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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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生平范文第1篇

不戴“国学大师”的桂冠

2006年，季羡林先生在95岁高龄时，郑重请辞三大桂冠，远离虚名。“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这是季羡林先生在《病榻杂记》中写下的文字。这里的三顶桂冠分别是“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和“国宝”这三个称号。

对于被称为“国学大师”，季羡林说，

“我自己被戴上了这一顶桂冠，却是浑身起鸡皮疙瘩。”然而，辞世的季羡林，还是没能摘掉这顶桂冠，“国学大师”称号频现于媒体和公众悼评中。

季羡林是一位大师级的学者，在印度古文字学、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领域的研究高度，当下无人企及。但是，非要给“大师”戴个帽子的话，那应该是“印度学”、“东方学”而不是“国学”的帽子。当然，看淡名利的季羡林，并不关心这顶帽子的高度，他不喜欢这种“黄袍加身”的感觉。他在《生命沉思录》中写道：“我从来不相信什么轮回转生。现在，如果让我信一回的话，我就恭肃虔诚祷祝造化小儿，下一辈子无论如何也别播弄我，千万别再把我播弄成知识分子。”美国《侨报》对此评价说，与季羡林相比，当下余秋雨、于丹等“大师”做派不足一论。

但是，自称连“国学小师”都不够更遑论“大师”的季羡林是有国学深厚功底的。作为泛“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学人，季羡林前后的那一代学人都是中西学兼修的，病榻上的他还能背诵几百首古诗和几十篇古文。

1926年，15岁的季羡林考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山大附中的老师尊孔成风，古文水平极高。季羡林的国学之路由此起步。然而，1930年，季羡林考入的却是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在清华，他师从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让他对研究梵文和巴利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35年，季羡林进入德国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德国是当时梵文研究最权威的国家，汇聚了世界知名的梵文学者。这里的希腊文、拉丁文、阿拉伯文、梵文、西欧各国文字，都有水平相当高的教授。“留德十年”，他先后掌握了梵文、巴利文、佛教混合梵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

至此，季羡林学涉中西，但他还是自认为不足以忝列国学大师之列。

大师之交

季羡林的人生际遇与国学大师们交结在一起。这些或师或友的举足轻重的人物，影响了季羡林一生。

季羡林生平最敬仰的4位前辈，分别是陈寅恪、胡适、梁漱溟、马寅初。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影响季羡林的人生态度，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影响季羡林的学术态度，而粱漱溟影响季羡林的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马寅初影响季羡林的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1946年，35岁的季羡林从德国留学归来，在清华任教。在这期间，季羡林和胡适有了密切的接触，他对胡适极为敬重。胡适对这个后学也偏爱有加，直至晚年还曾评价说做学问应该像季羡林那样。季羡林后来回忆说，

“我同适之先生，虽然学术辈分不同，社会地位悬殊，想来接触是不会太多的。但是，实际上却不然，我们见面的机会非常多。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后辈，在他面前，绝没有什么局促之感，经常如坐春风中。”

1999年，季羡林以88岁高龄访问台湾，专程前往南港拜谒胡适的陵墓，行三叩大礼。他在《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中说，“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鞠躬之后，悲从中来，心内思潮汹涌，如惊涛骇浪，眼泪自然流出。此时，我的心情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未了的“大国学”

行至暮年的季羡林先生，视线一度从东方学转移到了国学。

季羡林不是扎到故纸堆里研究同学，而是振兴国学，2007年3月他提出了“大国学”的概念。“大国学”包括全中华56个民族的文化财富，特别是藏族文化、伊斯兰文化。“大国学”还应包括历代中国人向世界学习而中国化了的成果。

季羡林说：“国学应该是‘大国学’的范同，不是狭义的国学。国内各地域文化和56个民族的文化，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又共同构成中国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是一种大一统式的‘文化调和’。因此我想，五术六艺诸子百家之学，东西南北凡吾国域内之学，都可称为‘国学’。在国际上，近似的名词称谓汉学(Sinology)或称中国学(China Studies)，西方学者把藏学、满学等排除在汉学(Sinology)之外，有故意破坏中国大统一之嫌；现代‘华学’学者针对这种情况，把国学称为‘华学’(China Studies)，包括中华汉学和古代三皇五帝所有后裔民族之学，均列为中国之‘国学’。”

