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去来兮辞作于陶渊明范文第1篇

【关键词】陶渊明 文化内蕴 精神世界

《归去来兮辞》中的“归”“鸟”“松”“自然”等词汇，是陶渊明诗文中出现频率很高的词语，蕴藏着丰富的内涵，关联着陶渊明的哲学思考和人生态度。不能透彻地理解这些词，就不能深刻地理解作品；只有深入领会这些词的内在意蕴，才能找到解读作品的钥匙。

归去来兮――“归”是徘徊后的抉择

陶渊明诗文中，“归”字共出现了五十五次。根据他的诗文研究他的归向，可以把“归”的内涵分为三个层次：一、回归田园。回到远离世俗、远离官场、远离尘嚣的农村，过躬耕自给的生活。如《归园田居》其一：“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归去来兮辞》：“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二、回归自然。回归到人的自然本性，过一种无拘无束、自然而然的率真生活。如《归去来兮辞？序》：“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归园田居》其一：“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三、离开人世，终归空无。陶渊明认为人是秉大块之气而生，死亡不过是“托体同山阿”，最彻底地回归到自然的状态。如《归去来兮辞》：“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归园田居》其四：“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

“徘徊――回归”是陶诗的重要主题。陶渊明在晋宋易代期间最混乱的八年（398－405年）中，先后投身到桓玄和刘裕等人幕府，置身于政治斗争的漩涡中。从青年时代出仕一直到辞去彭泽县令，他徘徊了多年，终于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田园。陶渊明在此时所作的《归去来兮辞》，集中体现了“徘徊――回归”主题：他在文中设想一种新生活，筹划一个新开始；他宣告了徘徊的结束，也宣告了回归的决心。这种在徘徊与回归之间抉择的过程，使作品情感丰富，有一种矛盾的美。

鸟倦飞而知还――“鸟”是归隐的象征

陶诗中屡次出现归鸟的意象，如《饮酒》：“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归园田居》其一：“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咏贫士》：“迟迟出林翮，未夕复来归。”《读山海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归鸟》：“翼翼归鸟，相林徘徊。岂思天路，欣及旧栖。”

鸟归以前，四处觅食求饮，为物所累。推及言之，陶渊明因屈己役于外物而使生命产生负累，待到归鸟趋林率性和鸣之时，诗人也“投冠旋旧墟”（《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高歌“归去来兮”，人鸟各遂其性，各得其所，都从外在对象的追逐中回到了生命的本真状态。诗人由鸟之归息，悟出自然真朴之哲理，这其中关键在“还”字，“还”就是返本。飞鸟日落犹知还巢，人生何独不然？“鸟倦飞而知还”深刻诠释了陶渊明逃离樊笼、返朴归真的生命价值取向。

诗人借着眷恋山林的归鸟，用一种无比依恋的感情，表达了他的向往。从此以后，陶渊明再也未曾出仕，归耕生活成为他的全部，陶渊明之后的大部分作品都展现出一种纯粹、自然的美。

抚孤松而盘桓――“松”是感情的寄托

陶诗中几次出现松意象，如《和郭主簿》其二：“芳菊开林耀，青松冠严列。”《拟古》其五：“青松夹路生，白云宿檐端。”《饮酒》其八：“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四时》：“秋月扬明晖，冬岭秀孤松。”

孤松的形象最集中地表现在《饮酒》其四：“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这棵“孤生松”在强劲寒风的摧折之下，“众芳芜秽”之时，居然在劲风中没有凋残。孔子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当草木都一样青翠的时候，无法知道谁的秉性是坚贞的。必须等到一年中最冷的季节，你才能注意到松柏的常青。“失群鸟”终于选择了一株孤独的、秀美的、坚强的松树作为自己清洁高远的感情的落脚之处，诗人真正找到了一个愿意停下来把自己的身心交托给它的所在。从此以后，不管外界再有什么变化，诗人永远也不会改变了。

陶诗中的松树是理想的地方，是清白的所在，是他在精神上所找到的安身立命之所，有了这个所在之后，他就再也不徘徊彷徨了。直面人生的悲哀苦难，陶渊明找到了一个真正的解决办法。《饮酒》其八：“青松在东园……提壶抚寒柯，远望时复为。”看来，“东园”可能是实有一棵青松的，陶渊明把感情寄托其上，常常“抚孤松而盘桓”。

