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的作品范文第1篇

季羡林与彭德华结为夫妻，彭德华只有小学文化，他们的结合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尽管季老的婚姻可谓中国封建婚姻包办的悲剧，但他始终忠诚于自己的婚姻。季羡林在哥廷根读博士的艰难岁月里，有一件事情曾给他带来过前所未有的幸福与快乐，这便是他与一位德国姑娘――伊姆加德小姐之间的一段爱情经历；然而每当季羡林回到寓所，内心便充满矛盾与痛苦，因为他是一个有妻子、有儿女的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幸福与痛苦，欢乐与自责的矛盾心理，一 直折磨着他。最后，他终于决定，为了不伤害或少伤害别人，还是自己来咽下这个苦果。季羡林当年离开哥廷根后，伊姆加德就一直在等待他回来，虽然再也没有得到季羡林的消息，但她依然执意地等待并终身未婚。这个固执而坚忍的女人，伴着一台老式打字机，一等就是60年。为了季羡林，她支付了一生的光阴和爱情。这是一段多么感人的爱情故事，但折射出季老有一颗对家庭坚贞不渝的心，这在今天的社会是一种多么难能可贵的精神。

“奖状”是最早的藏品

季羡林先生最早的藏品本是奖品。这是怎么回事呢？在进入山东大学附属中学以前，乐于钓鱼摸虾的季羡林先生的学习成绩虽然也居上游，却称不上出类拔 萃。但是，在山大附中，季羡林先生的作文无意中受到了国文老师王昆玉先生的表扬，这就激发了少年学子的向学之心，结果，生平第一次考了一个甲等第一，平均分数超过95分，这在全校是独一无二的。当时山大校长兼山东教育厅长是前清状元王寿彭，他亲笔写了一副对联和一个扇面奖给季羡林。从此，季羡林先生才开始认真注意考试名次，不再掉以轻心。结果两年之内，四次期考连考了四个甲等第一，威名大震。

这副对联和扇面，就是季羡林先生最早的藏品，一直保存至今，极受珍爱。有一段时间遍寻不得，当时以为，抗战期间，季羡林先生在德国留学，济南家里的生活无比艰辛，这些藏品可能被拿去易粮糊口了。先生还托人到济南打听寻觅过，当然杳无音讯。这还让素来豁达的季羡林先生很是叹息了一番。还好，终于有一天，王状元的墨宝从书深不知处冒了出来，老先生将它们挂在墙上，静静地欣赏了好一阵子。

抢救文物是初衷

然而，这只能算是季羡林先生的无意收藏。先生有意识的收藏开始于1949年之后，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的建国初期。那个时候，旧时豪门不是变卖藏品逃离大陆，就是摈弃旧物迎接新生。一时间，千年古都北京的街头小店随处可见字画文玩，至于琉璃厂，更是充斥着名家剧迹，而问津者却寥寥无几。季羡林曾说，从主观上讲，他实在不忍心看着这些艺术瑰宝就此流散消亡，总想尽自己的力量，能够抢救多少就算多少。从客观上讲，他也确实有这个能力，至少就经济状况而言，50年代的季羡林先生是属于高收入阶层的。先生是为数很少的一级教授，月工资 300多元，此外还有担任各种职务的津贴和不少稿费，总收入在当时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数字。60年代以前，季羡林先生独自生活在北京，每个月给济南的师母寄去100元，这就可以过相当宽裕的生活了。一子一女进京读大学，先生也是每人每月给15元。就个人生活而言，季羡林先生除了买书吃饭，再也没有什么大笔的开销。因此，先生有相当的条件来实现自己的心愿。

