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范文第1篇

季羡林，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名誉副主任，中科院院士。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佛学家、作家。精通12国语言。

1911年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官庄。6岁入私塾读书。10岁开始学英文。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产生兴趣。

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修习德文。

1934年，清华毕业后到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教国文。

1935年，作为交换生赴德留学。

1936年，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

1941年，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46年至1983年，回国任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文革”结束后复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曾是第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并以学者身份出访多国。

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本世纪初，对文化、中国文化、东西方文化体系、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纪的人类文化等重要问题，在文章和演讲中提出了许多个人见解和论断，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

2003年，因身体原因住进301医院，即使在病房里，每天仍坚持读书写作。

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

季羡林爱书，平生也写了不少书。古今中外赞美读书的名人和文章，多得不可胜数。张元济先生有一句简单朴素的话：“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天下”而又“第一”，可见他对读书重要性的认识。

为什么读书是一件“好事”呢？

也许有人认为，这问题提得幼稚而又突兀。这就等于问“为什么人要吃饭”一样，因为没有人反对吃饭，也没有人说读书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我却认为，凡事都必须问一个“为什么”，事出都有因，不应当马马虎虎，等闲视之。现在就谈一谈我个人的认识，谈一谈读书为什么是一件好事。

凡是事情古老的，我们常常总说“自从盘古开天地”。我现在还要从盘古开天地以前谈起，从人类脱离了兽界进入人界开始谈。人成了人以后，就开始积累人的智慧，这种智慧如滚雪球，越滚越大，也就是越积越多。禽兽似乎没有发现有这种本领，一只蠢猪一万年以前是这样蠢，到了今天仍然是这样蠢，没有增加什么智慧。人则不然，不但能随时增加智慧，而且根据我的观察，增加的速度越来越快，有如物体从高空下坠一般。到了今天，达到了知识爆炸的水平。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克隆”使全世界的人都大吃一惊。有的人竟忧心忡忡，不知这种技术发展伊于胡底。信耶稣教的人担心将来一旦“克隆”出来了人，他们的上帝将向何处躲藏。

人类千百年以来保存智慧的手段不出两端：一是实物，比如长城等等；二是书籍，以后者为主。在发明文字以前，保存智慧靠记忆；文字发明了以后，则使用书籍。把脑海里记忆的东西搬出来，搬到纸上，就形成了书籍，书籍是贮存人类代代相传的智慧的宝库。后一代的人必须读书，才能继承和发扬前人的智慧。人类之所以能够进步，永远不停地向前迈进，靠的就是能读书又能写书的本领。我常常想，人类向前发展，有如接力赛跑，第一代人跑第一棒；第二代人接过棒来，跑第二棒，以至第三棒、第四棒，永远跑下去，永无穷尽，这样智慧的传承也永无穷尽。这样的传承靠的主要就是书，书是事关人类智慧传承的大事，这样一来，读书不是“天下第一好事”又是什么呢？

但是，话又说了回来，中国历代都有“读书无用论”的说法，读书的知识分子，古代通称之为“秀才”，常常成为取笑的对象，比如说什么“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是取笑秀才的无能。这话不无道理。在古代———请注意，我说的是“在古代”，今天已经完全不同了———造反而成功者几乎都是不识字的痞子流氓，中国历史上两个马上皇帝、开国“英主”，刘邦和朱元璋，都属此类。诗人只有慨叹“可惜刘项不读书”。“秀才”最多也只有成为这一批地痞流氓的“帮忙”或者“帮闲”，帮不上的，就只好慨叹“儒冠多误身”了。

但是，话还要再说回来，中国悠久的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传承者，是这一批地痞流氓，还是“秀才”？答案皎如天日。这一批“读书无用论”的现身“说法”者的“高祖”、“太祖”之类，除了镇压人民剥削人民之外，只给后代留下了什么陵之类，供今天搞旅游的人赚钱而已。他们对我们国家竟无贡献可言。

总而言之，“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

季羡林小时候打架很厉害 最怕写作文

读小学就知道赚差价

季羡林6岁时离开老家山东省清平县（今聊城临清市），投奔济南的叔父。书中写道，在济南第一师范小学就读期间，季羡林心里“压根儿就没有‘规矩’两个字”，顽劣成性，“学校规定要写毛笔字，他就和同学互相往脸上涂墨汁……回家以后还乐此不疲，在堂妹脸上画画，也让堂妹为他画胡子。”