“季先生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他晚年提出的‘大国学’概念，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文化是一个慢慢融合的过程，是各个民族和地区一起缔造的，也是历史上中国与其他国家交往、沟通一起形成的，这大大开阔了我们的眼界。”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李学勤说，相对于西方化概念的“东方学”，季羡林研究的其实是他自己的意义上的“大国学”，季羡林“站在中国的立场上”，与西方人的东方学，立场完全不同。

“焚膏继晷，兀兀穷年”

季羡林历经了千回百转的人生。他宣统三年出生，经过清王朝、袁世凯的洪宪、的统治，一直到解放，走过“”，走过改革开放30年。

“焚膏继晷，兀兀穷年”，季羡林为学术耗尽了最后一丝精力，也经历了师友亲朋不在的孤寂和丢画事件的纷扰。

在半年多前，同绕着季羡林身旁的新闻都是诡异的“季羡林丢画事件”。关于丢画事件，季羡林事前并非不知情，但还是选择了忍耐，一如他面临的历次风波。因为季羡林说过，“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两字箴言：一日真，二日忍”。

季羡林生平范文第2篇

长辈：季羡林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农民，叔季嗣诚。1929年，季羡林在经济濒于破产时获得一个到德国去留学的机会。他离开的十一年当中，季羡林的婶母苦苦挣扎，摆过小摊，卖过破烂，勉强维持着一家人的生计。季羡林他婶母出身中医世家，从小学会了一套治病的手段。年近四十才嫁给季羡林的叔父做续弦。妻子：1929年，季羡林与彭德华结为夫妻。彭德华她自幼丧母，只有小学文化水平，是一个真正善良的人，一生没有跟任何人发过脾气。上对公婆，她真正尽了孝道。下对子女，她真正做到了慈母。中对丈夫，她绝对忠诚，绝对服从，绝对爱护。她是一个极为难得的孝顺媳妇、贤妻良母。 儿子：1994年，季羡林的妻子彭德华因病去世，在4万元丧葬费用中，季羡林要求作为儿子的季承出2万，一个要求出，一个不愿出，结果父子交恶。季羡林此时便扬言要与之断绝关系。季承自小却很少得到季羡林的教诲，父子关系一向冷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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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生平范文第3篇

迈克尔・杰克逊与皮娜・鲍什是两位享誉世界的艺术家，他们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文化，拥有社会层面广泛的接受群，他们是大众的大师。相较而言，任继愈与季羡林两位先生在世界上肯定不享有两位艺术家那样尽人皆知的知名度。不过，这两位老人在近百年的生命历程里，却留下了难以数计的文化财富。他们的人生轨迹。无论是学术水平、治学态度，抑或人格品质，都昭示着一种纯粹的、日渐稀少的人文精神。因而，他们的骤然离去，带来的不仅仅是悲痛，还有巨大的失落感。人们通过各种方式追忆他们，打捞他们那些涤荡心灵的声音，挖掘与重温他们的每一个生命点滴，以这样的方式反思当下学术环境中的“浮躁因子”，并期望能够唤醒一些不应随着他们的逝去而一并消逝的态度与精神。

听到“大师”称号浑身就起鸡皮疙瘩

任继愈先生生前以低调、平实而备受尊敬。他曾经公开表示，自己不出全集，他说：“因为我自己从来不看别人的全集。即便是大家之作，除了少数专门的研究者，其他人哪能都看遍?所以，我想，我的全集也不会有人看。不出全集，免得浪费财力、物力，耽误人家的时间。”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杜继文回忆说，任继愈90岁生日时，学生想为他做寿，但是他并没有同意，只是举办了一个很低调的学术研讨会，“任先生始终都把自己当成一个最平常、普通的人，他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可是这也就是他最特别的地方。”

无独有偶。季羡林在《病榻杂记》中曾经写道：“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他提到的“三顶桂冠”，即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他笑说：“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竞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我所到之处，‘国宝’之声洋洋乎盈耳矣。我实在是大惑不解。”

