和，诸如与税收相关的历史记载、典章制度、政策法令、治税思想、言论著述、行为规范、纳税意识、文学艺术等。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税收文化的创建可谓是新世纪做好税收工作的迫切需要，也是一项艰苦的系统工程。可以说，税收是以国家为主体，为满足公共需要强制、无偿地参与社会产品和财富的分配活动，也是国家的一项主要职能。它是一个伴随着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范畴，其历史轨迹反映着国家权力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履迹。因此，由不同的历史土壤滋生和催的税收实际上承载和厚淀着极其深厚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逐渐衍生为特定的税收精神，形成特定的社会心理和税收环境，而这种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围绕税收而形成的并影响国家税收的全部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总和就是“税收文化”。

    古语云:“国以税为本，民以食为天”。像儒家文化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念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把个人、家庭、国家、世界紧密联接在一起的精神纽带。从经济层面加以阐释，税收则可以视为把个人、家庭、社会、国家紧紧相连的经济纽带。国人所得不只用于养活、发展自身，也以纳税的方式用于发展社会、建设国家，最终又反过来为自身的发展营造了富足而又文明的公共环境。税收便这样将个人与社会、家庭与国家有机关联，并构成一种“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利益共同体。而这条由税收建立起来的经济纽带又成为儒家哲学的精神纽带的行为实践，从而构成精神纽带的经济基础。从精神层面上看，税收将纳税人、收税人、用税人带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人文格局和精神空间。世人不再只是为自己创造财富，同时也为群体、社区、社会创造财富。人类天然具有的群体坂依精神、归属认同意识在这里皆得到了真正的审美体认。这是物质、人生、价值、道义、责任和荣誉的精神的显现。纳税使国人有了社会的共鸣，人生因此而恢宏、高尚、通远。古语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即让所有的华夏儿女都能过上一种较有保障的生活，祖国母爱也由此得以“兼济天下”、“普度众生”，从而使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社会主义文明精神与民族优秀传统有机的融合贯通。

人生观论文范文第5篇

伦理道德是人与人在社会交往中所形成的行为规范，它本质上是一个社会为了满足社会所追求的最高的善的价值而对社会生活秩序和个体生命秩序的深层设计、合理化安排。可以说：“伦理概念和道德概念所要把握的对象是人的生活本身，指向了人应该如何生活，揭示了人之所以成为人需要哪些要素，人之为人的特性、特点是什么，人的行为的规律是什么，什么样的社会关系能够为人的良好生活提供积极的保障，等等。”[1]文学作为社会文化价值系统中的重要领域，理应成为人生理想价值信念的捍卫者、社会基本伦理道德底线的守望者。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本质上是伦理的艺术、为人生的艺术，是特定时代人们的道德生活、伦理价值观的审美表现。文学伦理精神的根本要义就是促进个体与人类社会、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和谐，使文学成为纯洁心灵、提升品位、净化社会、激扬崇高人生信念的实践力量。所以就当代的社会现实状况而言，伦理本位的文学观绝不仅仅是对文学的局部性认识，而是一种总体性的文论批评观，有国内学者这样认为：“从伦理批评的方法论意义上而言，今天的文学伦理批评又是一种涵盖着各种具体批评流派的批评。布斯认为伦理就是多元化的批评，涵盖了‘政治的’、‘社会的’或‘文化的’批评的各个领域。”

伦理本位的文学观以对人性尊严的维护、和谐平等友善的提倡，以理想的应然的价值尺度来善待人类共同体秩序和长远发展利益，占据了人类文明进步的道德制高点。相对于传统政治文学观、意识形态文学观或者淡化精神价值导向的形式主义批评、语言批评、结构主义等现代批评来说，伦理本位文学观是摒弃本质主义思维、实证科学主义批评，践履和谐共赢，实现价值有“和”而结构“不同”的和而不同文学本质观。这在重视文化多元性、理论开放性的当今时代，对于急需确立具有广泛共识和稳定价值根基的文学来说，伦理本位文学观无疑是具有优先性地位的文学观。但是我们当前的文学理论教学整体上较为忽略对文学的伦理精神的教育，缺乏对文学理论、文学知识的价值伦理问题的关注以及是非善恶的道德判断，尽管我们有令人眼花缭乱、五花八门的文学本质界定、各家文学理论批评流派的知识介绍，但是文学观念、理论知识的多元性、开放性，很多情况下并没有对文学进行澄清的基本事实，相反却陷入了知识的大海使学生产生更深一层的精神惶惑、认知错乱。乔纳森•卡勒在《文学理论》中曾形象指出，“如今的理论有一点最令人失望，就是它永无止境。它不是那种你能够掌握的东西，不是一组专门的文章，你只要读懂了，便‘明白了理论’。它是一套包罗万象的文集大全，总是在不停地争论着”，“理论就成了一种令人惊恐不安的源头，一种不断推陈出新的资源：‘什么，你没读过拉康！你怎么能谈论抒情诗而不提及这个宝典呢？’”