季羡林十分聪明，但都没有用到学习上，“他把零花钱攒起来，在上学的路上看见有卖花生的铺，就买一大包，然后分装成小包，到学校里加价卖给同学，赚了点钱。”

带头组织策划打老师

季羡林小学时候，最厉害的是打架。钱文忠写道：“季先生因为个子小，岁数小，常被人欺负，但是他一直要把欺负他的人打服了为止。”更严重的是，季羡林还组织策划轰老师。当时有一个姓孙的老师对学生很凶，季羡林就带头策划，说等孙老师一进教室，一拥而上把课桌踢翻，然后把事先准备好的果子扔向孙老师的脑袋，把他打跑。不过，因为大多数同学临阵脱逃，“起义”失败了，季羡林被揪出来，挨了一顿板子。

怕作文怕得出毛病

除了打架，季羡林还喜欢看“闲书”，特别是武侠小说，并且学着书里的招式瞎练武功。“他听说只要把手指在米缸里经常插，时间一长，把米换成沙子，接着再插，到最后可以练成铁砂掌，一棵树都可以戳倒……他就猛练起来，一直练到五个手指鲜血直流。”

季羡林范文第2篇

1、季羡林的作品有：《季羡林文集》 ，《清塘荷韵》， 《听雨》， 《季羡林说：清华那些事儿》，《季羡林谈人生》，《母与子》， 《三个小女孩》。

2、《一双长满老茧的手》， 《季羡林随想录：夜来香花开的时候》， 《重返哥根廷》， 《留德十年·迈耶(Meyer)一家》，《垂钓》， 《月是故乡明》，《林腊梅》， 《病榻杂记》， 《天竺心影》， 《朗润集》。

（来源：文章屋网 ）

季羡林范文第3篇

先生的学问非我等门外人可以问的,但先生的处世风范是各色人等可以学的。先生是“学界泰斗”,更是做人的大师。大师者,待人以真情也。

一

先生在《怀念母亲》一文中说,“我一生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生我的那个母亲,一个是我的祖国母亲”,“我对这两个母亲怀着同样崇高的敬意和同样真挚的爱慕”。

对于生身之母,1994年,先生写道,“我这永久的悔就是:不该离开故乡,离开母亲”。

1917年春节前夕,作为当时季氏家族中唯一的男孩,他被从乡下送到济南叔叔家,为的是把他培养成人,光宗耀祖――穷得不能再穷的父母也没有别的办法。就这样,年仅六岁的他离开了母亲。没娘的孩子最痛苦。寄人篱下的他想念故乡的娘亲,常常半夜醒来一个人偷偷哭泣。稍大的他立下誓愿:一旦大学毕业,自己找到工作,立即迎养母亲。然而没有等到他大学毕业,母亲就永远地走了。当他看到母亲的棺材,看到那简陋的屋子,“我真想一头撞死在棺材上,随母亲于地下”。

后来,他常梦到母亲――

留学时,“夜里梦到母亲,我哭着醒来,醒来再想捉住这梦的时候,梦却早不知道飞到什么地方去了”。

耄耋之年,“我仍然频频梦到面目不清的母亲,总是老泪纵横,哭着醒来”。

他回忆不起母亲的笑容来,母亲好像是一辈子都没有笑过。“家境贫困,儿子远离,她受尽了苦难,笑容从何而来呢?” 他为自己未能侍养母亲而悔恨终生。他老年时说:“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呆在母亲身边,即使她一个字也不识,即使整天吃‘红的’。”

200l年,90岁高龄的先生回到故乡,在母亲墓前,长跪在地,泪水滴到了眼前的香烛上:“娘啊!这恐怕是你儿子今生最后一次来给你扫墓了。将来我要睡在你的身边。”

对于“养身之母”,先生说:“当一个中国人是感到很光荣的。”

留德期间,他对祖国充满了怀念。“这种怀念,在初到哥廷根的时候,异常强烈。以后也没有断过。”当博士论文加口试,共得了四个sehrgut(优)时,他觉得“我没有给中国人丢脸,可以告慰我亲爱的祖国”。