收藏下限齐白石

当年收藏界的现实状况，以及季羡林先生所具备的独特条件，就决定了先生的收藏起点极高。高到什么地步呢？季羡林先生将自己的收藏下限定在了齐白石，其余的都不及相顾。白石老人作品的价格，在当时绝非像今天这样高不可及，其低，同样可以让今天的我们为之咂舌。先生收藏的第一批白石老人作品，是由好友吴作人先生介绍并且代为经手的。30元，入藏的是五幅白石老人蔬果斗方精品，还都带有做工精细的老红木镜框！季羡林先生收藏的白石老人作品多且精，有些是完全超出常人想象的，比如，先生就藏有白石老人的整开巨幅豹子，偶一挂出，精彩流淌，满屋生辉，观者无不目瞪口呆，啧啧称奇。

下限既然定在白石老人，也就由此生发出不少有趣的故事。十多年前，季老的弟子钱文忠协助季羡林先生的已故秘书李铮先生，为先生整理书房。钱文忠在一个旧柜子的底层，发现了用纸线绳草草扎着的一卷东西，打开一看，居然是两张高十余厘米、长100厘米以上的手卷，一张张大千，一张姚茫父！钱文忠赶紧捧去给先生过目，先生茫然说：“我不收藏齐白石以下的啊？”不一会儿，先生想了起来：“当年字画业者度日维艰，我算是一个大主顾了，大概是我买得多 ，他们‘饶’给我的吧！”这，岂不是意外之喜了吗？

季羡林先生学养深厚，自有鉴赏眼光。然而，在收藏的过程中，先生总是心怀慈悲，很少还价。有一段时间，也是当年的规矩，经常有“跑街”的厂甸人往先生家里送字画，请先生买下。先生照例香茶一杯，礼待来者。久而久之，不少“跑街”的也就和这位一级教授、大学者成了知心朋友。

如此这般，数量庞大的铭心绝品就进入了季羡林先生的收藏。坡的《御书颂》就是其中之一。季羡林先生的收入大多化成了藏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收入极高的先生居然了无储蓄。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仇英、董其昌、文征明、祝枝山、唐寅、八怪，等等等等的精品，都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进入了季羡林先生的收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季羡林先生的藏品，几乎可以印制一部中国明清字画史的精品图录,而且，其中颇多巨幅。

文房雅玩数量惊人

季羡林先生的藏品里，还有数量很大的文房雅玩。就砚台而论，沦陷期间，一位北平伪市长的著名收藏，大半都在先生处，数量有几十方，都是今天几乎看不到的妙品。就印章而论，田黄、田白、芙蓉也不在少数，不少是白石老人等名家佳镌。故宫曾经用过一枚随形章，文曰“上下五千年纵横一万里”，陈曼生名作，章料是一方将军洞白芙蓉，原配银托，这也是季羡林先生的藏品。今天已经是涨幅惊人的旧纸、旧墨，在季羡林先生处，也是所在多有。先生钟爱的独孙大泓就曾经用旧墨旧纸猛练大字，先生看到了，也是笑笑，如此而已。

这些古旧文物雅玩也不仅是季羡林先生一人的藏品。主要是字画，有一部分就是师母从济南带到北京的，那只几乎可以躺下一个大孩子的铁皮画箱，后来先生也一直用着。很多人知道，师母彭女士文化程度不高，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师母出身于一个大家族，旧时大家女子所着重者在德容，而不在文才。

季羡林的作品范文第2篇

一、季羡林的成就

季羡林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10岁时开始正式学习英文,高中开始学习德文,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18岁时在省立济南高中求学,其国学老师,翻译家与教育家董秋芳的指教决定了季羡林一生的写作活动。1930年进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是德文。向吴宓、叶公超学习东西诗比较、英文,同时选修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等,在此期间对梵文产生了深厚的兴趣。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赴德国至哥廷根大学学习。在长期的学习研究中,季羡林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影响巨大,1936年决定选择梵文,对中印文化关系进行彻底的研究。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期间主修印度学,学习梵文及巴利文。同时选修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加学南斯拉夫文。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着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同时也是他唯一的听课者。1941年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斯拉夫语言、印度学、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同年成为语言学家艾密尔西克的入室弟子研究吐火罗语。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并继续研究佛教及梵语,在德国期间季羡林发表了多篇重要论文,获得了高度评价,奠定了其在国际东方学和印度学界的地位。因战争归国无路的季羡林在二战结束后不久经瑞士辗转取道东归,经恩师陈寅恪推荐于1946年进入北京大学任教至1983年,创建东方语言文学并一直担任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北大是我国最早成立东方语文系的大学,培养出了大量东方学的专业人才。1956年季羡林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期间历经磨难受尽屈辱。结束后于1978年复出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1984年,改任北京大学南亚东南亚研究所所长。2009年7月11日因病辞世[1]50。