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我们要以什么样的价值立场来处理这些基本上没有共识的文学世界图景和近乎无限的庞杂理论知识？在笔者看来，最为根本的思路就在于我们的文学理论教学要回归最素朴的人生本位、伦理本位这条价值红线。文学的本性是关乎人生实践的活动，而人生实践的基本内容就是人总是在特定历史阶段的伦理秩序环境中进行的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因此文学的本质功能就在于以实践理性的眼光来审视虚构世界中的伦理观念、道德实践内容及其历史变化，并以此为人类共同体秩序的长远合理发展提供经验教诲。但是我们当前的文学理论教学却较为忽略文学的伦理观念的关注，或者说，我们的文学理论有丰富的文学知识观念的介绍，却缺乏鲜明的知识态度和道德决断。如果说从解放后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们的文学理论教学，包括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曲本陆等编著的《文学概论教程》（东北师大出版社，1985年版）等教材，基本上确立了政治意识形态价值为本位的文学理论知识教学观念，那么在80年代中期之后我们的文学理论教学实践、教材观念则走向了另外一面，就是不断弱化文学价值功能、强化文学审美的形式主义、知识客观主义。我们的文学理论教学实质上陷入了二元对立的知识矛盾，一方面不断外推文学的政治光环，另一方面当褪去政治光环后又不断内推“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仿佛除了文学语言（审美性）、文学政治（包括意识形态文学观）外文学无它。这种知识观念上的局限性，导致我们的文学理论教学呈现出的是观念单一、没有核心价值导向、视野扁平的文学理论知识。如果将文学本质仍旧界定为意识形态性，可能审美意识形态论坚持者仍需要进一步完善文学活动的内在规律的探讨，特别是解释文学的审美价值何在，相对于意识形态，审美之于人、读者的真正意义是什么？这可能需要审美意识形态体系与“文学是人学”的文学价值基本理念加强理论的融通与提升。按照钱谷融的看法，“文学是人学”的核心观点就是：“文学要达到教育人、改善人的目的，固然必须从人出发，必须以人为注意的中心；就是要达到反映生活、提示现实本质的目的，也还必须从人出发，必须以人为注意的中心。”

从人出发，以人为中心，维护人的尊严、价值和颂扬人性美，本质上就是人道主义的伦理本位的文学观。由此出发，我们分析典型、形象、悲剧、意境等文学理论基本范畴时，其实背后都有关于人性的善与恶（典型、悲剧）、个体与社会关系冲突（悲剧）、审美理想与人格境界（意境）等伦理问题的追问和反思。但是在传统的文学理论教学中，我们常把文学理论课堂作为纯粹知识传授的课堂，我们在教学中往往忽略了伦理问题的角度分析，这就背离了文学的社会使命、人性关怀意识和实践伦理精神。