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自然”是人生的追求

首先，陶渊明所谓自然不是指自然界，而是指一种自在的状态。他希望返归和保持自己本来的、未经世俗异化的、天真的性情，犹如一株树、一只鸟、一座山那样自然而然地生存着。陶渊明说自己“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意思是说自己的质性天然如此，不受绳墨，只能依照自己的本性生活，维持自己本来的状态。

其次，陶渊明所谓自然，含有自由的意味。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就是说在樊笼里不得自然也不得自由，归园田居才复得自然复得自由，不能简单理解为返回大自然（自然界）。

最后，陶渊明以“自然”化解人生的苦恼，把“自然”当作医治人生各种弊端的良药。如《形影神・序》：“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释之。”

在陶渊明看来，只有返回山林田园，躬耕以谋生，而无求于世俗，才能真正得“自然”，从而也得到了自由。返回山林田园是“返自然”的前提。

聊乘化以归尽――“乘化”是生活的态度

陶渊明诗文中的“化”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宇宙间事物迁徙的过程，如四时的运行、朝代的更替、人类从生到死等。如《己酉岁九月九日》：“万化相寻绎，人生岂不劳。”《归园田居》其四：“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二是不可抗拒的万物自身变化的规律。如《悲从弟仲德》：“翳然乘化去，终天不复形。”《归去来兮辞》：“聊乘化以归尽。”《形影神》：“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化”是一种规律，只能“乘”之，不能“腾”之；只能顺从，不能超越。

“归尽”就是死。“化”因具有不可抗拒性，人就不必为死亡的到来而忧虑，也不必为死后的未知而困惑。死虽不可知，但生是可以由自己掌握的，以自然的态度对待生，以泰然的态度对待死，这就是陶渊明的生死观。清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委心任去留’，正是乘化，尤妙。在前有‘抚孤松而盘桓’，是妙于乐此余生也。”陶渊明用“乘化”的思想来化解生死困惑，使他的诗有了一种旷达的气度。

乐夫天命复奚疑――“天命”是哲学的基础

“天命”多见于儒家言论。儒家认为天决定人的命运。陶渊明说“乐夫天命”，联系上文“乘化以归尽”，其思想倒是道家一致。《庄子・德充符》：“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列子・力命》：“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又说：“农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败，仕有遇否，命使然也”。此所谓“天命”，不是宗教里所说的有意志的主宰者或上帝的命令，而是人力无可奈何的“自然”及其力量。生死祸福，得失成败这些社会现象，完全由天命决定，任何人为的努力都是徒劳。

颜延之回忆陶渊明真正面临死亡时的情景，说：诗人“视死如归，临凶若吉。药剂弗尝，祷祀非恤。幽告终，怀和长毕”（《陶征士诔》）。既已自知不起，便平和地委运任化。元嘉四年（427）九月，渊明作《自祭文》，说自己“乐天委分，以致百年”、“识运知命，畴能罔眷。余生斯化，可以无恨”。同时期所作之《挽歌诗》三首写得尤其旷达，诗中自拟死后之种种情形，更是充分表现了他彻底的乐天知命思想。

归去来兮辞作于陶渊明范文第2篇

关键词：陶渊明；人生；困境

在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5《归去来兮辞》一文中，陶渊明先生向我们展示出一幅自由自在，充满乐趣的田园生活。“舟遥遥以轻r，风飘飘而吹衣”“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等等，无论在回家的途中，还是回家之后，处处表现出自由与惬意。

然而在仔细品读之余，我的目光集中到文章的6个问句之上。如行文一开始的“田园将芜胡不归”“奚惆怅而独悲”两句。翻译过来是“田园将要荒芜了，为什么不回去”和“为什么愁苦而独自悲伤”。看起来陶渊明好像要告诉世人，我辞官是因为田园荒芜，我要回去种庄稼。这种说法不大可靠。在本文序言中，陶渊明申明自己回家是因为“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即因为奔丧而离职。民间还流传着“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说陶渊明当彭泽令时，当时郡里一位督邮来彭泽巡视，要他束带迎接，以示敬意，他气愤地说：“我怎么能为五斗米而向这乡里小人低三下四！”即日解绶去职，赋《归去来兮辞》。也就是说，他在官场受了气，辞官回家。再看看“奚惆怅而独悲”，此句前面“既自以心为形役”一句 ，教材解释“以心为形役”意思为“让内心为形体役使”，整个句子为“既然自己让内心为形体所驱使”之意。如何理解这句话呢？参看序言开头几句“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家境贫寒，人口众多，没有粮食。为了养家糊口，陶渊明在亲友的帮助下走上了仕途。用这段话来解释“既自以心为形役”：自己的心灵被家庭的现实处境所驱使，即因为现实生活，不得不抛弃自由去当官。既然当官是迫于无奈，哪为什么又惆怅而独自悲伤呢？可见身在官场的陶渊明，时刻不忘田园生活的自由c快乐。是执着于自己的人生追求，还是顾忌自己家庭的生活需要？陶渊明徘徊了。此处即构成了陶渊明人生的第一重困境：人生追求和现实需要之间的矛盾。