二、季羡林与外国文学的翻译

季羡林在佛典语言、印度古代语言、印度历史与文化、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中印文化关系史、佛教史、印度史和比较文学等领域创作颇多,着作等身,他还精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法文,同时还是世界上精于吐火罗文的几位学者之一。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季羡林曾评价自己是杂家,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季羡林一生着述颇丰,着作书目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罗摩衍那〉初探》、《天竺心影》、《朗润集》、《季羡林散文集》、《糖史》等,大都被收集入24卷的《季羡林文集》中。其中翻译方面的着作包括有译自德文的马克思所着《论印度》、《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译自英文的《家庭中的泰戈乐》等;译自梵文的印度古代长篇史诗《罗摩衍那》、印度着名剧作家迦梨陀娑的七幕诗剧《沙恭达罗》和五幕诗剧《优哩婆湿》、反映印度民间故事的《五卷书》等等,涵盖了印度古代语言、佛经、梵语、吐火罗语、印度的历史和文化等内容。《罗摩衍那》是印度两大史诗之一,被奉为印度叙事诗的典范,在印度文学史上占据着崇高的地位,对整个南亚地区和宗教都产生过深远广泛的影响。在中饱受折磨,被下放看门的季羡林在创作与研究都不能进行的困境中,继续坚持翻译方面的工作,并选中了这部气势恢宏的史诗巨篇《罗摩衍那》,由于历史环境的限制,季羡林只能偷偷地进行翻译,由于《罗摩衍那》是以诗体的形式写就,季羡林坚持译文也应是诗体,要将每首三十二音节的颂译成四行汉诗是非常不容易的,更何况还要考虑到八万行诗的押韵,常常为了找到一个合适的词而失魂落魄,在四年时间里,七篇的《罗摩衍那》译了还不到三篇。结束后,季羡林的翻译工作才光明正大地进行,终于在1983年2月将《罗摩衍那》翻译完毕,这是除英译本之外世界上仅有的外文全译本。十年风雨、十载心血,方铸就了这部长达两万颂,译文达九万行,五千余页的巨着。《罗摩衍那》的翻译是中国翻译史上的一件大事,为中印的文化交流铸起了一座丰碑,季羡林因此被印度指定为印度和亚洲文学会分会主席,被印度文学院授予名誉院士,2008年印度更是首次将印度公民荣誉奖授予当时已97岁高龄的季羡林[2]101。季羡林在梵文翻译上的成就众所周知,而在吐火罗文的译述上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这种本已经失传的语言,仅凭着20世纪初在中国新疆发现的一些残卷而重新面世。季羡林在德国留学时曾经师从艾密尔西克对吐火罗文进行过学习与研究。1974年时,在新疆又出土了44页88面残卷,当时全世界只有不到二十个人懂这种语言,而整个中国只有季羡林懂这些文字,时年63岁的季羡林经过17年的研究,终于破译了全部残卷,并译着出《弥勒会见记》,那时候他已经是80岁高龄的老人了。《弥勒会见记》的译释,对佛教传入中国的经历,佛教在中亚的传播史等的研究都提供了新的依据。季羡林多年从事各种文字文学作品的研究与翻译,出版的译作将近四百万字。中国翻译协会2006年将首次颁发的翻译文化终身 成就奖给予了季羡林,是对他为中国翻译事业所作贡献的一种肯定。

