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去来兮辞原文
归去来兮辞原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诗品；谢灵运；渊源；楚辞
钟嵘《诗品》是有关诗歌品评的文学批评专著，通过研究他对书中人物作品的评价，我们可得出他“诗”“骚”并举的文学观念。而位居上品的曹植与谢灵运的诗歌均符合这一文学追求。但曹植诗歌源头倾向《诗经》，而谢诗却更好地保持了诗骚的平衡。除行云流水地使用《诗经》内容外，谢诗还大量引用楚辞作品中的字词句、艺术手法、思想情感等。
一、《诗品》中“诗”“骚”并举的审美理想
《诗品》“定品第”将诗人诗歌分上、中、下三品，“致流别”则将诗歌创作流别分为《国风》、《小雅》和《楚辞》三类，也就是《诗经》和《楚辞》两大源头。“上品”12人（包括《古诗》在内）中，4人属于《国风》，1人属于《小雅》，5人属于《楚辞》，曹植、谢灵运二人的诗歌源流则共属《诗经》、《楚辞》两派。
《诗品》对曹植的评价为：
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诗品上》“魏陈思王植诗”）①
钟嵘在《诗品序》中提出五言诗滥觞于《楚辞》，论《楚辞》系诗人时将“怨情”作为《楚辞》创作的一大特点。综合曹植生活背景、情感变化、诗歌创作来看，曹植并非单属于《国风》“怨情”一派，其诗歌还包含有《楚辞》“情兼雅怨”的特点，再加之他继承《离骚》“发愤抒情”的传统，表露出忧国忧民的情怀，故曹植诗歌达到了钟嵘“诗骚并举”的要求。
钟嵘提出谢诗“其源出于陈思，杂有景阳之体”。“源出于陈思”，一是因为谢灵运对曹植“情兼雅怨”的继承，二人都受执政者的排挤，仕途坎坷，且诗中常抒发建功立业的渴望；二是因为对曹植“词彩华茂”的继承，二人都是文采斐然、天资聪颖的才子。
而对张景阳诗歌源头的认识则必须溯源到王粲和李陵：
其源出于王粲。文体华净，少病累……（《诗品上》“晋黄门郎张协诗”）②
其源出于李陵。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羸……（《诗品上》“魏侍中王粲诗”）③
其源出于《楚辞》。文多⑩耄怨者之流……（《诗品上》“汉都尉李陵诗”）④
可见张景阳的诗歌派系最终归属《楚辞》，那么谢诗的渊源无论从曹植还是从张协方面上溯，均与《诗经》《楚辞》不可分割。从钟嵘对曹植以及谢灵运的推崇，足见他“诗”、“骚”并举的审美理想。
二、谢诗对于《楚辞》的接受
文学史有关谢诗的探讨常会涉及到用典状况，如方东树《昭昧詹言》称“谢公全用《小雅》《离骚》意境字句，而气格紧健沈郁”⑤；黄节《谢康乐诗注序》称“康乐之诗，合《诗》、《易》、聃、周、《骚》、《辩》、仙、释以成之。”⑥谢灵运“学多才博，寓目辄书”，诗歌语言“繁富”，诗文中大量用典。从其作品来看，《楚辞》的影响仅次于《诗经》。白崇在论文《鲍照与“楚辞”》中提出谢灵运“只是吸取了楚辞优美的语句与意境为山水诗造境服务，并没有达到如鲍照一样的对楚辞艺术精神的接受”⑦，这种认识是错误的，谢诗并非只是单纯停留在简单的造境方面。谢灵运对楚辞的接受包括：
1、因身世、处境相似而产生情感共鸣
谢灵运的家族背景、生活遭际与屈原有很大相似之处。屈原是“帝高阳之苗裔”（《离骚》），谢灵运的家族是“诞俊华宗”（《赠安成》）⑧、“肇自有姜”（《赠从弟弘元时为中军功曹住京》）。生活遭际上，谢灵运“自谓才能宜参权要”，却受统治者猜忌和排斥，降公爵为侯、外放异地，最终被小人罗织造反证据而处死；性格耿介的屈原虽“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但朝廷奸臣当道，君主不明是非，受小人排挤而落得流放异地，最终自杀。相似的身世处境使得二人作品中都饱含了愤懑不平之气。
虽谢灵运在诗作中对屈原语涉不多，但《道路忆山中》“楚人心昔绝，越客肠今断……”以及《初发石首城》“钦圣若旦暮，怀贤亦凄其”都表现出谢灵运对屈原的怀念、同情。
2、字词句的化用
依黄节《谢康乐诗注》一书，我们可看到许多化用《楚辞》的诗句：
谢灵运诗歌《楚辞》
《善哉行》“晚西薄”《九辩》“白日晚其将入兮”，《大招》“西薄羊肠，东穷海只”
《悲哉行》“萋萋春草生，王孙游有情”淮南小山《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
《悲哉行》“髻哑裢饺弧薄独肷А贰饔粢赜髻奄猓吾独穷困乎此时也”
《君子有所思行》“总驾越钟陵”王褒《九怀》“陶嘉月兮总驾”
《会吟行》“轻云暧松杞”王逸《楚辞》注曰：暧，暗昧貌也。
《会吟行》“层台指中天”宋玉《招魂》“层台累榭临高山”
《会吟行》“路曜便娟子”《大招》“丰肉微骨，体便娟只”。便娟，好貌也。（《楚辞补注》）
《折杨柳行二首》“舍我故乡客，将适万里道”《惜誓》“不如反余之故乡”
《折杨柳行二首》“骚屑出穴风”刘向《九叹》“屑以摇木兮”
《缓歌行》“凌空萃丹丘”《远游》“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
《缓歌行》“宛宛连螭辔”《离骚》“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委蛇。”
《缓歌行》“裔裔振龙c”《九歌・东君》“驾龙c兮乘雷，载云旗兮委蛇”
《豫章行》“坐观落崦嵫”《离骚》“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
《燕歌行》“辟窗开幌弄秦筝”《九叹》“破伯牙之号钟兮，挟人筝而弹纬”，《文选》注引“挟秦筝而弹徵”（洪兴祖《楚辞补注》）
《燕歌行》“遥夜明月鉴帷屏”《九辩》“靓杪秋之遥夜兮，心缭而有哀”
《泰山吟》“触石辄千眠”《九怀》“远望兮千眠”
《泰山吟》“石闾何蔼”《离骚》“扬云霓之蔼兮”
《述祖德诗二首》“临组乍不”《离骚》“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登阆风而马”（洪兴祖《楚辞补注》）
《述祖德诗二首》“苕苕历千载，遥遥播清尘。清尘竟谁嗣，明哲垂经纶”《远游》“闻赤松之清尘”
《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良辰感圣心”《九歌・东皇太一》“吉日兮良辰”
《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云旗兴暮节”《远游》“载云旗兮逶迤”
《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弭棹薄枉渚”《九章・涉江》“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
《彭城宫中直感岁暮》“鸣歇春兰”《离骚》“恐Y`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
《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游子值n暮”《九章・悲回风》“岁忽忽其若n”
《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如何怀土心，持此谢远度”《远游》“远度世以忘归”
《过始宁墅》“束发怀耿介”《九辩》“独耿介而不随兮，愿慕先圣之遗教”
《富春渚》“赤亭无淹薄”王逸《楚辞》注曰：泊，止也。薄与泊同。
《富春渚》“万事俱零落”《离骚》“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晚出西射堂》“青翠杳深沉”王逸《楚辞》注曰：杳，深冥也。
《晚出西射堂》“夕曛岚气阴”《九章・思美人》“与曛黄而为期”
《登池上楼》“薄霄愧云浮”王逸《楚辞》注曰：泊，止也。薄与泊同，古字通。
《登池上楼》“初景革绪风”《九章・涉江》“G秋冬之绪风”
《登池上楼》“萋萋感楚吟”淮南小山《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
《游南亭》“泽兰渐被径，芙蓉始发池”《招魂》“皋兰被径兮斯路渐”，《离骚》“芙蓉始发离芰荷”
《游南亭》“未厌青春好”《大招》“青春受谢白日昭”
《游南亭》“戚戚感物叹”《九章・悲回风》“愁郁郁之无快，居戚戚而不解”
《白石岩下径行田》“无x积n龄”《离骚》“哀众芳之无x”
《过瞿溪山饭僧》“籍田资宿莽”《离骚》“夕揽洲之宿莽”
《过白岸亭》“春心自相属”《招魂》“极目千里兮伤春心”
《行田登海口盘屿山》“依稀采菱歌”《招魂》“涉江采菱，发扬荷些”
《登上戍石鼓山》“旅人心长久，忧忧自相接。故乡路遥远，川陆不可涉”《九章・哀郢》“心不怡之长久兮，忧与愁其相接。惟郢路之辽远兮，江与夏之不可涉。”（引自黄漫《谢灵运诗歌用典艺术研究》）
《登上戍石鼓山》“汩汩莫与娱”《招魂》“献岁发春兮，汩吾南征”
《登上戍石鼓山》“白芷竞新苕，绿O齐初叶”《招魂》“绿O齐叶兮白芷生”
《登上戍石鼓山》“骋望谁云惬”《九歌・湘夫人》“登白O兮骋望，与佳期兮夕张”
《游赤石进帆海》“芳草亦未歇”《九歌・悲回风》“芳以歇而不比”
《游赤石进帆海》“川后时安流”《九歌・湘君》“使江水兮安流”
《游赤石进帆海》“终然谢夭伐”王逸《楚辞》注曰：歇，去也。
《登江中孤屿》“想像昆山姿”《楚辞》曰：“思旧故而想像”（《谢康乐诗注》）。《远游》“思旧故吕想像兮，长太息而掩涕”（《楚辞补注》）。
《郡东山望溟海》“开春献初岁，白日出悠悠。荡志将愉乐，瞰海庶忘忧”《九章・思美人》“开春发岁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将荡志而愉乐兮，遵江夏以娱忧”
《郡东山望溟海》“策马步兰皋，控息椒丘”《离骚》“步余马于兰皋兮，驰椒丘且焉止息”。
《郡东山望溟海》“采蕙遵大薄，搴若履长洲”《九章・思美人》“揽大薄之芳兮，搴长洲之宿莽”，《九歌・湘君》“采芳洲兮杜若”
《郡东山望溟海》“寂寞终可求”宋玉《九辩》“君弃远而不察兮，虽愿忠其焉得？欲寂漠而绝端兮，窃不敢忘初之厚德”。
《游岭门山》“渔商岂安流，樵拾谢西芘”《九歌・湘君》“令沅湘兮安流”
《种桑》“前修为谁故”《离骚》“謇吾法夫前修兮”
《种桑》“浮阳骛嘉月”《九怀》“陶嘉月兮总驾，搴玉英兮自修”
《初去郡》“或可优贪竞，岂足称达生”《离骚》“众皆竞进以贪婪兮”（黄漫《谢灵运诗歌用典艺术研究》）
《初去郡》“攀林搴落英”王逸《楚辞》注曰：搴，采取也。
《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溪石濑茂林修竹》“秋风过，萋萋春草繁”《九歌・湘夫人》“兮秋风”，淮南小山《招隐士》“春草生兮萋萋”
《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溪石濑茂林修竹》“美人游不还，佳期何繇敦”《九歌・少司命》“望美人兮未来”，《九歌・湘夫人》“与佳期兮夕张”
《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溪石濑茂林修竹》“芳尘凝瑶席”《九歌・东皇太一》“瑶席兮玉”
《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溪石濑茂林修竹》“洞庭空波澜，桂枝徒攀翻”《九歌・湘夫人》“洞庭波兮木叶下”，淮南小山《招隐士》“攀桂枝兮聊淹留”与《九歌・大司命》“结桂枝兮延伫，羌愈思兮愁人”
《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溪石濑茂林修竹》“晚见朝日暾”《九歌・东君》“暾将出兮东方”
《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溪石濑茂林修竹》“庶持乘日车，得以慰营魂”《远游》“载营魂而升霞”
《石壁精舍还湖中作》“清晖能娱人，游子忘归”《九歌・东君》“羌声色兮娱人，观者兮忘归”
《石壁精舍还湖中作》“入舟阳已微”《远游》“阳杲杲其朱光”
《石壁精舍还湖中作》“寄言摄生客”《九叹》“愿寄言于三鸟兮，去飘疾而不可得”（《楚辞补注》）
《南楼中望所迟客》“杳杳日西n，漫漫长路迫”《九叹・远逝》“日杳杳以西n兮，路长远而窘迫”
《南楼中望所迟客》“登楼为谁思”《九歌・湘君》“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迟犹思也。