最终，陶渊明选择离开官场，回归家园。家人的热烈迎接，大自然美景的无限留恋，让陶渊明沉醉了。但醉总有醒的时候，当陶渊明醒来时，忧愁慢慢地从心底上升。“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这个世道和我的意愿不合，我还驾着车出去追求什么呢？联系屈原《渔父》句“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不难看出，陶渊明身在官场，亲身体验人人奔名追逐利的生活，而这与陶渊明出仕的理想大相径庭。陶渊明在《读山海经》中说“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诗人在精卫与刑天身上看到他们共有的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从而加以赞颂讴歌，隐含着他自身也时时以这种精神自策自励。虽有济世之才，却无济世之门。是像孔子一样周游列国游说诸侯，还是如庄子一般曳尾泥涂自由自在？是普度天下苍生，还是独自保全自我名节？这里表现出来的是陶渊明人生的第二重困境：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之间的矛盾。

在文章结尾一段，陶渊明连用三个问句，“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首先，陶渊明承接上文“感吾生之行休”说：身体寄托在天地间还能有几时？既然活着的时间不多，那为什么不任由自己的心愿而活着呢？为什么心神不定想要到哪里去？接着，陶渊明自己否定了两个去处，一个是“富贵”，一个是“帝乡”，看来只有寄情田园，忘情山水了。一个人的生命何其短暂，据史料记载，东晋时人的平均寿命为50多岁，此时的陶渊明已经40多岁了，生的时间还有几时呢！然而，中国古代文人孜孜以求的功成名就早已渐行渐远，消失在苍茫之中。也许只有在无尽的痛苦之时，登上高高的山岗大喊几声，发泄心中郁结的块垒，然后不无消沉的告诉自己：乐天安命，别再迟疑。这里表现出的是陶渊明人生的第三重困境：高尚名节与政治理想之间的矛盾。与其说陶渊明先生厌倦了官场而归隐田园，不如说他是怀着无比的失意之情离开了官场。

归去来兮辞作于陶渊明范文第3篇

1、陶渊明（约365年—427年）字元亮，又名潜，号五柳先生，世称靖节先生，汉族，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人。东晋末期南朝宋初期诗人、文学家、辞赋家、散文家。陶渊明去世于元嘉四年,终年六十三岁。元嘉是宋文帝刘义隆的年号,元嘉四年即公元427年。

2、曾做过几年小官，后因厌烦官场辞官回家，从此隐居，田园生活是陶渊明诗的主要题材，相关作品有《饮酒》《归园田居》《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等，田园诗派创始人。

3、陶渊明，字元亮，一说名潜，字渊明，号“五柳先生”，私谥“靖节”（死后由朋友刘宋著名诗人颜延之所谥），出身于没落仕宦家庭，我国第一位杰出的田园诗人。晋世名渊明，入刘宋后改名潜。

（来源：文章屋网 ）

归去来兮辞作于陶渊明范文第4篇

《兰亭集序》描述的是作者王羲之与众名士们在春暖花开的修禊日里，来到风景优美的山阴兰亭，一起“流觞曲水”、饮酒赋诗、尽情欢乐的盛况，并由此延伸，感叹有生之乐和人生苦短，抒发了对生与死的感慨。《归去来兮辞》描述的是作者陶渊明因向往田园又“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辞去官职（彭泽令），毅然“归园田居”的喜悦和对秀美风光、诗意生活的热爱，进而表达了疏离官场、终老田园的决心以及对名利和生死等问题的看法。