他爱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秉承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德,“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即使老年时住在医院,他每天也要“听”《参考消息》《光明日报》。听到“和谐”,他思考;得知地震,他捐款……他感动了中国。

他说,“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

二

先生的妻子彭德华文化不是太高,只念过小学,同先生这个大知识分子在文化上毫无共同的语言,但这并未影响先生对她的尊重。先生说,“在道德方面,她却是超一流的。上对公婆,她真正尽上了孝道;下对子女,她真正做到了慈母应做的一切;中对丈夫,她绝对忠诚,绝对服从,绝对爱护。她是一个极为难得的孝顺媳妇,贤妻良母”。

先生在哥廷根时,同美丽的伊姆加德小姐产生爱慕之情。但是他内心充满矛盾与痛苦。他是一个有妻子、有儿女的人,如果和伊姆加德结合,未来的生活大概会是幸福美满的。但是,那样做,不仅意味着对妻子、儿女的背叛和抛弃,也意味着把自己的亲人推向痛苦的深渊。这是违背他做人的原则的,是他无法办到的。反之,如果他克制自己的感情,又会使深爱着他的伊姆加德失望和痛苦,自己也会遗憾终生。最后,他为了不伤害或少伤害别人,还是自己背起沉重的十字架,把异国之恋拒之门外。

上世纪90年代初,先生的学生当面问:“您离开德国之前,英国剑桥大学曾经想聘请您,您不是可以带上伊姆加德去英国吗?为什么不去呢?”先生说:“当时如果去英国,对于我个人来说既可以进一步深造,又可以有自己的感情。但是,我不能去,我不仅热爱自己的祖国,而且妻子德华是再好不过的人了,我很尊敬她,所以我一定要回国。”

先生说过:“我认为,能为国家,为民族,为他人着想而遏制自己本性的,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能够百分之六十为他人着想,百分之四十为自己着想,就是一个及格的好人,为他人着想的百分比越高越好,道德水平就越高。”他是一个先人后己的人,是一个大好人。

三

先生在清华上学时也曾经是个“愤青”,甚至对师长有过“大不敬”,但是毕业后,一直到老,他对自己老师恭敬有加、感恩不已。

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是先生的德国老师。正是教授的严格训练,悉心传授,他才获得了博士学位。季羡林永远感激他,称他为“博士父亲”。

西克教授是先生的另一位德国老师。教授诲人不倦,将他毕生最专长的学问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先生。当时正值二战,食物缺乏严重,面包没有了,黄油没有了。有一次,先生想给恩师增加点营养,他费劲拔力地积攒了一点奶油,是自己两个月没吃硬省出来的,又想办法弄到了一点面粉和贵似金蛋的鸡蛋,还有一斤白糖,到一个最有名的糕点店里,请糕点师傅给烤制了一个蛋糕。他捧着蛋糕,就像捧着宝贝一样,小心翼翼地送到老教授家里。老教授显然有点出乎意料,他的双手有点儿颤抖,叫来了老伴,共同接了过去。两位老人激动得连“谢谢”二字都说不出来了。这件事成为先生一生最愉快的回忆之一。

先生出国留学是通过交换留学生出去的,而促成这事的是冯友兰先生,为此,他终生感谢冯先生。尽管先生在清华大学上学没有听过冯先生的课,可是归国后,先生始终对冯先生执弟子礼。

陈寅恪先生是先生的引路人,如果没有陈先生的影响,他就不会走上治学道路。对陈先生,先生是敬畏且感恩的。先生到北大工作后不久,陈寅恪先生也来到北京。先生几次出城,穿过几十里农田,冒着被绿林人士打劫的危险,去清华园拜见恩师。陈先生年老体弱,但最喜欢喝栅栏红葡萄酒。这种酒是在北京的天主教外国神甫酿造的。于是,先生几次到神甫们的静修院(今为北京市委党校所在地),在地下室中买到这种酒,然后跋涉到清华园,送到恩师手中。几瓶红葡萄酒,现在算不了什么,但是在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当年,却是非同小可。

先生念念不忘的老师还有哈隆教授、布莱恩教授和胡适先生、汤用彤先生、董秋芳先生……

先生生前想干的事情之一,就是写作《中外恩师谱》。

四

生活中的先生,中山装、布鞋,是他一贯的装束;一日三餐,吃的全是家常饭。他纯朴得像个农民。先生待人真诚,虽然官至北京大学副校长,但是一点架子也没有。

杨匡满在《为了下一个早晨》一文中,提到这样一件事:

有一天晚上,他已经躺下了,电话铃响了。

“季副校长,我们这楼停水了。”

“我家里也没水。”

“那请你赶快反映反映吧!”