《南楼中望所迟客》“孟夏非长夜，晦明如岁隔”《九章・抽思》“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兮若岁”
《南楼中望所迟客》“瑶华未堪折，兰苕已屡摘”《九歌・大司命》“折疏麻兮瑶华，将以遗兮离居”，《九歌・山鬼》“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此句并无引用，故统计数据时不算在内）
《南楼中望所迟客》“路阻莫赠问，云何慰离析”《九章・思美人》“媒绝路阻兮，言不可结而诒”
《庐陵王墓下作》“洒泪眺连冈”《九叹・思古》“还顾高丘，泣如洒兮”（《谢康乐诗注》）
《入东道路诗》“荣华感和韶”《离骚》“及荣华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诒”
《还旧园作见颜范二中书》“石林岂为艰”《天问》“焉有石林”
《还旧园作见颜范二中书》“感深操不固”《七谏・谬谏》“怨灵修之浩荡兮，夫何执操之不固”（引自文渊阁四库全书）
《登石门最高顶》“夜猿啼”（）《九叹・惜贤》“声以寂寥”
《石门岩上宿》“朝搴苑中兰，畏彼霜下歇”《离骚》“朝搴o之木兰兮”，《九歌・悲回风》“芳以歇而不比”
《石门岩上宿》“暝还云际宿”暗用《九歌・少司命》“夕宿兮帝郊，君谁须（待）兮云之际”（孙乐琪《《诗品》“宋临川太守谢灵运诗”条疏证》）
《石门岩上宿》“美人竟不来，阳阿徒发”《九歌・少司命》“与汝沐兮咸池，汝发兮阳之阿。望美人兮未来，临风恍兮浩歌”
《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仰聆大壑淙”东方朔《七谏・自悲》“听大壑之波声”
《从斤竹涧越岭溪行》“川渚屡径汀薄墩谢辍贰按ü染陡戳麂”
《从斤竹涧越岭溪行》“企石挹飞泉”《远游》“吸飞泉之微液兮”
《从斤竹涧越岭溪行》“想见山阿人，薜萝若在眼”《九歌・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
《从斤竹涧越岭溪行》“握兰勤徒结，折麻心莫展”《九歌・山鬼》“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九歌・大司命》“折疏麻兮瑶华，将以遗兮离居”
《酬从弟惠连》“朝忌曛日驰”《九章・思美人》“与曛黄而为期”，王逸《楚辞》注曰：曛，黄昏时也。（参考谢诗《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陈琳》）
《酬从弟惠连》“共陶暮春时”王褒《九怀・危俊》“陶嘉月兮总驾，搴玉英兮自修”
《登临海峤初发疆中作与从弟惠连见羊何共和之》“杪秋寻远山”宋玉《九辩》“靓杪秋之遥夜兮”
《登临海峤初发疆中作与从弟惠连见羊何共和之》“忆尔共淹留”淮南小山《招隐士》“攀桂枝兮聊淹留”
《登临海峤初发疆中作与从弟惠连见羊何共和之》“况乃协悲端”《九辩》“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
《登临海峤初发疆中作与从弟惠连见羊何共和之》“旦发清溪阴，暝投剡中宿”刘向《九叹・逢纷》“平明发兮苍梧，夕投宿于石城”，《离骚》“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于悬圃”（因与谢诗句式联系不大紧密，故统计时忽略不计）
《初发石首城》“寸心若不亮，微命察如丝”《天问》“蜂蛾微命”
《初发石首城》“晨装抟曾t”《离骚》“溢t风兮上征”
《道路忆山中》“采菱调易急”《招魂》“涉江采菱，发扬荷些”，王逸曰：楚人歌曲也。
《道路忆山中》“存乡尔思积，忆山我愤懑”王逸《楚辞》注曰：言己情愤懑也。
《入华子冈是麻源第三谷》“南州实炎德，桂树陵寒山”《远游》“嘉南州之炎德兮，丽桂树之冬荣”
《入华子冈是麻源第三谷》“羽人绝仿佛，丹丘徒空筌”《远游》“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
《七里濑》“石浅水潺”《九歌・湘夫人》“观流水兮潺”
《七里濑》“岂屑末代诮”王逸《楚辞》注曰：屑，顾也，先结切。
《发归濑三瀑布望两溪》“阳乌尚倾瀚，幽篁未为”《楚辞・九歌》“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路险难兮独后来”，《九歌・湘君》“吾道兮洞庭”
《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魏太子》“遥裔起长津”王逸《离骚》注：天津，东极箕斗之间，汉津也。长津犹汉津也。
《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陈琳》“朝游穷曛黑”《九章・思美人》“与曛黄而为期”
《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阮r》“庆云惠优渥”王褒《九怀・思忠》“贞枝柳兮枯槁，枉车登兮庆云”（《楚辞补注》），王逸《楚辞》注曰：庆云，犹尊显也。（《谢康乐诗注》）
《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平原侯植》“徒倚穷骋望，目极尽所讨”《九歌・湘夫人》“登白O兮骋望”，《招魂》“目极千里兮伤心悲”或《招魂》“目极千里兮伤春心”
《岁暮》“苦此夜难n”《九章・悲回风》“岁髌淙纛n兮，时亦冉冉而将至”
《斋中读书》“心迹双寂寞”《远游》“山萧条而无兽兮，野寂漠其无人”（引自洪兴祖《楚辞补注》）
《从游京口北固应诏》“远岩映兰薄，白日丽江皋”《九歌・湘君》曰“朝骋骛兮江皋”
表一、除特别注释的出处如《四库全书文渊阁》、洪兴祖《楚辞补注》以及其它论文外，谢诗引用《楚辞》出处多参考黄节《谢康乐诗注》。
黄节《谢康乐诗注》共入选谢灵运16首乐府和62首杂诗，其中引用《楚辞》词句的就有9首乐府和41首杂诗（《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看做一首），足见谢灵运用典来源之广泛。据上表统计，《楚辞》中篇章内容引用次数约为：《大招》3次，《招隐士》6次，《离骚》17次，《九怀》6次，《招魂》8次，《惜誓》1次，《九叹》7次，《远游》11次，《九歌》28次，《九辩》6次，《九章》13次，《天问》2次，《七谏》2次。《九歌》11章中引用篇幅达8章，《九章》9章中引用篇幅达6章。这些统计数据反映了谢灵运本人对《楚辞》的喜爱和熟悉，所以他才能在诗歌创作中对佳词丽句做到信手拈来。
①字词的引用
即在诗歌中引用《楚辞》作品中的字词来表达特殊的意义和情感。首先是原文字、词的直接套用，谢诗里“崦嵫”、“髻选薄“宿莽”、“骚屑”、“便娟”等均来源于《楚辞》。例如，《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溪石濑茂林修竹》“晚见朝日暾”中的“暾”就来自《九歌・东君》“暾将出兮东方”。其次是词语的新变，包括增字、减字、省略助词、同义字替换、同音字替换等手段。增字的诗句，如《登上戍石鼓山》“汩汩莫与娱”中的“汩汩”来自《招魂》“献岁发春兮，汩吾南征”，将原文“汩”拓展为“汩汩”；减字的诗句，如《从斤竹涧越岭溪行》“握兰勤徒结，折麻心莫展”中的“折麻”来自《九歌・大司命》“折疏麻兮瑶华，将以遗兮离居”，将原文“折疏麻”改为“折麻”；省略助词的诗句，如《入华子冈是麻源第三谷》“南州实炎德”中的“南州”、“炎德”均来自《远游》“嘉南州之炎德兮”，但省略结构助词“之”与文言助词“兮”；同义词替换，如《南楼中望所迟客》“孟夏非长夜，晦明如岁隔”中的“孟夏”、“晦明”均来自《九章・抽思》“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兮若岁”，且“非长夜”与“短夜”义同，“如岁”与“若岁”义同；同音字替换，如《郡东山望溟海》“寂寞终可求”中的“寂漠”来自宋玉《九辩》“君弃远而不察兮，虽愿忠其焉得？欲寂漠而绝端兮，窃不敢忘初之厚德”，但将原文的“漠”字换为“寞”。
②句子的引用
包括两种情况。其一为择词成句型，即选取一句或多句中的词语，然后再压缩或扩展成句。如《善哉行》“晚西薄”中的“晚”与“西薄”分别来自《九辩》“白日晚其将入兮”以及《大招》“西薄羊肠，东穷海只”；其二为语序变动型。如《悲哉行》“萋萋春草生，王孙游有情”中的“萋萋”、“春草”、“王孙”均来自淮南小山《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虽句子与词语的顺序有所变动，但仍保持原意。
③句意的引用
句意的引用随词语语序变动而生成，有三种情况：其一是字词语序变动后语义不变，如《南楼中望所迟客》“杳杳日西n，漫漫长路迫”与《九叹・远逝》“日杳杳以西n兮，路长远而窘迫”，尽管词语顺序不同，但都表达了盼望某人的急切心情。其二是引用句式后语义不变。谢灵运不但引用《楚辞》语言，且常把原意与形式移入自己的诗中。如《登临海峤初发疆中作与从弟惠连见羊何共和之》“旦发清溪阴，暝投剡中宿”中的“旦发……+暝投……宿”的句型来自刘向《九叹・逢纷》“平明发兮苍梧，夕投宿于石城”，“旦”与“平明”相近，“暝”与“夕”相近，二者意义相近。其三是通过句意反用增强情感。如《发归濑三瀑布望两溪》“阳乌尚倾翰，幽篁未为”中的“幽篁”与“”出自《楚辞・九歌》“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路险难兮独后来”和《九歌・湘君》“吾道兮洞庭”，“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路险难兮独后来”是悲观消极的屈原对于眼前困境与前路的彷徨；“阳乌尚倾翰，幽篁未为”则表露出谢灵运虽身处困境却对前景充满希望的昂扬斗志。
④意象的代入
《楚辞》中独特的“香草美人”意象在谢灵运作品中占据着很大比重。部分神话传说意象，如《缓歌行》“凌空萃丹丘”和《入华子冈是麻源第三谷》“羽人绝仿佛，丹丘徒空筌”中的“丹丘”、“羽人”均出自《远游》“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羽人”指神仙，“丹丘”指神仙所居之地。
谢诗与屈原的“香草美人”意象内涵存在差异。谢诗中“香草”意象如兰、椒、蕙、若、萍等均象征高尚品德；但屈原作品中的“香草”除品德之意外，还指代政治斗争双方。谢诗中两次提到“美人”意象，其“美人”是“赏心人”，如《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懒茂林修竹》“美人游不还，佳期何由敦”，“美人”是诗人远游在外的朋友；但屈原的美人意象“一般被解释为比喻，或是比喻君王，或是自喻”⑨。
3、艺术表现的承继
谢诗参考《楚辞》的艺术手段很多，突出的是“繁富”的特点。以谢诗在《楚辞》中引用次数最多的《九歌》为例，单就谢诗涉及到的8个篇章“东君”、“东皇太一”、“湘夫人”、“湘君”、“悲回风”、“少司命”、“大司命”、“山鬼”都是通过描写神灵的细腻情感表达思念及求而不得的伤感，行文物品繁多、场面浩大、色彩鲜艳。谢诗受其影响也含有“绮靡”的特色，引用意象包括“龙舟”、“瑶席”、“薜荔”等都是上层社会高雅人士接触的，因此限制了诗歌内容的范围，但却并非如钟嵘所描述的那样“逸荡过之”，实是“高情、丽辞、远韵”⑩的。
同时，《楚辞》尤其是屈原作品对谢诗最大的影响还在于“物我合一”。谢灵运在孤立无援的境况下，只能将情感赋予山水中，给予山水景物以生命，婉转的表述自己复杂的心情，与屈原作品委婉表述情感的方式尤为相近，可见谢灵运不仅极为熟悉《楚辞》内容，同时与《楚辞》达到了心意投合的“神交”。
结论
同处于楚地而深受楚文化浸染，谢灵运与楚辞作者因身世处境类似而产生情感共鸣，这是后者影响前者的前提；在此基础上，谢灵运做到了对《楚辞》字、词、句、意象等语言习惯的继承和发扬，自是水到渠成；而在艺术表现方式上的承继革新，最终使谢灵运自成一家、开创了六朝文学的新局面，并最终成为六朝诗史的标志。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注解：
①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上）“魏陈思王植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17―118.