当真正的大师不敢也不愿自称大师时，人们发现，“大师”依然是个高贵而稀有的尊号，而那些以头衔为推销之术，迎合媒体热捧的所谓“大师”们，无非如娱乐版的明星一样，不过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

你敢不敢做一个寂寞的少数人

季羡林究竟有多“了不起”?这是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够得上资格回答的人寥寥可数。但是，从向真求实的角度。并不能因此就玄之又玄地糊弄过去，这有违季老先生的初衷。他说，“其实我没有什么了不起”。也许我们从他曾出版过的洋洋55万言的《季羡林自述：我这一生》一书里可以找到些许判断的依据：其一，读书阶段学了什么?季羡林在德国留学10年，主要精力用在学习梵文和巴利文上。因战事而居留哥延根大学教书期间，“发表过几篇(有关佛教梵语)我(季羡林)自认颇有分量的论文”。但此后“顺应时势改了行”，“尝试了很多领域，成了一名‘杂家”’。其二，研究阶段有什么成果?现在媒体上常见的说法是，季羡林的学术研究涉及范围达14个，季羡林在自述中说这是“根据我自己还有一些朋友的归纳统计”而得的，可见其研究范围的确定得力于“一些朋友”，范围包括印度古代语言、印度古代文学、中印文化交流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中西文化之差异和共性、散文及杂文创作等。其三，学术之外做了些什么?2004年，季羡林和许嘉璐、任继愈、杨振宁、王蒙等名人领衔发起《甲申文化宣言》，强调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多样性共存的必要性以及文化交流的平等权利。不管季羡林愿不愿意，此时的他已经基本只是一个“文化老人”了……这些概况在季羡林自述中大多可以找到，对于并非专门研究家来说，依此也许可以约略了解到季羡林到底有多了不起。季羡林生前说，“其实我没有什么了不起”，老先生说的也许是大实话。

任继愈，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季羡林，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精通12国语言……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任继愈和季羡林是两位大学者，文化界的巨擘，但是，他们具体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内容，大多数人并不十分了解。当看到以上众多头衔时，人们会不自觉地啧啧称奇，两位既熟悉又陌生的老先生印证了何谓学富五车、学贯中西。

事实上，罗列两位先生的上述头衔。并不能完全彰显他们的耀眼成就，而且，仅凭头衔也远远无法尽录他们为文化发展所作出的突出贡献。虽然他们有足够的理由，心安理得地享受社会赠予的一切美名，但是，他们的一生始终与谦逊、低调为伴，对于头衔，甚至诚惶诚恐。

这留给我们一个大问题：你敢不敢做一个少数人?很多人惧怕做少数。季老在德国留学时，孤身一人选修梵文。现在大家奉他为“大师”，一拥而上地崇拜，但其实他原来的位置，却是大多数人都不愿意选择的“少数者道路”。

让今世学人凄怆与忧虑的是一种精神正在走远

任继愈和季羡林两位先生均出生于20世纪初，在五四精神的背景下成长，接受传统文化与新文化的双重浸润。

“人生的归宿，最后的真理，如何与当前广大贫困的农民和破败的农村发生联系?”七七事变发生后。面对破碎的山河，年轻的任继愈如此自问，并从热衷研究西方哲学转而关注脚下这片受难的土地。祖国、人民，夯筑起他学术的坚实根基。

“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许能有所发现。”基于此，年轻而贫寒的季羡林没有选择实用显学，在炮火纷飞、长年饥饿的异国他乡开始了艰涩的梵文、印度文和佛学的研究。对人类文化、对人类和平的热爱，使他掌灯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最朴素的情怀，决定了他们最执著、最长远的学术之路；思想、人文的高度，确立起他们学术的制高点。今天，任继愈和季羡林被世人视为真正人文精神的象征，符号化地仰望和珍视着。

著名学者钟敬文在庆贺季羡林88岁“米寿”时说：“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朴素，季先生的作品就达到了这个境界。他朴素，是因为他真诚。”