“行行行!”

没有架子的人,别人有事当然愿意找他。

海淀区掏粪工人魏林海,很上进,喜欢写写画画,虽挣钱不多,却自己掏钱买书弄了个图书馆,对所有人都开放。他想找人写个匾额办画展,先是去找了某名人,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后来有人给他出主意,说北大的季羡林没有架子,你可以去找他。结果季老不但给他写了,而且给他捐钱买书。他说:“这样的人,我很崇拜他。”

五

先生做了一辈子的教师,用“桃李满天下”来形容一点都不夸张。

就像恩师当年对自己一样,他对学生的帮助不遗余力。

梁志刚回忆,1964年秋天入学后,系学生会通知没有脸盆的可以去领一个。后来知道那不是公家发的。那时刚经历三年困难时期,有些来自贫困家庭的同学买不起两元一个的白搪瓷脸盆,只好用五毛一个的瓦盆洗脸。先生知道了,就自掏腰包买了几十个脸盆送到学生会。

王邦维在做先生研究生时,做硕士论文需要到北图去看《赵城藏》,而《赵城藏》是北图的镇馆之宝、一级文物,以研究生的身份根本接触不到。跟北图联系,北图答复:“季先生这种人物可以看。”王邦维跟先生说了这种情况,先生毫不犹豫跟王邦维去了文津街那里的北图。王邦维说:季先生跟我去了之后,拿到《赵城藏》只是大致看一下,然后就自己去看《罗摩衍那》的校样去了。他就坐在我的旁边,我拿着《赵城藏》在他身边一看就是几个小时,是他等我而不是我等他。这样的师生画面够有意思的吧。

一次,先生在校园里走着,忽然一辆自行车停在他面前。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从车上下来,向先生问:“您是季羡林教授吗?”“是我。”“季先生,我没有什么事,我只想当面向您说一句:我很敬佩您。”

这样的人又有谁不敬佩呢?

季羡林范文第4篇

季羡林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从1935年到1945年，他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

当时，季羡林租住在一个善良的德国老太太家里。在他住的同一条街上，还有一户叫迈耶的德国人家。夫妇俩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名叫伊姆加德，年龄比季羡林小一些，金发碧眼，皮肤白皙，而且活泼可爱。迈耶家也像其他德国人一样，把多余的房间租给中国留学生住。恰好，季羡林的好友田德望便是迈耶家的房客。季羡林常去田德望住处拜访，久而久之，便同迈耶一家人熟悉了。正在读博士学位的季羡林当时不过三十，年轻英俊，待人谦和有礼，又说得一口流利的德语。迈耶一家人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经常邀请季羡林来他家做客。

当时季羡林正在写博士论文，在送给教授看之前，还必须用打字机打成清样。热心的伊姆加德小姐表示愿意帮助季羡林打字。季羡林的论文都是一些稀奇古怪的文字，又修改得很乱，对伊姆加德小姐来说，简直像天书一样。因此，伊姆加德小姐打字时，季羡林必须坐在旁边，以便咨询。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季羡林和伊姆加德小姐之间渐渐产生了感情。

他们的心事很快被细心的迈耶太太看穿。这个开朗的德国老太太很喜欢季羡林，觉得他有学问、人品好。因此，她很乐意撮合女儿的这桩婚事。因而以后迈耶家凡有喜庆日子，招待客人吃点心、吃茶等等，迈耶太太必定邀请季羡林参加。一对异国青年同时坠入了爱河。