②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上）“晋黄门郎张协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85-186.
③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上）“魏侍中王粲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42.
④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上）“汉都尉李陵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06.
⑤方东树.昭昧詹言[M].台北：汉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5：129.
⑥黄节.谢康乐诗注序[M].北京：中华书局，2008：3.
⑦白崇.鲍照与《楚辞》[J].中国楚辞学，2009，（2）：119―120.
⑧本文谢灵运诗作均出自：黄节.谢康乐诗注 鲍参军诗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
归去来兮辞原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陶渊明 文化内蕴 精神世界
《归去来兮辞》中的“归”“鸟”“松”“自然”等词汇，是陶渊明诗文中出现频率很高的词语，蕴藏着丰富的内涵，关联着陶渊明的哲学思考和人生态度。不能透彻地理解这些词，就不能深刻地理解作品；只有深入领会这些词的内在意蕴，才能找到解读作品的钥匙。
归去来兮――“归”是徘徊后的抉择
陶渊明诗文中，“归”字共出现了五十五次。根据他的诗文研究他的归向，可以把“归”的内涵分为三个层次：一、回归田园。回到远离世俗、远离官场、远离尘嚣的农村，过躬耕自给的生活。如《归园田居》其一：“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归去来兮辞》：“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二、回归自然。回归到人的自然本性，过一种无拘无束、自然而然的率真生活。如《归去来兮辞？序》：“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归园田居》其一：“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三、离开人世，终归空无。陶渊明认为人是秉大块之气而生，死亡不过是“托体同山阿”，最彻底地回归到自然的状态。如《归去来兮辞》：“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归园田居》其四：“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
“徘徊――回归”是陶诗的重要主题。陶渊明在晋宋易代期间最混乱的八年（398－405年）中，先后投身到桓玄和刘裕等人幕府，置身于政治斗争的漩涡中。从青年时代出仕一直到辞去彭泽县令，他徘徊了多年，终于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田园。陶渊明在此时所作的《归去来兮辞》，集中体现了“徘徊――回归”主题：他在文中设想一种新生活，筹划一个新开始；他宣告了徘徊的结束，也宣告了回归的决心。这种在徘徊与回归之间抉择的过程，使作品情感丰富，有一种矛盾的美。
鸟倦飞而知还――“鸟”是归隐的象征
陶诗中屡次出现归鸟的意象，如《饮酒》：“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归园田居》其一：“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咏贫士》：“迟迟出林翮，未夕复来归。”《读山海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归鸟》：“翼翼归鸟，相林徘徊。岂思天路，欣及旧栖。”
鸟归以前，四处觅食求饮，为物所累。推及言之，陶渊明因屈己役于外物而使生命产生负累，待到归鸟趋林率性和鸣之时，诗人也“投冠旋旧墟”（《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高歌“归去来兮”，人鸟各遂其性，各得其所，都从外在对象的追逐中回到了生命的本真状态。诗人由鸟之归息，悟出自然真朴之哲理，这其中关键在“还”字，“还”就是返本。飞鸟日落犹知还巢，人生何独不然？“鸟倦飞而知还”深刻诠释了陶渊明逃离樊笼、返朴归真的生命价值取向。
诗人借着眷恋山林的归鸟，用一种无比依恋的感情，表达了他的向往。从此以后，陶渊明再也未曾出仕，归耕生活成为他的全部，陶渊明之后的大部分作品都展现出一种纯粹、自然的美。
抚孤松而盘桓――“松”是感情的寄托
陶诗中几次出现松意象，如《和郭主簿》其二：“芳菊开林耀，青松冠严列。”《拟古》其五：“青松夹路生，白云宿檐端。”《饮酒》其八：“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四时》：“秋月扬明晖，冬岭秀孤松。”
孤松的形象最集中地表现在《饮酒》其四：“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这棵“孤生松”在强劲寒风的摧折之下，“众芳芜秽”之时，居然在劲风中没有凋残。孔子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当草木都一样青翠的时候，无法知道谁的秉性是坚贞的。必须等到一年中最冷的季节，你才能注意到松柏的常青。“失群鸟”终于选择了一株孤独的、秀美的、坚强的松树作为自己清洁高远的感情的落脚之处，诗人真正找到了一个愿意停下来把自己的身心交托给它的所在。从此以后，不管外界再有什么变化，诗人永远也不会改变了。
陶诗中的松树是理想的地方，是清白的所在，是他在精神上所找到的安身立命之所，有了这个所在之后，他就再也不徘徊彷徨了。直面人生的悲哀苦难，陶渊明找到了一个真正的解决办法。《饮酒》其八：“青松在东园……提壶抚寒柯，远望时复为。”看来，“东园”可能是实有一棵青松的，陶渊明把感情寄托其上，常常“抚孤松而盘桓”。
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自然”是人生的追求
首先，陶渊明所谓自然不是指自然界，而是指一种自在的状态。他希望返归和保持自己本来的、未经世俗异化的、天真的性情，犹如一株树、一只鸟、一座山那样自然而然地生存着。陶渊明说自己“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意思是说自己的质性天然如此，不受绳墨，只能依照自己的本性生活，维持自己本来的状态。
其次，陶渊明所谓自然，含有自由的意味。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就是说在樊笼里不得自然也不得自由，归园田居才复得自然复得自由，不能简单理解为返回大自然（自然界）。
最后，陶渊明以“自然”化解人生的苦恼，把“自然”当作医治人生各种弊端的良药。如《形影神・序》：“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释之。”
在陶渊明看来，只有返回山林田园，躬耕以谋生，而无求于世俗，才能真正得“自然”，从而也得到了自由。返回山林田园是“返自然”的前提。
聊乘化以归尽――“乘化”是生活的态度
陶渊明诗文中的“化”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宇宙间事物迁徙的过程，如四时的运行、朝代的更替、人类从生到死等。如《己酉岁九月九日》：“万化相寻绎，人生岂不劳。”《归园田居》其四：“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二是不可抗拒的万物自身变化的规律。如《悲从弟仲德》：“翳然乘化去，终天不复形。”《归去来兮辞》：“聊乘化以归尽。”《形影神》：“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化”是一种规律，只能“乘”之，不能“腾”之；只能顺从，不能超越。
“归尽”就是死。“化”因具有不可抗拒性，人就不必为死亡的到来而忧虑，也不必为死后的未知而困惑。死虽不可知，但生是可以由自己掌握的，以自然的态度对待生，以泰然的态度对待死，这就是陶渊明的生死观。清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委心任去留’，正是乘化，尤妙。在前有‘抚孤松而盘桓’，是妙于乐此余生也。”陶渊明用“乘化”的思想来化解生死困惑，使他的诗有了一种旷达的气度。
乐夫天命复奚疑――“天命”是哲学的基础
“天命”多见于儒家言论。儒家认为天决定人的命运。陶渊明说“乐夫天命”，联系上文“乘化以归尽”，其思想倒是道家一致。《庄子・德充符》：“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列子・力命》：“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又说：“农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败，仕有遇否，命使然也”。此所谓“天命”，不是宗教里所说的有意志的主宰者或上帝的命令，而是人力无可奈何的“自然”及其力量。生死祸福，得失成败这些社会现象，完全由天命决定，任何人为的努力都是徒劳。
颜延之回忆陶渊明真正面临死亡时的情景，说：诗人“视死如归，临凶若吉。药剂弗尝，祷祀非恤。幽告终，怀和长毕”（《陶征士诔》）。既已自知不起，便平和地委运任化。元嘉四年（427）九月，渊明作《自祭文》，说自己“乐天委分，以致百年”、“识运知命，畴能罔眷。余生斯化，可以无恨”。同时期所作之《挽歌诗》三首写得尤其旷达，诗中自拟死后之种种情形，更是充分表现了他彻底的乐天知命思想。
归去来兮辞原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北征赋》；《九章》；情感；写作方式；继承