从整体上看，两文在生死观上既有同也有异。不过，比较起来，不是通常的“大同小异”，而是“小同大异”“异大于同”。其中，两者较为相同的观点是生年有限、人生易逝。这个方面是比较明显的。例如《兰亭集序》云：“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归去来兮辞》云：“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寓形宇内复几时？”面对良辰美景，两文作者都感叹人生苦短，不及自然万物那样生命持久。这是正常的心理状态，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关键是以何种心态来对待这个问题，能否正视这个问题。两文生死观的不同点正是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迥乎不同，差异甚大，有回避与正视、悲观与达观之分。这一点比较隐晦，需仔细辨别。具体说来，前者的态度是回避的、悲观的，不敢正视死亡的必然性。作者认为人生无常，寿夭由天，生命终归幻灭消失，因而为之无限伤感。例如作者慨叹“修短随化，终期于尽”，表现了在生死面前只能听天由命、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的悲伤；他又借“古人”之口感叹“死生亦大矣”，并直接对人生的最终结局发出悲叹，如“岂不痛哉”“悲夫”等。这种感伤情绪在该文的后半部分挥之不去，笼罩着半篇文章，令人产生一定的压抑感。所以，王氏对生死问题的态度可谓是“悲生悯死”“谈死色变”。相对而言，后者的生死观虽然算不上是积极、乐观的，却也不是消极、悲观的，而是比较达观、开朗的，亦即看得开、敢正视。陶渊明直言道：“寓形宇内复几时？何不委心任去留？”“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作者认为在有限的、所剩无几的生命中，要顺应自然，随缘自足，恬然自安，安度余生，不可有非分之想。可见，陶氏对生死问题的态度不是回避和悲悯，而是直面生死、乐天知命、“视死如归”。

那么，同为东晋时期的士大夫，为何在生死观上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呢？这应该与他们的个人身份、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等因素不无关系。王羲之出身于晋代名门望族，身世显赫，当时位高权重的士族大官僚王导正是其堂伯父，唐诗名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中的王家即指其家族。然而，当时东晋王朝内忧外患十分严重：无力抵御外族入侵，被迫狼狈南迁，残存半壁江山，偏安一隅，苟延残喘，而且仍受虎视威胁。统治阶级之间争权夺利，自相残杀，内乱频仍（如322年王敦之乱、327年苏峻之乱），导致生灵涂炭。此外，北伐严重失利，大败而还，损兵折将，死伤惨重（如349年褚裒北伐、353年殷浩北伐）。如此等等，不能不令统治阶级中如王羲之之类的爱国恤民之士忧心忡忡，心情沉痛。同时，他们也一定会对生命在战争中的极端脆弱感触良深，备感痛惜。另一方面，王羲之所隶属的门阀士族阶级普遍腐朽没落，颓废消极，暮气沉沉，仿佛得了集体“抑郁症”，这同样让人心情压抑。王羲之个人虽然不同凡俗，积极进取，取得了极大的艺术成就，但他毕竟生活在如此残酷和沉沦的环境里，难免不深受周围士大夫空虚消沉、“贪生怕死”等不良因素的影响。所以，王羲之虽为成就非凡的书法家，但在文中流露消沉甚至悲观的情调也就不足为奇了。此即为“环境造就人”。只不过，他比同时代同阶层的士大夫们要清醒、理智一些而已，能认识到“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认为不能将生与死等量齐观，主张有生之年应该做些实事，不宜醉生梦死。这也是这位大书法家的难能可贵之处。但消沉、颓唐、萎靡、堕落，毕竟是他们这个阶层的精神常态，是无法从根本上消弭的。因此，从本质上说，《兰亭集序》在生死问题上出现消极、悲观的论调，不仅是王羲之个人思想情绪的体现，更是他所处的整个士族阶级的思想倾向的体现，是腐朽颓废的统治阶级在政权日薄西山、风雨飘摇之时发出的集体悲鸣与哀号。

归去来兮辞作于陶渊明范文第5篇

笔者日前在为学生教授陶渊明先生的《归园田居》作总结时，告诉学生陶渊明是隐逸诗人之宗，他的诗充满了田园气息，他的名士风范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文人，他的诗文成为了诗意的中国文人心灵的慰藉。就在下课之际，一个平时比较沉默，做事比较低调的女孩子向我提出了疑问：如果说他“少无适俗韵”，那他为何还要进入官场？如果他进入官场是“误入”，是为养家糊口，那辞官就不怕生活拮据？他有着如此的才华，就真的甘心过着农夫般的生活，而真的无所追求？他就真的能有如此超然的态度？