三、季羡林的翻译思想

季羡林一生所获荣誉与头衔非常多,但他自己乐于接受并承认的只有两个,一是教授,一是翻译家。很长一段时间内季羡林谢绝所有聘任,唯独在2004年欣然出任中国翻译协会名誉会长,其目的竟是为了便于为翻译工作提意见。季羡林认为,中国文化从未枯竭的原因是因为不停地有新思想注入,而最大的两次思想注入,一次是来自印度,一次是来自西方。这两次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因此翻译之为用大矣哉。季羡林与他在清华的恩师之一吴宓一样,赞同严复在翻译上提出的信、达、雅的标准。他认为信是忠于原着,达是忠于读者,雅则是对于文学语言的忠诚。即译者需要同时忠于作品、作者和语言。同时做到这三个字,就是上等,可以说是尽翻译之能事了。若是能信而达雅不足,则是中等,而不信不达不雅则为下等。他认为信是翻译的基础,如果不能做到忠实于原文,就不叫翻译。

直译是压倒一切的原则。这点在他翻译《罗摩衍那》这部印度原始的诗时表现得尤为明显。为了将原文的诗体译成中国的诗体,他决定采用顺口溜似的民歌体。同时将原文分两行写的32个章节的颂译成四行,每行的字数基本整齐,并且押大体上能够上口的韵,季羡林可谓用心良苦。译至第六篇《战斗篇》下半部时,季羡林更为严格地将每行定为七言绝句,间或也有五言,从而更接近于民歌体。除了译文更加简洁精练,保留了原文的节奏,尽可能地忠实于原文。季羡林在翻译中不但忠实保留了原诗的信息,还尽量押大致上口的韵,在忠实原着的前提下追求文体之雅[3]133。在音韵上以偶数行押韵,韵脚灵活,音韵协调上口,译文达到了信与美的效果。

季羡林的作品范文第3篇

魏林海，我是认识的。记得十多年前，我在北大游学时，就经常在北大废品收购点看到他的身影，他趴在废品堆里“淘书”，常常抱了一大叠旧书，乐滋滋地回家。

后来才知道，他祖辈务农，是北京本地农民，家住北大西门外不远的六郎庄。他上小学时赶上了“”，初中毕业后就没学可上了，只得回家务农。在田里干活时，村民侃三国，他闻所未闻，觉得自愧不如，从此发奋学习文化。

凡是看到带字的纸张和书籍，他都一一收集，数十年如一日地“淘书”，他竟成了远近闻名的“藏书状元”。

二十岁那年，魏林海赶上招工，成了海淀区环卫所的一名清洁工。他的业余时间，就是到处“淘书”，拜访“文化人”。

魏林海是一位热衷“追星”的人，不过他追的都是文化界的名人。他拜访过臧克家、季羡林、任继愈、启功、李德伦等文化名流。启功曾为他题词“自强不息”，臧克家写了“凌霄羽毛原无力，坠地金石自有声”的条幅送给他。

最让他沾沾自喜的是季羡林先生评价他的题词：“林海先生所从事之工作，与其弘扬文化之热忱颇有距离，然而，林海先生竟能一身而二任之，真可以入奇人传矣。”

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魏林海与六郎庄的几位书画爱好者，办了一个书画展，去请一位有名的画家题词，却遭遇“闭门羹”。

魏林海一气之下，就跑到北大朗润园季羡林先生家，与季老说明了缘由，请求帮忙。季老爽快地为他的书画展题写了横幅：“六郎庄农民书画展”，并在自己的一本散文集上题上“梅花香自苦寒来”赠送魏林海。当时魏林海真是有些受宠若惊。

魏林海与季羡林结交有十多年，他钦佩季老的学问和人格。二十四卷本的巨著《季羡林文集》出版后，他节衣缩食，花上千元购买了一套用来珍藏与研读。每年除夕，他都要去季老家拜年，季老也常送他一些保健品，让他带回家孝敬年迈的父母。