但是，现实是残酷的。季羡林当时已经为人夫，为人父。尽管那是一桩没有爱情的包办婚姻。于是，每当回到寓所，他的内心便充满矛盾与痛苦。他爱伊姆加德，伊姆加德也爱他。如果他们由相爱而结合，自己未来的生活大概会是幸福美满的。但是那样做，不仅意味着对妻子、儿女的背叛和抛弃，也意味着把自己的亲人推向痛苦的深渊。这是违背他所受的教育和他做人的原则的，也是他无法办到的。认真考虑之后，这个对别人考虑永远胜过自己的国学大师最后决定压抑自己的情感，离开德国。

离别是痛苦的。季羡林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离开迈耶一家，离开伊姆加德，心里是什么滋味，完全可以想象。”1945年9月24日，他又在日记中写道：“吃过晚饭，7点半到迈耶家去，同伊姆加德打字。她劝我不要离开德国。她今天晚上特别活泼可爱。我真有点舍不得离开她……”

季羡林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依依不舍地离开迈耶一家到了瑞士。之后两人还通过几次信，但他回国以后就断了音讯。1983年，季羡林回到哥廷根时曾打听过伊姆加德，当然是杳如黄鹤。他只得无可奈何地说：“如果她还留在人间的话，恐怕也将近古稀之年了，而今我已垂垂老矣，恐怕没有机会再见面了。”

据说2000年时，香港某电视台的一位记者为了拍摄季羡林的传记片，曾专程到哥廷根去了一趟。最后终于找到了伊姆加德，并且访问了她。当年的伊姆加德小姐如今已是满头银发，然而精神矍铄。询问的结果更是出人意料：伊姆加德终身未婚，独身至今。而那台老式的打字机依然静静地放在桌上。

季羡林范文第5篇

北大教授季羡林在中国文化界、学术界无疑是位重量级人物。但说他无所不能，说他行行出彩，说他国际一流，说他国学泰斗等等，未免过了。比如说，季老的专业是印度语的研究，却被称为国学泰斗，媒体曾就此名不副实提出过非议；再如，季老写过诗，但无论是数还是质，都不能算出类拔萃，绝无仅有，只能算玩票而已，却被封为“桂冠诗人”，弄了个由国内评比颁发的国际大奖。季羡林的著作出版也极混乱，是“造神”内容重要的一面。

其实，“造神”未必是季羡林老人的本童。因为，前不久《中国青年》报载文称：“对于自己一生的学识，季老先生一向都非常谦虚谨慎，自我评价十分低调。”他在审阅由哈尔滨出版社隆重推出的最新回忆文集《此情犹思――季羡林回忆文集》的编者前言时，不止一次说：“不要提什么‘国宝’、‘大师’，真正的大师是王国维、陈寅恪、吴宓，我算什么大师?我生得晚，不能望大师们的项背，不过是个杂家，一个杂牌军而已。”

已经95岁高龄的季老先生应该是谦逊的。世事洞明，淡泊名利，谦虚谨慎，有容乃大，应该是季老先生的本色。因为，实至名归。对于著述立身的文化老人，什么阵势没有见过，什么场面没经历过，还有什么名声没有得过，“造神”已无法再增加个人的高度，无非是一种荣誉累赘，一种精神负担，甚至是一种信誉伤害。比如．有的作者竟以所谓“大爱”为由，说季羡林不仅爱老师、爱朋友，还爱“不是亲属胜似亲属”他的秘书李老太太，置季羡林的家人、亲属和李秘书丈夫和家人于不顾。有的记者，甚至把这位李秘书老太，说成是季羡林的夫人，并公诸报端，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那么，我想，对季老先生“造神”的，一方面应该是学术界，而学术界中当以季老的后学和追崇者为主。这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界、学术界的一个通病。后生们对于自己的先生总是五体投地，礼拜有加，却普遍缺乏那种“吾爱吾师，更爱真理”的品格，缺乏追求真理的执著、无私和无畏。所以，总是俾众星拱月那样捧着学术界的领袖或领军人物，总是只说好不说坏，说好则不顾事实，一好百好，一通百通，好上加好，登峰造极，无以复加。之所以如此，既出于对大师的崇敬．更出干一种私心，即“沾光”心理、“背靠大树好乘凉”的心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心理。因为，荣耀了先生就是提升丁学生，先生升了仙界，我辈便可“鸡犬升天”了。如此媚态和奴性，总之是一种丑陋的劣根性。