季羡林生平范文第4篇

一天清晨，林语堂叼着烟斗，沿着“朗润园”的荷花塘“遛早”，不觉地走到了季羡林家的附近。他知道季羡林有早起的习惯，于是叩门拜访，见到季羡林正在窗前伏案题字。

季羡林虽已九十五岁，但每目题字、写作孜孜不倦。他抬起身，招呼客人过来看他的题字：“清代郑板桥提出来亦书写出来的‘难得糊涂’四个大字，在中国，真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尽人皆知。”

林语堂收起烟斗，走过去端详四个墨迹未干的大字：“聪明系与糊涂相对而言。郑板桥曰：‘难得糊涂’，‘聪明难，由聪明转为糊涂犹为难’，此绝对聪明语，有中国人之精微处世哲学在焉。惟吾恐中国人虽聪明，善装糊涂，而终反为此种聪明所误。中国之积弱，即系聪明太过所至。”

一只白色的波斯猫跳到季羡林的腿上，娇滴滴地蹭来蹭去。季羡林把它揽到怀里：“我也是难得糊涂党的成员。我把糊涂分为两种，一个叫真糊涂，一个叫假糊涂。我的结论是：真糊涂不难得，真糊涂是愉快的，是幸福的；假糊涂才难得，假糊涂是痛苦，是灾难。”

林语堂插话：“此种崇拜糊涂主义，即道家思想，发源于老庄。盖中国人之聪明达到极顶处，转而见出聪明之害，乃退而守愚藏拙以全其身。”

季羡林并没有被林语堂的话打断自己的思路：“至于假糊涂或装糊涂，则以郑板桥的‘难得糊涂’最为典型。郑板桥一流的人物是一点也不糊涂的。但是现实的情况又迫使他们非假糊涂不行。他们是痛苦的。我祈祷老天爷赐给他们一点真糊涂。”

林语堂发觉两人虽然一唱一和，但其实貌合神离，于是打个圆场：“世上究系糊涂者占便宜，抑系聪明者占便宜，抑系聪明者转入糊涂者占便宜，实未易言。”

季羡林掸了掸黏在蓝色“毛装”上的白毛，忽然想到有一句名言，但记不清是“卑贱者最聪明”，还是“聪明者最卑贱”。这时东方的天已经发白，做晨运的人陆续出来了。书房的窗户像一幅很大的屏幕：一个穿红色运动服的小伙子跑过去，一个挺着大肚子的中年妇女走过来，跟在后面不远的是一位寡居的教授夫人。望着“屏幕”上来来往往的众生，季羡林想到古时那些超俗却不能超世的名士：“楚辞所谓‘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所谓‘醉’，就是我说的糊涂。郑板桥倒霉就倒在世人皆醉他独醒，也就是世人皆真糊涂，而他独必须装糊涂，假糊涂。”

听了季羡林剖白似的感言，林语堂注意到书架上有一本《世说新语》，想到书中讲的“竹林七贤”刘伶，这位六朝的名士因能佯狂而得善终；又想到明朝的名士陈眉公说：“惟有知足人，鼾鼾睡到晓；惟有偷闲人，憨憨直到老。”人们佩服贤达名士的聪明，其实就如小龟佩服大龟的龟壳坚实，于是林语堂得出结论：“故在中国，聪明与糊涂复合为一，而聪明之用处，除装糊涂外，别无足取。”季羡林张张嘴想说什么，但两眼被窗外的事情吸引了过去。在荷花塘的对岸有一座雕梁画栋、金碧辉煌的大楼。大楼的墙上有他亲笔题写的“万众楼”三个大字，天天看也看不厌。由于大楼的正面朝西，上午的阳光照不到，因而那三个字灰灰黯黯的。只有等到黄昏的时候，夕阳才会为“万众楼”三个大字抹上落日的余辉。然而今天早上不同于往常，虽然太阳仍然是在大楼的东面升起，但不知什么东西把阳光折射到了大楼的西面。“万众楼”三个大宇正好处在反射的光环之中，金光闪闪。这难得一见的折光反照现象让季羡林浮想联翩，感到无穷的逸趣。