季羡林的作品范文第4篇

对季羡林先生，不能算采访，只能是拜望。作为一位住在医院的国宝级老人，不能让他谈太多的问题。季老的秘书杨锐女士只安排了20 分钟，我们不能违反规定。虽然我们准备了一幅书法作品，带来了季老平常喜欢的两盆水仙，还有一大捧鲜花，但这都不能成为打扰他老人家的理由。

季老所住的301 医院南楼实在难进，从门口的警卫，从登记程序的复杂和严格，从工作人员的礼数、风度和气质，我们可看出其“住客”的分量。传达室的工作人员称季老为首长，我们颇感惊诧：一个学者能达到如此重要的“首长”级别，这是千万知识分子望尘莫及的。

我们按时来到季老所住病房的门口，秘书杨锐女士示意我们稍等一会儿，因为老人家午睡刚起床，需要梳理一下。尽管年事已高，但要见客人，还得有些讲究。不一会儿，我们得到许可，轻轻走进房间，双手合十，向老人家鞠躬、行礼。老人家穿一件白底蓝色方格的长袖衬衣，右边胸口的衣兜上印着“总医院”字样。他坐在一张小桌前，起身不便，就在那里微笑，用同样的手势和我们打招呼。杨秘书告诉我们，握手是不可以的，因为怕老人家受病菌感染。照相可以，但不要用闪光灯。当然，话题不能太多，老人家承受不起这样的压力。作为跟随季老近十年的秘书，杨锐女士深知其中的利害，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使命。病房很宽敞，天花板很高，地面很干净。季老一人住，显得有点空旷。墙壁上挂着一幅工笔花鸟，画面色彩明丽而温馨。一幅由季老照片放大、加工、装裱的作品格外醒目，多年前季老穿红色羊毛衫、戴黑色圆帽，在老干新枝下拄拐杖的笑容定格在艳红的梅花丛中，显得特别精神。

虽然屋外寒气袭人，但房间里十分温暖。靠墙的桌子上放着许多书刊，还有报纸，最显眼的是一个圆球状的雕塑和一尊印度佛像。印度佛像，代表着老人家数十年来与梵文、印度学及佛学研究的密切关系。床头柜上，有闹钟、笔筒和电话，表明老人家还在和时间赛跑，和外界沟通，还在用他的方式，表达对学问、对人生、对世界的看法。

沙先生向季老展示他创作并撰书的藏头诗隶书作品：“季荷飘香溢未央，羡贤清标寓意长。林植孤山无梅外，乐对鹤子唱夕阳。”季老始终微笑着，一边欣赏作品，一边打量我们，似乎在传递一种信息，表达一种祝愿。据说他视力已经很差，提笔写字基本上是凭感觉。但他那深邃的目光，蕴涵着近一个世纪的风云。他已经不需要用眼睛观察世界了，他寿眉的粉白，额头的沟壑，以及微微张合的嘴，仿佛是一种文化符号。照相的时候，季老很配合，杨秘书也特别关照，破例允许我们使用闪光灯，拍两张我们认为满意的作品，好让我们长久沐浴老人家的智慧之光。

感悟季老

说起季羡林先生，当今中国学子应该说都很熟悉。有一段时间，媒体封他为“国宝”、“国学大师”和“泰斗”，他强烈要求摘下这几顶桂冠。因此，我只好用目前学界通用的名号，称他为东方学家、语言学家、翻译家、教育家和散文家。有人评价，季老不仅学贯中西，融汇古今，而且在道德上融合了中外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如传统士大夫的仁爱精神、忧患意识和责任感，坚毅的气节和情操，西方思想家的自由独立精神、尊重个性和人格平等的观念，开放创新的意识等。这些品质凝聚在季老身上，使他能够做大学问，成大事业，有大贡献。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他的许多学术著作和翻译作品（如印度史诗《罗摩衍那》），虽因尖端精深，曲高和寡，但其积蕴的学术之光，穿越春雨秋霜，映照着历史的天空。“季羡林”与其说是人名，毋宁说是智慧、才学和品行的象征，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人生曲径与心路历程的凝聚和投射。