一连四问，足以看出这位女生的专注，思考之深。惊叹之余，开始了我的思索。

古往今来，许多陶渊明的研究者大都以“静穆”二字来形容陶诗所达到的境界，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说的“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有人说“大诗人先在生活中把自己的人格涵养成一首完美的诗，充实而有光辉，写下来的诗是人格的焕发”。陶渊明先生要达到此种境界，恐怕需要经受多年的痛苦与挣扎，经过多年的涵养才能达到啊！

陶渊明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政治环境十分复杂。自小抱着“大济于苍生”的大志，决心在社会上一展雄图，可是却遭遇了东晋末年的变乱，统治阶级的猖狂、无道，对他的满腔热情无疑是一盆冰水。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荏苒岁月颓，此心稍已去。值欢无复娱，每每多忧虑。”尤其让他无奈的是门阀势力的强大，使他这样出身低微的士流从一开始就不具备真正进入社会的机会，这对他来说无疑太痛苦了。既然社会不给他提供发挥才能的机会，陶渊明果断的抽身而去“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解印归隐。他辞官时所作的《归去来兮辞》说出了更深刻的原因：“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

至此，开始了陶渊明的第二个人生阶段。

隐居田园的陶渊明纵酒放浪，其笔下的田园生活似有一种魔力，引人神往：南野、草屋、榆柳、桃李、远村、近烟、鸡鸣、狗吠……眼之所见，耳之所闻无不惬意。“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一远一近，“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以动写静，简直达到了化境。然而在这种甜美惬意，与世无争的背后，却隐藏着陶渊明有志未骋的悲凄，一颗难以平静的心：“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只好借酒来韬晦。

陶渊明熟谙儒家学说，有儒家的入世精神：“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积极用世的人生观念很早就植根于他的思想深处。

《饮酒》诗二十首真实的反映了陶渊明那心里的折磨与焦灼。清王士祯在《古学千金谱》中说：“题是《饮酒》，诗不必咏饮酒也》。”“晋人多言饮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酒。盖时方艰难，人多惧祸，惟托于醉，可以粗远世故。”而陶渊明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借酒言志与惋惜也。

陶渊明虽有五次出仕经历，但究竟半身功名未遂，使之感慨万端，所以“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饮酒》十六）。这是对自己人生的总结，也是功名难成的郁愤。这种抑郁的心情在其归隐的日子时时埋藏于其内心深处：“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饮酒》十九）

“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逢使其淳。凤鸟虽不至，礼乐暂得新，洙泗辍微响，漂流逮狂泰。诗书复何罪？一朝成灰尘。区区诸老翁，为事诚殷勤。如何绝下世，六籍无一亲。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饮酒》其二十）

济世之心，治国之志，陶渊明确实并未弃它们如弃自己所厌恶的那些官职；他内心想要隔断自己同现实政治的关系却又不能而感到痛苦。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饮酒》诗的第七首：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一觞虽独尽，杯尽壶自倾。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

清人吴洪在《六朝诗选定论》中对其评说：“若曰‘无忧’又何用”‘忘’？既有忧，又何云‘远世情’？则己之忧不是世情，原是与民同患之情。此忧无所解，故借酒解之……遂至倾壶，可知其忧之甚多。”

细看此诗有两点：一是饮酒之时，渊明的身心并未真正的达到超脱的境界。从其独进之态，可悟其独处之感。即便是归鸟亦有躁动，否则“趋林”之际早已无“鸣”了。再，此又不是单写归来者渊明也。二是躁动在心，以致长啸，虽“聊复得此生”终是摆不脱对人处世之“傲”。“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可见其欲忘尘世之事却终不能忘。

另一位清代诗论家吴菘对渊明的评价：“陶渊明非隐逸之流也，其忠诚爱国，忧愁感愤，不能自已，间发于诗，而词句温厚和平，不激不随，深得《三百篇》遗意。”

说其“非隐逸流之也”表现了陶渊明那种“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般的志向未灭。另一方面又表现了陶渊明对这种追求的否定，反映在其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思想倾向。即使在“贫居乏人工，灌木荒余宅”“敝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的落魄生活中，陶渊明仍能以“岁月相催逼，鬓边早已白。若不委穷达，素抱深可惜”的紧迫感来策励自己坚定“一往便当已，何为复狐疑”的归隐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