二、文学的伦理本位是文学理论教材体系改革的内在要求

强调文学的伦理价值功能一直是中国文学教育的一个历史文化传统。整体上看，中国文化是伦理型的文化形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孟子等人就提出了“克己复礼以为仁”、“仁者爱人”、“孝悌忠信”、“存心”、“养气”等伦理思想，可以说中国的礼乐文化、人生哲学中蕴含丰富的伦理思想。反映到传统文论观念中就是“比德”、“畅神”、“言志”、“宗经”、“徵圣”为代表的伦理型文论、诗教传统。近现代中国由于受革命斗争环境、苏联教科书模式的影响，政治意识形态问题成为压倒一切的文学观念，导致我们的文学理论教材中文学的伦理价值功能不断弱化，政治功利价值功能不断强化。文学理论教材的这种政治意识大于学科意识的演变趋势清晰地反映在历年文论教材的历史沿革上面。文学理论教材作为文艺政策和意识形态实践功能发挥作用的重要机制平台，集中表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知识建构、文学理论观念的形成、发展过程，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建构是与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形成和中国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同步的。教科书是最典型、最体系化的现代知识形态”。笔者翻阅资料发现①，在上个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末，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学理论教学大纲、教材在内容上基本都会专门列出一章集中论述文学与道德的关系，这种教材现象大致从40年代开始到50年代之后基本上就消失了。比如说，1932年赵景深编著的《文学概论》在第十四章也就是最后一章论述了文学与道德问题，同年方光焘、章克标编写的《文学入门》也在第五章中论述了文艺与道德的关系。在这段时期影响较大的是1935年美国人韩德所著的《文学概论》，他在第十章中集中论述了文学与伦理的密切关系，同时在第十二章中强调文学的使命。值得注意的是，在1933年张希之讲述的《文学概论》第四章中专门论述道德与唯物史观的关系。可见对文学的伦理责任观念、道德担当意识、人生社会使命问题，整个五四时期、30年代的文学理论教材基本上还是承继着传统的文学伦理观念。

1937年苏联学者维诺格拉多夫所著的《新文学教程》是个转折点，在这篇文章中没有具体列出文学与道德关系的章节论述，在他之后，从巴人的《文学读本》（1939）、《文学读本续编》（1940）到1943年蔡仪的《新艺术论》也都没有直接的道德论述。除了1946年张长弓的《文学新论》、1958年苏联的伊•萨•毕达可夫的《文艺学引论》中论述了文学与道德关系，整个40、50年代文学理论教材中都没有直接在目录章节中点明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逐渐在现代文学理论教材中得到强化，联系到40年代以后整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格局，则可以发现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教材体系观念的变革就是学科意识不断弱化，政治意识渐浓，伦理道德意识逐渐淡出的过程。因此现在在文学理论教学实践中、教材理念上强调伦理道德的地位则是在回归文学的伦理维度这个普遍的历史传统。但是我们现在的文学理论教材并没有真正回应这个道德传统，反而把文学理论教材当成各种现代、后现论知识的大杂烩。由于缺少核心伦理价值红线的贯穿，导致文学理论教材成为无根、无中心的碎片化叙事，这种情况反映到文学理论课堂教学上，就是常把文学文本当成文学理论呼来喝去的木偶，全然不顾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内生性关系。于是我们说文学的本质特征时，认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当谈到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时，又认为文学是话语的艺术。但当理解什么是话语时，我们又引入众多的以福柯思想为代表的后现代知识，这样话语与权力、政治、意识形态又缠绕在一起，但最终的结果是文学的语言问题本身消失了，最终也没有解决文学的语言是什么。如果从伦理的角度讲，这个问题却相当清晰，语言就是人与人之间交往实践活动的产物，语言的目的是促进交往对话、达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谐，文学语言的目的也是通过语言达成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对话与和解，通向属于真正的人的生活使命的伦理生存境界，文学语言的伦理属性以及道德实践本性是我们理解文学语言的根本维度。

客观地讲，上个世纪以来我们的文学理论教材建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教材对更新我们的文学理论知识观念、开放文学理论界的知识视野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也应当看到我们的文学理论教材在文学理念、体系框架、编写体例方面都还存在诸多缺失。新时期以来文学的人性论、主体论、人道主义问题、方法论等论争的问题背景之一就是，当时文学理论教材、理论知识教学严重不适应新的时代生活、新的时代价值理念，旧有的文学观念、理论框架、分析方法都亟待深层次的转换。比如说上世纪50年代末已开始的“文学是人学”、文学人性论的论争，到了80年代再次以人道主义问题为核心展开论争，之所以又产生这次论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文学理论教学仍然是在以蔡仪的《文学概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以群的《文学的基本原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十四院校合编的《文学理论基础》等教材为代表的文学知识观念体系下进行教学。按照一些学者的看法，这些教材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在文学理论的研究和教学中存在着严重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这种本质主义思维方式表现就是把特定时空下的文学观念普遍化为文学的“一般本质”、“永恒本质”，“受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影响，学科体制化的文艺学知识生产与传授体系，特别是‘文学理论’教科书，总是把文学视作一种具有‘普遍规律’、‘固定本质’的实体，它不是在特定的语境中提出并讨论文学理论的具体问题，而是先验地假定了‘问题’及其‘答案’，并相信只要掌握了正确、科学的方法，就可以把握这种‘普遍规律’、‘固定本质’，从而生产出普遍有效的文艺学‘绝对真理’”。