1911 年8 月6 日出生于山东清平县的季羡林，1930 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 年进入德国哥廷根大学，1941 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46 年回国，受聘北京大学，创建东方语文系，开拓中国东方学园地。他在印度古代语言、中印佛教史、吐火罗文译释、中印文化交流史、比较文学、东方文化、敦煌学、唐史研究等方面，创获良多，著作等身，成为享誉海内外的学术大师。他还创作了大量散文和杂文作品，风格自成一体，在文学界享有声誉。学界公认季老是中国东方学的创始人，为兴盛中国的文化学术事业和高等教育，构筑东西方文化的桥梁，作出了卓越贡献。1999 年7 月，印度文学院授予他“名誉院士”称号；2000 年，德国驻华使馆代表哥廷根大学给他颁发“金质奖章”；2004 年，他荣获“亚洲优秀作家”称号；2006 年，中国翻译家协会授予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中央电视台授予他“感动中国奖”，颁奖辞是：“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学问铸成大地的风景，他把心汇入传统，把心留在东方。”

2001 ～ 2002 年，季先生运交华盖，先后三次住进301 医院，其中两次是抢救。如今，他已在医院住了好几年了，这是入院时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据说，在北大朗润园季先生家中，老人家最疼爱的大白猫叫了数日，一直等着主人归来。一批又一批新生来到季府窗下，殷殷地向里张望，期冀能有奇迹发生，至今却未能如愿。而要到医院看望季老，是难上加难的。2006 年秋，笔者采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朗润园）主任林毅夫教授前，沿着季先生漫步过的小径，徘徊良久，因未能见到季先生而深感遗憾。没想到事隔仅两年，我便圆了一个好梦。真是万幸。古人说，天佑善人，老天爷让季老成功地战胜病魔，使他在耄耋之年，还能有《千禧文存》、《季羡林论佛教》、《我的人生感悟》、《季羡林谈人生》、《病榻杂记》、《季羡林论国学》、《佛教十五题》、《季羡林自述：我的学术人生》等著作问世，这不能不让新时代的青年学子感到欣慰。我忽然觉得，一些人长寿，对社会是一种负担；而季老的长寿，则是一种贡献。

直面季老，他的目光，慈祥而温暖；他的表情，朗澈而宁静，使我们能融化外界的喧嚣；我们的敬畏之心，像早晨的花朵一样绽放。我想，这就是文化的力量，是一位仁者、智者给我们的洗礼。应该说，季老的精神，由东方文化传统凝结而成，是一代代思想家、文化巨匠薪火传承的高贵文脉，是五千年文明之树上呈现的圣贤风骨。这种文脉和风骨显示：“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告诫后辈学子，“君子之爱人也，以德”，“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他所以在晚年再一次红遍学界，原是有坚实的人格基础和学术底蕴。

季老近一个世纪的学术人生，用他的话说:“天天都在读书写作。越老工作干得越多。”他绝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斋学者, 相反, 他胸中承载着天下万物。他始终保持独立思考的精神，绝不人云亦云。虽然他常说自己是“样样通, 样样松”，但实际上，他是真正的高人、逸人、超人，是当代鸿儒。

季羡林的作品范文第5篇

爱情与爱国情

1935年，季羡林在德国哥廷根大学留学时，租住的房子和迈耶家在同一条街上。迈耶家的大女儿叫伊姆加德，是个身材高挑、面容白皙的美丽姑娘。1937年，季羡林开始写博士论文，而论文在交给教授之前必须打印成稿。这可难住了季羡林，因为他买不起打字机，更不会打字。这时伊姆加德小姐说：“我父亲的工厂刚好淘汰了一部打印机！而我正好想练习打字。”