看到季羡林双颊泛出红光，神驰在遐想之中，林语堂知趣地悄悄退了出去。他快步走到荷花塘边，点燃烟斗，深吸几口，心情随着缭绕而上的烟圈变得轻松起来。在眼角的余光中，他见到季羡林的秘书带着两个人走过去。林语堂知道来人一定又是求季羡林题字，但却不知道这次来的是自己老家漳州平和县的人，是来请季羡林为未来的“林语堂文学馆”题写馆名。

季羡林生平范文第5篇

留德十年读后感

我看的这本季羡林先生的《留德十年》花了整整6天的时间，细细的读完了季羡林先生的《留德十年》，阅读期间，整个人完全陶醉于季老的文字之中，读到风趣之事会会心微笑，读到感人之处亦会鼻子发酸……这是一部只写事实的自传，一部只有Waherheit（真）而无Dichtung（诗）的作品，或许没有歌德的DichtungundWahrhe那般办波澜壮阔，但细细的记录每天的所见所闻集聚起来也是是震撼人心的，起码我读了以后久久不能平静，或许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不积跬步无以成千里”之意境吧……全书给予我印象最深的有这样三个片断：对出国热的描述，在火车上邂逅的波兰女孩儿Wala,在哥廷根与女房东以及数位德国教授深厚的友谊。

当时的季羡林，在工作中由于“很安静”而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他想要离开，却觉得人海茫茫，没有一个归宿。这样孤单迷茫的心情相信大多数人都经历过吧。可是先生比我们究竟强在哪里呢？往下读你就会知道，真正有智慧的人是知道自己要干什么的。季羡林就是这样，他知道自己的追求，所以尽管家庭困难，前路不明，他依然踏上了去德国的求学之路。在哥廷根的时期，告别了最初的迷茫，季羡林毅然选择了印度学作为自己的主系，可是他在选择副系的态度上却让人惊讶。他写道，“我在国内就立下大誓：决不写有关中国的博士论文。”我不大了解季羡林，不知道他是在何种情况下说出了这样的话。我想，他大概是因为太厌恶那些投机取巧的留学生，所以急切的想要和他们划清界限吧。在国外用老庄谋得博士的头衔，回来却讲康德和黑格尔，这样的中国留学生是季羡林明确鄙视的对象。可是，从我内心来说，一个人难道不能既倾心于老庄的睿智，又爱慕康德和黑格尔思辨吗？这样的想法未免有些偏颇，但是季羡林对老师的虚心，对治学的严谨，以及对艰苦生活的积极态度，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回到大陆之前的时期当季羡林完成学业之后，他终于要回到祖国了，可是它却对德国产生的深深的留恋和不舍。这一点上我是非常理解他的，不是他爱国爱的不深，而是他生活了十年的哥廷根实在是给了他很多东西。那里有欣赏鼓励他的良师，有能陪他畅谈的益友，有温暖慈祥的女房东，还有那个为了他终身未嫁的美丽女子。更重要的是哥廷根给了他一个能让他安静做人，安静治学的环境，这对于一个学者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啊。就像季羡林的老师吴宓说的，“世事纷纭果造因，错疑微似便成真。”有时候，生命中的一个很小的细节，就有可能对一个人的一生产生莫大的影响，这是多么神奇的一件事啊。就写到这里了，突然觉得没啥话好说了。其实我看书总是抓不住重点，比如看《留德十年》，我就没看出“先生当年抛家傍路赴德求学德经过……友人情深。”之类的东西，反而记住了他在德国虽清贫但可以从心所欲的生活。这也算是种另外的收获吧。以耄耋之年，回忆前尘过往。自然不是让你以他的心态来品味人生。

都说乱世出英雄，但是我看到即使在二次大战这样的环境下，在德国的一个小城有着这样一群人仍然在不闻窗外事的做着自己的学术，过着自己洁净而高贵的生活，他们的生活或许是平淡的，席卷世界的二次大战在他们眼里不过是毫无知觉的来，毫无知觉的走罢了，但是这种平淡带给我的却是深深地震撼，能淡的人们必定会做出不平凡的事业来，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