两汉交替之际，举国动乱。昔年不可一视的大汉盛世已消失无踪，展现在眼前的是满目疮痍及时事的艰难。年轻的班彪在战乱中饱经伤痛，《北征赋》便是班彪感时伤世的纪行叙情之作，而这种纪行叙情的方式并非班彪独有，其源头还得追溯到屈原的《九章》系列作品。《九章》无可厚非地成为骚体纪行赋之滥觞 [1]，这一系列的作品是随着屈原在流放途中的情感与地点的推移排列而成。刘熙载云：“《九歌》与《九章》不同，《九歌》纯是性灵语，《九章》兼多学问语”。[2] 《九章》不独专以抒情并兼以借古写今、讽喻时事，在此若以屈情原感及游历为线索九篇中《哀郢》《抽丝》《涉江》《怀沙》，最能反映屈原流放经历和情感的变化。班彪的《北征赋》也正是继承了这些特点。
一、情感的共鸣
班彪作《北征》无不受屈原作《九章》情感的感染。屈原所作诸篇在情感上的抒发内在情感的篇章不像《离骚》主于上天下地的求索，在《九章》的《哀郢》《涉江》在抒情的同时以叙述记载所经过的地方。是对流放的路途经过之地及心灵的独白。同时也看到了屈原的路途中的激愤之情。刘勰云：“故《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3] 《北征赋》在情感上对《九章》的继承即处处流露思归情绪。屈原在《哀郢》中表现出对楚国及怀王的恋恋不舍之情，神思哀郁以至“灵魂之欲归”可奈“故都之日远”以至于“至今九年而不复”对于那日思夜想的国土灵魂都为之颠倒，在《抽丝》中，屈原返归的心情更加迫切，屈原在此已不是“欲归”式的空想，直接化为实际行动，不管是否能到达那苦思不得的故土都要为之一试，开始灵魂先行这孤注一掷的博弈。
沉痛的悲哀中班彪亦感同身受在赋中“日其将暮兮，睹牛羊之下来。雁邕邕以群翔兮，鸡鸣以哜哜。”班彪看到的不是美景而是思乡，“游子悲其故乡，心怆以伤怀。纷吾去此旧都兮，迟迟以历兹，野萧条以莽荡，迥千里而无家”更是以直接抒情的方式表达都故土的深深思念。故国家园固已远去而内心的思念源源不绝，行离愈远思情愈见浓烈。可见，“屈子之辞，沉痛常在转处”。[4] 纵观屈原在情感上流露的悲情与班彪《北征赋》之始所叙之情深深地契合。“不得乎少留”的恋乡悲怆正来自屈子那恋楚之情。“游子悲其故乡，心怆以伤怀”与“去故乡而就远兮”一路的流放一路乡心的显现，留下他们点点斑斑的痕迹，情感的波动让悲愤之情了然于读者的内心激起层层高浪。屈原灵魂的歌唱让班彪的情感找到突破口。精神的合一与认同，正是班彪作此文的感人之处。可见，屈、班虽相隔甚远却是心同此情。
另一个方面，这种独特的抒情方式的继承得益于两人俱有的羁旅之行皆非天命，都是人为。屈原被人为的流放自无需多言。《北征赋》序云：“彪年二十，遭王莽败刘圣公立未定，乃去京师，往天水郡”。可以窥见，班彪因战争“遭世之颠覆”，因而，“旧室灭以丘墟”，才“曾不得乎少留”。在逼迫无赖的情形之下“遂奋袂以北征兮，超绝迹而远游”。文中班彪自叹“故时会之变化兮，非天命之靡常”，这样的羁旅虽非屈原“见疑愈信，中而被谤”式的流放沉痛，但在经历上却有着某种相似即被人为的驱离故土，在情感上自然会有强烈的共鸣。“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与“抚长剑而慨息，泣涟落而沾衣。揽余涕以于邑兮，哀生民之多故”。都是对百姓对自己的哀愍，在情感上得以相通。屈原在《哀郢》中灵魂深处的歌哭《北征赋》处处体现着“夫何阴之不阳兮，嗟久失其平度。谅时运之所为兮，永伊郁其谁？”与屈原“众谗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伪名”心境何其相似。情感的相通皆见于此。
此外，《涉江》所到地方不同抒发的情感亦有不同并产生了激烈的情感变化。开篇夸示自己的独特之处，拥有一种高傲而自豪的情绪一路毫不停滞地到达“江湘”一带地区，高歌到“虽僻远之何伤”毫无畏惧，勇往直前。怀着高昂的情绪，往更南方前行时所描写景物趋向于阴郁的冷色调以景寄情，并产生了“入溆浦余徊兮，迷不知吾所如”的徘徊，迷茫之情，这两种感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太史公曰：“悲其志”，[5]大抵如是。这种情感的转变在班彪《北征赋》同样有深刻的表现，起势悲怆“我独罹此百殃？”发乎心发乎情的质问，行进中情绪平复“遂舒节以远逝兮，指安定以为期。”用比平和的态度去对待羁旅的劳困，在继续前行中不可抑制的情绪一喷而发，以日暮见牛羊归家的情形倾泄自己的不满与悲伤。景物的展现亦主于冷色调“高平而周览，望山谷之嵯峨……雁邕邕以群翔兮，鸡鸣以哜哜”。粗线条勾画萧条之景，孤独、迷惘、不知所归之情，直接应承了屈原《涉江》所表之情。
二、写作方式的承袭
边走边叙的写作方式为屈子首创，后世刘歆的《遂初赋》写作方式即是对《九章》模仿。班彪固然要受刘氏的影响，但其主要的方式还是直承屈子《九章》的行文方式。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云：“夫京殿苑猎，述行序志，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 [6]中“述行叙志”类，便指的《九章》《北征赋》等纪行作品。《北征赋》班彪采用骚体的形式写作，发挥了其“讽怨”的功能，班固以为屈原“露才扬己，忿怼沉江，” [7]虽是站在批判的角度评述，却说出了骚体赋讽怨的特点。盖为班彪选择骚体形式之原因。句尾“兮”字的运用，《北征赋》每段的末尾两句皆以：“遂奋袂以北征兮，超绝迹而远游，”以“兮”结尾的句子和不用“兮”的句子间杂，和《九章》所用的方式一样，是一种形式上的模拟，句式一唱三叹，读起来更觉悲哀怆恻，痛不可遏。刘熙载谓有“赋迹”、“赋心”。[8]此处的“心”盖为怨愤之心，屈原也好班彪也罢，其心迹在文中反复展现，以彰其意。
《北征赋》在篇章中继承《九章》借古讽今的传统已达到讽怨的目的。王逸云：“作《九歌》、《九章》之颂，以讽谏怀王，明己所言与天地何度，可履而行也”。[9]屈子的苦心在当时是不被理解的，屈子的才华在当时遭到嫉妒。才有他：“接舆髡首兮，桑扈行。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的痛苦呐喊。正是因为现实的混乱班彪才会思慕“公刘之遗德，及行苇之不伤”。今夕的强烈对比下感叹道：“彼何生之优渥，我独罹此百殃？故时会之变化兮，非天命之靡常”。身不由己的无奈，命不自主的悲叹。除去用借古讽今的篇章留下心灵的轨迹，面对实时只能高歌：“夫子固穷游艺文兮，乐以忘忧惟圣贤兮？”。聊以。可见，《九章》与《北征》，不仅在情感上同出一脉，在写作方式上，《北征赋》亦承袭《九章》，在此亦可见两者在纪行赋的重要地位。
【参考文献】
[1]陆侃如，冯阮君.中国史诗[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109.
[2][4][8]袁津琥.艺概注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9：422，423，443.
[3][6][7]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2006：41，45，79.
归去来兮辞原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 楚辞补注 体例 洪兴祖
洪兴祖（1090—1155），字庆善，号练塘丹阳（今江苏省丹阳县）人。北宋末年出仕，历任秘书省正字、太常博士、提点江东刑狱等职，后出知真州、饶州，因触犯秦桧而编管昭州，后卒于昭州。洪兴祖一生著作颇丰，于楚辞方面有著作《楚辞考异》和《楚辞补注》两书。现传的《楚辞补注》已非本来面目，其原序已经亡佚，而《楚辞考异》也散入《补注》之中。
洪兴祖的《楚辞补注》（以下简称洪补）之所以叫“补注”，在于补充王逸《楚辞章句》之不足。陈振孙云：“始补王逸《章句》之未备”，晁公武云：“凡王逸《章句》有未尽者补之。”姜亮夫先生说：“盖补王逸《章句》之未详者，故谓补注。”洪补的补注体式，前所未有，可谓发凡起例，其体例为先列王逸注，再标“补曰”以申述己说，既补王逸所未详，兼纠正王逸的疏误。补注可理解为注疏体的变形，形式上皆是先录前人之注释，继之以补作者对前人注释的补充和发挥。虽趋归于义疏，但洪氏命名为“补注”，表明补注不一定完全执行疏解原文及注的功用，也不用遵守“疏不破注”。在其对前人注释的补充和发挥中，也有对原文的理解和阐释，以及对前人注的匡正和丰富。
下面就对洪兴祖《楚辞补注》的体例进行详细的阐释。
1.音韵
1.1直音和反切
洪兴祖注音主要是采用了直音和反切两种方法。在注音时其格式也是多种多样，稳中有变。或全部用直音，或全部用反切，也有两者混用的情况，因此将直音和反切放在一起讨论。
1.1.1单音字、单音节字
对于单音字或者单音节字，洪兴祖直音和反切皆有。而直音的方式则较多，最基本的格式有：某，音某；某有某音；某，旧音某。如：
识，音志（《九叹》“周容容而无识”）。
怠有胎音（《九怀》“衰色罔兮中怠”）。
浇，旧音叫（《九叹》“波澧澧而扬浇兮”）。
洪兴祖对于单音节字或者单音节词的反切注音方式为：某，某某切；某，某某、某某二切。某。旧音某某切。如：
明，重，储用切（《离骚》“又重之以修能”）。
阱，疾郢、囚性二切（《九叹》“庆忌囚于阱室”）。
峊，旧音五结切（《九叹》“山峊兮峉峉”）。
也有个别直音和反切皆用的情况，格式为：某，音某，某某切。如：
屏，音并，卑盈切（《九思》“步屏营兮行丘阿”）。
1.1.2多音字
对于多音字，洪兴祖多采用直音，格式为：某，音某，又音某；某，音某，一音某；某，某、某二音；某，音某，亦音某；某，音某，旧音某；某，旧音某，又音某；某，音某，又音某，一音某，等等。如：
窐，音携，又音蛙（《哀时命》“璋珪杂于甑窐兮”）。
瞭，音了，一音杳（《九辩》“瞭冥冥而薄天”）。
浏，流、柳二音（《九辩》“椉骐骥之浏浏兮”）。
冯，音凭，亦音愤（《哀时命》“愿舒志而抽冯兮”）。
牉，音泮，旧音伴（《九章》“牉独处此异域”）。
憭，旧音流，又音了（《九辩》“憭慄兮”）。
憭，音了，又音聊，一音留（《招隐士》“憭兮栗”）。
直音与反切交叉使用的情况也存在的，形式有：某，音某，又某某切；某，音某，旧某某切；某，某某切，一音某；某，音某，一某某切；某，某某切，又音某；某，音某，一音某，一音某某切，等等。如：
磤，音殷，又于谨切（《九怀》“钜宝迁兮砏磤”）。
姱，音户，旧苦胡切（《九歌》“思灵保兮贤姱”）。
擗，普觅切，一音觅（《九歌》“擗蕙櫋兮既张”）。
沽，音骨，一于笔切（《哀时命》“弱水沽其为难兮”）。
嗌，於革切，又音益（《大招》“不歰嗌知”）。
呴，音吼，一音雊，一音乌角切（《九怀》“熊罴兮呴嗥”）。
采用反切注音的格式为：某，某某切，又某某切；某，某某、某某二切。如：
吮，常兖切，又子兖切（《九思》“吮玉液兮止渴”）。
纚，力知、所宜二切（《九怀》“舒佩兮綝纚”）。
1.1.3同音词
对于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同音词，洪兴祖直音的注音格式是：某、某，音同；某、某，并音某；某，音某，某，音同；某与某并音某；某、某、某、某，皆有某音。如：