从那天起，每天晚上7点半后，季羡林都会抱着一堆书稿前往迈耶家。论文稿几经修改后杂乱无章，而且内容是复杂枯燥的梵文，对伊姆加德来说简直就如天书。但是她总是挂着温暖而恬静的微笑来打印这些“天书”。在接下来的4年时间里，季羡林在伊姆加德的帮助下完成了数百万字的论文。伊姆加德把最美好的青春光阴给了这个博学睿智的男子，而她纤细的手指，也一一抚摸过他那些后来让中国和世界都为之惊叹的文字。

书稿完成，两个年轻人心中的爱情火花也快要迸发时，有一天季羡林却说：“我要离开了，我的祖国需要我……”当女孩说“留在这里好吗？我也需要你！”时，季羡林心里充满矛盾与痛苦。他想：自己随时要离开这里回到中国。如果他不管不顾地留在哥廷根，当然可以和伊姆加德携手一生。但是，成全异国之恋就意味着“抛弃”祖国和家乡的妻子儿女。季羡林当初留学的初衷，就是等学有所成之后，回到祖国去报效国家的。他痛苦地摇了摇头说：“这里只是我的第二故乡，我要回到祖国去……”四天后他离开了德国。虽然伊姆加德再也没有得到季羡林的消息，但她依然执意地等待并终身未婚。这个固执而坚忍的女人，伴着一台老式打字机，一等就是60年。

一次，季老谈到出国见世面、学本领的感受时说：“所以我现在赞成年轻人还是出国。可是我最反对出去不回来。我最厌恶出去不回来。”

【立意点拨】对于季羡林来说，伊姆加德为他付出的精力和心血，他知道;为他作出的无私奉献，他清楚。这一切，他应该感激才是。然而，当伊姆加德说出“留在这里好吗？我也需要你！”这句话时，他心里充满矛盾与痛苦，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祖国和家乡的妻子儿女。由此，可从以下方面立意：爱国情怀、家乡情结……

【运用示例】季羡林是一个坚定的、忠诚的爱国者，他留学德国时，同一位金发碧眼、姿容美丽的德国姑娘伊姆加德擦出爱情的火花。但是，当想到自己的祖国和祖国的妻子儿女都需要自己时，他经过痛苦的内心冲突作出抉择：他要回到祖国报效国家。正是靠着这种坚定的爱国精神，他在中国文化研究等十多个学术领域取得辉煌成就，为祖国的文化事业建树了丰功伟绩。

【点评】从阅读中获取人物的典型事例，并对之进行分析、评论，用以表达自己的情感态度，分析到位，用例恰当。

【素材呈现二】

三辞“桂冠”

一辞“国学大师”。“说到国学基础，我从小学起就读经书、古文、诗词。对一些重要的经典著作有所涉猎。但是我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功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后来专治其他的学术，浸淫其中，乐不可支。除了尚能背诵几百首诗词和几十篇古文外;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观上谈一些与国学有关的自谓是大而有当的问题，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国学知识并没有增加。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 为此，我要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

二辞“学界泰斗”。“……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我一生做教书匠，爬格子。在国外教书10年，在国内57年。人们常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特别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天天运动，花样翻新，总的目的就是让你不得安闲，神经时时刻刻都处在万分紧张的情况中。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一直担任行政工作，想要做出什么成绩，岂不戛戛乎难矣哉！我这个‘泰斗’从哪里讲起呢？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说我做出了极大成绩，那不是事实。说我一点成绩都没有，那也不符合实际情况。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为此，我要昭告天下：请把我头顶上 的‘学界泰斗’桂冠摘下来。”

三辞“国宝”。“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13亿‘国宝’吗？在中国，一提到‘国宝’，人们一定会立刻想到人见人爱憨态可掬的大熊猫。这种动物数量极少，而且只有中国有，称之为‘国宝’，它是当之无愧的。可是，……在一次会议上，北京市的一位领导突然称我为‘国宝’，我极为惊愕。到了今天，我所到之处，‘国宝’之声洋洋乎盈耳矣。我实在是大惑不解。为此，我要昭告天下：请把我头顶上的‘国宝’桂冠摘下来。”