这些教材提出了以政治为主导的文学中介论，其实质上仍然残存着文学工具论思维，特别是政治工具论思维。这种文学工具论思维实质上仍是本质主义思维，极大窄化了文学的表现空间，缺少文学活动的价值维度，也缺少对文学自身形式结构的分析。在笔者看来，反本质主义思维，并不意味着完全抛弃一种本质，文学知识的开放性并不在于各种知识的简单罗列，它必须要有一个理论的支撑点，过去的支撑点是政治，而实践证明直接按照政治去界定文学的本质，会出现很多负面因素。我们可以说文学是精神的产物，但无法说文学是政治的产物，因为文学活动的所有关系是关于人的，一切围绕人的活动产生的，文学是为人生的艺术，文学是以形象审美的方式教诲人们应该过怎样的一种生活，它体现出人们的道德诉求。文学是在关系中界定的，那么支撑这种关系最为稳固的理论基点就是规范人的活动的伦理关系。传统的文学理论教学常把文学理论教学变成了一个不关乎人的生活的纯粹话语的精神生产，但是文学不是哲学，文学是以它特有的方式去关注人生的问题、个体的命运问题，关注大时代下人性的变与不变的问题。文学理论中的悲剧、典型、意境等范畴，正是人的伦理精神追求的产物：悲剧是个体命运与社会伦理秩序冲突的表现形态，典型是特定历史阶段下人性、个体人格的本质洞察，意境则是充分理想化、美化了的道德人格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理论教材中强化文学的伦理价值，是呼之欲出的内在要求和历史发展趋势。

三、文学的伦理精神是新媒体语境下文学理论教学改革的内在价值导向

随着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移动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普及应用，当代人的生活完全置身于手机、互联网、电视、电影、报刊等构成的媒介社会里，可以说这种新媒体语境革命性地改变了现代人的活动方式、社会关系形式和对世界的感知方式。客观地讲，新媒体时代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活动空间、世界视野和主体意识，但是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媒介伦理问题。以手机媒介为例，手机融合了微博、彩信、网络、摄像、视听娱乐、游戏等多媒体功能为一体，实现了一机在手人人皆可成为信息终端的者，但是像谣言、色情、诈骗广告这样的信息谁来把关，因此一些学者认为：“面对手机媒介‘把关人’缺失的局面，重构当前的社会传播伦理，需要个人、社会等各个方面共同协力。我们不仅要认同手机媒介传播主体意识的张扬，还要提倡作为传播主体的文化、道德、责任的自律和规约。”

同样的道理，新型媒介的到来也在改变着文学活动的传统伦理秩序、作者与读者的相互关系。文学实践活动的新常态，使得我们的文学理论教学与传统的教学外部环境相比有着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直接冲击着原有的文学理论教学模式、课堂教学实践形式、旧有的文学理论观念体系和文学自身的价值定位。传统的文学理论教学所依据的文学文本、创作实践，还是在传统媒体下的精英化的文学活动形态，但新媒体时代条件下文学进入了泛文学的时代，与传统文学所建构的崇高价值、神圣意义不同。在泛文学的时代，文学的神圣意义和崇高价值都受到解构和消解，文学的世俗价值功能迅速膨胀，商品化、世俗化、娱乐化、嬉戏化、感官化甚至是恶俗化成为文学的普遍现象。比如在网络文学中，文学创作的随意性、即时性、休闲性以及思想内容的非深度性，使得我们有必要重新理解“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文学用形象反映社会生活”、“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等一般性的文学本质知识。网络媒介的兴起解构了我们既定的文学观念，网络文学创作主体没有强烈的反映社会生活的意图，也在淡化文学的意识形态性，网络文学很多情况下就是在表现人的瞬时经验，随写随贴，随意性较强。网络媒介文学也降低了文学作者的准入“门槛”，没有严格的创作、编辑、审核、出版、发行、传播这样的传统文学流通机制，网络媒介文学作者只需敲击键盘，直接进入网上，这也是我们的文学理论知识教学中所没有遇到的文学境遇。在此情况下，实际上对个体的道德自律与艺术本身的自律显得非常重要。这种对传统文学理论教学观念的冲击，既是一种危机，也是一种挑战，它迫切需要我们加强文学的伦理教育以重塑大学的人文主义精神结构、确立正面的符合所处时代的价值观导向。