昂、卬，音同（《卜居》“宁昂昂志行高也”王逸注：“昂，一作卬”）。
淈、滑，并音骨（《远游》“无滑而魂兮”王逸注：“滑，一作淈”）。
焱，音琰。炎，音同（《九叹》“阳焱焱而复顾”王逸注：“焱，一作炎”）。
姣与妖并音狡（《九歌》“灵偃蹇兮姣服”王逸注：“姣，一作妖”）。
《集韵》腝、 、胹、臑，皆有而音（《招魂》“臑若芳些”王逸注：“臑，一作臑，一作胹”）。
在采用反切时，其格式为：某、某，并某某切。如：
澒、鸿，并乎孔切（《九叹》“鸿溶溢而滔荡”王逸注：“鸿，一作澒”）。
也存在直音与反切交叉使用的情况，格式为：某，某某切，某，音同。如：
憃，丑江切。舂見，音同（《九思》“憃怅立兮涕滂沲”）。
1.1.4叠音词
对于叠音词，要分单音和多音来具体分析。若其字为单音，直音的格式为：某，音某；某某，音某。反切的方式为：某，某某切；某某，某某切。如：
汹，音凶（《九章》“听波声之汹汹”）。
啾啾，音揫（《九章》“蟪蛄鸣兮啾啾”）。
岌，鱼及切（《离骚》“高余冠之岌岌兮”）。
莽莽，莫古切（《九辩》“泊莽莽与壄草同死”）。
若为多音，则注音方式与多音字相仿，如：
衙衙，旧五乎切，又牛吕切（《九辩》“通飞廉之衙衙”）。
1.1.5双音节词
对于双音节词，洪兴祖直音的注音形式为：某某，某某二音；某某，上音某，下音某；某某，音某某。如：
蝼蛄，娄姑二音（《九思》“蝼蛄兮鸣东”）。
唼喋，上音翣，下音霅（《九辩》“雁皆唼夫梁藻兮”）。
婵媛，音蝉爰（《离骚》“女媭之婵媛兮”）。
反切的注音方式为：某某，某某、某某二切；某某，上某某，下某某切。如：
偓促，于角、楚角二切（《九叹》“偓促谈于廊庙兮”）。
阘茸，上托盍，下乳勇切（《九叹》“杂斑驳与阘茸”）。
直音和反切混用的情况较多，主要形式有：某某，上音某，下某某切；某某，上某某切，下音某；某某，某某、某某二切，又音某某；某，某某切，某，某某切，又音某某；某某，上某某，下某某。如：
硠礚，上音郎，下苦盖切（《九思》“雷霆兮硠礚”）。
懭悢，上口广切，下音朗（《九辩》“怆怳懭悢兮”）。
倥偬，苦贡、走贡二切，又音孔偬（《九叹》“愁倥偬于山陆”）。
埳，苦暗切。轲，苦个切。又音坎可（《七谏》“然埳轲而留滞”）。
啁哳，上竹交，下陟辖（《九辩》“鹍鸡啁哳而悲鸣”）。
1.2读若、读如、读作
段玉裁在《说文》的“读”字下注：“拟其音曰读，凡言读如、读若，皆是也。易其字以释其义曰读，凡言读为、读曰、当为，皆是也。”洪兴祖使用这些术语的情况与段玉裁所言不完全相同，洪氏用“读如、读作”来注音，下面具体讨论。用“读若、读作、读为、读曰”来表示假借，这将在下文讨论假借字时作详细讨论。
读若、读如和读作的注音方式为：某，读若某；某，读若某某之某；某，读如某；某，读如某某之某；某读作某。如：
能，本兽名，熊属，故有绝人之才者，谓之能。此读若耐，叶韵（《离骚》“又重之以修能”）。
《淮南》云：悬圃、凉风、板桐，在昆仑山阊阖之中。凡，读如饭（《哀时命》“望阆风之板桐”）。
好，读如好人提提之好（《离骚》“鸩告余以不好”）。
乐，五效切。注读作入声（《七谏》“闻南藩乐而欲往兮”）。
1.3标如字法
“如字”的注音方式有3处。其方式为：某，如字；某，音某，又如字；某，如字，一音某。如：
来，如字（《卜居》“将送往劳来”）。
被，音披，又如字（《九辩》“被荷裯之晏晏兮”）。
薄，如字，一音博（《九章》“腥臊并御，芳不得薄兮”）。
1.4标四声法
对于一些常见的多音字，洪兴祖并未标出其读音，而是仅注明了四声，其格式为“某，某声”。如：
当，平声（《离骚》“哀朕时之不当”）。
予，上声（《九歌》“芳菲菲兮袭予”）。
遗，去声（《九歌》“将以遗兮离居”）。
告，入声（《九思》“忿悁悒兮孰诉告”）。
1.5叶音法
语音会随着时代的变化有所不同，原来《楚辞》时期押韵的句子，到了宋代便不再押韵，遇到这种情况，洪兴祖便采用叶韵法，用“叶、协韵、叶韵”来标明。如：
正，音征，叶韵（《九章》“指苍天以为正”）。
爽，音霜，协韵（《招魂》“历而不爽些”）。
2.文字
2.1古今字
洪兴祖在补注王逸注时，对不少的古今字进行了辨析。其体例主要分为三种：只标明古今字；引文标明古今字；标明古今字并且释字。如：
峕，古时字（《九章》“聊假日以须峕”）。
《说文》：朋，古凤字，凤飞，群鸟从以万数，故以为朋党字。（《离骚》“世并举而好朋兮”）。
唫，古吟字，叹也（《九章》“孤子唫而抆泪兮”）。
古今字的注释方式有三种：某，古某字；某与某同；某与某音义同。如：
峕，古时字（《九章》“聊假日以须峕”）。
辟，与譬同（《九章》“辟与此其无异”王逸注：“辟，一作譬”）。
意与億音义同（《天问》“厥萌在初，何所億焉”）。
2.2通假字
洪兴祖的《补注》注意到了文字的通假情况，多有标注。使用通假时，其采用了“读若、读作、读为、读曰”的格式。主要形式如下：
霾，读若埋（《九歌》“霾两轮兮絷四马”）。
伴，读若背畔之畔（《九章》“伴张弛之信期”）。
倡，读作唱（《九歌》“姱女倡兮容与”）。
差，旧读作蹉（《离骚》“周论道而莫差”）。
瑱，读为镇（《九歌》“瑶席兮玉瑱”王逸注：“瑱，一作镇”）。
鼂、晁，并读为朝暮之朝（《九章》“甲之鼂吾以行”）。
被，读曰披（《九章》“妒被离而鄣之”王逸注：“被，一作披”）。
此外，《补注》中假借还用“通”来表示。主要形式有：某与某古字通；某、某，古书通用；某通作某；某，音某，亦通。如：
玄与县古字通（《离骚》“夕余至乎县圃”王逸注：“县，音玄”）。
澧、醴，古书通用（《九歌》“遗余佩兮醴浦”王逸注：“醴，一作澧”）。
诒，通作贻（《离骚》“相下女之可诒”）。
訾，音赀，亦通（《九辩》“今谁使乎誉之”王逸注：“誉，一作訾”）。即訾与赀相通。
2.3异体字、俗体字
洪兴祖在补注时，对不少的异体字有所考证和辨析，在注释时多有注出。对异体字用“同、通、即”标出。如：
薉，与秽同（《九叹》“情纯洁而罔薉兮”）。
旍，即旌字（《远游》“擥彗星以为旍兮”）。
对于俗体字，洪兴祖的注释形式为：某，俗作某。如《九歌》“璆锵鸣兮琳琅”句，洪补曰：“琅，俗作瑯。”
2.4方言
据笔者初步统计，《楚辞补注》中的方言词语共有62个，其中王逸注了21个，洪兴祖补注了41个。洪兴祖在注释方言时，除了少数直接训释外，主要是依据和引用所能够看到的文献材料。其方言的注释体例大致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直接训释方言词语，不引材料补证。如《九思》“声嗷誂兮清河”句，洪兴祖直接补注：“嗷，呼也。楚谓儿？不止曰嗷咷。”再如《离骚》“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句，洪兴祖补曰：“羌，去羊切。楚人发语端也。”
二是引书证材料以补王逸未注的方言词语。如《天问》“冯珧利决，封狶是射”句，王逸只注“封狶，神兽也”并解释句意。洪兴祖则引《方言》云：“豬，南楚謂之狶。”并且引《淮南子》、《左传》阐述后羿射杀神兽封狶的故事。
三是引书证材料进一步补充解说王逸已注的方言词语。如《离骚》“忳郁邑余侘傺兮”句，王逸已经注明“傺”是方言词，“傺，住也，楚人名住曰傺”，洪兴祖引书证材料补曰：“傺，丑利切，又敕界切。《方言》云：傺，逗也，南楚谓之傺。郭璞云：逗，即今住字。”洪兴祖不仅补充了“傺”字有两种读音，并且通过引《方言》和郭璞注指出了“傺”的为南楚的方言词，同时辨析了“住”、“傺”、“逗”三者的音义关系。
四是对“一作”、“旧作”之类的词语进行方言补注。洪兴祖参照了不同版本，对其中一些不同的词语，在注释中以“一作”、“旧作”的形式标明。如《惜往日》“妒佳冶之芬芳兮”句中的“佳”字，《考异》注为“一作娃”，洪兴祖补注说：“娃，於佳切。吴、楚之间谓好曰娃。”
3.训诂
3.1词义
洪兴祖对词语的训释，是以补充王注为主，他大量引用各种书证材料，除了《说文》、《方言》、《尔雅》等辞书之外，多为先秦、秦汉的典籍，如《左传》、《列子》、《史记》等，还有许多的文学作品，诸如《文选》、《文苑英华》以及历史典籍。其具体的体例可分为声训、形训、义训三种情况来细细说明。
3.1.1声训
声训就是取声音相同或者相近的字来释义，分为音同、双声、叠韵三个方面。音同例如《九歌》“美要眇兮宜修”句，洪补曰：“眇，与秒同。双声例如《七谏》：“世沈淖而难论兮”句，洪补曰：“淖，泥也，女孝切。”“泥、淖”都泥母。叠韵例如《九章》“心絓结而不解兮”句，洪补曰：“絓，碍也。”
3.1.2形训
形训即是用分析文字形体的方法来释义。洪补的形训很少，主要是在分析形声字。如《九歌》“流澌纷兮将来下”句，洪补曰：“澌，从仌者，流冰也。从水这，水尽也此当从仌。”
3.1.3义训
在《补注》中，对于词语训释，所用的最为普遍的是义训。义训一共采用了三字形式，训释有条有理。下面分别介绍这三种方式。
第一种为直训。洪兴祖在使用直训时又采用了三种方式，分别为同训、互训、递训。
同训是用不同的训释字来训释多个语词。如《九辩》“中结轸而增伤”句，洪补曰：“伤，痛也，忧也。”《九辩》“心烦憺兮忘食事”句，洪补曰：“憺，忧也。”《九辩》：“悲忧穷戚兮”句，洪补曰：“戚，忧也。”在这组例子中，用“忧”来训释“伤、憺、戚”三字。
互训是两个字相互训释，即用甲解释乙，又用乙解释甲。例如《招隐士》“虎豹斗兮熊罴咆”句，洪补曰：“咆，蒲交切，嗥也。”《招隐士》“猿狖群啸兮虎豹嗥”句，洪补曰：“嗥，胡高切，咆也。”“嗥”与“咆”相互为训。
递训是用意义想通的字依次辗转解释。如《天问》“降省下土四方”句，洪补曰：“省，察也。”《九章》“愿承闲而自察兮”句，洪补曰：“察，明也。”“省、察、明”三字辗转递相为训。
第二种是推原，即通过探究词义由来来训释。如《离骚》“心犹豫而狐疑兮”句，洪补曰：“《颜氏家训》曰：‘《尸子》云：五尺犬为犹。’《说文》：‘陇西谓犬子为犹。’吾以为人将犬行，犬好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来迎候，此乃豫之所以为未定也。故谓不决曰犹豫。或以《尔雅》曰：‘犹，如麂，善登木。犹，兽名也。既闻人声，乃豫缘木。如此上下，故称犹豫。’《水经》引郭缘生《述征记》云：‘河津氷始合，车马不敢过，要须狐行，云此物善听，氷下无水乃过，人见狐行，方渡。’按《风俗通》云：‘里语称狐欲渡河，无如尾何。且狐性多疑，故俗有狐疑之说，未必一如缘生之言也。’然《礼记》曰：‘决嫌疑，定犹豫。’《疏》云：‘犹是玃属，豫是虎属。’《说文》云：‘豫，象之大者。’又《老子》曰：‘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则犹与豫，皆未定之辞。”洪兴祖引用《颜氏家训》、《说文》、《尔雅》等书来讨论探求“犹豫”、“狐疑“二词的原义，以此来释义。
第三种为义界，即用一句或几句话阐明词义的界限。如《离骚》“初既与余成言兮”句，洪补：“成言，谓诚信之言，一成而不易也。”义界多用于名物训诂方面，具体内容将在下文名物处具体说明。