【立意点拨】季羡林三辞“桂冠”之举，在图名图利、人心浮躁的当今，尤为可贵！一些沽名钓誉者，唯恐“桂冠”不得或太少。即使任职、兼职一大堆，也不愿意辞去！由此，可以从以下方面立意：一是呼唤真正的“国学大师”。在“国学”声势极盛、趋之者众的当前，公众们强加季羡林“国学大师”的称号也表明了公众对真正“国学大师”的期待和呼唤。二是人格是最高的学问。季老一再被人们强赐“国学大师”的称号，其实是因为他学问精深、为人淳朴、品德高洁，是因为其在国际、国内均享有崇高的声望和地位。这正如白岩松所说的“人格是最高的学问”。三是谦虚是高尚的美德。有一句格言说得好：“谦受益，满招损。”这句格言形象地阐明了谦虚这一美德的意义。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无论任何时候，谦虚都是一个人应当坚持的操守，应该遵循的美德。

【运用示例】季羡林是平易近人的。他虽然是精英中的精英，但他自己却从不这样认为，他甚至一直想去掉自己头上的“三顶帽子”――国宝、国学大师与学界泰斗。他想要的从来就不是“帽子”，而是像精英一样做学问，像平民一样做人。这就是平民精神与精英文化精神的完美融合。

（摘自习作《走近季羡林》）

【点评】能够从季羡林一直想去掉自己头上的“三顶帽子”这件事，挖掘到季羡林不求“帽子”，而求像精英一样做学问，像平民一样做人的内在品质。分析透彻，概括准确。

【素材呈现三】

严己宽人

曾有一位学者在某报撰文，指责季老“自封大师”云云。季先生闻说后如往日一般平静，说：“人家说得对，我本来就不是什么大师。只不过我运气好，好事都往我这儿流。”他说：“我就两条，爱国和勤奋。我总觉得自己不行，我是样样通，样样松。”并说：“人家说得对的是鼓励，说得不对是鞭策，都要感谢，都值得思考。即使胡说八道，对人也有好处。就怕一边倒的意见，人就晕了。”

他特别能看到别人的优点，赞扬起来从不吝啬。在《我眼中的张中行》中，季先生称张先生“是高人、逸人、至人、超人。淡泊宁静，不慕荣利，淳朴无华，待人以诚”。“我常常想，在现代作家中，人们读他们的文章，只须读上几段而能认出作者是谁的人，极为稀见。在我眼中，也不过几个人。鲁迅是一个，沈从文是一个，中行先生也是其中之一。”

季羡林还敢于为他人站出来讲话。早在1986年，他就写了《为胡适说几句话》一文，震惊文坛。当时胡适还是个“反面教员”，人人谈“胡”色变，无人敢涉足这一“”，有朋友劝他不要写这样的文章，风险太大。季羡林认为，由于胡适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胡适的评价问题就不仅仅是一个人的评价问题，而是一件涉及许多重大学术问题的大事。自己有必要站出来说话，把真相告诉大家，还胡适以真面目。他的文章发表后，得到学界的普遍肯定和响应，开启了重新评价百年学术史的先河。

【立意点拨】难得一位大学者对另一位大学者如此欣赏。季羡林先生把他对张中行的钦佩之处老老实实地告诉读者，一副甘拜下风的若谷虚怀。更难得一位大学者勇敢地站出来为胡适这个“反面教员”撰文说公道话。由此，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立意：一是赞美虚怀若谷的品德，二是要有实话实说、敢说真话和实话的精神。

【运用示例】我眼中的季羡林是豁达睿智的。他意气风发，有足够的胆识与能力，没有该讲而不敢讲的话，没有什么该做而不敢做的事，更没有什么心虚畏惧之处。正如“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纵浪大化中”所述一样，季先生一生追求真、善、美，其人格影响与学术成就不相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