新媒体情境下，我们文学理论教学所面对的对象——学生，是在网络文学、手机文学、微博语体、网络娱乐情境下成长起来的，学生的文学经验早已与传统接受者有着很大的不同。他们对《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经典大多是耳熟不能详，《第一次亲密接触》《告别薇安》《鬼吹灯》《后宫甄嬛传》《杜拉拉升职记》等网络小说则是他们的阅读成长史。如果我们还在死守着传统文学理论教学以精英文学文本为主要论述对象的话，必然脱离现在大学生的文学经验、阅读实践，这种教学与文学实际环境的脱节必然带来当代文学理论教学的阐释困境。不可否认，新型媒介文学的到来，表明传统文学在向视觉/图像文本的转向，人们对意义的深度追问、人性的深刻体察逐渐被平面化、零度化、碎片化的日常性经验所代替，传统的文学面临着如何发展的危机。大众文学通过迎合人的世俗欲望带来超额资本利润，于是媒介时代的另一面是我们步入了鲍德里亚所称的“消费社会”。这种表面丰裕的消费社会、信息社会的盛宴并没有给人们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幸福，与之伴随而来的却是人的精神失落、价值虚无、情感的焦虑、人性的脆弱，这种消费社会的伦理危机，鲍德里亚曾有深刻分析：“尽管如今那些曾经的死敌互相交谈、最严酷对立的意识形态进行‘对话’、各个层次都建立了某种和平共存、道德准则变得温和，但这一切决不能证明人际关系中发生了‘人道的’进步、对问题有了更大的理解、以及其他的胡言乱语。这只能说明现在由于意识形态、观点、美德和恶习最多仅是交换和消费的材料，因而一切矛盾都在符号游戏中扯平了。”

解决新媒体到来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关键是我们需要正视文学存在形态经历着巨大的变化，我们的文学理论教学要摆脱刻板的精英文学观念。尽管我们对文学语言、情节故事的感知体验方式发生很大变化，但是蕴藏在文学世界里追求真善美的道德经验、人性价值观则是普遍共享的，这就是我们文学理论教学的落脚之处。网络文学的崛起重新勘定了文学理论的知识图景，但其所蕴含的草根情怀、底层关怀意识以及迅速贴近现实生活的正面价值要积极加以引导。我们在文学理论课堂上要以广博的知识视野和宽容的学术胸怀，综合引用传统与当今的大量文学事实来分析论证文学的人性伦理价值和道德意义的恒久性，以此确认文学伦理维度是文学的常态价值，文学的伦理目标是让世俗蒙蔽的人类内心回归人的高贵、人的存在的神圣意义。我们现在的文学理论教学似乎陷入了一个误区，以为现在是一个价值多元化的时代、后现代无中心的时代，所以我们的文学理论对文学知识的介绍时也会尽量提供多元的观点。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另一面，多元并不意味着价值的无底线的放任自流的状态、没有主导价值趋向的时代，我们仍需要鲜明的道德立场、价值立场，英国学者齐格蒙特•鲍曼曾深刻指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不同于文化的多样性的文化多元主义的时代，但不是一个虚无主义的时代。使得人类的境况令人困惑的同时人类的选择异常艰难，并不是价值的缺少和权威的丧失，而是那些与大量不同的、经常不一致的多个权威很难协调和联系在一起的多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