除此之外，洪兴祖的在注释时，还运用了许多的训诂术语，主要格式有：某，某也；某谓之某；某谓某；某，某貌（也）；某，犹某（也）；某之为言某；一曰（云）；等等。如：
眇眇，远也（《九章》“路眇眇之默默”）。
马立不常谓之駶（《九辩》“故駶跳而远去”）。
邛，谓邛邛駏虚也（《九思》“从邛遨兮栖迟”）。
眽，目财视貌（《九思》“目眽眽兮寤终朝”）。
若，犹及也（《招魂》“和酸若若，陈吴羹些”）。
池之为言施也（《远游》“张《咸池》奏《承云》兮”）。
睇，倾视也，一曰：目小视也（《九歌》“既含睇兮又宜笑”）。
，空虚也。一云：，崖虚也（《九辩》“天高而气清，兮”）。
3.2句意
王逸在《楚辞》每句之下几乎都有所注释，但也有未注的句子。对于这种情况，洪兴祖采取两种方式。一是直接进行补注。如《离骚》“灵氛既告余以吉占兮”句，王逸未注。洪兴祖直接补曰：“灵氛告以吉占，百神告以吉故，而此独曰灵氛者，初疑灵氛之言，复要巫咸，巫咸与百神无异词，则灵氛之占诚吉矣。然原固未尝去也，设词以自宽耳。”二是先言“王逸无注“，然后再进行补释。比如《九歌》“箫钟兮瑶簴”句，洪氏先言“王逸无注“，再补曰：“《仪礼》有笙磬、笙钟。《周礼》笙师共其钟笙之乐。注云：钟笙，与钟声相应之笙。然则箫钟，与箫声相应之钟欤？簴，其吕切。《尔雅》木谓之虡，县钟磬之木也。瑶簴，以美玉为饰也。”
洪兴祖对王逸注文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探讨，对于王注解说简略不明之处，多加以补充疏通，以求得句意精当。如《大招》“魂乎无南，蜮伤躬只”句，王逸只简略的注为：“蜮，短狐也。”洪兴祖则引用《谷梁子》、《前汉·五行志》孙真人、陆机、《说文》等材料说明王逸注的缘由和依据，便于读者的理解。对于王逸及五臣注曲解原意而悖谬难通之处，则加以匡正。如《离骚》“曰勉陞降以上下兮”句，王逸注：“勉，强也。上谓君，下谓臣。”洪补曰：“升降上下，犹所谓经营四荒、周流六漠耳，不必指君臣。”《天问》“缭之兮杜衡“句，洪补曰：“谓以荷为屋，以芷覆之，又以杜衡缭之也。五臣云：‘束缚杜衡，置于水中。’非是。”
此外，洪兴祖还注意到了《楚辞》各篇作品之间所使用的意向，所抒发感情有相似之处，便采用了“互释”的方式来解释句意。一是上下文互相补释。如《离骚》“相观民之计极”句引下文“览相观于四极”互相补释。再如《离骚》“折琼枝以继佩”句与下文“折琼枝以为羞”互相补释。二是征引别的篇目作品来补释。如《离骚》“女嬃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句引《九歌》“女婵媛兮为余太息。”《离骚》“指九天以为正兮”句引《九章》“所作忠而言之兮，指苍天以为正”来补释。
3.3名物、神话和传说
《楚辞》中有着大量的草木花鸟，洪兴祖征引了大量的相关材料、诗赋来对其进行训释。采用的方式为义界。具体情况如下：
一为定义式义界。例如《九思》“虫豸兮夹余”句，洪补曰：“有足谓之虫，无足谓之豸。”《离骚》“岂维纫夫蕙茝”句，洪补曰：“茝，白芷也。”《离骚》“折琼枝以继佩”句，洪补曰：“琼，玉之美者。”
二为比况式义界。如《大招》“鸿鹄代游，曼鷫鷞只”句，洪补曰：“鷫鷞，长颈绿身，其形似雁。”《离骚》“杂杜衡与芳芷”句，洪补曰：“《山海经》云：‘天帝山有草，状似葵，其臭如蘼芜，名曰杜衡。’《本草》云：‘叶似葵，形如马蹄，故俗云马蹄香。”前一个例子先描写“鷫鷞”的体态特征，再用“雁”比况。后一例从气味、形状进行比况。
三为描写式义界。例如《九章》“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句，洪补曰：“《禹贡》：‘淮海惟扬州，厥包橘柚锡贡。’《汉书》：‘江陵千树橘与千户侯等。’《异物志》云：‘橘为树，白华赤实。皮既馨香，又有善味。’”洪兴祖从颜色、气味角度对橘进行了描述。
3.4史实
《楚辞》虽然是诗歌，但是其中仍然有很多叙事的成分，《离骚》、《天问》涉及了许多历史故实，《九章》更是与作者生平紧密相关。王逸虽然对《楚辞》中史实方面有所注释，但是比较支离，不成系统。而洪兴祖在进行史实考证时，做到了有条理，系统性的考据论证，具体情况如下：
一是不引文献，直接补释。这样的情况较少，但还是存在的。如《九章》“乘鄂渚而反顾兮。”洪补曰：“楚子熊渠，封中子红于鄂。鄂州，武昌县地是也。隋以鄂渚为名。”
二是大量引用文献材料进行考察论证。具体情况亦可分为三种。其一是利用单一文献进行论证。如《离骚》“余以兰为可恃兮》。”洪兴祖引用《史记》的《屈原贾生列传》中秦昭王与怀王会一段来论证子兰乃怀王少子，倾襄王之弟。其二是利用经、史、子、集不同类别的文献进行横向互证。如《离骚》“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句，洪兴祖引用经部《孟子》、史部《史记》、子部《尸子》来考证傅说被武丁任用的事迹，以及傅岩所在地。其三是利用不同时代的文献进行纵向互证。如《九章》“封介山而为之禁兮，报大德之忧游”句。洪兴祖引用战国时《庄子》，汉代《史记》、《淮南子》来论证介子推因忠诚而被封之事。
4.校勘
据陈振孙记载：“兴祖少时从刘展如得东坡手校《楚辞》十七卷，凡诸本异同皆两出之。后游的洪玉父而下十四五家参校，遂为定本，始补王逸《章句》之未备者。书成，又的姚延辉本，作《考异》附古本《释文》之后。其末又的欧阳永叔、孙莘老、苏子容本于关子东、叶少协，校正以补《考异》之遗。”洪兴祖于《楚辞》一书，勤为搜罗，广征异本，精心校勘。对于文中异字和异句，洪兴祖均据诸本校出，一一标明。
4.1罗列异文
洪兴祖的《楚辞补注》在校勘方面最大的特色是罗列异文。其校勘异字的主要格式有：某，一作某；某，或作某；某，某书作某；一（本）无某字；一本某下（或上）有某字；一本某下（或上）无某字；一本句末有（或无）某字；一本此句上有某字；某，一作某，古本作某；古本某皆作某；古本无某字。如：
《考异》云：“榜舫，一作榜艕，一作榜舡，一作摘艕，一作摘艕。”洪又补曰：“东坡本作榜舫，《释文》榜作摘。”（《九怀》“榜舫兮下流”）。
皇或作凰（《离骚》“鸾皇为余先戒兮”）。
今《诗》作邻（《九歌》“乘龙兮辚辚”）。
一无“也”字（《离骚》“吾独穷困乎此时也”）。
一本无“明”字（《九章》“待明君其知之”）。
一本“余”下有“于”字（《离骚》“皇览揆余初度兮”）。
一本“宜”上有“又”字（《九歌》“美要眇兮宜修”）。
一本“霑”上无“下”字（《九辩》“涕潺湲兮下霑轼”）。
一本“心”下无“伤”字（《九辩》“不得见兮心伤悲”）。
一本句末有“也”字（《九章》“謇不可释”）。
一本句末无“也”字（《九叹》“乃逢纷以罹诟也”）。
一本此句上有“乃”字（《九章》“猿狖之所居”）。
逢，一作逄，古本作“蓬”（《九叹》“登逢龙而下陨兮”）。
古本“乎”皆作“兮”（《大招》“魂乎归来，无东无西，无南无北只”）。
古本无“上”字（《九怀》“进瞵盼兮上丘墟”）。
洪兴祖校勘异句的格式主要有：一（本）云；一本无某；一本某在某下；古本某。如：
一云：何得肆其犬豕。一云：何肆犬豕（《天问》“何肆犬体”）。
一本云：然中路而迷惑兮，悲蹭蹬而无归。性愚陋以褊浅兮，自压桉而学诗。兰荪杂于萧艾兮，信未达其从容（《九辩》：“然中路而迷惑兮，自压桉而学诵。性愚陋以褊浅兮，信未达其从容”）。
一本无上四句（《七谏》“独冤抑而无极兮，伤精神而寿夭。皇天既不纯命兮，余生终无所依”）。
一本此句在“就祝融兮稽疑”之下（《九思》“屯余车兮黄支”）。
古本：虹采兮霓衣（《九怀》“红采兮骍衣”）。
4.2存疑和改正
除了简单的罗列异文之外，洪兴祖对异字异句也进行了一番细致的考辩，判别是非。对于确定的字词，其格式为：某，一作某，非（是）；一（本）某误作某；某当作某。如：
汎，一作沉。淫，一作摇。皆非是。（《九怀》“汎淫兮无根”）。
徾，一作岳，非（《九思》“狐狸兮徾徾”）。
車尔，当作轸（《哀时命》“心纡車尔而增伤”）。
一本“从”误作“徙”（《离骚》“固世俗之流从兮”）。
、遌，当作遻（《九章》“重华不可兮”）。
对于已经确定为衍文或者是误抄的句子，洪兴祖并未删除，他在尊重原文的基础上补注出该处的错误。如《九歌》“与女遊兮九河，冲风兮至水扬波”句，洪补注曰：“王逸无注，古本无此二句。此二句，《河伯》章中句也。”
对于无法下定论的词语和句子，洪兴祖多用“恐”、“疑”二字。如《九怀》“乃自言尔兮在兹”句，洪注曰：“自言尔，一作息轸，恐非。”《天问》“咸播秬黍，莆雚是营”句，洪补曰：“莆，疑即蒲字。”《离骚》“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句，洪注曰：“一本有此二句，王逸无注；至下文“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始释羌义，疑此二句后人所增耳。”
为了避免简单的重复，加强篇章语句之间的联系，洪兴祖在注释的时候常采用以下几种方式来省略已经注释过的词语。
一是对下文还会出现的词语，洪兴祖在注释之后，常会附上“下同”的字样，以避免再次的注释。如：
帏，许归切，下同，（《离骚》“苏粪壤充帏兮”）。
女，读作汝，下同（《九歌》“与女游兮九河”）。
颠，俗作真真，下同（《天问》“何少康逐犬，而颠陨厥首”）。
秋，一作龝，下同（《九歌》“秋兰兮糜芜，罗生兮堂下”）。
二是对于前文已经注解过得词语，洪兴祖常用“某见《某》”；“某已见《某》”；“已解于《某》”；“某，犹《某》之某”。如：
十日，见《天问》（《招魂》“十日代出，流金铄石些”）。
汎淫，已见《九怀》（《九叹》“汎淫澒溶，纷若雾兮”）。
已解于《离骚经》（《惜誓》“梅伯数谏而至醢兮”）。
轸丘，犹《九章》言轸石也（《九怀》“睹轸丘兮崎倾”）。
三是将文中不同处出现的词语汇集于一处进行注释。如《离骚》“饮余马于咸池兮”句，洪补曰：“《九歌》云：‘与女沐兮咸池。’逸云：‘咸池，星名，盖天地也。’《天问大象赋》云：‘咸池浮律而淼漫。’注云：‘咸池三星，天横南，鱼鸟之所托也。’又《七谏》云：‘属天命而委之咸池。’注云：‘咸池，天神。’按下文言扶桑，则咸池乃日所浴者也。”再如《离骚》“余焉能忍与此终古”句，洪补曰：“《九歌》曰：‘长无绝兮终古。’《九章》曰：‘去终古之所居。’终古，犹永古也。”
以上便是对《楚辞补注》的主要方面做的简单概括。不难看出，洪兴祖的《楚辞补注》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是相当完善的，尤其是在形式上，更具有非凡的开创性。《楚辞补注》是楚辞研究史上的一座丰碑，具有独特的价值和借鉴意义。无怪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言此书“于楚辞渚注之中，特为善本。”
参考文献：
[1]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
[2]刘洪波.洪兴祖《楚辞》解释的适度性[J].内蒙古大学学报，2011（4）：78-83.
[3]张来芳.洪兴祖对楚辞研究的贡献[J].南昌大学学报，1995（4）：103-106.
[4]黄建荣.王逸、洪兴祖的方言训释比较及其影响[J].云梦学刊，2003（5）：5-8.
归去来兮辞原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招魂；复礼；高洁不群；文学侍臣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16）01-0071-04
《大招》自王逸起已不能明确作者，而《招魂》虽然王逸和朱熹都说是宋玉所作，历来怀疑者也颇多，至于文中所招者为何人更是众说纷纭，计有王逸、朱熹的宋玉招屈原魂说，黄文焕、林云铭、蒋骥等的屈原自招己魂说，吴汝纶、马其昶、郭沫若等的屈原招怀王魂说，金荣权、潘啸龙等的宋玉招顷襄王魂说，陆侃如、冯沅君的宋玉招不确定之魂说，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中所说的宋玉招某一楚王说等等，未有定论。历代学者且多征引《三礼》中之“复礼”来考察楚地的“招魂”之俗，未知“复礼”与楚地之“招魂”是不是一回事首先就是个疑问。
一、“复礼”与“招魂”未必等同
“招魂”作为楚地风俗，其地域性是不得不考虑的方面。近人王维堤认为“楚文化除了与中原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之外，还有其本身的特殊性，可以说，它是华夏文化的一个具有浓烈地方色彩的分支”[1]1，“芈姓之族从中原带来了虞商文化和夏文化，当地居民复以百越文化、夷濮文化、巴蜀文化、氐羌文化和土著苗蛮文化充实之”
[1]7，张正明也说“楚文化的主源可推到祝融，楚文化的干流是华夏文化，楚文化的支流是蛮夷文化，三者交汇合流，就成为楚文化了”[2]26，就是说楚文化与周王朝代表的华夏文化是不完全相同的。楚地民俗又多信巫鬼，王逸《九歌章句》言：“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 [3]55，与周朝王畿之地风俗有异。“复礼”见于《三礼》，记载的是周王朝官方礼仪，唐贾公彦《仪礼疏》序曰：“至於《周礼》、《仪礼》，发源是一，理有终始，分为二部，并是周公摄政大平之书”可证，与作为楚地风俗的“招魂”自有区别。《仪礼・士丧礼》记载：“士丧礼。死于适室，挠昧掺馈8凑咭蝗艘跃糅头，簪裳于衣，左何之，Q领于带；升自前东荣、中屋，北面招以衣，曰：‘皋某复！’三，降衣于前。受用箧，升自阼阶，以衣尸。复者降自后西荣”，是一套程序严谨的礼仪制度，与《二招》之“魂兮归来”完全不同。
“复礼”既是一种礼仪，就已经摆脱了它的原始含义而转变为一种规范化了的程序，从而更注重“礼”的意味而不是它的本来用意。《仪礼》中还有“三日，成服，杖，拜君命及众宾”，《礼记・丧服四制》云：“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担主’，或曰‘辅病’。妇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 [4]，服丧之人拄着丧杖，原来可能确实是因为“孝子丧亲，哭泣无数，服勤三年，身病体羸，以杖扶病也”（《礼记・问丧》），但是一旦成为礼仪之后，就成了“礼”的表现而具有了象征的意味，不再属于实用的范围。如果真的是“以杖扶病”，又为什么要在第七天才“授士杖”？又为什么妇人童子“不能病”？其中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复礼”也是如此，由《礼记・问丧》中所云“三日而后敛者，以俟其生也”以及郑玄《礼记》注所云“复者庶其生也”，并不能推导出“复礼”可以招“生魂”的结论，所谓“俟其生”、“庶其生”、孔疏所云“复而犹望生”，无非是在说死者家属不愿亲人死去，希望他还能活过来，这在早期人类社会可能人们真的这样想，但到了丧葬制度已经完备的周代，可能就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仪式了，并不是说家属们真的守在死者身旁等着看他能不能活转回来，所以“复礼”中的“招魂续魄”只是针对“死魂”而言，不过是丧葬礼仪的一部分，关于这一点当代学者金式武在《招魂研究》一文中[5]论之甚详。若是在家里老病而死之人说是“复而犹望生”还可以理解，而《礼记・檀弓》记载：“邾娄复之以矢，盖自战于升陉始也”，按照孔颖达的说法“若因兵而死身首断绝不生者，应无复法。若身首不殊因伤致死，复有可生之理者，则用矢招魂”，那就要首先判断一个人是真死了还是暂时死过去了，然后再分门别类有的“复”有的不“复”，是把“复”当作了一种医疗手段，恐怕是对“以俟其生也”的误会，《三礼》中也不见相关的记载。反观《九歌・国殇》“出不入兮往不反”、“身既死兮神以灵”，或者有灵魂不死的观念，但人死不能复生的概念是明确无疑的。
二、“招魂”之俗为楚地巫医的疗救之术
楚地“招魂”之俗，未有文献明确记载，仅就《二招》来看，很可能是楚地巫医为“颜色憔悴，形容枯槁”的“魂魄离散”之人招“生魂”之用的。当时巫医不分，巫即是医，医即是巫，生病了去找巫师是自然的，洪兴祖补注引《山海经》云：“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几、巫相、巫履。注云：‘皆神医也。’”，即是明证。《招魂》中写道：“曰‘有人在下，我欲辅之。魂魄离散，汝筮予之！’”，《大招》中也说“魂乎归来，凤皇翔只。曼泽怡面，血气盛只。永宜厥身，保寿命只”，王逸注云：“言魂既还归，则与己身相共俱生，长保寿命，终百年也”，可见是招“生魂”无疑。
《招魂》中提到的“掌梦”之官也颇有意味，从“帝告巫阳曰：‘有人在下，我欲辅之’”来看，这个人就应是活着的了，而“巫阳对曰：‘掌梦’”，王逸注云：“招魂者，本掌梦之官所主职也” [3]198，古人往往有睡梦中灵魂会暂时离体的观念，《周礼》也有“占梦”之职：“占梦掌其岁时，观天地之会，辨阴阳之气，以日月星辰占六梦之吉凶”，而只有生人才可能做梦，只有在生人中才有梦可掌，所以这里的“招魂”必定是为生人招“生魂”。 王逸出生于楚地，去古未远，他对楚地这一民俗的解说应有相当的可信度。而当代学者张中一在《〈招魂〉乃屈原自招新证》一文中说，《招魂》“作者在‘梦’地哀‘江南’的‘梦’就是楚江南地”，“楚国历史上习惯把黔中郡洞庭之域称之为江南地”，“战国中期，秦楚争雄，秦国多次想攻占楚江南地，楚予以坚决护卫，在此曾发生过拉锯战”，“‘掌’是掌管某地或某行业的官员”，“‘掌梦’即掌管梦地的官员” [6
]，这种说法恐怕证据不足。第一，史书并无“梦地”这种提法。《史记・楚世家》云：“二十二年，秦复拔我巫、黔中郡”，《秦本纪》云：“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战国策・秦策》云：“秦与荆人战，大破荆，袭郢，取洞庭、五都、江南”，不见“梦地”在何处。第二，文中对“‘掌’是掌管某地或某行业的官员”的推测，来自《周礼》“掌舍、掌葛、掌染、掌炭、掌节”等官职的记载，这些职位都只是掌管“某行业”而不是“某地”，况且相对地位低下，和“掌管某地”的地方官当有不同。按王逸的说法，“掌梦”既可招魂，应是“巫”一类的沟通神人天地的人物，恐怕和行政上的地方官无涉。
对于巫阳所言之“若必筮予之，恐后之谢，不能复用巫阳焉”，历来解说不详，王逸注云：“一云：谢之”、“谢，去也”，《说文》云：“谢，i（辞）去也”，王逸注引五臣云：“阳意不欲以筮与招相次而行，以为不筮而招，亦足可也”，综合考虑，这句话的意思很可能是这样：要是一定要先筮再招，恐怕将来魂魄辞去，就不能再用巫阳之术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则楚地之“巫”与“掌梦”皆可招魂。楚地尚巫，“巫”的地位很高，或者“巫”也兼招死魂，未可知。
三、《招魂》的作者为宋玉而非屈原
《招魂》历来就有屈原作、宋玉作两种看法，最早为《楚辞》作注的王逸对此的态度是明确的，他说：“《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若说是屈原自招己魂，则“主此盛德兮，牵于俗而芜秽”一句无法解释，屈原对自己的高洁不群是很自信的，《离骚》中的例子不胜枚举。若说是屈原招楚王魂，“牵于俗而芜秽”的不是屈原而是楚王，则又何必一定要写“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而未沫”这两句？有一种可能就是该篇从头到尾都是屈原代楚王自招，第一句的“朕”也是指楚王自己，这个“朕”不是在为他人，而是在为自身的“离殃”而诉告上帝以求帮助，这样的话则后面乱辞中对陪同楚王云梦狩猎的叙述又无法解释。如果像钱钟书《管锥篇》中所说“夫发端‘朕幼清以廉洁兮’至‘长离殃而愁苦’，乃患失魂者之词，即‘君王’也”，“《乱》之‘吾’即招者自称……乃追究失魂之由”，一则文中并无人称转换的提示，二来这一段乱辞的用意恐怕还是借回忆随楚王射猎来抒发“时不可以淹”的感慨，王逸注云：“以言尝侍从君猎，今乃放逐，叹而自伤闵也”，正是这个意思，正如孙作云在《〈大招〉的作者及其伪作年代》一文中说的那样，“这一段话的意思是追述作者和楚王田猎游乐之事，并且对于这样的大猎予以赞扬和夸张。案这种有近于弄臣，――至少是帮闲的文学侍从之臣的姿态和屈原的身份绝不相应，和屈原的思想更不相应”，并引《离骚》中征引古代荒唐田猎的帝王以为戒的例子说：“他一再地以荒唐田猎为戒，如何能在招魂词中反以此为荣、大事宣扬呢？这种思想和行为是和屈原的思想、人格、作风相矛盾的” [7]583。而且所谓“君王亲发惮青兕”，怕是和招魂的原由关系不大，若是重在阐明招魂的原委，重点就应放在楚王怎样被猛兽惊吓这一点上，即使这样也与第一段的“长离殃而愁苦”矛盾，无论如何，偶尔一次被猛兽惊吓也不能算作是“长离殃”。单就对“君王亲发惮青兕”这一句的理解来看，也有许多疑问，王逸注云：“言怀王是时亲自射兽，惊青兕牛而不能制也”，是说惊吓了兕牛，若按钱钟书的说法，是“盖言王今者猎于云梦，为青兕所摄，遂丧其魂”，则是说兕牛惊吓了楚王，二者相去极远。至于有学者认为楚人迷信射杀兕牛不出三月必死，张正明在《楚文化史》中说：“楚人有种种禁忌。其中，一项突出的禁忌是不得射杀科雉，说是射杀科雉的人不出三月就要死掉。‘科’借作‘窠’，科雉即尚在窠中的雏雉。《说苑》卷四记：‘楚庄王猎于云梦，射科雉得之，申公子倍劫而夺之……射科雉者，不出三月必死’……《吕氏春秋・至忠篇》亦记此事，但射杀的是‘随兕’而非科雉，‘随兕’必误，因为兕是长着坚厚的皮的庞然大物，非一人所能射杀或夺走。而且，楚人并不以杀兕为禁忌，恰相反，见了兕，只要能杀，他们是不会放过的。杀了兕，可以用它的皮制甲。《吕氏春秋》虽早出，但作者非楚人，不免误记。《说苑》虽晚出，但作者先世是楚人，所记反而近真”[2]119-120，所以这一说或者也有疑问。屈原作《招魂》说的其余证据如史迁读《招魂》而“悲其志”、王逸《章句》序与其内容不符等，许多学者已经予以。
从《招魂》本文来看，也多显示其非屈原所作。屈原一生身陷政治漩涡，几遭放逐，他本身又是一个具有强烈个性和感情的人，日人浅野通有称“其强烈的程度已远远超过常人的标准”[8]，他并总结出“自我夸颂”、“自杀的决心”等几个特点。从《离骚》、《天问》等作品来看，屈赋有下列典型特征：1）围绕着自己的政治理想，抒发不为所用的愤怒、哀伤和绝望，展示自己高洁不群的意愿。这样的例子随处可见，即使在为娱神所作的《九歌》中也不乏其例，如《云中君》“思夫君兮太息，极劳心兮忡忡”，《湘君》“横流涕兮潺，隐思君兮悱恻”等；2）多跳跃性思维，气势大而情绪激烈。3）多写神异高贵之物，意象奇崛险怪而脱俗。而就《招魂》观之，第一，乱辞中的“目极千里伤春心”，充满了对楚王射猎的怀念与留恋，是无可奈何的哀惋而不是愤世嫉俗的失落；第二，语言琐碎，全文略显小气。朱熹评价《大招》时说：“虽其所言，有未免于神怪之惑、逸欲之娱者，然视《小招》则已远矣”[9]，以屈原的激烈个性，恐怕不会津津乐道于鬼神怎样害人、房屋如何豪华、饮食如何精美、歌舞如何繁盛这些俗事。
另外还有一个细节也颇能看出些端倪。《招魂》中写到“长人千仞，惟魂是索些”、“雄虺九首，往来倏忽，吞人以益其心些”，而《天问》中也有“雄虺九首，倏忽焉在？何所不死，长人何守？”，从《天问》来看，屈原对此是持怀疑态度的，在《招魂》中又煞有其事活灵活现地写出来以警告鬼魂天地四方“不可以些”，这种可能性应该说是很小的。种种证据表明，《招魂》为屈原所作的可能是不大的，还是依王逸所说是“宋玉所作”更为妥当。
四、《招魂》为宋玉自招己魂
上文已经分析过，不论是全文代他人招魂还是局部的代他人招魂，就《招魂》本文来看都有难以解释的地方，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即宋玉借巫阳之口自招己魂。批驳自招己魂之说的学者往往以《招魂》中对生活起居的描述不合人臣身份为由，如郭沫若就说：“文辞中所叙的宫庭居处之美，饮食服御之奢，乐舞游艺之盛，不是一个君主是不够相称的”，对此也有学者有不同意见，当代学者熊任望在《运用筛选法为〈楚辞・招魂〉决疑》一文中说：屈原“自招说可通”，“其中‘二八侍宿，夕递代些’，在春秋战国时的高官生活中习以为常，就连小小的卫国大夫公良桓子家中，也有‘妇人衣文绣者数百人’（《墨子・贵义》）。至于大夫私畜女乐，如魏绛受晋侯所赐女乐（《左传・襄公十一年》），在当时也是合法的”，“招辞中说‘二八齐容，起郑舞些’……相当于大夫（或士）一级的‘法定’标准” [9]，非但不是“不够相称”，反而是“低于实际水平”（ 熊任望语）了，更何况巫阳的招辞带有很大的夸张成分，以这一点来否决屈原或是宋玉自招己魂，证据不是很充足。
关于宋玉的生平，因史料缺乏而难以确知，据今人研究，宋玉主要活动时期当在顷襄王在位时期，正是楚国进一步衰败，君昏臣佞，国家多难之时，其大片土地为秦所占，太子也作为人质留在秦国。至于宋玉本人，刘向《新序・杂事第五》云：“宋玉因其友以见于楚襄王，襄王待之无以异”，而《宋玉集序》则云：“宋玉事楚怀王，友人见之于王，王以为小臣”， “楚怀王”《韩诗外传》作“楚相”，“小臣”事实上则是文学侍臣，政治地位和身份不高。《新序・杂事第五》说“宋玉事楚襄王而不见察，意气不得，形于颜色”，《九辩》中也有“离芳蔼之方壮兮，余萎约而悲愁”之句，这些情况和《招魂》中的“牵于俗而芜秽”、“长离殃而愁苦”是相合的，他自己说自己“恐溘死而不得见乎阳春”，所以也有为自己招魂的动机。
《招魂》乱辞中对“与王趋梦兮课后先”的追忆，符合宋玉作为文学侍臣的身份，而当时楚国的危难境况，正是“目极千里兮伤春心”的背景。结合《九辩》来看，宋玉可能也有类似放逐的经历，其中多有离乡远行之句，如“草木摇落而变衰，兮若在远行”、“怆U兮，去故而就新”、“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等，而《招魂》乱辞中也有“献岁发春兮汩余南征”之句。王逸《九辩》序云：“《九辩》者，楚大夫宋玉之所作也……屈原弟子也。闵惜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而有学者考证屈宋并无师生关系，李志慧在《论〈九辩〉在艺术上的独创性》一文中作出这样的判断：“本篇实为宋玉借古乐为题，以抒写自己的感慨愁思，是受屈原影响而写的与《离骚》相类似的自叙传性的长篇抒情诗” [7]667，而《九辩》中“窃独悲此廪秋”、“ 余萎约而悲愁”、 “恐溘死而不得见乎阳春”等句，也与屈原言行相去甚远，所以《九辩》中记叙的正是宋玉自己的亲身经历。两相对照，一个是在“廪秋”时节“若在远行”，一个是“献岁发春兮汩余南征”；一个“登山临水兮送将归”，一个“倚沼畦瀛兮遥望博”；一个“悲哉秋之为气也”，一个“目极千里兮伤春心”；一个“恐溘死而不得见乎阳春”，一个“魂魄离散”而“必筮予之”，时间上从深秋到初春，空间上从离开故土到来到江南，心情上“悲”继之以“哀”，身体状况上“恐溘死”继之以“魂魄离散”，都十分吻合。
综上所述，从《招魂》文本中的逻辑关系、话语风格、情绪流露、创作动机、与《九辩》的比较等各方面的证据来看，都指向宋玉假借巫阳之口自招己魂这一解释。《招魂》首句之“朕”，即是宋玉自己，而“上无所考此盛得兮”之“上”，应是指使自己“长离殃而愁苦”的楚王。因为实际上并不能真的由自己给自己招魂，所以又假托“上帝”令“巫阳”来招，于是有了中间的一段招魂辞。最后的“乱”则是对招魂原由的进一步阐明并借此抒发自己的“伤”与“哀”，又照应了第一段所说的因为长期遭受祸殃而生出的“愁苦”。文意上一气通贯，情感上回环缠绵，全文看起来很清楚。从“入修门些”、“反故居些”来判断，《招魂》很有可能作于宋玉从江南返乡之后。
五、《大招》为景差招襄王生魂
学者多引司马迁所云“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来证明《招魂》为屈原所作，但是司马迁后面还有“读《服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云云，恐怕这个“悲其志”仅仅只是就这些文章而言，并不能作为推断作者的证据，关于这一点，当代学者力之在其《〈招魂〉考辩》一文中有详细解说[11
]。说《大招》为景差所作，理由如下：1）朱熹《楚辞集注》云：“凡差语皆平淡醇古，意亦深靖闲退，不为词人墨客浮夸艳逸之态，然后乃知此篇决为差作无疑也”，对照《大招》与《离骚》、《天问》、《九歌》等作品，《大招》明显没有屈原笔下的凌厉气势，即使与《招魂》相比，也只能算是平实规矩，与朱熹所言“语皆平淡醇古，意亦深靖闲退”甚为吻合；2）上文在驳斥《招魂》为屈原作时所列举的证据如对鬼怪的描述、对歌舞的渲染等，在这里也同样有效。有学者认为《大招》末一段关于国家政事的表达符合屈原的政治理想，以此推断《大招》为屈原所作，实际上所谓“尚三王”云云，作为一种政治理念，未必为屈原所独有，仅仅据此加以判断，恐怕也未必适宜。
说《大招》是招襄王生魂，证据有：1）《大招》中所谓“正始昆只”、“尚三王只”等等，所写均为帝王之事；2）景差与宋玉同时，侍奉的同样是顷襄王。有学者从“魂无逃只”、“思怨移只”等句推断出所招之魂即客死秦国的怀王，恐怕只是臆测，并无有力证据。
参考文献：
[1]中国屈原协会.楚辞研究 [C].济南：齐鲁书社，1988.
[2]张正明.楚文化史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3]洪兴祖.楚辞补注 [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王文锦.礼记译解 [M].北京：中华书局，2001：952.
[5]金式武.招魂研究[J].历史研究，1998（6）：38.
[6]张中一.在《招魂》乃屈原自招新证[J].贵州文史丛刊，1995（1）：26-27.
[7]杨金鼎.楚辞研究论文选 [C].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
[8]浅野通有.自叙性楚辞文学的系统[A].马茂元.楚辞资料海外编[C].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364.
[9]朱熹.楚辞集注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